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电子厂招聘:“中国”的身份危机与历史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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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身份危机与历史解题

2011-02-06 00:54:27

归档在 谈中华文化 | 浏览 4383 次 | 评论 10 条

时下，“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多有议论，有关“经验是什么”、“模式是什么”的争鸣蔚为大观，围绕着中国有何特殊性有何普遍性，各门各派聚讼不休。“中国是什么”？史学家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就是要从历史中发掘答案。

“中国”的身份危机

“我”是谁？关于中国的反思，古已有之，而“我者”之确认，往往需要外在的“他者”作为参照。如果说儒家长期以来的“内华夏、外诸夷”的夷夏之辨为过去提供了有效的“中国”认识，那么历经一百七十余年的欧风美雨后，“中国”身份再次模糊起来，我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身份困扰。

今日之身份危机固然没有鸦片战争后“亡国亡种”乃至被“开除球籍”般严峻，但于我们安身立命需要的迫切性依旧不减。亨廷顿说，非西方国家要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西方化，抛下自身传统模仿西方，努力向西方看齐；一旦在第一阶段里很好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后，这些非西方国家又会强烈地回归传统，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去西方化”和复兴“本土文化”中去。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处于两个阶段交接时期，官方文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知识分子呼吁社会科学“中国化”，普通大众已经平常看待舶来之物，海外人士也努力调整心态重新审视中国。于是，“天下观念”、“朝贡体系”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不断被重提，“文明―国家”图式被想象成与“民族―国家”相对，“天人合一”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良方。

只是往者不可及、他者犹难追，先哲的旧思想尚未创造出合宜的新形式，外来的新思想也没完全被吸收内化，“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非古非西的观念，既无法用超国家体系的文明体来概括，也不能以民族自决的主权国家来描述，它所呈现出来的还主要是基于近代独立富强要求的政治共同体。

“中国”的历史解题

许倬云先生说过，“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找寻的轨迹”，“以史为鉴”之要义就在于认清自己，它也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如果我们暂且抛开现世的纷扰而进入长时段的观测，“中国”在不断变动的内外分际中依稀可辨，“我者”总在众多的“他者”间显现，并且一脉相承。

在许倬云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是以文化为内核，以亲缘团体、精细农业与文官制度为三原色，又如有机体一般沿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阶段循环演进。“中国”这个“我者”靠着连绵不绝地吸纳“他者”，才会像梁启超所言，从上古的“中原之中国”扩大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之中国”，再到秦汉之后的“东亚之中国”，直至乾隆以降的“世界之中国”。各种文化间即便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对立与斗争，也抵挡不了因频繁接触而引发的交流与融合。许倬云正是按照历史中的我他互动思路，重新勾勒了“中国”主体的轮廓。

先看文化之间的“我者”与“他者”。至史前时代起，华夏就不是“中国”之惟一，其与夷狄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转化，蛮可化华，华亦可变蛮。殷商是诸夏的“他者”，“楚秦吴越”是周人之“他者”，它们又先后融入中原，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员。秦汉是“中国”主体形成时期，隋唐则在一波长达三百年的我他大混合之后，成为“中国”之集大成者。自宋代以后，“中国”开始偏重内向凝聚，无法像往前那般开张堂皇。普世性的“天下”观念在汉唐时期或可有较具体意义，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仅为亚洲诸文化之一，“天朝上国”理想孕育的只是列国体制下的国族认同。及至近代经过八个项目的改辙转舵，“中国”看上去已是面目全非，以至于要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

再看文化之内的“我者”与“他者”。即便是大一统时期，“中国”文化亦可按照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正统与异端等方式分出异质性的“我者”与“他者”。许倬云认为，佛教传入前“中国”文化体系以儒家为主，佛教进入之后转为多元。陈寅恪先生曾言，“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现有伊斯兰文化、蒙藏文化等诸多“他者”同列“中国”之内，我他之分更是无法一言以蔽之了。在许倬云看来，无论文化之间的“他者”，还是文化之内的“他者”，其最后都进入“中国”之内，老树开新花，熔铸出下一阶段的“我者”，此亦即每一时期我们所要寻找的“中国是什么”。

许倬云好以江河汇流来比喻文化之融合，对“我者”之“中国”持续接纳“他者”的能力赞誉有加，认为“中国”文化之要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而是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这也正是其如此推崇儒家思想之所在。然而许先生并非意在为保守主义张目。作为一名“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追求于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在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双双陷入僵化之期，试图为解决当前此起彼伏的“文化冲突”提供历史借鉴，而当前之要务，是文化大中国理念与人文普世价值的重建，以使中国“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更开阔。”

这一点，或可以我与网友在文化史考：从夏代疆域，到“现代羌人”的对话来佐证。

蚊子点蚊香[2010-05-05 10:25:35 PM] 1995年历史,考古,天文等专家学者达200人搞了一个"断代工程"到2000年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应该最有权威性!

dr.bear [2010-05-06 12:55:44 12:55:44 PM]断代工程不过是新的学术整理，我老师是参与者之一，我也是关注者之一。但在政治文化和近代错误传播的强势下，所谓最有权威性是个伪命题！至少在国际上。如，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等等。而且，最后公开的版本，可以说仍然是“比神话还神话，比戏说还戏说”？本文已隐晦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你的说明，让我想到一则趣事，在美学术会上，某知名学者也如此，我当时就不客气说，我们之间就不必如此了吧？他笑了！可见，宣传与学问不是一回事，中国近代解读历史有太多为民族团结的功利东西，学术上不值一驳，也驳不得，至少在国内。

dr.bear [2010-05-08 02:38:42 PM] 又及，对于所谓权威性!两弹元勋周光召曾对中国自然科学界提出批评，他说有两个是致命的，一个是剽窃造假，一个是无法交流。社会科学界的问题也一样，无法交流现在是普遍现象，这比剽窃造假危害更大？

比如，炎帝与黄帝并非一个时代？

据《史记》记载，黄帝和炎帝在阪泉的郊野曾经先后打了几仗，炎帝被黄帝征服，而后，黄帝又擒杀了叛乱的蚩尤，被诸侯尊奉为天子。

对于炎帝、黄帝之间的关系，古书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讲黄帝和炎帝是兄弟两个，都是少典氏之子，如《国语》云：“少典娶有娇氏女，生黄帝、炎帝。”

但是，从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处了解到《史记索隐》指出：“少典，是诸侯国号，非人名。……炎、黄二帝虽则相承，但根据《帝王代（世）纪》记载，中间相隔八帝，五百多年，如果少典是他们父名，那么岂不是黄帝经五百多年后取代炎帝成为天子？那他的寿命也太长了！”

李学勤认为：第一，少典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方国部族的称号，炎帝、黄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来。第二，炎帝、黄帝相隔年代较长，而炎帝早于黄帝，其间共历八世。

李学勤先生认为，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而《史记》沿用的是《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本纪》记载的黄帝，尚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而且，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很明显，这指出了炎帝和黄帝兴衰上的先后列序。

另外，根据南京市六合区文物保管所所长蔡明义的研究，黄帝是南京六合人的女婿，考证黄帝的岳父敕封六合方山的课题，炎帝和黄帝拥有共同的祖先少典，是少典氏部落的人，太昊伏羲氏（伏羲、燧人、神农为远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三皇）的后代。太昊伏羲氏在距今约6000年前生活于渭水中游的天水（今甘肃省东部）境内，其部落后裔东徙姜水（黄河流域的一条河名）一带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少典正妃任姒，又名女登，生了炎帝。少典另一子名勗其，勗其的十一世后代即为黄帝轩辕氏。姜雷是炎帝第11世孙，因此可以说，炎帝和黄帝之间相差11世。炎帝早于黄帝，其间共历八世，五百多年。（参考：中国人到底是熊还是龙的传人？）

参阅：“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

为何中国“汉族”，在DNA检测下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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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终极价值

中国人没有教养源于没有文化

“中华”“中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