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衣相术歌:分析王小波的小说

从小说创作来看,王小波主要的作品都收入到了花城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时代三部曲》中,即:《青铜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这三部小说集的作品各有不同的叙事指向。《青铜时代》演绎的是《太平广记》中的几则有关唐人的传奇故事;《白银时代》则讲述的是几个将来时态的故事;而《黄金时代》中的作品大多是指向文革的,在目前有关王小波小说的评论中,被人们所经常提到的也正是这部分作品,主要包括有《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中篇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有率真、质朴的一面,也有其荒诞、戏谑的一面。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很多故事情节的展开都与性爱有关,可以说性成为他多数小说叙事的一个基点,但这却不是他作品的旨归,他以此所要表达的,是对生命与人性的健康、健全的存在方式的张扬。另外,王小波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历史反思意识,他以自己的创作不断激起人们对文革岁月的记忆,以此来引发对现实生活的沉思。可以说,性与文革是王小波小说创作中两个十分重要的开掘方向,剖析这两大命题在其作品中的深层内涵,是解读王小波小说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一直对性持有一种极不正常的态度,以对性的诋毁来实现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抑制,人性受到了束缚,人自身也便成为某种观念与思想学说的奴仆。所以阿Ｑ想要找女人的原因是“不肖有三,无后为大”,而他真正面对吴妈时,口中说出的却是“我想与你困觉”。“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倡导人的文学,而在人的文学的旗帜下,性观念的觉醒与解放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郁达夫在《沉沦》中借留日学生“他”之口大胆地提出:“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 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夫’,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以来,在关涉到性这一建国后文学禁区领域的大胆突破,是表现其创造繁荣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王小波之前的作家笔下的性,都没有表现出真正本体意义上的性的内涵与原貌。最早揭开性的神秘面纱的是张贤亮,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人的自然之性的角度,对特定时期政治观念与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带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揭示了本能的性与道德观念和环境的冲突。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中的性描写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与发展。女性作家铁凝的《玫瑰门》、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深入而细腻地抒写出了女性独到的性心理与性体验;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米》,在历史的层面上展现了人的本能欲望与挣扎;贾平凹的《废都》更是从性的角度审视了当代文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与沉沦。但没有一个作家如王小波这样将性还原为了性本身,而不再附着其他诸如道德、理性、男权、罪恶、欲望、文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


性在王小波作品中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可以说在他的《时代三部曲》中的所有作品中,性都被置于一个非常醒目的层面。从《万寿寺》到《黄金时代》,从《革命时期的爱情》到《未来世界》,关涉性的叙述开卷即见,而且充斥全篇。性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历来极为避讳的话题,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却变得十分随意与平常,与描写穿衣、吃饭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正因如此,对性历来抱有高度警惕心理的中国人,对王小波的作品也产生了高度的戒备,这恐怕也是王小波的作品长久地滞留于各大出版社编辑的案头而迟迟难以与读者见面的一个原因。但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今天这个十分崇尚用性来包装文学作品以期引起读者阅读欲望的出版环境里,当王小波的这些坦诚、直率地描写性的作品出现以后,却没有见到一定出版单位借此来作大肆宣传,以此来促销王小波的作品。究其原因,正在于王小波给人们展示出了本真、健康的性的一面,没有欲望、没有挑逗,只有生命的激情在飞扬。有人说,作家中写性的有两类:一流作家与三流作家。二流作家不写性,因为担心把握不好。三流作家写性,完全是色情的描写。王小波写了性,应属于哪一类,读过作品的人,自有公论。

面对性,王小波是坦然的,他有意识地通过对性的真率讲述,以使人们用常态的目光来看待性。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在他看来,人的性欲与动植物的自然生命力没有区别。它就是存在之本身,没有任何需要去掩饰、谴责、奇怪、炫耀的理由。性与人的存在是直接相连的,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以回避、攻击、含蓄、窥探的态度来对待它,都是一种不正常心理的表现。所以王小波在作品中能够这样去描写知青王二的心理:“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这是对一个极正常、极健康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对这样的心理进行描写,是文学作品中极自然的一种存在现象,不是大胆,更不是下流。王小波以此来破除人们面对性扭曲了的阴暗心理。

王小波意欲树立起世人的一种健康的性心态,同时他还努力地向世人展现性之于人生、之于生命美的一面,所以他会在《黄金时代》里这样地描写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场面:“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这时好像不那么冷了,四下里传来牛铃声。这地方的老傣不关牛,天一亮水牛就自己跑出来。那些牛身上拴着木制的铃铛,走起来发出闷闷的响声。一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耳边的毛上挂着水珠。那是一条白水牛,它侧过头来,用一只眼睛看我们。”王小波通过对性的毫不掩饰甚至是极富诗意的描写,对某个时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禁欲主义气氛和假道学的虚伪气氛进行尖刻的反讽。正如李银河所说:“看王小波小说所写的性,对国人长期以来被扭曲的心态有矫正作用。无论是对性变得冷漠、以无性为品质高尚的人,还是热衷于性却对它持有一种鬼鬼祟祟的态度,以为自己在干坏事的人,王小波笔下的性都是解毒剂。他对性的描写显得极其自然、干净”。“他总是使用最精确、最直白的语汇写性、写性器官,写性活动。如果说艺术追求的是美,科学追求的是真,那么王小波的性语汇总是更偏向于科学而非艺术,这一偏向好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杀向重肉体快乐的煽情的性描写;另一方面也拒绝了重精神美感的艺术的性语言。他的性语言带有科学的客观、冷静,甚至是一种近似残酷的、切近而令观察对象纤毫必露的冷漠观察。因此,人们透过他的性话语来看性这件事时,与其说是透过一副桃色眼镜,不如说是透过一架显微镜。这种写法据我看是作者为性心态极为扭曲的人特意配制的一付解毒剂。”


作为一位精神启蒙者,王小波对历史的、现实的非理性、反科学、伪道德的话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以及杂文中对文革进行了深层而独到的反思。“在王小波看来,‘文革’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历史中,是一个最基本、影响力最为巨大的负面坐标,而他近年对理性、宽容、独立的思维、健全的人格、健全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等等的努力提倡,也只是由于‘文革’这个巨大阴影曾经的统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才具有了非常现实和迫切的意义。”文革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着巨大的牵制作用。如何面对文革与怎样正视今天的现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文革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一个存在,反思文革成为衡量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事实的状况却让人无法满意,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闪烁其词的表达与美化自我的表白,我们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与深邃的现实批判精神。有幸我们看到了王小波,虽然短暂,但毕竟他出现了。王小波在其杂文中谈到一些现象或话题时,经常以文革的记忆作为论理的事实依据,他能够引发我们作双重的反思,现实的与历史的。面对国学热衷出现的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王小波回顾了文革中的解放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世情结”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谈到作家创作与体验生活,他联想到了文革中的忆苦思甜的荒谬作法(《体验生活》);谈到特异功能与生命科学,他想到了大跃进时期所搞的“超声波”之类的伪科学、假发明(《生命科学与骗术》)。王小波之所以有着如此充满智慧的思索,来自于他对理性与科学精神立场的坚守,这也是他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王小波的工作已经初步向人们说明:真正和深刻地认识‘文革’,应该成为今天国人思考许许多多重要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时无可争议的前提,应该是我们面向未来时一种需要预设的‘启动程序’。”在反思文革荒谬性、非理性的同时,王小波对文革中的大众盲从心态以及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心理进行了冷静的批判,这为我们认识文革掀开了一个新的层面,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王小波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另一方面,他又谈到,这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棒子、迫害别人的工具。”这种反思,真正体现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立场与精神价值立场。

性与文革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被王小波十分牢固地组接在了一起。王小波的几篇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都十分醒目地突出了关于性的展现与讲述。《黄金时代》中在云南插队的“我”与陈清扬的性爱经历;《似水流年》中被称为“龟头血肿” 的李先生及其与线条的情爱故事;《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我”与姓颜的女大学生以及与Ｘ海鹰的性爱游戏。性成为王小波重现那段特定历史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具有个性特点的有关文革岁月的回顾。文革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政治生活充斥着人们每一个生存的角落,人被政治所统领、所异化。人的正常情感的表达被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存在的只有革命的、同志的、阶级兄弟的感情。王小波正是以对性的真率的描写与张扬,高扬起了人的精神价值与存在价值,以对生命激情的展现来反衬文革岁月的荒谬性与非理性。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里,王二与陈清杨以对情爱的真实追求,体现着平凡小人物对那种摧残人性的、粗粝的生存环境的反抗,王小波也通过性达到了对文革的深层理性反思。性爱成为王小波笔下人物张扬个性、展现其叛逆性的一个生活空间。这是个人对一整个非理性时代的对抗,是个体在一个病态的年代里对自我健全人格的坚守,是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对强权政治的蔑视。正因如此,王小波笔下的王二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魅力,在他玩世不恭的言行背后,渗透着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