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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火神派探讨之一  

2008-09-06 10:45:08|  分类： 经验药方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整理说明:以前,本人认为各家医道皆有所长,但也容易各执一端,因此,反对强分流派,但近来重读郑钦安著作,深感火神派确有过人之处,其许多论点,是对仲景学说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也是当今许多临床中医师认识上的盲点.近日拜读张存悌先生所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感觉张先生的分析十分到位,条理清楚,读之颇有所得.因此,录成文字,与热爱中医的网友分享.经与张存悌先生电话联系,为避免影响出版社的发行,可部分内容在网站发布

  第一节  吴佩衡

  吴佩衡(1886～1971)，名钟权，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火神派的重要传人。18岁时，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深精《内》、《难》、《伤寒》等经典著作，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则。长于使用经方，擅用附子，胆识过人，对疑难重证，失治、误治病例，每以大剂附子力挽沉疴。处方每剂附子辄用6Og，重则每剂25O～5OOg，剂量之大，世所罕见，名闻天下，因获“吴附子”雅号，成为火神派的重要传人。

    吴氏热心中医事业，1930年代表云南中医界应邀赴沪，出席全国神州中医总会，抗议汪精卫取缔中医之反动条例。其后留沪行医六载。抗战前夕返回昆明，被推选为省、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以资促进中医学术交流。1948～l95O年间，创立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职，首开云南中医办校之先河。

    解放后，先后任云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省中医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职，桃李满门，为火神派的传播竭尽力量。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云南中医分会副会长、云南省政协常委等职。1956年、1959年两次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及文教卫生群英大会。毕生从事中医事业，为继承祖国医学，培育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主要著作有：《中医病理学》、《伤寒论条解》、《伤寒与瘟疫之分辨》、《麻疹发微》、《吴佩衡医案》、《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谈》、《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医药简述》、《伤寒论新注》等。

    吴佩衡对《伤寒论》和郑钦安的学说十分推崇，可以说忠实的传承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乃至教学一以贯之。他说：“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  (为刘铁庵编纂的《郑钦安之医学》题词)。1962年，吴氏主持云南中医学院工作时，再次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在教学中推广。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述郑氏学说，在治好昆明市长之子伤寒重症时，甚至还引用了郑钦安的一首诗，既述阴盛格阳之理，又表白自己心迹。他的一些理论见解，也脱胎于郑氏学说，例如他总结的辨别寒热的十六字诀：寒证“身重恶寒，目暝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热证“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即源于郑氏的“阴阳辨诀"，郑氏说“阳虚病，其人……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阴虚病，其人……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两相对比，一目了然。

    与郑钦安一样，吴氏临床善用附子和四逆辈，而且在剂量和应用范围等方面有所突破。郑氏所制潜阳丹也为吴氏所赏用。总结吴氏理论和经验，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精辨寒热，十六字诀

  “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郑钦安辨证论治讲究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吴氏传承郑钦安的火神派理论，首先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善于在“阴阳上探求至理”，他说：“识病之要在于识证，识证之要在于明辨阴阳，唯辨证确凿，方能对证下药，得心应手。"“识别阴阳为治病之定法，守约之功也"(《医验一得录》)。与郑氏阴阳为纲，判分万病的思想同出一辙。郑氏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辨诀"、“用药真机"，是辨认阴阳的宝贵经验，吴氏学而承之，总结出了寒热辨证的基本纲领“十六字诀"，即热证为“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寒证为“身重恶寒，目暝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真热证兼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真寒证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口气不蒸手。吴氏谓：“万病有虚实寒热，临床之际，务必本此原则，庶不致贻误。"不论患者症状如何繁杂多变，疑似隐约，通过望、闻、问、切全面诊察之后，以此作为辨证的要领，则热证、寒证的诊断不难以确立。“凡病有真热证与真寒证之分，又有真热假寒证与真寒假热证之别。然真者易识，而假者难辨。《内经》曰：治病必求于本，，即凡病当须辨明阴阳之意也。"

    在《吴佩衡医案》中计有阳极似阴、阴极似阳阴阳错杂多个案例，我们在阐述郑氏学说时曾经举过几个案例，每案皆寒热错杂，阴阳难辨，吴氏以“十六字诀"为纲，熟谙阴阳趋极之变，在辨识阴证方面尤为擅长。我们知道，郑钦安判断阴证的“真机"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一律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强调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时的重要意义，这可以说是判断阴症的最后底线。吴氏在错综复杂的病情中，辨假识真，蹈危如平，从而演绎出许多回阳救逆的精彩案例，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水平，这正是他最重要的学术经验之

一。下面再举案例证之。

    某男，20余岁，体质素弱。始因腹痛便秘而发热，医者诊为瘀热内滞，以桃仁承气汤下之，病情反重，出现发狂奔走，言语错乱。延吴氏诊视，脉沉迟无力，舌红津枯但不渴，微喜热饮而不多，气息喘促而短，有欲脱之势。断为阴证误下，逼阳暴脱之证，拟大剂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与服。附片130g，干姜5Og，上肉桂13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1Og。服后鼻孔流血，大便亦下黑血。认为非服温热药所致，实由桃仁承气汤误下后，致血脱成瘀，已成离经败坏之血，今得温运气血，不能再行归经，遂上行下注而致鼻衄便血。次日复诊见脉微神衰，嗜卧懒言，神识已转清。原方再服一剂，衄血便血均止，口微燥，此系阳气已回，营阴尚虚，继以四逆汤加人参连进四剂而愈(《吴佩衡医案》，下同)。

    症舌红津枯，发狂奔走，颇似阳证。但脉沉迟无力，微喜热饮，参考误下之后，病情反重，气息喘促，判为逼阳暴脱之证，用大剂回阳饮收效。

    马某，13岁，患伤寒已廿余日，“身热夜重，体温40℃余，反不恶寒，两颧发赤，唇焦而起血壳，头昏不食，欲寐无神，饮水不多，心烦胸闷，冒逆欲呕，小便短赤，大便数日不通，白痦遍体如麻，脉沉而紧，舌苔白腻"。此症身热夜重，两颧发赤，唇焦而起血壳，心烦，小便短赤，大便不通，极易认作实热，但吴氏综合分析，从脉沉而紧，舌苔白腻、“欲寐无神，饮水不多"着眼，认为“寒邪引入阴分，格拒真阳浮越

于外"，阳虚阴盛之象，法当扶阳温化，破阴回阳，以白通汤3剂治之而愈。

    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吴氏确有一套辨识寒热真假的功夫，即使在尿赤便秘、舌红津枯、咯血盈碗、唇焦起壳等种种并不符合郑氏“用药真机"的情况下，在一派热象中辨出真寒，投以大剂附子取效，历惊涉险，确实有胆有识，见解高超。

    疑似不定，试投肉桂。姜附之剂偏于峻热，人所共知。当病家对投用大剂姜附犹疑不决时，吴氏还有试服一招，即先让患者服用肉桂(研末泡水)试之，果系阴证，患者必能耐受；反之，可知辨证之误，但亦不致酿成恶果，显出圆机活法之妙，此乃吴氏独到经验。下面案例证之。

    杨某，32岁。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十余剂，愈进愈剧，延吴氏诊治。患者“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如是热症，“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为治。方子开好，病家犹疑未用。吴氏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说明病属阴证，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白通汤加肉桂，附子用至60g，病情即减。连进十余剂，诸症俱愈。

  二、推重阳气，擅用附子

  吴氏十分尊崇《伤寒论》和郑钦安温扶阳气的观点，认为阳气乃人身立命之本，对于保存阳气的意义有深刻认识：“真阳之火能生气，邪热之火能伤气；邪热之火必须消灭，真阳之火则决不可损也。只有真气运行不息，才能生化无穷，机体才有生命活动。"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抓住温扶阳气这一主要环节，这应该说是吴氏学术思想的核心，当然也是他擅用附子等辛热药物的理论根基。

    吴氏擅用附子，将“一团烈火"的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善于广用、重用、专用之，胆识兼备，屡起疑难大症，世誉“吴附子”，可谓实至名归，其用附子风格、法度直逼郑钦安。下面分别论之。

  1．广用

  吴氏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广泛应用附子，但凡面色淡白无华(或兼夹青色)，倦怠无神，少气懒言，力不从心，动则心慌气短，自汗食少，畏食酸冷，溺清便溏，诸寒引痛，易感风寒，甚或形寒怕冷，手足厥逆，恶寒倦卧，喜暖向阳，多重衣被，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舌质淡(或兼夹青色)，舌苔白滑或白腻，脉象多见沉、迟、细、弱、虚、紧等。总之，凡见阴症都可以用附子进行治疗。在

《吴佩衡医案》中，阴症计有5 5例，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多个病种，每案均用附子，可谓方方不离附子，且均为君药，剂量恒重，远超过其他药味。其中四逆辈(四逆汤、白通汤、附子甘草汤等)37案，麻辛附子汤8案，含附子方(如真武汤、乌梅丸、潜阳丹、应症方加附子等)1 O案，尤可钦者，即或孕妇患阴证，亦用附子，且量重惊人。

  如孕妇哮喘案：郑某，25岁。慢性哮喘病已14年，现身孕4月余。症见咳嗽短气而喘，痰多色白，咽喉不利，时发喘息哮鸣。面色淡而少华，目眶、口唇含青乌色。胸中闷胀、少气懒言，咳声低弱，咳时则由胸部牵引小腹作痛。舌苔白滑厚腻，舌质含青色，脉现弦滑，沉取则弱而无力，判为风寒伏于肺胃，久咳肺肾气虚，阳不足以运行，寒湿痰饮阻遏而成是证。法当开提表寒，补肾纳气，温化痰湿，方用小青龙汤加附

片，附片开手即用1 OO g。二剂后，咳喘各症均减。继用四逆、二陈合方加麻、辛、桂。附片加至200g，服后喘咳皆减轻。共服30余剂，哮喘咳嗽日渐平息痊愈。身孕无恙，至足月顺产一子。吴氏日：“昔有谓妇人身孕，乌、附、半夏皆所禁用，其实不然。盖乌，附、半夏，生者具有毒性，固不能服，只要炮制煎煮得法，去除毒性，因病施用，孕妇服之亦无妨碍。妇人怀孕，身为疾病所缠……务使邪去而正安，此实为安胎、固胎之要义。《内经》云：‘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此乃有是病而用是药，所谓有病则病当之，故孕妇无殒，胎亦无殒也。"

    2．重用

    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点即善用附子，而且剂量超常。作为该派传人，吴氏不仅广用附子，而且善用大剂量，惊世骇俗，可谓无出其右者。他认为：“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药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因此，处方用药应当随其病变而有不同……古有‘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之说，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需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否则，杯水车薪敷衍塞责，贻误病机，则危殆难挽矣。

    在《吴佩衡医案》中，使用附子共计56案，其中成人47案，初诊方1OOg以上者22例；6Og以上者11例；30g以上者1 2例。复诊逐渐加量至1 5Og者4例；加量至200g者5例；剂量最大者如治省立昆华医院院长秦某独子(13岁)的伤寒重症案，初诊方即用25Og，后加至每剂400g，而且昼夜连进2剂，合起来就是800g，终于挽回厥脱重症，令人惊心动魄。

    不仅在成人中投用大剂量，而且对婴幼儿童也敢于放手加量，胆识确非常医可及。如童子痨案：张某，8岁。禀赋不足，形体赢弱。受寒起病，脉来浮滑，兼有紧象，指纹色淡而青，舌苔白滑，质含青色。涕清，咳嗽而加痰涌。发热、恶寒，头昏痛，喜热饮。缘由风寒表邪，引动内停之寒湿水饮，肺气不利，阻遏太阳经气出入之机，拟小青龙汤加附子助阳解表化饮除痰。附片用至30g，服后得微汗，身热始退，表邪已

解，寒痰未净，守原方去杭芍、麻茸加茯苓lOg、白术12g连进二剂，饮食已如常。惟仍涕清痰多，面浮，午后潮热，自汗，腹中时而隐痛。殊料病家对吴氏信任不专，另延中医诊视，云误服附子，中毒难解，处以清热利湿之剂，反见病重，出现风动之状，双目上视，唇缩而青，肢厥抽掣，汗出欲绝。又急促吴氏诊视，具述误治经过，乃主以大剂加味四逆汤治之。附片用至lOO g，连服二次，风状已减，不再抽掣。原方加口芪、白术、茯苓连进数十余剂始奏全功。8岁小儿前后共服附片量逾5000 g，“并无中毒，且患儿病愈之后，身体健康，体质丰盛胜于病前，多年无恙"。

    又如治3岁甘某“麻疹误服表凉药转阴证案”：发热已五六日，“昏迷无神"，投白通汤，附子用至60 g，二剂即愈。另如治朱某小儿，诞生方十余天，目赤肿痛，诊为虚阳浮越所致，用附子甘草汤，附子用至1Og，2剂目肿渐消。

    3．专用

    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的同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重要区别。吴氏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火神派风格。他认为扶阳驱寒，宜温而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因此他用扶阳诸方所治阴证案例，绝少夹用滋补药品，这方面他较郑氏有过之而元不及。比如张景岳所制回阳饮，系四逆汤加人参，郑钦安虽然认为人参是阴药，“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但他在临床中犹时或用之。而吴氏所用回阳饮，乃是四逆汤加肉桂，摒弃人参不用，绝对不夹阴药。不仅如此，即或补气药也绝少应用，嫌其掣肘。观吴氏各案，用药专精，法度严谨，“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他药品，如果加入寒凉之剂则引邪深入；加入补剂则闭门留寇，必致传经变证，渐转危笃费治"(《医药简述》)。这方面，他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例如：

    风湿关节痹痛案：田某之妻，三十余岁。患风湿痹证，右手关节疼痛发麻，自觉骨间灼热，但又见寒生畏。病已十余日，曾服四逆汤加白术、当归等剂未效，疼痛忽轻忽重，固着肩肘，痛甚不休。吴氏审病查方，认为乃风寒湿邪杂合而至，阻遏经脉，阳不足以运行通利关节，不通则痛。“虽应用姜附之辛温以化散寒湿，然杂以归术之壅补滋腻，犹如闭门捉寇，遂使邪气难化。因照前方去归、术加入桂枝、细辛、茯苓治之"，一剂显效，二剂霍然。

    胸痹心痛案：杨某，5 O余岁。患胸痹心痛证，曾服桂附理中汤，重用党参、白术并加当归，服后病未见减。每于发作之时，心胸撮痛，有如气结在胸，甚则痛彻肩背，水米不进。痛甚则面唇发青，冷汗淋漓，脉息迟弱，昏绝欲毙，危在旦夕。吴氏认为此乃土虚无以制水，阳衰不能镇阴，致下焦肝肾阴邪夹寒水上凌心肺而成是状。“然寒水已犯中宫，骤以参术当归之峻补，有如高筑堤堰堵截水道，水邪无由所出之路，岸高浪急，阴气上游，势必凌心作痛。斯时不宜壅补过早，法当振奋心阳，使心气旺盛，则阴寒水邪自散矣”。方用四逆汤合瓜蒌薤白汤加桂：天雄片1OOg，干姜30g，薤白1 Og，瓜蒌实1Og，公丁1O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5g。一剂痛减其半，二剂加茯苓3 O克以化气行水，则痛减七、八分，三剂后胸痛若失。以上二案，充分体现了吴氏用药精专，投用附子，不夹阴药、补药的观点。

  4．熟谙热药反应

  郑钦安擅用姜附，对热药之反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我们在探讨郑氏学说时，曾专门作过介绍。吴氏对姜附等热药的反应也有深刻的体会，临床应付裕如，有些且为郑氏所未言及。归纳吴氏对姜附等热药反应的认识，最常见的就是呕吐痰涎，大便泄泻，其次是周身浮肿，以及原有症状如疼痛加重以及出血等等，有些经验可补郑氏未备，下面举例证之。

    虚寒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20余年，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懔懔而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判为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疼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认为此病根深蒂固，非大剂辛温连进不可。但“多年临床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也，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遂以大剂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Og，吴萸18g，干姜6Og，上肉桂18g(研末，泡水兑人)，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 g(研末，兑服)，甘草15g。“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原方附片增至200g，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仍照前法，再进不怠，白附片用至300g，连服二剂，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继续调理十数余剂而愈，体健如常。

    又如治省立昆华医院院长秦某独子之伤寒重症，四诊时仍用大剂四逆汤，附子用至400g，患儿日夜泄泻十余次，“秦君夫妇为此担心害怕，认为有肠出血或肠穿孔的危险，每见其子排泻大便，即流泪惊惶不已"。吴氏当即详加解释，此由寒湿内盛，腹中有如冰霜凝聚，今得阳药温化运行，邪阴溃退，真阳返回而使冰霜化行。所拟方药，皆非泻下之剂，其排泻者为内停寒湿污秽之物，系病除佳兆，邪去则正自能安，方保无虞。于是，病家疑虑始减，继续接受治疗，终至痊愈。

    再如治昆明市长曾某之子伤寒重症，认为“一线生阳有将脱之势，病势垂危，颇为费治。惟有扶阳抑阴温化之法，使在上之寒水邪阴，由口中吐出，中下之寒水邪阴，由二便排泄使除，阳回阴退，方可转危为安。”以通脉四逆汤加吴萸、上桂治之，白附片用至16Og，“并告知病家，倘若服药后发生呕吐涎痰或大便泻下切勿惊疑，为病除之兆，一线生机，可望挽回。”服上方后，果呕吐涎水碗许，大便溏泻一次，手足温暖，脉和缓较有神，系病除之兆。继以大剂扶阳温化，白附片用至260g。服药后，又呕吐涎水约两碗，大便泻利数次，“均属冰霜化行，病毒邪阴由上下窍道溃退"之兆。面唇色泽转红润，脉搏和缓较有神，继守原法调理至痊。

  吴氏投用附子，倡用久煎，用量15～60g，必须先用开水煮沸二至三小时。用量增加，则须延长煮沸时间，以保证用药安全。有时为了抢救重症，大剂投以附子，则药壶连续置于炉上不停火，久煎附子，随煎随服。

三、从阴证论治出血和麻疹

      吴氏重视阳气，推崇扶阳，在各种血证和小儿麻疹的辨治方面尤具特色，在国内颇有影响。他继承郑钦安的学术观点，对多种出血病症多从阳虚失于固摄着眼，以扶阳止血为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吴佩衡医案》中，有咯血、衄血、便血、崩漏、胎漏等各种血证10案，均从扶阳着眼，以大剂附子人手，皆收止血愈病佳效。

      如治妊娠胎漏(先兆流产)案：范某之妻，28岁。身孕6个月，因家务不慎，忽而跌仆，遂漏下渐如崩状，腰及少腹坠痛难忍，卧床不起。延至六七日，仍漏欲堕。吴氏诊之，认为气血大伤，胎恐难保，惟幸孕脉尚在，以大补气血，扶阳益气引血归经为法，拟方四逆当归补血汤加味治之：附片1OOg，北口芪6Og，当归身24g，阿胶12g(烊化兑人)，炙艾叶6g，炙甘草10g，大枣5枚(烧黑存性)。服一剂，漏止其半，再剂则全止，三剂霍然，胎亦保住，至足月而举一子，母子均安。

    吴氏按云：“附子补坎中一阳，助少火而生气，阳气上升，胎气始固……阳气温升，阴血能补，则胎不堕矣。《内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标自立矣，若只以止血为主，而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其血何由而止?"

    吴氏对小儿麻疹的治疗颇有创见，认为小儿是稚阳而非纯阳。不宜过于表散，更不宜动辄使用清凉苦寒药物。必须分析虚实寒热，随证施治。吴氏经验，凡属虚寒小儿，只有放胆使用四逆、白通等汤，才易挽回颓绝，他总结道：“体弱昏迷无神，疹出性慢，色象不鲜，服白通汤一、二剂，即能使疹子出齐，平安而愈。如此治法，在麻疹方书上虽不易见，但麻疹既不得发越外出而现阴盛阳衰之象，投以白通汤扶心肾之阳，故疗效甚速。倘再误施寒凉，则正愈虚而阳愈弱，无力托毒外出，反而内攻，必致衰脱危殆。无论痧、痘、麻、疹，一旦病势沉重，必须认真辨别阴阳，不可固守一法，证现阴象，必须救阳；证现阳象，必须救阴，方有回生之望。"这是吴氏一个独到之处，在国内亦颇有影响。在《吴佩衡医案》中，有麻疹变证属阴寒者8案，均以附子为主，扶阳挽逆，获得成功。

    如麻疹误表转阴证案：姚某，3岁。初病发热咳嗽，某医以升提表散而佐清凉之剂。二剂后，麻疹隐隐现点，色象不鲜，发热已五六日，尚未出透。延吴氏诊视，患儿昏迷无神，判为邪陷少阴而呈但欲寐之情，麻疹不能透达，若再迁延，势必转危。即以白通汤一剂：附片60g，干姜1 5 g，葱白4茎(连须根)。服后，疹出透而色转红活，再剂则疹已渐灭，脉静身凉，食增神健而愈。

四、崇尚经方，善用峻药

  吴氏推重仲景学说，擅用长沙诸方，在《吴佩衡医案》中，总计89案，使用经方者即达76案，占全部案例的85．3％。在用药方面倡用峻剂，崇尚“攻之即所以补之’’之论，尝引陈修园之说抒发己见：  “以毒药攻邪，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故而很少假借参、芪、地、归等补品，认为祛邪即是扶正，攘外即所以安内。他在《医药简述》一书中，对附子、干姜、肉桂、桂枝、麻黄、细辛、石

膏、大黄、芒硝、黄连十味药品的性味、功效及临床应用，详予阐述，认为：“此十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与其他药物配伍得当……不但治一般常见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症及顽固沉疴，亦无不应手奏效"  (《医药简述》)。在《吴佩衡医案》总计8 9案中，除4案外，其余各案均投用了十大主帅之品。可以看出，十大主帅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中之攻坚祛邪峻品，以十大主帅为主药组成的麻黄剂、四逆辈以及白虎、承气诸汤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剂。吴氏临床多藉姜附、硝黄等峻药，“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挡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效”(《医药简述》)，形成十分鲜明的用药风格，显示出大家风范，这一点与郑钦安颇为相似。例如对阳明腑证，吴氏创立了白虎汤承气汤合用之例，在其医案集中，6例阳明腑证案例，均系白虎承气合用，剂量亦重。其治瘟疫3例，投用达原饮，均加用石膏、大黄两味苦寒峻药，不仅显示大家手段，而且表明吴氏对于阳热之症，亦颇多见识和经验。

五、常用方药经验

  作为火神派医家，吴氏除了应用大剂附子，广泛运用四逆辈治疗阴证外，对常见病症还积累了一些经验用方，这些方剂多数是以四逆汤为基础合以其他方药而成，具有鲜明的火神派风格，用于临床屡获良效，从而构成吴氏学术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摘其要者予以介绍。

    麻辛附子汤：即经方麻黄附子细辛汤，本方为吴氏常用方剂之一，其使用频度仅次于四逆汤，这一点在《吴佩衡医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本方原治太阳少阴两感证，吴氏运用本方早已超出此范围，他的经验是，凡“身体不好，素禀不足，一旦感冒，易从少阴寒化(体强者在太阳)，脉沉细、沉弱，欲寐无神，怕冷，手足发凉，或有头痛如劈，宜用麻辛附子汤或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附子，大人用2两(6 Og)，体过虚者用3两(9 Og)……切勿加杭芍……本方是开门方，无闭门留寇之患，若开门不用麻、辛、桂，则附子无外驱风寒之力，故开门宜加之。"在《吴佩衡医案》中，主以本方者共有8案，包括目赤肿痛、乳痈、少阴头痛、咽痛、麻疹变证等，每案均用得很有见地，常医难以有此手眼。阳虚明显者，直接用四逆汤加麻黄、细辛。请看案例：

    乳痈(乳腺炎)：尹某，25岁。产后六日，因右侧乳房患急性乳腺炎经用青霉素等针药治疗，病情不减。改延中医诊治，投以清热解毒之剂，外敷清热消肿软膏。诊治十余日，寒热不退，乳房红肿疼痛反而日渐增剧，遂延吴诊视。刻诊：发热而恶寒，体温37．4℃，午后则升高至3 9℃左右。头疼，全身酸痛，右乳房红肿灼热而硬，乳汁不通，痛彻腋下，呻吟不止。日不思饮食，夜不能人眠，精神疲惫，欲寐无神。脉沉细

而紧，舌质淡而含青，苔白厚腻。辨为产后气血俱虚，感受风寒，经脉受阻，气血凝滞。后又误服苦寒之剂，伤正而助邪，遂致乳痈加剧。法当扶正驱邪，温经散寒，活络通乳。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附片30g，麻黄9g，细辛5 g，桂枝15g，川芎9g，通草6g，王不留行9g，炙香附9g，生姜15g，甘草6g。连服上方二次，温覆而卧，遍身絷絷汗出，人夜能安静熟寐，次晨已热退身凉，头身疼痛已愈，乳房红肿热痛减半，稍

进稀粥与牛奶，脉已和缓。舌青已退而转淡红，苔薄白，根部尚腻。继以扶阳温化之茯苓桂枝汤加味调之。乳房硬结全部消散，乳汁已通，眠食转佳，照常哺乳。

    此症乳房红肿热痛，发热，极易判为热证。但从恶寒，头疼，全身酸痛来看，又有表证；再从精神疲惫，欲寐无神，脉沉细而紧，舌质淡而含青，苔白厚腻来看，又有阳虚之兆。表寒里虚，故投麻黄附子细辛汤而收效，整个治疗未用一味凉药，识证之准，用药之确，令人佩服。

    少阴咽痛：王某，女，成年。始因受寒起病，恶寒，咽痛不适，误服清热养阴之剂而症情加重：头痛如劈，恶寒发热，体痛。咽痛，水浆不能下咽，痰涎涌甚，咽部红肿起白泡而溃烂。舌苔白滑，不渴饮，脉沉细而兼紧象。吴氏认为，此系寒人少阴，误用苦寒清热，致使阴邪夹寒水上逼，虚火上浮而成是状。取扶阳祛寒，引阳归舍之法，以加味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之：附片40g，干姜26g，北细辛6g，麻黄5g，上肉桂6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6g。一剂后寒热即退，咽部肿痛减去其半，再剂则痛去七八。三剂尽，诸症霍然而愈。

    吴氏指出，少阴受寒误用苦寒清热养阴之剂，无异于雪上加霜。风寒闭束少阴经络不通，虚火上浮冲于咽喉而肿痛者，宜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治之。方中附子能扶阳驱寒，麻黄开发腠理，解散表寒，得细辛之辛温，直入少阴以温散经脉寒邪，并能协同附子纳阳归肾，邪去正安，少阴咽痛自然获愈。

    潜阳封髓丹：即郑钦安所拟潜阳丹与封髓丹合方，用治虚阳上浮所致五官阴火诸症，吴氏颇为赏用。例案如虚火牙痛孙案、牙龈出血王案(见“真气上浮，须识阴火’’一节)。

    四逆二陈麻辛汤：即四逆汤合二陈汤加麻黄、细辛，用治一切肺部痰饮阴证，如新老咳嗽、哮喘，咳痰清稀，白痰涎沫多者，吴氏屡用有效。如果表证明显者，吴氏用小青龙汤加附子，《吴佩衡医案》中有许多成功案例。

    四逆苓桂丁椒汤：即四逆汤加茯苓、肉桂、丁香、白胡椒，用治一切脘腹阴寒疼痛。呕恶明显者再加半夏、砂仁等。

    四逆五苓散：即四逆汤合五苓散，用治肝肾病变所引起的腹水、水肿等症。值得注意的是，吴氏用本方时，从来不用五苓散中的白术，可能是嫌其壅补，不利于水湿。

    四逆合瓜蒌薤白汤：即四逆汤与瓜蒌薤白汤合方，用治胸痹心痛属阴症者。

    四逆当归补血汤：即四逆汤与当归补血汤合方，用治由阳虚不能摄血引起的出血诸证。吴氏应用本方时，经常加入阿胶、艾叶两味。

    其他凡涉及厥阴者，用四逆汤必加吴茱萸，有黄疸者再加茵陈，均成定例。

    小结：吴佩衡是火神派的最重要的传人之一，忠实地传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长于使用经方，擅用附子，胆识过人，在重用附子，不夹阴药等方面较郑钦安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学习研究

RE:中医火神派探讨

第二节  范中林

    范中林(1895～1989)，四川郫县太和镇人，蜀中现代名医，曾师从潘竹均等名医。多年来潜心于《伤寒论》的研究，善用经方，在掌握六经辨证规律治疗若干外感和内伤杂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深受火神派郑钦安的思想影响，对于虚寒证的疗效尤为显著。擅用大剂附子，而有“范火神"之誉。部分医案曾发表在《中医杂志》，后来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选编了范氏应用六经辨证诊疗的69个病例，其中有以麻黄汤治愈三年低热的太阳证发热案，四逆汤治愈严重前列腺炎的少阴证淋病案，理中汤治愈功能性子宫出血并发失血性贫血案等，多属疑难病例，论治皆有新意。范氏临床辨证以六经为法，尤以舌诊见长，用药悉本《伤寒论》，组方严谨，以药精量重为特点。从学者甚众，成都唐步祺先生为其早期弟子。

    范中林对伤寒论十分推崇，赞同“仲景约法能合万病"(《伤寒论翼》语)的观点，主张“伤寒之中有万病，仲景约法能合诸病"，临床善用六经辨证处理各种病症，用药悉本《伤寒论》，其《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69个内外妇儿科各案均用伤寒之方。同时深受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传承了火神派注重扶阳，擅用大剂附子的独特风格，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曾两次引述郑钦安著作原文，可以窥见其与火神派的传承关系。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范氏继承了仲景和郑钦安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握要之法也”(郑钦安语)。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范氏传承了这一学术思想，认为要“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并以诸多案例实践了这一学术主张。

    支气管哮喘：罗某，男，26岁，农民。1962年4月，因风寒咳嗽，痰多，气紧，不能平卧，某医院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经治疗好转。1 963年冬季，咳嗽加剧，心累气紧，动则尤甚，致卧床不起，经治疗基本缓解。1964年春复发，遂来求诊。初诊：喉间痰声辘辘，张口抬肩，气不接续，喘时汗出，痰多清稀，精神萎靡，恶寒肢冷，面肿。舌质淡暗，苔白滑腻。此为少阴阳衰阴盛，气不归元，寒饮上逆而致。法宜壮

阳驱阴，纳气归肾，以四逆汤加味主之。处方：制附片30g(久煎)，生姜30g，炙甘草15g，上肉桂1Og(冲服)，砂仁12g，白术12g。二诊：服上方4剂后哮喘减。原方加茯苓，续服5剂。哮喘明显减轻，继服上方月余，以巩固疗效。1979年6月追访，1 4年未见复发(《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下同)。

    范氏认为，本例气急喘促，不能续接，张口抬肩，得长引一息为快，应属元气不足之虚证。这与气促壅塞，不能布息，得呼出余气为快之实证不同。气藏于肺而根于肾，此证虚喘汗出，动则尤甚，恶寒肢冷，面浮神疲，痰涎稀薄，舌淡苔白，一派少阴虚喘之象。故自始至终未用平喘套方套药，坚持扶阳驱阴，补肾纳气之法，阳旺阴消，哮喘自平。

    甲状腺左叶囊肿：宋某，女，36岁。体质素弱，常患感冒。1977年5月，患外感咳嗽，服清热止咳中药数剂后，表证解。越数日忽发现颈部左侧有一包块，约2cm×3cm，触之稍硬，随吞咽活动，无痛感。自觉心累，无其他明显症状。某医院诊断为“甲状腺左叶囊肿"，建议手术未允，同年7月求诊。初诊：左侧颈部出现包块已两月。神疲乏力，食欲不振，入夜难寐，手足清冷，恶寒，头昏。舌暗淡，苔淡黄而腻。认为此属瘿病，主证在少阴，兼太阳伤寒之表，法宜扶正驱邪，温经解表，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麻黄1Og，制附片60g(久煎)，辽细辛6g，桂枝1Og，干姜30g，甘草3Og。上方服3剂，包块变软，心累乏力略有好转。药证相符，重剂方能速效。上方姜、附、草三味加倍，再服三剂。包块明显变小，舌质稍转淡红，苔黄腻减。又以初诊方续进十剂，包块逐渐消失。

    范氏认为，患者颈侧包块，触之硬结，不与皮肤粘连，皮色如常，随吞咽而动，系瘿病证候。风寒湿邪先袭太阳，日久深入少阴，表里同病。阳气渐衰，寒凝气滞，日益壅于颈侧而成结。故此案未泥于一般瘿肿多属痰气郁结，未用一味软坚散结套药，而是从太阳少阴证论治，温经解表，以畅气血；通阳散寒，以开凝聚，同样收到消瘿散结之功，体现了“治之但扶其真元’’之旨。

    此案三次投方用药内容未变，但药量增减变化颇有寓意。二诊时“包块变软，心累乏力略有好转’’，认为“药证相符，重剂方能速效，上方姜、附、草三味加倍’’，在取效的基础上，加重药量，可谓胆识；三诊时“包块明显变小"，又减量改回初诊方，可谓审慎，体现了药随证转，“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之经旨。

    经闭：胡某，女，38岁。经闭四年，渐至形寒，肢冷，颤抖，全身水肿，行动须人搀扶。初诊：全身水肿，下肢尤甚，按之凹陷，遍体肌肉轻微颤抖。头昏，畏寒，不欲食，神疲倦卧，四肢清冷，声低气短。面色青暗无泽，舌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伏。此为少阴证经闭，阳虚水肿，法宜通阳渗湿，暖肾温中，以茯苓四逆汤加味主之：茯苓30g，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桂枝12 g，炒白术12g，潞党参15g，炙甘草30g。

    服完一剂，小便清长，肿胀略有减轻，每餐可进食米饭一两。继服二剂，肿胀明显好转，颤抖停止。原方再进三剂，并以炮姜易干姜，加血余炭30g，返家后续服，月余病愈。

    范氏认为，此证属脾肾阳虚，阴寒内积，而以少阴虚衰为主。畏寒、肢冷、神疲倦卧，声低气短，面色青暗，舌淡脉伏，皆一派少阴寒化之明症。治以茯苓四逆汤，姜附回阳逐阴，甘草缓中，茯苓渗利，党参扶正。加白术补脾燥湿，增桂枝以通心阳而化膀胱之气；加炮姜易干姜，取其温经助血之行；再加血余炭，既有去瘀生新之效，又具利小便之功，以促其肿胀消除。全案始终未用一味通经活血之药，功夫全用在温

阳祛寒上，“治之但扶其真元”，确显火神派风格。

    胎黄：吴某．男，新生儿。患儿足月顺产，初生即周身发黄。现已55天，体重1．5kg，身长30多厘米。身面长满黄色细绒毛，长约1cm，皮肤晦黄不退。精神萎靡，四肢不温，皮肤干涩，头发稀疏、黄糙，生殖器肿大。虽值炎暑，还须棉花厚裹。稍受微风或惊动，皆易引起呕吐。某医院诊为“先天不足"，未予治疗。范氏认为临床罕见，殊难人手。询知怀孕后，嗜饮大量浓茶，每日约5至6磅，连茶叶均嚼食之。推知脾阳受伤，湿从内生，湿邪久羁，遗于胞胎，致先天亏损，脾肾阳气衰微，气亏血败，经隧受阻，胆液溢于肌肤，故发为胎黄。精神萎靡，四肢不温，头发稀疏而黄糙，显为少阴阴盛阳微之征。法宜破阴回阳，以通脉四逆汤加味主之：制附片15g(久煎)，干姜15g，甘草1Og，辽细辛1g，葱白30g。连服20日。另配以针砂散，祛脾胃之湿浊。月余后，患儿身黄退，体重略增，逗之能笑。遂停药，嘱其细心调养。1 9 78年追访：患儿已长成人，参加工作。体重5 5 kg，身高1 64 cm。

    范氏认为，婴儿脾肾阳气不振，寒湿郁滞运化失常，胆汁溢于肌肤；参之肢体不温，发育不良等，应属少阴阴黄。故投以通脉四逆，以助先天之元阳，未用茵陈类退黄药，配以针砂散除脾胃之湿浊。阳旺湿消，气机通畅，则邪去自安。

    评析：以上四案涉及内外妇儿各科，或哮喘、或瘿病、或经闭、或黄疸，皆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些套方套药，正所谓见喘不治喘，见瘤不治瘤，经闭不通经，黄疸不退黄，而是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从扶阳入手，均投以大剂四逆辈，分别收到了平喘、消瘿、通经、退黄的效果，充分展示了范氏崇尚阳气，擅用姜附的火神派风格。

  二、擅用姜附，经验娴熟

  作为火神派医家，范氏擅用姜附，经验娴熟。不仅继承了郑钦安擅用姜附的风格，而且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下面分别述之。

    (一)广用四逆

    范中林常用温阳方为理中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附细辛汤、麻附甘草汤、真武汤、乌梅丸、当归四逆汤等，而四逆汤为回阳救逆主方，范氏最为善用，其医案中用本方者比比皆是。除阳虚欲脱，脉微欲绝等典型的四逆证以外，还广泛用于一切阳虚阴盛之病人。他认为，“大凡三阳病中某些变证、坏证，三阴病中之虚寒证，皆可酌情用之。在临床上如何准确地、灵活地运用四逆汤?关键在于严格掌握阳虚阴盛疾病的基本要点。除上述典型的四逆证以外，这些要点大体上还包括：舌质淡白，苔润有津；面色晦暗无泽；神疲，恶寒，四肢清冷，口不渴，或渴而不思饮，或喜热饮；大便不结，或虽大便难而腹无所苦，或先硬后溏，夜尿多，脉弱等。"这与郑钦安的“阴证辨诀”或“用药真机"如出一辙。

    (二)重用附子

    火神派最大的用药特点就是善于应用大剂附子，范氏在这方面十分突出，其用量少则3Og，多至6Og、120g甚至更多。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以附子为主的案例计36个，初诊方中用30g者9例，用60g者17例，用12Og者1O例，最大剂量如治11岁患儿黄某下利虚脱案，初诊用附子12Og，复诊加至5OOg(用鸡汤煎煮)，半月内累计用附子65OOg，随访30年，未见不良影响。

    范氏经验，“在准确辨证的前提下，还必须严格掌握用药配伍和剂量轻重。附子用量应针对病情恰如其分，并须久煎一个半小时以上。附子无姜不燥，干姜的用量须灵活掌握。在阳虚阴盛而未至四逆，舌质虽淡而不甚，苔虽白而不厚的情况下，干姜可酌情少用；反之可多加，直至与附子等量。甘草的用量不超过附子的一半，大体与干姜相等。"当附子用至60g以上时，甘草用量恒用至30g，推其用意，是为了缓和附子的

毒性。

    另有“略煎"之法，显示了范氏对附子药性的熟谙应用。所谓“略煎"，就是改久煎为轻煎，即先煎20分钟后(而不是久煎一个半小时以上)即下其他药物，此举是为了保持附子的峻烈药性，应对阴寒重证。如李某头痛案，初诊用麻辛附子汤，附子用6Og，服十余剂后，效果不理想，范氏认为“病重药轻，熟附久煎，难奏其功。遂令将上方加倍重用附子，改久煎制附片为略煎(煮沸20分钟后即下群药)。嘱其尽量多服，

若身麻，甚则失去知觉，不必惊骇，任其自行恢复"。患者服药半小时后，忽然倒下，很快清醒。除全身发麻外，无明显不适。起身后，又倒在地上，口中流出不少清涎粘液。数小时后，逐渐恢复常态。间隔数日，依上法又重复一次。从此，多年剧痛明显减轻，头、肩、背如紧箍重压之苦，皆已如释。

    (三)不夹阴药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范氏忠实地继承了郑钦安这一观点，在投用姜附热药之际，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显示了火神派的这一独特风格。查其医案中初诊选用理中汤、桂枝汤、真武汤、小青龙汤等方时，一般均去掉方中的人参、白芍、五味子等阴药，很少有例外。推其用意，嫌其恋阴，不利于阴盛病机。如于某水肿案，判为太阴脾虚湿郁，累及少阴肾经，  “法宜温肾健脾，燥湿利水，以理中汤加减主之”，处方：制附片3Og(久煎)，白术15g，干姜15g，炙甘草12g，茯苓12g，上肉桂6g(冲服)。查阅本方，既云理中汤，则显然去掉了方中的人参。再加揣摩，方中所增附片、茯苓，明显寓有真武汤含义，但又去掉了白芍。显然．去掉人参、白芍两味阴药，是为了防其恋阴。此外，范氏用四逆汤时，多加肉桂，即吴佩衡所称之回阳饮，而不用人参，与吴氏主张一致。

    (四)审慎有道

    范氏擅用大剂附子，并非一味蛮干，而是既有胆识，又很审慎，积累了丰富的变通之法，大致有如下几点：

    1．间隔用药

    使用大剂附子，有时出现皮疹等反应，则暂时停用附子，改为他药。待皮疹消退，再用附子，此时则采取间隔用药法，即服四五剂，停用几天再服，间断服药，既要治病，又要避免蓄积中毒。傅某嘴眼畸形案、陈某虚损案等即是这样处理的。

    2．增减用量

    各案初诊方大都用小剂量(通常是3 Og)，试效后再增加用量，一般是翻番加倍。取得显效后，再减量改为初诊方，所谓“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这样既防止蓄积中毒，又体现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的经旨，如前述宋某甲状腺左叶囊肿案就是这样处理的。

    3．善后之法

    对久病阳虚阴盛病症，用大剂姜附取得显效后，善后之策，范氏一般是加人人参、枸杞、虫草等阴药，以求阴阳平衡，或者以丸剂缓图收功，体现了郑钦安阳复之际，滋阴善后的观点。

    4．熟谙反应

    范氏善于投用附子，对服用附子的药后反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必须指出，阳虚阴盛之人，初服辛温大热之品，常有心中烦躁，鼻出黑血，喉干，目涩或赤，咳嗽痰多，面目及周身浮肿，或腹痛泄泻，或更加困倦等，此并非药误，而是阳药运行，阴去阳升，邪消正长，从阴出阳之佳兆。服药后比较理想的反应，是周身暖和，舌质和面色均现红润。此时即可用少量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则阳有所依，自然阴阳互根相济，邪去正安。’’范氏这些体会，丰富了郑钦安总结的“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经验认识。在其医案中，常有服用附子后的各种反应，均能应付裕如。

三、重视舌诊，辨识阴证

    范氏辨识阴证，有一突出之处，即在寒热真假难分之际，全面审度，强调舌诊的关键意义，他总结的“运用四逆汤关键在于严格掌握阳虚阴盛疾病的基本要点"的第一条就是“舌质淡白，苔润有津"。他说：“其舌质淡为阴寒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断不可误认为阳热，实为阴寒内盛已极，虚寒外露之假象。"其实，重视舌诊正是郑钦安总结的“阴证辨诀"或“用药真机”中的最重要之处，范氏显然是继承了郑氏经验。其辨认车某真寒假热证案即以“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为辨证眼目，在一派热象中判为“孤阳飞越之候"，以通脉四逆汤治之而愈。

    范氏重视舌诊在辨证中尤其是辨识阴证的独特作用，是其所长，但他不太重视脉诊则是其所短。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69案中竞有30案之多没有脉象记载，颇觉遗憾。

  四、“口内少实火"论

  郑钦安对于真气上浮即虚阳上越之证有着深刻的认识，按郑氏经验，对头面五官诸疾，尤其红、肿、疼痛等病症，多有虚阳上越引起之假热真寒之证，亦即“阴火”，极易误认为阳热或阴虚火旺之证。范氏对此有着丰富的经验，“对此类病证常说：‘口内少实火”’，确为阅历有得之论。观其医案，凡病发于头面五官诸症，除外感表证者，其余均判为阴证所致，用药不离姜附，俱收佳效。现引典型案例如下：

    慢性喉炎、瘛肉：黄某，女，44岁。一年前因兄病故，不胜悲戚。次日，自觉喉部不适，似有物梗。继而发展至呼吸不畅，甚至憋气，心悸，身麻。某医院五官科检查，诊为“喉炎”、“瘛肉"，病情日益加重。初诊：喉部明显堵塞，轻微疼痛。向左侧躺卧，气憋心慌，全身发麻。头昏，体痛，乏力，咳嗽吐泡沫痰甚多，自觉周身血管常有轻微颤动，精神倦怠，食欲不振，胃脘常隐痛，喜热敷，形体消瘦，步履艰难。前医均以清热解毒，养阴散结为治，服药百余剂，仅夏枯草一味，自采煎服共两箩筐之多。医治年余，越清火自觉火越上炎，舌上沾少许温水均觉灼痛，满口牙齿松动、疼痛。唇乌，舌质偏淡微暗，少苔不润，脉沉细。此忧思郁结而成梅核气，并因正气不足，过服凉药，转为少阴证喉痹。先以半夏厚朴汤加味，调气散郁为治。处方：法夏15g，厚朴12g，茯苓12g，生姜15g，苏叶1Og，干姜12g，甘草1Og。服4剂后觉喉部较前舒畅，憋气感消失，吞咽自如。仍咳嗽、头昏、身痛，为太阳表证未解。法宜温通少阴经脉，兼解太阳之表，以麻黄附子甘草汤加味主之：麻黄1Og，制附片120g(久煎)，炙甘草6Og，干姜6Og，辽细辛6g。

    6剂后咳嗽，头昏、体痛基本消失，痰涎减少，心悸好转。惟喉间瘛肉未全消，左侧躺卧仍有不适。尚觉神疲，牙疼松动，舌触温水仍有痛感。此为少阴虚火上腾，宜壮阳温肾，引火归原，以四逆汤加味主之：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片60g，炙甘草45g，上肉桂12g(研末、冲服)，辽细辛6g。

    范氏认为：病情虽较复杂，纵观全局，病根在于少阴心肾阳虚，无根之火上扰；主证在于喉部气血痹阻，病属虚火喉痹；诱因为忧伤太过，致痰气郁结而上逆；兼证为太阳风寒之表。治宜先开痹阻，利气化痰，然后表里同治，再集中优势兵力，引火归原。

    上方连进4剂，诸症皆减。以理中汤加味善后，继服十余剂。1979年7月追访，患者说：“我第一次服这样重的热药，很怕上火，小心试着服，结果几剂药后，反觉得比较舒服，喉部就不堵了，从此，三年来未再发病”。

    评析：一般治疗此类喉证，多以阳、热论治，药用甘寒之品。而干姜之燥，附子之热，则视为大忌。范氏则认为：“口内少实火"。临床所见，凡虚火上炎，郁结于喉，证属少阴者，概用寒凉之剂，则邪聚益甚。而投以辛温，则其郁反通。不仅郁结于咽嗌之客寒，温之能散；且怫郁于咽喉之客热．散之即通，本案即为明证。

    舌强舌干：王某，男，60岁。1970年被钢丝绳撞击头部，昏迷约8分钟，诊为“急性脑震荡"。约一月内均处于意识模糊，吐字不清，口角流涎状态。其后仍觉头晕、头胀、恶心、呕吐、畏声音刺激。经治疗诸症有好转，但严重失眠．呈似睡非睡之状，持续7年余。头左侧偶有闪电般剧痛，发作后则全身汗出。1976年5月开始觉舌干、舌强，说话不灵，下肢沉重，后逐渐发展至左上肢厥冷麻木。到1 9 7 9年2月，出现神

志恍惚，气短，动则尤甚，纳呆，病情加重。于1980年1月3日来诊：舌强，舌干，难以转动已三年余。尤其晨起为甚，须温水饮漱之后，才能说话，舌苔干厚，刮之有声。纳差，畏寒，左上肢麻木，活动不灵，下肢沉重无力，左侧较甚。七年来双足反觉热，卧时不能覆盖，否则心烦不安。步履艰难，扶杖勉强缓行数十米，动则喘息不已。小便清长频数。面色黄滞晦暗，眼睑浮肿，精神萎靡。舌质暗淡，少津，伸出向左偏

斜，苔灰白腻，脉沉。

    范氏认为属于少阴阳衰阴盛之证，以四逆汤主之：制附片60g(久煎)，干姜30g，炙甘草30g。服完一剂，半夜醒来，自觉舌有津液，已能转动，遂情不自禁：舌头好多啦，我能说话了!下肢沉重感亦减轻。服完两剂，舌强、舌干、转动困难之症显著减轻。守原方再进五剂。舌强、舌干进一步好转。左上肢麻木、畏寒减轻。舌根部尚有强硬感，仍稍觉气短，眼睑浮肿，食少寐差，舌淡苔白。少阴寒化已深，又累及太阴脾阳衰惫，以四逆、理中合方加减为治：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炙甘草20g，白术30g，茯苓30g，桂枝l0g。五剂。舌强、舌干已愈大半。可离杖行动，登上四楼，左上肢凉麻消失，摆动有力。双足已无发热感，夜卧覆被如常，寐安，食欲增加。上方加上肉桂l0g，增强益阳消阴，峻补命火之效，再进五剂。精神振奋，诸症显著好转，嘱其原方续服10剂。

    评析：此例虽属外伤，但其主证，已在里而不在外，属少阴寒化。外伤可循经入里，从内而治。范氏遵“仲景约法，能合百病’’之论，对于某些外科疾病，亦按六经主证及其变化处活，外伤亦迎刃而解。如此舌干舌强之症，不用一味阴药，即或投理中汤亦弃掉人参，足见范氏认证准确，心有定见。

五、阴证失血，不避辛热

    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共有3例阴证失血案例，含两例鼻衄和一例崩漏(功能性子宫出血并发失血性贫血症)，均用辛热大剂治愈，不仅重用姜附，而且不避麻黄、细辛诸辛温之品，尽管是在确定为太阳、少阴同病的情势下所用，其经验、胆识仍然令人钦佩，值得总结。

    如冉某鼻衄案，女，72岁。1975年4月，感冒后鼻内出血。前医诊为肺热，连服清热解表剂，病势不减。急用云南白药塞鼻内，血仍渗出不止，遂来就诊：鼻衄已1 O日，鼻血仍阵阵外渗，血色暗红，面色苍白。饮食难下，四肢逆冷，恶寒身痛，微咳。舌质暗淡，苔白滑，根部微黄腻。辨为阳虚之人，外感寒邪，血失统摄，阳气被遏，脉络瘀滞，血不循常道而外溢，属太阳少阴证鼻衄。法宜助阳解表，温经摄血，以麻

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麻黄1Og，制附片6Og(久煎)，辽细辛3g，炮姜3Og，荷叶lOg(醋炒)，炙甘草20g。服一剂，出血减；二剂后，血全止。以四逆汤加益气之品续服：制附片30g(久煎)，炮姜l5g，炙甘草1Og，党参1Og，上肉桂1Og(冲服)，大枣3Og。3剂后精神好转，饮食增加。嘱以生姜羊肉汤加当归、黄芪炖服调补。

    本例鼻衄，证属寒中少阴，外连太阳。治以表里双解，佐以温经摄血而衄止。仲景有“衄家不可汗’’之戒，此例何以用麻黄?范氏释日：患者兼有太阳伤寒之表，具备麻黄证。方中重用附子，温少阴之经，解表而不伤阳气；重用炙甘草以制之，则不发汗而祛邪。临床所见，衄家并非皆不可汗，须具体分析。

    太阴少阴证崩漏(功能性子宫出血并发失血性贫血症)：

    吴某，女，43岁。自1971年因失眠与低血压时而昏倒。1975年以后发病频繁，尤其经量多、间隔短，长期大量失血，不能坚持工作。北京数家医院均诊断为“功能性子宫出血”并发“失血性贫血症”，经治疗无效。1978年6月来诊：行经不定期，停后数日复至，淋漓不断，色暗淡，夹乌黑瘀块甚多。头痛、浮肿，纳呆、倦卧，失寐惊悸，气短神疲，肢软腹冷，恶寒身痛。面色苍白，形容憔悴。舌质淡，苔白滑，根部微腻，脉沉而微细。辨为太阴少阴证崩漏，法宜温经散寒，复阳守中，以甘草干姜汤主之：炮姜30g，炙甘草30g，3剂。服药后胃口略开，仍恶寒身痛。继以甘草干姜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散寒，表里兼治：制附片60g(久煎)，炮姜30g，炙甘草30g，麻黄9g，辽细辛3g。上方随证加减，附片加至每剂120g，炮姜120g，共服25剂。三诊：全身浮肿渐消，畏寒倦卧、头痛身痛均好转。崩漏已止，月事趋于正常，瘀块显著减少。舌质转红，仍偏淡，苔白滑，根腻渐退。病已明显好转，阳气渐复，阳升则阴长；但仍有脾湿肾寒之象。法宜扶阳和阴，补中益气。以甘草干姜汤并理中汤加味主之，随证增减，共服四十余剂：制附片60g(久煎)，干姜15g，炙甘草30g，党参30g，炒白术24g，茯苓20g，炮姜30g，血余炭30g，上肉桂：l0g(冲服)，鹿角胶6g(烊化)。至1978年1O月中旬，月经周期、经量、经色已正常，诸症悉愈，恢复全日工作。春节前后，因任务急迫，每日坚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自觉精力旺盛。1979年3月临出国体检时，均属正常。

    范氏按语：患者长期漏下，已虚衰难支。必须从病根入手，方能奏效。东垣云：“凡下血证，无不由于脾胃之首先亏损，不能摄血归源"。结合舌象脉证，其长期漏下失血，首“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为此，始终以温脾为主，连用甘草干姜汤，守中复阳以摄血。本例由脾胃虚寒发展为全身虚寒之少阴证，并外连太阳之证，表里皆病。里寒宜温，表实当解，故以甘草干姜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散寒，表里兼治，终以甘草干姜汤并理中汤加味收功。

  六、常用方药经验

    范氏用药悉本《伤寒论》，临床均用经方，不再赘述。唯其对当归四逆汤的运用颇有独到经验，予以介绍。

    范氏认为，当归四逆汤原主治“手足厥寒，脉微欲绝者"。其病机在于血虚寒滞，由于血被寒邪凝之程度和部位不同，则临床见证各异。范氏据《伤寒论》之学术思想及后贤经验，灵活运用于多种疾病，常获显著疗效。其辨证要点：一是少腹或腰、臀部以下发凉，或四肢末端冷；二是少腹、腰、臀以下疼痛，包括阴器、睾丸、下肢筋骨、关节疼痛，以及痛经等。除以上主证外，还可能出现某些兼证。而脉象多细弱，舌质常暗红无泽，或有瘀斑，苔灰白或腻或紧。以上诸症，不必悉具，皆可用之。

    厥阴证寒痹(坐骨神经痛)：郝某，男，70岁，干部。曾有风湿性关节痛史。l973年冬，臀部及右腿冷痛难忍，不能坚持工作。经某医院检查，诊为“坐骨神经痛”。1974年3月中旬来诊。少腹及下肢发凉，膝关节以下微肿，行走困难，自右侧臀部沿腿至足抽掣冷痛。神疲，头昏，舌质淡红稍乌暗，苔白滑腻满布，脉细弱。辨证为风寒人肝则筋痛，人肾则骨痛，人脾则肉痛。显系邪人厥阴肝经，寒邪凝滞，气血受阻所

致。“本例冷痛，自臀部痛引下肢，小腹及四肢末端发凉。此为厥阴证之血虚寒凝。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欲续其脉，必益其血，欲益其血，必温其经。故不以四逆姜附回阳，而以当归四逆温经散寒，养血活络为治"：当归12g，桂枝15g，白芍12g，辽细辛5g，木通12g，炙甘草6 g，大枣20g，牛膝12g，木瓜12g，独活1Og。服上方3剂，肢痛减轻，原方续服4剂。患者可缓步而行，疼痛大减。仍守原方，加苏叶1Og，人血分散寒凝；加防风1Og，祛经络之风邪。再服1O剂。疼痛基本消失，神疲、头晕显著好转，滑腻苔减。唯下肢稍有轻微麻木感，时有微肿。寒邪虽衰，湿阻经络之象未全解，上方酌加除湿之品，以增强疗效：当归12g，桂枝1Og，白芍12g，木通12g，牛膝12g，茯苓15g，白术15g，苍术1Og，苡仁15g，炙甘草6g。一月后病基本治愈，步履自如。追访七年病未复发。

    小结：范中林具有深厚的伤寒功底，善用经方，以六经为纲通治诸病是其突出的学术特色。同时注重阳气，擅用大剂姜附扶阳，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重舌诊在辨证中的意义，称得上是一位有影响的火神派医家。

RE:中医火神派探讨

第三节  祝味菊

    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沪上名医，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人誉“祝附子"，为火神派中独树一帜的著名医家。

    先祖世代业医，弱冠随父人蜀，遍览中医典籍，又从宿儒刘雨笙等学习，颖悟过人．好发疑问，以致两任老师竟不能答其疑难而自辞。后人军医学校学习西医，攻读两年后赴日本考察西医，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政声。

    1926年为避川乱赶赴上海，隐迹考察一年，深感沪上医家在伤寒治疗方面偏重清凉，遂一反俗风，开业倡用附子、麻黄等温热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医名大噪沪上，竟至有“祝派"之称。1937年，冯伯贤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时，收其医案21则，将祝氏列入上海名医，曾被选为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

    祝氏主张中医改革，“努力中医革命四十年"。力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融汇西方科学知识发展中医，但他始终坚信并立足于中医，既反对那些片面崇古尊经，强调“国粹”，盲目排外，对西医采取敌视态度的保守派；也反对那些崇洋媚外，认为只有西医才符合科学，主张取消中医的过激派。他学宗《内经》，推崇仲景、景岳两家，提出以八纲论治杂病，这是其非常重要的建树。他在《伤寒质难》中首次创造性的提出“八纲”一词，为八纲辨证的概念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夫病变万端，大致不出八纲范围。明八纲，则施治有所遵循，此亦执简御繁之道也"(《伤寒质难卷七》)。

    祝氏以温热药物屡次救治危重病人，逐渐形成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祝氏医派”，声誉日渐扩大，许多时方派、温病派名医受其影响和启发，转为祝氏医派，包括儿科名医徐小圃以及陈苏生、王兆基等。还有章次公、陈耀堂等，或与祝氏交好，或受祝氏影响，或遥从私淑，逐渐形成一个以注重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医学流派，乃至蔚为上海滩影响颇著的“祝氏医派"。

    祝味菊性情豪爽，胆识过人，诸多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病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病家“具结’’治愈，因此祝氏有“医侠"之誉。他述称：“余自弱冠习医，中岁行道，视病若仇，不惮险恶，视人犹己，不计毁誉。"“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疗治。所以然者，求心安而已，成败毁誉，非所计也。’’祝氏热心兴教办学，初到上海，他便积极投身到中医办学与教育的事业中，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该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等职。1937年与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在沙逊大厦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祝氏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伤寒质难》等。其中代表作为《伤寒质难》。系陈苏生到祝家探讨学问，反复辩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三年功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1949年出版。是书集中体现了祝氏的学术思想，时贤颇多誉辞。章次公序称：是书为“新旧医学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徐相任序日：“本书最有力之主张，举其荦荦大者言之：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第二为阳气重于阴血，笫三为以五段代六经，此作者之创获，亦即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评点可称精当。

一、治人为本，扶阳为重

    祝氏崇尚二张(仲景、景岳)之学，对阳气的作用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他所称之“抗力”、“体力"、“体气"、“体质"，实质上都是指的人体正气，具体而言就指人体阳气。强调温热扶阳，是祝氏学术思想的核心。

    西医治病，讲究病原疗法，认为“一病有一病之特凶，举一病而求一特效之药"，但是，“疾病之来，原因不明者甚多，必欲一一考其特因之所在，一一求其特效之方药，以有限之精力，窥无穷之造化，愚公之志可嘉，庄老之趣未得也。”“疾病种类繁多，一病而探出一种病原，一种病原而创制一种特效良药，仅为人类之一种理想。以今之所知，能确定其为病原体者，不过数十种而已，所谓能直接消除病原之药，亦如凤毛麟角，寥寥数种而已……是故病原疗法，不敷应用。"即使在今天看来，祝氏对病原疗法局限性的认识，也充满着先哲的光芒。事实上，依赖查清各种病原，再研制相应的特效药物，恐怕永远也满足不了临床需要。但是，“医者治病，不能因病原不明而束手不治也，亦不能以特效

药之阙如而屏不处方也。"“病原繁多，本体惟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祝氏认为，正气决定人体发病与否和生死预后，“抗力旺盛，则邪机衰老；抗力不足，则邪机猖獗。抗力决定愈期，亦决定死生”(《伤寒质难第十七篇》)。因此，祝氏强调治人为本，扶阳为重。就此他有很多经典式的论述，归纳如下：

    (一)得阳者生，失阳者死

    在《伤寒质难》中，祝氏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及仲景、景岳等著名医家的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如论述人体生理，祝氏说：“人以阳气为生，天以日光为明。宇宙万物，同兹日光；贤愚强弱，同兹气阳。向阳花木，繁荣早春；阴盛阳虚，未秋先衰。，，“得阳者生，失阳者死……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伤寒质难第七篇》)。

    论述病理，他说：“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伤寒质难第七篇》)。

    论述治病，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伤寒质难第七篇》)。因此，即使高热病人，只要具有阳气不足之色脉，均予扶正温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伤寒时广用附子的道理。

    针对时医用药喜凉畏温，喜柔恶刚，视姜附、麻桂如蛇蝎终生不敢一用的世俗，祝氏分析了个中原因，指明了祸害：

  “凉药阴柔，隐害不觉；阳药刚暴，显患立见。好凉药者，如亲小人，日闻谀言，鲜知其恶；用温药者，如任君子，刚正不阿，落落寡合。凉药之害，如小人之恶，善于隐蔽；热药之祸，如君子之过，路人尽知……譬如水火，水寒火热，犹药之有温凉也。水懦弱，愚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火刚烈，良工利而用之，则多成焉。水能死人，而人不知畏；火有殊功，而狎之者鲜。亲水而远火，避淑而就慝，人之常情也。阴寒之药，其害不彰；热药之患，人所共戒。吾于寒凉之祸，斤斤重致辞者，亦古人慎柔远佞之意也"(《伤寒质难第十四篇》)。细辨此番议论，与郑钦安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比喻相同，语言极为相近，似可窥见祝氏与火神派之渊源。

    (二)阴不宜盛，阳不患多

    就阴阳关系而言，祝氏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的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用；阴为死质，阳乃神灵；阳为生之本，阴实死之基；重阳者生，重阴者死。”一般情况下，“阴常有余，阳常不足。”祝氏认为《内经》所谓“阴平阳秘”不是指阴阳平衡协调，而是说“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伤寒质难第七篇》)。理由是阴血津液等物质，目的在于供阳之用，当谋供求相等，以适用为平，过则无益，反成负担而有害；反之阳不患多，而以潜蓄秘藏为贵，若倚势妄作，亦足以致病，这确实是颇有见地之言。

    祝氏重阳，也不废阴，“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平时中阳未衰者，不妨滋阴润泽。"“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伤寒质难第七篇》)。

    (三)宜温者多，可清者少

    根据多年体会，祝氏认为，现代人无论就其体质而言，还是患病以后，“宜温者多，可清者少”，这是他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其擅用温热药物的前提。他说：“今人体质，纯阳者少，可温之证多，而可凉之证少。’’“吾非不用寒凉也，特以今人体质浇薄，宜温者多，可清者少。温其所当温，不足为病。浅薄之流，讥吾有偏，非知我者也。"他引证《内经》所论，“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伤

寒质难第十四篇》)。其原因则在于，“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日阴常有余，阳常不足”(《伤寒质难第七篇》)。今天，国人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慢性病已成为危害人民的主要疾患，“宜温者多，可清者少"的认识尤具现实意义。

  二、善用附子，配伍独特

  祝氏推崇、继承张仲景、张景岳的温补思想，但又有所开拓，主要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以致人誉“祝附子”，而这正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风格，因之将其归人火神派更恰当。祝氏擅用附子有如下特点：

    (一)广用附子，百药之长

    祝氏在理论上重视温热扶阳，认为“温药含有强壮之意，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气化……温之为用大矣’’(《伤寒质难第十五篇》)。在临床中则最推崇附子，称“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足以看出他对附子的推重程度。而其应用附子的广泛程度，世所罕见。祝氏广用附子的特点在于：在伤寒治疗中，始终擅用附子，而不仅限于少阴阶段，凡“形虚气怯，神萎力疲，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伤寒质难第六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其次，在成方中加入附子，如治阴疽名方阳和汤，祝氏嫌其温热不足，认为加入附子、磁石效果更佳，“盖此方能振奋阳气，祛寒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中不足，余每次用均加附子。"

    例如鹤膝风案：某男，3 8岁。气血不足，形瘦畏寒，面色萎黄，两膝肿大，右甚于左，两足发冷，疼痛无时，屈伸为难，舌胖苔白，脉象沉迟。证属阳气衰惫，三阴虚损，寒湿内侵，气血凝滞，为鹤膝风重症。治以补阳益阴，补气养血，温经活血通络。处方：黄厚附片(先煎)24g，黄芪6g，人参(先煎)9g，熟地24g(砂仁3g拌)，当归12 g，丹参12 g，牛膝12 g，麻黄9g，炮姜9g，鸡血藤18g，鹿角9g。此方服20余剂，膝部肿痛逐渐减轻，下肢转温。续服1 O剂，病即逐步痊愈(《上海中医药杂志》1 983年3期)。

    再如治胸痹用瓜蒌薤白剂，根据病情加入附子?其效尤捷。其他如治咳喘用小青龙汤时常加附子，治痢疾用芍药汤亦多加附子。

    有学者曾就祝氏的7 O例病案作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这70例病案中，共计有疾病38种，其中34种疾病共62案运用了附子，占88．6％；生附片的最高用量达每剂24g，黄附片的最高用量为每剂30～45 g；小儿用量为每剂6～15g，成人多为每剂15～2 4g。沪上名医何时希评曰：“祝氏在临床中如此广泛而巧妙地应用附子，在近代上海中医界实属罕见。’’

    下面举例证明：

    咳嗽痰血案：某男，3 2岁。咳嗽阵作，痰血盈口，已历时两周，面红耳赤，心悸怔忡，舌苔薄腻，脉象弦缓带数。认为阳虚易浮，浮阳伤络，肺失清肃，瘀血内阻。治以潜阳肃肺，佐以化瘀止血。处方：黄厚附片(先煎、)12g，磁石(先煎)45g，生龙齿(先煎)30g，炙紫菀9g，炙百部9 g，炙苏子(包煎)9 g，参三七粉(吞)4．5g，茜草根炭9g，陈棕炭9g，炮姜炭9g。病者惧怕热药不敢一次服下，分6次服，服后顿然咳减血止，心已不怔忡，复诊时病情已减其半，原方续进，调治匝月而愈(《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3期)。

    如此“痰血盈口”之症，祝氏竟用附子热药，尽显祝派风格。他认为本症病虽在肺，其本乃虚阳浮越伤及肺络所致，面红耳赤乃是虚阳上越之象，本例“心悸怔忡"，提示心气已虚，祝氏用附片配以大剂磁石、龙齿重镇之品摄纳浮阳，此系祝氏用附子的最常见配伍。

    狂症案：某男，20岁。生活逾常，郁怒之余，心悸寐少，梦多不安，起床狂走，甚则喧扰不宁，舌红苔薄黄，脉象弦滑。辨为浮阳之火，夹痰蒙窍之候，拟重用潜阳，佐以豁痰为治。处方：黄厚附片(先煎)15g，磁石(先煎)45g，生龙齿(先煎)30g，酸枣仁24g，朱茯神12g，瓦楞子(先煎)30g，石菖蒲9g，天竺黄9g，柏子仁9g，陈胆星9g，炙甘草9g。本方连服5剂，脉转缓而带弦，心悸减轻，寐安梦稀，均属佳兆，尚有呓语，前方去磁石，继服5剂而愈(《上海中医药杂志》1 983年3期)。

    如此狂症，且见“舌红苔薄黄，脉象弦滑”之象，一般用清热泻火犹恐不济，祝氏却用附子，见识确非常医所及。根据《金匮》“阳气衰者为狂”之理，祝氏认为阳气衰则虚阳必浮，故而发狂。心悸一症已露心虚端倪，故而重用附子配磁石、龙齿，既具强壮之功，又能抑制虚性兴奋，同时配以酸枣仁、朱茯神以安心神，此亦祝氏用附子常规配伍，独树一帜。

    (二)配伍独特，自成一家

    祝氏曾谓：“吾于运用温热之法，亦三折肱矣，何尝不知温热之弊哉!”“单用热药，可能造成急暴之果，去其急暴，即善良之性存"(《伤寒质难第十六篇》)。对附子的应用是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积累而得。他认为，“中医治疗之关键，不在于单独之药物，而在于方剂之配合。’’因此他十分重视药物的配伍，“我用附子可任我指使，要它走哪条经就走哪条经，要它归哪一脏即归哪一脏，奥秘就在于药物的配伍与监制，引经与佐使。"关于附子的配伍，他独创了很多配伍方法，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这是他用附子最独到、最宝贵的经验。归纳祝氏经验，其常用附子的配伍方法有下面几种：

    1．温潜

    即温热与潜降配伍，用附子和磁石、龙齿合用而成。此为祝氏最常见的配伍方法。他认为阳不患多，其要在秘，阳气虚弱，易于僭越，“下虚而上盛，温以潜之"。“附子兴奋，配以磁石，则鲜僭逆之患"(《伤寒质难第十六篇》)。“气虚而兴奋特甚者，宜予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原，导龙人海，此皆古之良法，不可因其外形之兴奋，而滥予清滋之药也’’(冯伯贤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

    此外，由于“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者，枣、附以强之。’’“枣、附强心优于西药’’(《伤寒质难第六篇》)。因此，他还常在温潜的同时，合用酸枣仁、茯神以强心，这样，龙齿、磁石、酸枣仁、茯神四药就成为祝氏应用附子最常见的药物组合，时称祝氏“附子药对"，观祝氏应用附子方案，十有七八采用了此种配伍。请看案例：

    刘君，40许，经常失眠，心悸怔忡，健忘多疑，耳鸣目眩，形容枯槁，四肢乏力，认为“病情多端，其根则一，并非实火上扰，乃心肾不足，虚阳上浮”。治宜温潜与补肾并行：黄附片18g，磁石3Og，龙齿30g，酸枣仁12g，茯神9g，熟地18g，鹿角胶12g，巴戟天9g，仙灵脾9g，菟丝9g，杜仲9g，半夏9g，丹参12g，炒麦芽12g(《四川中医》1986年7期)。

    2．温散

    即温热与辛散配伍，主要是用附子、干姜和麻黄、桂枝合用，在伤寒治疗中最为常见。他认为伤寒“诊治之要，外视表机之开阖，内察正气之盛衰"，开表须要辛散，倡用麻桂；正衰则须温补，赏用附子，  “苟其体虚而表又闭，则辛散之外，姜附亦所常用"(《伤寒质难第十五篇》)，因此姜附、麻桂经常同用，为最具祝派风格的用药特点之一。

    伤寒案：邱某，男，壮年。初病头痛发热，继之呕吐，吐止复呃，脘痛拒按，肤色泛黄，苔黑而干，但不多饮，脉来缓大，此乃寒邪外束，食湿中阻，太阳少阴兼病，当与表里双解。水炙麻黄6g，川桂枝9g，乌附块15g(先煎)，淡干姜9g，灵磁石6Og(先煎)，旋覆花9g(包)，代赭石24g，丁香O．2g，柿蒂7个，姜半夏24g，带皮槟榔12g，黄郁金9g，藿梗9g(《中医杂志》1987年3期)。

    本例症见发热，呕吐，脘痛，呃逆，苔黑，肤黄，似为一派里实热证，祝先生审证精细，认定为太阳少阴兼病，寒邪外束，食湿中阻，湿邪郁蒸发黄。以麻黄、桂枝解其表；干姜、附子温阳，再佐以磁石，可收降逆强壮之功；旋覆、赭石、丁香、柿蒂和胃止呃；槟榔、郁金理气通降，药证合拍，药后呃止黄退，肌热亦平，继续调理，诸症皆瘥。

    湿温案：周某，男童。肌热起伏，汗出不解，腹满纳逊，将近三周，苔白，脉浮弦，此乃寒风干表，湿蕴于中，当与温潜辛化：蜜炙麻黄4．5 g，川桂枝6g，粉葛根6g，黄附片15g(先煎)，灵磁石3Og(先煎)，酸枣仁18g(打，先煎)，云茯神12g，姜半夏12g，鲜藿香6g，黄郁金6g，大腹皮9g，生茅术12g，砂仁壳6g，生姜6g(《中医杂志》1987年3期)。

    本例恙近三周，肌热起伏，不从汗解，且腹满胸痞纳逊，舌苔白腻，乃内有湿浊，外感客邪，两相搏结，酿成湿温之证。初诊即以麻、桂开表达邪，以附子、酸枣仁、磁石扶阳、潜镇、强心，增强抗病能力。藿香芳香化湿，半夏辛温燥湿，茯苓淡渗利湿，再纳白术健脾化湿，砂仁壳理气通达，使郁遏表里之湿邪得以外泄内利。

    3．温清

    即温热药与寒凉药配伍，典型的如附子与石膏或羚羊合用，他说：“附子、石膏同用，一以扶阳，一以制炎。附子之温，固可减低石膏之凉，然不能消除其制止分泌之功。体虚而炎势过盛，重附而轻膏，仍是温壮之剂……石膏之寒，已足抵消附子之温，然附子虽失其热，而不减其强心之用。气盛而心盛者，用寒多于用热，亦不失为清凉之方……此复方之妙也"(《伤寒质难第十四篇》)。又说：“羚羊治脑，附子强心，阳气虚而有脑症状者最宜。"

    厥症案：樊，女，1937年4月15日初诊：本病腹水，骤见昏厥，肢温，面赤，目反，四肢强直，脉息弦芤而数。判为气血上并所致厥症。当予资寿解语汤法：羚羊尖4．5g(锉、先煎1小时)，黄附片15g(先煎)，酸枣仁24g，灵磁石6Og，朱茯神15g，上安桂3g(后人)，川羌活4．5g，水炙南星12g，火麻仁15g，仙半夏1 8g，竹沥一汤匙(冲服)，生姜汁一茶匙(冲服)。次日，厥己稍定，已能发言，但错乱无度，神识仍未清明。脉仍芤数，再予前法损益(《中医杂志》1982年10期)。

    4．温补

    即温热药与补益药相配伍，将附子与人参、熟地、枸杞、仙灵脾、菟丝子、破故纸等补益药同用。祝氏推崇景岳之学，显然继承了温补派思想，对久病虚损的病人尤擅此法。这一点似与郑钦安、吴佩衡等强调专用附子的特点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汤方治疗虚损的同时，他还常常另用龟龄集、紫河车、鹿茸等药物配合温补，冬令则倡用膏方久服，尽显温补风格。

    祝氏还善于通过食疗体现温补作用，是其擅用附子又一特色。曾治应君50余岁，哮喘有十余年之久，祝据其病史，断为阳气不足，痰浊内阻，用温化之法病渐缓和，遇天寒又发，如此发作不息，祝认为哮喘为阴阳俱虚，痰浊为祟，肺分泌痰涎愈盛，则阴愈虚。阳虚用温，阴虚不能用，甘寒始克有济。即效仲晨当归生姜羊肉汤之法，补阴用血肉有情之品，处方如下：生姜3Og，绵羊肉一具，洗净在水中浸2小时，再加黄厚附片30g，生麻黄15g，鹅管石3Og。共同煎煮，俟肉烂后去滓，分3天食完，间歇3天，再服如上法，病人觉胸腹有热感，痰易出，哮喘大为轻减，精神得振，发后再服，逐渐向愈(《辽宁中医杂志》1991年4期)。

    其他还有温滋配伍、温和配伍等，前者即温热药与滋阴药配伍，如附子与知母、何首乌等同用，“气怯而津不足，桂附汤中重加知母，此扁鹊心法也"(《伤寒质难第十六篇》)。老年便秘则常用附子加何首乌、桑椹等。后者即温热药与和解药相伍，如附子与柴胡同用等等。很显然，这些配伍都是仲景从未用过的，颇有创见。

    (三)重视附子品种的选用

    由于附子的产地、品种和炮制方法很多，其性能、功用自然有所不同，祝氏擅用附子，对其品种的选用十分讲究，用心良苦。曾谓：“附子之制法虽属不同，其区别亦不外烈性之轻重有差耳。’’具体看法，“温扶元阳首推黄附，沉寒痼冷可用生附，麻醉心痛则乌头最灵，峻热回阳则天雄可取……川产黄附片乃盐卤所制，其性纯正，故称为佳品。"黄附乃四川所产，由盐卤所制，毒性小，效力大。因而是祝氏临床应用最多的一种附片，凡遇危笃重症需用附子时，祝氏均要亲自检视附子，确认为正宗黄附子方妥，此为其擅用附子一大特色。祝氏对于附子的煎服法也很讲究，凡“服用各类附子，必须先以热水煎煮至半小时以上，再纳他药同煎，则附子之麻味消失，虽温而勿僭矣’’(《伤寒质难第十六篇》)。

  三、擅治伤寒，独树一帜

  伤寒是一切发热性疾病的总称，对于热病的治疗，温病派以清热养阴为大法，并成为流行一时的时方派。伤寒派则以温热护阳为宗，但在清末民初，其势已衰，远不及时方派盛行。祝氏学宗伤寒，以擅治伤寒著称，许多口碑相传的案例，皆是伤寒病人，所著《伤寒质难》，亦是探讨伤寒的专著，足见祝氏对于伤寒的治疗颇有影响。然而祝派伤寒的观点，与时方派相反，即与传统的伤寒派亦大相径庭，可谓独树一帜，多有创意，值得总结。

    (一)长令有汗，擅用麻、桂

    伤寒邪气在表，属太阳表实者，用汗法当是正治。祝氏独到之处在于由此至终采用辛温开表，令其“持续出”，包括伤寒极期亦提倡辛温汗法。他认为：“伤寒之机转，以外趋为顺；发热之调节，以出汗为主。”“汗法可以排泄秽毒，可以调节亢温，可以诱导血行向表，可以协助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此法之上者也”(《伤寒质难第十二篇》)。“伤寒以出表为顺，自汗畅适，正是佳征。”“伤寒始终有汗，长令濡湿，所以导令气机向外也。”“吾治伤寒，调整卫阳，务使汗出有序，健运胃阳，长令营养不断，故鲜有因汗出而致亡阳亡液之变者。”由此，他非常赏用麻黄、桂枝二药，认为“麻、桂为伤寒之主要药，所以散温排毒也……其目的不在发一时之汗，而在保持其体温之节。"(《伤寒质难第六篇》)。观其脉案，尤其所治徐伯远、徐五和案均在伤寒极期亦用麻、桂开表，  “长令濡湿”，确是有力证明。

    由此出发，用药开表，他“宁用附子而不用人参"，原因在于“伤寒机转在表，人参固表，堵塞其邪机发泄之路，故日闭邪。毒素蕴郁，以外泄为宜，若果率尔闭锁其表，是乃指逆其自然疗能也。故伤寒而正气虚者，宁用附子而不用人参，以附子走而人参守也。至伤寒病而见大汗、大泻、气促、脉微者，此为脱证，急则治标，人参又在当用之例矣”(《伤寒质难第十六篇》)。

    对于温病派赏用的辛凉发表之法，他持反对意见，认为“医者不知葆守真阳，辛凉解表，遂令汗腺弛缓，腠理松疏。"“伤风固然可以辛凉愈也，目赤鼻衄固然可以辛寒愈也，愈之者辛散之效，非寒凉之功也。设非气盛有余之人，厥疾虽瘳，而正气已阴蒙其害矣”(《伤寒质难第六篇》)。他举例证明说：“门人王兆基，素质瘦弱，频患伤风，易于鼻衄，医常谓风热主以辛凉，散之亦愈，又谓阴虚火旺，清之则衄亦止，然伤风、鼻衄发作益频，医药数载，生趣索然，因就诊于余，改予温潜之方，其恙若失，因受业于门下，迄今多年，旧病迄未发，而神气焕然矣。”“是故伤风目赤衄血而体气不足者，不用辛寒，但于对症药中，辅之以温，斯病去而神气焕然矣……兆基之久治不愈，不亦宜乎”(《伤寒质难第九篇》)。

    (二)伤寒五段，阳气为本

    伤寒外感，伤于六淫之邪，一般都讲究以祛邪为首务。但祝氏从治人为本的本体疗法出发，强调匡扶正气，阳气为本，随时加用附子以扶阳，此为其伤寒用药的最大特色。他曾归纳道：伤寒“诊治之要，外视表机之开阖，内察正气之盛衰"，总结了伤寒诊治的两大要领。前者指要善于辛温开表，上节已经论述。而“内察正气之盛衰”则体现了其重视阳气的观点，本节探讨于此。

    他说，“伤寒之为病，邪正相争之局也。为战之道，气盛则壮，气馁则怯。"对于这种“邪正相争之局”，他提出分为五种阶段：“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贲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阳之为病，抗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屡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厥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一切时感，其体工抵抗之情形，不出此五段范围，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伤寒质难第八篇》)。这就是著名的祝氏“伤寒

五段"论，与他提出的“八纲辨证"同为其两大理论贡献。

    祝氏认为，“伤寒五段，为人体抵抗邪毒之表现，其关键在乎元气，而不在于病邪。"“伤寒为战斗行动，故首当重阳，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思过半矣。是以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障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五段疗法不外扶抑阳气’’  (《伤寒质难第十八篇》)。“虚人而染伤寒，首尾不离少阴，则始终不废温法，此祝氏定律也"《伤寒质难第十六篇》)。因此，“吾治伤寒，着眼正邪相搏之趋势，随时予以匡扶之方"。最后，他得出结论：“善护真阳者，即善治伤寒，此要诀也"  (《伤寒质难第七

篇》)。而所谓“匡扶之方”，当然指的是附子之类，“苟其体虚而表又闭，则辛散之外，姜附亦所常用"(《伤寒质难第十五篇》)。“形虚气怯，神萎力疲，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卫之功。”因此，对于伤寒，他常以大量附子为主药，独树一帜，世所罕见，举其医案比比皆是，以致人称“祝附子”。

    笔者看法，尽管祝氏对“伤寒五段"论颇为看重，究其实质，“伤寒五段，为人体抵抗邪毒之表现，其关键在乎元气"，有此一点似已足够，应予肯定。若谓分为五段，终不如仲景六经之说更有影响，更为人所接受。因此，与仲景六经之说相比，“伤寒五段”论似无必要，实践也证明“伤寒五段"论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很多人学习祝氏重视阳气，擅用附子的风格，对“伤寒五段”论则很少提及，而六经纲领，至今仍是所

有伤寒学家所公认和信奉者。这一点，与祝氏另一理论贡献——八纲辨证似乎无法相比，后者现在可谓中医最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笔者这段议论当然没有贬义，不过是想说明，任何一个新的理论，尤其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者，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

    既然伤寒“首当重阳"，“善护真阳者，即善治伤寒"，祝氏当然反对时方派滥施寒凉，曾反复予以批驳，认为“流毒所致，惨比刃戮"，“小则伤及于元气，大则贻患乎民族’’，简直“茫茫浩劫”：“伤寒为正邪殊死之战，元气不得不贲张努力。医者以为温是阳邪，始终用寒，正日馁则邪日张。强者延期而幸愈，虽愈已弱；弱者因逆而致变，因变遂夭。孰令致之?时医妄清之咎也。若辈削弱先天，斫伤后天，小则伤及于元气，大则贻患乎民族，流毒所致，惨比刃戮，医犹不悟，何况其他?呜呼哀哉，夫复何言!”(《伤寒质难第十四篇》)言有过之而意则切切，令人唏嘘。

  (三)伤寒极期，劫病救变

    伤寒极期是指病至危重之际，祝氏指出：“伤寒至于极期，病势严重极矣，好转恶转，所以决胜败于旦夕也。当斯时也，正邪各为其生存而作殊死之战”(《伤寒质难第六篇》)。其症状特点是：壮热无汗(或汗出不畅)，神昏谵妄，舌如龟裂，脉如釜沸。温病派、时方派“医见轻清日久，仍以峻寒收功，遂谓温病始终是热，濒死虚脱亦不敢任用温药”，  “及乎神昏谵语，佥谓邪人心包，芩连牛黄，至宝神犀，杂投而不效者，张口结舌，低徊怅惘，以为天命也’’(《伤寒质难第五篇》)。

    祝氏则独具慧眼，指出伤寒极期既有因高热而中毒者，称之为“热昏”，即所谓“热人心包”；也有阳虚欲脱而致“神衰，，的可能，也称之为“阳困"，其“舌如龟裂"、高热等象乃是虚阳上浮所致，其实质是阳气衰亡。显然，前者是阳证，后者是阴证，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医多难辨，  “佥谓邪人心包”，然则二者必须分清。因为伤寒极期这种阴阳难辨的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可见此刻分别阴阳的重要性。

    祝氏在这方面善于辨伪识真，对于伤寒极期出现的“阳困”、神衰’’的诊断，以及“劫病救变’’的治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壮热无汗，或汗出不畅，是生温多而放温障碍也，麻桂所必用，清表则汗愈少而热愈壮矣。神昏有由于中枢疲劳太甚，抗力之不振，宜有以振奋之，附片所必用。清而下之，抑低其抗力，愈虚其虚矣。谵妄无度，神经虚性兴奋也，宜镇静之，龙磁所必用，无可清下也……彼舌如龟裂，每多津不上升，脉如釜沸，显见心劳力绌，将温壮之不遑，岂可以亢温为热象，而用清下哉?是伤寒极期，壮热神昏，谵语无度，舌形龟裂，脉如釜沸，不定热盛也”  (《伤寒质难第六篇》)。此番议论将“阳困”、“神衰"的病机一一点明，为时医指点了迷津，陈苏生将其比喻为《内经》中的“至真要大论"，听来“如饮上池水，洞见症结”。祝氏强调伤寒极期而见阳衰者，必用麻、桂、附片、龙、磁等药辛开兼以温潜，他称之为“劫病救变"，断不可用时医清表与寒下之法，这些乃是辨治伤寒极期的真知灼见，祝氏最具见识之处。他所救治的徐伯远、徐五和等著名案例，均系伤寒极期“濒死虚脱’’的局面，沪上诸多名医皆主清营凉血开窍论治，祝氏却力排众议，“一力承揽”，主以大剂姜附麻桂，拯急救危，终获成功，诸医钦佩不已，章次公先生甚至说道：“奉手承教，俯首无辞”。

    例案一：某男，20岁，伤寒高热不退，渐至谵语，神志昏迷，名医皆谓热人心包，主以清宫汤合紫雪丹治之，罔效。祝氏诊视，谓：“神已衰矣，不能作热人心包之治法”，遂以温潜法处方：附子、龙齿、磁石、枣仁、茯神、桂枝、白芍、石菖蒲、远志、半夏等药，逐渐治愈(《吉林中医药》1991年6期)。

    例案二：樊，男，伤寒病经月余，肌热复炽，神衰语乱，筋惕肉惘，腹硬满，脉微欲绝。判为伤寒正虚邪恋，心力衰惫已呈虚脱之象，已属伤寒坏症，姑予潜阳强心：黄附片24g，生龙齿3Og，灵磁石6Og，酸枣仁45g，朱茯神18g，别直参12g，上安桂3g(研冲)，炮姜炭6g，甘枸杞1 5g，龙眼肉15 g。次日，筋惕稍瘥，已得寐，大便行，腹部略软，脉息虚细而略缓。心力稍佳，腑气已行。再予前法损益。  (《中医杂志》1 982年1 O期)

    由于患者处于神昏谵语的濒死危境，不能配合医生检查，无疑给辨认阴阳带来极大困难。祝氏总结的“中毒昏愦"和“神衰昏愦"的鉴别要点，  “指顾之间即可知其虚实’’，堪称“一诀”。其方法，“大抵中毒昏愦其来也骤，神衰昏愦其来也渐，此其别也……脑之中毒如发电中枢损伤，则灯光熄灭而一片黑暗也；脑神衰弱如发电能量不足，则灯光暗淡而模糊不明也。”具体而言，“病人昏沉不语，用种种方法不能求得反应者，中毒也。以指揿其承浆(唇下凹陷处)，高呼索其舌，唇张口开而舌自伸者，其神识未泯也；再揿而重索其舌，但口张而舌不伸者，神已衰矣；三索其舌，但口张而舌不伸者，神竭矣。譬如电筒蓄电不足，遽按其纽则有光，再按则光已弱，反复按之则等于无光。此中枢因反复刺激而麻痹更甚也。病人外形昏愦而中枢尚有低微之反应者，故知其为神衰。若是中毒，则浑然了无知觉，如电纽损坏则电灯熄灭，断无半明不灭之象也。以此法证之，虽不中不远矣”(《伤寒质难第十七篇》)。

    小结：祝味菊学识渊博，中西医兼通，对中医理论有着深邃的见解，他重视扶阳，广泛应用附子，配伍独特，在火神派中别具一格，乃至有“祝派"之称，可以说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中医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