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杀手不太冷片尾曲:从第一首“红诗”到文化大繁荣（文化）

从第一首“红诗”到文化大繁荣（文化）
本报记者 郑 娜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5月20日   第 08 版）

 

 

 

 

 
一个时代的青春期
新思潮点燃“五四”圣火，文学青年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成长……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生活的苦闷
我们生活的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吧升吧
快快地升吧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节选自《天亮之前》
1921年12月23日，一个名叫汪静之的诗人写了一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写作源于当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反动军阀的血腥统治下秘密召开，汪静之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觉得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于是写下这首诗。
据《党史纵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考证，证实这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新诗，当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诗人把它收在爱情诗集《蕙的风》里，所以也被人们当成了爱情诗。
这首诗写成之时，也恰逢“五四”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新思潮点燃的“五四”圣火越烧越旺。一大批文学青年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影响下，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自白话文开始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并开始全面展示“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争取个性解放”的全新主题。而此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郑振铎、郭沫若、沈雁冰、郁达夫……在这段历史中，成长为改写未来的中坚力量。
至此为止，中国文学其“自身传统”的延续，实际上是终结了，最终关上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穿越红色三十年代
短短几年，中国对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的翻译、出版和研究，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峰值。
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但是外面的世界正像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行驶，这一切让人怎能只满足于谈谈诗歌与爱情。
1930年，汪静之的三位诗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应修人给冯雪峰的信中说：“我们应携手而同行；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提把雪亮的刀，非要同时各尽一分力以杀贼不可。”冯雪峰给他回信：“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
“左联”的成立初衷是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鲁迅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扛鼎之人，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再度成为旗手。1930年，他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第一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一直到“左联”解散的6年时间里，左翼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短短几年内，中国对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俄苏文艺理论批评和世界左翼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峰值。这意味着，走过“五四”“青春期”的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文学仍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但是之前对于社会阶级背景、社会贫困原因模糊化的叙述，到了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清晰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只令中国与欧洲形成一种借鉴的对话关系，而左翼文化却迈出了幅度更大的第二步，那就是完全汇入某一种世界性潮流。事实上，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除非洲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几乎全球的知识界都涌动着一股“赤潮”。
这种与世界性“红色三十年代”的呼应，大大鼓舞了中国的左翼青年。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需要，“左联”解散。一些以上海为主体的左翼人士投奔延安。当年9月，丁玲率先来到陕北，拉开了文艺家涌向延安的序幕。紧接着，周扬、艾思奇、李初梨、田间、郭小川……几乎后来新中国所有文艺门类的精英力量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当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多人，仅1938年5月到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此后十年，延安从一个贫瘠落后的边区，迅速变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的“全国的心脏”，而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也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生变化。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被毛泽东称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与“山上的队伍”的两支文艺队伍的会师，虽然给双方都带来了稍许不适应，但也打开了文艺创作的新空间，并且为日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埋下伏笔。
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文艺工作应具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个以“红色文化”为基本构建民族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构想喷薄而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文化走向繁荣复兴的奠基之作。
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各个艺术创作领域都在民族化、群众化取得重要成就。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中国气派”的最初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作家们在艺术形式上做了重大的变革。作品中普遍大量地运用工农群众的口语，加以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注意借鉴传统文艺的表现方法，扭转了过去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欧化”现象，使新文学更为接近广大群众。
戏剧创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942年以前，戏剧表演以演出国内外名戏大戏为主，自主创作较少。《讲话》发表后，许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戏剧作品纷纷涌现。
有“反扫荡”斗争中军民英勇战斗故事的《我们的指挥部》、《军民之间》、《三光政策》；以工农兵人物为素材的《赵占魁》、《吴满有》、《张玉清》；反映敌后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为题材的《丰收》、《粮食》等。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创编了许多新戏曲，许多至今还影响深远，例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
从这些成就以及后来的文艺实践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怎样估量都不过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给新中国的文艺发展道路指示了新方向。
虽然这条路有过曲折，有过“左”倾思潮影响下，违反艺术规律造成严重失误的教训，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原则、大方向和大秩序已经确立下来，即使走过弯路和错误，方向总是前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大气象。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针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任务，1956年5月，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正式公开“双百方针”，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双百方针”为文艺界注入了一缕春风。从1956年到1957年，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优秀作品发表。诸多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
总的来说，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间，诞生出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还被作为经典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都是那个时期创作的。这17年间，还形成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生产了《上甘岭》、《英雄儿女》在内的故事片600多部、纪录片约1000部、新闻片1800部左右、科教片640多部、美术片127部。
“文革”后，随着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个凡是”思想桎梏被打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被重新贯彻，正如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辞：“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艺术创作又恢复了青春与活力。
自此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大气象。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大众艺术与高雅艺术同时发展，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
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国家先后公布6批共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10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157处。截至目前已拥有世界遗产40处，28个项目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文化走向世界。目前，图书出口达730余万册，报刊出口达到400多万份。中央电视台海外落地用户数超过1亿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播出的语言达53种。中国每年进口国外图书金额达1亿多美元，国际出版的畅销书在中国几乎都可以同步出版发行。《哈里·波特》、《达·芬奇密码》等国外畅销小说在中国同样热卖。
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产业实力进一步壮大。在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8400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文化产业依然能保持20%的增长。2010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101.72亿元，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好莱坞的第二大市场。
正如《走向复兴》那首歌里唱“我们是英雄的中华儿女，古老文明焕发新光芒”，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也在走向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