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华英学校校长陶峰:《中庸处事智慧》系列二

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菜根谭》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审视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与人交往做到不过分大方张扬与小气吝啬。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马皇后一听，连忙说：“皇上圣明。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帝业初创，做的事很多，如果让腐败之风任其蔓延，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转眼就会葬送掉……”  

　　朱元璋着急地说：“是啊，我也就是考虑这个，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来！”  

　　沉默了一会，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皇上，正人先正己，后天是我的生日，就从我们做起吧。”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  

　　寿诞之日，百官携礼贺寿，当大家席上坐定后，明太祖携马皇后步入宴厅，随即太监宣布开席。   

　　令大臣们遗憾的是：上的第一道菜竟是一盆红萝卜。百官见了，面面相觑，迟迟不动筷子。朱元璋见状，举筷夹了一块萝卜，笑着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萝卜进了口，百病都赶走。”说完便吃了起来，随即皇后也吃了起来，百官见了，也纷纷举筷。朱元璋边吃边扫视四周，见仍有迟疑不决的臣子，便来到身边，笑着问：“这萝卜不合口味？”吓得臣子连忙举起筷子。  

　　第二、三道是炒韭菜和两碗青菜，朱元璋说：“碗中菜儿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群臣吃了这道菜，明朝天下得太平。”说完便带头吃了起来。  

　　第四道菜是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开了：“葱花豆腐青又白，一清二白过日月，两袖清风勤廉政，大明江山千秋业。”  

　　百官听后，知其用意，竞相奉承。而昔日奢糜之徒，额冒冷汗。  

　　当贵族统治者走向腐化堕落和权力的极端，社会将失去和谐，隐藏着随时都会点燃引爆的危机的炸弹。龚自珍所观察到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是“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人才居上游”的不公平社会，而不是“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驱动他批评起这种腐化与僵化的社会制度，希望社会民族奋发图强，“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人们看来，龚自珍的做法是激进的，而这种激进必然被时代主流社会所反对，以致他陷入了孤独，然而他的激进却是中庸的激进，主观上想对偏离人心的社会制度进行拨乱反正，可毕竟一个人力量太小了，难以实现他的愿望。 　

在他人面前不可失态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菜根谭》  

　　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  

　　廉颇和蔺相如同是战国时的赵国大臣。廉颇是赵国杰出的将领，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和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上卿，他的官职比廉颇高。  

　　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身为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口舌之功，竟位居我上，况且他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在他的下边。”并且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他赶紧叫车夫往回赶，蔺相如手下的人看不过去，他们说蔺相如怕廉颇，蔺相如对他们说：“廉颇将军与秦王谁厉害？”他们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颇将军吗？大家知道，秦国不敢进攻我们，就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就会乘虚而入，我避着廉将军，为的是赵国的利益。”蔺相如考虑不仅不可失态，而且一失态就可能失国，所以选择避让。后来蔺相如手下的人把他的话告诉廉颇后，廉颇便脱衣露体，赤膊背着荆条，由宾客介绍陪伴来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鄙浅陋的人，不料你宽容我，忍让我竟到了这等地步。”从此，赵国出现将相和睦的大好局面。  

　　与人交际，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保持高度的冷静，使自己不失态。例如在一次商务交际中，对方在谈到价格时突然揭了你这一方的老底，说你给某公司的价格很低，而给他们过高，这实在是太欺负人等等。贸易伙伴这样揭露，是很伤面子的。如果你不冷静，情绪过分紧张或者激动，很可能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接下来或者承认事实，或者愤怒争辩，拼命否认，很可能当时就不欢而散。但是你如果很冷静，可能会很快找出理由，比如给别人价格低并不保证退换维修，某一方面没有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或者在付款形式、供货期限、质量保险等方面有不同。反正你总能找出合适的理由来挽救局面，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体面的说法。  

　　对于这类不期而遇的人际交往中的遭遇，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消极的抵御：如沉默不语，或者发脾气。这会影响你的公众形象。另一种是积极的应对，利用这类不利的交往信息获得良好的交往得益，不但能有效地抵御寻衅者的行为效果，而且能赢得人们的更多尊重和欢迎。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特•格劳斯曾对交往中出现的窘迫现象研究了多年，他指出遭到公开的羞辱当然不是一件乐事，也不是一件可容忽视的琐碎小事。当因羞辱而受到感情伤害时，大多数人会失态：发火、口吃、脸红。但你应该有另一种选择——保持理智，控制情势。  

　　不要花很多时间陷于烦恼，“为什么这个人要非礼造次？”有些人蓄意使你感到窘迫，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感到受到你的威胁，或是为了报复在他感觉中你曾做过的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另有一些爱开玩笑者则仅是出于自己开心而不在意羞辱了他人。  

　　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贝雷•斯契莱卡则认为，去猜测这类人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的做法在实际上不一定正确。“他或她很可能是不明白你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当你向他指出这类失言的非礼之举时，那些出于好意的却不善于表达的人通常是会立即向你致歉的。  

　　当然究竟如何来应对这类窘迫的遭遇，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你的老板或上司在同事们面前指责你，而且很可能下次还会这样做时，你可以用下列的话来应对这种情况，从而以冷静的自信来维护你的自尊：“我们是否能单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宠辱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上，战战也。  

　　——《曾子全书》  

　　老子《道德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宠辱不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不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般来看，道家思想是退缩的，保守的，但它有些话却切合了中庸理论，尤其在为人处世上，主张以不伤害生命和真性为前提，也就是人是自在的，只有这个自在性的主体与自然达成和谐，才是最恰当的，否则就违反天性与人性。  

　　洪应明在处世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的心态，他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一个人对于一切荣耀与屈辱无动于衷，用平静的心情欣赏庭院中的花开花落；对于官职的升迁得失都漠不关心，冷眼观看天上浮云随风聚散，那活得多自在啊。  

　　人活在世上，总想比别人有钱，比别人有势，也因此惹是生非，种下苦根。于是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宠辱不惊”视作一种境界。有一次，孟子本来准备去见齐王，恰好这时齐王派人捎话，说是自己感冒了经不得风，因此请孟子到王宫里去见他。孟子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轻慢，于是便对来人说：“不幸得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见他。”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见齐王，今天却去吊丧，齐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孟子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为什么不能办我想办的事呢？”  

　　孟子刚走，齐王便打发人来问病。孟子弟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王有命令让他上朝，他有病没去，今天刚好一点，就上朝去了，但不晓得他到了没有。”  

　　齐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归家的路上拦截他，让他不要回家，快去见齐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丑家避了一夜。  

　　景丑问孟子：“齐王要你去见他，你不去见，这是不是对他太不恭敬了呢？这也不合礼法啊。”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拿仁义向王进言，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他进言，这难道还不够恭敬？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赶不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趋奉不可呢？’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哪能凭他的爵位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我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去见他呢？”  

　　１８０７年７月，拿破仑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亚西特会晤。奥地利王后路易莎也来到这里，想请求拿破仑把北德意志马格德堡归还给奥地利。一见面，路易莎王后先是赞赏拿破仑的头“像恺撒的一样”，然后她直截了当地向拿破仑提出归还马格德堡的恳求。拿破仑不好当面拒绝，但又不能轻易答应。他没话找话地赞美皇后的服装如何好看，想以此转移话题。路易莎王后回敬了一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拿时装作话题吗？”她再次提出请求，拿破仑又用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对付她。路易莎王后再三央求拿破仑宽大为怀，态度谦恭而又诚恳，使拿破仑多少有些动摇。这时，奥地利弗西斯国王进来了，拿破仑的调子当场冷下来了。  

　　宴会结束时，拿破仑得体地向路易莎王后奉送了一朵玫瑰花。王后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不可否认这是友谊的象征。我的请求已蒙答允？”拿破仑早有戒备，用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把话题岔开了。路易莎王后没有达到目的，失落地离开了提尔亚西特。拿破仑宠辱不惊，没被王后的热情和赞赏征服。  

　　外交场合中，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无论怎样被对方吹捧，不该做出让步的决不松口，同时又要做到言行得体，不失礼仪，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以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名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  

　　富与贵都是人们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途径而达到目的，是不能承受的；贫与贱都是人们所嫌弃的，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富贵，是不能脱离贫贱的。君子抛弃了仁，到何处去成名呢？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生活忙碌之时与仁同在，流离颠沛之时也必定与仁同在。  

　　过去许多孔子的研究论中，普遍认为孔子只推行仁、义，而反对利、欲。然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反映了孔子的利欲观。  

　　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  

　　取得富贵的手段正当与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则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凭本事通过个人劳动所得就是来路正当，所以孔子说替人执鞭的事他也干。以拍马钻营甚至坑蒙拐骗而取得富贵则是“不以其道得之”。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人生之路该怎样去走，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必答课题。有的人很茫然，走到哪里算哪里，什么也不知道，活得很空虚。脚下的路，是实际的道路；人生的路，则是命运之道。如何去走？前途如何？目的地在何处？等等，都是人们愿意知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人生规划”，并且顺利地工作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孔子一生努力，便是在寻求人生之大道，传播人生之大道。所以，他会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白天听闻到了人生的大道，晚上死去也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可见，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大道是人生的大道，是宇宙自然的大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合乎了这个规律，便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论是生是死已经无所谓了。  

　　如何知道这个大道呢？那你就得切切实实地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步地迈进，踏踏实实地行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造做。所以，那些物质至上的人，太计较名利得失的人，都无法在人生的旅途上，踏踏实实地行走，也根本无法领略到人生的真谛。只要你热心于探索人生之大道，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虚妄执着。  

　　因为真正的君子，只是以仁义作为准则，所以对于天下任何事物都不会过于在意和执着，不会痴迷和嗜癖；没有行或者不行，没有一定要怎么或者不怎么。人活得自然轻松。 　

屈不是不要尊严，伸不是不要人性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议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薄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  

　　守“中”的原则虽是不变的，但对“中”的理解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在某一场合被认为是中庸的东西，改变了外在条件就不再是中庸了。所以智者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去确定自己的行事准则，为“时中”，这也称为“行权”。  

　　关于“时中”的原则，先儒们的论述是很多很多的，如《荀子•不苟》中即提出：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时候可屈服什么时候该伸罢了。  

　　《诗经》说：“往左往左，君子能适应；往右往右，君子也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按中庸屈伸、应变的道理。  

　　由朱熹编辑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好比天气刚冷的时候穿上薄裘衣就可以称得上符合中，而到极冷之时再穿刚冷时穿的裘衣，就不是中了。另如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在禹稷的时代可以说是符合中，如果是居住在普通的巷陌中的人，这么做就不符合中了。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日常生活中，也得把握“与时屈伸”的策略，例如，有些人遇到有人上门求他办事，便产生一种优越感，侃侃而谈，越扯越远。或者，对方故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拖延时间，最终以各种借口搪塞。这样的人我们最难说服他。如用一般手法，会中对方的计。但一味沉默，等于对方主动自己被动。对付这类难说服的人物，要先干扰他的决策。最好的办法是频繁地说“有点道理”“是这样的吗”之类的话来打岔，或是故意注意别的东西。这些话和动作会打断他的思考逻辑，结果纰漏百出，从而获得插话的机会。  

　　这种“屈伸”技巧在西方议会争论时常被使用。官员们在议会所说的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议员不是很容易能破坏他们的逻辑思路的。老经验的议员会赞成官员所说的一切，并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打断他的一连串话题，使其原则崩溃，说出真心话。对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这种方法更有效果。  

　　回到如何做人上，我还是欣赏这段话：“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读洪应明这段话，眼前马上出现一副清新的画面，但它的“画外音”却是：  

　　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市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于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所以，生活中你以中庸处世，或屈或伸，不做过度，也就不被物累、不被名利纠缠。 　

怎样以退让的方式蒙住对方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１０３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对上司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爬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社会有时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闭门读自己的书，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做到这一点就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流传了五千年而不改不移；就是因为有一支意志坚定而且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决不做任何势力的附庸，所以才能制衡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君子固穷，克尽职守。能做什么官，就去做什么官，不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去做好。居于什么位置，就当好自己的职责；不在那个位置，就决不操那分闲心。如果自己的事情往往做不好，却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谋算着别人的位置。越俎而代疱，结果谁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反而违背了立位设官的初衷。  

　　人不是万能的，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经验也不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事情做好。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执行者。  

　　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就好理解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正如后来所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两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天下人都能够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天下便会稳定，发展富强。各人如果都不干好自己的工作，却总是忙着去考虑他人的事情，那么天下秩序就会乱。社会分工不定的结果，是谁也干不好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人心因此而险恶，社会因此而动荡。所以，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说话，做多少说多少，甚至做多于说或者不说。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标准有三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为一个老师，他也不能不讲。那就是仁德的人因为无私，不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忧愁；智慧的人因为明悟，不会受到蒙蔽，所以没有迷惑；英勇的人心里装着道义，没有顾虑，所以不会畏惧。孔子虽说自己做不到，但他的弟子们却说，这正好就是老师自己的传神写照。 　

为人处世注意这四种毛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孔子告诫人们要克服四种毛病，从而达到不凭空臆想，看事情不绝对，不固执己见，不事事为自己着想的境界。  

　　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事事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它们。  

　　“毋意”，是说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毋必”，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正如俗话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任何人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  

　　“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毋我”，不什么事都为自己着想，而该替人着想，为事着想。  

　　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  

　　孔子教人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个人一旦做到了无我，那就可以绝对地无私了，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牵挂，那“意”、“必”、“固”自然就都没有了。随意猜测，往往会违背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会胡思乱想，或者狂妄自大，自寻烦恼；主观武断，往往不合情理，造成严重的后果；固执己见，往往会被人视作老顽固，破坏大事；自我被放在第一，那么做事必然瞻前顾后，充满私心，也就无法与天地自然相合一。  

　　晋朝读书人刘道真，由于遭受战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好到一条河边当纤夫。刘道真素来嘴不饶人，喜欢嘲笑别人。一天正在河边拉纤，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在一只船上摇橹，道真嘲笑说：“女子为什么不在家织布，而跑到河里划船？”那老妇反唇相讥道：“大丈夫为什么不跨马挥鞭，而跑到河边替人拉纤？”  

　　又有一天，刘道真正在草屋里与别人共一只盘子吃饭，见到一个年长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从草屋前走过，三个人都穿着青衣，就嘲笑她们说：“青羊引双羔。”那妇人望了他一眼，说：“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言以对。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爱故意找碴儿、寻衅滋事，想让别人下不来台。这时你如果让着他，必会遭人耻笑；如果装作没看见，也难免有软弱之嫌。你想化被动为主动，反唇相讥，既可让寻衅者无言以对，也能在主动中有台阶可下。张因和李意见相左，便想在公众场合故意给李难堪。李在一次发言中，不慎读错了一个字，张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李：“水平太差，那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还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说话！”李见张故意寻衅滋事，也就不客气了，笑着对他说：“这总比你做错事不认账还强出一点吧！”李的话实际是事出有因，张在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后，非但自己不承认，还欲嫁祸于人，但又被人揭穿。因为这件丑事人人皆知，因而李的话一出，众人皆知其意，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欲辱人而自取其辱。 　

没有法度和游戏规则的竞争必陷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