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情缘刘德华: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全过程(一)

 　　《党史纵横》 2009年第9期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彭德怀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纵观彭德怀的一生，中南海那道高高红墙恰如一道分水岭，将其半生的荣耀与半世的凄凉拦腰斩断……

　　中南海这个两代帝王之居，从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了核心领导人物的居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居住在这里。1953年，从朝鲜回来的彭德怀也搬进了红墙之内。“永福堂”——彭德怀的居所地处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院落虽名为“永福堂”，但它的居住者却没有得到永福。匆匆七载之后，它的主人就黯然离开了这片红墙碧瓦。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元帅中他是第—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要揭开这一迷团，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会议期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广西鹿寨20万吨；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化……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 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情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鸟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 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想到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改为批“右”，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8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顾全大局，忍痛检讨

　　彭德怀的性格有强烈的倔强和执拗的一面，但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作出了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

　　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力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理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

　　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与检查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深挖猛揭，划清界限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彭德怀便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的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跟他愈离愈远……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

　　会议前10天听取关于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是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作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作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

　　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更扩大。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进程。当晚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各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师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员1061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度广泛的，主要有：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作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

　　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一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一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来的棉子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里漾出泪光，“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了起来。

　　接着，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这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职业军人，一位部长，一位中将，在那样的形势下，敢于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心，确属难能可贵。

　　然而，他的言行早被密切注视。一场灾难迅即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邓华上将又出场了。这位沈阳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彭德怀的助手，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深知彭德怀的为人。这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勒令他立即写出检查。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