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年轻化：邓小平如何选拔第三代领导人

　　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认为：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集体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最初始于1977年第二次复出工作之后，以后又经过了两个总书记的职务变动，直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以及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完成，历时十余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开始考虑中央集体接班的问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不少年轻干部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

　　特别是1979年10月，邓小平与陈云等老同志交换意见后，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强调这个问题“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他们力主让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同志，培养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造就党的接班人，圆满实现“党的交班和接班”。

　　邓小平在外出视察工作时走一路讲一路：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是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如果我们在几年内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为实现领导集体年轻化及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而邓小平在全会上强调：“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他建议：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五十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随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带头退出国务院领导机构，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是对每个老同志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同时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1982年召开中共十二大时，已经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全局，以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的工作格局。十二大选举产生邓小平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成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过渡，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邓小平认为，尽管十二大解决了新老交替，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还是年龄偏大。召开十三大时尚需五年，而培养和锻炼中央领导集体新成员又刻不容缓。所以，邓小平等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建议党中央在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再挑一批年轻领导干部，充实到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来，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步伐。

　　1985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前夕，邓小平更加重视培养“第四梯队”。他说，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主要是选拔一批年轻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后继有人，这是一个战略安排。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更年轻化一些，这是党代会的“真正目的”。如果只有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不开这次党代会也可以。我们要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梯队、第五梯队，从而保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认为现在比较年轻的干部，将来也要向更年轻的人交班，他希望老同志“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对有才干的人就要积极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总之，对建立第三梯队这个问题，一定要硬着头皮解决，如果犹豫，一旦有事，损失就大了。

　　1985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了很多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的道路又迈出一大步。但是，邓小平认为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并不是这一次就止步了，以后还要继续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提拔年轻领导干部，又要注意在根本问题上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实践表明，邓小平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多么重要，多么及时啊！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外国某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对方谈到党内领导存在着老化问题，并询问怎样解决时，邓小平同志干脆地回答，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不敢接受年轻人是胆子太小。对年轻人要鼓励、要帮呀！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按照四化标准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三梯队”，这具有“战略意义”，是“战略决策”，“战略安排”。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二)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后。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某种程度比实现农业、工业、科学、国防现代化还要难。尽管如此，无论如何也要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走。否则，实现国家四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他设想，彻底完成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年轻化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召开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些，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实现完全年轻化的目标。从而使党和国家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他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中共十三大，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使一批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仅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其成员平均年龄降低了十多岁，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

　　本来，邓小平准备在十三大上，不担任党和国家的任何职务。但是，根据全党的共同愿望，他只好半退，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过，他要求军委主席下边设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放手让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领导人独自处理问题，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以便自己渐渐脱离政治舞台。

　　(三)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还没有平息时，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6月16日，他又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集中讲述了自己对组成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想法。此后，他在与党内、军内同志谈话和会见外宾、友人时的谈话中，从不同侧面继续讲述自己对新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观点。这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在晚年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明确地把我们中央领导集体按代来划分，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还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核心是毛泽东，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任去世后又加了陈云。中共八大组成了毛刘周朱陈和邓小平在内的六人常委会，后来又加了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感到我们党这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集体都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率领人民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领导集体“前期是好，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我们党仍始终保持以毛泽东为核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也没有能把共产党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等，其中，邓小平所处的地位，是“核心”、“领班人”、“主要决策者”。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坚决扭转了全党工作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困难局面，“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同样，因为有邓小平这个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发生了两个总书记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等老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挑选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是选错了人。同时他们还注意到，靠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条件，先后提出两个人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都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实事求是地讲，虽然“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在当时，“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起邓小平深思。所以，他在谈话中多次讲述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来龙去脉，领导工作中的得与失，目的在于使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少走或不走弯路，尽快地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从历史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重大课题的考察和论证。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勇敢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士，邓小平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记忆犹新。30多年后，他还讲，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政策，这是很大的教训。

　　80年代至90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具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更大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东欧变化和苏联解体，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解体，丧失了执政党地位。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他们采取敌视态度。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使人们“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某种挑战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对我们要“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取胜，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邓小平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思考。

　　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虽然他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关键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然而，邓小平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分量太重”，国际上好多国家也把对华政策放在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这种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正因为如此，他谢绝了党和人民推举他为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愿望，推荐比较年轻的领导同志在第一线工作。从80年代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工作越少越好，目标是完全不工作。有时候出点主意，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参与一些。他还风趣地讲，这是“尽量偷懒”，是最大的“官僚主义”。1989年，他在处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初建，党和人民仍然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之际，义无反顾地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9月4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专门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他们：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犹豫这么几年，已经耽误了。退休方式，简单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好处”。他对退休后的军委主席人选作了交代，并且不希望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宣布自己起个什么作用。

　　多年来，邓小平经常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他认为自己在身体健康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有很大益处。因为这样有利于树立新领导集体的威信，锻炼其工作能力，以便他们早日全面担负起重任。邓小平从微观考察，从自己退休这个具体问题入手，解决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未能解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对应该建立怎样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些意见。

　　邓小平认为，“要选马克思主义者”，要选“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很显然，邓小平主张要使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进入领导层，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要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面的英勇精神的班。”邓小平几次讲：“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一方面为会议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表示欣慰，认为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同时也谆谆告诫：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又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经过这场政治风波以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

　　所以，邓小平希望，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关于学习内容，他非常赞成陈云提出来的主要应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学习过程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总之，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其次，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总之，“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们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率领人民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领导集体“前期是好，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我们党仍始终保持以毛泽东为核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也没有能把共产党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等，其中，邓小平所处的地位，是“核心”、“领班人”、“主要决策者”。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坚决扭转了全党工作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困难局面，“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同样，因为有邓小平这个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发生了两个总书记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等老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挑选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是选错了人。同时他们还注意到，靠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条件，先后提出两个人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都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实事求是地讲，虽然“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在当时，“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起邓小平深思。所以，他在谈话中多次讲述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来龙去脉，领导工作中的得与失，目的在于使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少走或不走弯路，尽快地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从历史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重大课题的考察和论证。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勇敢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士，邓小平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记忆犹新。30多年后，他还讲，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政策，这是很大的教训。

　　80年代至90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具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更大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东欧变化和苏联解体，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解体，丧失了执政党地位。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他们采取敌视态度。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使人们“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某种挑战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对我们要“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取胜，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邓小平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思考。

　　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虽然他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关键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然而，邓小平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分量太重”，国际上好多国家也把对华政策放在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这种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正因为如此，他谢绝了党和人民推举他为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愿望，推荐比较年轻的领导同志在第一线工作。从80年代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工作越少越好，目标是完全不工作。有时候出点主意，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参与一些。他还风趣地讲，这是“尽量偷懒”，是最大的“官僚主义”。1989年，他在处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初建，党和人民仍然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之际，义无反顾地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9月4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专门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他们：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犹豫这么几年，已经耽误了。退休方式，简单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好处”。他对退休后的军委主席人选作了交代，并且不希望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宣布自己起个什么作用。

　　多年来，邓小平经常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他认为自己在身体健康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有很大益处。因为这样有利于树立新领导集体的威信，锻炼其工作能力，以便他们早日全面担负起重任。邓小平从微观考察，从自己退休这个具体问题入手，解决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未能解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对应该建立怎样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些意见。

　　邓小平认为，“要选马克思主义者”，要选“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很显然，邓小平主张要使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进入领导层，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要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面的英勇精神的班。”邓小平几次讲：“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一方面为会议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表示欣慰，认为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同时也谆谆告诫：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又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经过这场政治风波以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

　　所以，邓小平希望，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关于学习内容，他非常赞成陈云提出来的主要应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学习过程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总之，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其次，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总之，“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们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邓小平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这是历史对进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里每个成员的“最根本的要求”。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胸襟宽阔，因而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所以，党和人民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所谓政治胸襟开阔，就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一切方面”。可见，识大体，顾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样就会有很好的大局观。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管大事的，所以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任何局部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大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所以，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必须是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就是说，能否坚持改革开放，有无改革开放形象，是确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讲，这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要看到这个大局。只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向人民亮相”，才能“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相反，如果摆出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一个僵化、保守、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领导集体，那中国就会永无宁日。

　　1985年8月，邓小平会见一位外国总统，他向对方介绍了中国领导干部实现年轻化的情况。对方说：看来你们不仅是要挑选年轻干部，而且要挑选能继续执行现行政策的年轻干部。邓小平极其简明地回答：“是这样”。不久，他对来访的另一位外国总统说：让清楚我们现行政策带来好处的人来接管事情，我们放心。

　　在发生了两个总书记职务变动后，他仍然坚定地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经过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国外一些人怀疑或担心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表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过去十年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邓小平说：进入新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三年后，他在南方谈话时又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段话。

　　当然，坚持改革开放不是自封，也不能靠少数人吹捧，而必须是真正坚持改革开放，并且真正有政绩，得到“人民公认”、“社会公论”。就是说，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挑好选好。扎扎实实地“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为什么人民群众对第二代领导集体满意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每个成员在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前，人民公认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是必需的，进入新的领导集体之后，特别是在风云变幻、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也要真正做几件事，使人民看得出真正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例如，经过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他认为，如果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证明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形象就树立起来了。总之，“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年轻化，邓小平谈得比较早也比较多。他认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既是一个全新的伟大事业，又是一个持久的艰巨工程，没有一批具有雄心壮志、精力充沛，事业心很强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是不行的。仅凭一二代人努力是无法完成的。作为领导这一宏伟事业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必须实行新老交替，让更多年轻、身体很好的领导干部共同参与制定政策，以保证连续性。

　　1985年下半年，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多次讲：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两者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年轻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通过改革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通过干部年轻化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使局势更加稳定。

　　他认为，年轻领导干部有两个突出优点：第一是思想开放，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专业知识比老年人多，创新意识也比较强。第二是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实现年轻化就更具有活力和效率，更能专业化。当然，年轻领导干部比起老一辈阅历浅，经验少一些。例如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有弱点”。但是，他们在其位就能谋其政，经验不足，干上两三年就足了。开始感到不胜任，干上两三年就胜任了。他几次讲道：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未来的事情是要靠更年轻的一代来搞。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

　　年轻化是世界的大趋势，越是现代化越要年轻化，正因为如此，他对1985年全国党代会上增选比较年轻的干部为中央委员，让他们担任部长、省委书记、省长而感到高兴。他希望比较年轻的政治人才尽快成长起来，不能只靠别人扶植。如果他们受到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他几次提出要选些年轻一点，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他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作用，来自于这个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亲密团结与能力合作，即来自于他们共同作用的合力。所以，这个领导集体的亲密团结是十分重要的。

　　——要以高度的自觉性，加强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

　　1989年邓小平帮助建立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后，坚决地退了下来。他语重心长地对新领导集体成员说：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他希望常委们给国际上树立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形象和榜样，形成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怎样搞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密团结呢？邓小平认为，一是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要能容忍各个方面，团结各个方面。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二是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都要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自觉地变化”，使自己的一切适用于所担负的职责。三是每个成员都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

　　——要以高度的自觉性，维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

　　邓小平强调，一个领导集体里要有个核心。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因为有毛泽东、邓小平分别处于核心地位，尽管发生各种变故，都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党的领导。相反，如果中央领导集体中没有核心，或者核心不强，在重大事件面前，很可能失去平衡，所以，“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刚一建立，邓小平就提出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他希望每个成员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地维护”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因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他曾讲，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邓小平不仅提议江泽民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而且又致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着重向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提议：“江泽民同志任党中央军委主席”。他在离职前简短的讲话中强调：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努力工作。他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对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放心。称赞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全面工作后，一直坚持正确路线，各项工作干得不错，给国内外以稳妥、平静的感觉，得到了人民信赖和国际上的信任，成绩不可低估。他相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全有能力把事情办好，即使有差错，自己经过总结，取得了经验，又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