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蓉宋喆亲密合照: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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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被安置在临时营区的富国岛女眷等着丈夫随后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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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抵台湾即出生的婴儿，为大时代的流离暂时划上句号。
根据他的统计，自1949年12月13日起至1950年元月底止，入境越南的人员总计是三万三千四百余人，各部都是残缺不全，而且混杂着眷属、百姓、地方警察、游杂人员等。1950年3月，法方又将他们移至富国岛和金兰湾两处，由于脱离了前方的险境，黄杰始有余力对部队重整编制，兴建营区，接着他再要求金兰湾的人员悉数转来富国岛。富国岛位于西贡西南，邻接暹逻湾，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越南迪石省的一个县。这座海岛坐落在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交界处，二战时，日军曾以此岛为战略物资补给基地，筑有飞机场。法国殖民政府返越后，百废待举，必须优先处理新的动荡因素，只能任其荒芜。岛民约八千余人，其中华侨约八百余人，多以捕鱼为生。尽管是处于被隔离、被监视的状况，但对于这支终于脱离被追击命运的部队而言，能在这座景色优美的岛上歇脚、安居，也不失为一种幸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冷战时代开始。在两极对峙中，法国自然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几名高级将领相继去职，最后法国政府派出名将塔西宜来越挽回劣势。此时，美国与法国就富国岛的国民党官兵的去留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法方以此举将提供新中国介入的理由，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而固执的塔西宜则将他们当成人质，以便左右逢源，谋取好处。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1952年10月，黄杰在法方安排下搭机秘密先行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报告富国岛官兵的情况，并安排具体的接运工作，一个月后黄杰再返越南，三年郁闷一扫而空，带着放松的心情，他趁机饱览山光水色，新填之词欣悦性情跃然纸上：
一片烟霞仰碧空，缅怀身世纪游踪，云如有意遮山色，花似无情遍野红。羊浴日，鹤擎风。芒鞋竹杖小桥东。呼来绿酒成微醉，卧听松涛古寺中。
接下来的几个月，台湾派出先遣人员来到富国岛，运来大批的新制军服，希望他们在台湾上岸时保持令人尊敬的军容，而不是看来像无人收留的难民。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两艘军舰到达越南阳东，黄杰如是形容道：“清晨，海面的晓雾，又浓又厚，一片迷蒙，看不出什么动静，但鱼色的高空，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天气晴朗的预报，海里的波浪也太大，我的心头，泛现出无言的喜悦。渐渐地，重重的晓雾消失了，旭日从阳东山背射出灼人的光芒，使碧透的海面平添无限瑰丽。蓦然间，一声尖锐的狂呼：‘船来了！’沙滩上的人群，如蚁沸蜂屯一般，向东南角上挤去。这时，三艘登陆艇，迎着升起的朝阳，正对阳东港驶来……”
近3万人分7批运达，另外约一千五百多人自愿留在越南。去台人员均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港上岸，大多数编入陆军各师，眷属则分别安置在台北、台中、台南、左营、花莲等新建的“富台新村”。至于黄杰则在越南处理善后事宜，四处登门造访，表达感谢之意。走前，他向堤岸各侨团辞行，欢宴中即兴赋诗，算是告别富国岛岁月的心情写照：
去岁忘情曾烂醉，而今病胃怯杯多
中原自有重逢日，风雨南邦奈别何
黄杰回到台湾以后被誉为“海上苏武”，在众叛亲离的混乱岁月中，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算是通过了严峻的考验。对于固守台湾一隅的国民党政府，最需要的莫过于这种虽乏慑人才具但能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返台两个月后，黄杰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连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于是蒋介石此时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后黄杰又被委以组建国民党在台最重要的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的重责大任。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对异议分子使用任何手段的特殊单位，黄杰被认为可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过去国共内战中那种宁死不降、千里流亡的精神可以轻易地转化为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毕竟这两种行为都需要依赖强烈的敌我意识，都需要你死我活的拼斗干劲。在返台的前十年内，黄杰就是被赋予了如此角色，在此期间，发生了孙立人案件、刘自然事件，以及雷震与《自由中国》杂志案，均曾在国际上喧腾一时。黄杰不仅听命于蒋介石的指示，也与当时情治工作实质上的最高负责人蒋经国往来密切，双方家庭私交甚笃。
尽管如此，在台湾一般民众当中，黄杰并不被看成穷凶恶极的政治打手，或许他行事一向低调，绝少张扬，给人感觉只是一个听命行事的老老实实的军人。1962年底，黄杰脱下军装，转任“台湾省主席”，掌管食衣住行民生大计，与一般民众密切接触，各县市乡镇请托之事不断涌来，黄杰必须经常出现在媒体上，这也是台湾土地改革10年后市场经济蓄势待发的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情况迅速改善，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生活娱乐。这样一个时期的“省主席”必然会予人较深的印象，而且是不会太差的印象。上面所提到黄杰的麾下史铭所呈照片正是在此时候，多少勾起了16年前的往事，其实那不过是国共内战末期的小波澜，当时的新中国已跨过朝鲜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中印边界战争等重大事件，在惊涛骇浪中勇往直前，并正将迎接那“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黄杰的个人经历及其命运不过是前朝轶事，微不足道，没有人在意，当然，也没有人知道。
后记：笔者念小学时，一次游高雄名胜澄清湖，见湖边有一弹丸小岛，岛上有碑文刻着“富国岛”，当时并不知道其所资纪念之事，只因在风光明媚的湖边，曲径通幽，走过吊桥，踏上小岛，见此庄严的碑文，自然留下印象。直到成年后始阅及富国岛之事。三年前，更在偶然的时机下，搜购得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里面有黄杰在各时期的文件、诗文手稿和照片，经报章披露后，一些富国岛的后人主动登门造访。这时笔者才知道，黄杰返台后，一些重要机要幕僚随着他平步青云，亦曾活跃于台湾政、军、警各界当中，如今多已过世，即使当年的少年兵如今也已逾七十之龄，第二代则漂泊海内外，一如大时代的聚散离合。因此日前笔者整理黄杰的相关资料，随笔记下这段往事，以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浩瀚文献中，留下些许渺茫的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