龙南玉石仙岩:董仲舒传略

董仲舒传略

◇刘立人

　　董仲舒（前194-前114），西汉广川县（今河北省枣强县与景县交界处）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

　　其故里所在，历来有争议：一说为枣强县旧县村，该村之所以称旧县村，就因为是旧广川县城所在地；旧县村分前后二村，后村有董子祠，内有高二米三五、宽一米五的董子石刻坐像，该祠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像背镌“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旧县村施财弟子管正尊韩安辅、妻姚氏”字样；坐像前，左右有二童子侍立石像，东聋西哑，寓意为：董子教化，“振聋发聩”。祠前有民国时期所立《重修三皇庙董子祠碑》，题额：“亘古不朽”。另一说为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该村原名别墅董家里，村中原有董子庙，其正殿匾额书“阐道醇儒”，外大门匾额书“西汉大儒祠”，均为清康熙帝御笔。殿中塑董子坐像，与人等高，两侧各一泥塑弟子侍座，亦为“东聋西哑”。该村新建董子祠，大门对联沿用旧祠联：“书受秦烧，十三经重阐奥义；策承汉诏，四百载广开文明。”横批：“学富五车”。

　　其实，枣强县旧县村与景县大董故庄村，虽分属两县，但地理位置仅相距二、三里许，近在咫尺，其间阻隔原由黄河改道之洪水冲决所致，当同为董子故里。

　　今大董故庄村东南十里远处，还有与董子就学、讲学有关的董学村，现属河北省故城县坊庄乡。该村原名十里长村，因董子少年时期在此就读乡校，青年时期路过此地又曾下车环立竹竿、围起布幔为迎候于此的当地学生讲课，故改名董学村，又名下帷村。村中原有董子庙，庙中同样塑有董子坐像与东聋西哑弟子像。董子泥塑像腹中，乡人发现内藏古镜，其寓意为：董子心如明镜。

　　由于旧县村、大董故庄村、董学村比邻而在，鼎足而立，说及董子故里，乡谚称：“咱董子爷，腚坐一州（景州），脚踩两县（枣强与故城）。”此间还有董仲舒少小离家赴齐郡向公羊传人公羊寿虚心求学，与小毛公毛苌切磋《诗》学，河间献王刘德请他讲学等等逸事传闻。这一切都表明董仲舒年轻时的学问、人品在家乡就受到普遍赞誉，这一切也表明家乡人民对董仲舒的热爱与尊崇。

　　董仲舒天资聪颖，自幼刻苦好学，以悉心研究《春秋公羊传》出名，《史记·儒林列传》称：“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这是说，由于董仲舒专心于学问，长达三年之久也不曾窥视一下屋旁的菜园。这所谓“精”，即指心志专一。为求得学业的更加精进，见闻的更加广博，中年时期，董仲舒举家迁往长安，游学京师，从此离别家乡。在京期间，他与同时在京的孔子后裔孔安国、孔延年兄弟交谊甚笃，特别与治《尚书》之学的名儒孔安国更有师友之好。

　　汉景帝时，董仲舒任博士，潜心钻研孔子学说，被举为贤良。“贤良”，为汉代科举名目。博士则为官职，秩比六百石，在汉代十六级粟石品级中，仅列第八级。该职官官阶虽不高，但声望却较高，其职责是担当皇帝的学术顾问，既各自研究并传授其专门之学问，又参预政事讨论，并外出巡行视察。

　　董仲舒在为其博士弟子传授他所擅长的《春秋》公羊学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史记·儒林列传》）这是说，他在家中教书，为防止外界干扰，特地放下室内帷幕讲读《春秋》。因为学生太多，新来的学生只能从学长那儿辗转接受他的学问，有些学生甚至从未见过他的面。让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课程，这是董仲舒创造的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后来汉武帝在他的建议下，设立太学这一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博士对太学生的教学，就采用了这种教学形式。董仲舒教育学生不仅言传，而且重视身教，他的进退举止，不合乎礼法的绝不去做，学生们因此都非常尊敬他，并效法他。也因此，他的学生有成就的很多，突出的有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县人吕步舒。褚大做了梁国的国相；吕步舒做了丞相长史，他奉皇上的命令去审判淮南王造反的案子，根据《春秋》的义理很公正地了结此案，事先并没有向皇上请示，但皇上认为他的做法很正确。另外，“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史记·儒林列传》）《史记》作者司马迁也曾“学于董生”。

　　汉景帝去世后，武帝即位，召试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有上百人应诏对策，武帝都不够满意。据《汉书·武帝本纪》，在元光元年（前134）的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所上《天上三策》最为武帝赏识。所谓“对策”，是始于汉代的考试取士的办法，以政事、经义等设问并写在简策上，让应考者对答，叫作对策。董仲舒的《三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治国方略与措施，最后归结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

　　对策之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国国相，奉事易王。从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来看，他确有“王佐之材”，本当留在朝廷，居宰辅之位，但他为人廉直，遭人妒忌，受到排挤，才从长安被远置江都（今扬州）。不过，董仲舒的官阶已大大提升，其事权也相应地提高。王国相，秩二千石，在汉代十六级粟石品级中，列第三级；王国相作为朝廷派出的代表，得以在王国内主政，对诸侯王既要辅佐，也可谏诤与举奏，负有辅导和监察的双重责任。江都易王名非，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的同父异母之兄，又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景帝赐他天子旗，他凭着这些政治资本，在江都很不安分，“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书·江都易王传》）汉武帝其所以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国相，正是要借重他的大儒声望，以制约这位不安份的皇兄。

　　董仲舒就任江都相后，一直以儒家的礼义来扶正易王，很快就得到易王的敬重。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们之间倒也相安无事。一天，易王对董仲舒说起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灭掉吴国的往事，认为帮勾践出谋划策的三位大夫泄庸、文种、范蠡是越国的三位“仁人”，这种看法究竟正确不正确，他想请董子为他决断。其实，孟子早就说过“春秋无义战”，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他们全凭诈力取胜，这三人怎么能算仁人呢？董仲舒从中察觉到：易王表面上是称颂越王勾践的霸业，实际上是怀有分裂国家、称霸东南的野心；表面上是夸奖越国三位谋臣的才干，实际上是要笼络自己成为他的心腹爪牙。董仲舒当即向易王严正指出：“粤（越）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意思是：越国根本就没有一位算得上“仁人”！真正称得上“仁人”，应该是深明道义的人，这样的人不谋求一己私利，不盘算非法的功业。董仲舒另外举出一件春秋往事说，当年鲁国国君想攻打相邻的齐国，曾征求大夫柳下惠的意见，柳下惠不但回说“不可”，还以“伐国不问仁人”的嫌疑，而自惭自责。实际上，董仲舒是借柳下惠自比，表明自己反对诈力、不愿为虎作伥的立场与心迹。

　　易王内心的秘密一下子被董仲舒识破，自然十分畏惧，若是董仲舒举奏上去，是难逃国灭身死的下场的。董仲舒没有这样做，而是善意地告诫他，他也为董仲舒的人格精神所感动。从此打消了称霸东南的不法图谋，也逐渐收敛了他一贯“骄奢”的作风。清代江都诗人宗元鼎（1620-1698，本期《清初“广陵五宗”及其诗文》一文详作介绍，编者注）曾就此事评论说：“夫易王素骄勇，问董子云：勾践与泄庸、种、蠡谋伐吴，为越有三仁乎？此其意与景帝时七国吴王濞之意无异也。董子以仁人数语折之，而易王畏服，则默有以靖江淮未形之乱，此正谊明道之效也。”（《董子祠碑》）所谓“默有以靖江淮未形之乱”，是指无形中制止了一场新的“吴楚七国之乱”，不仅安定了江淮地区，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董仲舒在扬州倡言的“正谊明道”，也因此为人称道，而逐渐为天下人知晓。

　　董仲舒在任江都相期间，还把他家乡普遍种麦的生产经验引进江都地区，在农业生产上大力提倡种麦，劝导农民改“一熟制”（只种水稻）为“二熟制”（种稻之后再种麦），从而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使江都地区更加富庶。有了这一成功的实践，在他结束江都相的任期，回到京城长安之后，他又上疏，“说武帝使关中民种麦”，原来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也“俗不好种麦”，在董仲舒看来，这“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

　　董仲舒还是把北方经学带到南方的第一人。武帝时，全国“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本传》）江都地区自然也不例外。以后扬州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直至清代书院勃兴，“经术造士”，都深受董子影响。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根据《春秋》记载的一些奇灾异变，推算出自然界阴阳交替发展变化的规律。他求雨的时候，是封闭南门，禁止烟火，而开放北门，并以水洒人；求天晴，则用相反的方法。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曾为董仲舒“土龙”请雨之法辩解：“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论衡·死伪篇》）这就是说董仲舒为民求福的精诚之心还是值得赞许的。

　　也据《史记·儒林列传》，在江都相任期间，董仲舒一度被“废为中大夫”。其原因何在，史无明文记载。但据相关资料推测，有可能是因为“元光中，匈奴大入汉边”，易王“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而受牵累。（《汉书·江都易王传》）汉武帝之所以不准许易王的这一请求，是顾忌他另有所图，并由此而迁怒于董仲舒辅佐无方、监督不力。但武帝对董子的这一误会很快消除，董仲舒不久官复原职。江都易王于元朔二年（前127）去世，该王多亏董仲舒“数上疏谏诤”，才得以善终。而董仲舒仍留任江都相达三至四年，以辅佐江都国少主。江都国少主名建，为日后远嫁乌孙国而写《悲愁歌》的和亲公主刘细君之父。在董仲舒辅佐期间，未见多大的过错，可是董仲舒离任以后，他失去贤相引导，便劣迹斑斑，犯有不少罪行，因朝廷追究，竟于元狩二年（前121）畏罪自杀。这距董仲舒的去职，还不到三年。

　　就董仲舒的一生来看，除了十年江都相期间，政治上未遇大的风险，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其命运都历经坎坷。据（《汉书·五行志》），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祭祀汉高祖）发生火灾，董仲舒闲居在家，著有《灾异之记》，书中曾推求此事的天意，不料被一向妒忌董仲舒的主父偃窃去书稿而奏呈汉武帝。武帝召集学者们来讨论，发现书中有讽刺指责的意思；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本书是他老师写的，便斥为愚蠢之作。于是董仲舒被打进牢里，判处死刑。幸而汉武帝怜其才，下令赦免了他。从此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的事情了。又据《汉书》本传，董仲舒结束江都相任期回到京城不久，靠谄媚顺从而爬上丞相高位的公孙弘，因在研究《春秋》的成就上不如董子，出于嫉恨，又恶意推荐董仲舒出任另一位也是“骄王”的胶西于王的国相。这位胶西于王名端，也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之兄。他的王国远比江都国小，但他的骄横不法远比江都易王厉害。他竟然先后害死几任国相。董仲舒此番出任胶西国相，大有性命之忧。幸而“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但董仲舒担心待久了会获罪，所以不久就称病辞官回家。尽管董仲舒担任胶西国相不到两年时间，却也做出了一定的政绩。《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这样总结说：董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董仲舒从胶西国辞官回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可见汉武帝对他仍然器重，他也仍然忠诚于王事。从“归居”一直到他去世，董仲舒始终没有经营过产业，只把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作为终身事业。《史记》作者司马迁曾这样评价他的这位老师：“故汉兴至于五世（指高、惠、文、景、武五帝）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董仲舒一生的著作很多，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凡一百二十三篇。除《公羊董仲舒治狱》（一作《春秋决狱》）十六篇亡佚外，现在尚存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文》二卷（见严可均辑《全汉文》）。由此而奠定了他今文经学大师的学术地位，东汉王充认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篇》）

　　董仲舒死葬“长安故城东南二十里”之蛤蟆陵（《陕西通志》）。“蛤蟆陵”实为“下马陵”之讹。据明代张治道《下马陵记》称：“武帝幸芙蓉苑过此下马，而一时文士罔不下马焉，故人称为下马陵。”君臣至此陵均下马示敬，足见董子死有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