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我们这一辈，上山炼过腿，下乡炼过背……”

    又如一本书的序言中所述：虽然“当那一段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渐离我们远去，‘知青’这一名词是愈来愈显得生疏了”，然而，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了”，只因为人们“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

    那一段知青岁月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不但印下了葱绿的田野，烂漫的山花，皎洁的月光和善良纯朴的乡亲，更有油灯下的企盼和奋斗的苦与乐。

    首日进村

    那些年，上山下乡是中学毕业生的“必由之路”。

    １９７３年高中毕业时，“老三届”的两个哥哥已先我几年下乡了。因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根据当时国家允许一个家庭留一个子女在城里的政策，母亲原本有意把我留下，而让小我几岁的妹妹毕业后下乡。我几番权衡，最终说服母亲，把留城的机会留给了年少的妹妹。实话说，从我家的出身和现状看，留在城里，除了做做临时工，我也看不到出路。在毕业后等待的几个月里，我已尝到了那种无所事事、无所依附、百无聊奈的“待业”滋味。因此，我选择了下乡去闯一条自己的路，尽管这条“必由之路”遥遥，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如果说，在上山下乡大潮之初的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文革之中的一代知青尚怀有一定的理想和热情，相信下乡是去接受再教育，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话，到１９７３年，局势已经明朗。下乡的前景，对少数人来说，是“镀金”两、三年后上学进厂回城。而大多数首批下乡的知青已经在乡下呆了五年，仍然前途无着，回城无望。

    我被派去的茶头是全公社较边远的一个大队，与邻县接壤，离县城和公社所在地各相距２０多里地。已近年底，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搭汽车前往茶头。母亲事先陪我去过一次，已认识了进村的路，也见过大队的钟书记和桐队长。因为当天没有班车返回，这一次我坚持没让母亲送去。也许由于是我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我自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心理上比较坦然。

    中午时分，我在公路与乡间小道的交叉口处下了车。这里离茶头村还有两、三里的田间小路，我只能背着行李，安步当车了。隆冬季节，没有太阳，气候阴冷潮湿，伴着凛冽的山风。路上冷冷清清，偶尔碰上一、两个农人，向我投来好奇的一瞥。

    渐行渐近，已经望见村庄了。一条宽约七、八米，潺潺流动的小河横在面前。我沿着小径通向一座过河的小石桥。小桥是由一条条石板分段架在两岸和河中间的石墩子上而成。河中间有两个一米见方的石墩子，石墩彼此之间以及与两侧河岸各相距两、三米，三块宽不足一尺，长七、八尺的石条并列架在河岸与石墩或石墩与石墩两两之间构成一段，共三段连接成桥。与前次同母亲来时不同的是，中间的一段桥已缺失一块石条。桥下靠石墩有厚厚的木板拦水截流，将上游一侧的水位提高了两、三米，形成一道哗哗的小瀑布。后来得知，这是大队水力发电的基础设施，供全大队的电灯、椿米用。

    我孤单一人，又背着行李，看着这残缺不全的小石桥，心中不免有些胆怯。我重新整理一下背包，望一眼河对岸，试探着跨出了第一步。石条一震颤，我不由倒吸一口冷气，退了回来。踌躇再三，不得不鼓足勇气再试。我深吸一口气，尽量平稳地缓缓呼出，同时稳住脚步，象走平衡木一样小心翼翼地走过了桥的第一段，站在了第一个桥墩上。

    桥下的激流令人眼花、心跳、腿软，我再也无力跨上仅存两条石板的第二段。我是旱鸭子，万一身子一歪，失足掉下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岂不惨了？就算没有太大危险，在这寒冷的冬天，落汤鸡似的一身湿淋淋如何进村见人？我前后看看，四野空旷旷的，不见一人，不由得着急和害怕起来。几番尝试，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跨上那更为狭窄，摇摇晃晃的桥面。我欲进不能，欲退不甘地僵持在那里，终于鼻子一酸，任泪水涌了出来。

    等到不得不擦干泪水，再考虑对策时，远远看见从村里方向走过来一个约莫十一、二岁，比我矮半头的小男孩。我一扫平日的矜持自傲，象遇见了救星。那男孩和我在桥墩上相遇，见我尴尬、狼狈的样子，他不由得一乐：“来，我来帮你背包。”不等我开口，他已开始从我背上取包。只见他往肩上一挎，三步两步，轻松灵巧地把我的背包送到了河对岸。他又折回身到桥中间，一手抓着我的胳膊，不由分说地把颤颤微微的我引过了桥。我来不及道声谢，他已蹦蹦跳跳地又窜过了桥，往我来的方向一溜烟地跑了。

    就这样，我领教了初进村这不大不小的第一课。可以骄傲的是，几个月后，我也能健步如飞地跨过这道桥了。

    进得村来，村里显得异常热闹，大队部、小学前的场地上挤满了人，还有断断续续的锣鼓声。我心里嘀咕，虽然早已告诉过钟书记我今天到，不至于这么隆重热烈地接应我吧？周围的大人、小孩只是好奇地看看我，并不动声色。我左顾右盼，几番周折，才在人群中找到钟书记。他却顾不上我，一抬头唤住了二队的妇女队长顺妹，把我交待给了她。不想她也叫我站在那里等一等，就自顾自往人堆里钻了。

    我被凉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也只好跟过去看热闹。听大伙儿议论才知道，村里可数的几个高中毕业生之一，大队小商店的售货员芝英被荣选上参军入伍，今日离家远行。这女孩我见过，上次我们母女来时她还为大队烧饭接待过我们。她与我同岁，长得很标致，出身好，又有文化，在村里也算出类拔萃了。那年头，从农村招女兵如同选妃子，荣选上的不仅自己身价百倍，全家荣耀，全队全村都光彩。

    村里热闹了一、两小时，才看见穿戴新军服的芝英在村人羡慕的眼光中登上接兵的彩车。彩车在一片锣鼓声中从与我来时不相同的另一条道缓缓驶出村口，然后疾驰而去，扬起一道烟尘。男女老少跟着车热热闹闹地走了一阵，我背着我的行李卷冷冷清清落在后面。远远看着，心里不由泛起一丝落寞。

    冬令日短。送走彩车已是傍晚时分，顺妹这才想起了我。她按钟书记的旨意把我安顿到芝英住过的小屋。屋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吱吱呀呀的小木板床。顺妹手脚麻利地从田里搬来一捆干稻草铺在床上，再展开我的铺盖放在上面。她又招呼我上她家吃晚饭。我食欲全无，但还是把一小碗米饭加一挟炒得泛黄的青菜勉强吞了下去。

    村里的电灯亮了。这也算电灯？昏黄柔弱的光亮似萤火虫，五步之外就难以分辩人的五官了。户外也没有路灯，我深一脚、浅一脚，踏着坑坑洼洼、旮旮旯旯的小径，转弯抹角、摸摸索索地走回自己的小屋。

    回到小屋，环顾四壁，这里从此就是我的家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悉悉嗦嗦的稻草响，吱吱呀呀的小床声，我睡意全无，脑子里纷乱如麻。眼前总闪现出那个圆圆脸，眉清目秀的芝英，穷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她这一飞将会改变她的一生，和她的子孙后代的命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乡里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往外跑，我却钻进了这个邻村有女也不肯嫁过来的穷乡僻壤。我这第一天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命运将如何？前途和出路在哪里？我脑子里一片迷茫，心中阵阵苦涩，直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入睡。

    二、筋骨之劳

    下到生产队，正赶上农闲时节的主要活计－－－－修水利，每个大队要抽调一批男女劳动力开到公社的水库工地去，无牵无挂的知青们当然都义不容辞地卷起铺盖上工地了。

    正值学校寒假期间，我们就在水库工地附近的小学校里安营扎寨。在教室里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一个个铺盖卷摆上去，就是床了。生活简单到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每天天刚放亮，大家就起床上工地了。我们负责的水库劳动主要有三道工序，挖土、装筐和挑土上坝。几个男劳力负责从黄泥山坡上挖土；体弱一些的妇女、老人将土装进筐内；大多数年青力壮的男女劳力则挑土上坝。对我们知青来说，修水库首先练的是扁担功夫。一担土约有四、五十公斤重，一趟行程二百多米到达大坝，每天十多小时要往返上百趟。虽是滴水成冰、寒气袭人的冬天，工地上却是热气腾腾。大家一担在肩，脚底生风，往返几趟就汗流浃背了。最初的日子里，肩膀压的又红又肿，腰酸腿痛，每天躺下浑身骨头象散了架，第二天早上好一阵挣扎才能爬起来。

    大队统一筹备膳食，早、中两餐都送到工地，经常是千篇一律的米饭加一、两勺清汤寡水的白菜萝卜，或大蒜辣椒。有一段，每餐辣椒炒大蒜足足吃了半个月，直吃得一天到晚肚子里发烧，嘴里发臭。因为油水少，劳动强度又大，小时候体弱多病，一贯食欲不佳的我这时候变得胃口奇好，任什么萝卜白菜，辣末酱油拌饭，都吃得又香又甜，每餐四、五两米饭不在话下，好在那时粮食尚不缺。然而，那几年撑大的胃口却再也无法收缩回去，到后来上大学时，与那些纤细的上海姑娘每餐一、二两饭的斯文样儿形成反差，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永不消退的知青烙印。

    全公社各大队的知青几乎都集中在水利工地上。上海姑娘小杨身材高大，声高气爽，走起路来一阵风，是知青中的“女英豪”。有一回，她与一群男青年打赌，一咬牙，居然将一担九十多公斤重的垒坝岩石挑上了大坝，而且气不喘，腿不抖。除了赢得一片喝彩声外，还挣回一大堆好吃好喝的，我们都沾光而饱了口福。谁知小杨这一赌还赌出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当时正赶上公社在抓知青典型，出身“资本家”的小杨因此被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树立成“为革命勇挑重担”、“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而大肆宣传表彰。对于象小杨这样原本前途渺茫的知青，这样的好机会任谁也会紧紧抓住。她不负上级的期望，现身说法，四处宣讲“扎根农村干革命”，并很快入了党，后来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

    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青中，人人嘴里都不得不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个个心里却都盼望早日有机会离开。“扎根”口号叫得响亮而得体恰恰是当时能够离乡返城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谁又能超凡脱俗呢？

    然而，能够如愿以偿返城上学的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幸运者。我的朋友小张和她的知青户的同学们原先是上海有名的“格致”中学的高才生。据说，文革前这所学校的大学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小张１９６５年考进“格致”高中时以为自己一只脚跨入了大学门，到毕业时却第一批来到了江西插队。

    上海知青们初来时闹了不少笑话。小张从未见过煤油灯，第一次用那种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时，她将划着的火柴从玻璃罩的顶上往里扔，一根接一根，火柴棍堆满了灯罩里的空间，等划完了一盒火柴也没有点着灯，上海“傻姑娘”的名声就由此传开。

    看小张“吃辣椒”也是别有一番滋味。辣椒是当地乡下的一种主要蔬菜，不但新鲜时炒来做菜，青黄不接时也常常炒干辣椒下饭。几年的磨炼，上海姑娘已经变成了“辣妹子”，只见她右手往嘴里挟送辣椒，左手忙着擦抹辣出来的眼泪鼻涕，一边还大叫“好吃！好吃！”

    小张和她的同学们来这里修地球已经５年了，现在很多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只是仍然前途未卜，只能默默地、苦苦地等待机会。

    也许有人会说，农民能够祖祖辈辈在农村种地，知青难道就不能或不该吗？客观上，在城市长大的青年在体力、生活能力和思想意识上都很难和土生土长的农民相比，要在农村安家立业实在勉为其难。有一些知青，下乡之初也曾卖力劳动，好好表现，日久却因身体不争气而力不从心。或因为原本体质差，或由于不胜乡下的清贫生活和艰苦劳动，终于或病或残，不得不放弃奋斗，千曲百折，病退回城。后来成为“轮椅作家”的陕北知青史铁生就是一例。

    一开春，我们就从水库撤离，回村忙春耕春播。早春三月春雨菲菲、乍暖还寒的日子，身上还穿着棉袄或夹袄。清晨出工拔秧时，身披塑料雨布，将裤腿挽得高高的，赤脚伸进冰寒刺骨的水田里，浑身打着寒颤。我们一般早上出工劳动两、三个小时，拔好秧苗扎成一捆一捆，再装成一担一担，供白天稻田插秧用。所谓“面对黄土背朝天”是对田间劳动的真实描绘。拔秧和插秧都得时时弯着腰，是对腰肌的最大挑战。拔秧时双腿移动的幅度小，尚能将一只胳膊支撑在膝盖上，分散一点腰部承受的压力。插秧则要在手插的同时双腿协调地倒退行走，腰部一直弯成约莫九十度。几天下来，腰部由酸痛而麻木，就象断了一般。男人们会在突击干一阵后，站在田埂上抽袋烟，喘息一口，许多男知青也为此不得不学会抽烟。大田旷野里，女人们则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

    水田里的蚂蝗更象十恶不赦的吸血鬼，而且土地越贫瘠，蚂蝗越多。据说蚂蝗的再生力特别强，哪怕被切成几段，每一段都能长成一条新蚂蝗。下水田不一会儿，两条腿已各挂上好几条，望一眼令人不寒而栗，初下水田的人更是吓得哇哇大叫。刚叮上身的蚂蝗细瘦，两头吸牢在皮肤上，用手硬拉，可以拉得很长，却很难拉下来，还恐怕拉断。等蚂蝗吸饱了血成了暗红色圆滚滚的，才会自动滚下来。后来从老乡那儿学到，只要用秧苗的叶梢朝它轻轻一拂，蚂蝗就自动掉下来了，可谓“一物降一物”。更可恶得是，蚂蝗能分泌一种抗凝血物质，使咬过的伤口好一段时间血流不止。

    茶头是全公社最偏僻和贫穷的大队，一个男劳动力每天最高工分十分，年底分红价值六毛钱，妇女更惨，每天六分相当三毛六。同队的女社员里和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不少，大都不识几个字。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村里供得起、又肯供女孩读书的家庭仍然廖廖。女孩从小留在家里做家务，带弟妹，长大则挣工分，等着嫁人。和我很要好的梅子，论身材长相和聪明才智都不在离家参军的芝英之下，还特别能吃苦耐劳，可是没文化，等待她的只是将来找个好点的婆家出嫁，我心里不由暗暗为她悲哀和不平。妇女队长顺妹的未婚夫在外当兵，每次都来找我为她读信和给她的那个“他”写回信。为贫下中农写“情书”也成了知青接收再教育课程的一部分。

    三、初为人医

    原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上海女知青小袁在插队五年后被推荐上了地区的卫生学校。不久，大队钟书记告诉我，根据我这几个月的劳动表现和大队的急需，决定叫我接任赤脚医生。也难怪，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中，贫下中农出身的都想方设法飞走了，而地主富农的子女却理所当然地被摒除在受重用之列。

    说来也巧，在中学毕业后、下乡前闲来无事的几个月里，通过一个朋友的帮助引荐，我参加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听过几星期课，还去医院学习过注射、包扎、使用听诊器等基本技能，也不求甚解地读过几本中西医书籍。凭我这点知识走马上任当“医生”，今天听起来，委实是“草菅人命”，而在当时当地，我却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为我无须由大队先送去培训，就能添补因小袁走而留下的赤脚医生空缺，解了大队的燃眉之急，钟书记自然十分高兴。

    合作医疗是当时农村的一种低级的集体互助医疗制度，它使农民能够享用最低水平的医疗服务，听说贫穷边远地区的农民至今还很怀念它。一则因为穷，二来也确实不方便，不到十分紧急危重时，乡亲们一般不轻易到公社、县医院去看病。这就意味着赤脚医生要诊治所有的病人和病症，从常见病多发病到疑难病症、专科杂症，尽管大多数病实际上远远超出赤脚医生的能力和合作医疗的条件，只是应付。因此，合作医疗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医针灸、西医诊治、门诊、出诊、打针、配药、购药、采草药、切中药饮片等等，缺一不可。一个赤脚医生要兼中西医，医护药于一身，实际上是样样知之不多，却又无所不能的“万金油”。此外，顾命思义，“赤脚”还意味着农忙时下地劳动。

    毕竟人命关天，我自知底气不足，只能抓紧时间读书速成。我报名参加了省中医学院为培训赤脚医生而举办的为期两年的“中医函授学习班”，又买来一些简易、速成的医学书籍，抓紧自学。当然，白天是没有时间坐下看书的。医疗室的宗旨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方便社员，大到重病急诊随叫随到，小到卖一盒清凉油、一包伤湿止痛膏都是我的份内事。通常里里外外、琐琐碎碎的事足以让我从天亮忙到晚上熄灯。晚上十点一到，大队发电站停止供电，全村刹那间一片漆黑，社员们不得不摸黑四散回家，我才得以回到自己的小屋，点上煤油灯开始看书。

    在诊治病人时，我常常得临时烧香、急用先学。好多次，为了辨别一种呼吸音的改变或心律的变化及其与病症的关系，或者确定腹部疼痛的部位及特征以及与器官病变的联系，我不得不找借口让病人等一等，急匆匆地躲进储药的小房间去翻书。有时在开中药处方时避开去查找一个尚不熟悉的“汤头”（成方）。所幸社员们对我十分信任和宽容，即使我当着他们的面查书，也不以为怪。我自己则以“医术不高态度好”为原则，因随叫随到，百问不烦而获好评。

    也许与小时候体弱多病、常服中药的经历有关，我对中医中药、草药针灸的兴趣一直很大。医疗站一个有历史问题而被监督劳动的七十多岁的老中医，为我学习中医提供了方便。那些日子，我整天痴迷于“阴阳学说”、“四诊八纲”，口中“汤头歌诀”念念有词。虽然不曾专门以自己的健康之躯去尝毒、试针，但我经常选用中草药针灸为自己和他人治病。有一次，村里一个结婚三年未能怀孕生育的妇女上门求医，我给她试用了一个改良药方，一年后她生了个大胖儿子，把我当恩人谢。其实，天知道这是她时来运转，还是我药到病除。

    全大队有一千多人口，分布在五个自然村。除了医疗室所在的六百多人的中心村外，其余四个村庄分散在四周两、三里地外。农忙季节，我常常背着药箱去巡诊。平时，病人家属也经常会让人捎来口信，或亲自来叫我出诊，我从不推脱。在睡眠时间不长的夏夜的睡梦中，或从冬日的热被窝里被人叫起来，滋味还真不太好受。

    一天上午，六岁的英妹从邹村来上学，捎口信来说，弟弟生病，她妈妈叫我去一趟。赶到她家，听说两岁的小豆豆从头日起上吐下泻，检查发现孩子有些面黄、消瘦、双眼无神。乡下卫生条件差，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多半是不洁食物引起的胃肠炎，但发生在婴幼儿身上，不可掉以轻心。我给孩子开了药、打了针，向妈妈交待了有关注意事项，并叮嘱若有什么变化，随时叫我。

    晚上十二点过后刚睡下，孩子的爸爸急匆匆地来敲门，说是小豆豆发烧了，有些昏昏迷迷，仍然持续呕吐无法进食进药，便泻如蛋花状。我迅速起身，背起药箱就走。赶到那里，看看豆豆已呈脱水状态，神志很差。孩子的病瞬息万变，拖下去后果严重。我再给豆豆注射了一针黄连素，同时力劝孩子的父母连夜送他去县医院。他们犹犹豫豫，终于告诉我，家里只剩下五元钱。我掏出身上仅有的十元，叫他们先带上，到医院再想办法。在他们焦虑、央告的目光下，我背上药箱，打着手电，和他们轮番抱着孩子上了路。虽然我知道自己一路上所能做的其实有限，只是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连夜赶了二十多里地到达县医院，天已经大亮了。

    生孩子是每家每户的大事。村里一个五十多岁的接生婆具有一定的卫生常识，她的接生法介于新法和旧法之间。但是，当她不在村里时，就给临产妇女造成很大的担忧和不便。此外，如果因胎位不正或其它疾病而生产不顺利，发生难产或产后大出血，接生员束手无策，母子将十分危险。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考虑学接生。我明确告诉那位接生婆，我目的不是取代她，只是为了她不在时能应应乡亲们的急。没有被人夺饭碗之忧，她表示乐意与我合作，在必要时我能为她处理一些产后情况。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产前检查发现胎位不正，或产妇的某些隐患疾病，我就力劝她们到县、社医院去生产。

    大姑娘看人生孩子、学接生，可让村里人明里暗里笑了一阵子。好在我是城里来的知青和赤脚医生，久之人们就见怪不怪了。生孩子本是“瓜熟蒂落”，几年间，我有机会独立地接生了几个婴儿。除了喜庆的酒宴上让我坐了上席，孩子呀呀学语时都叫我“姆妈”－－－－“春苗阿姨”升级了。

    在这个贫穷落后、缺少文化、缺医少药的偏僻乡村，淳朴的乡亲们把我这个能为他们送医送药、看病救命的土医生当成了“上客”。无论巡诊走到哪一村，好客的乡亲们都会热情地留我吃饭，总是倾其所有把最好的饭菜端上来，总要把第一碗饭盛给我。每年从腊月到正月，家家杀猪过年，办出一桌最好的酒菜宴请亲朋好友，从不忘叫上我，如果谢绝就是不给面子，反让主人生气。有时候三、四家来请吃同一餐饭，我只好蜻蜓点水，每家坐一会儿，动一动筷子。原本滴酒不沾的我也学会了用大海碗喝糯米酒。最初，总想按常规一口一口将一碗酒喝完，好酒足饭饱离去，结果主人频频添酒，弄得十分尴尬无奈。后来学会一开始时之装模作样沾一沾嘴唇，等到快要吃完饭时，再一口饮尽那碗酒，迅速离桌。毕竟我还记得自己的责任，不敢因贪杯而误事。

    四、前途茫茫

    在医疗室忙忙碌碌的琐事中，一晃眼两年的插队生活过去了。

    每个知青头两年都很努力，怀着一腔热情和新鲜感去适应环境、学习农活，想好好表现，争取日后有机会跳出“农门”。对于我，赤脚医生的工作中更有学不完的知识、每天都碰到新问题、新挑战。

    按政策规定，劳动两年以上，表现好的下乡或回乡知青有可能被推荐、选拔回城上学或进厂，最好的机会当然是上大学。然而，在上学名额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所谓“推荐”、“选拔”里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虽然名义上有一条自下而上，由贫下中农推荐，上级领导选拔的正常途经，但是至少在我所在的县社，有限的几个上大学名额在公社一级已瓜分完毕。大家心知肚明，这些名额鹿死谁手，实际上是权力的角逐。省、地、县、公社领导干部的子女“下乡镀金”后都可能按父辈的权力排座次，多多少少分到一瓢羹。能下达到大队，轮到老百姓子弟头上的名额就少之又少了，况且，以家庭出身为基本条件的政审又是另一道关卡。

    所幸那几年上海高校给江西的招生名额规定只面向上海知青，防止了地方官员对这些名额的瓜分。我的朋友小张、小鲁苦干六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回上海念大学了。但如此幸运的只是极少数。为了争取一个名额，听说有些知青不惜从家中带来重金财物，想方设法疏通渠道。有的女青年甚至不惜出卖色相，为的是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如此一赌自己的命运。然而，这种赌博通常血本无归。在每年送走几个幸运儿时，留下的知青总是暗自流泪。

    基于老知青们的前车之鉴和自己的自知之明，我从下乡之初就作了在农村奋斗多年的思想准备。尽管我的“右派”父亲已于６０年代初被“摘帽”（实际上是换成了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尽管我们兄妹随母亲长大，“右派子女”的阴影却始终笼罩在我们头上。我明白，对于象我这样家庭出身和背景的人，推荐选拔上大学这样的美事好比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当时，２５岁是从知青中招工、招生的年龄上限，这个限制允许我从下乡之日算起奋斗八年，我因而作好了“八年抗战”的思想准备。我希望，却并无把握能在八年内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八年抗战”的计划也意味着在这八年间不谈婚恋。一旦知青在乡下结婚，无论是知青间的结合，还是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婚嫁，一切招生招工就与之无缘了。就是“上”嫁给城里人，也无法改变其农村户口。因而，大多数知青选择与爱情婚姻绝缘，知青成了一个被爱情遗忘的社会层面，许多在乡下呆了八年、十年的女知青因而耽误了婚姻大事。然而，我们别无选择。

    记得，有几次收到异性朋友的来信或邀请，我都不通情理地简单回绝了，心里甚至愤愤然地暗斥对方“乘人之危”。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心怀内疚。高中时的一位男同学，和我曾是正、副班长的工作搭档，彼此颇为熟知和好感。那时他参军在外，几次来信希望能保持友谊。为了防微杜渐，我不得不割舍了本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在本该有理想、有幻想、有激情、有爱情的年龄，迫于现实，我们不得不变得十分理智和克制。

    实际上，我也认真问过自己，农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我们这些城市青年就不能在这安家立业吗？然而，没有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开始在乡间生活的习惯，没有从呀呀学语、跚跚学步时就开始在泥土地上摸爬滚打的锻炼，而要在已经长成了一付城里人的身子骨，已经见识和习惯了城市生活，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后，再半道出家去农村安身立命，确实艰难。那几年也见到少数知青在乡下成了家，他们后来的日子都比农民过得更惨。不知他们当时是清清醒醒作出的选策，还是浑浑噩噩地任其自流。只是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尚没有这份脱胎换骨的勇气和魄力。

    １９７５年秋季开始，和我同期毕业，同时下乡的同学们的好消息频频传来。首先，与我下在同一公社不同大队的三个男同学结伴前来向我辞行。他们的去向反映了各自父亲的身分：县委书记的儿子将上北京航空学院；县工业局长的儿子上省内一所中专；而公社书记的儿子将去参军。继而，我的好友小苏来信，她已被选送进地区卫校。小苏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我俩的学习一直在年级里名列前茅。小苏的父母是县里的中层干部，她毕业后去了有较深根基的父母老家农村插队。我知道小苏的梦想是进名牌大学，当时肯定是感到上大学无望，才委屈自己上了中专。

    他们都在下乡两年的期限一到就离开了，这点不出我意料。虽然我从来没把自己和他们等同比较，这些消息仍然在我心底激起阵阵波澜。我再次问自己：我的前途在哪里？还要等待多少年？最令人熬煎的不是时间的久长，三年五年或八年十年，而是一切都未知、不定，无法预测你的未来，规划你的前程。每每想起这些，内心的惆怅、落寞与忧虑无可言喻。

    到了第四年，家里真正为我着急了。１９６８年下乡的两个哥哥已陆续招工回城，尽管工作差强人意。我成了家里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孤零零在乡下，前途无着，最令母亲操心。我也常常能感受到母亲的亲朋好友的关切询问和怜悯目光。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向知青们投以这样的目光。自觉上学无望、家里又有些小门路的同学，都陆陆续续进了工厂，有的只是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小厂。母亲和大哥商量，愿不惜钱财，倾家里所有，找门路把我弄回城里，哪怕是进集体企业。然而，多年来我最不愿看见、却又常常见到的就是母亲为了我们兄妹的前途求神拜佛、请客送礼。我对母亲说，再等等吧，为那么个集体小厂去求爹爹拜奶奶，值得吗？确实，想想要在那种小厂里终其一生，我仍然于心不甘。

    好在生活还有充实的一面。我这个赤脚医生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每年招生招工阶段，钟书记都很诚恳地对我说：“大队需要你，安心留几年吧！”如此挽留，已经很给我面子，除了好好干，我还能说什么呢？！

    五、高考曙光

    １９７７年夏秋之交，当小道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已是下乡四年的老知青了。我对此将信将疑，喜忧参半。记得１９７２年我读高二时，由于邓小平复出，风传要恢复高考，允许应届毕业生直接考大学，曾经令我们欣喜若狂。结果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一切终成泡影。

    然而，这一次无论是真是假，对于象我这样深为前途而困扰的知青来说，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了。我告诫自己，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我从家里找来高中时的课本，开始复习。书到用时方知少，这才发现，在校的那几年，因为许多时间用来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挖防空洞等等，数理化课本是简之又简、压缩了又压缩了的省编教材，老师教学时许多章节还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现在不仅是重拾荒芜了数年的学业，更需要自学补习。所幸我手里有几本纸张粗糙、又黑又旧的文革前出版的《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那是我在校时从图书馆一大堆废弃的书中找到，又通融了一个友善的图书馆老师而借了出来，从来没有看过，可也一直没有还，也许是冥冥之中料到今后会有用吧？我计划全面补习数理化，做完能到手的所有习题。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颇为自信，然而，关键是时间。

    很多知青已经以各种理由和方式请假回家，有的则不辞而别。同队的女知青小张回家度周末，就没再返回生产队，惹得钟书记气哼哼地叫嚷：“到时候我不给她盖章推荐，看她走不走得了！”这也正是我不敢告假回家复习的主要原因。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没有过硬的后台后门的知青来说，大队推荐、公社选拔就是关键。这一次，哪怕考试与推荐是九一开，万一大队作梗，我也输不起。再说，正是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医疗室也确实离不开人。我只能不动声色，在完成份内工作的前提下偷偷挤时间看书。

    为了从医疗室无穷的琐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想出一个办法。医疗室顶上有一个储藏中药的小阁楼，低矮不通风，但有一个透光的天窗。我把我的复习资料摆在那里，在无病人来访的情况下，我弯腰钻进去，躲在那里看上一、两页书，或作一道题。有病人来时，我依然可以随叫随到。对那些闲逛来买一合清凉油，或一袋止痛膏的，我就可以暂时避而不见。只是那里闷热难当，呆上十分钟已是大汗淋漓。就这样，每天充其量能“偷”出二、三十分钟。

    主要的复习时间当然是在晚上熄灯后。晚饭后到熄灯时分，是医疗室熙熙攘攘、最为繁忙的时候，男女老少都穿梭般前来看病、买药、问询、甚至闲聊。直到十点熄灯，我才得以摸黑回到自己的小屋，点亮小煤油灯，重振精神开始经营我的“自留地”，直到深夜两、三点。我发现，解数学难题是解除困乏的万应灵丹，屡试屡效，因此我每天总把数学题留在最后做。

    后来点灯用的煤油用光了，蜡烛也买不到，我只好到大队发电站向人讨来一瓶柴油。一点灯，一股股浓烟从灯罩上滚出来，满屋子煤烟味，第二天早上洗脸才发现满脸油污，一擦毛巾上漆黑一片。好在那时候不在乎尊容，很少顾得上照镜子，只是不知吸入了多少煤焦油致癌物质。

    农忙期间医疗室内外的忙碌，加之每日加班加点复习应试，我终于不堪负荷，急性化脓性扁桃腺炎又发作了。那几年，每到又忙又累的盛夏季节，这个毛病就乘虚而入。喉咙肿痛无法正常进食，每餐只能从邻居大妈家舀一碗米汤喝。我象以往一样双管齐下，试图用抗菌素和中草药把它迅速压下去。说起来有些后怕，那些年，我在必要时总是自己给自己注射青霉素。虽然我也按常规给自己做“皮肤过敏试验”，然而，万一在皮试或注射时发生过敏反应（虽然概率极小），我是无法自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注射青霉素外，我还生服有清热、解毒、抗菌作用的凤尾草。将长在潮湿阴暗处的凤尾草采来洗净，用手掌用力揉搓出汁，含在口中将汁徐徐咽下。以往这种联合用法对我效果不错，这一次却不灵了。第三天晚上，我的体温上升到三十九度七，人烧得有些迷糊，喉咙撕裂般疼痛。整个晚上我喝光了热水瓶里的最后一滴水，又从水缸里舀凉水喝。次日凌晨发现尿色如血，尿量减少，脚髁处还有些水肿，自知大事不妙。我不得不向大队请假回家治病休息。

    我支撑着搭乘长途汽车回到家，母亲一看大惊失色，慌忙陪我上医院。医院医生的化验、诊断证实了我的担忧：扁桃腺炎并发急性肾小球性肾炎。医生建议我住院改用强力霉素治疗。我犹豫再三，没有同意。一则恐怕常规的抗菌素治疗效果不好而拖得时间太长，特别是对肾脏病变不利；二则也怕住院闹得风声太大，到时候如果有人挑剔我身体有病而影响考试上学。考虑到扁桃腺炎已开始消退，主要矛盾已转化为肾小球性肾炎，我决定自己试用据称有良好抗菌利尿作用的鱼腥草。我请哥哥立即从乡间田湾处采来一篮鲜鱼腥草，开始煎药。这种草腥臭难闻，煎后尤甚，我每日三次，憋着气喝下一大碗鱼腥草汤。凭肉眼观察尿液质和量的变化，自觉效果不错，第三天到医院复查，果然出乎意料的好，尿中的阳性指征（蛋白质，血细胞）基本消失。继续服用几天，尿液完全转阴后，我改看一位有名的老中医，改服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为了彻底解除后顾之忧，我建议医生给我做了扁桃体切除术。一切似乎都在控制之中，不能不说是顺利。

    实际上，在那几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忧心如焚。疾病的可能不良预后及其对参加高考的影响对我造成的极大精神压力，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敢向任何人倾诉，免得给亲人添忧，让他人有机可乘。肾脏疾病令许多医生大惊失色，摇头叹息。所幸我的肾脏并发症恢复良好，没有留下任何后患，多年以后，不少医生不相信我真的有这个病史。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好好研究一下这种救我于危难的“鱼腥草”。

    扁桃腺手术后恢复顺利。三、四天后，虽然我还无法正常进食，只能喝一些蛋汤之类，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匆匆赶回了大队，用邻家的米汤再滋养了几天。原因很简单，我既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得了肾炎，避免在关键时刻有人节外生枝；也不愿让队里干部认为我“小病大养”，借故不回队工作。我四年来的不懈努力，在这方土地上撒下的汗水，数月来为复习应考付出的心血，断不可功亏一篑。我小心谨慎地防止一切可能的纰漏。

    返队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中下旬，中央正式宣布了招生改革、恢复高考的通知，和定在十二月初的考试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姗姗来迟，却终于来临的机会，是我们最大的福音。

    开始考试报名和填报志愿。我明白，家人都希望我万无一失跳出“农门”，宁愿我低就，哪怕是上中专。也难怪，家中兄妹四人，三人下过乡，稍稍得福一点的妹妹留城待业做了临时工。多年来，妈妈为子女就业操碎了心。我能万无一失地回城上学就是全家最大的愿望。连向来对我看好的我的数学老师，华东师大毕业的陈老师也劝我填报志愿时实际一些，因为我的母校文革前有过年升学率为零的不光彩历史。我当然不肯过分低就，多年来的等待，总得奋力拼搏一次，一试锋芒。另一方面，我也不敢好高骛远，只选报了大大小小的几所医学院，自以为作为赤脚医生有一定优势。

    接踵而来，听说公社允许社办中学的毕业生返校复习一个月。我对复习班本身兴趣不大，只想乘机请假赢得一些复习时间。我以低调、轻淡的口气问钟书记，我也想请十天半个月假复习一下，考一次试一试。钟书记一向对我印象不错，此时稍加考虑便答应了，只叮嘱我考试一完就立即返队，医疗站离不开人。也许支书想：“不让你考你也是不安心，不如让你去，若考不上，你也就安心了。”我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我终于赢得了最后二十天的时间，回到家中全力以赴复习应考，作最后的冲刺。我总觉得，这个苦苦等待的机会，一旦错失，难有第二次。虽然我在中学时一贯是好学生，但我所在的学校却不是好学校，现在要在全省、全国比，我会不会“小巫见大巫”呢？因此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那些最后冲刺的日子是亢奋而充实的。我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力图全面复习，无一遗漏，不敢让任何一个科目或章节拉后腿，因为每一科，每一分都对我很重要。考前几天，我从朋友处得到一套数学考试模拟题和一些文革前历届高考试题，跃跃欲试，做了几套，颇为得心应手。自觉万事俱备，东风劲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了日夜向往的高考考场。那年的考试规模盛大，集结了自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７年十二年的中学毕业生。考场如战场，尤其对一个知青来说，是决命运的地方。然而，第一堂数学，我感到出师不利。也许由于异常激动、亢奋的心情，虽然数学是我费时最多，自以为准备最充分的科目，却未能考出最佳水平。一迈出考场，立即意识到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而深感遗憾。

    有趣的是，这堂数学考试中，自始至终陆陆续续有人离场，我在忙碌答卷中曾感惊诧，人家怎么答得那么快？后来才得知，普遍反映那年江西的数学考题难度大，那堂考试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交了白卷。下午的考试，人数骤减，考场元气大伤。记得事后县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问我，数学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大概６０－７０分吧。他惊异地睁大眼睛说，问了不少考生，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能及格。也难怪，十二年来第一次重开考场，象赶集一样，人人有权力、有兴趣来看一看，试一试高考滋味，但不见得个个作了充分准备。

    没有时间懊恼数学的失利，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更认真对付后面的科目，争取数学损失它科补。在后来的考试中，我觉得比较心定气和，发挥自如，没有大的遗憾。还记得，那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虽然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一位文革落难到县中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一直欣赏我的作文，这次作文考试我的自我感觉亦不错，然而，考虑到评判官的不同喜好，我只给自己作了最保守的估计。外加数学考试的失误，我为自己作了平均各科７０－７５分的估计。只是后来听地区招生办公室的老师透露，实际得分比我估计的要高，居当年全地区考生的第二名，也算是祖宗菩萨显灵。那年的分数始终没有公布，对我至今是个谜。

    六、好事多磨

    高考结束次日，我如约赶回大队，等待我的是桐队长的冷面孔。虽然我请假复习应考征得了大队钟书记的同意，然而桐队长却对我丢下医疗室不管，离队复习大为不满。两位队干部之间的新旧矛盾这时都迁怒于我，我的日子不太好过。

    等待结果的日子是一种熬煎。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当年没考上，恐怕第二年要想获准再考都很难。我一时忧心忡忡。

    １９７８年来临。冬季农闲，病人亦少，元旦我请了两天假回家，也为了到县城听听消息。晚饭后，我一头扎进了电影院，准备连看两场电影，解解我的文化饥渴，也算是近两、三年来少有的闲情逸致。两场电影之间的休场时间，我徘徊在影院外，巧遇公社教育办公室的罗主任。他告诉我：“电话不通，又没人去茶头，我们没法通知你。你高考上了分数线，县里让我们通知你，周二到县医院参加体检。”随后他又补上一句，“我们公社就你一个。”我知道，罗主任的儿子也参加了考试，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也能听出他口气中的冷淡和遗憾。我小心翼翼地答应和答谢，不敢露出半点“小人得志”的兴奋。他转身走后，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哪里还有心思看什么电影，一口气跑回家向妈妈报喜去了。第二天，报考中专的妹妹也接到体检通知。周二到县医院，在参加体检的二、三十人的队伍中，我们姐妹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

    回到大队，得知按常规由大队干部群众评议鉴定的初步政审已通过。虽然获得大家一致好评，听说桐队长还是指出，她不安心在农村。一开始这一点令我有些担心，但转念一想，倒也释然。有哪个考生安心在农村？总不能让人家说，她考大学是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吧？！

    随后又进入第二轮等待。不多日，听说第一批参加体检的人数离计划中的招生名额相差甚远，省里调底了分数线，产生了第二批体检人选。同队的小张有幸进入第二批，我真心为她高兴，同时也从中看出，我的考分应比调整后的分数线高出一定程度。因而，我的成绩对于录取应该不成问题了，现在关键是最后的政审关，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成问题，对我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二十年来，我和我的家人经常被笼罩在政审的阴影之下，我对政审的担心与日俱增。

    体检之后又过去约半个月。表面平静如水的生活掩盖着我内心深深的焦虑。春节将临，乡亲们忙着准备过年，村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医疗室里倒显得冷冷清清了。

    那是个晴朗的冬日下午，看看没有病人来访，我背了个筐子，抽空上山去捡一些干柴火供烧饭用。对于我这一口之家的小锅小灶，干树枝、松针和松果就是我最好的燃料。我来到离村子二、三里路之外的松树林里，一边捡柴火，一边享受着冬日暖洋洋的太阳，时不时抬头望望悠悠哉哉吃草的牛群和懒洋洋地骑在牛背上的牧童。

    忽然，听见远处有孩子叽叽喳喳地叫我的名字，抬眼一望，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几个放牛娃的后面，竞跟着我的大哥！大哥急匆匆地赶来告诉我，上午他打电话给以前一起插队的一个朋友，由公社总机中转时，早已认识他的总机员顺便告诉他：“公社教育办公室有事要通知你妹妹，可是茶头的电话线路不通，已经耽搁好几天了。听说是为考大学的事，你自己设法通知她一下吧。”大哥一听事关重大，立即骑自行车赶了二十几里路前来。见我不在医疗室，就马不停蹄地一直找到山里来了。

    总算又有消息了！虽然还不知道是喜是忧。我怔怔地望着手里刚捡的一把松针，有些悲喜交加。当年卖老母鸡的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恐怕就是这种心情吧？

    我一刻不敢耽搁，立即与大哥一起下山。冬令日短，下得山来，已是夕阳西下。没有别的办法，大哥立即用自行车载着我往公社赶，又是二十多里地。想想大哥那时身体并不太好，这样超负荷往返奔波，一定把他累坏了。那一阵，全家人都在为我的事或喜、或忧、或累。

    到达公社已是晚上八点多，一问教育办公室罗主任，原来是县教育局通知我前去。我们只得又匆匆忙忙往县城赶。一路上疲累不堪，我不由得叹息：“如果我是罗主任的儿子，或县里、公社任一位领导干部的子弟，他们早就想方设法派专人去通知了！”不过，我还得感谢命运，感谢我的亲人，也许是我的先祖在冥冥之中保护我，使我没有因耽搁而失去这次机会。后来听说，本县另一个本是煤矿工人的考生和我情况相似，就是因为政审时不知因何缘故领导没有及时通知他，结果坐失良机。那时候，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区区小百姓如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一口气赶到县里，已是晚上十点多，所幸县教育局经管此事的胡老师就住在单位，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据胡老师说，当时各招生院校正在江西的高考选拔中心挑选学生。因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对我有兴趣的某所大学要对我作进一步政审，要求我写一份材料，表明我和我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并要我所在公社为我的现实表现签署意见和盖章。胡老师关切地说：“已经等了你两天了，再不抓紧，就要坐失良机啦！”

    我连夜赶写材料。说来可悲，近二十年来我和我父亲未曾见过面，没有通过音信，还不足以说明划清界限吗？好在我对写这类材料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我更加逐句斟酌，慎之又慎。次日晨八点，我赶到县教育局把材料交给胡老师过目。他认可之后，要我立即到公社去签署意见和盖章。他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去，“越快越好！一路小心！”我从来不是一个好骑车手，很少骑长途车，这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心急如火却又小心翼翼地上路了。

    谢天谢地，负责教育的公社副主任正好在。没费多大周折，主任给我签署了不错的意见，还表示希望我考上，为公社争光。我连忙感谢公社的培养和再教育。那些年我确实非常努力，除了做好赤脚医生的本职工作外，还常给公社、县广播站写写稿子，在公社也略为人知。此外，当时在高考这个新生事物上，各个公社也有竞争心理，如果没有象教育办公室罗主任那种自己亲属考不上的尴尬的话，公社干部还是希望我们考上为公社争面子。回城的路上，我拿着签好的报告，略略松了一口气。

    紧赶慢赶回到县教育局，胡老师接过签好的材料，说：“我现在马上去邮局用挂号信寄出，同时发电报告诉那边。但愿没有误事。”当时国内尚没有传真通讯，这就是最现代快捷的办法了。有幸碰上教师出身的胡老师负责此事，他给予我的由衷的关切和热情的帮助使我终生感激。

    办完此事的当天下午，我又赶回大队。其后的等待，更是度日如年。事情到这一步是否意味着政审过关，我全然没有把握。我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多年来，从自己、家人和别人的身上，我已见多、见惯因政审而节外生枝、被拒之门外的事。而且，等待的时日愈长，我对政审的结果就愈担忧。

    腊月２９，我动身回家过春节，心里异常烦躁不安，没有一丝喜气。晚上，妈妈在单位为节日值班受夜，我陪同她说话到午夜三点。我对妈妈说，春节过后我想暂时不回大队。这次考试，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考分看来也不错。如果这次落选，说明是政审不过关。我要到省里、甚至北京去问一问，象我这样的青年，应该怎么办？如果考分不够，我可以来年更努力。若是由于我父亲的“右派”问题而政审不过关，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表现都是徒然。我的出路在哪里？母亲听了只能默然叹息。

    第二天大年三十夜。上午八点多，我仍在酣睡。妈妈满脸喜气，气喘吁吁从办公室一路跑回来，喊着进了门：“录取通知书来了！胡老师叫你上他那儿去取！”“什么？哪个学校？”我一咕噜坐起来，忙问。妈妈说：“只顾高兴，哪里还记得问？！”我一个翻身下床穿衣，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就直往县教育局奔。

    胡老师喜笑颜开地迎着我，递给我一张“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通知书。他笑盈盈地说：“所有的录取通知书都要等到年后才发。知道你焦急，第一个通知你，好让你过个喜庆年！”喜上加喜的是，胡老师还交给我一张妹妹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早知这样，该叫妹妹一块来，她正在家里忐忑不安呢！

    胡老师又告诉我：“地区派驻在省招生办的老师说，让你今年过年一定要多放几挂鞭炮，你的事好险哟！”据说最初选上我的是复旦大学数学系，他们在要求我的政审材料却迟迟等不来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对我同样有兴趣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招生老师在准备放弃我，将要返程上海的最后一刻，收到了胡老师发出的电报和随之而到的政审材料，因而录取了我。而这正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也许这就叫“缘”吧？有趣的是，许多年后，我的母校上医竟然并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如此七姑八姨地辗转一番，我竟又成了复旦校友。

    谢过胡老师，我象离弦之箭一样冲回家，大哥已在门口燃放起千响鞭炮迎接我。这一年的春节是在阳历二月七日。这个春节我家自然放了最多的鞭炮，为祖上烧了高香。我也有生以来见到母亲脸上最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