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暗武士 自觉:中医心理学概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5:40:51
中医学是在古老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和实践经验。在浩瀚悠久的典籍中，有着丰富的论证，众多的医案，内容广博，构思奇巧。认真挖掘，取东方之精长，补西学之短缺，融会创新，当有可为。
中医心理学有其独特的认识人的心理现象的方法，它运用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医疗过程中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并将这些规律运用于临床防治疾病。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以及中医多学科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中医研究人员对中医心理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整理和实践总结，初步形成了以形神合一论、心主神明论、心神感知论、五脏情志论、阴阳睡梦论、人格体质论等为基础理论，包括中医心理病机、心理诊断、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等系列内容的中医心理学体系。
一、中医心理学的特点
（一）中医心理学具有中医学共有的特点
1． 整体观念
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的重要特点在于“整体观念”。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人体的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不断地受自然界的影响，人类在能动地改造和适应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
中医学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有它的特点。它把人体看成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认识到“六淫”“七情”等在疾病发生上的意义，既不排除外界致病因素的影响，更重视机体内因的作用。
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人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当然人体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像上述的那样机械，但中医学在二千多年前就能明确指出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辩证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
2．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它贯穿于整个中医学中。它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一种认识方法，从小至大可以有无穷的演绎。《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阴阳之数虽可无限地计算，然其要约为一。张景岳注：“谓阴阳之道，合之则一。”这个“一”即是万事万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整体而观合之则一，即是“易”所谓“太一”。祖国医学强调“形神合一”，“形神一体”，“形与神俱”，“形神相即”。在内，心身是统一的整体；在外，“人神”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这种整体的认识又常常以阴阳的离合、消长、推移、互根、转化等法则去讨论。对于心理现象的认识也基于此，故中医心理学首先以阴阳整体立论，它不仅贯穿于对心身发展的认识和医事的各个环节，也贯穿于心主神明论、五脏情志论及七情学说等中医心理学各种基本理论之中。
中医学认为：人的精神充沛，心理活动正常是机体阴阳协调的综合体现。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相反，阴阳失调则形病及神，或形志并病为各种心身疾病。
五行学说之所以引进医学，其关键不在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属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括四季气候变化，人的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志状态，都可以拿五行相配。
3．七情学说
七情学说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有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意义。它是祖国医学对医学心理学思想一个独有见地的命题，纵观世界医学心理学发展史，不曾见像七情学说这样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学说。
（二）中医心理学独有的特点
1．传统性
运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去认识人的正常心理现象，是祖国医学研究心理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防治规律的基础。
近年来，对中医经典著作进行整理，其中七情学说约20万字，心理治疗医案400～600例，针药疗心病的医案6000～10000例。这些可贵的财富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进行系统地发掘整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古人的认识水平、思辨方法上，而应该在现代的认识高度上展开新的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2．边缘性
中医心理学属于中医学的分支学科，是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中医科学与心理科学发展到当今水平而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
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学来说，是一门具有较多特殊性的分支学科。而中医心理学源于中国古代，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思想对人的心理现象的观察方法和理论，尽管在许多方面它与现代心理学的认识相吻合，但在许多方面却又独具特色，与现代心理学的认识不尽相同。
3．实践性
中医心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以解决临床中的实际问题，提高防病治病的效果，保障人类身心健康为目的。它将对充实现代心理学的内容，加速医学模式的转化，增进人类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二、中医心理学基础
中医学在“整体恒动观”思想指导下，对心理现象有着自己的认识特点，它可以概括为形神合一论、心主神明论、心神感知论、五脏情志论、阴阳睡梦论、人格体质论等。这些基本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
（一）形神合一论
形神合一论是祖国医学指导思想——整体恒动观在中医心理学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医心理学基础的基础。
在中医学中“ 神”的概念：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其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可以说“神”就是生命；狭义的神，乃指人体的精神活动，可以说“神”就是精神，在很多地方则又是具体指心理活动。
人身之神： 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是人体生命现象的总括，也就是对以精气、营血、津液等为物质基础的脏腑经络全部功能的高度概括。神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存在，有形才能有神，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中医学中总结为“神为生之主”。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是以物质为基础而不能脱离形体独立存在的，它反映了生命运动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
神来源于先天之精，但神又靠后天之精的滋养，总之精、气、神为人生三宝，精充、气足、神旺，是健康的保证；精亏、气虚、神耗，是衰老的原因。
祖国医学中的“形”和“神”是一对既对立而又统一的概念。形是指形质、形体、形态而言。形质是有形的物质。形体是由形质所组成的结构，形体自然具有一定的形态。“神”是无形的，但既不同于物质的“气”，而又和“气”密切地联系着。
（二）心主神明论
在中医学中强调“心”对精神的主宰和统帅作用。“心”作为五脏之一，主血脉；“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主神明”。《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5］所谓神明之心，乃产生人之一切心理活动的器官。
心主神明论是祖国医学用脏象学说一元化地阐述人体复杂生命活动规律的假说。它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最高主宰是“心神”，心理活动也不例外。人体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就是统一在“心神”之下的。
首先，祖国医学认为：心神主导脏腑机能活动，表现为 心神为五脏六腑之主与经络为神气行使之道。同时心神主导意识思维活动。在这里，中医学的一个认识在于，“心神”总统魂魄，兼赅志意；人身之神的活动是很复杂的。《内经》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用“五行归类”的方法，将其归纳为五：神、魂、魄、意、志，而称之为“五神”。关于“魂”，《灵枢·本神篇》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魂在神的指挥下反应快，亦步亦趋。关于“魄”，《灵枢·本神篇》说：“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而“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脉篇》)，故魄是指与生俱来的某些本能活动。《内经》认为魄与肺的关系密切，即所谓“肺藏魄”。关于“意”、“志”，从广义上都是指心“任物”后所进行的思维活动。
有关人的正常心理活动，最早见于《内经》。《灵枢·本神篇》：“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魂……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6］
从这段文字看出，《内经》以神、魂、魄、心、意、志、思、虑、智等词来阐明心理活动过程，并表述了其间关系。“心”与“神”是泛指人心理活动的统称；而“精”此处则指人身精华之精，是心神赖以活动的根基。至于魂、魄、意、志、思、虑、智，才是个别心理活动过程及特质。
《内经》中“神”的含义很多。如《灵枢·本神篇》曰：“……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类经》（明·张景岳）注释曰：“……故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构父母之精，两精相搏，形神乃成。”又如《素问·八正神明论篇》曰：“帝曰，何为神？歧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中医学中魂魄的主要含义有着唯物主义的色彩，《灵枢·本神篇》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意为人是接受自然界的阳光雨露，地面的植物、水分等生存必需条件而生活的，人的精神、魂、魄也是以物质为存在前提的。《灵枢·本脏篇》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这也表明了魂魄有物质基础，而且魂魄被看作是“精神”活动的表现。但二者也有区别，这里还要提及“心神说”与“脑髓说”。关于这个问题，祖国医学目前尚存有两种不同学说的争论。
以《内经》为代表的“心神说”：认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受其影响，《内经》以后正统的提法都是如此，甚至当今的中医基础学教材也一直沿用此说。这种学说的产生，有人认为可能和当时人们对脑的认识不足有关。但是，据《内经》记载，那时就已认识到了神与脑的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内经》以后，随着社会实践、医疗实践的发展，人们对神，尤其是对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心理之神与脑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说：“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道教的著作中，对此论述的更为详尽。元·赵友钦《金丹正理》说：“头有九宫，上应九天，中间一宫，谓之泥丸，又曰黄庭，又名昆仑，又谓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宫……神存则生，神去则死，日则接于物，夜则接于梦。”又说：“天谷，元宫也，乃元神之室，灵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至明代，李时珍则明确地提出“脑为元神之府”的见解。到清代，汇通学派诸家在西方医学的影响之下，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脑主记忆说”(汪昂)、“强记健忘由脑说”(王学权)、“灵机记性在脑说”(王清任)、“脑散动觉之气说”(赵彦晖)等。特别是时至今日，人们对脑髓的认识更加普及、更加深化，从形态学角度来看，神明为脑髓所主已成定论。
“心神说”与“脑髓说”二者之间，在理论上，只不过是在“神”所依附的“形”这一点上有所分歧，而作为“神为生命之主”这一基本观点是一致的。由于“心主神明论”不仅很好地解释了人体复杂生理活动的整合控制、心理活动的有序进行，而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心理和生理的统一，因此在这一整体观思想指导下，以脏象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假说，在中医长期临床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防治疾病的实际效果。至于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去研究，那是我们今天乃至以后长时期的工作。
（三）心神感知论
祖国医学在“心主神明论”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感知活动也是在心神主导下进行的。《灵枢·本神篇》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正因为神舍于心，心神是人类感知活动的中枢，所以脏象之心才成为反映所感知客观事物的处所。《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又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之气上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而“心主身之血脉”。所以这段经文不仅阐明了各种感官感知功能的物质基础是气血，而且也提示了感知活动的中枢——心神，与感觉器官——五官之间的联系通路是经络系统。
听觉：耳为听觉器官，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系，与内脏也皆有关，但是尤以耳和肾的关系最为密切。听觉实际上是将耳所接受的外界声音刺激，通过行使“神气”的“使道”而作用于心神的反应。所以若“心神不明”、“神气不行”，皆可发生听觉的异常，如《灵枢·癫狂篇》所说：“狂，目妄见、耳妄闻”，“气顺心宁，则耳为之聪矣”。
嗅觉：鼻不仅是呼吸的门户，也是嗅觉器官，以分辨臊、焦、香、腥、腐五臭。鼻做为人这一有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同样与内脏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中尤以和肺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嗅觉刺激必须是气体，而肺主气司呼吸的缘故。故《内经》称：“鼻者肺之官也”(《灵枢·五阅五使篇》)，“肺开窍于鼻”(《素问·金匮真言论》)。祖国医学不仅认识到嗅觉是鼻的功能，与肺有关，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嗅觉感知活动的本质是将鼻所接受的气味刺激反映到心，而由心神作出香臭的判断。因为肺主气司呼吸而开窍于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肺和”则鼻窍利而能知香臭。但倘若肺和鼻窍通利而嗅觉失常者，则还应再从“心神失用”或“神气不使”方面考虑。
味觉：舌为味觉器官。根据《灵枢·经脉篇》的记载，五脏除肺以外，皆通过经络而与舌有着直接的联系。若从中医的“整体观”角度， 可以认为舌与全部内脏都有关系，故明·薛己说：“(舌)以部分言之，五脏皆有所属，以症言之，五脏皆有所主。”(《口齿类要·舌症》)其中尤以舌和心的关系最为密切，故《内经》称：“舌者，心之官也”(《灵枢·五阅五使篇》)，“(心)在窍为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舌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如舌的运动对语言、进食的影响等)，味觉是其重要功能之一。舌本身的病理变化，如肿舌、木舌、舌苔厚腻等，固然可影响舌对五味的感受而引起味觉失常，但因“心主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以绝不应忽视心神对五味感知的主导作用。舌对五味的刺激必须反映至心，心神正常，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故《灵枢·脉度篇》说：“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临床所见某些神志失常的癫狂病人，常有饮食不分香腐臭秽者，即为明证。
针感：针感是机体对针刺刺激的感应，属“得气”范畴。针感虽然也可通过施术者的针下感觉(“如鱼吞钩”等)得知，但主要还是受针者的自我感觉。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针感也是属于感知活动的一部分。《灵枢·小针解篇》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得气”直接影响着针刺的疗效，这已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予以证实。祖国医学认为“得气”现象与心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神动”则“气行”。“神易动”则“气易行”，故“得气”快而易；反之，“神不易动”则“气不易行”，故“得气”慢而难。不同的个体，其心神的活跃程度不同；故“得气”的程度也不同。如《灵枢·行针篇》说：“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阳气滑而盛扬，故神动而气先行。……颇有阴者，其阴阳之离合难，故其神不能先行也。”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由于心神的活跃程度不同，故也影响“得气”，所以《内经》非常重视针刺时病人的精神状态。另外，根据大量的“循经感传”现象的调查分析表明，脏腑的机能状态对“得气”也有影响。一般在疾病状态下，“感传”阳性率明显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患病的机体，由于处于“阴阳失调”、“正邪相搏”的状态下，所以心神在病体中也处于调节机能活跃的状态，因而“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
（四）五脏情志论
在中医学中将人的精神情志的变化称为七情。包括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类，故称“七情”。在七情和五脏的关系方面：中医学将情志活动分属于五脏。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七情分属五脏，一般认为喜属心，怒属肝，思属脾，悲、忧属肺，惊恐属肾。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是以五脏精气为物质基础的，但情志的异常变化，也会引起五脏的功能失调。
（五）阴阳睡梦论
阴阳睡梦论认为睡眠及与之相伴随而发生的梦，是一种重要的生理心理现象。《内经》从唯物的形神统一观出发，运用阴阳的理论解释睡梦，后世医家又在此基础上紧密地联系临床实践，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睡梦理论。
1．阴阳出入与睡眠
睡眠与觉醒的交替循环，是人的生命活动中最显著的节律之一。睡眠约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与身心健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睡眠与觉醒是阴阳动静不同的两种机能状态，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交替进行，这样人们就能有作有息，有劳有逸，有张有弛，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2．影响睡眠的因素
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睡眠时人体生理和心理活动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足够的睡眠可以使身心得以充分休息，从而解除形体的疲乏，精神的劳倦，苏醒后感到神清志怡，精力充沛。睡眠不足，则会感觉头脑昏沉，身体倦怠，精神不易集中，长期失眠还会导致神志异常。但是睡眠又要适量，不宜过多，否则影响气血运行，导致气血凝滞，正气耗伤，也会感到头昏、乏力，还会出现食欲不振，甚至肌肉消瘦。因此失眠和嗜睡都是异常的睡眠。《灵枢·寒热病篇》说：“阳气盛则嗔目，阴气盛则瞑目。”说明凡是影响人体阴阳盛衰，营卫运行和神气动静的因素都可以导致睡眠的异常，而睡眠正常与否，又是人体生理和心理活动机能状态的反映。
3．阴阳消长与梦幻
《说文解字》言梦是“寐而有觉也”。这说明在我国古代人们已认识到梦是发生在睡眠之中的特殊的心理活动。没有无梦的睡眠，那些所谓不做梦的人，实际上是醒后忘记了。人们每夜大约有1.5～2小时是在梦境中，这样人的一生大约有十分之一左右时间是在梦中度过的。和睡眠一样，梦对于人体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梦既然是心理活动的一种形式，那么人们白天所经历的事情，所思考的问题，以及所受到的惊恐、愤怒等精神刺激，都可能反映在夜间的梦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不仅如此，梦有时还是白天精神活动的综合和继续，因此，中国古代有“梦笔生花”之说，国外也有不少关于著名的学者和发明家从睡梦中得到启示而解决疑难问题的记载。
对于这样神秘莫测的梦，中医是从人们自身的阴阳消长变化进行探索的。
4．中医对梦的辨析
梦是特殊的神志活动，与脏腑气血、营卫运行密切相关，因此梦幻的内容，不仅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反映，而且还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反映。
人体生理的要求，本能的欲望，可以表现在梦中，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所说“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就属于此类的梦。
人体脏腑组织的病变也可以反映在梦境之中，这就是《内经》中所论及的“淫邪发梦”的理论。
（六）人格体质论
中医学一向认为心理活动是与生理活动互相联系的。从这一原则出发，在讨论人格问题时，中医认为，一定的人格与一定的体质也有某种关联，这是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不同之处。《内经》中有很多篇章讨论了人格问题，在讨论不同人格时，多结合不同的体态、体质、行为和生理病理因素一起讨论。《灵枢·通天篇》、《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灵枢·论勇篇》、《灵枢·论痛篇》、《灵枢·行针篇》及《灵枢·逆顺肥瘦篇》等都反映了这种特点。
1．“阴阳五态”人格分类
《灵枢·通天篇》提出了阴阳五态人的人格类型，认为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8］。各自的个性特征如下：
太阴之人的人格特点是贪而不仁，表面谦虚，内心阴险，好得恶失，喜怒不形于色，不识时务，只知利己，惯于后发制人，基于此种个性心理特点，太阴之人的行为则表现为面色阴沉，假意谦虚，身体长大却卑躬屈膝，故作姿态。
少阴之人的人格特点是喜贪小利，暗藏贼心，时欲伤害他人，见人有损失则幸灾乐祸，对别人的荣誉则气愤嫉妒，对人没有感情。基于这种个性心理特点，少阴之人的行为则表现为貌似清高而行动鬼祟，站立时躁动不安，走路时似伏身向前。
太阳之人的人格特点是好表现自己，惯说大话，能力不大却言过其实，好高骛远，作风草率，不顾是非，意气用事，过于自信，事败而不知改悔。基于这种个性心理特点，太阳之人的行为则表现为高傲自满，仰胸挺腹，妄自尊大。
少阳之人的人格特点是做事精审，很有自尊心，但是爱慕虚荣，稍有地位则自夸自大，好交际而难于埋头工作。基于这种个性心理特点，少阳之人的行为则表现为行走站立都好自我表现，仰头而摆体，手常背于后。
阴阳和平之人的人格特点是能安静自处，不务名利，心安无惧，寡欲无喜，顺应事物，适应变化，位高而谦恭，以理服人而不以权势压人。基于这种个性心理特点，阴阳和平之人的行为则表现为从容稳重，举止大方，为人和顺，适应变化，态度严肃，品行端正，胸怀坦荡，乐天达观，处事理智，为众人所尊敬。
以上是中医学对人格的阴阳分类，这种分类是较高层次的分类，表现了比较典型而纯粹的个性类型，但是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典型表现。这种分类虽抽象概括程度较高，但是具体针对性不强，因此在实践中以这种分类去一一对照每一个人则有困难；对于这种情况《内经》已有所认识，《灵枢·通天篇》在论上述五态人时曾指出：“众人之属，不如五态之人者……五态之人，尤不合于众者也。”因此，为克服这种困难，《内经》对人格还进行了比较详细具体的分类。
2．“阴阳二十五人”人格分类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具体论述了二十五种人格类型。这种分类是把人按五行归类，分成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然后再以五音类比，将上述五种类型的每一型分成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主型和四个各与主型不同又各自互有区别的亚型，共计得出二十五种类型。每一类型的具体特点如下：
木形之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有才智，好用心机，体力不强，多忧劳于事。禀木气全者为主型，称为上角之人，其特征是雍容柔美。其四种亚型为禀木气不全者，其中大角之人谦和优柔，左角之人随和顺从，右角之人努力进取，判角之人正直不阿。
火形之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行走时身摇步急，心性急，有气魄，轻财物，但少信用，多忧虑，判断力敏锐，性情急躁。禀火气全者为主型，称为上徵之人，其特征是做事重实效，认识明确深刻。其四种亚型为禀火气不全者，其中质徵之人认识浅薄，少徵之人多疑善虑，右徵之人勇猛不甘落后，判徵之人乐观无忧，怡然自得。
土形之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行步稳重，做事取信于人，安静而不急躁，好帮助别人，不争权势，善与人相处。禀土气全者为主型，称为上宫之人，其特征是诚恳忠厚。其四种亚型为禀土气不全者，其中大宫之人平和柔顺，加宫之人喜乐快活，少宫之人圆滑灵活，左宫之人极有主见。
金形之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禀性廉洁，性情急躁，行动猛悍刚强，有管理才能。禀金气全者为主型，称为上商之人，其特征是坚韧刚毅。其四种亚型为禀金气不全者，其中太商之人廉洁自守，右商之人潇洒舒缓，大商之人明察是非，少商之人威严庄重。
水形之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为人不恭敬不畏惧，善于欺诈。禀水气全者为主型，称为上羽之人，其特征是人格卑下。其四种亚型是禀水气不全者，其中大羽之人常洋洋自得，少羽之人忧郁内向，众羽之人文静清廉，桎羽之人安然少动。
以上是对人格进行的五行分类，这种分类首先指出了五行之人的共性，然后又再分析各自不同的个性，从而区别了许多具体情况，因此其具体适应性要广泛一些，针对性较强。
第二节 中医心理病机
心理病机的概念及其研究范围，主要从情志与疾病关系的角度，阐明情志致病的条件和具体机理，从总体上说，包括人们的心理活动、心理特性与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关系等。具体来说，则是讨论什么样的心理活动会导致疾病，可能引起哪些病证，异常心理导致病证产生和恶化的机理，以及具有不同体质、人格等心理特性的人，其发病有何倾向性，病理有何特点，以及疾病过程中可能出现心理征候的规律。系统全面地掌握上述心理病机的内容，对于指导临床审征求因，确立治法和提高疗效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情志因素导致疾病发生发展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医疗实践中，早已认识到情志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春秋战国时的《左传·庄公二十年》已指出：“哀乐失时，殃咎必至。”《管子·内业》则谓“忧郁生疾”。《吕氏春秋·尽数》明确记载有喜、怒、忧、恐、哀五志过激为害而病。《内经》中的《阴阳应象大论》、《玉机真藏论》、《举痛论》、《本神》等篇则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情志致病的部分规律。宋·陈无择明确将七情列为三类病因之一，他说：“内所因惟属七情交错，爱恶相胜为病，能推而明之。”历代医家对于情志致病的论述甚多，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尚待研究的医学课题之一。
情志致病的机理是多方面的：既可直接伤神，导致神志异常，也可导致气机紊乱，或损伤脏腑，或致精血亏损。
情志内伤致病，既可以引起神志方面的病证，如癫狂、不寐等，也可能引起形体方面的病证，如头痛、泄泻等。情志致病，主要指直接导致脏腑气机功能紊乱和阴阳气血平衡失调而产生的诸多病证，同时也包括情志作为诱发因素的致病机理：其一是情志损伤正气，导致外邪侵袭为病，如《素问·五藏生成》认为心痹证是“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灵枢·百病始生篇》指出积聚的形成，可以是内伤于忧怒，气机上逆，从而为寒邪与气血搏结成积提供了条件；其二是情志内伤引动故邪发病，“故邪”是指潜留在体内尚未引起病证的邪气，如淤血、湿气等，《灵枢·贼风篇》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以致“血气内乱，两气相搏”为病的记载。
二、疾病导致情志的异常变化
由于正常情志是脏腑阴阳气血功能活动的反映，所以当疾病过程中出现脏腑失调、阴阳相倾、气血相并等病理时，就会表现出异常的情志活动。例如《灵枢·本神篇》指出：血气有余、肝气实者善怒，血气不足、肝气虚者善恐，神有余、心气实者善喜，神不足、心气虚者善悲，是由脏腑气血之虚实，表现为怒、喜、恐、悲等情志症状。《素问·调经论》说：“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等，则是气血阴阳之偏，表现惊狂、烦怒等情志症状。《素问·阳明脉解》篇之胃脉受病，“闻木音则惕然而惊”；《素问·病能论》之“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导致怒狂证，又属于脏腑经脉之阳气偏盛而表现的情志症状。总之，临床上疾病表现的情志症状，不仅常见，而且十分复杂。因此，掌握疾病导致情志征候的规律、特征和机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三、情志与疾病的转归
基于生理和病理上情志与脏腑气血阴阳的密切联系，情志与疾病的转归也是密切相关的。其一是情志反映疾病的转归，即在疾病过程中，病人情志由异常逐步转为正常，反映病情在好转；病人情志由正常转为异常，则标志病情的恶化。其二是保持良好的情感活动，将有利于失调的脏腑气血阴阳恢复平衡，具有促进病情好转的作用。其三是施行以情胜情、劝说开导等情志疗法可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四、情志致病的条件
首先，与情志剌激的性质、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不同情志剌激，其致病性并不相同。一般来说，喜悦较少致病，而惊恐致病最速，愤怒致病较重，忧思较缓慢。若数种性质不同的情志同时或交错剌激，如喜怒无常，悲喜交加，因忧而怒等，则不仅容易致病，且其病情较为复杂。情志剌激量过大，超过了个体可能承受的范围（个体之间承受程度有很大差异），诸如狂喜、暴怒、骤惊、大恐等冲荡激情和应激状态皆易致病。又有情志变动并不太强烈，但因作用时间连续持久，或反复多次，也能导致疾病，诸如久悲、久思、过忧等持续不良的心境，可致“忧悲焦心，积乃成疾”（《古书医言》）。
就七种情志致病的主要条件来看，怒、恐、惊、喜以剌激量过大为主而致病；忧、悲以剌激时间长而致病为多见；思致病则多以剌激量和剌激时间并重。
另外，与个体反应的差异有关。由于每个人的人格体质、意志勇怯、思想修养的差异及性别、年龄等的不同，个体对情志致病的易发性、耐受性、敏感性等均有很大差异。由于人格体质不同，对于不同性质的情志剌激致病的易发性不同。在《灵枢·通天篇》记载了“阴阳五态人”，包括有：太阴之人、太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少阴之人、少阳之人。如太阳之人（火形人），其性格具有心境开朗明快、怡然自乐、喜悦乐观的特点，但情绪波动较大，阳气有余，躁动不安，易于激动，故对“怒”致病具有明显的易发性。又如，少阴之人（木形人），其性多沉默、悲观、多忧、多愁。而太阴之人（水形人），感情更为阴沉曲折，内向郁闷，所以易于“忧思”和“悲哀”，且持续而不易解，具有郁证易发性倾向。
同时，中医学认为：人格体质有勇怯的差异，在《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有具体的记载。因而对于不同的情志剌激，表现为不同的耐受性。勇者临难不恐，临危不惊，遇痛不动，对于惊恐剌激，意志上、体质上都有较强的耐受能力，故不易发病；而怯者常畏缩惧怕，惊恐不安，懦弱无能，受到惊恐的剌激则易发病。
五、情志致病的机理
情志致病不同于六淫，六淫致病主要从口鼻或皮毛侵入人体，而情志致病则主要是导致机体气机紊乱，亦可直接损伤脏腑，或致精血亏损，可以导致神志活动异常。
（一）气机失调
情志的异常变化可直接影响脏腑的气机，致使气滞不行，气机紊乱，或气机升降反作，即《素问·疏五过论》所说：“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藏空虚，气血离守。”情志所伤致脏腑气机失常的基本规律是：
（1）怒则气上：是指过于愤怒，使肝气失于条达，疏泄功能失常，肝气上逆，甚至血随气逆，并走于上。由于气血上逆，故可出现面红耳赤，青筋怒张，毛发竖起，横眉张目，头痛脑胀，甚至眩扑厥倒。临床上，因怒则气上而引起的常见病症有：眩晕，头痛，呕逆，胸满胁痛，喘促；血随气逆时，还可见呕血、衄血，还有的视力、听力急剧下降，以致失明、耳聋。也有盛怒后大量脱发，或头发变白者。严重时，可使人晕厥省人事，甚至因盛怒而丧命。
（2）喜则气缓：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过度的狂喜，以致心气涣散，精神不能集中。主要表现为精神情绪不稳定，周身软弱无力。由喜致病一般较少，若因狂喜过度亦可导致失神发呆，甚则发狂，心悸不寐等。
（3）悲则气消：过度的悲哀，以致意志消沉，心神沮丧，肺气消耗，是谓“悲则气消”。其主要表现为心境凄凉，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叹息不已，愁眉不展，面色惨淡，时泪涌而泣，少气不足以息，肢体麻木，肌肉、筋脉疼痛等。（4）恐则气下：因过于恐怖，以致肾气不固，气陷于下，精气内却，是谓“恐则气下”。“恐则气下”与“怒则气上”相反，此是向下的病势，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呆若木鸡，甚至二便失禁，或其人坐卧不安，畏手缩脚，不愿露面见人，惶惶不安，夜卧不宁，如人将捕之。临床常见的病症有：心悸，遗精，阳痿，腰脊酸痛等。
（5）惊则气乱：突然受惊，以致心无所依，神无所附，虑无所定，慌乱失措，其气乱矣，是谓“惊则气乱”。惊与恐近似而又有区别，惊为自不知，从外入而为阳，是骤临危险，突遇怪异，不知所措；恐为自知，从内而出为阴，多为从容而致，可以宛转思维，即惊急而恐缓。惊则气乱所致的病症有：惊悸，不寐，痴呆，癫痫，不省人事，僵仆等。
（6）思则气结：思虑过度，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临床常表现为肝郁或兼脾虚的征候，如：嗜卧，脘腹痞满，便溏，倦怠乏力，不思食，胁痛，胸膈烦闷，善太息等。
（7）忧则气聚：过度忧愁，损伤肺气，致使气机的治理调节功能失常，气聚而不行，是谓“忧则气聚”。其主要表现为：平时若有所思，若有所失，怏怏不快，闷闷不乐，郁郁烦躁。
（二）损伤脏腑
各种不同性质的情志剌激均可直接损伤脏腑，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以伤本脏和所胜之脏为主。即《内经》所说：“怒则伤肝”、“喜则伤心”、“悲忧则伤肺”、“思伤脾”、“恐则伤肾”。张子和具体解释为：“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
中医学的这些观点，是就一般而言的，临床上亦确可找到不少病例证实这些理论。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如此机械。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时很难把某一脏腑的病证与其他脏腑截然分割开来。同时，情志损伤脏腑也是很复杂的过程，除了主要损伤本脏和所胜之脏腑外，亦能损伤其他脏腑，故应灵活掌握。
（三）耗伤精血
过喜可使血气涣散，忧愁太过可耗气伤阴；大惊卒恐可使精气内损；思虑伤脾，使脾之运化失职，则精血生化之源不旺；暴怒则血随气逆，还可见呕血，而致阴血耗损。故《灵枢·本神篇》指出：“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意思是说惊恐思虑过度，可使精气受损，导致五脏所藏的生命最根本的物质失去统摄；悲伤过度会使精血内耗而竭绝生命。以上说明剧烈的情志变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精血亏损。
由情志剌激以致精血亏损所导致的常见病症有：眩晕、耳鸣、目盲、腰酸腿软、阳痿、遗精、早泄、月经不调或经闭、便秘、心悸、怔忡等等。
（四）神志异常
意识、思维、情绪等精神活动，均由心神主管。所有各种异常的情绪活动，均可影响心神的活动，甚至出现各种神情病变，如昏迷、痴呆、癫狂、痫病、谵语、失眠、健忘、多梦、嗜睡、躁扰不宁、暴怒、忧郁、嘻笑无常等等，均是心神为主的病。同时，由于心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故情志异常通过影响心神活动，进而可影响其他脏腑的气机，以致产生更为复杂的病变，故《灵枢·口问篇》说：“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六、情志致病的特点
（一）因郁致病
由于情志失调引起了脏腑功能失常而发生病变，称“因郁而致病”［9］。不同的精神因素，可影响不同的脏腑功能而发生不同的病变，通过脏腑阴阳气血紊乱、气机升降失常而表现出来。如：“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二）因病致郁
由于某些慢性疾病，体内脏腑功能长期失调，引起人的精神情志异常，而见精神抑郁、情绪易于激动等表现，称之为“因病致郁”。如肝病可出现情绪抑郁不乐或烦躁易怒，心病可出现哭笑无常、精神异常等。
因郁致病和因病致郁不是截然分开的，常常同时存在，形成了郁－病－郁的恶性循环。
总之，七情致病的特点是，直接损伤脏腑，使脏腑气机失常，气血运行紊乱。
第三节 中医心理治疗
中医心理治疗，在中医学中又称之为意疗。中医学历来重视意疗在治疗中的意义，如《素问·宝命全形论》就有“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的论述，把“治神”摆到了防治疾病的首位。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华佗、张子和、朱丹溪、徐迪、汪石山、张景岳、程杏轩等，都是善于运用意疗方法以治病，并取得显著疗效的医学大师。在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医案中，记载了许多设计巧妙而行之有效的意疗方法，运用了“心病还须心药医”的道理，古代医家对此论述颇多。这些方法不仅至今仍在民间流传，而且也为中医心理治疗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东医宝鉴》引太白真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清·吴师机《理瀹骈文》亦指出：“情欲之感，非药能愈，七情之病，当以情治。”
中医学历来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仅十分注意言语疏导、移情易性、暗示解惑等法的心理治疗意义，并且总结了“以情胜情”的独特而系统的理论，用之临床每获奇效。此外，顺情从欲、习以脱敏、突然剌激等，临床亦常运用，气功导引等心身并治方法，则已有数千年之历史。这些疗法至今仍行之有效，应予继承与发扬［10］。
一、中医心理治疗的原则
中医心理治疗，注意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并遵循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治疗中应注意正确处理好医生与患者、体疗与意疗等各方面的关系。
中医心理治疗的手段繁多，方法各异，每一种疗法均有特定的适应范围。医务人员在准确认识病情的基础上，应当根据不同的疾病及病人的机体和处境特点，进行巧妙地设计和统筹安排，使治疗具有针对性，比如“以情胜情”疗法，则应注意情志之间阴阳属性的对立互制。做到当用方用，以求用之必验。
总之，意疗在于以意取效，要求灵活多变，意境新奇，故须虑周智圆，设计巧妙，方可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达到治疗目的。“心病还须心药治”，“治病先治心”，都是历代医家的垂训。
二、常用中医心理疗法
（一）以情胜情疗法
五行学说认为金、木、土、水、火的顺序依次相胜相克，悲属肺金，怒属肝木，思属脾土，恐属肾水，喜属心火。情志相胜的治疗原理，就是依据五行相胜的制约关系，用一种情志去纠正相应所胜的情志，有效地治疗这种情志所产生的疾病。这就形成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怒的情志相胜心理疗法。
以情胜情疗法，创自于《内经》，是世界上独特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有独特而系统的理论与临床积累。以情胜情疗法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人有七情，分属五脏，五脏及情志之间存在着五行制胜的原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与《素问·五运行大论》均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可见“以情胜情”的基本精神，就是有意识地采用另一种情志活动（在后），去战胜、控制因某种情志剌激（在前）而引起的疾病，从而达到愈病的治疗方法。
情志活动可以影响人体的阴阳气血，超常的持久的情绪剌激可以引起疾病的发生。然而正确地运用情志之偏，可以纠正阴阳气血之偏，使机体恢复平衡协调而使病愈。如王冰在注解《素问·五运行大论》时说：“怒则不思，忿而忘祸，则胜可知矣。思甚不解，以怒制之，调性之道也。”中医学正是正确地认识到了精神因素与形体内脏、情志与情志之间，在生理病理上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从而巧妙地根据“以偏救偏”的原理，创立了“以情胜情”的独特疗法。正如吴昆《医方考》所说：“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内经》一言，百代宗之，是无形之药也。”
以情胜情疗法的创立，不仅为中医的治疗学增添了光彩，同时也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宝库，情志既可致病，又可治病，这一独到见解，在医学心理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深化了医学科学关于情志活动对人体影响的认识。正因如此，以情胜情疗法向来为中医学家所重视，尤其是金元张子和运用得最为娴熟、独具匠心而卓见成效。他曾说：“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注：现代临床当慎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注：现代临床亦当慎之）；怒可以治思，以辱侮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窗，使其声不绝，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张子和的医疗活动，使以情胜情疗法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均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临床运用以情胜情疗法，不能简单地按五行制胜图机械照搬，而应以病理生理作为基础，灵活而巧妙地进行设计应用。
（二）激怒疗法
愤怒本来是一种不良的情绪变化，然而愤怒属于阳性的情绪变动，可以起到忘思虑、解忧愁、消郁结、抑惊喜的作用，且可引起阳气升发、气机亢奋、营血奔驰等“怒则气逆”、“怒则气上”(《素问·举痛论》)的生理效应，故利用激怒的心理疗法，常可治疗思虑过度而气结、忧愁不解而意志消沉、惊恐太过而胆虚气怯等属于阴性的精神情志病变，以及阳气郁滞、营血凝涩等躯体性病理改变。如史书上所载文挚疗齐王疾、华佗医郡守笃病等，都是采用的激怒疗法。
（三）喜乐疗法
由于“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灵枢·本神篇》），“思则气结”，而“喜则气缓”，“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素问·举痛论》），所以说喜可胜忧。设法使患者精神喜悦，或引起欢笑，用积极愉快的情绪促使阴阳协调、气血和畅，从而可以治疗因为忧愁、思虑、悲哀等情绪活动所导致的病变。历代医案中以喜治病的心理疗法验案甚多。
（四）惊恐疗法
追求舒畅愉快，厌恶惊恐愁忧，本为人之常情，然而过喜则“神惮散而不藏”，“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灵枢·本神篇》)，故喜伤心者，可以用恐吓的方法治疗。如《儒林外史》所载范进因中举而癫狂，以恐吓而使之愈的故事，就是“恐胜喜”的典型例子。又《素问·举痛论》说：“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因而运用使病人惊惶之类的剌激方法，可以治疗某些忧虑症，由于惊则气乱，使气四散，从而解除因忧思而导致的气机郁结、闭塞。某些强迫症患者，亦常于惊惧、羞畏之时，由于分散了注意力，而于无意中解除了其强迫症状。《灵枢·杂病篇》说：“哕……大惊之，亦可已。”便是以“惊”治疗功能性呃逆的方法。
（五）悲哀疗法
悲哀一般属于阴性的消极心理，然而在一定条件下，悲哀可以平息激动、控制喜悦、忘却思虑。因而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疗作用。如《云楼杂记》所载李某因其子高中，过喜而恒笑不休，某太医以称其子殁的方法，令其悲哀几殒，因而笑症得止，便是以悲胜喜的病例。
实际上，以情胜情疗法，与情志之间阴阳属性的对立互制密切相关。就是说，情绪变化有阴阳属性可分，有对立可言，情志活动出现了阴阳的偏胜偏衰，只要采用具有与之针锋相对的情志之偏即可矫正之，而不必拘泥于五行制胜的理论。如怒与恐、悲与喜、惊与思、乐与忧、怒与思、喜与怒、爱与恶等，都是彼此相反的情感活动，双方对人体阴阳气血的影响不同，因而相反的情绪之间可互为调节控制，使阴阳趋于协调平衡。怒可胜恐，恐也可胜怒；喜可治悲病，悲也可治喜病……因而一种情志之偏而致病，可以用多种情志去制胜；采用某种情志剌激的方法，有可能救治多种情志的病变。所以朱丹溪说：“怒伤于肝者，为狂为痫，以忧胜之，以恐解之；喜伤于心者，为癫为痫，以恐胜之，以怒解之；忧伤于肺者，为痫为癫，以喜胜之，以怒解之；思伤于脾者，为痫为癫为狂，以怒胜之，以喜解之；恐伤于肾者，为癫为痫，以思胜之，以忧解之；惊伤于胆者，为痫，以忧胜之，以恐解之；悲伤于心包者，为癫，以恐胜之，以怒解之。”
在运用以情胜情疗法治疗情志因素所导致的病变时，还应注意刺激的强度，即作为治疗的情绪刺激，要超过、压倒致病的情志因素。或是采用突然的大刺激，或是采用持续不断的强化刺激，总之后者要超过前者，否则就达不到以情胜情的目的。
《程氏易简方论》说：“大凡病七情而起，仍然以七情胜负化制以调。昧者不悟，徒恃医药，则轻者增重，重者乖危矣。”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情胜情疗法的重要意义，心理因素致病，只有通过心理方法才能有效地消除。
（六）移情易性疗法
“情”与“性”皆个体较为固定的心理品质，俗语说的性情，人各有异。对正常人是通过“修身养性”来培养良好的品性和情操，“移情易性”乃针对心理偏异者所采取的心理矫治方法。
情趣的转移，中医又称“移心法”。如张子和治一腹泻病人，先了解其心理特点，兴趣爱好，知其爱好天文地理，乃与他大谈日月星辰之运行，风云雷雨等气象特征，山川河流之变迁，风土人情的奇闻，病者为之吸引，转移了对病的注意，其后渐愈。张子和称：这种疗法成功的关键在于投其所好，“好棋者与之奕，好音乐者与之芦笛”（《儒门事亲》）。吸引和激起患者的乐趣，移其心（情感、注意）而使忘其病。
至于“易性”则需以时日，非一两次治疗可达目的。易性包括固有习性之改变和不良性格之再造。前引枚乘《七发》不仅是以“要言妙道”进行说理之治疗。“吴客”给“楚太子”作心理开导，七层说教，都是心理治疗。第一层谈音乐动听，第二层说饮食的美味，第三层论车马的名贵，第四层是游玩的乐趣，第五层是猎狩的壮观，第六层是长江观涛的逸情，最后才归结到要言妙道。所有这些，使楚太子认识到：人生应有高雅的志趣，追求理解世上高深的道理，一扫懈怠和贪图安逸的心态，放弃纵欲享乐的生活，经历幡然悔悟，脱胎换骨，心有所托，志有所向的“移情易性”的改造，才能真正霍然病已。因此，近代的心理学者认为：《七发》不仅为一篇文学名著，也是一美妙的心理治疗篇章，颇有启迪、借鉴、发扬的地方。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说：“情志不遂……开怀谈笑可解。”清朝有位八府巡按，久病而忧病不愈，一医专注诊脉后，问其月事几月未行，清官因而大笑，以后每想到此事，即自然发笑，其病不觉渐愈。可见笑就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疗法。我国著名的相声艺术家
（七）顺情从欲疗法
《灵枢·师传篇》说：“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顺从病人的意志、情绪，满足病人身心的需要，这就叫“顺情从欲”，亦属心理治疗的内容之一。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生理或心理的需要。朱丹溪说：“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说明生理或心理的渴求与欲望是客观存在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要物质的需求是正当的。爱情婚姻、家庭子女、求学就业等等，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然现象。目欲视物，耳欲闻声，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则欲衣，劳则欲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病痛而欲医，恶死而乐生等，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八）澄心静志疗法
《内经》非常强调“精神内守”、“恬淡虚无”，用以防病和治病。澄心静志疗法，就是要求静坐或静卧，内忘思虑，外息境缘，扫除一切思想杂念，抛弃一切恩怨慕恋，亦不为病痛所忧，使精神清静宁谧，则真气自然从之，而病气逐渐衰去。古代医案中对于思虑劳神过度所致病变，以及一些慢性久病等，常采用参惮、独室静坐之法而使病愈，就是这一疗法的体现。《明医杂著》更说：“昔人有云，我但卧病，即于胸前不时手写死字，则百般思虑俱息，此心便得安静，胜于服药，此真无上妙方也。”亦是澄心静志的原理。
（九）抑情顺理疗法
抑情顺理法，也可叫做以理遣情法，就是通过提高患者的认识能力，明白过激情志致病的道理，以治疗或预防情志疾病。一句话要理智驾驭情感。《医说·心疾健忘》说：“求医若明理，以求与其有病而治以药。孰若抑情而预治情，斯可顺理亦渐明，若能任理而不任情，则所养可谓善养者矣，防患却疾主要在于兹也。”抑情顺理法是常采用的疗法。
（十）激情剌激疗法
人的情志变化，尤其是激情和应激的情况下可引起生理、病理的突然改变，如果掌握适当，应用到治疗上，可收到立竿见影的疗效，但难度较大。
三、针灸方药对心神疾病的治疗
（一）针灸对心神疾病的治疗
《内经》开针灸治疗心神疾病之先河，如《素问·血气形志》篇指出：“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说明心身疾病可用针灸治疗［11］。又如《灵枢》列有专篇论针灸对癫狂的治疗。对痫证的针灸，《灵枢》与《素问》均有记述。对各种情志失常的针灸施治则散载于《内经》的诸多篇章中。《内经》所论运用针灸对心神疾病的治疗，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具体原则、治法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述了针灸对梦、狂、悲、恐、不乐、惊、怒、痫、耳鸣、善忘、喑、不能言、不得眠、多卧、卧不安等等神志疾病的治疗。后世针灸医家皆遵循其旨，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与创新。
目前，临床上一般认为针灸治疗精神及神经科疾病疗效较为突出。如神经官能症、失眠、嗜睡、神经衰弱、癔病、癫痫等等，都是临床上用针灸广为治疗，且疗效明显的心理活动异常的病变。此外，针灸疗法还广泛应用于治疗现代所谓心理生理性疾病（心身疾病），如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偏头痛、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习惯性便秘、支气管哮喘、阳痿、性欲减退或缺乏、月经不调、遗尿、尿失禁、荨麻疹、神经性皮炎、斑秃等等。就中医来说，此类病变多因于内伤七情，影响脏腑气机，使经络运行失常，气血功能紊乱而发生，而运用针灸进行治疗，都可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
（二）方药对心神疾病的治疗
就药物而言，对心神病变有明显治疗作用的中药甚多。如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载：牛黄能主治“惊痫寒热，热盛狂痉”，茯苓“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久服安魂养神”，丹砂可“养精神，安魂魄”。再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指出：郁金可以治“失心癫狂”，柏子仁有“养心气……安魂定魄，益智宁神”之功。凡此之类，不胜枚举。
就方剂而言，如汉·张机《金匮要略》以百合地黄汤为主方治疗“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之精神恍惚的“百合病”，以甘草小麦大枣汤治疗“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的“妇人脏躁”病。再如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温胆汤、宋代《和剂局方》的逍遥散、宋·严用和《济生方》的归脾汤、元·朱震亨《丹溪心法》的越鞠丸等等，都是治疗心神失常的名方。在中医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医家们所创制的治疗心神病变的方剂，几乎可见于中医的每一本临床医籍中，比比皆是，不可胜数，但是我们在运用时，一定要进行辨证论治，切不可生搬硬套。
第四节 中医心理养生
中医学历来重视心理的调摄。卫身先卫心，护形先护神。这是由于神为身之主，主明则下安，“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王冰强调说：“太上养神，其次养形。”调神养心的基本内容，《灵枢·本神篇》作了精辟的概括：“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主要包括恬愉畅神、适度用神、和性怡情、蓄精养神、顺时调神等，强调心身并治。
一、清静养神
《黄帝内经》则从心理卫生角度而论清静。《素问·上古天真论》强调指出：“怡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恬淡虚无”，主要即指心神清静。心静则不躁，神安则不乱，精神自可内守，精气自然旺盛，邪气焉能侵犯，疾病又何以萌生？说明清静养神，以静制躁，确为防疾去病的重要法门，正如《素问·痹论》所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刘河间还强调说：“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悉去。”
由此可知，神不可不用，神又不可过用，贵在一个适字，用神适度，适可而止，劳而有度，勿不及，勿太过，使心神处于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与适中状态。由于用神太过而致损伤者更为常见，所以历代医家尤其强调节制用神。例如，不宜多思、多念，因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不宜久视、久听，因为久视伤血，久听伤肾。
二、节欲守神
从狭义来说，欲，专指性欲，节欲便是指节制性欲。放纵性欲，危害甚大，《内经》首篇《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指出，人们之所以半百而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事林广记·避忌之要》也强调说，今人之所以不能活到天赋之年，就是由于“罔知避慎，肆情恣欲，酣酒淫色”的缘故。为何纵欲可畏？因其形神交用，精气俱伤，正如《三元参赞延寿书》所说：“欲想一起欲火炽然，翕撮三焦精气流溢，并从命门输泻而去，可畏哉！”
三、顺时调神
人与天地相应，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必须适应四时生长收藏的规律才能成长。人的养生，也必须“分别四时”，顺应自然。不仅要适应气候变化，注意生活起居，而且要特别注意顺时调神。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只有顺应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祛病延年。
四、气功养生
气功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兼有养生与治疗两种作用。晋代葛洪说：“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抱朴子内篇·至理》）其中的“行气”即类属气功。此外，气功又有“吐纳”、“导引”、“坐禅”等说法。在古代有关文献中，气功常被称为“养生之道”或“性命之学”。什么是性命？古人认为，神是性而气是命，整个生命运动就是由神与气构成的。人若用神得法，避免过度的心理活动，气在体内的运行生化就不会受到干扰，各种生理活动就能保持正常。“神是性兮气是命，神不外驰气自定”（《类经·摄生类》），乃是对这种神与气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因此，从本质上讲，气功是典型的中医心理学养生法。
气功的中医心理学原理：人身之中，气与神的关系最为密切。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全赖气的充养。神主于心，寄于脏腑，若脏腑失养，则神无所依。而在人身中的运行生化，又要靠神的统御，若神气相离，则气机必乱。《胎息经》说：“气入身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知神气可以长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神行即气行，神住即气住，若欲长生，神气相注。”因此，养生之要在于养气，养气之要在于理神。而理神的内容，主要包括凝神和宁神两个方面。
（一）凝神
凝神是气功养生的关键环节之一。中国气功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为数众多的门派，古时就有“道法三千六百门”的说法。但是，无论何种功法，都必须从凝神入手。人在生活之中，总要用神，总要应接周围的事物。神驰于外，就要消耗一定的气，这是日用之常。养生之道，则须反此之常，设法收神于内，引气归根，即所谓“神若出，便收来，神返身中气自回”（《类经·摄生类》）。“神返身中”，就是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指向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守窍），通常是气海穴，又名丹田、气穴。有人曾把气功概括成“昔日遇师亲口诀，只要凝神入气穴”（《复命篇·丹髓歌》），可见凝神极为重要。然而凝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之特性，变动不居，易纵难收，转瞬万里。《素问·天元纪大论》说：“阴阳不测谓之神。”人们还常用“心猿意马”一词来形容神的这种特性。为了取得神凝气聚的效果，古人在气功养生实践中创用了种种方法，如调息法、数息法、存想法、默诵法等等。行此诸法，为气功的诱导阶段。其中调息法是最常应用的方法。调息，就是注意调节自己的呼吸，逐渐使之深、慢、细、匀。调息之时，要把神与呼吸、守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使神息相依，注于守窍。神有所依，相恋日久，自然凝而不驰，此时即为入静（现称气功功能态）。凝神入静是气功养生的效应阶段，在这一阶段可产生种种心身效益，如胃气旺盛（消化机能的增强）、津液充足（内、外分泌的增加）、卫气坚实（免疫力的提高）、神清气爽（精力的恢复）、自悦（心境的改善）等等，这些都是凝神的效果。
有人认为凝神入静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有意注意”，这种提法不无道理，但细论起来，始觉言犹未尽。练功之初，须时时寄神于息，务使神息相随。此时尚知有息，神息依然可分，古人称此时之神为“识神”。当练功达到一定深度时，神入息中，神息合一，“身心混沌，与虚空等，不知身之为我，我之为身，亦不知神之为气，气之为神，不规中而自规中，不胎息而自胎息”（《针灸大成·任脉经穴主治》）。这种景象便是入静，古人称此时之神为“元神”或“不神之神”。“识神”与“元神”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需要意志的参与，而后者则无须意志的参与；前者属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而后者则属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显然，“有意注意”这一术语不能概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可见气功凝神入静的深入研究，对探讨现代心理学某些基本理论问题，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宁神
宁神是气功养生的另一重要环节，并且是凝神的基础。有人把气功看作一种单纯的生理锻炼方法，只重视如何调整姿势、如何调节呼吸，这是不对的。自古以来，气功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偏于生理方面，称为“命功”；一个偏于心理方面，称为“性功”。命功主要讲练功时如何调身、调息、调心，养气行气，凝神入静。性功主要讲平时如何加强个人修养，施行精神净化，避免心理障碍，保持心神安宁。命功是凝神的功夫，性功是宁神的功夫，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所以养生家大多主张“性命双修”。
各种不正常的情志活动，必然带来不良的心理冲突，令人心神不宁，气机逆乱。在这种状态下练气功，是很难入静的，即使能够入静，由此而积攒的精气神，也远不敷五志化火所造成的损耗。因此，《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养生者必须“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只有这样，才能“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古人把有碍于气功养生的心理因素总结为“六害”（名利、声色、货财、滋味、虚妄、嫉妒），“六者有一，卫生之道远，而未见其有得也。虽心希妙理，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失也”（《针灸大成·任脉经穴主治》）。这就说明，练功者必须加强个人修养，不断进行自我精神净化，做到凝神与宁神并重。如果只知凝神而不知宁神，则如漏瓮汲水，随得随失，终必劳而无功。
气功在古代叫导引、吐纳。 导引吐纳是我国古老的养生祛病方法，情志精神方面的导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卷工笔彩绘的导引图，描绘了四十多种导引姿势，有的还附有文字说明。其中“患恨”“引烦”等几幅自注的情志引导图，尤其别开生面，栩栩如生，它们就是通过一些吐纳动作，用以消除不良情绪，维护身心健康的。
气功分动功和静功两大类，放松功与澄心静默法属静养功类，目前较多用于情绪紧张、心慌意乱、失眠多梦、头昏胀痛等神经症，高血压、溃疡病、结肠过敏、偏头痛等心身疾病，以及心因性肥胖、妊娠综合征、糖尿病等疾病。
所谓动功则包括：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除用于治病保健外，更多是用于强壮身体的。动功也强调练者保持“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形神专一的“用意”功夫，而有别于体育锻炼。通过长期的气功锻炼，可以产生对人体心理活动的良好效应。近年我国心理学者对禅密功的心理效应进行研究，发现练功后能使人的情绪稳定性、心情、自制力、脾气、动作敏捷性、注意力、观察力、意志坚强性、思维灵活性和记忆等心理活动明显改善。国外用人格测定方法研究与气功类似的沉思术，亦发现沉思锻炼对人的心理过程和性格有良的作用。
附：历代心理医案选介
附案一 恐胜喜
佯作不治实已治：
附案二 怒胜思
张子和治一富家妇人，伤思过虑，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张治之，张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共约，以怒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四，不处一法而去。其妇大怒出汗，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食进脉平。《续名医类案》
按：均为怒疗，然激怒的方法却不同，仔细品味，若有所思，激怒总与逆其所欲有关，而患者所欲为何，怎样“逆”其所欲，则非熟谙患者个性及人情世故不可。
附案三 喜胜忧
衣食足而止咳唾：丹溪治陈状元弟，因忧病咳唾血，面黧色，药之十日不效。谓其兄曰：此病得之失志伤肾，必用喜解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之地处之，于是大喜，即时色退，不药而愈。由是而言，治病必求其本，虽药中其病，苟不察其得病之因，亦不能愈也。《古今医案按·七情》
附案四 思胜恐
卢不远治
附案五 喜胜悲
张子和治息城司侯，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罢便觉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覆杯，大痛不任，药皆无功。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适巫者在其傍，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硬结皆散。所谓喜胜悲，《内经》自有此法也。《古今医案按》
附案六 顺情纵欲
笔中夹针破喉痈：李王公主患喉痈，数日肿痛，饮食不下。征召医官，言须针刀开口，方得溃破。公主闻用针刀，哭不肯从，痛逼水谷不入。忽有一草泽医曰：某不使刀针，只用笔头蘸药痈上，霎时便溃。公主喜，遂令召之。方两次上药，遂溃出脓血一盏余，便觉痛减，两日疮无事。令传其方，医云：乃以针系笔心中，轻轻划破肿处，乃溃散耳。《续名医类案·咽喉》
附案七 移情异性
强读医书胜劳瘵：汾水县某得劳瘵疾，日甚，医者咸决其不起。某忽从书肆购得医书数十种，置之一室，谓家人曰：今与汝辈诀，家事一切都不必问我，我将作活死人矣。遂入室扃其户，辟一窦，衣食所需，悉令家人置之于此，俟其自取。终日默坐其中，倦则卧，醒则阅书。始闻其咳呛也，久之则渐稀矣；始见其枯瘠也，久之则渐泽矣。如是三年，一日忽启户出曰：我今始得活矣。遂入内理家事如故。自是医理大通，遂以名医闻于远近，而活死人之名亦并传焉。《王椒畦文》
附案八 心身治疗
聆听趣谈忘洞泄：昔闻
按：“洞泄”是中医病名。表现为身重，胸闷，口不渴，腹不痛，大便稀，尿少等证。
附案九 华佗大胆激郡守
郡守笃病久，佗（华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嗔恚，吐黑血数升而愈。《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
附案十 乱读致忿解羞明
青龙桥王某，患病喜独居暗室，不近灯火，偶出则病愈甚，遍延名医皆不能治，乃延建昂诊。诊毕，并不处方，索取王所著文章，乱其句读，朗声而诵。王叱问为谁声，李则声益高。王忿然夺其文曰：客非此道中人，不解句读，何其狂妄。因就灯而坐，顿忘畏明之习。后李释曰：此病郁也，得怒则郁解，故有此为。《南部县志·人物志·李建昂医事》
按：此病案中患者之表现似为现代医学中之“癔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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