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苗:江苏中医

第一节  管    理

一、概    况

古代，中医一直独步医坛，至明和前清，江苏中医发展较快。鸦片战争前后，西洋医学逐步传入江苏，从沿海到内地城市争相开设医院、医校。但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中医仍占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从医学教育和中医管理诸方面歧视、压制中医。

民国2年(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然扬言要废止中医药，对京师医学会代表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当时中医界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联合19省中医团体，推选叶晋权、刘筱云、陈春园3人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晋京请愿，请求保存中医中药。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次在报刊上抨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政策。1913年12月，他在《时报》上发表的“振兴中国药业计划”中，警告北洋政府不可重蹈日本明治维新后废止汉医之覆辙，指出应“取他人之长，而国粹仍得昌明”。终使当局的废止中医企图未能实现。

民国14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会于山西太原召开会议。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会长李钟钰、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人丁甘仁等提出了应将中医学校正式纳入教育部学校系统的议案，博得了各省代表的广泛响应。并在同年9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了(但未获采纳)关于“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学校规程案”的决议。次年元旦，上海神州医药总会顾渭川主席在宁波同乡会14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提议力争中医教科加入教育部学校系统案”的议案，得到了与会的各省分支会代表的支持。

民国18年2月23日至26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余岩关于“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理由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行政院长汪精卫即拟明令公布。全国中医药界同仁闻讯后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反对。江苏各地中医界奋起抗争，无锡、常熟、江都等中医团体纷纷举行集会、签名抗议，并派员赴沪参加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当时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上海为中医药之总汇，遂以两市为核心，联合全国中医药界向国民政府展开斗争。在上海中医协会暨各医药团体的倡议下，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于3月17日在上海举行，其盛况空前。上午华租各界及吴淞等处所有中药店铺一律停业半天，紧闭双扉上贴有“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下午上海全市中医2000余人同时休业半日，秩序井然。到会代表来自15个省、131个医药团体，计262人。大会主席团由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程调之、张梅庵等5人组成，宗旨是：“共谋医药之进步，对于日前之障碍，宜如何排除，对于事后之设施，宜如何措置，俾我国医药事业，突飞猛进，内则加惠民生，外则兼善世界”。会上决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定“三一七”为国医节，选派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5人为代表，张赞臣为随行秘书，共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到达南京后，与南京请愿人员共200余人赴国府路(今长江路)行政院所在地。行政院长汪精卫委派秘书长曾仲呜代见，请愿人员推派代表10人(包括南京张简斋、张仲梁、程调之、上海费安甫等)出面交涉，力陈中医药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迫使曾答应向汪精卫转达。随后请愿队伍复往立法院请愿，立法院委员焦易堂接见并答应在该院会议时提出讨论。同年4月，全国各地医药团体和社会公众以及海外有关团体与华侨纷纷发电抗议，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国民政府于民国18年12月13日撤销了余岩提案。于民国20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各地设分馆、支馆，国医馆为开设中医医院、学校作过积极工作。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仍持其一贯反对中医药的观点，称“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无根据，不但中医应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亦应限令歇业”，继续限制和排斥中医，企图达到取缔中医的目的，但终因全社会的反对，未遂其所愿。

1950年，毛泽东主席为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就在这届卫生工作会议上，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1954年6月29日，毛泽东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纠正了卫生部个别领导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有力地促进了江苏中医工作。江苏省委、省政府为了贯彻毛泽东指示，同年6月，由省统战部、卫生厅联合召开了全省中医代表(共70名)座谈会。根据与会代表的一致意见，决定成立江苏省中医医院、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是年7月，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学习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将原门诊部内的针灸室扩充为中医科，开展中医内科和针灸工作。并配备一名西医副教授，协助工作。苏北人民医院增聘中医师，并将针灸独立设科，于12月为中医科增设病床20张。淮阴专署中心卫生院和各县人民医院均开设中医科，并设针灸室，有的还开设中医病房。同年10月，省中医院门诊部正式开诊。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是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促进中西医合作，提高医疗机构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对中医医疗机构的领导”，“在没有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的大城市应视当地条件适当增设。”“对各地中医联合诊所和中西医联合诊所应采取积极扶持的方针。”“适当解决公费医疗中运用中医中药的问题。”江苏省卫生厅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中医工作的重要批示，办了许多实事：(1)全省于1955—1956年共为15000名中医安排了工作，其中1800名中医进入了公立医院。南通专署卫生局组织4063名中医参加联合诊所工作，占全区中医总数96.4％，其中58人进入各县公立医院。苏州市卫生局为325名中医安排了工作，其中110人进入公立医院。南京市卫生局为232名中医安排了工作，其中16人进入公立医院。(2)自1956年上半年起，各地区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举办了多期西学中学习班。(3)为了在城市增设中医院，南京市卫生局自1955年起，先后将市公安医院改建为市中医院，设病床100张；市鼓楼医院、市工人医院、市儿童医院以及永利宁厂医院、铁路医院内开设中医科。常州市卫生局积极筹备成立中医院，1956年12月25日该院门诊部正式开诊。(4)省卫生厅取消了公费医疗对中药不能报销的规定，各地中医药业务量大为增加。苏州市1955年第3季度中医门诊量达161579人次，占全市同期中西医门诊总量的47.4％；1956年6—7两个月门诊量为184801人次，占全市总门诊数53.6％。南京市公费医疗办公室自1956年1月起取销了去中医联合诊所看病须由公立医疗单位出具介绍信的规定，并准许去特约个人开业的中医诊所看病，医药费予以报销；全市中医业务量增长了十余倍。

中央批转文委的报告极大地鼓舞全省中医药工作者，如南通专署4214名中医通过学习中央的指示，对中医事业充满了信心，1955年，就有392名中医公开了自己珍藏多年甚至几代人的秘方、验方2184张。中共南通市委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亲自登门走访民间蛇医季德胜，向其说明党的中医政策，并称他“季德胜同志”。季氏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献出蛇药验方，后由南通制药厂专门生产“季德胜蛇药片”，畅销国内，还远销亚、非、拉20多个国家。季氏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历任南通制药厂副厂长、省政协委员、中国医科院特约研究员。南通县兴仁镇陈照自1906年起专治瘰疬，疗效确切，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陈氏献出秘方“瘰疬拔核膏”，1958年被聘为中国医科院特约研究员。

1956年，卫生部提出了中医带徒要按培养中级干部的要求，对带徒对象、方式、师资、学习内容、学期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卫生部门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中医带徒工作，作为本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年6月，省卫生厅传达贯彻了这一指示。至1956年底，据68个市县统计，共带徒4970人。在带徒的方法上，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徒弟半天随师临诊，半天集中上理论课，但由于学生文化程度偏低(小学毕业生占68.5％)，加之带徒太多(最多的1名中医带徒62人)，影响了师带徒质量。

1958年2月7日，卫生部下达了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重要指示，全省广泛开展了老中医带徒工作，共带徒2339人。1964年南京中医学院抽调22名在校生，组成名老中医学术继承班，随师2年，总结老师临证经验。1978年，省卫生局为96名老中医配备了继承人。1979年，省委批给卫生部门200名劳动指标，用于中医带徒。省卫生局与高教局商定，将此指标纳入高考，从文科考生中录取200名学员，学习中医四年，由南京中医学院组织前期教学和命题考试，中途分散随各老中医实习，毕业时享受本科毕业生待遇。1984年，经省政府同意，省卫生厅、高教局、人事局联合发文，从1950—1966年培养的6000多名中医学徒、未毕业的大中专中医学校学生中，解决3400名在职中医药人员享受大、中专同等学历及工资待遇，稳定了人心。

1958年全省开展了群众性的献方运动，年内共采集秘方、验方220万张，中医专著21510本，34个县整理验方54册(油印)达5万余张。仅无锡市就采集到验方146757张，中医书籍6893册，其中有珍贵的《锡山尤氏喉科》、《仁宝秘机》、《黄乐亭医案》及傅青主亲笔手卷一轴、邓星伯遗著等。各地还开展了访贤活动。赣榆县委书记胡秀松亲自访问了民间接骨医生刘建卿，感动了他，使他献出家传16代接骨整骨秘方。仪征县委书记高鹏飞带头献出了12张秘方，并责成有关部门组织访贤团下乡访问，发现专治癞皮病的世医孔庆宝、专治瘰疬的耿老太，为他们妥善安排了工作和助手，整理、总结他们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医疗机构被撤并，人员被下放，一些老中医横遭批判，院校停止招生4年，致使中医队伍明显断层，给全省中医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978年9月，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的中医政策。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的社论。省委于1979年1月转发省卫生局党组“关于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切实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

1978年12月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中医中吸收一万名中医药人员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问题”的通知。次年，省卫生厅经考试、复试，认真考核，从6700多名中选拔580名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药人员，充实到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

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30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原则，4月25日，省卫生厅结合江苏中医工作的具体情况，就贯彻全国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向省政府作了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加强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机构、队伍建设，加强科研工作等请示。5月2日省政府将此报告批转发至全省各市县，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领导，要经常注意端正卫生行政部门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定期检查他们对党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要督促卫生、教育、科研、人事、劳动、财政等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扶植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

1981年5—8月，省卫生厅组织12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中医专科调查，发现全省中医专科人员3464人，占中医总数22.4％，其中中医师以上的(包括有一技之长)411人，占专科人员的11.8％，而各地中医院专科门诊量较大，有的占总门诊量的四分之三，专科力量与病人需求矛盾突出。且专科设置不齐，42所中医院中专科设置较齐的仅2所，占4.7％，专科设置严重不足的占57.3％。为此，省卫生厅自1981年起将培养中医专科人才列为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发展中医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即从中医专款中拨40万元给中医专科培训基地，以后每年从医教培训经费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培养中医专科人才。在15个市县计17个培训基地开设了中医外、妇、儿、针灸、推拿、骨伤、痔、眼、皮肤等专科、专病培训班。南京中医学院自1981年起，决定让部分毕业生确定专科定向分配后再培养，使毕业生掌握一、二项专科技术。据南京、无锡等五个市中医院统计，1981—1983年三年内用于专科智力投资在10万元以上，共培养专科人才726人，三年内专科病床增加了1152张，增加了75.7％，专科设备资产增加了22.62万元，上升185.2％，专科门诊量上升51.4％。

1981年，省卫生厅组织力量对全省专科人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摸底排队，对专科人才的数量、分布、水平、工作状况作了系统分析，为制订专科人才培养计划作了准备。1982年2月23日，卫生部将《江苏省专科情况调查报告》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指出：“江苏省卫生厅对中医专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并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工作方法和作风值得效仿，希望你们参照他们的做法，摸清情况，采取措施，使中医的各专科不致失传，并有计划地发展，提高其水平，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医疗需要。”次年，卫生部确定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市中医院，分别列为全国肛肠科、喉科、骨伤科、儿科的专科培训基地。1984年7月，省中医院列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扩建单位，投资2150万元，1986年6月该院在全国55所省市级中医院综合评分中，仅次于上海曙光医院，被评为全国四所综合奖先进单位之一。

1985年5月3日，省政府召开振兴中医会议。会上作出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中医的决定”，共8条：1．提高对振兴中医、中药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医药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应把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有计划地加以发展。2．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坚持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改善中医、中药人员的工作、科研、生活条件。3．大力发展中医、中药教育，加强中医药队伍建设。4．加强中医院建设，发展高层次的中医医疗单位。到1990年，争取在全省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医医疗网络。5．有计划地发展中药材生产，搞好收购和供应工作。6．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和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总结工作。7．抓好中西医结合工作，壮大中西医结合队伍。8．加强对中医中药工作的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都要重视中医药事业，把它列入议事日程，用改革的精神，认真讨论，布置工作，检查中医、中药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确定当年和“七五”期间，省财政每年拨给专项经费(200万元)扶持中医药事业，各级地方财政也要作出相应的安排。在卫生事业经费和卫生部门的基建投资中，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经费要占适当比例。会后徐州、苏州、无锡、南京、镇江5个市以及丰县、沛县、泰兴、高邮、江阴、沙洲、溧水7个县先后召开了振兴中医工作会议，部分市、县召开了中医工作座谈会进行传达贯彻。南京市在召开振兴中医工作会议之前，市委、市政府曾三次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专门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通过了市人民政府“贯彻省政府《关于振兴中医的决定》的意见”，提出了“七五”期间发展中医事业的十项具体措施，并决定市财政每年拨出30万元专款扶持中医事业。镇江市委、市政府领导为市中医院的迁建，亲临实地勘察，1986年又投资65万元扩建市中医院病房楼。

1985年各市、县财政拨款643万元用于中医机构建设，全省新建6所中医院和中医门诊所。1986年省下达中医专项经费396.6万元，1987年增至445万元。

二、制    度

明代初期，建于南京的“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对有关的医事制度作了具体规定：“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专科肄业，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啮、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且规定：“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乃黜陟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苏对地方行医都进行统一考试制度。两江总督端方以医学关系人民生命，特令在省垣行医一律考试，及格者给予文凭，准其行医，其下等或最下等的不给文凭，不准行医。

民国时期，在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多次教育律令中，均将中医排斥在外，民国元年(1912年)11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该规程第五条规定医学校设化学、物理学等48门课程，却没有中医药学的课程。民国11年2月，北洋政府内政部公布《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对中西医士“轩轾攸分，待遇各异”，激起了江苏中医界强烈不满。常熟县中医界于5月21日举行集会，签名抗议活动，并派王士翔参加上海的请愿斗争。镇江中医界四处奔走，呼号于大江南北，联络扬州、无锡、常州、溧阳等地的中医团体，云集上海，7月14日成立了江苏中医联合会。大会通过了宣言，竭力反对歧视、排斥中医的所谓医士管理规则，迫使“规则”未能付诸实施。

民国23年4月17日省政府委员会第650次会议通过的《江苏省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对中医开业的资格规定甚严，其第3条规定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随时检审各项证件，呈由该管县政府转呈民政厅，经审查合格，发给开业执照，方准执行业务：1．曾在公立或私立已备案之中医学校肄业3年以上，领有毕业证书并行医5年以上有文件证明者。2．从师3年以上，在一定地方开业5年以上，确有学识经验得原业师之证明及同境领有执照中医3人以上之书面保证者。且规定每年5月10日举行一次审核发照。即使获准开业，还得每年8月间接受县政府验审。次年3月5日，在广大中医界人士的反对和呼吁下，省政府委员会对开业资格的规定有所放宽，如上述第3条第1款改为“曾在公立或私立已备案之中医学校肄业3年以上领有毕业证书者”。

民国24年，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冯玉祥等26人向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并要求公布国医条例，次年1月，政府被迫通过此案，使中医的地位写进了法律条文，然而终未得到贯彻。

建国后，中央卫生部于1951年5月及11月分别颁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并同时发布了施行细则。

《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的资格、职责、义务和奖惩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为确定中医师资格及其职责与义务，以保障及管理中医师执业，并加强团结，提高科学的卫生医药技术，特制定本条例”，“有下列资格之一者，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合格，转呈中央卫生部(华北五省二市经中央卫生部审核合格)核发中医师证书：一、凡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函授学校除外)。二、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三、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发给中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证明文件者。四、原领有国民(或伪满)政府中医师证书、考试及格证书者。五、经人民政府设立之中医进修学校修业期满，毕业考试及格者。六、领有临时中医师证书，工作二年从无过失，持有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或服务机关证明文件者”。“职责与义务”中规定：“中医须遵守人民政府颁布之各种有关中医师法规，并应以积极负责及关心人民健康的态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之领导，协助人民政府推进卫生保健工作”，“中医师诊断法定传染病或其疑似证时，应按法定时间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或防疫机关报告”，“中医师可按中医师团体的章程参加中医师团体，以加强团结、研讨技术、互学互助”。《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件》中规定：“各地方人民政府对申请开设中医诊所者，除联合诊所(或医院)外，应根据当地人口与需要及该中医诊所之设置计划等具体情况核发开业执照。”

根据《中医师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卫生部于1952年10月又制定了《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其中规定：“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但根据具体情况得提前或延期举行之。”考试分两部，一部为笔试，一部为口试及实地操作，笔试的必试科目有：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本草概要、古方概要、传染病概要(包括消毒法)，考试题目由中央卫生部或由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统一选定。

到1956年11月至12月，卫生部废除以上条例和办法，同时指出：“由于中医数量大，分布零散，政治社会情况复杂，文化水平不齐，内部门户派别繁多，暂只能订出一些原则性的办法，因而不能制定硬性的、琐碎的管理条例，关键问题在于负责执行中医政策，凡确有中医知识或一技之长，能治一定的疾病和为群众欢迎者，卫生行政部门不能拒绝发照。”

1954年江苏省卫生厅成立社会医生管理科，负责执行中央卫生部颁布的有关中医工作的规定和指示，对在社会上开业的中医师，提倡根据需要和可能，在自愿原则下，选择适当地区组织联合诊所，并分配一定的医疗预防任务，规定“为贯彻好中医政策，联合诊所组织后内部应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对诊所的免税办法亦应很好贯彻”。

1956年6月江苏省卫生厅中医科规定：“凡今后各地中医申请开业事宜，由各市县卫生机关按中央规定原则自行审批。”

1957年9月到1958年2月，省卫生厅对全省各类中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1958年11月中共江苏省卫生厅党组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医政策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包括西医离职学习中医。2．大量培养中医继承人才，提高现有中医学术水平。3．积极开展中医学术研究工作。4．立即开展采集单方、验方和一技之长的采风运动。5．加强中药工作。

1979年，省卫生厅在总结南京、无锡、苏州、泰州、常熟市、盐城县和省中医院8个单位整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医院应体现以中医中药为主的11条建议，后印发至有关地、市、县卫生局和各市县中医院，经补充修改后，定为《江苏省中医医院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发全省试行。同期，省卫生厅为强化中医院管理，使之逐步规范化，在全国率先推出《江苏省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1年5月卫生部在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工作座谈会”，决定由江苏牵头起草《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次年5月，由卫生部正式向全国颁发实施。

1980年4月1日卫生部颁发了《关于中医药人员定职晋升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试行)》，规定：“对中医药人员定职、晋升，应以所从事专业的业务技术和实际工作能力以及本人政治思想表现，通过考核，确定其相应的技术职称或晋升。对年老中医药人员要着重看他们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特长。中医(药)师以上的人员，应把阅读古典医籍的水平作为考核的必备内容：外语和现代医药知识，亦应鼓励学习，但不作为晋升的必备条件。”同时颁发的《关于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的培养使用和晋升的规定(试行)》规定：“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在进行技术考核和评定职称时，应当全面地考虑他们具有本专业中西医两套技术本领，凡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作出成绩者，应优先晋升，贡献较大者可越级晋升。”省卫生厅认真贯彻了上述规定。

1982—1984年，卫生部组织江苏、上海、浙江的有关专家起草《内、外、妇、儿科中医诊断疗效标准(草案)》，于1986年11月印发全国，征集意见。使这四科疾病有了中医诊断和疗效判断的统一标准，在临床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卫生厅自80年代初，对县级中医院采取“宏观控制，微观搞活，注重引导”的管理办法，提高了管理水平，获卫生部好评，并于1986年11月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工作会议上作介绍。

1982年六届人大把“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写进宪法第21条，1985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此确定了中医应有的地位。

1983年8月，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解决学徒出师的中医药人员和“西学中”人员的职称问题的通知》规定：“1966年底以前，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招收的中医药学徒：凡属初中毕业从师学习中医(药)3年者，经考试合格，从出师试用1年期满，即可定为中医(药)士；初中毕业学习5年者，经考试合格，从出师试用1年期满即可定为中医(药)师；高中毕业从师学习中医4年以上者，经考试合格，从出师试用1年期满即可定为中医(药)师。”根据“通知”精神，经省政府同意，1984年7月由省高教局、人事局、卫生厅联合发出《关于解决部分中医药人员学历、工资等遗留问题的通知》，为全省3400名中医药学徒出师者及其他中医药人员增加了工资，并承认他们大专或中专同等学历，稳定了中医队伍。

1985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关于做好中医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通知”，详细规定了中医药人员各级技术职务任职条件。同年12月，卫生部人事司、中医司“关于发布中西医结合人员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试行)”的通知。根据以上文件，省卫生厅充实了职称改革办公室人员，加强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人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聘任工作，1986—1987年内，全省有57名中医药人员晋升了副主任、主任中医药师，16名中西医结合人员晋升了副主任、主任医师。

三、机    构

在南京建都的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和南唐都有专人负责宫廷医药工作，设置有太医令、御医、太医等。刘宋时始设太医署，为中国最早的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当时的太医署隶属于侍中省，有太医令、丞、太医校尉、都尉及司马、御师、御医及太医等。唐贞观三年(629年)九月政府诏“各州置医学”。苏州、常州、镇江等地始设医学教授，除教育医学生外，还承担“掌疗民疾”、“州境巡疗”及推广本草药方的任务。宋嘉祐六年(1061年)后，地方医学逐渐兴起，各州郡置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宋代名医陈自明就任职过“建康府(今南京)明道书院医学教授”。

元初，松江、苏州等地设“官医提领所”，溧水、溧阳二州设医学教授司，据《松江府志》记载，“官医提领所在普照寺前古中和楼也，大德三年(1299年)，立惠民药局。设所领之，故于此，后废”。《苏州府志》也有类似记载：“元官医提领所在谯楼南，即宋察推厅也。大德八年例革入医学。”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各路、府、州、县精选医教授，尚未设立医学者，不得拖延苟且；并规定：“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人，上州、中州教授一人，下州学正一人，且学谕一人”，江宁、上元、句容等县医学，设有医教谕。江苏的平江(今苏州)、松江、常州、江阴、集庆(今南京)、通州(今南通)等路、府，元初均设医学教授、学正等医官；溧阳、溧水等州医学，设有医学教授司，有教授一名，学正、学录等员。又规定各路教授、学正训诲医生，每月朔望到指定处交流经验。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设置了负责皇族、朝廷各部的医疗及全国卫生行政工作的机构——太医院，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后仍保留了南京太医院，负责直隶南京地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二省一市)的医疗卫生行政工作。据《大明会典》记载，该太医院已具备一定规模：“国初置医学提举司，后改太医院，定为正五品衙门，设院使、院判、御医、吏目等官。职专诊视疾病修合药饵之事。而圣济殿番直，则择术艺精通者与焉。其子弟之隶医籍者教之、试之、黜陟之。具有事例，属礼部。而惠民有局，生药有库。亦各设大使、副使，为其属云。”“凡本院习业，分为十三科。自御医以下，与医士医生各专一科。”“凡医士，俱以父祖世业代补。或令在外访保医官医士以充。其精通医术者，本院奏进圣济殿供事。”

明洪武、永乐年间地方医学已普及大江南北各府、州、县。《明史·职官志》载：“州县均设医学”，“府正科一人(从九品)，州典科一人，县训科一人，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设官不给禄。”

民国元年(1912年)初，国民政府内务部下设卫生司，掌握全国卫生行政事务。民国36年(1947年)6月，卫生署扩大为卫生部，内设医政等六个司及中医委员会。

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为缓和抗争，宣布建立“中央国医馆”，焦易堂任馆长。该馆的宗旨为：“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并主张开设医院、医校。国医馆设馆长外，还设理事会，陈立夫任首任理事长，但并无行政权力。上海、江苏的国医分馆于同年9月、12月相继设立，分别由冯炳南、夏应堂、丁仲英和陆锡庚、王硕如、尤九皋负责。

建国初，中医行政管理由省卫生厅有关处室执行。1954年5月始设社会医生管理科，1956年改为中医科。1979年改为中医处，负责全省中医的行政管理工作。1986年成立江苏省中医管理局(副厅级)，首任局长张华强，下设办公室、医政处、科教处、计财处。

第二节  机构、队伍

一、机    构

(一)中 医 诊 所

江苏在宋代以前没有固定的地方医疗机构，只在大疫时才有对平民的医药措施及私人慈善性质的临时收容所，《南史》记载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年)三次因京师(南京)疾疫，“诏给医药”；宋代开始在地方建立类似门诊部的官方药局——惠民药局，“官给钞本，择良医主之”，看病卖药，担任平民的医疗工作。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的苏州惠民药局，是现知最早的惠民药局，元、明两代全面推行，遍及全省各县，成为地方的主要医疗机构。宋、明时期还建立了一些医院性质的机构。如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苏州设立了收治郡、府、县各地患病囚犯的“安养院”，有“屋百础，田三顷”，旧称“医院”，其地理位置相当于现在的苏州市十梓街中段(见现存于苏州市博物馆内的宋代石刻《平江图》)，该院建于1225年以前，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命名的“医院”的医疗机构。南京在宝祐四年(1256年)建立了安乐庐，收治过往军民之“病于道途者”，“才两年，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胜计”，随后在开庆元年(1259年)又建立了收治有病军人的“安乐居”。明初建都南京，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负责全国卫生行政和医疗工作的太医院，下设惠民局和生药库，1421年迁都北京后，仍保留南京太医院，直至明亡(1644年)；地方除安乐堂等医疗机构外，在南京国子监前建造了有屋百余间，收治有病监生的养病房，这是国内最早的大学医院。

清代江苏各地有为贫民看病施药的“医局”、“药局”等慈善性医疗机构，大多是地方士绅募捐兴办的；有的抚恤机构和普及各地的普济堂也收养病民，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苏州普济堂就收治病民，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还增建病房51间，而且分别收治男女贫病者(女的在会城，男的在虎丘)。早期官办的慈善性医疗机构有江苏巡抚李鸿章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在苏州设立的医药局。1853——1864年太平天国期间，在南京设“能人衙(馆)”多处，收养伤病兵士，还在街道设医60名为平民免费看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吴泽民等创办了镇江第一所中医院——“卫生医院”，这是由私人发起、行业资助经费创办的一所中医医疗机构，也是江苏最早的集体性质的医疗机构，院址设在小街底。医院设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幼科、针灸科等，并有中药房，自制中药；仅看门诊，不设病床，每天就诊病人甚多。

除了上述官方和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以外，从唐宋直至民国时期，中医私人诊所是江苏中医医疗机构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最早的私人诊所是南朝时山东馆陶人李亮在江苏徐州开设的。“患者不远千里而来，就家开辟厅事(厅堂)，收容病人，死则就而棺殡”。在这以后，私人诊所逐渐成为江苏中医行医的一种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各地中医自己组织成立了一些联合性质的中医诊所或医院。最早的是苏州中医界季爱人、祝彩卿等仿照西医院方法组织的苏州中医院，成立于民国17年(1928年)8月26日，院址在王柏密巷，设各科门诊及病房。翌年，该院扩充范围，分设二院，统治内、外、妇等科疾病，第一院主任承淡安，院址天后宫后街，第二院主任季爱人，地址接驾桥巷田基巷，院长祝彩卿。民国24年(1935年)6月29日，苏州中医自己组织了“国医联合诊所”，其发起人有顾福如等26名，地址在景德路27号，分设内、外、妇、儿四科，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诊所工作随即结束。据《江苏民政》民国24年(1935年)统计，截至1935年4月止，江苏省各县经审查合格登记在册的中医私人诊所共有3061所，其分类为内科889人，外科197人，内外科928人，妇幼科445人，伤寒科60人，痧痘科50人，眼喉牙科226人，伤科75人，针灸推拿科164人，其他27人，主要分布在常熟、武进、吴县、江都、东台一带。其分布如表10——1所示。

民国24年(1935年)全省私人诊所分布

表10—1

市(县)

私人诊所数

市(县)

私人诊所数

市(县)

私人诊所数

镇江

52

太仓

24

南通

1

江宁

1

嘉定

53

如皋

14

句容

1

宝山

59

泰兴

44

溧水

4

海门

71

淮安

49

高淳

1

吴县

311

阜宁

26

丹阳

36

常熟

491

江都

293

金坛

21

昆山

208

东台

220

溧阳

38

吴江

198

兴化

1

上海

8

武进

277

泰县

59

松江

1

无锡

159

高邮

1

青浦

17

宜兴

24

宝应

37

奉贤

97

江阴

45

东海

1

川沙

100

靖江

18

总计

3061

民国37年(1948年)，吴县中医师会曾开办过一所中医医院，设病床20张，住院医师和护士各1人，门诊设内科，该院院址在市养育巷、西麒麟巷10号。

解放后，江苏各地的中医私人开业者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走联合行医的道路，中医私人诊所逐渐合并为联合诊所，1950年全省有联合诊所15个，1951年发展至595个，至1955年9月，全省共有联合诊所2344个，其中中医联合诊所为563所，中西医联合诊所1483所，西医联合诊所298所，参加联合诊所的中医为6661人，占中医总数的29.83％。1956年联合诊所进一步发展到4032所，其中一部分中医联合诊所成为后来各地中医医院的前身。

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中医联合诊所被逐渐合并。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医私人诊所又逐渐增多，至1987年，全省共有827名中医私人开业。

(二)省、市、县中医院

民国26年(1937年)中央国医馆拟于南京建立首都国医医院，获政府批准后在南京大光路购地50亩，后因抗战中止。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央国医馆在南京下关热河路建立了国医救护医院，为大江南北的抗日伤病兵服务。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秘书长饶聘卿(无锡籍人，清末举人)兼任该院院长，张锡君任副院长。后来为了收治伤病兵，该医院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附近办了一个住院部，专门收治抗日伤病兵，当时住院部很快就收容了二百多名病兵。后因前方国民党军失利，南京危在旦夕，该院全部医务人员奉命撤退武汉，在万县办了一个以伤外科为主的临时诊所，还招收万县地区的中医人员开设一个救护班。1938年，国医救护医院在重庆大梁子租赁了四大间的房舍，正式在重庆开办。1940年5月3日和4日，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国医救护医院被迫疏散到重庆北部的北碚乡间维持一年左右，终因医务人员人心涣散而纷纷离去，医院遂之解体。

江苏另一所官办中医院是江苏省汪伪省长陈则民创办于民国28年(1939年)4月17日的苏州国医医院，唐慎舫任院长，副院长陈康孙，医务主任叶橘泉。开院时院址在西美巷况公祠及江西公馆，后因求治者日多，病床较少，不敷应用，乃迁至景德路，较原址扩大三分之一，且地点适中，庭园宽畅，病房分头、二、三、四等，床位50余张，分内、外、妇、儿、伤、针六科。该院历时仅二年，至民国30年(1941年)初，因经费无着而停办。

建国后，在人民政府保护和发展中医的政策指导下，江苏省省、市、县各级中医院逐步得到发展。

1954年10月建立了江苏省中医院，当时工作人员54人，其中有中医师20人，病床65张。建院以后发展迅速，中医专科优势突出，担任全省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重要任务。1978年被卫生部定为全国中医进修基地，1985年被定为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临床基地。

建国后江苏省共建市级中医院11所，创建较早的有南京市中医院、徐州市中医院、盐城市中医院、南通市中医院、苏州市中医院、无锡市中医院和常州市中医院，均建于1956年。到1984年，江苏各市均建立了市级中医院，各市中医院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发挥自身中医专科特长，如南京市中医院七五期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命名为全国肛肠专科培训基地，无锡市中医院是全国中医喉科人才培训基地，常州市中医院被批准为江苏省中药剂型改革基地。另外，南通市中医院的蛇伤和肺痈专科、苏州市中医院的骨伤专科等都富有特色。全省市级中医医院到1990年末已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985人，床位2370张，设各专科专病门诊133个。

县级中医院创建较早的有沛县中医院(又名沛县华佗医院)、泰县中医院、泰州市中医院、常熟市中医院等，创建于1958年—1959年间。

1962年，江苏省有县及县以上中医院14所，床位1017张，其中正规病床987张，简易病床30张，有中医人员302人，中药人员90人。

1965年，全省中医医院有21所，共有病床1702张。

1978年，全省县及县以上中医院发展到39所，共有病床3136张，有中医药人员1208人，其中中医872人，中药人员336人。

到1987年，全省有县及县以上中医院共65所，其中专业设备固定资产额在10万元以上的有53所，共有床位7082张，中医药人员：3857人，其中中医2821人，中约人员998人，中西医结合人员38人。全省中医机构全年诊疗人次8911577人，其中门、急诊人次8740431人。

二、队   伍

江苏中医事业在全国为基础较好的省份之一。江苏医家见载于史书、方志等文献者，始于殷商，盛于明清。《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人物》中记载了208名著名医药学家，其中江苏有60人，占28.8％，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一位。

到民国时期，中医学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阻力，江苏的中医队伍也受到相应的影响。民国21年(1932年)，国民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禁止成立中医学校，规定中医教育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队伍的来源受到影响。同时中医人员从业受到严格限制。据1935年统计的“三年来江苏省政述要·民政·社会行政”所示，江苏省民国24年(1935年)各科中医人员有6537人，经国民政府的严格考试和审查，合格并获得开业资格的减少为3061人，中医队伍大大减员，地位也日趋下降。

建国后政府十分重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江苏省的中医队伍得到了逐步发展。1952年，江苏有中医17249人，中药人员155人。历年中医药人员的人数如表10—2所示。

1952—1987年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表10—2 年份 中医人员 中药人员 中西结合人员 1952 17249 155 　 1954 19383 327 　 1956 21574 772 　 1958 17406 3712 　 1962 19495 2223 　 1965 18794 2034 　 1976 12967 4296 　 1978 14770 4677 　 1980 14162 4739 　 1982 15383 5269 54 1985 14724 5657 55 1987 15319 5457 68

1955年成立了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即南京中医学院前身，同时举办了各种进修班，全省的中医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并开始走上正规，使中医队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整体素质也有所提高。据1955年统计，全省共举办过中医进修班82班次，进修共5555人，其中在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学员120人，针灸训练班45人。

1962年全省共有卫生技术人员80159人，其中中医19495人，中药人员2223人，其中在卫生部门的中医有1289人，中药人员304人；在联合性质卫生机构中工作的中医有13243人，中药人员1712人；私人开业的中医有4215人，中药人员112人，其余的在厂矿医院。全省的中医院人员中，城市的中医为2245人，中药人员330人，占城市卫技人员总数的9.85％；各县镇的中医2170人，中药人员1663人，共计16743人，占乡村卫技人员总数的41.73％，占全省中医药人员总数的77.1％。在乡村联合诊所和私人诊所行医的中医药人员共计15964人，占全省中医药人员总数的73.5％，占乡村中医药人员总数的91.8％。

1966——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省中医药人员数急剧下降。1978年江苏省的中医事业重新得到发展。1978年全省共有中医药人员19447人，其中中医14770人，中药人员4677人。全省中医药人员中，在综合性医院的有1899人，其中中医1287人，中药人员612人；在中医医疗机构的有1208人，其中中医872人，中药人员336人；其余的分布在乡镇卫生院内。卫生部门内全省共有中医药人员4397人，占全省中医药人员总数的22.61％，其中中医3281人，中药人员1116人；全省工业及其他部门有中医药人员1315人，占6.76％，其中中医1027人，中药人员288人；全省集体所有制卫生机构中共有中医药人员13735人，占70.63％，其中中医10462人，中药人员3273人。

到1987年，江苏省的中医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且大部分在卫生系统内。经调查，1987年全省实有中医药人员20844人，其中中医15387人(含中西医结合人员)，中药人员5457人；卫生系统内中医药人员18003人，占全省中医药人员总数的86.37％，其中中医13039人(含中西医结合人员)，中药人员4964人；系统外中医药人员2841人，占13.63％，其中中医2348人，中药人员493人。中医医疗机构内中医人员3857人，占卫生系统内中医药人员的21.42％，其中中医2821人，中西医结合人员38人，中药人员998人；其余的分布在综合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内。

经调查，1987年全省平均千人口拥有中医0.24人，中药人员0.09人。11个省辖市市区拥有中医药人员6465人，平均千人口拥有0.82人，县及县以下共有中医药人员14397人，千人口平均拥有0.26人，城乡之比为3.15:1。比值较高的有徐州市(4.90:1)，盐城市(3.96:1)和南京市(3.78:1)。

全省各市中医药人员实有人数如表10—3所示。

1987年全省各市中医药人员数

表10—3

各市

合计

中医人数

中药人数

小计

系统内

系统外

小计

系统内

系统外

合计

20884

15387

13039

2348

5457

4964

493

南京

2629

1859

1133

726

770

547

223

无锡

1445

1133

931

202

312

303

9

徐州

1562

1106

860

246

456

359

97

常州

1086

778

664

114

308

301

7

苏州

2030

1704

1428

276

326

314

12

南通

3498

2486

2211

275

1012

997

15

连云港

554

398

350

48

156

132

24

淮阴

1617

1151

1073

78

466

441

25

盐城

2342

1832

1750

82

510

464

46

扬州

3272

2401

2168

233

871

845

26

镇江

809

539

471

68

270

261

9

全省卫生系统内的中医药人员及中医机构内的西医、药、技、护人员共24508人。1986年职改前高级职称15人，占0.06％；副高级职称60人，占0.24％；中级职称828人，占总数3.38％；无职称6300人，占总数25.7％。各级积称中，比例最高的是初级人员中的士，全省共10119人，占总数的41.29％。

全省卫生系统内中医药人员及中医机构内的西医、药、技、护24508人，其中本科及以上的2080人，占总数的8.49％；而无专业学历的11632人，占总数的47.46％。南通市、扬州市无专业学历的所占比例更大，分别为52.58％和51.11％。

在卫生系统内的13039名中医人员(含中西医结合人员)中，本科及以上的1394人，占10.69％；无专业学历的有6045人，占46.36％。其中盐城为52.97％、南通51.65％、扬州50.81％。无专业学历的中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卫生系统内的4964名中药人员中，本科学历192人，占3.87％；无专业学历的有3622人，占总数的72.97％，其中南通为85.15％，扬州为83.55％。

全省卫生系统内中医药人员的中位年龄：中医为47.13岁，中药人员为38.03岁。其中农村中医药人员的年龄较高，农村中医为49.27岁，农村中药人员为41.34岁；市县中医药人员的年龄较农村为低，中医为41.10岁，中药人员为37.19岁。

在12所省、市级中医院内中医占总数的35.31％，中药人员占12.76％，西医占7.68％，西药人员占2.74％，医技人员占10.32％；在县级中医院内，中医药人员占38.95％，西医药人员占24.71％，医技人员占9.37％。63所县中医院中，西医药人员超过中医数的有14所，西药人员超过中药人员数的有19所。西医药人数超过中医药人员数的共有11所。全省卫生系统内13039名中医人员(含中西医结合人员)中，从事中医内科的有7895人，占60.55％；其次为针灸科，有988人，占7.58％；外科749人，占5.74％；伤骨科665人，占5.10％；妇、儿科所占比例已退居第五、六位，除气功科外，人数最少的喉科，全省仅60人，占中医总数的0.46％。   

第三节  中医院选介

(一)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创建于1954年10月4日，1955年底由南京市碑亭巷石婆婆庵8号迁至现址汉中路155号。1958年9月，省政府批准该院为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1970年5月易名为江苏新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978年恢复原名至今。

1954年初建时有工作人员54人，设中医内科和针灸科，日门诊量100余人次，迁址后始设病房，床位65张。1958年病床增至236张，工作人员190人，附设制药厂、中医卫校。1964年，病床320张，工作人员368人。1978年，医院被卫生部定为全国中医进修基地，病床340张，工作人员588人，年门诊量471425人次。1985年医院又被卫生部列为“七五”规划国家重点建设的省级中医院和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临床基地。1987年上半年省核定床位数382张，下半年因医院扩建，床位数临时减少为215张，工作人员802人，年门诊量803428人次。

1987年802名工作人员中，有主任医师19人，副主任医师52人，主治医师107人，住院医师183人，有硕士生导师10人，博士生导师2人，副主任护师2人，主管护师36人，护师56人，护士83人。临床科室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科、痔科、伤科、眼科、皮肤科、耳鼻喉科、推拿科、急诊室、手术室、理疗室。专科(病)门诊30个。

医技科室有：检验科、放射科、病理室、心电图室、心向量室、B超室、彩色多普勒室、胃镜室、脑电图室、电子计算机室、人工肾室等。

该院的内、外、儿、针灸、耳鼻喉等为重点科室，并各具特色。

内科   其业务量占医院40％左右，开设15个专病门诊。

邹良材主任医帅长期从事肝脏疾病的临床研究工作，在诊治急慢性肝炎、肝硬化并发腹水等肝脏疾病上有丰富的经验。创制的“清肝膏”对治疗急、慢性肝炎有较好疗效。著有《邹良材肝病诊疗经验选》等书，1982年医院研制成功“邹良材教授肝脏病诊疗与教学应用软件”，具国内先进水平。

邹云翔主任医师为国内著名中医肾病学专家，著有《中医肾病疗法》、《邹云翔医案集》等书。1981—1983年，医院先后研制成功“邹云翔教授急慢性肾炎诊疗和教学经验应用软件”和“邹云翔教授肾系疾病诊疗和教学经验应用软件”，1981—1985年用于门诊，已诊治肾病600多例，9000多人次。据统计，慢性肾炎治疗总有效率达90％左右。目前软件已在全国12个单位转让应用。

张泽生主任医师擅治脾胃病及内科杂病，首先提出中虚气滞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主要原因，创制“胃炎灵冲剂”，有效率达94.17％，著有《张泽生医案医话集》等书，1982—1983年研制成功“张泽生脾胃病诊疗和教学经验应用软件”，用于门诊取得满意疗效。

外科   至1987年开设5个专病门诊，既运用中医传统的内服和外治的方法，又开展手术治疗。许履和教授擅治一般感染、全身感染、乳房病、男性生殖系统疾病、急腹症及疑难杂病等。强调外科必本于内，重视辨证论治，内外并投。著有《许履和外科医案医话集》。

儿科   在中医诊治温热病方面特色突出，现开设七个专病门诊。江育仁教授擅治小儿急性传染病，尤精调整脾胃。60年代初首先提出运用“热”“痰”“风”理论指导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其成果被收入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研究报告》。

针灸科   设于建院之初，1956年设针灸病区，有病床15张，1958年有病床50张，为全国床位最多的针灸病区，1976年南京中医学院成为国际针灸培训中心，该科开始承担培训外国留学生任务。1980年以后，该科陆续装备了脑电图、脑电阻图等仪器设备。邱茂良教授的针灸治疗急性菌痢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乙等奖。

耳鼻喉科   对一些常见病、疑难病，特别是慢性咽炎、慢性喉炎、过敏性鼻炎、复发性口疮、复发性耳前瘘管的辨证施治有其独到之处，并研制成鼻渊合剂、参梅含片等。现日门诊量120人次左右。该科主任医师干祖望尤擅治慢性咽炎、过敏性鼻炎、美尼尔氏病等，1981年后受到各地邀请作学术报告和经验交流。

该院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共38台(件)，计351万元，其中主要医疗设备有：日本岛津产1250毫安X线诊断机，美国APR—4000型B超，日本RT—2000型B超，瑞典金宝产人工肾，日本东芝产彩色多普勒诊断机，日本产纤维内窥镜，法国同步呼吸机，西德子宫腹腔镜等。

至1987年，医院共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2项、部级科技成果奖2项、省级科技成果奖11项。

(二)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前身为国民党首都警察医院，建于1934年11月。1949年5月19日改名为南京市公安局公安医院，同年11月由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国史馆内迁至秦淮区金陵路1号至今。1952年12月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医院改为南京市直属医院。1956年7月改建成中医院。

改建成中医院时，设医技、临床科室11个，工作人员196人，病床100张，日平均门诊量319人次。1964年床位增至200张，日平均门诊量950人次。1978年病床240张，日平均门诊量1256人次。1987年病床340张，分设七个病区，至1989年工作人员618人。其中正副主任医师25人，主治(管)医、药、护师78人。

临床科室有：内、妇、儿、痔、伤、外、眼、针灸、推拿、皮肤、耳鼻喉、神经、肿瘤科及急诊室、名老中医门诊等26个。

医技科室有：药剂、检验、放射、病理、医疗器械科及心电图、体外反博、胃肠镜、供应室等13个。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29台(件)，价值132万元。

该院内科、心血管专科、肛肠科有特色。尤其是肛肠科，1983年就设两个专科病区，病床80张，病人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美国等地。丁泽民主任医师是著名中医肛肠科专家，江苏丁氏第八代传人，长期从事肛肠临床医疗及科研工作，该科研制“无砒枯痔液”、“矾黄消痔液”疗效显著。对环状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直肠脱垂手术治愈率达99.8％，分段齿形结扎法治疗晚期内痔、环状混合痔的研究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987年医院研制成功丁泽民肛肠科疾病计算机诊疗系统，用于临床总有效率97.62％，“七五”期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为全国肛肠专科基地。

(三)盐城市中医院

盐城市中医院建于1955年10月，前身为盐城县中医联合诊所，1958年4月改称盐城县人民中医院，1983年更名盐城市中医院，历经2次搬迁，现址：人民中路53号。

初建时有职工15人，1959年始设病床5张，1963年增加到80张，1975年179张，1983年250张，1990年300张，分布在7个病区，共有职工329人，其中卫技人员241人，有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师6人，主治(管)医、药、护、技、检验师52人，医、药、护、技、检验师118人，设有14个临床科室，11个专病专科门诊、10个医技科室，日平均门诊量750人次，并设有市中医研究所，万元以上设备8台(件)，主要有B超、300毫安X光机、自动尿液分析仪等。

该院痔科从60年代起，一直是苏北地区的重点特色专科；心血管内科注重对心脏病演变规律的研究，对冠心病、心肌炎治疗有其特色。

(四)无锡市中医医院

无锡市中医医院成立于1956年3月16日，前身是无锡市第一联合中医医院，同年4月改名为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1962年又改名为无锡市中医医院。历经三次搬迁，现址：后西溪33号。

1956年建院时职工53人，病床29张，年门诊量150987人次。1965年职工108人，病床104张，年门诊量261775人次。1978年职工214人，病床120张，年门诊量187028人次。1987年职工363人，病床增加到210张，年门诊量342698人次。全院363名职工中主任医师2人，副主任医师19人，主治医师49人，医师52人，医士7人，主管护师17人，护师41人，护士30人。设有内、外、皮肤、伤骨、推拿、针灸、痔瘘、儿、妇、喉、眼、中西医结合、体疗科及中医研究室等。

该院肝内科、外科、针灸科、喉科、痔科有特色。尤其是黄氏喉科世代祖传，素有盛名，擅治口糜、乳娥、烂头娥、挖眼疳、走马牙疳，八代世医黄冕群及子黄莘农等，公开治疗复发性口腔炎的祖传秘方“养阴生肌散”，为全国口腔科临床采用。清疳去腐丹治疗走马牙疳，黄氏响声丸治疗失音，疗效显著。1987年该科门诊量9000—11000人次，求医者遍及无锡市县各乡镇及沪宁沿线各市县。并为全国17个省市地区培训中医喉科专业人才。

(五)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市中医院创建于1956年4月，前身是南通市联合中医院，现址：南通市建设路41号。

至1990年，全院共有职工307人，其中卫技人员252人，设病床160张，临床科室11个，专科专病门诊18个，医技科室4个，日均门诊量823人次，万元以上医疗设备计11台(件)，主要有500毫安X光机、B超、心电监护仪等。

1987年11月院内设南通市中医研究所，院内还集中了一些有较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名医。蛇伤、肺痈、瘰疬、痹症等专科是该院的特色。季德胜蛇药治疗蛇伤、金荞麦治疗肺脓疡、拔核疗法治疗淋巴结核、益肾蠲痹丸治疗顽痹等1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及江苏省奖励。

(六)徐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建于1956年11月21日，历经5次搬迁，现址：中山南路石磊巷1号。

建院时有职工33人，病床20张，日平均门诊量100余人次。1966年发展到职工130余人，病床90张，日平均门诊量400余人次。1979年医院被南京中医学院定为教学实习基地，病床增至100张。1987年有职工351人，其中正高技术人员2名，副高技术人员10名，中级技术人员56名，初级技术人员190名，病床250张，分布在5个病区，设15个临床科室，8个医技科室及肝病、肾病、男性病、肿瘤、神经内科等10余个专科门诊，日均门诊量1100余人次。

该院是淮海经济区较有影响的一所市级综合性中医医院，中药麻沸散研究等三项科研获省科技奖。

(七)苏州市中医院

苏州市中医院1956年11月29日成立，前身是苏州市中医诊所，1970年改名为苏州市东风人民医院，1973年起恢复原名。现址：景德路314号。

该院开办初有职工149人，病床50张，设9个临床科室，3个医技科室。1965年病床210张。1976年病床250张。至1990年有职工522人，其中卫技人员400人，设病床310张，分布在9个病区；有临床科室13个，专病门诊19个，医技科室8个，日均门诊1867人次，万元以上医疗设备24台(件)。

该院于1981年在院内设中医研究所。内科主任医师黄一峰对温病、消化道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骨伤科久享盛誉。1983年被卫生部指定为全国骨伤科培训中心。

(八)常州市中医院

常州市中医院创建于1956年12月25日，前身是北直街中医联合诊所。1966年10月医院改名为常州市第五人民医院，1970年4月因故撤销，1977年6月26日复建。历经三次搬迁，现址：和平南路56号。

建院时职工34人，年门诊量100166人次。1958年5月始设病床30张。1965年有职工125人，病床100张，年门诊量182200人次。1977年复建时有职工69人，1987年增至456人，其中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师6人，主治医师13人，主管护师1人；设14个临床科室，6个医技科室，病床310张，年门诊量385454人次；万元以上仪器设备24台(件)。

该院是江苏省中药剂型改革基地，全国中医儿科培训中心。并设有中医研究所，在专科建设上初具规模，设有胆道病、肝病、肾病、胃病、痹疬、肿瘤、气管炎、更年期综合征、跟骨骨剌、儿童智测、小儿推拿等专科专病门诊。

(九)镇江市中医院

镇江市中医院建于1958年8月10日，1969年底被撤销，1974年7月23日复建，现址：运河路105号。

初建时有职工40人、病床50张，1969年撤销时，有职工97人，病床120张，1978年恢复后有职工123人，病床70张，年门诊量132622人次，1987年有职工209人，病床150张，年门诊量156597人次，设临床科室13个，医技科室4个，专病门诊7个，万元以上医疗设备3台(件)，主要有B超、X光机等。

该院注重专病专科发展，痔科、臌胀科、伤骨科有一定特色。

(十)淮阴市中医院

淮阴市中医院创建于1978年，原为淮阴地区中医院，1983年更现名，地址：和平路3号。

该院现设有急诊、内、外、妇、儿、伤骨、肛肠、皮肤、耳鼻喉、眼、口腔、针灸、推拿、气功14个临床科室及老年病、肝胆病、男性病3个专科专病门诊，医技科室8个；主要医疗设备有400毫安X光机、B超等；医务人员总数120人，其中副主任医师8人，主治(管)医、药、护师28人，初级医、药、护师(士)84人，日均门诊量200人次，开设2个病区，床位100张。

该院是淮阴唯一的市级中医院，在老年康复、骨伤、肛肠、肝胆病治疗方面有一定的特色。

(十一)扬州市中医院

扬州市中医院建于1978年，前身是市公费医疗第二门诊所，1983年因地市合并，升格为市级中医院，历经二次搬迁，现址：石塔西路91号。

该院初建时设病床20张，1987年有病床120张，职工179人，其中医师63人，医士9人，护师3人，护士31人，年门诊量131531人次。至1990年该院有临床科室15个，专病门诊5个，医技科室5个，日均门诊量500人次，伤骨科、针灸科较有特色。

万元以上医疗设备主要有500毫安X光机、B超、心电监护仪等。

(十二)连云港市中医院

连云港市中医院创建于1984年9月，地址：新浦朝阳路南首。

1984年建院时有职工40人，设9个科室。1985年9月始设病房，床位35张。1987年有职工117人，其中主治医师6名，医师33名，医士6名，药师、士15名，护师、士24名；病床45张。临床科室有：内科、儿科、外科、伤骨科、痔科、妇科、针灸科、推拿科、理疗科、皮肤科、五官科、眼科、急诊室；医技科室有：检验科、放射科、心电超声室、药械科；日平均门诊量400人次，万元以上设备1台。

该院是一所新建的综合性中医院，内、儿、骨伤、针灸科已初步形成专科特色。

(十三)江阴市中医院

江阴市中医院创建于1978年10月，地址：江阴市人民中路140号。初建时设内、儿、妇、外、针灸、痔瘘、皮肤等科，后相继增设肾病、胃病、胆病、男性科、不孕症等专科门诊。1987年有职工305名，病床180张，另设家庭病床171张。

1987年305名工作人员中，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8人，医师62人，医士39人，护师3人，护士61人。

该院专科专病各具特色，专科年门诊量达160767人次，占全院年门诊量的44％。小儿科运用火罐、药物敷贴、推拿、自制暖脐散、保儿液等对外感发热、泄泻、咳喘、小儿斜颈、增强小儿免疫功能等有较好的效果。

(十四)常熟市中医院

常熟市中医院建于1958年7月，1969年撤销，1976年12月重建，1978年10月被正式批准恢复为常熟县中医院，1983年更名为常熟市中医院，现址：虞山镇北门大街41号。

至1990年有职工284人，其中卫技人员有220人，设病床210张，临床科室15个，医技科室6个，日平均门诊量729人次，万元以上医疗设备13台(件)，主要有500毫安X光机、B超、胃镜、高压氧舱等设备。

该院以骨伤科为主要特色，60年代就创用全麻下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显著，影响波及全国。

(十五)泰县中医院

泰县中医院成立于1973年5月，前身是泰县姜埝镇中医院。1976年起从姜埝镇北大街17号迁至中陈巷47号。

1973年成立时设内、外、妇、儿、伤骨、针灸、推拿、五官、眼科等12个临床科室，放射、检验两个医技科室，病床40张，职工46人。至1987年，相继增设了急诊室、理疗室、口腔科、B超室、胃镜室等科室，病床185张，职工261人。其中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8人，医师68人，医士25人，护师4人，护士56人。

该院儿科、伤骨科独具特色。主任医师王玉玲执医六十余载，精于儿科，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曾以外治法享誉省内外，著有《王玉玲医案选编》，儿科在他的带领下，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伤骨科设病床50张，全年门诊量达4万人次，门诊量及病人收治量均占全院的1／4，在邻近县市享有较高的信誉。

(十六)淮阴县乳糜尿专科医院

淮阴县乳糜尿专科医院前身是丁集中心卫生院，1985年4月改现名，地址：淮阴县丁集镇。1987年设有乳糜尿病区，针灸推拿科、内儿科、普外科、妇科、口腔科、五官科、手术室、B超室等临床医技科室，病床60张，职工57人，其中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5人，医师9人，医士4人，护士11人。

该院以中医治疗乳糜尿见长，设专科病床30张，王绍和副主任医师创治浊八法和基本方，治疗患者逾万例，治愈率96％，病人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十七)丹徒县中西结合肾病医院

丹徒县中西结合肾病医院建于1983年5月，地处金山西路。1987年设有血液净化科、检验科、放射科、放射免疫室、制剂室等10个临床科室及人工肾1台。专科病床80张。80名工作人员中中级以上技术职称4人，初级技术职称25人。

该院是省内唯一的一所县级中西医结合专科医院，以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各种顽固性肾脏疾病，疗效显著，病人来源于全国23个省、市。先后两次选派代表出席在我国召开的“国际肾脏病研讨会”及“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肾脏病学术交流会”等国际性学术会议。

(十八)靖江关节病医院

靖江关节病医院始建于1958年，院址：公所桥西首。1983年由靖江八圩卫生院更名为靖江县城南卫生院，1987年经批准恢复为靖江关节病医院。

至1987年设有内科、外科、关节科、五官科、妇产科等临床科室，工作人员73人，病床80张，其中关节科病床40张，年门诊54000人次。关节科为该院特色专科，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见长。用祖传秘方，八味中药研制成“类风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远期疗效甚佳，治愈后很少复发。年均门诊人数都在4000例以上，住院人次400例以上，治愈率达70％，好转率达90％以上，求医者遍及全国。   

第四节  中西医结合

江苏的中医吸收西医知识肇端于16世纪。当时是西洋解剖学革新时期，有天主教徒东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利玛窦。利氏于1581年来华，金坛籍中医王肯堂(1549—1613年)曾数度与其接触。王氏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所著的《疡科准绳》中首次一一记载了人体骨骼的数目和形状，这表明王氏有可能已经接受了西方解剖学。明末清初医家王宏翰作为天主教徒，喜读各国传教士所著之书，并与教士研讨西学，力主中医与西医融合，为医兼采西说，独树一帜。

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开展，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中西汇通的学者和医家，较有影响的有赵元益、周雪樵、李平书、丁福保、袁桂生、恽铁樵、余无言等。如其中赵元益与西方人合作翻译医学等西洋之书，是近代中国人译述西洋医学书籍的开始；周雪樵创办《医学报》，成为近代中医办刊物之始；丁福保在上海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办医学书局，发行《中西医学报》，翻译日文医书，将当时之西方医学比较全面地介绍给中国，是日本医学输入中国的开始；袁桂生、吴鹤龄于清末民初分别创办了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镇江自新医学堂和《医学扶轮报》；余无言参与创办《世界医报》杂志，等等，均为推动当时的中西医合流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1955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系统学习，全面接受，整理提高”的方针，1956年2月卫生部又提出：“中医是祖国的宝贵遗产，卫生人员必须大力组织继承和发扬，预期以12年努力取得成就以丰富现代医学，并建设中西合流的新医学。”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就西医离职学习中西医问题作了批复：“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极大地鼓舞了中西医结合工作。此后，中西医结合队伍不断壮大，机构逐步建立，科研成果迭出。至1987年，全省取得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65项。

一、机    构

太平天国时期，总理朝政而又精通中西医理的洪仁玕在其府邸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西医合璧的近代医院，该院专为高级官员提供保健服务。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周馥在南京西华门创办金陵中西医院，后更名为江南中西医院，有中医11人，西医5人，助产士6人，设病床60张，至民国初，改名为省立第一医院。清朝末年，倡导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创办了一系列机构(见表10—4)。

清末创办的中西医汇通机构

表10—4 机构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创办人 医学研究会 1904年8月 上海 周雪樵等 中国医学会 1905年 上海 周雪樵等 上海医务总会 1906年6月 上海 李平书等 中西医学研究会 1910年 上海 丁福保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 1910年 扬州 袁桂生 镇江自新医学堂 1910年 镇江 吴鹤龄等

建国后成立了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原名江苏省中医研究所)，该所是中医中药的专门研究机构，于1956年开始筹建，1958年4月正式建所。所部设在南京市汉中路300号南京中医学院内，并与学院合署办公。1969年4月，迁至南京市汉中路155号江苏省中医院内，并与省中医院合署办公。1984年开始在南京迈皋桥重新扩建，1989年迁至迈皋桥十字街100号新址，设药物、药理、生理、病理等研究室，并有附属医院，设病床150张，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和临床工作。

南京市钟山医院(又名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设在南京市栖霞区孝陵卫179号。医院前身是日本人开办的私人诊所，原址在南京市白下区文昌巷内。1945年更名为南京市第六卫生所，1969年改为南京市钟山区医院，1985年更名为南京市钟山医院。该院于1980年被江苏省卫生厅定为中西医结合试点医院，1981年被南京市卫生局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1986年起设立瘰疬研究室。中西医结合治疗淋巴、骨及关节结核为该院一大特色。

常州市中医研究所，系1987年常州市中医院在原中医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院属研究所，设立临床研究室、药物分析室、药理研究室、新剂型研究室、电脑情报资料室及动物实验室。

苏州市中医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从属于苏州市中医院。至1987年已设立中医基础、中约药理、临床、文献资料和骨伤病5个研究室。

二、队 伍 培 训

根据卫生部通知，江苏选送两批西医人员脱产参加全国中医研究院(班)学习，其中1956年选送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高级技术人员22名，1958年选送高级西医师15名。

1958年至1979年间，省内共开办学期为1—3年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7期，均由南京中医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改称江苏新医学院)主办，共为省内培养合格学员497人(详见表10—5)。

在此期间全省各市举办了大量的不脱产学习班。1956年上半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扬州、徐州等市卫生局都举办了“西学中”学习班，并聘请51名中医成立讲师团，另聘20名中医师授课，并设辅导员48人。参加学习的97个卫生、医疗、防疫机构，正式学员295人，旁听者174人，学员中主治医师、讲师等中级职称者占49.6％。各地市卫生局、科长任“西学中”班主任。讲师团分医史、内经、伤寒、金匮、本草和中医临床六个教研组，每期授课918课时。南京市卫生局举办的“西学中”学习班，正式学员90人，旁听生60人。学员中有院长13人，科主任19人，主治医师19人，医师51人，还有医学院的教授、讲师10人，助教12人，行政干部和其他医技人员26人。同年10月省中医学校受南京市卫生局委托，举办了一期业务针灸学习班，学员原定60人，最后增加到140人。1958年10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对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批语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积极响应，除了大力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外，积极组织短期学习、在职学习中医班。南京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西学中”短训班两期，学员122人。各市举办了“西学中”在职学习班255个，共培养学员1445人。西医医疗单位主动请中医上课，普及针灸技术。全省还组织了150名西医拜老中医为师，继承师业。

在全国和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推动下，于1972—1973年，江苏新医学院连续办了两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各地市也积极响应，据统计，1972—1975年，全省有3000余名两医离职学习中医。

1976年5月，省卫生局制定了《江苏省1976—1985年中西医结合工作十年发展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南京中医学院于1976年10月—1979年8月间，再次举办了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了一批中西医结合技术骨干，推动了全省中西医结合工作。

历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人数

表10—5 期次 时间 学员数 学制
(年) 毕业
人数 备注 第1期 1958.9.22 19 3 17 其中本省学员10人 第2期 1958.11.27 120 3 119 1、2两期后合并为4个班 第3期 1972.3.23 122 1 122 通知数100人，实际学员122人 第4期 1973.9 28 2 28 　 第5期 1976.10 99 1 99 　 第6期 1978.4 81 1 81 　 第7期 1979.8 38 2 38 　 合计 　 507 　 504 其中本省毕业人数497

三、科 研 成 果

全省在1978—1987年间，中西医结合所取得的科研成果65项，占中医药成果三分之二以上，详见表10—6、表10—7。

(一)常见病症的研究

在血瘀证分型和新药研究方面，先后研制出治疗周围血管病阻塞性脉管炎的通塞脉片、脉络宁注射液等。研制出新药参芪、参梅冲剂、金荞麦片、痛经散、603消痔液，分别用于萎缩性胃炎、肺脓疡、妇女痛经、痔疮疗效卓著。在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的分型、治疗和脾虚证研究方面也有发展。

在急症方面，研制出冠心病新药心电安，治疗流行性出血热高热期的新药，清热解毒四号。治疗烧伤的四季青外用液。

(二)实验室研究

开展了针麻原理的研究，中麻药效成分分析，药材品种鉴别等。在单味提取方面，先后发现了青蒿素、亮菌甲素，开展了对雷公藤、石菖蒲的成分研究。研制了黄精多糖和云芝多糖等。

(三)专家电脑系统

先后研制成张泽生、王一峰的“脾胃病诊疗和教学系统软件”、“邹良材肝病诊疗和教学系统软件”、“邹云翔肾炎诊疗和教学系统软件”，为名老中医诊疗电脑化和名老中医经验总结积累了资料。

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实验科研成果

表10—6 获奖课题名称 获奖
时间 获奖等级 完成单位 防治慢性气管炎中西医
结合诊断分型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奖 省中医院
省中医研究所 中西医结合治疗淋巴结
结核 1978 全国医药卫生科学
大会奖 南京钟山医院瘰疬科 中西医结合防治褥疮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奖 南通市中医院
南通医学院附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甲状腺针麻手术 1978 全国科学大会奖 省甲状腺针麻手术临床协作组 针麻剖腹产手术 1978 全国科学大会奖 省针麻剖腹产协作组 针麻下输卵管结扎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奖 淮阴地区人民医院
淮安县车桥区医院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栓闭
塞性脉管炎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奖 省中医研究所周围血管
病科
南京中医学院西基部

中医药实验研究获奖项目

表10—7 获奖课题名称 获奖时间 获奖等级 完成单位 中国引产药——天牙片的研
究 1978 全国医药卫生科
学大会奖 南京药物研究所、南京妇幼
保健院 中药麻醉药——麻沸散的研
究 1978 全国医药卫生科
学大会奖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治疗烧伤药——四季青的研
究 1978 医药卫生科学大
会奖 南通医学院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药物鉴
定 1978 全国科学大会奖 南京药学院、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等 汉防己蝙蝠葛苏林碱的药理
作用研究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
奖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徐州
市第一医院等 中医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治
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研究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
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江苏省
中医院、南京中医学院 中药麻醉镇痛药——祖师麻
甲素的研究 1978 全国医药卫生科
学大会奖 南京药学院、江苏省中医研
究所、江苏省中医院等 蜜蜂疗法的研究 1978 江苏省科学大会
奖 连云港市蜂疗研究所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新药——
心电安 1978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南京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
等 中药肌松剂溴甲素的研究 1978 全国医药卫生科
学大会奖 苏州医学院 中草药学 1978 全国医药卫生科
学大会奖 南京药学院 中麻针麻原理研究 1978 核工业部奖 苏州医学院 粉末药材显微鉴定100种 1978 全国科学大会奖 南京药学院 假密环菌(亮菌)和假密环菌
甲素的研究 1978 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家发明四等奖 南京药物研究所、南京大
学、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南
京医学院等 青蒿素分析方法的研究 1979 总课题获全国科
技成果二等奖 南京药学院 头面部针刺镇痛与脑内5——羟
色胺系统的关系 1979 江苏科技三等奖 苏州医学院 针刺治疗面神经麻痹的临床
及肌电图变化观察 1979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
南京中医学院 丹参治疗原理的研究 1980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徐州医学院 603消痔液的疗法及其原理研
究 1980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中医
研究所、南京中医学院 慢性支气管炎电脑辨证分型
的研究 1980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常州市中医院 耳针的研究 1980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南京医学院 金荞麦治疗肺脓疡的研究 1981 卫生部科技成果
乙等奖 南通市中医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 清热解暑四号注射液治疗流
行性出血热的研究 1981 江苏省科技成果
乙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江苏省
中医院 邹良材肝病诊治教学经验电
子计算机软件系统 1981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院 针刺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免
疫机制等研究 1982 卫生部科技成果
乙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江苏省
中医院 通塞脉片治疗血栓闭塞性脉
管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1982 卫生部科技成果
乙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南京中
医学院、江苏省中医院 治疗肝癌中药——水蓟宾制
剂的研究 1982 国家医药管理局
优秀科技成果奖 南京医学院、镇江市第二人
民医院、镇江地区制药厂 肥儿消化散的研究 1983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常州市中医院 香兰素抗癫痫的研究 1983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
市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张泽生脾胃病诊疗与教学经
验应用研究 1983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院 “治偏痛”冲剂的研制 1983 国家医药管理局
优秀科技成果三
等奖 江苏省人民医院 石菖蒲有效成分——α细辛醚
的研究 1983 江苏省科技进步
奖 南京药物研究所 海马补肾丸显微鉴定研究 1983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南京药学院 雷公藤总甙(TⅡ)及其片剂的
研制 1983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
究所、南京药学院等 针刺镇痛、吗啡镇痛和应激镇
痛的比较 1983 江苏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苏州医学院 舒冠片治疗冠心病的临床和
药理的研究 1984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南京同
仁堂制药厂 咽炎片治疗慢性咽炎的研究 1984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镇江中
药厂 人参组织培养研究 1984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南京药学院 田青花粉致过敏的研究 1984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常州市气管炎研究所、灌云
县卫生局 参芪、参梅养胃冲剂治疗萎缩
性胃炎 1985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南京市
鼓楼医院 邹云翔肾炎疾病诊疗与教学
经验软件 1985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江苏省中医院 痛经宝治疗原发性痛经的研
究 1985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盐城市
方强制药厂 脾虚证胃病研究 1985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消尔痛的研究 1985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脉络宁治疗血栓闭塞性周围
血管病的研究 1985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江苏省
中医院 胃脘痛中医证型与病证改变
之间的关系研究 1986 江苏省卫生厅甲
级奖 南京中医学院 防治感觉神经耳聋药物机理
研究(一)葛根(二)地塞米松
——ACTH 1986 铁道部三等奖 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 五妙水仙膏的研制 1986 全国中医药重大
科技成果奖 灌南县中医院 雷公藤治疗肾炎的临床和实
验研究 1986 军队科技进步三
等奖 南京军区总医院 抗结核病中药——“优福宁”
的研制 1986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清瘟合剂治疗流行性出血热 1987 江苏省科技成果
三等奖 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
院 止痢灵合剂的研制 1987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江苏省中医院 顽痹从肾论治的研究 1987 江苏省科技成果
四等奖 南京中医学院 针刺拮抗过敏性休克的实验
研究 1987 江苏省卫生厅医
学科技进步甲级
奖 江苏省人民医院 胃脘痛不同证型的病理形态
研究 1987 江苏省卫生厅医
学科技进步三等
奖 江苏省中医院 黄精多糖对急性放射病治疗
的实验研究 1987 军队科技进步四
等奖 南京军区医学科学研究所 亮菌多糖辐射防护和升白细
胞作用的实验研究 1987 军队科技进步四
等奖 南京军区医学科学研究所 抗癌药物老山云芝多糖抗癌
作用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
研究 1987 军队科技进步二
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 　    

第五节  中医理论发展

一、基 础 理 论

早在东汉末年，华佗就曾对养生防病的理论有所阐述，陶弘景对医术本草学等也颇通晓。

宋代，杨介著《存真图》一卷，虽今已不传，但从元际孙焕《弦门脉内照图》所引用的该书的内容，可见该书所绘解剖位置和形态，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当时解剖学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尤其是后世医书如宋朱肱的《内外二景图》等都曾引用了该书的资料，这就更加赋于该书以特殊的意义。宋许叔微，在其学术思想中，较突出的是对脾肾关系的理解，他认为肾是一身之根蒂，脾胃乃生死之所系；二者之中又当以肾为主，补脾“常须暖补肾气”。此见解对后世进一步研究脾肾关系，有一定启发。

元代，葛应雷著《医学会同》二十卷，推崇五运六气，观察阴阳升降，以判断脏腑之虚实，且能根据经络气血之所注，知疾病之候，言预后之吉凶。王履著《医经溯洄集》，书中对中医理论多有阐发。如他重视心肾和“真阴真阳”之论，继承并发挥了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吸收了刘完素的治病以泻火为主的思想，更突出地强调了滋养真阴与滋水重于泻火的思想。再有戴起宗，在《脉诀刊误》中指出“胆之精气，则因肝之余气溢入于胆”，明确了胆汁是来源于肝。

明代，薛己十分强调脾胃与肾命的重要性。他说：“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以生。”他像李东垣一样，主张人以脾胃为本，认为脾胃健运如常，就能营养百骸，失常必定造成四肢枯痿，然己之重视肾命，却与丹溪有别，他不固执“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而是反复强调真阴、真阳之不足。后赵献可、张介宾等，多遵己说而善用温补肾阳之剂，同被后人列入“温补派”。再有李中梓认为人身之有本，如同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人身根本有两处，一是先天之本在肾，一为后天之本在脾。他在《医宗必读》中指出：“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日先天之本在肾”，“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基于这一认识，李氏提出了治先天应分水火，治后天当别饮食劳倦的原则。李中梓还认为：“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而在阴阳互为生化之中，又以阳最关紧要。

清代，叶桂不仅对温热病深有研究，而且对李东垣之脾胃学说，亦有重要发挥和补充。叶氏提出了“养胃阴”和强调脾胃与其他各脏均有内在联系的见解，不仅补足了东垣学说之未逮，且为后世治疗脾胃等内伤病，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徐大椿在学术上以“命门元气”立论，主张“命门为元气之根、真火之宅，一阳居二阴之间，熏育为主，而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说明命门是元气的根本。五脏之阴阳有赖于元阴元阳的资助，方不致匮乏。所以命门元气之存亡盛衰，实为人体生死存亡的关键所系。再有蒋宝素于治痰，颇多创见，云：“痰本津液精血之所化，必使血液各守其乡，方为治痰大法。若但攻痰，旋攻旋化，势必攻尽血液脂膏而后已。”提出治痰饮“十补一消”、“剿抚互用”诸法。费承祖在学术上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治虚劳主清润平稳，养胃阴则重气味甘淡。他主张补脾也好，补肾也罢，都必须胃气调和。不然，滋补肾阴，徒令凝滞；温补肾阳，反劫胃阴。因此根据“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道理，五脏中无论何脏虚，只有与胃有关，治疗必须从胃入手。

民国时期，谢观十分重视养生，他指出：“饮食睡眠，如能很好调节，则睡眠充沛，神清气爽。饮食有节，则脏腑宽舒；眠食安，则疾病少；清心寡欲，便可延年益寿。胜于药石之养生。”还有张简斋根据“人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以及“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等经旨，指出了“胃以通和为贵”的主张，他说“不论何种疾病，皆不能使患者因服药而引起胃纳呆滞，特别是对内伤杂病的调补，更应该注意及此”。

建国以后，南京中医学院编著《中医学概论》，1958年9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其上篇的内容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理论和治疗原则，分阴阳五行、人与自然、脏象、经络、预防、病因等。1972年江苏新医学院编写的《中医学》，1972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对中医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1977年8月江苏省卫生局主编了《中医基础》，1977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中医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和临床诊疗方法。1983年3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中医学院教授王新华编著的《中医历代医论选》。书中所选医论，有的在中医理论上提出了独特见解，内容包括了历代中医各主要学派的医论内容和不同学术观点。全书按所选文章的内容，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四诊八纲、治疗、方剂药物和各科证治等栏目。

江苏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方面，在1975年12月由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组编写了《中医基础理论讲义》，1976年8月该教研组又编写了《中医基础理论》，作为该院中医基础理论教材。1986年1月，王新华执笔，南京中医学院编印了《中医基础理论》，除绪论外，分阴阳五行学说、脏象、气血津液、经络、病因、病机、防治原则七章。系统阐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该书在南京中医学院一直作为教材使用。

二、医 经 研 究

孙吴时，吕广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注》是中国第一部注释《难经》的书。梁陶弘景所撰的《五行运气》，该书对《内经》运气理论作了整理发挥。

元代滑寿因当时《内经素问》多错简，将其分为藏象、经度等十二类，抄而读之，撰成《读素问钞》。又提出：人身六脉，虽皆有所属，惟督任二经，则包乎腹背，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于是取《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篇所述经脉，著《十四经发挥》三卷，并考证穴位647个。

另有王履著《医经溯洄集》对《内经》理论多有阐发，如对“亢则害，承乃制”的说明，对“四气所伤”的论述，以及对《难经》“泻南补血”的解释，都有独到之处。

明代李中梓选辑《素问》、《灵枢》的重要内容，撰成《内经知要》三卷，是历代选注《内经》诸书中最为简便实用之书。是书对原文节录归类后，加以文辞和字义的注释。分为上下二卷，道生、阴阳、色诊、脉诊等八篇，处理方法比较科学。颇受初学者欢迎，为后世医家所推重。

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苏有关《内经》专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较多。如陆懋修生平精研《素问》，撰《内经运气病释》一书，对《素问》中七篇运气大论关于运气所致疾病的病因病机作了阐述发挥；并撰《内经运气表》一书，对五运六气进行了简明的归类。民国时秦伯未除编撰《秦氏内经学》等专著外，还著有《内经病机十九条之我见》，秦氏立足《内经》本义，参考前贤论述，并结合临床实践，系统阐述病机原理及实际运用。蒋士吉根据《灵枢·五色篇》内容，释其文，绘其图，并反复细释《灵》、《素》望色要旨，撰成《望色启微》一书。杨百诚在《灵索生理新论》、《灵素气化新论》中提出：中医之长在气化，西医新精在体象，欲治医学非从《内经》入手，参合西说，分门别类，纂成一有系统之科学不可。

清唐大烈编著的《吴医汇讲》卷四收载有沈家瑗《辨素问浊气归心之讹》一文，说明当时医界已有组织地开展对《内经》有关专题的探讨研究。

民国时期恽铁樵进一步阐明了《内经》关于“阴阳寒热”的理论，论证了一般热病的病理机制和治疗原则，阐发了“微甚逆从”的精义。张简斋根据“人以胃气为本”、“胃为水谷之海”以及“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等经旨，指出了“胃以通和为贵”的主张。许半龙所著的《内经研究之历程考略》一书，资料采撷广泛，内容丰富，对教学和研究《内经》有较高参考价值。

1959年，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首次编著了《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用现代汉语翻译和解释内经，使读者容易看懂，以便了解全面，掌握中心。1986年，孟景春、王新华编著了《黄帝内经灵枢经译释》，日本已将其译成日文印行，作为学习中医的基础书。

1959年，南京中医学院还编纂了一批《内经》教学研究论著，如《内经辑要》、《内经讲义》，为当时全国中医进修学生提供了《内经》教材，同时又编著了《内经教学参考资料》，是当时全国中医学院内经教学工作者讲授《内经》的重要参考书。197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编著的《难经校释》，该书的编著被列为部级科研项目。

三、中 医 诊 断

宋代杨介著脉学专著《脉诀》，对芤脉等脉形、主证有诸多描述。宋许叔微在其代表作《类证普济本事方》中，提出应重视辨证：“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并将有关伤寒的脉、证、方、药及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等辨证要点，归纳在百首歌诀中，著成《伤寒百证歌》。

金元之世，擅长诊法者，颇不乏人，如戴起宗所撰《脉诀刊误集解》。又如滑寿的《诊家枢要》专载诊法，书中指出：“脉者气血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气血热则脉数，气血寒则脉迟，气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治。”同时，滑寿对三岁以内小儿诊察指纹，又有新的进展，如“小儿三岁以下，首先看虎口三关纹色，紫热，红伤寒，青惊风，白疳病，惟黄色隐隐，或淡红隐隐，百常候也”。在其《麻疹新书》中指出：麻疹前期以口腔粘膜疹为特点，后世医家称麻疹内疹为滑寿斑。

明代李中梓在其《新著四言脉诀》中，扼要论述了脉诊独取寸口之理，明确了三部脉和脏腑的配属关系。对诊脉的方法、注意事项、脉象主病、相兼脉、脉的顺逆吉凶和五脏死脉等论述，对后世诊断学颇有影响。该书一直为后世中医入门的脉书。这一时期的脉学专著，尚有卢志《脉家典要》。

明代秦景明推崇辨证论治，著有《症因脉治》，主张以症为主，据症寻因，参以脉象，定其治法。

清代沈金鳌在其《脉象统类》中，把生理、病理及证候结合起来研究脉学，同时指出：“提纲要脉，不越浮、沉、迟、数、滑、涩六字”，即六纲脉，根据其他脉的体象将其隶属于六脉之下。对于杂病辨证，沈氏又著《杂病源流犀烛》，内容以叙述杂病为主，是一部诊疗结合的著作，在杂病辨证中有相当影响。

清代周学海撰《重订诊家直诀》，在传统切脉指法上有所突破，提出了其独创的移指法、直压指法等等，并详述每种脉象的气血虚实寒热。

清代医家张璐口述、其子张登编著《诊宗三昧》，是一部脉理专书，重点阐述了32种脉的脉象、主病、机理、预后及相似脉的鉴别。

清代舌诊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张璐的《伤寒舌鉴》，此书图文并茂，提出九大类舌象分论：“白苔舌”、“黄苔舌”、“黑苔舌”、“灰苔舌”、“红色舌”、“紫色舌”、“霉酱色苔舌”、“蓝色苔纹舌”、“妊娠伤寒舌”。

清代在辨证学方面的成就当首推叶天士，他在《外感温热篇》中创立了卫气管血的辨证方法，同时他还重视察舌、验齿、诊验斑疹、白等在辨证上的重要意义。吴瑭创立“三焦辨证”，丰富了温病的辨证方法。王泰林在《肝病证治》中，对肝病的辨证，提出了肝气、肝风、肝火的概念及临床表现。

现代名医张山雷临证时，四诊并重，而尤注意望舌，且著书颇丰。

自1956年江苏中医学校成立中医诊断教研组以来，对中医诊断学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化，在纵观历代散在的诊断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于1958年编了第一部诊断学讲义《中医诊断学》，该书的重要内容是介绍“四诊”、“八纲”等中医诊断学的基本内容，尤其对“望、闻、问、切”的具体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1974年江苏新医学院对该书进行补充修改和再版。1986年，金一飞、陈子德等编撰了第一部《中医诊断学》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书，受到医疗、教学、科研人员的欢迎。

自80年代起，为使“证”客观化，“四诊”规范化，南京中医学院进行了临床和实验研究。如南京中医学院诊断教研室潘秋翔等对245例健康青年人的脉象进行脉搏波、血压、血液粘度、阻抗血流及血液流速的分析研究。

四、温 病 学 说

早在晋代，江苏医家对温病的病证、防治等方面就有了一定认识。如晋代著名医家葛洪，在他所著的《肘后方》中，不仅记载了温毒发斑等温热病证，提出了用黑膏方等治疗温病，而且还收录了一批预防温病的方药。

至宋元时期，在温病学理论上有了新进展。元末医家王履则从理论上更明确地把温病与伤寒区分开来。在概念上王氏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在发病机理上，温病是热邪自内达外，虽有表证，是由里热怫郁之故；在治疗上，主张以清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里热清而表自解者。改变了过去温病与伤寒在概念、发病机理与治疗上混淆不清的局面。这些观点为温病学超脱伤寒框架而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

明代温病学蓬勃发展，许多医家在总结和继承前人有关温病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实践，使温病学有了蓬勃的发展。对温病的病因病理的认识更加深入，理论日臻完善，治法不断丰富，同时出现了温病的专著，杰出的温病学家吴又可编著了第一部论述温疫专著——《温疫论》。他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疫的一些独特认识：首先提出了温疫病因学的新概念——戾气学说。认为温疫的病因并非“六淫”，而是自然界中一种特异的致病物质——戾气，他提出：“温疫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认为这种戾气是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有形物质。为病因学上一大创举。在温疫的流行特点方面，提出了温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在感邪途径方面认为“有天受，有传染”，即通过口鼻和接触感染。较之传统认为外感病悉由皮毛而入是一很大的发展，为后世叶天士提出“温邪上受”的论点开了先河。在传变方面，提出了表、里、半表半里间相互传变的“九传”理论。在治疗方面，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提出“客邪贵乎早逐”。温病初起，邪伏膜原，主以疏利透达；病邪入胃，或用承气汤攻逐有形之热结，或用白虎汤清其散漫之热邪；在病之后期着重养阴清解余邪。在用药上，吴氏特别推崇大黄的功用，主张“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认为热结得下则人体周身气机皆可宣通，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百关尽通”。这些主张，对突破“六经传变”，另辟热性病治疗的新途径，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为温病学发展鼎盛时期，对温病的认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治疗上都更加深化，人才辈出，温病学专著不断涌现，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施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温病学在理法方药等方面形成了一门新学科。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南京戴天章著《广瘟疫论》，书中对温疫的辨证强调辨气、色、舌、神、脉，并以此与伤寒详加鉴别。书中对温疫的治疗主张用汗、下、清、和、补五法，对每一法均详述其具体用法，方药。对温疫的辨治较《温疫论》更全面、系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运用汗法时主张“汗不厌迟”，且有“在乎通其郁闭，和其阴阳”，以辛寒、辛凉之剂，清热透邪外泄，并借以通其郁闭。在运用下法时，一是“在乎下其郁热”，二是“温病下不厌早”。对温病运用清热之法，他指出“时疫为热证，未有不当清者”。“当清者十之六七”，可见清热在温病的治疗中是十分重要的。戴氏所称和法，是指两法并用以及善后调理，如寒热并用、补泻合剂、表里双解及平其亢厉等。至于补法，戴氏认为温病伤阴者多，亦有寒凉太过而伤其阳者，因此，补阴、补阳，又当酌其轻重而不可偏废。

清康熙乾隆年间，吴县名医叶天士在他所著的《温热论》中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阐明了温病发生发展的规律，特别是“逆传心包”之说，为温病之神昏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对于温病的病变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并确立了每阶段的治疗大法，“在卫汗之可也，至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人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散血”。从而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施治理论体系。发展温病学理论的叶氏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温病诊法学的内容，强调辨舌，验齿，辨斑疹、白在温病诊察中的重要意义。较全面地论述了温病中各种舌象、齿象、斑诊、白的特点及诊断意义，提出了治疗大法和方药，成为后世诊治温病的主要依据。书中还论述了妇人温病的病理特点和治疗原则。《温热论》虽然篇幅不长，但论述的内容甚为丰富，是温病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与叶天士同时代的医家薛生白，对温病中的湿热病证有较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著的《湿热病篇》中，对湿热性质温病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诸方面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为湿热性质温病辨治的规范。

乾隆年间医家余霖编著了温疫专著《疫疹一得》，强调了发斑性热疫的病因为火毒为患，病邪可充斥人体内外表里，燔灼气血三焦，治疗主张首用败毒散抑其邪势，并创制了清瘟败毒饮。书中还对热疫斑疹的形、色、预后作了详细论述，从而丰富了温病学的诊治内容。

嘉庆年间，淮阴医家吴鞠通师承叶天士的理论，创立了三焦辨证施治理论体系。在他所著的《温病条辨》中，以三焦把人体脏腑划分为三部分，以此来说明温病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生理、病理间的关系。认为心肺属上焦，脾胃属中焦，肝肾属下焦，并指出温病的发展过程是“始上焦，终下焦”，“上焦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也”。同时还确立了病变在三焦时的治疗大法“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吴氏三焦辨治理论的提出，使温病学形成了以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

继叶、薛、余、吴之后，清代又有许多医家对温病学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清咸丰年间石寿堂在他所著《医原》中，对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和吴鞠通“凡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肺”等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外感六淫之邪“皆关于肺”，并将憎寒、发热、头痛、身痛、腰痛、手足酸痛等症都归于外邪阻遏，肺气不得外达所致。

在民国期间，温病学发展缓慢，在这期间只是出现了一些温病学的教科书。如1925年恽铁樵以讲义的形式编著了《热病学》一书；1927年杨百城编著了第一部温病学教科书—《温病讲义》；1941年，南京彭光卿为学习时的方便，以表格的形式编著了《时病分证表》一书。临床上，已将温病学的辨证施治方法用于急性外感热病的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病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建国后不但重印和校勘注释出版了许多明、清时期温病名著，还编撰出版了多种专著和教科书。1950年，时逸人编著了《中国急性传染病学》、《中国时令病》，将温病的辨证施治与西医的传染病治疗理论融于一炉。1952年，叶橘泉著《传染病提要》。1954年，阜宁县余择明编著了《湿温伤寒病篇》。1959年南京中医学院注释了《叶香岩外感温热病篇薛生白湿热病阐释》，以后又编写了《温病学》、《温病学概要》、《温病的理论与临床》等专著。先后编写了高等医药院校教材《温病学》第二、四、五版及《温病学》函授教材、教学参考资料。教材对“温病”、“温疫”、“温毒”、“伤寒”、“风寒”、“春温”、“暑温”、“湿温”、“秋燥”、“伏暑”等有了较明确的概念。《温病学》四版教材中对温病的病因学说，将“六淫”的内涵从单纯的气候因素中超脱出来，视为各种致病因素属性的归类方法，包含了病原微生物和物理致病因素。并根据温病学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理论，结合传染病学病期概念，对某些急性传染病进行了新的分期分型。

其次，在临床科研方面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自50年代起，温病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急性传染病的防治。1954年，省中医院江育仁等人与南京市传染病院合作用白虎汤加减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成功。同年，南京市中医院用紫雪丹保留灌肠，控制乙脑体温、防止痉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74年，省中医院运用清热解毒四号、清气一号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发热期，东海县人民医院用生脉散治疗该病休克期，均获理想效果。1981—1982年，苏州市中医院以清肠泄热通下法为主治疗121例伤寒，平均退热时间6.93天，无1例发生肠穿孔、肠出血。1987年，省中医院清瘟合剂治疗流行性出血热通过技术鉴定，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南京中医学院的“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五、伤 寒 金 匮

(一)伤  寒

江苏医家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年代久远，早在唐以前，就非常重视《伤寒论》的方药运用，并视之为珍宝，秘而不传。故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而不传”之说。

宋许叔微是伤寒论研究的大家，有伤寒论著三种。其《伤寒九十论》为中医早期医案集之一，是应用病案分析方法研究《伤寒论》的第一家。共记载医案90例，先以《伤寒伤》中的方证作标题，其次叙述病例，以《伤寒论》条文为准绳，分析得出证候类型，再投以方药。通过临床实践，反过来再研究印证《伤寒论》内容，在认识论的深层次上揭示《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伤寒发微论》历述伤寒七十二证证治，介绍部分伤寒证候的用药法则。《伤寒百证歌》深入浅出，便于记忆和掌握，是继刘元宾《通真子伤寒诀》之后又一本《伤寒论》歌诀，对《伤寒论》的传播起了较大的作用。这种形式，在明、清伤寒论研究中亦广为采用。许氏论治伤寒，注重表里虚实阴阳寒热的辨证方法，虽未有“八纲辨证”之名，但已有“八纲辨证”之实，丰富和发展了《伤寒论》的辨证理论，是后世提出八纲辨证理论的基础。

明何渊于1416年撰《伤寒海底眼》，以病机为总论，六经为各论。何氏结合明代以前伤寒名方和他自己的经验，灵活应用经方，对后世颇多启迪。

《伤寒论》有两种版本，一是宋版本，一是成无己注释本，尤以前者为优，但宋版本至明代几濒于绝世。赵开美于宋本存亡垂绝之际摹刻了《伤寒论》，从每面行数、每行字数、行距、字体到墨色的浓淡，都保存了宋本原貌，在版本学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虽非原本，文字端正，不失治平之旧格”。宋版原本今已佚。赵开美的摹刻，对《伤寒论》的传世和后世的《伤寒论》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不惟于此，赵开美还著有《集注伤寒论》，开伤寒论集注之先河，其“采成氏注释之外，凡二十有二家”，彰仲景旨趣于各家发明之中，使“诸家之同异得失，得以曲畅旁通”。

明代集注最精者，则属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其精心筛选30余家之说，引用较频者亦10余家，如成无己、朱肱、王海藏、吴绶、张兼善、赵嗣真、云歧子、戴元礼、李东垣、朱丹溪、黄仲理等皆治《伤寒论》有成者，广搜博引，遴善而从，使仲景隐奥发明于诸贤议论之中，反映了明及明以前的《伤寒论》研究水平。

明李中梓在他的《伤寒括要》中提出：“世有古今，时有寒暑，地有南北，药有良犷，人有强弱，惟明迈者，随在变通为得耳。”并指出服辟温疫方，虽与病人同床，亦不相染。这种具体的预防措施，对后世中医预防学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明戈维城著《伤寒补天石》，书中阐发仲景言外之意，论述伤寒夹食、夹痰、夹气、夹血等证治；而对阴阳毒、温疫、温疟的专篇论述，为温病学说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清代江苏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注重从条文中探索仲景辨证论治的思想原则及具体的辨证论治方法，以求在临床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张璐之《伤寒缵论》太阳篇遵喻嘉言关于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学说，少阳篇则以经腑分证，三阴经以传经直中，坏证分类编次，重新整合六经辨证论治框架。

钱潢在《伤寒溯源集》中，从正治和误治两方面探讨治法，从治法角度揭示《伤寒论》中蕴含的辨证论治精神，其论少阳正治之法，认为少阳病是“木得邪气而抑郁不舒”，而“立小柴胡汤开发少阳之郁邪，使清阳达表而解散之，即所谓木郁达之之义”。故后人的补中益气汤及逍遥散之类，其升发清阳，开解郁结之义，皆不离此少阳正治之旨。这扩大了《伤寒论》适用性。尤在泾改进了以法类证的研究方法，在他注的《伤寒贯珠集》中，将三阳编统以八法，提纲挈领，把六经病的治法特点贯穿全书。

柯琴著《伤寒来苏集》为六经正义，阐明仲景六经不能以经络来概括，而是经界之经，认为《伤寒论》的六经分证为百病立法，包括外感伤寒和内伤杂病，使《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方法得到推广，精旨得以彰明。柯氏对《伤寒论》的条文作了新的排列组合，以反映辨证论治精神。在六经之下，分列各主治方证，并将变证化方附列于后，如太阳篇汇列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等12类。桂枝证类，又汇列有关桂枝证的19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加附子汤等。其他诸经亦从此例，纲举目张，条理井然，《伤寒论》面目从此一新。这种“分编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目类聚，方随附之”的分类编次，突出了方证之间的联系，切合临床辨证论治的实际，对后世影响极大。

徐大椿亦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来编次伤寒论，且比何氏更为简洁明了。他在《伤寒论类方》中，把《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分作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承气汤、泻心汤、白虎汤、五苓散、四逆汤、理中汤、杂方共12类，除杂方外，各类主方之下，汇列论中方证条文。至此，此方类证的研究方法已较为完善。

汪琥治伤寒学，宗《素问》“今夹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旨，认为《伤寒论》六经诸篇，多为四时之病，他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指出：“伤寒之病名虽为寒，其所见之证必热”；“患热病多传经，传经之热病，皆伤寒之类也”。广采各家学说，对《伤寒论》六经证治原文中属热病的条文，逐条辨注，在每篇之后，选列自晋代至明代治疗热病方剂和方论，以触类引伸，补仲景治热病之不足。

民国时期，西医日盛，中医界出现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趋向。在《伤寒论》的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应用近代西医学的理论知识来解释阐述《伤寒论》的格局。如恽铁樵在《伤寒论辑义按》中云：“此当本之内经，参用西说，证之实验，然后能为比较真切之谈”；“以今日实验所得，凡风热之病，纲别之，可分为十数种。如西医籍所谓急性传染病，其初起强半皆相同，无以辨别其为何种”；“近日西医籍有所谓病型，谓各病之进行，皆有一定程序”等。有的以西医内容来阐释《伤寒论》条文。如陆渊雷在《伤寒论今释》中云：“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以上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病毒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即大部分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还有的运用西医知识阐释《伤寒论》的，如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这些方法，对促进中西医相瓦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以致在这些注本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肤浅和牵强凑合之处。

民国时期崇习《伤寒论》的还有吴考槃、曹颖甫等人。吴氏广采名家之注兼纳己说，来解释原文，辑成《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俾学者参考。曹氏著《伤寒发微》，书中注释，以采张隐庵、黄坤载二家之说为主，兼取他家之长，并多能阐发己见而别具心得，考据颇精，重订了全书四十余条原文。并且，曹氏还善于运用仲景方治疗疑难病证，其临床验案，后经学生整理而成《经方实验录》。

在此期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将《伤寒论》作为主要讲授课程，在传播《伤寒论》的知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建国后，江苏的《伤寒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始，《伤寒论》作为学习中医的必修课。编著了多种《伤寒讲义》，宋立人等人主持编写了《伤寒论释义》及与此配套的《伤寒论教学参考资料》。《伤寒论释义》是我国第一本适合于中医学院伤寒论教学的教材，提出六经病证是经络脏腑病理变化的反映，认识六经病各自的主要脉证，以明确六经病的证候；识得六经分证的界限，亦即能懂得六经病证的传变形式；强调六经辨治的具体运用，贯穿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精神在内。伤寒论所述的六经，既是辨证纲领，又是论治准则。该书内容全面丰富，其注释浅显易懂。

对于六经实质的研究，姜春华汇聚前人认识，进一步指出伤寒论六经是融合了《内经》全部阴阳概念基础上，包括了表、里、寒、热、虚、实、经络、脏腑、营卫气血、邪正消长等内容，所构成的一个多种概念的高度综合体。

陈亦人著《伤寒论求是》，辨疑释难，对历来颇有争议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深入的阐述，言之有据。主张《伤寒论》是外感与杂病合论，六经和八纲是《伤寒论》辨证的主要内容。

王琦主编的《伤寒论研究》，对《伤寒论》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沿革概况、主要流派、内容概说、理论渊源、学术成就、思路方法以及病因、病机、诊断学、证候学、治疗学诸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伤寒论》三阴三阳六病，是对外感病六种类型的高度概括和大致划分，而各病中包括有表里寒热虚实不同的证型，反映了有关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

(二)金  匮

江苏最早的《金匮》注家为元末明初的医家赵良仁，所著《金匮方衍义》推阐精详。

清代尤在泾所著《金匮要略心典》，立论中肯，释义简要，条理清晰，提纲挈领地阐发了仲景奥旨，为研究仲景学说较有影响的著述。在《金匮》古注本中，为多数医家所推崇。

近代曹颖甫所著《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等，为曹氏亲身实验实录，学术价值甚高。

建国以后，对金匮理法方药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许多细致的研究工作。如对金匮总体方面的探求，有吴考槃的“金匮要略的探讨”、“《金匮要略方论》题义”，江苏省中医学校金匮教研组的《金匮要略概论》，秦伯未的《金匮要略杂病浅解》等。对金匮辨证施治规律的探讨，如王新华的“金匮要略辨证论治规律的初步研讨”等。对金匮中诊法的研究，如张谷才的“论《金匮要略》切诊”等。对金匮中病的研究如张谷才的“从《金匮要略》来谈阴阳毒”，对金匮治法的研讨如张浩良的“仲景治法探讨”，张谷才的“从金匮要略谈相反的配伍方法”、“从《金匮要略》谈泻下法在临床上的运用”，夏治平等人的“张仲景治黄六法的临床运用”等。此外，对金匮的研究还有诸如原文、方名的考证，金匮方在国外的应用研究等。

1958—1961年南京中医学院金匮教研室集体撰写、出版了《金匮释义》、《金匮纲要》、《金匮要略译释》、《金匮教学参考资料》、《金匮要略学习参考资料》等书籍，之后又参加了《金匮要略释义》、《金匮要略选读》、《金匮要略讲义》等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

六、中  药  学

在江苏，本草研究肇自东汉广陵吴普所著《吴普本草》，该书备载三国以前各家本草，收药441种，对药性温凉五味论述颇详。

晋葛洪著《抱朴子》中的“内篇”和南朝梁陶弘景所著之《合丹法式》，为炼丹专书，载有多种关于制药化学的实验，为我国制药化学的开端。

梁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七卷共收载730种药物，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继《神农本草经》后的第二次总结。陶氏改药物上中下三品分类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药、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为药物分类的进步；在认识药物的性味方面，特别重视其寒热之性，细致地将其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等八种；又创“诸病通用药”，对临床选择用药带来很大方便，也开了按药物功用分类之先河，此外，对药物的产地、采集、炮制、用量、用法、药品真伪与疗效的关系均有论述，对后世本草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唐《新修本草》即是在此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

北齐丹阳徐之才著《雷公药对》，按性能的不同，把药物分为宣、通、外、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类，并补充了有药物的“反”、“畏”、“侮”和药物功效方面的内容，为当时之一大创举，不仅对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也为后世方剂分类开辟了新的途径。

宋寄籍于丹徒的苏颂参与官修《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又负责编成《图经本草》计二十卷，载药1780种，于635种药名下绘制933幅药图，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刻版药物图谱，对药物鉴别和药用植物形态的研究以及后世本草图谱的绘制均很有影响。

仪征艾晟奉诏修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更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于大观二年首刊于毗陵(常州)，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

明朱楠纂《救荒本草》，选可供灾荒时食用的植物414种，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法等，并特请画师绘图于书中。它既是一本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在农学、医药学及植物学上均有较大的价值。后由明代徐光启纂辑，共14卷。

常熟缪希雍著《神农本草经疏》，注解《神农本草经》，有“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参互以尽其详，简误以防其失”的独到之处，为后代医家所重视。又著《炮炙大法》，是明清时期论述药物炮制的著名专书。

清吴人张璐著《本经逢原》，他鉴于《本经》中载药不多，且有些药物已很少使用或已失传，另一方面有常用之药反而缺如，故将《本经》作适当删补，并据经义加以引申发明，凡性味、效用、诸家治法及真伪优劣鉴别，都作扼要论述，不仅是阐发《本经》，而且是指导初学者临床用药的一部药物学。

武进邹澍著《本经疏证》、《本经续疏》、《本经序疏要》，结合临证，分析古医方药物配伍理论，以注释《本经》甚详。

吴江徐大椿著《神农小草经百种录》，其辨明药性，阐发义蕴，多为精意。另著有《医学源流论》，其中论药，每多精凿。

民国期间嘉定张山雷著《本草正义》，每味药名之下首列《本经》、《别录》原文，其次分别列有“正义”、“广义”、“发明”、“正讹”等，内容丰富。

无锡丁福保著《化学实验新本草》、《中药浅说》等，是选译日本药物学研究内容，从化学实验角度解释中药之成分、效用等。

海门吴保坤撰《本经集义》，汇辑明清医药家精论，为内容较为丰富的《本经》集注本。

1953年时逸人著《中国药物学》，上篇首论药物之起源、本草之沿革、中药之定名、性质气味等，下篇收载药物400余种，并附药100余种，依临床效用分为发汗、退热、健胃等40类。每药详列产地、入药部分、性味及形态成分、药理、功效、医疗应用、处方配伍、禁忌等项，特别详于处方配伍，利于临床活用。是书对现代中药学讲义之编写体例有着一定的影响。

1958年，由南京中医学院中药教研室与省中医研究所药物研究室合编的《江苏中药名实考》，是将江苏所产的名实混淆药物，参考文献和实物，对混淆药物的品种，从科属形态，到性味功效主治加以鉴别。有文有图，为地方性药物学专著。是年南京中医学院编有《中药学概论》，次年又编著《中药学》、《中药手册》、《本草纲要》等，均浅显易学，为初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入门教材。

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上下两册并附编一册，1977—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时下中药学规模最大的一部工具书。初稿编于1958—1965年，1972—1975年又对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增补。广泛征集了古今中外有关中药文献资料，对中药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整理，共载中药5767味。每味药的正名为词目，下分异名、基原、原植(动、矿)物、栽培(饲养)、采集、制法、药材、成分、药理、炮制、性味、归经、功用主治、用法与用量、宜忌、选方、临床报道、各家论述、备考等19项，依次著录。内容极为赅备，是非常实用、查阅便捷的专业工具书。本书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重视和欢迎，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曾先后在台湾、日本出版。

1981年朱良春撰《虫类药的应用》，收录虫类药33味，专论诸虫类药的主治功效、临床应用甚详，既记载了有关古代本草文献的内容，又大量搜集整理现代虫类药应用和研究的资料，扩大了虫类药的应用范围，颇具特色。

1982年丁光迪著《中药的配伍运用》一书，从中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虚实补泻、脏腑标本、归经引经等各个角度论述了中药的配伍运用，阐发和总结中药配伍理论和具体配伍方法。

同年南京中医学院又编成《中医大辞典中药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以试用本出版，共收中药词目6995条，突出综合性辞书精炼概括、掌握要点的原则，是大型综合性参考工具书中之专册，有助于学习研究之查考。

1987年曹元宇辑注《本草经》，博采众长，引证丰富，又不断加入新材料，努力辑注，经30余年始成此书，超越前人，堪称建国以来重新辑注的理想辑注本。

建国后，江苏十分重视药物引种、栽培和饲养开发。南京中医学院孙鹤年于建院初，即编著了《常用中药的栽培法》和《常用中药的栽培法续编》，总结了野生中药材的引种、栽培技术。

自60年代起，江苏太湖流域，尤其在苏、锡、常地区大量养殖珍珠，武进县洛社、横林镇被誉为珍珠之乡。70年代初，南京中医学院、南京药学院、南京市药材公司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引种天麻成功。70年代后期，如皋县人工饲养刺猬、常州市饲养中华鳖、海门县人工喂养全蝎，先后获得成功。同期，大丰县建立了麋鹿养殖场，从国外引进小麋鹿，在沿海滩涂野生动物保护区放养。

1958年，江苏开展了全省中药资源大普查。80年代，为配合全国中药资源大普查，江苏各市县成立了普查领导小组，各地组织地方药源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江苏药材资源丰富，江苏的地道药材——薄荷，主要产于南通、苏州，产量占世界十分之八。产于句容、金坛茅山野生的茅苍术，为苍术中的上品，得到了国内医药界的公认。产于南京地区的太子参、明党参、夏枯草，全省每年出口量为全国第一。

80年代，江苏在中药鉴定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药科大学徐国钧教授利用电镜进行中药粉末鉴定。南京中医学院王春根等人运用扫描电镜对蛇类中药的鳞片进行观察，初步探明了其亚显微鉴别特征；继又移植到对蛤蚧真伪品的鉴别。同时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采用矿物磨片偏光镜技术鉴别矿物药物，为矿物药物的鉴别增添了新的手段。

七、方剂学研究

早在晋代，江苏医家葛洪根据多年搜集的前人医方和民间单方、验方，结合个人经验加以整理，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后为携带使用方便，复将其常用部分摘要写成《肘后救卒方》三卷。所收方药，亦皆易得、贱价之草石，且所在皆有，疗效显著，具有廉、便、验等特点。晋末刘涓子撰、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十卷，载列内外治疗处方约140个，其中卷四为黄父痈疽治方，卷五为痈疽、疥癣、面?、发颓、妇人乳肿、瘭疽、小儿头疮、热毒以及竹木刺伤、火伤等药方。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中，考订了药用度量衡，规定了汤剂、酒剂、膏药及丸散的制作常规；并将《肘后救卒方》增补录方101首，改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

唐王焘得弘文馆图籍方书阅读，于贬房陵途中，遇疾病流行，又亲施方药，十愈六七，在此基础上，复收集盛唐以前众效方，计古方五六十家及近著数千百卷，撰成《外台秘要》四十卷，所载医方约6千余首。刘禹锡集个人用于临床确有良效的方剂及民间治疗经验著《传信方》三卷，惜原书不传，今有近代冯汉镛集释，所有方药大多符合验、便、廉的原则。

宋沈括著《良方》十卷，卷二至卷五介绍内科疾病及单方，卷七至卷十论述外科、五官科及妇、儿科疾病和单方，各种疾病多附以验案，治法简便实用。陈直著《养老奉亲书》，书中所录四时通用的老人药方以及食疗药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乃许氏“漫集已试之方及所得心意，录以传远”的著作，按病分为23门，收录300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及药味分量、次录治法、服法，后附1—2个病例，并加评述。王况所著《济世全生指迷方》三卷，今之四卷系自《永乐大典》辑出后改编而成，卷二至卷四为寒证、热证、风湿、疟疾、痹证、劳伤等20种内科病及若干妇科疾病的医论和方剂，内容以选方为主，所载一部分采自古方，一部分引自当时名医的著作，对于方剂学的内容有一定发展。陈文中所著《小儿痘疹方论》辑录了有关痘疹的效方。

元葛乾孙著《十药神书》，是治疗肺痨病的专书。载有十首良方，即十灰散、花蕊散、独参汤、保和汤、太平丸、消化丸等，明倪维德著《原机启微》二卷，其下卷论方剂之宜，及逆从反正之义，并附应用各方。周文采的《医方选要》，是将平日常用及见闻有效之方分类编成，分诸风、诸寒、中暑、中湿、伤寒、疟、痢等45类，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每类均先论后方，选方颇精，切于实用。明万表著有《万氏家抄方》六卷，卷一至五为中风、厥、脚气等98类病证，每类病证均以选录方剂为主，附述简要的病候。丁凤精心研究痘科30余年后出祖传遗方秘简，参以古方，益以己验，衰集成书。如《医方集宜》，是书虽属方剂专书，其体例却以各科病证分门，每门首载医学病源，次列形证脉法，又立治法治方，再为治验，书中类集诸名医之成法成方，糅合祖传家法及己之良方。周之干著《慎斋遗书》十卷，卷一至五分述有阴阳脏腑，亢害承制等外，还论述了用药权衡，炮制心法，古经解，古方解，古今名方；卷六至十介绍以内外杂病为主的临床各科病证证治，治疗选方尤多心得，并附医案若干。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系搜集明以前直至唐代之外科有效方药，并结合自身宝贵经验综合而成。施沛著《祖剂》四卷，首冠《灵》、《素》二方，次载伊尹汤液一方以为宗，而后悉以仲景之方为祖，历代名方如二陈、四物、越鞠、四君子，补中益气等皆以类附录。

清罗美寓居常熟时著《古今名医方论》，共选集清以前的常用方剂及自订方130余首，方末附以明、清名医对该方方义的评述。张璐所著《千金方衍义》，对《备急千金要方》进行校勘，并就其巾收载的方剂予以注释发挥，书中还阐述了立方法则中的“反用、激用之法”。王子接著有《绛雪园古方选注》，该书所选之方，虽非秘异，然于方剂之加减变化，剂量之轻量，君臣佐使之组织配伍，却都有较详明的阐发。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着重分析了仲景113方，397法；中、下两卷则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各科之方，且附杂方药性。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四卷，系总结家传及生平所得之效方而成，书中公开了家传四代之经验，所创制的几个治疗阴疽的名方，即温补气血，开腠逐毒的阳和汤，开腠理、散寒凝的阳和丸，温散寒凝、解毒生肌的阳和解凝膏和通关窍、活血解毒的犀黄丸等，至今仍有较高实用价值。华岫云等根据叶天士临床验方及其经验论述编辑《种福堂公选良方》，书之卷二至卷四是各科常见疾病的验方选集，并详列适应证和配制法，对临证处方颇有参考价值，末附急救诸方；建国后，南京中医学院张浩良参考十余种版本对该书加以校注，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顾世澄的《疡医大全》，除列有古今成方外，尚益以家藏经验诸方。吴道源的《痧证汇参》，卷八至十卷中列有痢证主治诸方。吴瑭著有《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每病先论证，次主治，最后附方，还自加注释和方论。因此，不仅使温病学说益趋系统和完整，而且便于初学者随证处方。钱秀昌的《伤科补要》，系在《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基础上参以作者的临床经验编成，卷三为治伤汤头歌括，卷四选录各家伤科要方及急救良方。林佩琴在《类证治裁》中，将内科杂病，妇科、外科等病证，据不同的病因和临床表现，详予辨析，并介绍具体治法及应用方剂，对于其中的不少症证，附述了个人治案，作为学医者借鉴。谢元庆的《良方集腋合璧》是民间验方汇编，分为头面、耳目、口鼻齿舌等32门，集录约400余方，选方颇精。吴尚先著有《理瀹骈文》，该书是一部以膏药为主的外治法专书，书末附常用外治膏药方的配方与制法，并附《治心病方》一文；全书以记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治法为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便于推广。费伯雄著《医方论》，系据汪昂《医方集解》中的方剂次序、逐方予以评述，删去原书各方的主治与注文，作者评述诸方除临床上肯定的方剂外，对原书中一些选用不当的方剂明确地阐述了个人看法，颇多可取之处。陆懋修著《不谢方》，选录临床应用确切有效的方剂30余首，作者称这些方剂有使疾病速愈之效。赵濂的《医门补要》，系作者在多年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临证经验和心得体会而成，全书共三卷，上中两卷，列述对各科病证的诊治经验及应用诸方，下卷名“见症实录”，集各科医案195例，而以外科证治为主，不仅文字浅近，报道如实，且善于变通，成就独特。马培之的《外科传薪集》，记述了作者的外科临床备用方剂共700余首。张秉成著《成方便读》，是书汇编古今常用成方290余首，分为补养、发表、攻里等21类，每方编写七言歌诀，并详释病因、方义。

民国陆晋笙著《溪外治方选》两卷，书中辑录各科疾病的外治方，分为关窍、筋、骨、身形等120门，约一千数百余方，且多属简易方药。

1956年成立江苏省中医学校，1957年成立方剂教研组。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次年成立方剂教研室。1960年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医方剂学讲义》，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中医高等教育的统编一版教材。1964年又编《中医方剂学讲义》，1985年许济群主编《方剂学》，均为中医院校统编教材。1984—1985年，南京中医学院张浩良编撰《实用千金方选按》，选《千金要方》中常用方作方义阐发，切合临床实用，1986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1958年以来，南京中医学院组织人员整理古今方剂资料，编写《中医方剂大辞典》，1988年被立为国家中医管理局课题。此书是继《普济方》后集中医方剂之大成，对我国上自秦汉、下迄现代(1986年)的所有有方名的方剂进行了系统整理，共有10万余条，9万余首方剂，澄清了方剂的源流，把所有方剂分散在各种文献中的不同主治、方论、验案以及现代实验研究资料进行了筛选，汇集于各方之下，按照辞书形式编纂，为读者检方，全面了解方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目前载方最多、资料最全、考证最精的划时代的方剂大典。    

第六节  临床各科技术发展

一、内    科

(一)中医急症

晋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为全国较早的一部急症专著。该书对急症的病因、诊断和治疗学作了总结，收集和整理了“卒中恶死”、“卒心痛”、“卒腹痛”、“卒中风诸急”和“卒中诸毒”等几十种急症，列有数以百计的急救方剂(如葱豉汤、黑膏、黄连解毒汤)和简易有效的急救术，首创人工复苏术、腹腔穿刺术等。

明代江苏中医急症技术发展较快。温病学说在江苏创立。元末明初，王履所著《医经溯洄集》，首次分析温病的发病机理是“热自内达外”，主张治里为主。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清代叶天士的《外感温热篇》和吴瑭的《温病条辨》，创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提纲，使温病急症的治疗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对高热、抽搐、昏迷、斑疹、吐衄、厥脱等急救治疗，总结出了一套如宣透、清气、泻火、攻下、清营、凉血、化瘀、通络、开窍、育阴、救脱等急救治则，创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宣白承气汤、加减复脉汤、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急救系列处方。

清代名医吴尚先原籍钱塘，后弃儒业医，在扬州开设存济堂药店。吴氏注重外治法对急症的治疗，他认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医理药理无二”，所著《理瀹骈文》总结了历代120多个外治方，广罗敷、熨、熏、浸、洗、罨、擦、坐、?、嚏、缚、刮痧、火罐、推拿、按摩、蜡疗、发泡等法，其中许多方法可用于治疗急症。由于疗效显著，简便易行，安全可靠，所以很快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湖北一带流传和推广开来，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内科急症的急救疗法。

建国后，江苏的中医急症工作和学术进展较快，主要表现在急诊专科的建立、协作攻关急症研究和剂型改革诸方面。

建国初期，江苏各地中医还是以个体行医为主，不久成立了联合诊所和中医院。60年代起，各地中医院相继开展了中医急症的研究，并设立专科。

省中医院于1963年成立内科急诊室，1986年发展为急诊科(含内、外、伤、儿、妇、五官科等急诊)，设急诊观察床20张。至80年代末，该院急诊科有正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4名，硕士研究生4名，住院医师8名，护士35名，为南京中医学院急症硕士研究生教学点。

80年代末，全省建立急诊科(室)的市县中医院76个，市级中医院的急诊科还开设急诊观察室。成立了急症协作组。

省中医院单兆伟于1984年参加了全国胃痛协作组，参与制订了胃痛诊疗常规，并研制了理气和胃止痛口服液等新制剂。符为民于1984年参加了全国热病协作组，参与制订外感高热诊断标准、疗效标准、治疗常规。次年，由省中医院牵头组织全省26个市县中医院成立急症协作组，用清热解表协定方验证了外感高热患者1227例，总有效率为88.5％。该院急症科还参加了全国血证协作组，先后参与制订了便血、咯血、呕血等诊疗常规。

80年代，全省还成立了血证、中风、伤寒、急性尿路感染等急症协作攻关组，为全省急症的协作攻关奠定了基础。

急症研究和剂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中医中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60年代起，苏州市中医院内科根据湿温病早用下法的观点，运用清热通利法治疗肠伤寒，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减少了并发症。1974—1978年，东海县人民医院和徐州地区医院用清热解毒、凉血化瘀、通利二便的方法，治疗重症流行性出血热，共收治180例，导泻成功者175例，有效率97.28％，病死率由6.18％下降为2.31％。1973—1984年，省中医研究所和省中医院的陈廉、徐长桂等研制中药复方静脉滴注剂——清解四号，治疗流行性出血热358例，病死率1.39％。1980—1987年南京中医学院及附院，以周仲瑛等为主的课题组开展了中医中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了该病的病变中心在气营，重点在营血的理论。并针对本病各期的不同病理，制订了相应的治法和方药，研制各种新制剂。如：用于发热期的清气凉营注射液，先后验证了1127例，病死率为1.1％，而西药对照组病死率达5.1％；用于低血压休克期的升压灵注射液，临床验证了162例，总有效率95.5％，用于少尿期的泻下通瘀合剂，治疗急性肾衰150例，总有效率为96.5％。“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一级奖。2.中药新制剂“胃血宁”合剂治疗消化性溃疡(胃炎)出血的临床与实验研究。1987年，省中医院符为民、杨廷光、朱广华等人开展了中药“胃血宁”合剂治疗消化性溃疡(胃)出血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提出了气火上逆为出血的(临床)始动因素，瘀血停滞是导致出血的继发因素，从而确定了化瘀止血的治疗大法，研制出“胃血宁”合剂，先后治疗消化性溃疡出血200例，总有效率96.4％，而西药对照总有效率90.5％，两者有显著差异，被列为部级课题。3.中药新制剂“通脑灵”合剂治疗脑溢血的临床与实验研究。1987年起，江苏省中医院杨廷光、符为民等开展了中药“通脑灵”合剂治疗脑溢血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提出了出血之后瘀阻脉道以致出血不止，确定了活血化瘀止血为大法，研制“通脑灵”合剂，先后治疗脑溢血30例，总有效率94.6％，西药对照组30例，总有效率76.4％，1990年被列为省课题。

(二)肝  系

江苏有关肝系疾病之最早记载始于晋代。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方》提出：“唯腹大，动摇水声，皮肤黑，名曰水蛊。”描述了水臌临床特征。该书首次记述放腹水治疗臌胀的方法：“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臾腹减乃止。”到了明代，张璐在其《张氏医通》中论述血臌：“蓄血成胀，腹上青筋见，或手足有红缕赤痕。”首先描述肝硬变出现的蜘蛛痣及腹壁静脉曲张。书中并提出：“有瘀血发黄，大便必黑，胁腹有块或胀。”阐明了黄疸、痞块和便血的相关性。清代有关肝病的探讨也多。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诸疸源流》说：“又有天行疫疠，以至发黄者，俗渭之瘟黄，杀人最急。”认识到此类型黄疸具有传染性，且可成为重症，迅速致人于死。王旭高对肝病治疗有丰富的经验，在其《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指出治肝30法，对慢性肝病的治疗至今仍有临床意义。叶桂在《临证指南》中，对胁痛久病人络者，倡用辛香通络、甘缓理虚、辛泄宣瘀诸法，其立法选药对后世很有影响。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说：“黄疸一症，先审其黄之不发或必发，在于小便利与不利。疸之易治与难治，在于口之渴与不渴。再察瘀热入胃入因，或因外并，或因内发，或因食热，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紊之法。”指出对黄疸证候必须辨证审因，才能有正确治疗方法。

建国后，省中医院邹良材，由其弟子朱世楷、尤松鑫将其散见于各杂志治疗肝病经验收集成《邹良材肝病诊疗经验》一书。该书对急性肝炎、慢性肝炎、重症肝炎及肝硬变的治疗经验均有详细阐述。其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立有八法，即化湿健脾、疏肝运脾、双补脾肾、柔肝健脾、泄肝和胃、养阴柔肝、清金制木及活血化瘀。邹氏又将臌胀分为脾虚气滞、脾肾阳虚、肝肾阴虚、阴虚湿热四型，其中对难治的肝肾阴虚首创了兰豆枫楮汤(泽兰、黑料豆、路路通、楮实子)。邹氏将重症肝炎分为热毒炽盛、气阴涸竭、气阳衰竭三型，有两例重症肝炎发展趋向者均采用清热解、化湿醒脾法获愈。1981年省中医院尤松鑫等人根据邹氏治肝经验研制成功“邹良材肝病诊治、教学经验计算机软件系统”，此软件在诊治方面具有鉴别诊断、辨证施治、记录病案、开列处方和医嘱、缺药代换、计算药价等功能，对复诊病例还可根据患者服药反应进行转方或药物调整等处理。省中医院江育仁治疗小儿传染性肝炎倡用降矾丸(胡桃肉、绛矾、红枣、菌陈)甚效。

南京市中医院傅宗翰认为肝脏系阴阳统一之体，又具曲直刚柔之性，既可储藏实质性的“血”，又能疏泄抽象性的“气”，与其他四脏有特异之处。主张“疏、抑、清、养”治肝病。并撰写了论文《论肝》，于1978年发表于《中医杂志》。常熟市中医院陶君仁自拟柔肝饮(菌陈、白芍、生甘草、生麦芽、连翘、薄荷梗、生木瓜)，以养肝柔肝，抑肝畅气，用于治疗慢性肝炎，每易奏效。常州市中医院屠揆先探讨传染性肝炎的病机，认为传染性肝炎即《金匮要略》所述谷疸，其黄疸迁延不愈者乃湿热壅盛及脾胃虚弱所致；并认为黄疸型肝炎初期即呈阴黄者少见，而慢性肝炎或肝硬变则有属于阴黄者，故阴黄大都从阳黄转化而来，若阳明之湿内传于脾，影响健运，则脾胃症状丛生；按肝郁气滞治疗肝区痛不效，应考虑湿热入络或营阴内虚或肝络失养所致；对久治不愈的肝脾肿大，应着重培补脾胃，并稍用消瘀化坚为佳。省中医院俞荣青认为慢性肝炎大多有湿热残余未净，久郁导致脏腑失和，气机阻滞，以致血瘀成积，应治以调整脏腑，清利湿热余邪，理气活血。俞氏认为肝硬变肝昏迷临证表现虽复杂多样，大多共有之病机乃余热烁阴，出现阴虚气竭或阴虚阳衰，若感染所诱发则多呈阴虚热毒型，俞氏治疗肝硬变肝昏迷40例，使存活时间由平均6.4天延长到75天。省中医院徐景藩将肝昏迷分为痰火内闭、肝风内动、湿热蒙蔽、血结瘀阻、气阴两竭五型，分别阐述其辨证论治原则。徐氏认为肝性昏迷可有痰、火、风病机同时显现，当分析其主次及发展关系。如系热盛应主以清热，如系风动痉厥，应主以平肝熄风，若为痰热交结必须清热化痰，而腑气内闭则应及时通腑导下。南京市中医院使用协定验方“抗乙肝合剂”(黄芪、虎仗、黄芩、白术、紫草、土茯苓等)治疗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持续阳性114例，三个疗程后转阴率36.8％。

江苏各地单方验验方发掘治疗肝病者甚多。镇江邵锦堂用祖传秘方大戟科九头狮子草治疗臌胀，药后经腹泻可使臌胀减轻。盱眙县用菊科芦蒿(狭艾叶)全草煎剂治疗急性传染性肝炎有效。

(三)心 血 管 系

早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治卒心痛方达数十条之多，其中有用芳香温通的，有用养血活血的，还有用灸法外治的。16世纪初，明马兆圣《医林正印》里，对“心悸”描述为：“悸者，本无所惊，自心动而不安，惕惕然人将病之状，不能独自坐卧，此心病也。”明王肯堂《证治准绳》说：“心下满而不痛为痞，心下满而疼痛为胸痹。”明确了胸痹与痞的鉴别诊断。清张璐《张氏医通》强调了“悸即怔忡之谓”。清李用粹《证治汇补》：“心血一虚，神气失守，神去则舍空，舍空则郁而停痰，痰居心位，此惊悸之所以肇端也。”指出因痰而致心病之由。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心者主阳又主阴血，故因邪而阳气郁者痛，因邪而阴血凝结者痛，阴虚而邪胜者亦痛。”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进一步阐述了胸痹因痰致病，“胸中，胸痹之处，必有痰浊阻其间”。

建国后，在心血管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诸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病因病机方面，1977年南通医学院曹向平等从中医理论结合临床经验，认为冠心病的形成和发展是由：气血失调→气滞血瘀→心血瘀阻→气阴衰脱。1982年省中研所高丙麟在国内首先使用助阳和温阳药治疗冠状动脉痉挛，并阐述了其中西医结合机理。高氏等拟益气温阳方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1983年，盐城市中医院曾学文对照《金匮》“心水病”的临床症状，发现其与西医的充血性心力衰竭颇相一致。1986年曾氏又发现多种原因所致的心脏病，普遍存在着一条客观的自然演变程序和动态变化辨证规律，即由心气虚→心血虚→心水肿→心厥脱，并提出心以气为本、血为标、阴为体、阳为用的理论。1986年南京中医学院钱士明、南京玄武医院吴惠秀等，从21例心血管疾病均有不同程度血液成分浓、粘、凝、聚的变化，以血液粘滞为特点，红细胞压积增高、血沉增快、血浆纤维蛋白元增多、血脂含量增高，四者可以互相影响；因此，以多项指标升高为主，血液高粘滞，造成内脏器官血流缓慢，微循环障碍，由此所致郁血、血栓与中医关于血瘀证是由于血行失度、血脉运动不畅的病理机制一致；并认为血液高粘滞与血瘀证是“同病异名”，血瘀证的病因为血凝不流、血脉不通、心血瘀阻，为血行失度找到了客观依据；研究表明，由于气滞、气虚、风盛等因素造成微循环功能障碍，血液流变学，微循环理论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是对“瘀血”理论，“活血化瘀”治疗的继承和发扬。1987年省中医院成启予通过262例以胸痹心痛为主要表现的冠心病患者，探讨其病因病理后指出，“阳微阴弦”是胸痹心痛的总纲，“阳微”是病理基础，“阴弦”是发作原因。1987年镇江医学院曹永康通过20年来对冠心病的观察，提出应重视阳虚阴乘，注意痰瘀同病。认为阳虚是本质，痰瘀是主因。

心血管病的诊断上，1982年省中医研究所顾景琰等通过41例不同病因所致的充血性心力衰竭的STI检测，并与29名无心衰不同病因心脏病病例及对照组(70名正常人)作对比。检测结果，提示心衰组大多数显示STI数值异常，尤以PEP／LVET比值增大最为显著，并初步探讨了中医辨证与左心功能不全密切相关。1984年董其美等通过分析135例不同心脏病人的三项主要参数(PEP·LVET·PEP／LVET)阐明了中医虚证分型与左心功能状态的关系。发现各虚证证型的：PEP／LVET值，在统计处理时差异最显著，此比值增大程度依次为：阴阳两虚证>气阴两虚证>阳虚证>气虚证。揭示从中医辨证上可以反映左心功能状态。以“心之气阳”为主，结合中医理论分析，认为中医辨证分型可以反映出心衰的程度和预后。1984年顾景琰通过对333例不同类型冠心病与中医辨证关系的分析，其中紫舌占73.2％，紫舌与舌质的晦暗程度与心绞痛的轻重有一定的关系。1985年何熹延论证冠心病瘀血证有三个表现：①部位为固定性刺痛，皮肤粘膜及舌面出现紫色，瘀点或瘀斑。②舌腹静脉曲张及舌下瘀血丝、瘀点。③脉象沉涩或结代，涩脉具有特征性，惟不多见。1986年溧阳县中医院王秀文，从舌象上判断冠心病的预后，如舌质红苔薄示病轻；舌绛或紫暗示休克、心衰先兆；若淡红转红绛或绛紫绀示病情进展；相反由紫暗转红，黄苔转白苔，是逐步向愈；黄苔转黑苔，病势转危，预后不良。在脉象上，数疾促快而不乱，数而有力病情轻，若迟结代，慢而不齐，迟而无力病情重。

中医治疗心血管病，先从冠心病着手。1963年南京市中医院对17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分胸阳失展、痰浊交阻型，肝肾阴亏、木火偏亢型，心肾阳虚、寒凝交阻型等三型论治。1973年省中医院、扬州地区医院根据“活血化瘀、通阳宣痹”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50例，总有效率92％，显效率40％。1973年江苏新医学院中医、针灸、新医疗法教研组与省人民医院运用针刺配合内关等穴，穴注黄芪，丹参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22例，有效率54.5％，症状改善较为明显。对于ST-T的恢复也有一定的疗效。1976年南京市中医院冠心组，用“参味合剂”观察50例慢性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患者的心电图和临床症状，服药1—2疗程后，一般症状可得到控制。该课题获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1977年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组、镇江地区医院等应用原儿茶酸片(又名心电安，为四季青的提取物)治疗冠心病48例，以心电图缺血性改变，而无其他原因可查到的隐性或可疑冠心病，用原儿茶酸片治疗四周后“运动试验”75％，踏车试验83.3％转阴，而治疗后不符合冠心病诊断者达38例，占79.2％；对部分病例，分析其“运试”，自然转阴率占11.8％，远低于治疗后转阴率75％，因此本组疗效非自然转阴的结果。1979年省中医研究所何熹延将抗心绞痛中草药，归纳为通阳化痰、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和扶正补虚四类。1980年盐城地区医院顾九皋、盐城中医院曾学文等应用冠心宁(即儿茶醛)，治疗冠心病心绞痛35例，显效14例，改善15例，无效6例，有效率82.8％；治疗胸闷22例，显效12例，好转7例，无效3例，有效率86.3％；复查心电图26例，显效4例，改善3例，有效率26.9％。1981年南通医学院附院及盐城地区等六家县医院，应用冠心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127例，显效64例(50.4％)，改善48例(37.8％)；心电图复查68例，缺血性ST-T23例(33.8％)；30例治疗前后心电图有改善(P<0.01)，心尖搏动图也获改善；PEP均值缩短(P<0.01)；7例伴心衰，6例气急减轻，水肿消退，1例改善；32例伴心律失常均恢复正常。1977年，常州市第一医院在市为民卫生材料厂协助下，研制“冠心膏”外贴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通过省内九家医院162例临床验证，总有效134例，占83％，显效56例，占35％；于1981年易名为“冠心止痛膏”，历时2年又观察190例，总有效率82.1％(显效63例，占33.15％、，有效93例，占49％)，对心绞痛有较明显缓解和止痛作用。1978年9月—1979年3月，省中研所冠心病组拟通补兼治的中成药舒冠1号治疗冠心病27例，可改善或控制心前区疼痛，心电图改善率为70.6％，且可降脂。1980年南京军区空军后勤卫生处用黄扬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360例，有效率89.7％；治疗心功能不全193例，有效率83.3％；治疗心律失常115例，有效率79.1％。1981年省中研所在舒冠1号片的基础上，研制成“舒冠片”，观察112例，治疗1年后冠心病心绞痛有效率82.4％，显效率44.1％；胸闷和心电图的有效率分别为79.7％和60.0％，心电图疗效与潘生丁和烟酸肌醇脂相似。心肌图和超声心动图的观察，证实本方可改善左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可改善舒张早期的顺应性，并可降低高脂血症的血清胆固醇，降低血粘度、控制血小板聚集及改善外周微循环流态和形态，有一定的抗血栓作用。该药于1984年10月27日通过鉴定，1985年获省科技成果四等奖。1985年省中医院成启予根据历年使用《伤寒论》“炙甘草汤”的临床实践，提出应用此方须掌握三条：①病因：“脉结代，心动悸”的发生，是始于“伤寒”，即由于热毒犯心所致，故多用于病毒性心肌炎一类的疾患。②病期：以亚急性或恢复期为宜。③辨证：即用于邪毒将尽或已尽时，心气营血受损者。

南通市中医院朱良春治疗心阳不足、心脉不通之心动过缓者，在桂枝甘草汤中加重桂枝一味，用量从10克起，逐步递增，常用至24—30克，至心率接近正常时再略减其量2—3克，可提高桂枝甘草汤对本病的疗效。

对高脂血症的治疗，于1973年南京、镇江、扬州、淮阴等地冠心病协作组观察的69例中，胆固醇、β—脂蛋白和三酸甘油脂超过正常者，分别为66例、28例和21例，服“苏降脂一号”(葛根、生山楂、制首乌)，服药第4周胆固醇下降，7—9周进一步下降。1976年5月，省中研所冠心组、生化组等应用自制的“泽草合剂”(泽泻、车前草)，对高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具有一定的近期降脂效果，并认为降脂作用与泽泻有关。1978—1979年4月，用泽泻浸膏片治疗高脂血症，与安妥明相比，其降胆固醇疗效相近，而降甘油三脂稍差。泽泻能明显地增高HDL—C值(高密度脂蛋白)及HDL-C／TC比率(高／低密度脂蛋白比例)。省中研所·省中医院冠心病组，从1974—1983年，对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疗效观察，虚证分气(阳)虚20例、气阴两虚(包括阴阳两虚)12例。治疗分温阳、益气、活血、滋阴法进行。32例“病窦”，以益气温阳活血疗效比较满意，用益气温阳方(潞党参、桂枝、细辛、炙甘草、制附片等。并重用附片与细辛)，对病窦进行多项指标观察，治疗前后比较，除阿托品试验心率无显著差异外，其他各项心率指标测值均有显著或非常显著差异。证明大剂量温阳药组成的益气温阳方，具有心脏β—受体的兴奋作用，其特点为：①具有增强窦性节律的自律性作用。②具有被传导系统某些部位的加速作用和交界区自律性增强作用。周仲瑛自1985年起开展了滋养肝肾，祛痰化瘀治疗高脂血症的研究，制定了Ⅰ、Ⅱ号降脂片，治疗103例患者，结果降低血胆固醇的总有效率为87.5％，降低三酸甘油脂总有效率为81.2％。1986年省中医院采用益心气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69例，将患者分为辨证组和对照组：辨证组45例中，显效率66.7％，有效率91.1％；对照组24例中，显效率41.7％，有效率91.7％。两者显效率有显著差异(P<0.05)。辨证组心电图痊愈率64.4％，总有效率91.1％；对照组痊愈率66.7％，总有效率91.7％。

(四)脾  胃  系

东晋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对胃肠道疾病的饮食困难、食物中毒作了详细的记述。南朝梁陶弘景在其《本草经集注》中以果、菜、米等为药，调理脾胃，实开江苏中医食疗之先河。南宋许叔微对脾胃有关的肠风、脏毒、虫痔颇有认识，治疗多投奇方猛剂取效。

自晋以下，至明以前，江苏中医对脾胃病的认识和经验还是比较零散，未形成系统理论。随着元朝李东垣(河北人)脾胃内伤证治体系的建立，江苏出现了许多研究脾胃病医家。如明朝薛己继承东垣之学，阐发《内经》意旨，提出“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脾胃之盛衰与人体健康休戚相关，“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对火衰土弱之虚证，不仅强调生发脾胃之阳，还强调了肾命对脾胃的温煦作用，创用补火生土法，使治疗脾胃虚损之法渐趋完备。明李中梓集各家之说，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脾肾先后天论，认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发展了祖国医学脾胃理论。此外，李氏对泄泻有独到见解，认为风、湿、寒、热四气皆能致泄，其中以湿为主，即“无湿不泄”之谓，在此基础上，结合前贤经验，提出了治泄的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九法，对后世治疗泄泻产生深远的影响。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对脾胃病证阐发良多，如认为历代方论将心痛、胃痛混同，原因在于“胃脘痛处在心下”，故有当心而痛之名。陈实功不仅在其《外科正宗》中对肠痈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较前人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而且在外伤疮疡的治疗中强调内外一理，十分重视脾胃的调理，谓：“盖疮全赖脾土，调理必要端详”，“大抵关节首尾、俱不可损伤元气、脾胃为要”。在治疗上善有补托，“盖托里则气血壮而脾胃盛，使脓秽自排，毒气自解，死肉自溃，新肉自生，饮食自进，疮口自敛”。陈实功在外伤疮疡中强调脾胃，可以说是对脾胃学说的又一贡献。

清代江苏中医把对脾胃学说的认识推向了高潮，清初张璐在《张氏医通》中对噎膈病机有独到见解，认为此证初起未必是津液干枯，“皆冲脉上行，逆气所作”，为临床使用和胃降逆(冲)之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张氏对痢疾的见解也另辟蹊径，认为痢疾是属于肠道传化失司之病，应重视脾胃，尤其是脾运津液；在辨证方面，辨寒热虚实，更重视于虚寒兼夹气滞，主张调理气机，使中医对痢疾的认识和诊治更臻完善。林佩琴《类证治裁》对痞满论述尤详，首先提出“伤寒(热)病之痞，从外之内，故苦泄，杂病之痞，从内之外宜辛散”，对临床痞证的治疗很有指导意义。薛生白首次指出，治热病以脾胃为病变中心，所谓“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又论“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若湿热之证，不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强调了脾胃盛衰在湿热病发病学中的重要地位。一代名医叶天士，可以说是自东垣以后脾胃学说的一集大成者，亦把江苏中医对脾胃的研究推到鼎盛时期，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他说“内伤必取法于东垣”，因此在其临证中辨治杂病，多重视脾胃，强调脾胃分论，脾胃二者应加区别。胃属阳土，脾属阴土，脾为脏，胃为腑，脏主藏，腑主通。脾阳不足，胃有寒湿，则宜温燥升运，东垣之法可从之，但太阳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宜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以养胃阴，使津液来复，通降自成。用药多选玉竹、花粉、沙参、石斛等品，还喜用食物中药如粳米、元米、大枣、山药、扁豆、莲肉、大麦仁、梨、甘庶、蜜等，甘平气清，开胃悦脾；对胃伤较甚，久而不纳者，叶氏变换剂型，熬膏缓图，不能不说是一种发明。另外，叶氏《临证指南医案》中对胃脘痛的辨证治疗有精辟的认识，指出“痛则不通，通宇须究气血阴阳，便是看诊安旨矣”，又说“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变瘀”，特别是其“久病人络”之说，发常人之未发。叶天士脾胃分论的认识以及养胃阴的独到方药和对胃痛的精辟认识，丰富和完善了脾胃学说，其对脾胃学说的这种理论给后世以很大启迪。

建国后，江苏中医在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脾胃系疾病的研究，并研制出脾胃系专家计算机软件。

1955年，省中医院江育仁根据胃溃疡病患者大多见有肝胃气滞病理变化，采用和胃调肝法治疗16例消化性溃疡，取得了较好的疗效。1960年，南通市中医院朱良春自拟疏肝和胃合剂，用金伶子90g、延胡索120g、赤芍90g、决明子120g、乌贼骨90g、山药120g、木香15g、甘草60g，按此用药比例，制成合剂，治疗上消化道溃疡，获得了较高的疗效。

50年代，省中医院内科研制的乌芍散、乌贝散治疗上消化道溃疡，疗效肯定，延用至今不衰。

1976年吴江县卫生局马云翔提出胃脘痛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的原则。胃寒者用胃痛酒，用肉桂27g、良姜27g、炮姜36g、干姜27g、甘草27g、生地30g、白酒500～1000ml，浸泡半月，每服6-8ml，每日二次；胃热者用胃痛一号方，生石膏45g、麦冬9g、生地15g、白芍9g、甘草4.5g、官桂4.5g；肝郁者(实证)，用胃痛二号方，柴胡6g、香附5g、莪术9g、官桂6g、白芍9g、生大黄6g(后下)、生甘草4.5g；中虚者，益气健中，用黄芪建中汤；瘀阻者，化瘀泄滞，佐以驱虫，用胆痛合剂，柴胡7.5g、香附12g、莪术9g、姜黄9g、郁金15g、生大黄6g(后下)、延胡索粉9g、川椒4.5g、乌梅9g。通过寒热虚实辨证，提高了胃脘痛的治疗效果。

70年代起，南京市中医院傅宗翰将萎缩性胃炎归纳为肝邰、阴虚、阳虚、血瘀四个证型，治疗上采用疏、清、柔、补、通、消诸法，并自拟“青蒲饮”(青木香、蒲公英、赤白芍、甘草等)治疗本病，疗效显著。该院谢昌仁采用“祛风胜湿”、“升阳益胃”、“调和肝脾”、“补脾益肾”四法治疗慢性泄泻，缩短了病程，取得了较好疗效。

1979年苏州市中医院黄一峰著《黄一峰医案医话集》和1981年省中医院张泽生著《张泽生医案医话集》，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医对脾胃系疾病治疗经验。1983年6月省中医院电子计算机室在省计算机所和南通医学院的协作下，研制成功了“张泽生教授脾胃病治疗和教学计算机应用软件”，该软件具有中医辨证、开列处方、教学分析和贮存病历的功能，该软件采纳了辨证条件216个，加减规律550条，药物选优和禁忌代换420条，使用药物126味，不同医嘱19条，系统地介绍了张泽生的脾胃病诊治经验。1982年省中医院张继泽根据萎缩性胃炎的临床表现，将其分成中虚气滞、肝胃不和、胃阴不足、气滞血瘀四个证型，分别施以建中汤、柴胡疏肝散、沙参麦冬汤(或一贯煎)、血府逐瘀汤治疗，显效率为89％，并使10.62％胃粘膜萎缩性炎变出现了逆转。1984年，省中医院徐景藩总结治胃八法：健脾益胃法、滋养胃阴法、温中暖胃法、疏肝和胃法、芳化胃浊法、化瘀通经法、消食和胃法、护膜宁络法。1986年，省中医院内科组织协作攻关，单兆伟等研制出温中、理气、益胃、化瘀、清化五种口服液，用于治疗急性胃痛154例有效率85％，其中益胃口服液疗效更好。

1986—1987年，南京中医学院就胃脘痛的中医证型与胃粘膜病理改变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研究，为寻找寒、热、虚、实四个证型的客观指标积累了资料。同一时期，省人民医院贝淑英通过血浆前列素含量、血浆环核苷酸及红细胞胆硷酯酶活力测定，颧髎内劳宫等穴位皮温的测定，为探索脾阴虚的实验室指标积累了资料。

(五)肺    系

南宋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谓，哮喘“凡遇阴欲作雨，便发，甚则坐卧不得，包含不进，此乃肺窍中积有冷痰乘天阴寒气从背、口鼻而入，则肺胀作声，此病有苦至终身者，亦有母子相传者”。对哮喘的病因病理、临床特点及预后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和阐发。

明代王肯堂对肺系疾病证治论述颇多。他在《证治准绳》中引《仁斋直指方》“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这说，阐发了肺肾与气的相互关系，为肾虚咳漱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证治准绳》还详述了喘与哮的鉴别要点，并系统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如对哮之属冷而发者，属中外皆寒，用东垣参苏温肺汤合紫金丹劫寒痰；属寒包热，宗仲景、丹溪用越婢加半夏；遇厚昧而发者，用清金丹；并将“肺痿”分别列入“咳嗽门”和“血证门”中论述，给后学者影响颇深。明陈实功在其《外科正宗·肺痈论》中明确提出：“夫肺痈者，金受火刑之证也。”并仔细观察肺痈的临床表现。将肺痈分为初起、已成、溃后三个阶段；治疗方面主张肺痈初起宜解散风邪或实表清肺，继则滋阴养肺或降火益阴，脓成则利肺排脓，最后则补肺健脾收功。明李中梓对肺系疾病的论述颇多，如其在《医宗必读》中谓：“咳嗽总其纲领，不过内伤外感而已”，并指出：大抵治表者，药不宜静，治内伤者，药不宜动。然不可拘泥，当随其所见之证而调治。这个治疗原则，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重视，李氏对哮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哮病其因甚多，总不外乎痰火郁于内，风寒束于外。”此外，对肺痨提出“补虚以补其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大法。

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进一步把哮喘的证治总结为：“在肺为实，在肾为虚。”他在《温热论》中有“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理论。不仅明确了风温初起的病变部位，而且指出了风温演变规律，为后世医家治疗肺系温病奠定了理论基础。清吴鞠通尤推崇叶氏的论述和经验，在其撰写的《温病条辨》一书中，提出“治上焦如羽”之理论，主张治上焦病证，宜用轻清宣透之剂，并创制桑菊饮、桑杏汤等方剂，迄今仍为临床所沿用。清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对咳嗽的病因病机有新创见，谓“盖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火不炽，咳不甚，其大较也”，指出了咳嗽的主要病变脏腑及与病情的关系。他所论述的16种咳嗽，脉因证治齐备，全篇共列出咳嗽方84则，并将导引、运动列入治疗方法，使咳嗽的治法更趋完善。在他的《沈氏尊生书》中，将哮喘分成“食哮，水哮，风痰哮，远年久哮”种种。清费伯雄著《医醇腾义》，其对咳嗽、痰饮等肺系慢性疾病的治疗见长，所创益气补肺汤、桂术二陈汤等，分别对治疗肺痨痰饮诸证疗效显著。清林佩琴在他的著作《类证治裁》中说：“肺痈由热蒸肺窍，致咳吐臭痰，胸胁刺痛，呼吸不利，治在利气疏痰，降火排脓。”指明肺痈的基本病机和治则。清张璐在《张氏医通·肺痿》中，将肺痿的治疗要点概为“浸而图之，生胃津、润肺燥、下逆气、开积痰、止浊唾、补真气”等六个方面，旨在“以通肺之小管”，“以复肺之清肃”，这些证治要点，理义精深。除此，还对肺痈、肺痿的鉴别及其治疗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肺痈属在有形之血，血结宜骤攻，肺痿在无形之气，气伤宜徐理兼润肺燥。”

建国后，江苏中医对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肺系疾病防治组织了协作攻关，并进行了科学的分期分型。在民间挖掘出野马追、金荞麦等单方验方。

60年代，省中医院曹鸣高在总结曹氏三代临证经验基础上结合实验室指标，将哮喘分为发作期、缓解期。发作期又分为里寒、寒包热、痰火及痰湿四证，分别以射干麻黄汤、温胆汤、泻心汤类治之；缓解期则扶正治本，从肺、脾、肾着手，自拟膏丸验方；紫河车、吉林人参、党参、白术、茯苓、苏子、款冬花、当归、桂枝、白芍、陈皮、法夏、鸡内金、焦六油、狗脊、鹿角胶或熬膏方或研细末，水泛为丸，在缓解期服用，以防急性发作。曹氏另自拟百合薏苡莲子羹(百合、苡仁、莲子、芡实、茯苓、山药、杏仁、燕窝、粳米等)以养肺补肺，巩固疗效。

70年代初，省卫生厅组织江苏新医学院、省中医院、省中医研究所、南京市中医院、省工人医院、苏州医学院、徐州医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等单位组成防治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防治协作组，由省中医研究所朱秀峰牵头负责，自1973—1977年共观察2070例，临床分为寒痰、痰热、实喘、虚喘，分型定方，研制成寒咳、清肺化痰、安喘、肺气肿四种片剂，总有效率为83.44％。

1972年，盱眙县在民间发掘出单方野马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1977年卫生厅组织淮阴、镇江、南京等地区协作组将野马追制成片剂及糖浆，治疗该病1990例，有效率86.9％。是年，常州市东风医院游一中等用洋金花总碱和氨双氯喘制成喘立平气雾剂，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哮喘380例，平喘有效率94.5％。

1978年，南通市中医院等7家医院根据南通市中医院成云龙的秘方制成金荞麦Ⅰ号片(浸膏片)和Ⅱ号片(盐析片)，治疗慢性肺脓肿629例，有效率82.5％，痊愈率72.2％。

1983年，南京药物研究所、镇江地区制药厂从石菖蒲中提取其有效成分α—细辛醚，制成片剂，治疗慢性支气管炎204例，有效率84.8％。

1985年，省中医研究所朱秀峰等研制成具有补肺益肾、养心活血、清热化痰的复方肺心生，治疗肺心病(缓解期)213例，有效率84.5％。

(六)肾    系

明代金坛医家王肯堂已能对肾病辨证论治，在其《证治准绳·杂病》中记载的两个病例足以证明。其一，“年八旬，初患小便短涩，因服药分利太过，遂致闭塞涓滴不出。用补中益气汤一服小便通”。其二，“一女性患者，小便不通，脐腹胀痛不可忍，众医皆作淋病，用八正散之类，病愈甚。予诊之，此血瘕也。用桃仁煎痛止得愈”。明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创“肾为先天之本”之说，认为“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原始者也”，“肾元亏虚，五脏皆虚”。清李用粹在《证治汇补》中设有肾病学专篇，载有水肿、尿血、淋病、癃、闭、关格、遗精等疾病诊治。尤其是对癃、闭、关格等三种疾病的临床表现、预后、治疗等方面十分详尽：“暴病为尿闭、小便点滴、内急、胀满而难通”，“久病为尿癃，欲解不解，屡出而短少”，“关格乃下绝小便，上为呕逆，阴阳闭绝，一日即死”。李氏在该书中还提出“血从精窍出者，宜滋阴补肾；从尿窍出者，宜甘寒清火”治疗大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建国后，江苏中医对肾系疾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成果，有些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1.邹云翔肾病诊治计算机软件。1955年省中医院邹云翔编著了全国第一部中医肾病专著《中医肾病疗法》，1981年又出版了《邹云翔医案》，系统总结了邹氏治肾学术思想并提出了“保肾气”和“药物伤肾”的学术观点。在此基础上省中医院肾病组系统整理了邹云翔诊治肾病的经验，将邹氏的治法归为养肺滋肾法、补气行水法、健脾补肾法、温阳利水法、滋养肝肾法、活血化瘀法、清热利湿法等20个治法，于1981年底由东南大学和省中医院共同研制成功《邹云翔肾炎诊疗和教学经验应用软件》与《邹云翔教授肾系疾病治疗和教学经验应用软件》。软件按照邹氏的经验，将肾系各种疾病辩证为316个证候和50个兼证，每个证安排三套方药，最多能给出18种不同的主方，并且具有转方转证转诊的处理功能以及有联想方式、针对性强的问诊，在临床上既有实用性，又有灵活性，在国内已转让20多家医院应用推广。

2.发现了肾病证型的变化。从1956年到1984年，省中医院肾病组对不同时期肾病的证型变化作了长期的追踪观察，发现60年代的慢性肾炎中，脾肾阳虚证占60％，未发现气阴两虚型，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慢性肾炎中脾肾阳虚证所占比例降到11.6％，出现了气阴两虚型，并占总数的30.6％，为当今慢性肾炎的辨证施治提供了依据。1983年，省中医院肾病组制订了慢性肾炎中医辨证分类标准，将本虚分为肺肾气阴两虚、脾肾气虚、脾肾气阴两虚、脾肾阳虚、肝肾阴虚五个主证，强调了该病病变脏器主要在肾、脾，病机变化先伤气，继损阳，后及于阴；气虚证易兼外感，阳虚证易兼水湿、湿浊，阴虚易兼湿热、瘀血。为该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的程序。

1984年，南京市中医院刘永年提出了肾实证，认为其病因或为肾气(阳)充旺而亢，或为肾气困郁化火，治当泻其肾中之邪，疏其郁闭之气机，导其泛溢之水湿，消其妄动之相火。

3.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研究。1959年，省中医院编著了《严重尿毒症中医治法一得》，系统总结了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中医诊治方法，1980—1986年省中医院邹燕勤、王纲根据邹云翔验方研制成具有调补肾阴肾阳、温阳益气、养阴和络的保肾甲丸，用于60例慢性肾衰病人，降低了尿素氮，改善了尿毒症的症状。动物实验证实，保肾甲丸使慢性肾衰的家兔体重增加，血浆蛋白上升，尿素氮降低，存活率提高。邹燕勤、熊宁宁等应用邹云翔的保肾乙丸治疗慢性肾衰阴虚证、气阴两虚证，可改善肾功能。1986年省中医院邹燕勤、章永红等用补肾利水的方药(菟丝子、山药、怀牛膝、丹参、赤芍、当归、陈葫芦瓢、六曲、车前草、生黄芪等)治疗14例慢性肾衰患者，有效率71.4％。同年，该院熊宁宁以“正虚为纲，标实为目”，注重保肾气和其他脏器功能，调节阴阳平衡，治疗15例慢性肾衰病例，疗效较好。

丹徒县中西医结合肾病医院朱辟疆于1983年起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总有效率在80％以上。

4.其他肾病治疗。1982年，省中医院金惠伯运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将急、慢性肾盂肾炎分为：膀胱湿热，少阳不和；肾虚湿热，阴液受烁；脾肾气虚、湿滞不化；脾肾阳虚，气化不利等四个证型，治疗上急性期以“消”、“利”、“通”、“和”，慢性期以健脾益气、滋阴温阳为原则，疗效在90％左右。

淮阴乳糜尿专科医院王绍和于70年代创用治浊八法，治疗乳糜尿，1977年随访281例，临床治愈率达96％，80年代又制成系列冲剂治疗该病，年门诊量在1万人次以上，病人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

1986年省中医院余承惠等用益气养阴、解毒通络法治疗狼疮性肾炎13例，有效率61.5％，对无效者又加用肾上腺皮质类激素，有效率提高到84.6％，体现了中两医结合治疗该病的优势。

(七)肿    瘤

江苏中医有关肿瘤的论述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南齐徐文伯著《疗妇人瘕》为我国最早妇瘤专著。明清时期，有关肿瘤的论述更多。明马兆圣著的《医林正印》中，对噎膈的病因，治疗就有记载。认为：“噎膈之病，多因于内伤忧郁失志及嗜饮酒食，纵情淫欲，以致阳气内结，阴血内枯而成也……当用透膈疏气、化痰清火，健脾和胃之剂。”明薛己在《外科枢要》中，把肿瘤分成五种，即筋瘤、血瘤、肉瘤、气瘤和骨瘤。明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描述乳癌的症状时说：“初如豆大，渐若棋子，半年一年，二载三载，不疼不痒，渐渐而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粟，或如覆碗，色紫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穴，凸者若泛莲，疼痛连心，出血则臭，其时五脏俱衰，四大不救，名日乳岩。”明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肿瘤的形成为：“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清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指出食管贲门肿瘤的病机：“必有瘀血、顽痰逆气、阻膈胃气。”清吴瑭在《医医病书》中提出噎膈的病机为“阴衰于下，阳结于上，有阴衰而累及阳结者，治在阴衰，有阳结累及阴结者，治在阳结”。

建国后，祖国医药学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医肿瘤防治技术也随之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单纯的中医药临床治疗向中西医结合，防治结合方面发展。

1970—1974年，南通县人民医院用鱼腥草、白英、半枝莲、紫草、百部等中草药治疗原发性肺癌111例，临床治愈3例，带瘤生存11例，其中有l例带瘤生存6年零6个月。

1972—1976年，启东县洋复地区医院用“扶正抗癌汤”(主要有党参、黄芪、柴胡、平地木、夏枯草等)合并5-氟脲嘧啶治疗肝癌55例，有效率61.9％，一、二、三年生存率分别为45.5％、27.3％、10.9％，存活五年以上有2例。该院1978—1983年，使用“402糖浆”(成分为云芝40％、香菇40％、茯苓20％)治疗肝癌8例，六个月、一年生存率分别为62.5％、50.0％。1978—1979年该所应用自制猪苓提取物，治疗11例肝癌，临床症状稳定8例，恶化3例，甲胎蛋白(AFP)下降2例、稳定6例，上升3例。11例中生存半年以上的4例。Ⅱ期肝癌患者平均生存175天。

1979年，启东肝癌所用云芝糖浆治疗AFP低浓度持续阳性病人115例，并设了对照组，观察结果，治疗组肝癌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云芝对AFP低浓度持续阳性患者有预防恶变的作用。

1980年，省肿瘤防治研究所顾奎兴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提出“环境致癌和环境冶癌”的论点，他在承认80％以上在癌症由环境因素造成的同时，指出通过环境变迁可以纠正体内不平衡，如使用地道中药材、食品交换、食谱改变或旅游、移居等措施，重建机体平衡达到治疗的目的。顾氏认为肿瘤的病机“全身属虚，局部属实”，主张中西医结合，内外治并举，内服药重在“扶正”，外敷主攻瘤体，通过内外夹攻，可提高疗效。

1982年，省中医研究所张珊珊等为了探求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舌苔变化规律，对100例食管癌、胃癌、肠癌患者的舌苔作对照。发现食管癌主要为黄腻苔，胃癌为剥苔，肠癌为白腻苔。黄腻苔者角化细胞≥10％的占82.3％，角化细胞占20％左右多见，严重者可达47％。

1983年，省中医研究所徐荷芬、张文杰等观察了200例肿瘤患者的舌质变化，并与136例健康人舌质作对照，发现前者以紫舌多见，且常伴有舌体肿大、裂痕。舌脉主于充盈、怒张、弯曲。

1982—1984年，省中医院病理科朱云华等为了研究中医证型与胃癌细胞分类的关系，对胃切除标本进行了观察分析。结果表明：胃癌病例中，中虚气滞型占63.3％，以预后良好的高分化管状腺癌较多，但癌灶已浸润及浆膜、浆膜外的占73.3％，已发生转移者占66.5％。

1984年，吴县东山医院高国俊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对中医治疗肿瘤的理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扶正培本中药治疗肿瘤的疗效可能与该类药物调整细胞环磷酸腺苷(CAVIP)、提高机体T细胞等免疫水平有关。

1981—1987年，省中医研究所、省中医院和淮阴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使用南京中医学院中药教研组和该院制药厂研制的“494冲剂”(主药为真菌类药物提取物)，治疗食管癌73例、胃癌15例，治疗结果临床缓解的6例，稳定43例，有效率55.7％。73例食管癌患者经6个月治疗，其中68例进行X线摄片检查，病变长度缩小的9例，稳定27例，恶化32例。

1986年，南通市肿瘤医院浦鲁言等用木鳖子、川芎、羌活、细辛、洋金花、生大黄、冰片等中药粉外敷肿瘤部位相应皮肤或相关穴位，对癌性疼痛有止痛作用。同年，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张宗良用黄芪、当归、党参、补骨脂、鹿角片等中药组成的“升白冲剂”，对肿瘤患者因放、化疗造成的白细胞下降者有提升作用。

二、外    科

江苏中医外科始于汉代。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世纪华佗在彭城(今徐州)采用中药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进行死骨剔出术和剖腹术，开创了世界外科史上全身麻醉下手术的先例。南朝刘涓子(句容人)所作，后由同邑龚庆宣整理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成书于公元449年，书中收载了治疗金疮、痈疽、疮疖、皮肤病等经验，有内外治法，处方140个，首次记载了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病；该书为全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

1974年江阴县的一座明墓中出土了一批医疗器材，反映了明代江苏中医外科水平。

江苏中医外科盛于明清时期。明代医家窦梦麟首用图片表示外科病症，所著《疮疡经验全书》(1569年)，除了用文字叙述疾病的症状外，并在每个病种之后附有图片，计有图165幅，创外科文献有图示之范例。明代名医王肯堂编著了《证治准绳·疡医》(1602年)，对唐宋以来的外科学术经验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搜罗归纳。王氏对疾病的认识和处理，强调内外合一的整体观念。王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未有不精乎内，而能治外者也。”这对纠正当时外疡施治只顾局部的偏向起了一定的作用。该书载有唇裂修补术、腮腺破裂缝合术、缺耳修补术、腹腔开放性损伤及断肠缝合术、开放性骨折清创整复术等多种手术疗法。

明清时期，江苏中医外科逐步形成三大学派。一是正宗派，以明代著名外科学家陈实功为代表，陈氏手术治疗外科疾病有许多发明，如鼻息肉手术摘除术、气管割裂缝合术、下颌脱臼复位术、肢体坏死截除术、咽喉食道内铁针取出术等。陈积40年之临床经验，著成《外科正宗》(1617年)，书中总论部分概述了外科病原、诊断、预后和治疗，各论部分介绍了100多种外科病诊治，并附有典型案例。二是全生派，以清代名医王维德为代表，王创立了外科以阴阳为主体的辨证论治原则，创造了许多足有疗效的方剂，如阳和汤、小金丹、犀黄丸、醒消丸等，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王氏创用的外科阴阳辨证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后世治疗阴证，莫不以王氏为宗”。三是心得派，以清代名医高锦庭为代表，高氏在内科方面擅治温病，并以温病学说充实外科学术内容，发展了外科学理论。他应用犀角地黄汤、紫雪丹、至宗丹等治疗疔疮走黄(类似近代的败血症)，疗效卓著，后将其经验写成专著《疡科心得集》(1805年)。

清代江苏中医外科名医辈出。孟河医家马文植继承家技，又吸取上述三派之长，马氏学“正宗”而不拘泥于补托，反对滥用参芪，学“全生”而不废弃刀针手术，认为刀针乃“疡科之首务”，学“心得”而不拘于凉解，成为近代中医外科一大名家。外科文献中首载外科医用器械图谱的是清代外科名医高文晋所著的《外科图说》(1834年)，首页绘有一张刀剪钳针各式物件全图，列有探肛筒、过肛针、双钩抓剪、喷简等33件器械图样。清代外科名医赵廉发明了引流拔脓管，书中记载该管：“以薄铜，卷如象筋粗，式长二寸余，要中空似细竹，紧焊其缝，一头锉平，一头锉斜夹式。用时以尖头插患孔内，少顷则脓自管中射出如箭。”这与近代橡皮管或纱布条引流法相似。

50年代，人民政府特邀部分掌握中医外科绝技或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进入省市中医院，使他们的技术有用武之地。1956年南通市五代蛇医季德胜向政府献出了祖传蛇药秘方，后被聘为该市中医院蛇毒科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在南通制药厂和市中医院的协作下，经药物筛选，研制成驰名中外的“季德胜蛇药片”，畅销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1958年季德胜蛇药片被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1956—1972年南通市中医院用该蛇药片治疗蝮蛇、竹叶青、蕲蛇等毒蛇咬伤600例，治愈率达99.5％。1982年季德胜蛇药片荣获国家银质奖。

1956年擅治瘰疬的土专家陈照被南通市人民政府请进了该市中医院外科。陈氏采用家传秘方“拔核药”外敷，7—10天即可将淋巴结核拔出，再掺以自制的收口药物，可在4—8天内使疮面完全愈合。1958年10月，陈照被中国医学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陈氏外治淋巴结核的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

1962年无锡市中医院中医外科从内外科中独立出来，邓寅清等医师采用外治与内治并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沿用邓星伯家传药物，如青宝丹、平安散、祛解丹、玉红生肌膏、厉风膏等治疗瘰疬、骨痨、流痰、脱疽等外科疾病，疗效显著。

1956年，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建设中西合流的新医学”的指示，省工人医院、省中医院和部分市中医院开展外科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1958年1月—1959年3月，省工人医院外科王一镗用大黄牡丹皮汤、败酱汤等中药方治疗阑尾炎81例，除8例因疗效不稳定而改用手术治疗外。其余的73例全部单用中药治愈，平均住院时间5.1天。

1956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治疗脉管炎经验交流会，制定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中医诊断与疗效标准。1961年起，省中医研究所顾亚夫等开展了中医中药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临床研究，1982年研制出“通塞脉片”，获卫生部和省科研成果二等奖。1985年研制出“脉络宁注射液”并通过鉴定，1986年获省科技成果四等奖。

1970年7月，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中药麻醉研究小组将华佗的“麻沸散”进行剖析，成功地创造了中药麻醉剂，并应用于临床。

1978年省中医研究所外科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中药内服和中药消炎散外敷治疗急性胰腺炎，获得了较好疗效。

随着中医外科技术发展，省、市中医院陆续增设新的专科，1973—1987年，省中医院外科相继开设了中医血管科、男性科、乳房科、甲状腺科等。1974年省中医院创建江苏首家中医泌尿生殖科，随即各市县中医院也相继开设男性科，至1987年徐州、苏州、连云港、无锡、南通、常熟、淮阴、江阴、泰县、沛县、太仓、盐城、昆山、铜山、金坛、东海等市县中医院均开设男性科门诊。专科的建设，促进了专科技术发展，男性科的诊疗范围扩大到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精子异常、男性不育症等，并有专著出版。1987年省中医院男性科主任徐福松将其丰富的经验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医泌尿科专著《实用中医泌尿生殖病学》，被评为“北方十省市(区)1987年优秀科技图书”，获二等奖，1989年被台湾“海峡书选”列为大陆名著，在台湾千华出版公司发行。

三、妇    科

南朝徐文伯著《疗妇人瘕》，为我国最早妇科肿瘤的专著。

宋陈自明，江西抚州人，客居江苏期间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为当时最完善的一部妇产科专书，总结了朱以前妇产科成就。全书共八门，前三门是妇科，后五门是产科。妇科三门，即调经、众疾和求嗣。书中明确指出结核可引起停经，并且主张用滋补药调经。书中还详尽记载了膀胱阴道瘘的症状。在候胎门记述了妊娠的诊断和在妊娠期中的禁忌药物，如牛膝、三棱、大戟、巴豆、芒硝、牵牛子、芫花、桃仁、藜芦等。

清代扬州“曾”字门，专长于治疗妇科经、带、胎、产等疑难杂症，善用重剂温药活血化瘀，每获奇效，创立于陶世曾，下传王效曾、沙宝曾、陆佩曾、脱希曾。

民国时期南通的朱南山在妇科的临证中突出“肝为女子先天”的理论，无论调经、种子，或是胎产、杂病，都十分重视肝经，他还发展了胸膜按诊法，即按虚里以测宗气之虚实，诊乳部以审肝气之舒郁，察少腹以辨胎孕、症瘕。

建国后，中医妇科在理论上有创新，在治疗上有发展。

(一)妇科学理论研究

1982年，省中医研究所孙宁铨根据中医妇科“肾气盛，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的理论，提出“女子生殖生理轴”假设，主张从中医整体观点出发，以调整肾的功能为主，用中药调整机体阴阳失调，治疗妇科系列疾病。

同年，省中医院夏桂成提出：经间期出血的主要机理是阴阳失调、气血失和、瘀血湿热损伤冲任所致，治病着重调补阴阳气血，兼清利湿浊。

1984年孙宁铨提出了较系统的调整月经周期的中医治疗原则。他将妇女月经周期分为经后期、真机期(排卵期)、经前期、行经期四期，采用养阴调气血、温阳通络、行气活血、阴阳平补、气血双调、通因通用的中药人工周期治则。夏桂成运用阴阳学说调整月经周期，认为月经周期是一个阴阳消长的过程，经后期以阴长为主，经间期是阴长至极，向阳转化的时期，排卵后阳气逐渐旺盛，谓之经前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气至重，经血来潮，阳气下泄，新的周期复始。并指出滋阴养血——调气活血——补肾助阳——活血调经的中药人工周期治疗法则。发展了中医妇科调经的理论。

(二)在妇科疾治疗方面

1.子宫功能性出血  1976年省中医院夏桂成研制加味失笑散治疗经漏兼夹血热症者。加味失笑散加四草汤(马鞭草、鹿含草、茜草、益母草)用于更年期肝热夹瘀的功血，夹有湿热者。

1986年省中医研究所功血组在全国九个单位的协作下，观察了功血冲剂对139例住院病人的疗效。按临床见症分为肝肾阴虚型和脾肾阳虚型，分别用Ⅰ号冲剂(女贞子等组成)和Ⅱ号冲剂(补骨脂等组成)治疗。在缩短经期方面，Ⅰ、Ⅱ号冲剂总有效率分别为93.0％和96.2％，在经血量减少方面，Ⅰ、Ⅱ号冲剂总有效率分别为94.2％和96.2％。实验室检查证明，Ⅰ、Ⅱ号冲剂使红细胞数、血小板数均有不同程度增加，Ⅰ、Ⅱ号冲剂使无排卵者开始排卵，并表明按中医补肾、益气、祛瘀等组成的功血冲剂促使性激素分泌趋于正常。

2.痛经  1986年省中医研究所孙宁铨等对寒凝气滞血瘀所致的原发性痛经患者198例应用“痛经散”经1—3个月周期治疗，总有效率为87.38％。临床证明，痛经散冲剂具有改善痛经病人的微循环障碍，降低血及子宫内膜中前列腺素含量的作用。药理实验证明，痛经散冲剂可改善家兔子宫和阔韧带的血液循环和微循环，有缓解实验性子宫平滑肌的痉挛作用，无明显毒性反应。

3.更年期综合症  1982年姚寓晨的“痰瘀雪消饮”(生黄芪、莪术、川芎、炮山甲、全瓜萎、海藻、生山楂、茯苓、泽泻)治疗肾虚为本、痰瘀互结的头痛目眩、四肢麻痛等，每多见效。

1984年夏桂成采用益肾宁心的方药(女贞子、莲子芯、紫草、合欢皮等)制成的“更年饮”口服液，治疗更年期综合征有效率90％。该药可纠正更年期妇女的内分泌紊乱症状，增强免疫功能。

4.霉菌性阴道炎  1978年南京市中医院高淑华等用以清热燥湿为主的药物，配制成“阴痒洗剂”、外擦散剂，治疗外阴炎192例，有效率达91.2％，对外阴及肛门湿疹也有一定的疗效。

(三)妇科中成药的研究

1970年南京妇幼保健院研制出天皂冻干粉。后用于治疗恶性滋养叶细胞肿瘤(简称恶葡、绒癌)取得一定的疗效。

1985年开始夏桂成等研制的“妇孕Ⅰ号、Ⅱ号合剂”，使82.4％的患者黄体功能恢复正常。

1987年常州市健民制药厂与空军南京医院等研制的“产后康”，由党参、黄芪、当归、地黄、杜仲、益母草等组成，具有调补气血、祛瘀生新的功能，经全省13个单位384例临床观察，产后恶露不净总有效率88％，产后贫血178例，总有效率81.7％。

四、儿    科

江苏中医儿科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宋陈文中，宿州符离人，后客居涟水，为儿科温阳学派创始人，以太阴一经立论，认为肺主皮毛而易寒、脾主肌肉而恶湿，故治疗上喜用丁香、官桂、附、术、半夏等温燥之品。所著《小儿病源方论》计四卷，分养子直诀、小儿变蒸候、形证门等，并有面部形图，皆先论后方，很受当时医家重视，尤精于小儿痘疹。又著《小儿痘疹方论》，对于斑疹、痘疹颇多发挥。明王肯堂对儿科疾病证治作了系统的分类，并集各家之大成，著《幼科证治准绳》九卷。明薛铠首先提出了乳下婴儿有疾，必调治其母，母病子病，母安子安的论点，对某些疾病防治颇为创见。如薛认为破伤风系由脐带感染所致，用烧灼断脐法加以预防。薛铠与其子合著《保婴撮要》二十卷，全书论及小儿内、外、五官、皮肤等各科病症221种，每种病症首论病因、病机、治则，次载验案以及各种治法，最后附录各种方药。尤其是对小儿外科疾病的认识，有其特点。其子薛己充实了钱乙的脏腑虚实辨证，特别重视脾肾与各脏之间的相应关系，提出“风邪所感，宜先补脾气，若中焦痞实，大肠壅滞，热气上蒸，宜先理脾气”，“凡脾之得疾，必先察其肝、心两脏之虚实而治之，盖肝者脾之贼，心者脾之母也”，“小儿未有七情，多因形体怯弱，血气未全，故有五脏乘克之病，更当调治其母，若专治其子，多致误矣”。清叶天士创温病学说，其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用于儿科临床，并深入研究脾胃学说，阐明了脾与各脏间的关系，对小儿疾病的治疗尤关紧要，著有《幼科要略》。清吴鞠通反对前人关于小儿“纯阳”、“盛阳”的提法，建立了“小儿稚阴稚阳”的学说，阐明了小儿易患温病的机理。对于小儿投药之法，清沈金鳌提出小儿脏气未全，不胜药力，“勿轻易投药”，“用药亦不可太猛”，“一以中和当病当归，不敢偏于攻补凉热”，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沈氏著《幼科释迷》六卷，先总结汇集儿科疹法，其次为初生疾病，然后为惊风、疳积、黄疸、吐泻、痢疾、感冒、咳喘等24门，后二卷为诸病应用方。清庄一著《福幼篇》提出小儿急慢惊证的病机、辨证及治法，对纠正当时一方通治急慢惊风的时弊起了一定的作用，并提出治小儿痘疹宜温补兼散、治疹宜养血兼散，忌寒凉消导。清裴惠芳十世儿医，为方便小儿服药采用炒麦磨粉拌药粉给小儿服，人称“裴麦粉”，远近闻名。民国时徐小圃，行医沪上，对儿科疾病，力主脉证互参，临证特别注意舌的润燥，善于从啼声的扬抑、咳声的清浊中辨证治病，对各种症候相似的疾病，提出鉴别，如“疳积”须别于虫积、肠痨、水膨等。治疗上多主张温培脾肾，为江苏中医儿科温阳学派的代表。奚咏裳，其立法重在滋阴，用药多寒凉，临证多用清热保津之法，诊断上突出望舌、辨舌，是江苏中医儿科中滋阴学派的代表。

建国后，江苏中医儿科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南京中医学院儿科教研室1960年对望诊诊断小儿蛔虫症进行了674例观察发现，用看眼巩膜蓝斑、下唇粘膜颗粒、舌面红点及面部白斑四种方法对诊断蛔虫感染的诊断有重要价值。省中医院江育仁1985年提出小儿是生长发育的旺盛时期，生者赖阳为主，长者依阴而长，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小儿“肉脆、血少、气弱”是为稚阳，非纯阳，但阳气是全身的动力和抗病的主力，故又称“得阳则生，失阳则死”，治疗小儿疾病须时时顾护小儿阳气。

在儿科疾病治疗学方面：

1.小儿麻疹  省中医院儿科江育仁1959年提出麻疹肺炎又分疹前和疹后二种，前者同一般肺炎治则相同，后者因小儿气阴已伤，治疗上应清热存阴为主。该院儿科1965年总结119例麻疹肺炎，将麻疹肺炎分为肺闭型、火毒型、内闭型、闭脱型，治疗分别采用辛凉开肺法、清热解毒法、清营开窍法、开肺回阳法，在1964年参加全国麻疹肺炎的防治会议，交流了591例麻疹肺炎分型证法，被全国采用，作为全国中医治疗麻疹肺炎的诊断分型标准，被收进全国中医儿科统编教材。

2.流行性乙型脑炎  1957年江苏省中医院儿科提出乙脑属于中医温病学说中“暑温”、“暑痉”、“暑厥”范畴。1961年省中医院江育仁提出以热、痰、风理论来辨证治疗乙脑，认为乙脑以高热、抽风、昏迷为三大主症分期，热、痰、风既是产生症状的病因，又是症状变化的病机，三者互相联系、互为因果，治疗必须针对这三者，强调三早。江氏还将乙脑发热分为“温”、“热”、“火”，其中温症用新加香薷饮治疗，热症用白虎汤，火症用凉膈散合龙胆泻肝汤；对昏迷也按三种不同情况进行处理。痰蒙清窍用雄精、冰片、皂荚子粉、菖蒲鼻饲；痰火内扰用龙胆、黄连、朱砂末；痰阻气道用鲜竹沥、金礞石、沉香、玄明粉等药。抽搐按病因分为外风、内风，外风选用新加香薷饮，内风选用凉膈散合龙胆泻肝汤。对乙脑恢复期发热、昏迷、抽搐等症状采用药物加针灸等综合疗法。省中医院儿科运用此法在1955年至1957年对121例乙脑病人治疗观察，使该病病死率下降到3.3％。论文《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病机及分型证治探讨》一文，于1960年全国中医治疗乙脑经验交流会上宣读，被收录到1965年国家科委《儿科技术研究报告》，并且编入全国中医儿科统编教材。

3.小儿急症  江苏省中医院江育仁1985年指出小儿易寒易热易虚易实，重症可虚脱，有疾病过程中但见面色苍白、呼吸浅促、淡漠、四肢凉、汗出、溲清等气阳外脱症时，宜早用温阳救逆之法。省中医院曹颂昭认为高热患儿应用温阳护阴法治疗，“用热药于补水之中，则火起不愁点烧之祸”，才能做到阴平阳秘。

4.小儿疳证  江苏省中医院江育仁1959年至1960年底，通过533例小儿疳证病例系统观察研究后，提出疳证可分为“疳气”、“疳积”、“干疳”三类，疳气治疗以和为主，疳积治疗以消为主，干疳治疗以补为主，被收入全国中医儿科教材。常熟裴雁宾治小儿疳积二则秘方和脾散与鸡肝散沿用至今。

5.小儿腹泻  苏州金绍文治疗小儿泄泻特点为寒热并用，疏运结合，清滋相济，适时投涩，常寓消导。泰县王玉玲常用温中燥湿法、清热利湿法、消积导滞法、健脾温中法、补脾消导治疗本病。仪征孙谨臣把小儿泄泻分外感、内伤二类，病机均与“脾”、“湿”有关。泰兴秦廉泉对小儿泄泻用药独特：认为破积滞除腹满，桃仁、山楂力宏；治大肠导湿热，黄连、车前功著；健脾气抑肝气，白术、芍药有功；补命火生脾土，故纸、苁蓉效彰；养脾阳生津液，擅用黄精、石斛；涩大肠固滑脱，诃子、粟壳效彰。苏州包慎伯等人1984年用强儿粉(党参、白术、山药、砂仁、陈皮、鸡金、赤石脂、甘草)治疗小儿迁延性腹泻合并营养不良137例，有效率80.29％，经小白鼠体内溶血空斑试验结果，揭示强儿粉有增强巨噬细胞功能及诱生干扰素。

6.婴儿黄疸之症  江苏省中医院曹颂昭1985年报道，本病治疗首须辨别阴阳，黄色愈明显说明湿热愈重，宜重用茵陈、金钱草、醋柴胡、广郁金等清化之品；因黄疸产生多与瘀积有关，故治疗中常加莪术、石打穿、紫丹参等行气通瘀之品；另外必须注意顾护婴儿胃气，宜配茯苓、白术、陈皮、谷麦芽等健脾护胃之品。治疗后期尚注意健脾培本以收全功。

小儿外治方面：

1959年江苏省中医院首先成立小儿推拿针灸室，由吴基厚主治，1958年吴氏报道其针灸治疗62例小儿麻痹症患者，有效率为91.9％，采用阳明经穴位，引用补荣通俞的取穴，视萎症表现采用左取右或右取左的缪刺方法；视患儿体质而决定补泻针刺手法。苏州包慎伯等人1985年用常熟民间香囊挂在小儿胸前预防小儿外感，观察189例，明显有效，优于不挂香囊之对照组(P<0.01)。其药物组成有山奈、苍术、藁本、冰片、石菖蒲、甘松等。1960年朱遇春报道针挑四缝治疗小儿哮喘14例，全部有效，最快二次即愈。仪征孙浩1988年报道近几年来用中药敷脐止泻散外敷神阙穴治疗小儿腹泻212例，总有效率85.85％，敷药由川椒、吴萸、肉桂、小茴、干姜组成。句容县石狮卫生院1981年用疳积散(桃仁、杏仁、生山栀、冰片、樟脑)外敷内关治小儿疳症，一般三次可愈。1964年江苏中医研究所诸惜勤用中药白头翁汤灌肠治疗小儿菌痢12例，全部有效，大便培养转阴时间最快4天，最迟14天。

五、骨  伤  科

公元4世纪，晋葛洪将骨关节损伤归纳为骨折、关节脱位和开放性损伤三大类。提出骨折有粉碎骨折和移位骨折等类型，以及骨折都有筋伤的观点，首次采用竹夹板固定治疗骨折，从而开创了中国骨伤科骨折小夹板固定疗法的历史。其对骨折的治疗是先上外敷药，如生地、括萎根等，后“重布裹之”，再用竹夹板固定，夹缚后“勿令转动”。此法成为而后一千六百多年治疗骨折的大法，也是中国骨伤科独特的骨折疗法。葛洪首次报告下颌关节脱位并使用口内整复法复位，提出术者注意事项，即“治失欠颔车蹉开张不合方：一人以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对创口感染，葛氏提出由“毒气”引起的病因学说，丰富了《内经》病因学理论，并采用具有抗菌作用的韭汁、葱白、板蓝所染之青布、葛根等煎水洗创口，用“神黄膏”、石灰之类药物外敷，用“续断膏”、“冶葛蛇衔膏”外敷或内服，以止血止痛，防止感染。葛氏提出颅脑损、大动脉出血不止、内脏破裂等为难治，预后“破脑出血而不能言语、戴眼直视、咽中沸声……亦皆死候不可疗。若脑出血而无诸候者可疗”。对危重创伤的处理，主张早期让病人安静，不宜活动及情绪波动。对大出血者，要禁食咸水及刺激性食物，治疗用生地黄汁或茅根汁、饴糖或大豆、赤小豆煮汁服数升，以生津补血。对瘀血攻心者，用酒冲琥珀、蒲黄粉以镇静活血化瘀。对胸腹内伤者，采用攻下逐瘀法，选用大黄、桃仁治瘀血不散，或用大黄、地黄以逐瘀活血。对跌打全身经络有瘀血者，用蒲黄、玄胡等活血化瘀止痛药物治疗。对痹痛者，用“虎骨膏”、“丹参膏”、“独活酒”等治疗，用乌头、附子、细辛等药辛热通经止痛，用丹参、地黄、当归、牛膝等药活血，用独活、秦艽、羌活、蜈蚣、地龙等药驱风湿、通经络。治痹多用酒剂，内服外用结合。对断指者，用“蛇衔膏”外敷，获得断指再植成功。

晋末刘涓子对金疮、骨痈疽和肿瘤进行辨证论治。他对疽进行分类诊断，并根据痈疽的不同病期，分别进行消肿、溃脓、生肌和收口治疗，其立法处方原则为后世之楷模。

明代薛己编著《正体类要》二卷，是全国最早骨伤科专著，薛认为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仃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强调伤科疾病的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辨证治疗损伤疾患。其治疗用约原则是补气血、补肝肾为主，行气活血为次。薛氏认为跌打损伤或骨折疼痛等是气血损伤，归纳为瘀血内结、阴血伤、气血俱伤、气血虚和血热、瘀血作脓等证，分别以补气养血活血等法治疗。薛氏还认为“肾实则骨有生气”，“筋骨作痕，肝肾之伤也”，“若骨骱接而复脱”即骨折愈合不坚固或不愈合而移位，足肝肾虚之故，治疗上力主补肾治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遵薛己以八纲辨证、补气养血为主治伤者自成派系。

明代王肯堂强调正骨须明骨骼结构。他对创伤的方药疗法进行了由博而约的归纳整理，其方药治疗的原则和处方，一直为后世所遵循，我国古代医学对骨折创伤的主药疗法至此趋向通用。王氏对骨折有精辟的论述，指出肱骨外科颈骨折若向前成角畸形，则用手中悬吊腕部置于胸前，若向后成角，则应置于胸后，对骨折的内收、外展类型有所认识，同时指出外展型肱骨外科颈骨折，整复时上臂必须内收，断骨才能很好地复位。他把髌骨损伤分为脱位、骨折两类，骨折又分为分离移位和无移位两种，分离移位者，主张复位后用竹箍好，置膝于半屈曲位。对胸腰椎骨折，首创了非过伸复位法进行复位，不稳定的脊柱骨折采用此法复位就比较安全。对髋关节前脱位，采用伤肢在牵引下内收的方法复位。

前清钱秀昌对髋关节后脱位创用屈髋屈膝拔伸复位法整复，即“一人抱住其身，一人捏膝上拔下，一手掀其骱头迭进，一手将大膀曲转，使膝近其腹，再令舒直，其骱有响声者，已上”。

苏州葛云彬、周玲英50年代中期采用梯上拔伸法整复肩关节脱位。该法主要是以架梯横档作杠杆，通过拔伸、提托按压、旋转等手法进行复位。对新鲜肩关节脱位多数一次复位成功，亦用于整复1—2个月内的陈旧性肩关节脱位。葛氏1958年在河北省中医整骨技术交流大会上，用该法当场成功整复一例3个月以上的陈旧性肩关节脱位，受到中西医界普遍赞誉。

江苏省中医院诸方受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采用整复、固定、内服外敖药物、功能锻炼等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骨折500余例，取得了骨折愈合快，功能恢复好，后遗症少，病人痛苦少的临床效果。诸氏治疗骨折，在整复方面，主张尽量做到完全复位，但对复杂骨折亦灵活要求，只要达到功能复位即可，忌用暴力整复，以免增加损伤；在固定方面，采用尽可能少地固定关节，根据骨折的部位不同，或固定骨折端关节，或不固定关节，要求扎带扎缚松紧适度，并随肢体肿胀增减而调整，既达到可靠固定，又不影响肢体血液循环；在药物治疗方面，辨证论治，外敷内服中药，内外兼治；在功能锻炼方面，强调功能训练应贯彻整个骨折治疗过程中。提出骨折“动静疗法”，即动静结合治疗骨折。

泰州市中医院许钜才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以中医疗法为主治疗开放性骨折53例，其中39例超过24小时以上创口，均作Ⅰ期缝合，仅一例发生骨髓炎，其余很快转为闭合性骨折处理，疗效卓著。

常熟市中医院骨伤科1965年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创全麻推拿法即全身麻醉后，施以牵引、推拿等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获得成功。主要推拿手法有仰卧牵引法、屈髋屈膝牵张法、患侧引伸法、俯卧牵引按压法、俯卧拔腿法、弹拔舒筋法等。至1985年为止，该院已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2000余例，有效率达96.18％，受治患者遍及70多个省、市、自治区。

江苏省中医院、苏州市中医院伤科1969年创腰麻推拿法即腰麻后，施以牵引、推拿等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获得成功。主要推拿手法有对抗牵引法、直腿抬高屈踝法、拔腿法、斜板法、斜推法、运腰法等。两院至1973年2月统计，共治腰椎间盘突出症100例，有效率达97％。

无锡市中医院刘秉夫等1976年创用铅丝纸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经6年临床应用，效能良好。通过力学性能的测定，证明铅丝纸夹板有一定的刚性、弹性、韧性和可塑性，临床应用绷带绷扎后，能适应肢体肌体肌肉的收缩舒张，随肢体内部压力变化而变形和复形，能起到骨折外固定的支架作用，有足够维持折端骨位的压力，可根据肢体外形、肿胀消退等情况，随时塑形和灵活运用，可作为多种部位和类型的骨折整复后的有效的外固定材料。铅丝纸板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使用便利，容易掌握，价格低廉，容易取得病员合作。

无锡市中医院周时良80年代初期先后设计制造出简易整复床、多角度腰椎牵引床等伤科医疗器具，1987年又改进设计制造出电动多功能治疗床，用于骨折、脱位的整复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该电动多功能治疗床有如下功能及优点：1.配有固定钩柱，可替代助手，节省人力。2.用力大小，可根据病情需要，达到彻底整复的目的。3.有仰牵、俯牵、角牵、斜牵多种方向牵引。4.床上设有按摩定时器，可防止过时过量引起的局部反应。5.另置计量器，可防止牵引过量。6.分别装有3只电动机，可使牵引、旋转、按摩同时进行。7_上夹板固定时，不须移动病人体位，可避免因移动体位时对断端产生剪力而使对位的骨折再移位。

宜兴市中医院蔡德猷1987年创用弹力中药磁疗背心治疗胸腰椎稳定性骨折，该器具集复位、固定、药物治疗、磁疗于一体，其设弹力装置使脊柱后伸、既复位又固定，置中药垫按骨折二期辨证用药，按时更换，内装磁铁能加强血液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用该器具治疗，患者容易接受，用后2—3天即可下床，可避免长期卧床的并发症，疗效显著。

六、眼    科

元代以前，有关眼科内容在综合性书籍中有一些零星记载，如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有“目中冷泪出，赤痒……”等记载。

元代倪维德的《原机启微》一书的诞生，不只使江苏也使全国的眼科从此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该书成书于1370年。全书共两卷，48000字，上卷论疾病之原，下卷论方制之宜及逆从反正之义，并附46方，书中首创眼病按病因分类的方法，共分跟病18类，如淫热、风热、七情五贼、血凝、气散等，条分缕析，理法方药俱备。明代薛己对此书赞叹不已，并详加注解，增补先哲经验，作者阅历及治法方药，汇为附录一卷。

至明代，傅仁字的眼科专著《审视瑶函》六卷问世，对明以前的中医眼科具有总结性意义，故又称《眼科大全》，刊行于1644年，卷一述眼科杂论15篇，卷二录《原机启微》全文，卷三至卷六将眼病列为108证，分证论述症状，辨证及治法方药。作者认为明前诸书载眼病160证则失之滥，列72证又失之简，故经摘要精简，定眼病为108证，其中包括从未记述的眼病如色盲、眼肌麻痹等。书中载方300余首，许多方剂沿用至今，如石斛夜光丸等流传甚广。在外治方面，颇重手术，详述金针拨障术及钩、割、针、烙等术，并附器械简图，对术前洗眼、手术方法及术后处理均有记载。该书全面总结了明代以前的眼科成就，并结合作者临证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其子傅国栋，承父业，协助编辑了《审视瑶函》。

清代顾锡的《银海指南》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眼与全身病的关系，为各类复杂眼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清时期江苏眼科专著还有：明代的《七十二问》、《眼科方》、《鼠尾金针说》、《莲子金针说》、《育神夜光丸方》(仪真李瞻著)及《医眼方论》(昆山顾鼎臣著)、清代的《眼科方》(吴县叶桂著)、《实验睛科要义》(宝山徐继勉著)、《眼科经验良方》(沛县孟传仁著)，丰富了中医眼科知识宝库。

建国后，省内一些眼科传人公开了一批祖传秘方。随着中西医学交流的广泛开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仪器设备和治疗方法有了改进，眼科技术发展明显加快。

1955—1965年间，省内一些眼科传人公开了家传秘方，如珠黄散、八味眼药、红眼药、白眼药(童葆麟)，疏风散、光明散、拔云散、针眼膏(洪立升)，沙眼点眼剂(卞则潜)等。

1976年3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一书，是全国较早的中西医结合眼科专著，系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陆绵绵所著。该书共16万字。陆氏将中医的八纲、脏腑、卫气营血、五轮、内眼病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与现代医学的诊治方法相结合，系统地运用于眼科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辨证施治体系，提出了眼底辨证规律，认为眼底为病有虚有实，而非一味补益肝肾，从而丰富了水轮内容，发展了五轮学说。

1978年以前，眼科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工作不断深入，并采用先进的诊治仪器，出现了许多新的治法及药物。

金针拨障术传统认为以“八法”为“精要”。泰州市中医院孙金章吸收了现代医学，积20余年针拨经验归纳出“九法”，完善了拨障手法，提高了疗效，于1981年总结268只眼经“针拨”后痊愈88.9％，总有效率96％。其九法为：(一)绕针断带法，(二)排针(点带)断带法，(三)卷障断带法，(四)推针断带法，(五)顶压断带法，(六)挑针探障法，(七)针背压障法，(八)针腹压障法，(九)退针脱障法。

白内障针拨套出术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内障的一种手术方法，是以针拨白内障为基础，将混浊的晶体从后路摘出，它既继承了祖国医学金针拨障在巩膜上切口的方法，又吸取现代摘除白内障的长处。建湖县建阳眼科医院葛新民等开展该术10余年，于1986年总结1468例(1980只眼)，有效率96.6％。

近视眼传统又称“能近怯远”，治疗颇为困难。1982年省中医院赵亚滨运用正骨梳筋法及梅花电针法治疗少年近视眼，有效率分别为55％和72.5％，经统计学处理，后者近期疗效显著提高。

“青盲”即指“视神经萎缩”，建阳眼科医院葛新民等用猪脑垂体风市穴植入术结合中药治疗该病94例163眼，基本治愈38眼，总有效率76.69％。据1981—1983年治疗观察，发现病程在三个月内者疗效优于三个月以上的患者，对于甲醇急性中毒所致的视神经萎缩，1987年苏州市中医院曹仁方用针剌及中药治疗10冽，视力均有所提高。

在方药方面出现了许多自拟的固定方剂，经临床验证，疗效较好。

省中医院陆绵绵等经过多年总结，以“理血方”(赤芍、川芎、红花、苏木、广郁金、参三七)为基本方治疗视网膜静脉总干阻塞有效率为62.5％，分支阻塞有效率为71.4％。

泰州市中医院孙金章用“消星饮”(防风、柴胡、桑叶、菊花、草决明、蝉衣、甘草)治疗角膜上皮点状剥脱214例，总有效率90.5％。

南京市中医院洪宜成用“柴芩消炎饮”(柴胡、炒黄芩、丹皮、连翘、青箱子、千里光、赤芍、红花、当归尾、薄荷、菊花、生甘草)治疗病毒性角膜炎总有效率为95.53％，疗程最短为1天，最长为45天，平均9.1天。洪宜成用“明珠饮”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总有效率为98.6％，平均痊愈天数为22.1天。

外用药“滴眼净”中药膜，由于改革了刹型，克服了水、粉剂性能欠稳定、质地粗糙、抑菌效果差等不足，用“滴眼净”药膜，不仅能延长局部药物浓度，且刺激小。省中医院赵亚滨将该药用于治疗浅点状角膜炎，总有效率为98.53％，与辨证口服药相比，疗效优于内服组。

省中医院王育良对传统外用药“八宝眼药”进行动物实验研究，证实该方能促进角膜上皮修复，抑制角膜炎性浸润，使实质层紊乱的纤维重新排列有序。

七、耳鼻咽喉口腔科

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其中记载许多耳鼻咽喉疾病的治疗方法，这在全国是最早的。

宋代，太医局分9科(后又分13科)，其中有“口齿兼咽喉科”。1275年，滕伯祥著《走马牙疳急方》一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疳症专著。

明代13科中，口齿与咽喉分别为两科。江苏医人中薛己、王肯堂、陈实功三人对耳鼻咽喉口腔科贡献突出。

1544年，薛己著成《口齿类要》一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咽喉口齿专著，其中记载了茧唇、口疮、齿痛、舌症、喉痹、喉间杂症等12类口齿咽喉疾病的辨证验案及方剂。

1602年，王肯堂著成的《杂病证治准绳》和1608年著成的《疡科证治准绳》列有耳病、鼻病、咽喉病、口病、唇病等七类疾病的辨证治疗方法。

1617年，陈实功著成的《外科正宗》中载有鼻痔(鼻息肉)摘除手术和许多耳鼻咽喉疾病的治疗方法。其鼻痔手术“用细铜箸两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两者相离五分许，以两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拔落”，这是国内最早的记载。

清代，随着温病学的发展，喉科日趋兴盛，其主要表现为大量喉科专著的出现和喉科的形成。

清代江苏的喉科专著在全国出现最早，数量也最多。乾隆年间全国的4本喉科专著中，有3本为江苏医家所著，这3本为：《喉科指掌》、《尤氏喉科》、《咽喉经验秘传》。清代全国所见40余本喉科专著，三分之一出自江苏医家。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张宗良著成《喉科指掌》六卷，是最早以“喉科”命名的专著。书中载咽喉病和口腔病共72种(加上“阴疮”为73种)，“喉科72症”之说由此而来。书中首次对“寒伏喉痹”、“大红喉痈”、“帘珠喉”等症作了描述，治疗方法以内服六味汤加减为主，配合针灸法。

《尤氏喉科》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其作者为无锡尤氏。此书版本和抄本较多，故有“尤仲仁”、“尤乘”、“尤存隐”等几种署名。据干祖望1981年考证，当为尤存隐。书中主要内容是尤氏家传的喉科吹药秘方，包括药物的制法及用法等。此书的刊行，对喉科吹药的推广应用，进而形成擅长吹药的“无锡派”起了重要作用。

清乾隆年间(1795年前)，程永培校刊《咽喉经验秘传》，全书两册，不分卷，首列咽喉总论，次论病证，再论治法，并详论处方和制药秘法。其中有些内容抄录了《尤氏喉科》。

清嘉庆六年(1801年)陈耕道著《疫痧草》三卷，是出现最早，也是流传较广的喉痧专著。卷上辨证章，为总论；卷中见象章，为疫痧证治；卷下汤液章，列所用方药，并订出疏达、清散、清化、下夺和救液五法，作为治则。

清代以前，江苏医人很少专业喉科者，喉科疾病多由内科、外科或其他科医师兼治。清代喉科专业医师逐渐增多，有些具有一定的专业，以致逐渐以这些专长为特色，形成各种流派。

吹药派  擅长外用吹药者以无锡一带喉科医为多，故又称“无锡派”，以尤氏喉科为代表。近代享有盛名的无锡黄氏喉科即以擅长喉科吹药的研制和应用为特色。

擎拿派  擎拿是以气功和推拿结合而治疗咽喉病的方法，具体方法有多种，江苏的擎拿法中较为有名的是侯氏擎拿。侯氏擎拿法在清初起源于金山县张堰镇，为侯元杰(侯六如)将武术技术家的功夫应用于喉科治疗而形成一法。清末民初，侯氏擎拿法流传于上海、金山、松江一带，近代传人有何宪臣、黄金哲、干祖望等。此法主要用于治疗急喉风(喉梗阻)。

针刺派  用针刺咽喉红肿处，以放血、排脓，配合针灸穴位和外用吹药，是这一派的特点。针刺法原为喉科外治法之一，《尤氏喉科》等喉科专著都有记载。19世纪下半叶，白喉常有流行，有“白喉忌针”之说，以致喉科用针刺法减少，近代，善用针刺法的有徐州徐少儒、铜山苗怀仁等。

火烙派  火烙法，亦为喉科常用外治法之一，主要用于治疗乳蛾(扁桃体炎)，《喉科紫珍集》、《焦氏喉科枕秘》等都有记载。但因烙法须有专门的工具和技术，施之不当会损伤正常组织，且适应证亦不广，所以一般喉科医不掌握此法。近代擅长烙法者有靖江八圩魏氏喉科、泰州市苏陈医院周大林等。

顾氏耳科  历代以耳科闻名者甚少。清代道光年间，苏州内科医师顾玉峰(又名顾维琪)见当地耳中流脓者甚多，便在苏州养育巷水泼粉桥畔设立一诊所，名“顾维琪堂专治耳科”，并设一大木耳朵招牌挂于门前。治疗以耳内吹药为特色，世代相传，至今仍为苏州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所沿用。大木耳朵及招牌为南京博物院收藏。

建国初期，喉科医生以个体行医为主，少数医师开始组织联合诊所行医，如松江干祖望，1952年7月在松江城区第四联合诊所挂牌“外科兼耳鼻咽喉科”，这是全国最早的中医耳鼻咽喉科招牌；无锡黄冕群1954年与同道一起办起了无锡市第一所联合中医院，内设喉科；1956年，南京濮青宇氏亦在市中医院开设了喉科门诊。

1956年，干祖望氏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著《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在上海《新中医药》杂志连载发表，作为完整的中医耳鼻咽喉科专著，在国内是首次出现。

1959—1969年，无锡喉科世医黄冕群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期间，善用响声丸等内服药及养阴生肌散、吹喉驱腐散、通用消肿散等外用吹药治疗喉症，这些配方为多种教材和中西医专著采用，以至推广到全国各地。黄氏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会议，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59年12月，泰州市苏陈中心医院周大林在《江苏中医》发表了治疗扁桃体炎、咽炎等疾病的割烙方法，并介绍了喉刀、钩刀、喉钩、烙铁等器具的制作方法。

1978年以后，中医耳鼻咽喉科有了新的发展。

1.内治法的进展

变态反应性鼻炎的分型治疗  1981年，干祖望把变应性鼻炎分为风寒、肺热、肺虚、肾虚和顽症五型，分别选用桂枝汤、脱敏汤、补中益气汤、全匮肾气丸和自拟截敏汤治疗，对变应性鼻炎分型治疗取得了较好疗效。

鼻出血的有效方剂  徐州市中医院俞军等1987年报道清金止衄汤治疗鼻衄143例，治愈110例，好转25例外，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94.4％，有效病例平均止血天数3.1天。另设西药对照组144例，用安络血、维生素C、维生素K等，治愈25例，好转52例，无效67例，总有效率为53.5％，有效病例平均止血天数为8天。南京市中医院王湘等报道，用鼻衄合剂治疗鼻出血111例，治愈79例，有效28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96.4％。

银翘桔根汤治疗急性扁桃体炎  1985年，江苏省10余家中医院耳鼻咽喉科由省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组织，常州市中医院牵头成立了“风热乳蛾”协作组，拟定了协定处方“银翘桔根汤”，治疗风热乳蛾(急性扁桃体炎)174例，治愈151例，占86.8％，无效23例，占13.2％。

响声丸治疗喉炎  1961年5月至1962年底，江苏省中医院喉科黄冕群等研制并应用“响声丸”，对117例演员、教师等病者的喉炎治疗，在随访的71例患者中，一般8——13天能恢复发音。1982年12月至1983年2月，无锡市中医院喉科黄莘农等收集30例失音病例，服用响声丸治疗，结果治愈27例，好转3例，有效率100％。

2.外治法的进展

小烙铁的扩大应用  兴化县中医院程康明1983年报道，用小烙铁治疗习惯性鼻出血100例，有效率达98％。

养阴生肌散的剂型改革  江苏省中医院1987年报道，将养阴生肌散改粉剂为膜剂，贴于口腔粘膜治疗口疮200例，显效170例，有效24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97％。

青黛去腐散治疗口腔霉菌病  无锡市中医院黄莘农报道，用青黛去腐散治疗口腔霉菌病80例，治愈率达100％，治愈天数大多在3—5天，药敏试验证实青黛去腐散有抑菌作用。

1985—1987年，无锡市中医院喉科主办进修班3期，为全国培养喉科专业人员30余名。

八、肛  肠  科

我国最早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由南齐刘涓之、龚庆宣所作。书中对“兖疽”、“赤施”等位于肛周痈疽的辨证施治作了详细论述。元代客居江苏的医家滑寿著有痔瘘专著《痔瘘篇》(已佚)。明代陈实功著《外科正宗》，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外科学术成就，书中有《脏毒论》、《痔疮论》等专篇，对痔、瘘、肛周痈疽等肛肠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内外兼顾、辨证施治的方法，对枯痔疗法及并发砒中毒、结核性肛瘘的治疗和预后一一论述；还记载了“三品一条枪”的制作和使用方法，由过去的外搽枯痔散发展为药丁插入痔内，在痔的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清代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载有辨脱肛痔漏论、辨肛门脏头毒偷粪鼠论、辨臀痈骑马痈论专篇，从脏俯经络气血关系方面进行辨证施治。高文晋《外科图说》绘载了历代使用的痔瘘诊治器械，如弯刀、钩刀、柳叶刀、笔刀、尖头剪、小烙铁、探肛简、过肛针等。

建国后，肛肠科技术得到继承和发展。在痔的治疗方面，1956年江苏省中医院邹维德、朱秉宜以白矾、白砒、石雄制成枯痔散，治疗21例中后期内痔，治愈率95.1％，进步4.9％。1957年南京市中医院丁泽民以明矾、胆矾制成无砒枯痔液，采用先结扎后注射治疗痔核40例，均愈。1957年江苏省中医院刘再朋介绍以“水晶膏”外敷裂口治疗肛裂的经验。1958—1962年江苏省中医院自制两种无砒枯痔丁，一号丁治疗22例均愈，二号丁治疗11例，痊愈10例，好转1例。1963年江苏省中医院朱秉宜根据临床观察，提出使用枯痔丁应根据使痔组织坏死脱落和萎缩两种不同机理而采用确切的操作方法，对插丁部位、深浅度、稀密度等操作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1978年南京市中医院研制成矾黄消痔液(明矾、黄连、鞣酸、普鲁卡因、甘油)，采用低浓度、大剂量注射方法治疗内痔，1981年丁泽民报告200例，其中一期5例，二期94例、三期101例，治愈187例，占93.5％，好转12例，仅1例晚期内痔无效，平均疗程13.27天。省中医院、省中医研究所朱秉宜、张仁福等，自1976年起，用乌梅主要成分枸橼酸配以普鲁卡因制成603消痔液，没计了“外肌注射法”和“粘膜下高低位注射法”，对药物浓度进一步优选，以枸橼酸0.5克、盐酸普鲁卡因1克加水到100毫升制成“消痔液”，于1980年临床验证，治疗痔核、肛裂494例。痔核组332例，治愈306例(92.2％)，好转23例(6.9％)，无效3例(0.9％)；肛裂组162例，治愈154例(95.1％)，好转5例(3.1％)，无效3例(1.9％)。实验研究表明，消痔液注射治疗痔核、肛裂，通过松驰平滑肌，解除内括约肌痉挛，改善血液循环以及止痛作用而达治愈目的。1968—1981年丁洋民等运用分段齿形结扎法治疗晚期内痔513例、环状混合痔78例，治愈590例，好转1例。本疗法具有操作简便、副作用小、疗效可靠等优点，避免了肛门狭窄、肛门失禁及粘膜外翻等后遗症。1984年泰兴县人民医院郑德生以花瓣状曲线形切扎疗法治疗三期内痔、环状痔、混合痔169例，全部获愈。1985年常熟市中医院陈松山报道用切扎缝合术治疗混合痔132例，均愈，肛周圆整平复者120例，平均疗程15.7天。1987年丁义山报道，南京海宁肛肠专科医院发明的“液氮浸冷弹射式冷针”，改痔核表面大面积冷冻为针形刺人小范围冷冻，治疗内痔200例，4个月复查185例，治愈率83.33％，好转率16.67％，论文在1986年4月联邦德国西柏林召开的第11届国际低温工程学会上宣读。

在肛瘘治疗方面，1959年盐城中医院侍忠公开了家传探针式环刀治疗肛门瘘管的经验。1960年大丰县中医院王家喻报道以丝绵纸和化腐生肌散制成无砒药捻，治疗200例肛门瘘管，均愈。1962年南京市中医院报道了运用挂线疗法与切开疗法治疗30例结核性肛瘘的经验。1962年无锡市中医院丁义德运用“肛门瘘管缝合术’’治疗低位肛瘘31例，治愈30例。1982年滨海县中医院高长春对能明显触摸到硬索的肛瘘采用“肛瘘切除缝合法”，治疗211例，一期愈合194例，延期愈合17例，复发3例，疗程6—20天，肛瘘缝合术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82年南京市中医院丁泽民、李柏年报道，运用切开或配合挂线，纱布填塞引流法治疗马蹄形肛瘘50例，治愈49圳，好转1例，平均住院63.44天。

1987年如皋县中医院以荔枝草、鱼腥草组成“消痔坐浴液”，治疗直肠及肛管炎性疾病100例，痊愈77例，好转17例，无效6例。1987年泰州市中医院徐无庚以鱼腥草、马齿苋、白头翁、贯众为主组成“鱼马洗剂”，治疗多种肛门病500例，治愈466例，好转20例，平均6天基本治愈。1987年南京市中医院丁义江等研制的《丁泽民痔科疾病计算机诊疗系统》，通过市级鉴定，经311例临床资料统汁，辨证符合率达94.86％，主要方药符合率93.08％。

九、针    灸

镇江市马迹山商代晚期遗址发掘出青铜三棱锥形器，反映了江苏商代针刺工具的实际面貌。

《徐州府志》记载：汉末三国时期，“樊阿(彭城人)，华佗弟子，精针术，针背1—2寸于巨阙，于胸脏部下针竞达5—6寸，而病皆愈”。晋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书中之方，针与灸结合，灸法主要突出简、便、廉三个特点，多为救急应变，常用于缢死、水溺死、吓死、卒然中恶死之人的抢救，如《治卒心痛方》：“灸手中指端三壮”。南宋许叔微，著有《伤寒发微论》等，其临证看病，尊崇仲景《伤寒论》的理、法、方、药，亦重视针灸并继承仲景刺法，曾针刺劳宫、关元穴治愈一妇人妊娠得伤寒之心实证；对伤寒热病有难取汗者，他明确提出“莫如针之为妙”的见解。元代大医学家滑寿，以针灸治伤寒、妇科杂病，多独具卓识，著《十四经发挥》，书中对十四经脉及周身657个穴位图章训释，缀以韵语以示初学。明代名医薛己，精意灸法，将隔蒜灸、附子饼、豆豉灸、桑枝灸等不同灸法施治于外科各种复杂难治之证中。明代王肯堂著《针灸准绳》。清代针灸专著达10余种。民国时期，陆瘦燕与上海教学模型厂共同设计了中国第一座大型的经络腧穴玻璃人模型，为针灸教学服务。黄鸿肪执业于上海40余年，业务兴盛，经数十年临床实践，整理出切、卧、循、压、徐、疾、插、提、扪、搓、留、候等12种行针手法。王诵愚，世以针灸、疯科著称，尤于阴刺、输刺、阳中隐阴、阴中隐阳等手法为长。承淡安，是澄江学派代表人，其取穴精简，立法谨严，创伤寒针灸疗法，创制了掀针、皮肤针、温灸器、捻盈药条；1929年，他创办了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最早的针灸研究和函授教育机构——中国针灸研究社；1933年，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专业杂志——《针灸杂志》；他一生撰写《中国针灸学》、《伤寒论新注》等医著15种，论文数十篇，译作5种。承淡安在学术上率先汇通中西医学，辨病辨证配穴，并致力于针灸器械及用具的研制，被誉为“针学巨擘”。1951年，朱琏著成《新针灸学》，全书共五篇十三章，介绍了针灸的由来与现代发展、针灸治疗原理、针灸术、孔穴总论、针术、灸术，还详细介绍八大系统疾病的治疗及妇儿疾病的治疗等。《新针灸学》将中医与西医结合起来，使针灸学变得易懂易学，便于普及和推广。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在杭州接见朱琏时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的。”

1955年起，省中医院邱茂良等用针灸治疗肺结核、大叶性肺炎等取得良好疗效，突破了过去针灸临床以治痛证为主的局限。1958年省工人医院开展以电测听检查为指标的针治聋哑观察，有效率为75％。1963年至1964年10月，省中医院邱茂良、盛灿若、陶明忠与解放军八一医院传染病科陈世鄂协作，单用针灸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195例，治愈率达86.66％，细菌培养平均阴转为2.28天，总阴转率为89.12％；并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

60年代初期，南京地区针灸界首先提出“理、法、方、穴”针灸辨证施治理论，并将配穴方义编入全国高校统一教材第二版《针灸学讲义》。1962年，南京中医学院杨长森根据承淡安针刺补泻的论点，并对古代针刺补泻手法加以综合分析研究，提出计算刺激量标准和方法，临床针刺时可按具体病情选择最佳的刺激量。

1958年，江苏省工人医院五官科王俊等采用针刺麻醉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术和鼻息肉手术。1963年，南京军区总院开展针麻肺切除手术。同年，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仲学义与南京结核病防治院、第一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协作，在南京开展许多病种针麻手术。

1966—1976年间，江苏省工人医院全面开展了耳针麻醉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包括颅脑、五官、甲状腺、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及腹部、妇产科、泌尿科、骨科手术在内的100多种手术，总数达6千余例，仅胃大部切除术就做了1600多例。同期，南京结核病防治院、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淮阴地区医院等多家医院都开展了耳针麻醉的研究。1968年江苏省中医院开展针刺麻醉下手术1000余例，用于胃切除、脾切除、胆囊摘除以及甲状腺肿瘤、骨伤科病人手术等。

1967年，南京地区组成疟疾防治队针灸组，选用大椎与双侧内关穴，在六合县针治间日疟37例，痊愈22例，占59.5％。1968—1970年，省中医院罗明等又赴海南岛开展针灸治疗疟疾的研究，总结出3套治疗方案：①大椎、肝俞、足三里；②陶道、脾俞、足三里；③大椎、会宗、至阳、外丘、足三里。治疗间日疟有效率为90％，治疗恶性疟，有效率为80％。60年代初，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首创“面针疗法”确定了面部24个分区，运用面针治20个病种的病症共156例，总有效率为80.03％。

1970年以后，常州市、镇江市也用针刺麻醉成功施行了多例胸外科手术、子宫切除术及甲状腺手术。1976年，由镇江市中医院牵头，成立经络感传协作组，有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宜兴县人民医院、武进县湟里医院参加，共普查经络感传3000人，测得“经络敏感人”16名。同年，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也开展了人群中经络感传现象的普查，发现敏感型占0.2％，较敏感占1.6％，稍敏感占3.1％，不敏感占95.1％。

70年代初，江苏新医学院仿制了宋代针灸铜人，用以教学、观摩。

60年代后期，南通制成G6805型电针仪，南京研制出激光针。70年代中期，苏州又研制出声电光针，发展了传统的针刺方法。

1982年，省中医研究所徐冰清等与省中医院邱茂良、盛灿若等及八一医院王金声对针刺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的免疫机制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针刺后血清中特异和非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增强，白细胞吞噬能力提高，充分说明针刺治疗细菌性痢疾与提高免疫功能有一定关系；于1982年通过部级鉴定。

80年代中期，省巾医院针灸科陶明忠等与八一医院传染科协作用针刺治疗病毒性肝炎，取得良好疗效；于1987年被列为部级科研项目。

1982年，江苏省中医院针灸科邱茂良、盛灿若、李忠仁等收治30例中风患者，进行了钊剌前后脑血流图、血液流变学、血脂、脂蛋白电泳等项目的观察，结果表明：针刺治疗巾风患者不但能明显地改善其临床症状，促进瘫痪肢体的恢复，而且针刺后，患者血液的浓稠性、粘滞性、聚集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证实针灸可以通脑络的气血，改善脑部的血供，针刺还能增强脑动脉的弹性，使其紧张度下降，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中风患者脑部血循环，提高脑组织的氧分压，促进脑组织的修复。1984年，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华兴邦等在41只家兔身上应用阻抗血流图方法研究了，针刺可引起脑血管的收缩，对实验性高血压家兔针刺可使脑血管扩张。1980年，徐州中医院针灸科刘济生始创用舌下针治疗中风后遗症，疗效显著。

80年代中期，南京地区在全国最先开展耳压疗法治疗胆石症，总有效率为94.44％。省工人医院陈巩荪等专以耳针疗法治疗各种病症。省中医院针灸科吴旭用腓后点治疗胆绞痛43例，总有效率为95.3％，腓后点即在腓骨小头下1.5—2寸，按之有明显疼痛处。

1978年，南京市中医院周玉艳用针灸治疗化脓性中耳炎86例，总有效率为92.9％。江苏省中医院针灸科钱忠顺等用药物穴位注射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取穴肝俞、胃俞、足三里，药物为黄芪、当归、胎盘、VB₁₂，总有效率为93％。

1983年，江苏省中医院邱茂良等用针灸治疗泌尿系结石54例，疗效显著。

连云港市蜂疗医院自1985年成立后，在全国首先采用蜂针治疗类风关等16个病种，有一定的疗效。

十、推  拿  科

江苏推拿，始于汉代，华佗发展了导引按摩的方法，创造了“五禽戏”。据《华佗别经》载：“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佗使濡布拭身体，以膏摩立愈。”晋代，推拿也被广泛应用于急诊，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救卒中恶死方》中记载：“救卒中恶死，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清代，江苏推拿已形成体系，当时推拿专著有：周钦的《推拿书》，朱占春的《幼科推拿法》、《推拿二十八法》，袁大标的《推拿要诀》，张云川的《推拿秘要》一卷，吴行的《推拿直诀》，徐晋候的《推拿辑要》。江苏推拿名医辈出，葛天明，悉推理要，活人不可胜数；邹廷端，精推拿，有奇效；丁凤山，创“一指禅推法”，著有《一指定禅》，至今大江南北擅推拿者，多出其门，一指禅推法成为当今推拿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楚廷玉，创“三指推法”；江藕塘，擅推拿术。民国时期，江苏有名的推拿医师有：金文涛，业医，精正骨科，善推拿术；顾鸣盛擅长推拿疗法，曾著有《医学初步》；马玉书主要从事小儿推事，有“小儿之获救者，甚多，徇友之请，设诊苏闾，邑中病孩多赖以保全”之说。

建国后，江苏推拿有了新的发展。初期，推拿仍以私人开业为主，主要有：苏州施和生，从事中医气功推拿；丁竺君，擅长气功，精三指推拿；扬州丁鸿山，擅一指推法，善治一切痹证痿证；南京朱金山，正骨推拿。1953年，苏州市西中市联合诊所首先成立推拿科。苏州市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院分别在1957年和1959年成立推拿科。80年代起，推拿发展更为迅速，1984年，徐州市成立了按摩医院。

60年代，江苏对推拿作用的机理进行较为广泛的探索和研究。1960年，南京中医学院应用物理仪器，电磁波超声波研究推拿作用机理，结果：推拿可使血压降低，胃蠕动增加，频率加快。

1982年，江苏省中医院恽敏在X线钡餐下观察到点按中脘加原处按摩，可使胃肠蠕动加快，波幅增加，从而解除幽门痉挛。

自1984年始，南京中医院刘志诚对推拿止痛作用机理作了研究，他发现推拿可以使血浆中的儿茶酚胺的含量得以下降，提示儿茶酚胺是参与推拿镇痛和调整作用的重要物质之一。1985年，刘氏实验观察到：推拿可使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血浆中的5-羟色胺升高，而5-羟吲哚乙酸和色胺酸的含量显著下降，从而达到镇痛作用。1987年，刘氏动物实验证明，按摩可以加速全血乙酰胆碱酶活力升高，中枢组织胺含量的下降和外周组胺的升高，从而加强镇痛作用，促进血液循环。

发展推拿手法方面，晋代葛洪丰富了前人的经验，总结出爪掐法、拍法、掷背法、抓腹法、抄举法和捏脊皮法等手法，清丁凤山创“一指禅推法”术。近代，丁季峰根据“一指禅推拿”演变出“滚法推拿”为临床常用。施和生创“四指推拿”，丁竺君承师推拿名家谢剑新，擅“三指推拿”。在推拿手法上，朱金山强调推拿手法的三个要素，即手法的形态、部位、作用、手法操作的三个联系，即点与症状相联系，线与脏腑相联系，面与整体相联系，在治疗中，手法必须应症状、应部位、应经络、应穴位而宜。朱氏在临床上根据适应证，常选用直接法、间接法、相对法、强弱法、诱导法和补泻法等手法。

在常用病的治疗方面：

腰椎间盘突出症，60年代，主要应用传统手法进行治疗。1962年，镇江市中医院应用拇指点按肾俞穴配合酒草热疗、外敷消和接骨膏，近期疗效甚好。1966年，施和生应用推拿、按揉、拔伸、点压、强迫直腿抬高、背、托等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116例，有效率达98.4％。60年代后应用麻醉后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1976年，苏州市中医院和江苏新医学院一附院在腰麻下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100例，有效率为97％，其中，痊愈率占77％。1965—1978年，常熟市中医院骨伤科有全麻下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2000余例，有效率达96.18％。80年代，采用局部封闭和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颈椎病，钱鸿钧应用“一指禅”配合拿、点、揉、推、搓等手法治疗颈椎病，有效率达95％，南京市中医院应用端提旋搬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110例，有效率为93.6％。朱金山应用四应法推拿治疗颈源性眩晕30例，好转率为93.3％，四应法为：①应症状，针对眩晕、恶心等症状。②应部位，以颈部为重点。③应经络，以手三阴、手三阳、督脉和膀胱经为重点。④应穴位，针对病情选择性地点揉百会、风池、听宫、大椎、内关等穴。

肩关节周围炎，朱金山嘱患者应用“摇肩法”、“搓肩法”、“举手法”、“晃颈法”，治疗50例，经治疗3—4周均获得明显疗效。韦宏基以推拿为主，配合小剂量的强的松龙和普鲁卡因局部封闭及练功治疗肩周炎，有效率达96％，南京市红十字医院应用推拿撕裂松解手法治疗冻结肩64例，有效率达89％。

十一、护    理

早在晋代江苏就已有有关中医护理的记载。晋末刘涓子著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中指出：痈疽患者须“绝房室，慎风冷，勿自劳动”，卷二介绍腹部创伤后，须注意“十四日内不可饱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

南宋陈文中在《小儿病源方论》中指出儿科护理：背要暖，若背受风寒，伤于肺俞，使人毫毛耸直，皮肤闭而为病；腹要暖，肚腹为脾胃所主，腹部受冷，能影响受纳运化之机；足膝要暖，足为阳明经所主，腰膝属肾，足膝受冷，影响脾肾；头要凉，头为诸阳之会，脑为髓海，热则头面汗泄，易成为疮目疾。

宋代医家陈自明在《外科精要》中提出对病人要“饮食居处戒忌”，“体察爱护”，并要“慎起居，节饮食，戒七情”，“卧室洁净馨香”。

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设有“调理须知”、“杂忌须知”专章，要求医护人员在诊疗时应使患者“安定心神”，“毋使怆慌”，做好精神护理。对病室要经常洒扫，保持洁净；饮食上溃脓后要禁食生冷，免伤脾胃；外科病人疮愈之后，切勿房劳太早，以防羸症，要避风寒，防流毒。

清末曹心怡在《痧喉正的》中谓：“疫痧盛行之际，室中宜粪除清洁，薰以名香或杂烧檀绛苍芷之类，以辟除其秽恶不正之气”，“能饮者，佐以高粱酒少许，男女老幼宜佩太乙避瘟丹一颗”，十分重视疫后消毒。

江苏设中医护士始于1948年，吴县中医师会创办的中医院设病床20张，有护士1人。建国后中医护理得到了重视，凡建立中医院均设有专职护理人员。为培养中医护理专门人才，1956年，省中医院开办全国第一期中医护士班，招生30名，1958年毕业。同年，经省政府批准，江苏省中医院护士学校正式建立，学制3年。该校至1962年停办，这期间共培养中医护士150名。

各中医院自1954年起在护理上就坚持用中医中药对病人施护及临床处理；如针灸治疗尿潴留，耳压治呃逆，痔科的中药坐浴，伤科的薰洗、湿敷等。南京市中医院口腔护理以金银花、野蔷薇煎水洗漱，取得较好效果。苏州市中医院骨伤科开展麻醉牵引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需卧床半月，护理上用红化酒精按摩骨突部，每日2次，并定时协助翻身，护理360例患者无一褥疮发生。

中医护理的主要特色是辨证施护。江苏实行中医辨证施护始于50年代。1956年南京市中医院在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要求护理人员熟悉中医辨证施护及针灸、拔火罐等操作技术。1957年，省中医院制定了多种病症辨证护理常规。1958年，省中医院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医护病学》专著。1960年，撰写了《中医护理学概要》，系统阐述了中医护理的特点和内容，指导中医辨证施护。

自70年代起，辨证施护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常州市中医院主管护师盛志敏，根据按摩体表可解内脏之瘀结，运用中医传统护理技术，分别于1964年5月、1976年8月、1977年8月对三例患“关格”(肠梗阻)住院患者进行按摩治疗，未经手术痊愈出院。

靖江县中医院护理部实行因人因地因病因证的辨证施护，对每一个病的护理都有一定的侧重，这样既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又能缩短疗程。常州市中医院订出了因人因病因时护理七要点。省中医院在外感患者的护理上，根据不同病证，采取不同方法。风寒表证者：护理上则要求避风寒，重保暖，辅以热粥，促其微汗，使邪从汗解；热证者：则要求室内通风，调节衣被，多服清凉饮料，意在清热保津，取得良好效果。省中医院护理工作经过近30年的不断摸索和实践，辨证施护逐步系统化、规范化。1983年在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交流会上进行了重点介绍，得到了好评，后在全国中医院中被普遍推广。1984年该院率先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中医辨证施护，使中医护理趋于规范化。次年5月“中医肾病辨证施护电子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加拿大召开的“护理与计算机”大会上作了介绍，受到很多国家的赞誉。    

第七节  地方医学流派

一、吴 中 医 派

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州地区，历史上有“吴中”之称。吴中地处长江下游，河流密集，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千百年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吴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医学流派—吴中医派，在祖国医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倡自吴医”，这三大特点，是吴医的精华所在，也是“吴中医学甲天下”的由来。

吴中名医辈出，据不完全统计，自汉代至民国有950人，占同期全省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明、清两代有872人之多。曾在太医院任职的有63人。

历代吴中医家著作甚丰，据不完全统计，自汉代至民国著有医书869部，其中明、清两代有762部。内容涉及中医学的各个方面，如宋代的《女科万全方》，元代的《十药神书》、《泰定养生主论》、《医经溯洄集》，明代的《薛氏医案二十四种》、《神农本草经疏》，清代的《张氏医通》、《徐氏医书六种》、《临证指南医案》、《外科证治全集》、《伤寒贯珠集》、《吴医汇讲》等。

温病学说创立于吴中。温病学说的出现，是与吴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吴中地处我国东南部，卑湿之地，是温疫、湿热病的多发地区。元末明初，王履在刘完素(宋金时河北人)“火热论”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温病与伤寒分开，认为二者“自是两途，岂可同治?”自刘完素至王履，可谓是温病学说的奠基阶段。明代末年，山东、浙江、南北直隶等地，温疫多次广泛流行，诸医以伤寒之法治疗无效。当时吴县医家吴有性独辨其为温疫，与传统的“伤寒”截然分开，而且从病因、发病、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等各方面提出了系统、全新的主张，超脱六经辨证，创立了一套辨证论治的方法，因而大获奇效。吴有性开创了温热病学说巾有关疫病(传染病)学说之先河，对温病学发展影响深远。清代中叶，吴中叶桂对温热病独有心得，自成体系，以卫气营血四大阶段分析温病，并在诊断、治疗诸方面均有创见，成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和中坚。与叶氏同时期的薛雪，对湿热病证造诣精深，遣方用药，系统全面，所著《湿热条辨》是温热病中有关湿热为病方面的很好总结，足以补叶氏之不足。吴中温病学派的著名医家还有缪遵义、周扬俊、萧霆、邵登瀛、陈耕道、吴金寿、汝琴舫等，均有著述。

吴中医派人才辈出，其中葛乾孙等11人尤为显赫。

葛乾孙  由儒而医，得父传药书方论，考究方脉30余年，遍历江湖，多学广博。后遇一人，极明医理，精通方术，将其秘方传授给葛氏，用以治劳损吐血，治好了许多人。于是将至人所授奇方整理成书，名为《十药神书》。

《十药神书》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治疗肺痨病的专书，载有10首良方，包括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太平丸、消化丸等。该书根据“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的道理确立对肺痨病诸血证的治则及治法，指出治疗血证首在止血，其次化瘀；血止之后，再用人参大补元气，继以止嗽宁肺、润肺扶痿及下痰疏气诸法循序渐进；最后滋养全身，复其根本。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让病人保持安静，避免身心过劳和环境刺激，服药的时间和方式也有严格规定，该书的问世，首先为肺痨病提供了一整套可以遵循的治法，引起了当时医界的普遍重视，明清肘期也多有效法者。

金元时期，医学繁兴，人才蔚起，“四大家”医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很大影响。葛氏却自辟蹊径．独树一帜，从不为四家所局限，临证能综合运用多种治疗手段，除药物、针灸、推拿外，颇注重精神疗法，故能与当时朱震亨齐名。

葛氏还著有《医学启蒙》、《经络十二论》二书，现已不传。

王履  王履少年业儒，笃志经学，博通群籍，能诗善画。曾从名医朱震亨学医，尽得师传。洪武四年(1371)任泰府良医正。著有《溯洄集》(一作《医经溯洄集》)一卷、《标题原病式》一卷、《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方志均作《医统》)一百卷等，其中唯《溯洄集》一书流传至今，其余均佚。

《溯洄集》包括王氏论述21篇。王氏在其中的“伤寒立法考”一文中指出：“《伤寒论》为诸家祖，后人不能出其藩篱；《素问》云‘伤寒为病热’，然又有未尽。”明确指出“温病不以混称伤寒”的学术见解，认为温病的发病机转是“热自内外达”，当以治里为主，用辛凉苦寒法。而伤寒应“治以辛温解表”。《伤寒论》方药，系为即病伤寒而设，虽可用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而非仲景立法本意。自此以后，许多医家受王氏学说之影响，相继跳出《伤寒论》的圈子，从多方面开展对温热病的新研究。

此外，王氏分析认为，《伤寒论》中阳明、太阴、厥阴等篇必有脱简；又取《伤寒论》397法中有方治者，得238条，为238治；对亢害承制理论有颇多发挥；对四气所伤、三阴证寒热之辨、泻南补北等亦有独到见解；关于中风病，王氏首创“真中风”、“类中风”之说，并开拓了把不同学说融合折中于一说的新趋势。

薛己  薛己幼承技骇，兼通内、外、妇、儿诸科，先精疡科，后以内科得名。正德初年(1506)补为太医院院士，九年提拔为御医，十四年授南京太医院院判。嘉靖年间入北京太医院。官至奉政大夫，太医院使。嘉靖九年(1530)归还故里。

薛氏博览历代医书，上自《内经》，下至金元四大家之论，无不研究。又久仕于两京太医院，故所阅珍秘医籍甚多。主脾肾之说，认为“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以生”。推重李东垣学说，治病以脾胃为根本；又师法王冰“壮水之言，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说，重视培补肾阴肾阳，立方多以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直补真阴真阳。治病多用古方，出入加减常在一二味中，俱有至理。

薛氏自中年从太医院告归，肆力著述，著作宏富。撰有《内科摘要》(又名《薛氏医录》)二卷、《女科撮要》二卷、《本草约言》四卷、《外科枢要》四卷、《外科经验方》一卷、《疬疡机要》三卷、《正体类要》二卷、《口齿类要》一卷、《痘疹方论》二卷、《薛氏医案》一卷、《外科发挥》八卷、《外科心法》七卷、《保婴粹要》一卷等，校注、增补前贤医书有《名医杂著》、《保婴金镜录》、《小儿痘疹方论》、《小儿药证直诀》、《外科精要》、《原机启微》、《痛疽神秘灸经》、《妇人良方》、《伤寒金镜录》、《保婴撮要》、《难经本义》、《平治会萃》、《伤寒铃法》等。明万历年间秀水县沈氏汇辑薛己著述，汇刻丛书《薛氏医案》七十八卷，刊行于世。

缪希雍  缪希雍幼年习儒，因久疟不愈，自检方书获愈，遂嗜医药。医经方书，靡不讨论，而于本草则尤为究心。又从师于无锡名医司马铭鞠，潜心学习，博采众长。临证每能独辟蹊径，多有奇中，因而有“神医”之名。

缪氏著述甚丰，流传至今有的：《先醒斋广笔记》(含《炮炙大法》)四卷、《神农本草经疏》三十卷、《续神农本草经疏》十二卷、《缪仲醇先生诸药治例》、《医学传心》、《方药宜忌考》、《仲醇医案》、《本草单方》等。长兴丁元荐素慕缪氏之学，曾搜集其30余年所积效方及医案，分类编成《先醒斋笔记》一书，刊刻行世。后经缪氏亲手增益群方，兼采常用药四百余品，详其炮炙。又增入伤寒、温病、时疫治法要旨，易名为《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简称《医学广笔记》)。书中所论多创见，如温热门中有“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认为中风多属“内虚暗风”，“与外来风邪迥别”，治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救其标，次当治本。阴虚则益血，阳虚则补气，气血两虚则气血兼补，久以持之”，后世医家颇受启发；所立治血三法尤为精当，谓“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深得治吐衄要领；《神农本草经疏》一书主要是为注释、阐发《神农本草经》而作，选药490种，阐释药理，详列病忌药忌，并列七方十剂，阐发五藏苦欲补泻，为明季本草注疏药理之先，影响甚广。

吴有性  精于医道，善治温病，名振于时。崇祯十四年(1641)，南北直隶(今江苏、河北等地)、山东、浙江大疫，医者多以治伤寒法治疗而不效，北亡甚众。吴氏乃推究病源，察其传变，首倡“疠气”之说，认为温疫一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伤寒必在冬时，而温疫四时皆有：伤寒自毫窍入，中于脉络，温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个类型。并创制“三消”、“达原”等方疗之。著有《温疫论》二卷，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温病的专著，创论外感温疫病因及传变途径，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吴氏所著尚有《醒医六书温疫论》、《伤寒实录》(已佚)、《温疫合璧》等。

张璐  习儒而兼攻医。明末战乱之际，隐居洞庭山，著书自娱。离乡16年，辑医书一帙，书成而归故里，故取名《医归》。诸同人促之付梓，张氏自思尚有未惬者，仅将其中《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刻行。

康熙中叶，医风渐衰，张氏深以为忧，乃取《医归》残稿，从头检点。命次子张倬补其《目科治例》，三子张以柔补其《痘诊心传》，重成完璧，易名《医通》(即《张氏医通》)。《医通》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付梓，其时张氏已经去世。该书专论杂证，多取法朱震亨、薛己、张介宾、王肯堂诸家，以之贯通本人学术主张，理论、实践皆富，于血证诊治辨析尤详，多以温健脾阳，滋养肺肾之阴为调治之法。治痢尚倡“温理气化”一法。

张氏著述甚丰，今存者除上述三书外，尚有《千金方衍义》、《本经逢原》、《诊宗三昧》等。综观张氏诸书，具有主张博通、条理清晰、持论平实，不标新立异的特点。

叶桂  12岁时从父习医，14岁丧父后改从父之门人未某学，闻言即解，识见每出师上。叶氏博览群学，兼采各家之长，至18岁时已先后从师17人，除家传儿科外，尚兼通各科，对本草也很有研究。诊疾能深明病源，治病不执成见，投药则奇效，30岁已名闻朝野，大江南北、邻省远邑，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

叶氏对温热病深有研究。是我国温病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他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概括了一切外感温病的发病途径和演变规律，又明确指出温病与伤寒不同，首先把温病发病的全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纲领。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舌、齿、斑疹、白的诊察方法。叶氏对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亦有重要发挥和补充。

叶氏毕生忙于诊务，著述甚少。世传之书多为其弟子及后裔录存。计有：《温热论》一卷(又称《外感温热篇》、《叶香岩外感温热病篇》、《叶天士温热论》、《温证论治》)、《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叶案存真》二卷、《未刻叶氏医案》、《医效秘传》三卷、《本草经解》四卷、《本草再新》十二卷、《种福堂公选良方》、《叶天士经验方》、《叶天士秘方大全》、《叶天士秘方》、《香岩经》、《叶氏伤寒家秘全书》四卷(抄本)、《温热论笺正》、《南病别鉴》三卷、《温症论治》、《叶天士女科证治秘方》、《幼科要略》二卷、《叶天士幼科医案》、《眼科良方》、《景岳发挥》四卷、《眉寿堂方案选存》二卷、《叶天士医案》四卷、《临证指南医案续集》、《叶案括要》八卷、《叶天士家传秘诀》、《叶选医衡》二卷、《叶天士女科医案》等。

薛雪  薛雪善诗文，工书画，会拳技。因其母患湿热病，故肆力于医学，技艺精深，与同里叶桂齐名，皆为温病大家。

薛氏临诊多奇验，治学不拘成说。著《湿热条辨》(即《温热论》)，于湿热病传变及辨治尤多新见。谓“湿热乃太阴、阳明同病”，“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明确脾胃乃湿热病变中心。又指出《素问》、《灵枢》虽多繁辞，“实万古不磨之作”。对张介宾串二书为《类经》之举甚为赞赏。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广集诸家之说，亦颇多阐发。

薛氏著作除《湿热条辨》、《医经原旨》外，尚有《扫叶庄医案》四卷、《温疟论》一卷、《薛生白医案》、《日讲杂记》八则、《膏丸档子》、《伤科方》、《周易粹义》等。

徐大椿  年近30，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久之，妙悟医理，遂悬壶于世。临证洞明病源，用药精审，虽至重至危之疾，每能手到病除，为世医所叹服。乾隆二十六年(1761)及三十六年两次应召入宫治病，尝官太医院供奉，赠儒林郎。

徐氏一生著述甚多。谓医学必先明经脉脏腑，故作《难经经释》；谓药性必当知其真，故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谓治病必有所以然之理，故作《医学源流论》；谓伤寒论颠倒错乱，注家各持其说，故作《伤寒类方》；谓时医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经方，不明法度，故作《兰花轨范》；谓医学绝传，邪说互出，杀人之祸烈，故作《慎疾刍言》；谓赵献可专业六味、八味两方，治天下之病，贻害无穷，故作《医贯砭》，其言未免过激。除此之外，徐氏还著有《内经要略》、《内经诠释》、《伤寒约编》、《六经病解》、《脉诀启悟》、《舌鉴总论》、《洄溪脉学》、《舌胎图说》、《六经脉诊》、《药性切用》、《药性总义》、《汤引总义》、《古方集解》、《洄溪秘方》、《经络诊视图》、《证治指南》、《中风大法》、《女科指要》、《女科医案》、《种子要方》、《杂病证治》、《洄溪医案》、《洄溪医案唐人法》、《洄溪论医扎》、《杂病源》等。

尤怡  随马俶习医，学有渊源。晚年医术益精，隐居花溪，以著书自得。

尤氏推崇张机之学，精研《伤寒》、《金匮》，颇有心得。乃就六经，各提其纲，于正治法外，又列各经之变治法，著《伤寒贯珠集》八卷。其于病机进退浅深，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乃能用其方；其分证明晰，于少阴、厥阴之温清两法，尤予世人以启发，故后世以《贯珠集》与柯琴《来苏集》并重。又取其平素研读《金匮》之心得，撰《金匮要略心典》三卷，改正原文传刻之误，删略后人增益内容，阐述张机原文精义，皆有创见，实为《金匮要略》注本之上乘者。另著《金匮翼》八卷，补《金匮要略心典》之不足。尚撰有《静香楼医案》、《医学读书记》三卷、《医林玉尺》。其诗集名《北田诗稿》。

王维德  王维德自幼即承家学，通晓内、外、妇、儿各科，尤擅外科疮疡，为江苏中医外科“全生派”代表。

王氏强调外科疮疡痈疽之辨证施治，以“红痈乃阳实之症，气血热而毒滞；白疽乃阴虚之症，气血寒而毒凝”为理论依据，认为两者皆以开腠理为要。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有益于外科内治法的发展。创用阳和解凝散寒之法以治阴证，为疽证之治疗另辟蹊径。所创阳和汤、醒消丸等至今仍为临床治阴疽疮疡之代表方剂。72岁时总结家传之术及其临证经验、有效之方、精制药石之法等，撰成《外科证治全生集》(亦名《外科全生集》)四卷，是近代外科学主张外症内治一派的代表著作。

二、孟 河 医 派

孟河，位于常州市武进县西北部。相传唐朝时常州刺史盂简，在此开浚孟渎河，故名孟河。明初时为防倭寇而筑城，故又简称孟城。

这个江南小镇，曾以众多的中医名家而驰名。孟河中医是江苏近代的一大流派。在全省中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19世纪中叶，孟河医家崛起，直至民国初期，延绵了一个多世纪。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创业、鼎盛、向外发展三个时期。

最早出现的孟河名医，是明末清初的费尚有。费氏原籍江西，世为明臣，先祖寄寓镇江，后因战乱，复迁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费尚有夫妇来到孟河，弃儒从医，遂开孟河费氏的医学生涯。至七世伯雄，已历200余年。略晚于费尚有的孟河名医有法徵麟、法公麟兄弟俩，以治伤寒闻名。法氏子孙也多业医，后迁居宜兴。孟河沙氏以外科见长，乾隆年间的沙晓峰、沙达周，谙脉理，善刀针，均名重当时。孟河丁氏自常州迁来，以幼科为长。孟河马氏、巢氏，也已有人业医。至嘉庆年间，孟河医家人才济济，学术水平也达到相当程度。

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1821—1874年)，孟河医派进入鼎盛期。

孟河医家中，有“声震寰宇，为名公巨卿倒履者；有一时煊赫，舢舻衔接数十里者”。费尚有的六世孙费伯雄，马家的马省三和马文植祖孙俩以及文植堂兄弟马日初，巢家的巢沛三家，均名震数省。这方面费、马二氏的学术思想尤具代表性。费家以调治内伤杂病见长。集费家医学之大成的费伯雄，在清末负有盛名，学宗《灵》、《素》，旁参诸家，其“醇正和缓”说是费氏学术思想的结晶，他强调论理归于醇正，立法务求和缓，因而治病力在辨证，师古而不泥古，贵在临机变通，处方用药平正绵密，世称他为近代虚劳名家。马家以内外喉三科兼擅著称。马氏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马文植身上。他既承家技，又博览历代名家之说。故外科兼收陈实功、王维德、高秉钧三派之长，学“正宗”而不泥于补托，学“全生”而不废刀针，学“心得”而不局于凉解，并极力主张外科当明脉理，内科治疗强调温润，以顾护脾肾。喉科着眼脏俯病机，临证察脉辨色，非泛泛苦寒清咽。费伯雄的《医醇媵义》总结了孟河费氏在杂病治疗方面的学术经验，全书共4卷，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疾，以及虚劳内伤杂病，附有自制方186首。伯雄还著有《医方论》、《费批医学心悟》、《食鉴本草》等，亦多经验之谈。马文植晚年著《医略存真》，“但取经言未详，前哲不道，创为论说”，所以有独到之处。马文植另一著作《外科传薪集》，记载了马氏外科验方200余首，并有外用药的配制及用法。孟河医家在杂病、外证方面均有所建树，使孟河医派声名大扬，能与擅长温病证治的叶派相媲美。

清道光、咸丰年间，孟河医家便有迁居外地的，至清末民初，达到高潮。著名的有迁至镇江大港的沙石安，迁至上海的巢崇山、费绳甫、丁甘仁，迁至常熟的余听鸿，迁至丹阳的贺季衡，迁至无锡的邓星伯等。他们或擅内科，或精外科，或长喉科，或兼而有之。其中丁氏名最重，为孟河医家后期之冠。丁氏门人颇多，子孙也多操医术，所以有称之丁氏学派的。此时期，孟河医派在学术内容上更为丰富，名家四起，各有传人，影响愈广。孟河医派给祖国医学宝库充实了新的内容，他们是晚清民初医坛上的一颗灿烂明星，影响远播，经久不衰。

近代名医丁甘仁在《诊余集》序中所说：“吾吴医家之盛甲天下，而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马、巢、丁四大家。

费家最具代表性的医家是费伯雄、费绳甫祖孙二人。伯雄以归醇纠偏，平淡中出神奇盛名于晚清；绳甫以善治危、大、奇、急诸证而闻名海上。马家原以疡科名者数世，至马培之(1820—1903)呼声最高，影响最大。1880年进京为慈禧太后诊疾，有“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著”之说，因而名声益盛，自此被称为“以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巢家是在两地先后成名，即是巢崇山、巢渭芳二人。巢崇山悬壶上海50余年，家学渊源，学验两富，擅长内外两科，刀圭之术尤为独到。巢渭芳系马培之学生，精内科，尤长于时病；一生留居孟河，业务兴旺，名重乡里。丁家医学造诣最深的是丁甘仁。他从马文植学，能兼蓄马氏内外喉三科之长，为上海一大名医；因首创中医专门学校，有“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称颂。孟河四大家，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他们为核心而形成了孟河医派。

孟河医派四大家的代表有：

费伯雄  为费家世医第七代。以其医术、著作深有影响而成为盂河医派的奠基人。

伯雄4岁能诵占唐诗，6岁入塾，聪慧过人，时称神童。长成，善天文，精技击；文章诗赋，琴棋书画，靡不通晓。因其淡于仕途，故中秀才后，即禀承家业，悉心钻研医学，末几名噪大江南北，有数百里外登门求治者，大都疑难杂症；各地医家常来质难问疑，蔚然为东南重望。时有“名士为名医”之称。费氏治学，主张师古而不泥古。他说：“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他认为《内经》、《难经》必须悉心研究，张仲景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其著作当奉为典范；而金元四大家，则各有所长、各有所偏，要取长舍其偏；至于历代其他医家的著作，应尽可能涉猎，以资知识广博。正由于他能熟读经典，通晓百家，又能做到取长舍偏，择善而从，所以他在医学上造诣很深，达到了醇正不杂的境界。他立论以和缓为宗，治病主张以平淡之法获取神奇之效。尝说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也，缓治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费氏生平对慢性病尤有深刻阐述，辨病重点以六气和五脏分类，治虚劳善调肝养阴为其特点。费伯雄积数十年之经验，写成《医醇》二十四卷，后因战乱而毁于兵燹。于1863年刻《医醇媵义》四卷，为追忆旧著之作，1865年著《医方论》四卷。

费承祖  费氏为孟河医派之中坚力量。承祖幼承庭训，克绍箕裘。少随祖父伯雄录方，及长，同室诊病。诊脉精细，辨证明确，用药不杂，深得伯雄学术之奥秘。青壮年即名重乡里，中晚年移居上海，以善治危、大、奇、急诸病而医名大振。承祖除能继祖业外，对费氏治虚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其特点在救胃，即养胃阴兼益胃气，于养胃阴一法尤为娴熟。他兼取东垣、丹溪两家之长，尝谓东垣补阳，丹溪补阴，实是治病两大法则，不可偏废。医者当吸取两家之长而弃其短，两者兼筹并顾，有相得益彰之美，而无牵制难展之虚。在切病上，提出了四要：见证、病源、气候、体质；指出若能于疑似之间辨其真情，于隐微之区观其变化，就能明察秋毫而随机应变，不难次第奏功。他用药之道，主张轻病轻药而轻不离题，重病重药而重不偾事。所以他不但治虚劳主清润平稳而独树一帜，在治伤寒、时疫、霍乱、痧胀等热性病、流行病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承祖于1913年在沪为先祖伯雄出版《费氏全集》，自己却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于诊余得闲，口授经验于从学。因深感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学者难以掌握要领，特编《临证便览》一集，为初学者临证能执简驭繁。

马文植  马氏自幼随其祖父马省三治医，达16年之久，尽得其学，后又旁收王九峰、费伯雄之学术经验，融会贯通，成为马家造诣最深、操技最精、影响最大的一代医家。光绪六年(1880年)，应诏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颇得赞赏。翌年返乡，御赐匾额有二，一书“福”，一书“务存精要”，由是医名益显。其徒丁甘仁、邓星伯、贺季衡、巢渭芳等，亦均著声乡里，或播名全国。马氏自幼投身于临床实践，各科经验均极丰富。在外科方面，他主张“凡业疡科者必需先究内科”，要“既求方脉而刀圭益精”。比之晚近外科诸家，实能融贯众科以自辅，迥非株守一家之技者所可比拟。他对丸、散、膏、丹都以亲手制作；不少外科成方，通过他的临床反复使用，有了更好的药物组合和配制方法，同时还创制了很多效方；在喉科方面，治疗尤多特色。马氏亦精内科，他认为内症变幻莫多于痰饮，而杂病治疗首当重视脾肾；以治疗内伤咳嗽与吐血方面与费家凉润养阴之法稍异，强调温润，以顾护脾肾；对胸腹久痛的治疗，力辟用药一派辛香耗气的时弊，提出了伐肝不如养肝的主张；他治温病以三焦分证为主，结合卫气营血；对湿热证的治疗，认为初起即使有恶寒之证，亦不主张表散，直接用苦泄治之。马氏著作，解放前已出版的有《马评外科症治全生集》、《医略存真》、《纪恩录》、《外科传薪集》以及《宋元明清名医类案》中收录的马氏部分医案。今通过广泛采集，尚有抄本《伤寒观舌心法》、《药性歌诀》、《青囊秘传》、《马氏丸散集》、《马氏经验方》、《外科集腋》、《务存精要》、《马徵君医案》等。

巢崇山  巢氏家学渊源，学验两富。同治、光绪间行医于上海，擅内外科，尤以外科为精，能以刀针手法治肠痈，多应验如神。丁甘仁至沪上，崇山曾为之提携。巢崇山平生诊务繁忙，故著述甚少。

巢渭芳  其为马培之入室弟子，擅内、外、妇、儿各科，治伤寒有特色，尝谓：救稳每致贻误，顾全反觉掣肘，审证求因，药有专任，贵在不失时机。故治伤寒每多奇效。治外科病也出手不凡，如肠痈用火针排脓，尽得马氏真传。巢渭芳与丁甘仁为同代人，丁氏在沪上声誉卓著，巢氏则一生留居孟河，名重乡里。

丁甘仁  丁氏祖居孟河，医历三代。先受业于圩塘马仲清和从兄丁松溪(费伯雄之学生)，后又从业于马培之先生，生平勤学深研，寒暑无间，能兼收并蓄马氏内外喉三科之长，积累甚富，西方各国在沪人士，亦以重金争相邀请。先生对活人之术不愿自秘，志在发扬中医，培养下一代，乃联合沪上夏应堂、谢利恒诸同道，毅然集资兴学，于1916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中医女子学校，造就了大批中医人才，很多学生成为我国中医界的骨干力量。丁氏在学术上继承了孟河前辈的不拘一格、广采众长的治学精神，临证能注意融合伤寒温病两大学说，化经方时方为一炉，每每伤寒方、温病方同时采用。其于内科杂病，也能不执一家之见，既兼采金元以来各家之长，又尽力避免其片面性。在外疡的治疗方面，多从整体观出发，把内科理论与外科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善用和胃健脾之剂；当溃脓以后，经常应用益气托毒、助阳托毒等法，使正气充足而托邪外泄。丁氏晚年多有善举，在上海先后创设南北广益中医院，更广办慈善事业，如仁济堂、联义善会、义渡局、救生局、养老院等，民国13年，孙中山先生亲颁“博施济众”匾额，对他嘉勉。丁氏生前著述有：《医经辑要》、《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痧症治概要》、《思补山房医案》、《诊方辑要》。其子仲英于1927年将《思补山房医案》充实改为《丁甘仁医案》出版，共八卷。后人整理的有：《百病医方大全》、《医学讲义》、《丸散膏丹围药配制法》、《丁甘仁家传珍方》、《丁甘仁晚年出诊医案》、《丁甘仁家传内外科实用经验神效秘方》、《沐德堂丸散集》等。

据孟城乡志记载，当时孟河里候诊的船经常是首尾相衔十余里，一等数月半载不以为奇。三里长的孟河街，有药店十余爿，规模较大的有庆裕堂、泰山堂、存济堂、益生堂、树德堂等药店，都有名医临诊，足见当时孟河中医之兴盛。

三、历 代 世 医

(一)丹 阳 徐 氏

丹阳(今江苏句容)徐氏世医始于南北朝刘宋时徐熙，子孙遍及大江南北，子孙相传，历经八代。其世系为：熙→秋夫→道度、叔响→文伯、謇、嗣伯→雄、践→之才、之范→敏齐→珍惠。徐熙原为东莞(今山东莒县)人，南朝刘宋时，徙居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曾为濮阳(今山东濮县)太守。有道士授以《扁鹊镜经》一卷，悉心研习，遂精于医。徐秋夫，熙子，继承父业，益精医术，仕至射阳(今江苏淮安)县令。徐道度，秋夫长子，医术更精，他有脚疾，不能行走，刘宋文帝(424—453)令乘小车进宫殿为诸皇子治病，“无不绝验”，官至兰陵(今山东滕县)太守。徐叔响，秋夫次子，也精于医，官至太(泰)山(今山东泰安)太守及大将军，其著作有《针灸要钞》一卷、《疗少小百病杂方》三十七卷、《谈道术》、《杂疗方》二十二卷、《杂病方》六卷、《疗脚弱杂方》八卷、《本草病源合药要钞》五卷、《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十卷、《解寒食散方》六卷和《解散消息节度》八卷等，可惜均已失传。徐文伯，道度长子，字德秀，犹精于医，曾用“水济消石汤”治愈宋孝武路太后的“结石”病，还治好宋明帝宫人腰痛牵心的“发症”，文伯还擅长脉诊和针灸，曾用针刺催产获得成功，其著作有《疗妇人瘕》一卷、《药方》二卷、《辨伤寒论》一卷、《伤寒总要》二卷和《辨脚弱方》一卷，皆亡佚。徐謇，道度次子，字成伯，因医术高超，官至光禄大夫平北将军，孝文帝病，多由成伯医治。徐嗣伯，叔响子，曾治愈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后引起的伏热，其著作有《落年方》三卷、《药方》五卷、《杂病论》一卷，均佚，不过《备急千金要方》尚存徐嗣伯关于风眩的论述三则，方十首，灸禁法二则，他对风眩的诊治，研究颇为深入，有独到的心得和较高的疗效。徐雄，文伯子，“亦传家业”，尤其擅长诊察，仕至员外散骑侍郎，医术为江左所称。徐之才(505—572)，雄长子，字士茂，少有“神童”之称，13岁为太学生，生性幽默，能言善辨，曾在彭城、泗口一带行医，孝昌二年(526年)至洛阳，敕居南馆，礼遇甚优，之才待帝疾多效，发言辨捷，为北魏群臣所重，之才年80岁卒，赠司徒，谥“文明”，著有《药对》二卷、《小儿方》三卷、《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十卷、《徐氏家传秘方》十卷、《徐氏家传秘方》二卷，以上著作均佚，《药对》系之才在《雷公药对》基础上增修而成，部分内容尚存在于《本草经集法》、《唐本草》及《证类本草》中。《备急干金要方》所载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论述了不同妊娠期的护理要点、饮食宜忌、针灸禁忌、多发病症、适服汤药以及胎教等内容。徐之范，雄次子，为尚药典御。徐敏齐，之范子，工医，博才多艺。徐珍惠，敏齐侄，以治“黄(疸)病”闻名。

(二)江 南 何 氏

何氏源于汴梁(今河南开封)，始祖为晋时何无忌，宋时移籍润州之京口(今镇江市)和秀州的青龙镇(今青浦县)。何氏第一代医生为何易宇、何柟、何彦猷弟兄，南宋绍兴年问(1131—1162年)因为官遭弹劾转而为医，于1141年施诊于镇江城东十字街，从此累世不绝。300年后，部分家族迁居奉贤(原属江苏)庄行镇，经百余年，复迁青浦(原属江苏)。与镇江何氏一样，四百年间皆聚族而居。原在青龙镇的一支，于元至正年间(134l—1367)迁居云间(今松江，原属江苏)郡城之东，号称“东城何医家”。

江南何氏自南宋初年以来，830余年间，相继涌现出三百数十位医家，世代相承，绵延不断，至20世纪50年代末已届二十八世。何氏历宋元明清四代，在太医院任职的为数不少，著名的有宋代何公务、何朝柱，明代何洵、何俊、何仪、何严、何全等，均官至太医院使。其他担任御医、良医正、医士、吏目、医学正科、医学管勾、医学教谕等公医的也很多，前后计48人。他们当中大多爱好诗词书画，如清代何王模、何其伟、何其超都有诗集印行。何氏十六、十七世，分别出医生39人和38人，可谓历代之最，其时约当明隆庆间至清嘉庆间(约1567—1803)。何氏家学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的著作已经印行的有《何澹安医案》、《虚劳心传》、《重固三何医案》、《伤寒辨类》、《医学妙谛》、《救迷良方》等。何氏医学二十八世传人何时希医师所收藏之祖传抄本医稿有：《何氏四占脉诀》、《何氏药性赋》、《温热暑疫节要》、《瘟疫编诀》、《杂证总括》、《女科指要》、《女科粹言》、《医案》、《医论》等数十种。

 (三)淮 安 潘 氏

淮安潘氏世医始自宋代，但名氏已不可考。至元末潘思诚被荐授淮安路医学教授，明思诚长子彦直任淮安府医学正科，其后近百年中，先后有6位潘氏医人到明太医院任职。现可考查的潘氏世医系谱为：思诚→彦直、彦方→安道(太医院医生)、景道、志道→泰(太医)、让→瑛(太医院良医、院判)、信(太医院医士)、谅→昂、学、立、翱、哻、吴、胜(太医院医生)、儒、佐、亨→环、铉、天恩、天禄、金、银、赞(养子、继太医院籍)、全。

潘氏医人中学博业精者首推思诚，其后世瑛曾于景泰五年(1454年)得皇帝敕令为阶修职郎，命曰：“国家设御医之职，欲其按经据理处方制药，以供上及禁掖之用，必得明习练达之士，乃称斯任尔。太医院御医潘瑛，早明医药，擢任今官，莅职勤能，宜有褒异是用。”潘谅，字友谅，明信质直，事有恒而心有制，为人视疾．无远近贫贱，必挈囊至其家，饮之药，人德之。所惜潘氏世医均无著作存世。

(四)苏州钱氏儿科

明代苏州钱氏为北宋名医钱乙之后裔。其世系现有记载的为：钱元善→宗道→瑛→恒、恺、悌、恒→纯。钱氏家有“生幼堂”，相传300年，虽家屡徙而堂名不易。元善于家传小儿方脉甚精，有名于时。宗道承家学，官晋府良医正，为恭王所重。宗道子瑛亦善幼科，名满吴中，宣德中(1426—1435)入太医院任御医。瑛子钱恒、恺、悌、愃及孙钱纯皆世其业，工于医。其中钱恒、钱纯父子均官至太医院院判，每值内退，士大夫迎治孺子疾者仆马不绝。惜钱氏历世无著作留存。

(五)上 元 谢 氏

上元即江苏南京，谢氏医名著于明清期间，其世系为谢儒→日升→世泰→锡元→与辉→珊→簳。谢儒为郡廪生，精通医术，凡奇难之证，他医不能识者，儒多能愈之，其后历代皆传家学，精于医术。世泰更存心济世，治病不求酬报，世人称之。五世与辉，字宾旸，绍承家学，著有《妙凝集》一书，未见刊行。七世簳早年习儒，为诸生，兼通医术，著有《外科或问》一书，未见刊行。

(六)无锡曹氏儿科

无锡曹氏儿科自明末至今已300余年，历二十一世，代有名医。其世系中一至四世和十一至十六世因谱牒散佚现已不可考，余五世杲→允慈→桑曦→雨亭(霖)→晋桃→杏泉，十七世清华→少琴→仲容→钟英、钟钰→颂昭(女)。其中负盛名者有五世杲、七世桑曦、十九世仲容等，“遇危疾辄应手愈”。仲容幼承庭训，18岁起随祖父清华应诊，夜以继日，无问寒暑，业益精，擅治时气热病，对小儿痧痘尤精，民国9年(1920年)与锡城名医龚锡春等，筹建“明医堂”、“中医讲习所”和“施诊给药局”，著有《痘学真传》、《麻疹全集》二书。仲容子钟英克绍家学，也名重锡城，30岁时参加无锡中医友谊会，创办《医钟》月刊，为编辑之一，著有《麻疹诊治》专集，对麻疹之临床辨证、分类、并发症、后遗症、护理常识等，至为详尽。钟英女颂昭承家学，现为江苏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七)常 州 钱 氏

常州钱氏中医世家擅长儿内科，自明末至今，经300余年，历十二世，聚族繁衍，尽有医名，累世不替。其世系为：祥甫→邦选→以爵→维岳→五臻、王常→凤吉、凤彩、凤歧→存方、怀方、润卿→心坦、心荣、心广→祝唐、祝恩、祝庆、观生→同增、同高、同琦→宝华、今阳、明之、育寿→大慈、大守、大欢。钱氏最早业医者祥甫明末清初行医于武进南夏墅，继而业务日盛，遂迁本城西郊开设诊所。钱氏历代为医皆名重当时，享誉遐迩。其中卓有成就者有八世心坦、心荣，九世祝唐，十世同增、同高，十一世今阳、育寿等。所遗著作有心坦所著医稿及医案若干卷；心荣所著《医津》两卷；同增所著《小儿卫生要旨》一卷，《幼幼馆讲学记》一卷，《医案》二十卷；同高所著《儿病常用方歌括》、《钱氏医案选辑》；今阳编著《中国儿科学》；育寿著《祖国儿科医学的发展和成就》、《麻疹的诊治》等。钱氏儿科渊源流长，学术影响遍及全国，钱氏后裔现仍从儿科业。

(八)武进宜兴法氏

法氏祖籍武进县，法氏医学始于清代法世美，子孙世传其学，至十二世文淦迁居宜兴至今，历代皆为名医。法氏医家世系为：法世美→□→□→公麟、征麟→谦益、复、学山→雄、震、鼎、恭、宽、信、惠→、履端→弼→文源→□→□→冠卿→文淦→燮廷→玉良→德生→悦寰→正和。法氏医家中成就较著者有四世法公麟、征麟兄弟，医名盛于一时。五世法学山、六世法雄、法惠，十二世法冠卿等亦工于医术。冠卿子文淦袭承家学，临证取效如神，尤檀治伤寒诸证，四方求医者舟舆争辏其门。至十四世法燮廷医术益精，有“和、缓再世”之誉，擅治伤寒，常药不尽剂即奏效，人称“法半帖”。法氏十七世悦寰、十八世正和现仍居于宜兴以医为业。法氏历代著述较多，有：法公麟著《桂月生传》一卷，所论皆伤寒秘要；征麟著《伤寒辨证》二卷、《医通摘要》六卷；学山著《痘科景行录》一卷；雄著《樗庄心法》一卷；震著《医通纂要》；惠著《医宗粹言》一卷；履端著《脉法金针》一卷；冠卿著《医林玉尺》；文淦著《伤寒详解》、《诊余丛谈》；玉良著春夏秋冬四本《验方汇编》；德行著《医丛拔萃》等，惜均未刊行于世。

(九)无锡黄氏喉科

无锡黄氏喉科至今已历十世，其一至四世因家谱散失现已佚传，五世起世系为：大茆→元昔→鹤鸣、鹤皋→冕群→莘农、近农→正色，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推八世黄冕群(1907—1970)。冕群少时随父学医极勤勉，尽得喉科诊治秘要，临证能掌握喉科疾病转归变化之规律，治疗中内治与外治并重、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名噪于时，于1959年总结临床特效方药的治疗经验，著成《清疳去腐丹治疗走马开疳951例报告》、《治愈一例喉癌报告》等论文在《江苏中医》等杂志上刊行，并献出祖传秘方——治疗复发性口腔炎的“养阴生肌散”，参加全国经验交流，被国内口腔科广泛采用，编入口腔科专书中。

(十)大 港 沙 派

镇江大港镇沙氏，祖孙父子数代业医，日久自成一派，人称“大港沙派”，其创始人为沙晓锋。沙氏原籍武进孟河，后徙居大港镇，其前人得名医叶天士之传，沙晓峰与子景韶、孙石庵、重孙桐君皆为“大港派”名医。另石庵弟序五、孙献庭；序五又有子咏清、咏用、咏燮、咏堂，孙炳生，曾孙健安、一鸥、载扬，亦皆以医闻。

“大港沙派”精擅内、外、喉科，于温病深得叶天士真传，临床喜用辛凉、甘寒之剂，同时发展了下法，大承气汤下后复以鲜地、鲜斛等滋养，此为沙门独得之秘。另外，沙派医家对外科亦有独到之秘，其一是在外疡初起时，强调以内服药消散，多用治温病的辛凉清解剂，其二是在排脓引流方面，擅长使用火针，用于肌肉肥厚之深部脓疡，更适合妇女乳房之脓疡；其三是外用药末组成简单，疗效显著，药价低廉，颇适用于劳动人民，这些简单实用的处方原载一抄本，名《外科金不换》，在及门弟子中抄写流传，外间很难见到。

在“大港沙派”中，最负盛名的医家是沙石庵，生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晚年写成《医原纪略》、《疡科补苴》二书。

(十一)七子山顾氏

18世纪末，苏州西南郊七子山天医峰，有一代代相传的顾姓医学世家，因其医道娴熟、操技神妙而誉满乡里，远近皆以“七子山顾”称之。兹后顾氏渐次转移到姑苏城里。顾氏执医始于何时何人，目下已难查询，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19世纪前半期顾德昌、顾德华兄妹二人。德昌，字庭纲，精内外科，尤擅内科杂病。惜生平未事著述，仅存医案若干，后经重孙允若之弟子宋爱人编辑、加按，而成《顾庭纲医案》八卷。德华，字鬓云(女)，生于道光年间，读书明理，尤好医学，本《内》、《难》、仲景等书，精内妇科，病家争相延致。临证审慎详细，疗效出人意外。著有《花韵楼医案》一卷，存。德昌、德华以下世系较清楚。德昌子树屏、孙祖同、祖楷，均克绍家业，兼精内外二科。至重孙允若，医道益精，名重一时，求诊者遍及邻近各县，有些还远及渐江嘉兴一带。其一生亦无暇著述，故其学术经验不传，惟其弟子宋爱人撰有《医经读本》(后易名《顾氏医经》)一书，或以窥其学术之一斑。允若子乃德、乃绩，皆传家学，并兼中西两套。

(十二)常州蒋氏喉科

蒋氏喉科起始于清咸丰四年(1854)，首创者蒋国英受业于喉科名医姜邦俊，后即在祖居城郊河头村悬壶行医，名噪四乡，其医术传予子忠泽、孙旭初。第四代同善、伯成、仲和兄弟三人均继承家学分别开业行医，第五代现在常州市中医院五官科。

蒋氏喉科蒋旭初最为名望，其继承家学而又不拘泥，临诊发挥，积累经验，对祖传秘方不断摸索创新。如秘制吹口药、丸药等为当时蒋氏喉科之精华，至今应用于临床仍有良好效果。旭初诊治喉疾，内、外兼治，深博群众信赖。其影响除常武地区外，遍及金坛、丹阳、溧阳、宜兴等县，为方便病家，在祖居曾开设“合太和药号”药店。

蒋氏喉科临床治疗范围包括咽、喉、口腔、耳、鼻等，病种有风热喉痹(急性咽炎)、鹅疮(急性扁桃体炎)、疫喉痧(猩红热)、烂喉疳(白喉)、喉痈(扁桃体周围脓肿)、痄腮(腮腺炎)、鹅口疳(霉菌性口炎)、走马疳(坏疽性齿龈炎)、耳疳(中耳炎)、鼻疗(鼻息肉)、鼻渊(鼻窦炎)等20多种。

(十三)无锡石氏伤科

无锡石氏伤科始于清末太平天国时期，以独特的正骨复位手法和独创的伤科内治经验方，成为我国南方伤科的一大流派。其创始人石蓝田精通武艺，后发展到理伤正骨。子晓山从小习武术，对接骨人骱技法娴熟。晓山子筱山继承先辈治伤经验，并就读于上海神州中医专门学校，22岁开始行医，以先专治外伤进而善治内伤，兼理针、外科而驰名江、浙一带，1958年筱山将祖传石氏治伤秘方公诸于世，其中“三色敷药”、“消散膏”和内伤经验方，对骨折、脱臼、脑震荡、胸肋内伤等伤病颇具疗效，对正骨复位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做到“肌触于外，巧坐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内外兼治，动静结合，整体与局部关联而又重在内治固本，为石筱山伤科的医疗特色，其基本原则是辨证施冶，做到气血并重。现存20万字的《石筱山医案》。筱山子仰山承父业，亦精于伤骨科。

(十四)昆 山 郑 氏

郑氏祖籍河南开封，先祖郑亿年于宋建炎三年(1129)随高宗南渡，遂居昆山。其五世裔孙郑公显得外家薛辛之医，精于妇科，从此郑氏世业妇科，迄今绵延700多年，子孙遍及吴中，传至郑绍先(1912—)为二十八世。在郑氏妇科700多年历史中，涌现出众多医家，惜世谱佚失不全，现存世系表中记有医家49位，分昆山乐输桥、元和周庄(今属昆山)二支。郑氏业医名噪吴门，其中有不少为官或在太医院任职。七世医郑壬曾荐为南京太医院医士，后又应诏入北京太医院，名声极甚。壬子郑文康为明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官至观政大理寺。九世医郑育为明成化四年(1469)举人，昆山县医学训科。十一世医郑云、郑宗儒均为太医院冠带医士。十二世医郑若皋以诸生应名医进，明嘉靖年间太医院院判。十五世医郑之郊为太医院吏目，进秩御医。

自元至明清，郑氏编著的妇科专著有：《妇科要旨》、《济阴万金书》(存)、《惠民方》、《产宝百问》(存)、《医学发明》、《本草辨疑》、《郑氏产科补亡》、《灵兰集义》(存)、《郑氏女科集义》(存)、《存方验案集》等，惜大多佚失。

(十五)吴 县 葛 氏

吴县葛氏以医显名于宋元。其世系有记载的为：思恭→从豫→应雷、应泽→乾孙、正蒙→观、晋、涣、升。葛思恭为南宋宣义郎，其子葛从豫官进义校尉，皆精医理。吴中以儒为医，世称葛氏。从豫子葛应雷，字震夫，初习举，宋亡后，弃举，以医济世。钻研《灵枢》、《素问》诸书，颇具独见，处方、制剂、全与他医不同，名贯吴中。著《医学会同》二十卷，已佚。推衍五运六气，观察阴阳升降，以判断脏腑之虚实，且能据经络气血之所注，知疾病之候，言预后之吉凶。初任平江医学教授，后升江浙医官提举。“金元四大家”之刘完素、张元素之学行于江南，自应雷始。应雷子葛乾孙字可久，先儒后医，与朱丹溪齐名。其业绩见“吴中医学”。乾孙尝训示后人：凡我葛氏子孙，不可不知医，但不许为市医。子孙皆遵之。

(十六)南 京 随 氏

随氏祖籍山东，明万历年间迁应天府(今南京)。此后，随氏开始行医，并世代相传，清以前随氏行医情况无法查证，至清代随霖已三世。癸丑年(1793年)，羊毛瘟流行，群医不能治，霖与南城周魁治而效，一时有南周北随之誉。随霖撰《羊毛瘟证论》一书。随霖之子随鸿模继承父业，长于内、妇科。鸿模之子随仲卿擅治内、儿科杂病，求医者众多，曾任南京医药联合会会长。其子随翰英精于内、儿科，民国18年“3.17”中医斗争中，为赴京请愿的五个代表之一。曾任南京医药联合会会长、中医师公会会长。与张简斋等人创办南京中医传习所，曾任副所长兼教务主任。随翰英之子随建屏幼承父学，毕业于国医传习所，现任南京市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十七)江 都 丁 氏

丁氏原籍武进县孟河镇，清初迁至江都嘶马镇。丁氏痔科世家迄今已传九代，约有200年历史。现可考证的是丁氏第五代传人丁锦南，生卒年月不详，毕生致力于中医痔科。其子丁三祝(1848—1909)在丁氏痔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临床游刃之余整理《丁氏家藏方》。丁三祝有二子，耀庭、辅庭皆承祖业，尤以辅庭为集大成者，丁辅庭(1895—1956)既得父亲亲授，又博览群书，可谓学验俱丰，医术精湛，屡起沉疴，享誉甚倍。辅庭晚年将祖传的《丁氏藏方》重新整理，将自己临床经验附录其后。抗日战争前夕辅庭迁至南京。其长子丁济民、次子丁泽民均继承父业，从事痔科。丁泽民(1920)幼承庭训，又得岳父朱霞麟指点，功底厚实。1941年来南京，1945年进入南京国医传习所深造。建国后又在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1956年起任南京市中医院痔科主任。退休后仍被聘用，丁泽民在这期间，成功地改良了枯痔液和痔核手术方法，并较早地引进激光、冷冻等新技术于治疗肛肠疾病。1980年起连任两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肛肠学会主任委员，1981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3年再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

丁泽民长子丁义山、次子丁义江皆得其父亲授。丁义山现任海军军医学校海宁肛肠医院院长、丁义江任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

四、省名老中医

1979年经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审批的江苏省名老中医名单

江苏新医学院：吴考槃  周筱斋  李春熙  唐玉虬

江苏省中医院：邹云翔  张泽生  邹良材  施和生  童葆麟  邱茂良
                许履和  干祖望  曹鸣高  江育仁

南京药学院：叶橘泉

南通医学院：曹向平

苏州医学院：吴克潜

省肿瘤研究所：颜亦鲁

南京市中医院：傅宗翰  丁泽民  陈寿春  朱金山

苏州市中医院：陈明善  黄一峰  顾君安  奚凤霖  陈松龄  金绍文

南通市中医院：汤承祖  朱良春  喜仰之  蒋仰三  周宗鉴  陈鸿滨
                 陈  照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朱子清  孙公望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陈伯涛

南通市制药厂：季德胜

常州市中医院：屠揆先

无锡市中医院：苏进解

徐州市矿务局二院：林世忻

连云港市海州卫生院：沈俊丰

苏州地区人民医院：沈养吾  吴怀棠  王寿康

常熟县人民医院：陶君仁

常熟县周行公社卫生院：赵苑香

吴江县人民医院：丁怀仁

吴江县平望医院：金储之

吴江县同里中心卫生院：何建章

吴江县震泽中心卫生院：钱星若

吴江县卫生局：马云翔

江阴县人民医院：邢鹂江

江阴县中医院：叶秉仁  夏奕钧  夏武英  孙泽民

江阴县长泾医院：陈家栋

无锡县荡口中心卫生院：司马晓冲

无锡县东绛公社卫生院：钱志远

沙洲县合兴公社：谭侃如

沙洲县塘桥卫生院：顾殿良

沙洲县塘市医院：顾介申

沙洲县乐余公社卫生院：黄彝升

沙洲县鹿苑公社卫生院：季云州

沙洲县扬舍镇：郭守朴

吴县斜塘中心卫生院：金里千

吴县东山中心卫生院：严守承

吴县卫生局：邓云龙

如皋县人民医院：黄星楼

如皋县中医院：沙宇清  沙乾一

南通县人民医院：曹筱青

启东县人民医院：顾雪才

海安县人民医院：章鹤年

如东县人民医院：陈郎清

扬州地区人民医院：郑汝谦

扬州市公费医疗诊所：陈嗥年

泰州市中医院：徐汉江

泰州市人民医院：徐荫庭

高邮县中医院：许巨才

泰县中医院：王玉玲

泰县苏城中心卫生院：朱泽如

邗江县人民医院：江静波

镇江市中医院：褚润庭

武进县人民医院：朱彦彬

武进县戴泾公社：钱近贤

丹阳县人民医院：巢伯康

宜兴县城区医院：邓荫南

镇江市中医医院：滕友轩

徐州地区人民医院：张少连

新沂县中医院：翁子祥

清江市人民医院：秦正生

射阳县人民医院：尹石清滨海县人民医院：左荫黄    

第八节  中外医药交流

据《汉书》、《后汉书》和日本的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东渡，“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为早期方士，通晓阴阳术数、医方占卜、吐纳延年等术，徐氏率百工技艺随往，其中也有医药人员。在日本历代相传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墓等遗迹。徐氏东渡在江苏乃至全国历史上开创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之先河。

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时，武帝应朝鲜百济王请求，由朝鲜使者带回诸《涅槃》等经义、《毛诗》，并派博士及工匠、画师等赴百济传播经义和阴阳五行思想以及药物知识。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梁元帝萧绎以《针经》赠日本钦明天皇。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中国吴(今苏州一带)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书赴日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汉医学一年余。百济也接受了汉医学，并将中国《肘后方》治肺痈方和治疔肿方等方剂，收载于《百济新集方》。据《周书》记载，“百济知阴阳五行……能医药卜巫占术”。在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国仿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医药分工设立太医丞和药藏丞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

对早期中日医药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人物是唐代的鉴真。鉴真(688—763)于唐垂拱四年(688)生于广陵江阳县(今扬州)，俗姓淳于。他父亲是一个佛教徒，鉴真14岁时在大云寺出家，成为智满禅师的沙弥。18岁时，当时的法门领袖道岸律师为他授了菩萨戒。20岁随道岸游学洛阳、长安二京，道岸的师父文纲、师兄弘景等也在京师，鉴真从这些高僧那里学到了深厚的佛学和医药学知识。鉴真在二京不仅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又有机会随师到“太医署”、“药园”参观，到“弘文馆”阅读古今典籍。景龙元年(707年)自京师至山东、河北一带大疫，鉴真又参与了当时的救灾疗病活动，获得很多临床经验。

通过广泛实践与刻苦学习，鉴真20岁即登坛讲律疏。7年后回故乡主持龙兴寺、大明寺工作，成为“淮南江左，独秀无伦”的大师。鉴真是开元、天宝盛唐年间培育出来的人物，得使他充分吸收了当时文化的精华，掌握了唐代的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知识，在今后东渡弘法事业中圆满地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使命。

隋唐年间，佛教在日本已成为国家宗教，但苦于戒法不全，佛教界的长老隆尊向政府提议，派遣荣睿、普照两个青年僧徒来唐土求法，聘请传戒高僧。两位日本僧徒随第九次遣唐使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来到中国。荣睿、普照在洛阳、长安前后居留10年，他们从大安国寺的道航那里，知道了他的师父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于是他们邀请了二京的一批僧徒一起来扬州拜谒鉴真。他们来到大明寺向鉴真陈述：“吾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原师可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鉴真决然应允，并询问周围的弟子有谁愿去。他的弟子祥彦说：“彼国太远，性命难保，沧海渺漫，百无一至。”但是，鉴真深感日本是“有缘之国”，当众指出：“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身!”语气是如此的坚决，弟子也纷纷表示决心随师东渡。

鉴真自接受了日僧邀请，在11年的时间里，先后6次东渡，5次失败，他不仅要克服“沧海渺漫”的自然障碍，还要对付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回国时，鉴真及其弟子一行24人，避开了当时官府及僧徒的阻挡，在10月19日夜秘密趁船离开扬州，至泗浦与日僧普照会面。终于在11月15日搭上了遣唐使的海船。次年(754年)2月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时他已是66岁双目失明的老人了。

鉴真在日本居留10年，直到公元763年6月21日圆寂日本。在日本期间，鉴真把盛唐的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人民，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书法、工艺以及医药学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医药学方面尤为突出。

鉴真抵日后，除讲律授戒，传授其他技能外，积极从事医药活动。他初到日本后，因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皇室把备前国水田100町赐于鉴真。鉴真在日本尽管双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将有关药物的鉴别知识传授给日本人民，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同时，对于药物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识，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民。日圣武天皇的侍医韩广足也曾随鉴真学习药物真伪之鉴别技术。浅田惟常在《皇国名医传》里指出，自鉴真东渡面授医药知识，得使日本“医道益辟”。

鉴真历次东渡，都备有大宗药材。仅据《东征传》所记载：“天宝二载十二月东下时，除用物、法器外，带麝香二十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六百余斤，又有荜拔、诃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甘蔗八十束。”天宝七载又拟东行，“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

现今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内，尚收藏有60种药物。据日本学者考证，其中有些药物可能即是鉴真带去的，或是鉴真同时代由中国运去的。

鉴真在日本从事医药活动，后来通过他的门徒对日本医药学继续发生影响，例如他的弟子法进在日本也曾讲授医药，后来传其术的尚有东大寺的惠山、元兴寺的圣一、山田寺的行潜等。

据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曾著录过鉴真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在江深辅仁的《本草和名》和浅田惟常的《皇国名医传》里，都提到过这本书，可惜此书后来失传了。目前尚能在《医心方》里找出三四个方子来，如卷三里的“诃黎勒丸方”，卷八的“脚气人腹方”，卷十九的“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都为《鉴上人秘方》的处方。另外还有几个方子如“奇效丸”或“万病药”、“丰心丹”等，都是鉴真带去的方子。他的大弟子法进又传下“三陈丸”、“患冷丸”、“冷疾方”、“热病方”、“患痢方”、“心痛方”、“霍乱转筋方”等。

14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可见其影响之深。《皇国名医传》、《日本医学史》里，都把鉴真列在重要的地位。

宋熙宁七年(1074年)，扬州医学助教马世安等8人受朝廷所派赴高丽传授中医。元丰三年(1080年)宋廷又派马世安再赴高丽讲学。中朝医学交流十分频繁。

明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三保太监郑和率舰队从汀苏太仓刘家港启航，出使南洋诸国。以后的28年间曾先后七次下南洋、西洋，足迹达到欧、亚、非三洲30多个国家。每次远航带医士、军官180余人，其中有许多江苏医家，如上海的陈常、陈以诚，常熟的匡愚等随郑和出使过。他们把许多中国药物带到南洋各国，同时把海外的珍禽怪兽、奇药异草、香料、药物带回中国，后移植和饲养在南京狮子山下天妃宫旁的静海寺里，丰富了中国本草的内容。李时珍特地到南京静海寺考察，扩大了本草研究范围。郑和七次下南洋、西洋，为中外医药交流作出了贡献。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吴人医家吴载南、赵松阳等前往日本国传授中医。三年后(1721年)，日本又聘请崇明医家周南赴日传授中医。周氏平素旁搜博览，医技精良，曾编注《脉要纂注》两卷，日本天皇闻其名，延之往试，皆奏效，挽留周在日本传授医术，长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还刊有《(周氏医案)其慎集》五卷(1725年)。清嘉庆九年(1804年)日本征请苏州医家胡振(兆新)至崎岙，并使小川汶庵、千贺道隆、吉林长祯三医士随胡学习汉医。琉球医生吕风仪1824年与我国常熟名医曹仁伯通讯问医，1827年奉使来华拜曹氏为师，学满回国后，于1832年又通讯问医。曹氏与子文澜合校而成《琉球百问》、《琉球问答奇病论》，涉及内外妇儿各科，但始终强调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对质疑同答实事求是，不强知为知。

从清朝末年开始，国外医药学逐渐传入我国。如早年留日之丁福保(1874—1952)倡中两汇通，积极翻译日本汉药研究书籍《化学实验新本草》(1910)、《汉药实验谈》(1918)等，另著有《中西医方汇通》(1910)、《中药浅说》(1933)，载有中医、汉方与西药的经验。叶橘泉1938年曾有《临床实用药物学》之作，对日本研究中药之成果亦多有汲取。赵橘黄(1883—1960)早年留日，在东大山下顺一郎门下攻读博士，为我国生药学、本草学之泰斗，他认为“今后之中药不特中医因中药而尚存，即西医亦必因中药而大振”，著有《本草纲目今释》(1923)、《中国新本草图》(1930—1933)、《历代本草变迁史》(1930)、《现代本草生药学》(1937)及各地多种药的生药研究论著，是我国中药学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我国针灸学家承淡安(1898—1957)，1932—1933年在东京高等针灸学校留学，1934年又渡日访问，吸取不少日本针灸教育、研究和临床经验，并携回日本宽文五年(1665)山本长兵卫重刊之古本《十四经发挥》。承氏所著《中国针灸治疗学》自1932—1937年连续八版，吸取不少日本研究成果，穴位采取解剖定位，而反对尻神禁忌、阳日阴日、男左女右、午前午后等，成为近百年来最有影响的针灸专著。

建国后，江苏中医药对外交流得到了加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医药交流日趋频繁。

1965年，省中医院主治中医师张宗震作为江苏第一批援外医疗队队员赴桑给巴尔工作。同年5月26日张氏发生了脑血管意外，不幸殉职，后将其遗体葬在桑给巴尔。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理卡鲁姆为张宗震举行了葬礼。那里的人民称张为“中国的白求恩”。南京中医学院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自1956年起即接受朝鲜留学生来学习针灸。以后每年接受外籍和港、澳、台留学生。建院30年来，已为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千名合格的中医药学人才。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南京中医学院为“中国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同时江苏的针灸专家出访国外，1984年8月—1986年6月，省人民医院陈巩荪、卢宝铭主任去马耳它圣路克斯医院创建针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