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山皇色在线:从儒家的反“乡愿”看一些传统道德的虚伪性

作者：许锡良 来源：凤凰博报

在儒家经典文献《论语》中，“乡愿”是孔子重点反对的对象。那么什么是“乡愿”？通俗地说就是做好好先生，不敢为正义得罪人的伪君子，这种人没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在《论语．阳货》中记有孔子的警告：“乡愿，德之贼也。”其用语是非常坚定的。乡愿照说在中国应该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当这种一厢情愿的反“乡愿”与中国法家专制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了虚伪的一种说辞而已。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追求真理的动力，没有确定的是非的标准，而所谓正义，也不过是徇人情，枉私法而已。所以，孔子虽然口口声声反乡愿，但是实际上却对乡愿功夫做得最好的颜回赞不绝口，而且他自己就是乡愿的最好典型。

中国所有的有关道德的学问，都是不能称之为学的。因为，这里不需要运用智力、理性、推理，特别是拒绝创造，只要求一种记忆力和背诵功夫就足以掌握。黎鸣先生称之为太监之学，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这里唯一的思想就是“道德人伦”的说教。而后来的历史又演变成了所有的道德之学都化成了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本所要达到的也无非是像曾国蕃那样“立德、立功、立言”。除了捞取一世功名外，也不外获得一些有生之年的物质和世俗的权势之类的好处。这一点，我早在四年前写的《道德虚伪的社会根源》里已经写过了。也就是中国社会是靠出卖道德美名而博取官位。道德美名是为善的，而博取的官位又往往是为恶的。用吴思先生的话说，就是博取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道德美名是显性规则，博取官位是隐性规则，或者叫潜规则。

谭嗣同在其《仁学．二十九》中说过一段很是耐人深思的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段话，简直就是千年绝唱，值得今天反复揣摩、咀嚼。一下子就点破了中国文化中的“儒、法、道”巧妙合作，互为利用，互为表里的奥秘。由于儒家学说在本质上就是讲究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是为维护这种秩序而产生的，一切的价值都不过是为了权势的利益。即便有时重视民，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这种上下尊卑的秩序的需要而已。所以，为最尊者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也就在所难免。千年以来的“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必然产物。所以，一方面，孔、孟都口头上极力反对“乡愿”，即便其本人在世之时视乡愿为天敌，但他们一世徨徨，奔走周旋于权贵之间，为的也还是谋个一官半职，以求显赫的权位。这就更不用说后世的儒家学子了。孔子一生虽然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实真正畏的只是“大人”，“天命”算什么？只不过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人们所感观到一种自然现象而已。所以，在儒家的经典文献里没有看到过孔子真正畏过“天命”。但孔子畏“大人”的记录却非常丰富翔实。“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躇如也，与与如也。”这里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完全根据对方的身份来显示自己的说话姿态。与上级与下级的说话的姿态与口气几乎判若俩人。与下级的说话姿态与口气是“侃侃如也”，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在上司面前却很不相同，是“訚訚如也”，一副唯唯喏喏，毕恭毕敬，十分谦卑的样子。而在君主面前，就更要命，连大气都不敢出了，恨不得入地三尺。只有“踧躇如也，与与如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能够真正做到反乡愿，简直是笑话。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大乡愿的形象。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心中有一种真正的正义正气所在，不可能因为人的不同而产生这样大的变化。特别是孔子在去见君主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实在是吓人：“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中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读着，一个活脱脱的太监奴才的样子就出现在面前了。在这里毫无人的生命气息与人格尊严。靠这样的行为举止去反乡愿，这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

孔子一辈子讲仁爱，讲礼信，畏这畏那，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求官，二是求富。求官是首选，退而求其次是求富。这本来作为一个人追求的理想，也无可厚非，如果能够遵循公开透明的规则，靠自己的努力与智慧，取之于正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像孔子这样为求官、求富而几乎达到哀求的地步，却很是令人惊诧。为求官，他是这样发表求官宣言书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果这种态度是在选民面前还是很可贵的，可惜却是在上司那里，特别是在君主面前。这与现在还在流行的公开的要官、跑官又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这样，做官的幸运也没有降落到孔子的头上。此时的孔子才想起了要赚一点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未尝不可以。但孔子取财的方法首选是靠自己发明的“仁、义、礼、智、信”之类的漂亮话去博取的。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一切都是为取悦于君主与上司，无论好礼、好义、好信，皆不过是为了帮助君主统治百姓掠夺百姓而已。一旦有违统治者的秩序，那么哪管民众的死活，连民以之为天的“食”都可以毫不留情地给予去掉。并且振振有辞地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就为后来的理学杀人，大开了方便之门。才有了后来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样的冠冕堂皇的奇谈怪论大行其道。这为中国道德的虚伪性埋下了祸根。
孔子对财富的追求，也有时到了不分方法与不择手段的地步。一旦在体制内分不到大利，就不惜在底层里寻找财富来源。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可以挣到钱，就是去赶马车或当市场看门人也在所不惜。个人的爱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差事，放在今天就有点争当领导的汽车司机与私人秘书的味道。决不能想像孔子愿意去真正当一个街头的贩夫走卒。这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与领导凑近乎，以便得到重用与提拔。在这里说违心话，以博取领导的开心就是最重要的了。反乡愿只能是训训自己的门徒，摆摆样子而已。

虽然说孔子在《论语》中为中国后世的虚伪道德留了下足够的空间，甚至说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孔子本人并没有捞到这种虚伪道德所带来的便宜。他本人的命运一生多舛。一生求仁、讲礼、守信，自己并没有靠贩卖这些东西捞到什么好处。在世时一生清贫寂寞。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则不同。一派为孟子所彰显；一派为荀子所弘扬。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照说主张性善容易造就乡愿，也即走向道德虚伪；而主张性恶，则因为已经说破规则，反而能够真实坦然面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的一面。而无需去冒“虚伪”的风险。但是，谭嗣同却把几千年来的乡愿文化归咎于荀子的人性恶的学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荀子的性恶学说正是后来法家的思想来源。而法家正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乡愿文化的坚实的制度堡垒。中国后来在“五四”及“文革”时，狠批孔子的儒家学说，却让法家轻易溜走了。儒家不过是中国文化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上的羊皮而已，真正的狼是法家。当我们撕毁了羊皮后，狼的面目就更加狰狞恐怖可怕了。因为法家连做一点羊的样子的伪装都不需要了。也就是将虚伪面目掩盖下的恶公开合法化了。本来儒家还被法家借用来作为幌子，形成了一个“外儒内法”式的制度化、结构性的虚伪。但是自从儒家成了这种虚伪的替罪羊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走出乡愿文化的怪圈，而且陷入了可怕的深渊。表面上儒家是明的规则，任何打着这个旗号的人就可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内部的实权掌握者的法家。法家的规则就是真正起作用的潜规则。

法家奠定了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以致伟人的一句“百代都行秦政制”，一语点破了中国制度文化的玄机奥妙。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官本位社会。不但没有发生过根本上的变化，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这一切皆如秦，从理论到实践都统一于法家的性恶理念，虽然残暴与专制，但毕竟还是诚实的。但是自秦灭亡以后，所产生的政权形式，除了政体上中央集权制外，整个社会也因此笼罩在等级森严，无所不在的权力中。这种权力还不断延伸到政治之外的道德情感领域，因而产生了以“乡愿”为特色的一系列学说和道德伦理体系。即所说与所做的完全相反的一套社会泛政治和泛道德主义的虚伪学说。难怪鲁迅先生告诫人们，凡要理解中国的事，往往要从其说的反面去理解方才可能得到较为真实的情况。这个社会往往是这样说，却不这样做，或这样说竟那样做，每每提倡一种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事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

为什么荀子的学说使中国走向乡愿？谭嗣同的解释是：中国的政权皆出自大盗，大盗利用乡愿，作为思想资源，以粉饰太平，而乡愿则“工媚大盗”。一个有情，一个有意，相互利用，才形成了这种乡愿格局。那么，这中间究竟产生了什么联系？其学说本身产生了什么条件？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西方，一般不承认人有超越于自身的恶的能力，这种超越一般要靠上帝的拯救，而完全的善只有上帝才有，也即只有神性才能够达到这个完善的境界，而人总是带着原罪来到人间的。所以西方承认人不可以完全超越恶，所有的善只能表现为伪善。这在根本上杜绝了社会陷入伪善的大怪圈。这种承认反而使西方文化在实际效果上得到较多的真诚。而中国儒学，特别是荀学的虚伪面目下，人人假装天真，伪装德性。并且始终不承认，其用意即是“德性”后面的实利。而这种德性实利后面最大的实利就是官本位化的层级权利体系。这里形成的连环逻辑就是：以无私的伪善博取好名声___以好名声博取功名___以功名博取官位___再以官位博取实利。虚伪在中国确实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孟子在杜绝乡愿方面拿出的策略是“反经”，或者说是用了“诛心之法”和“心传之法”去反对“乡愿”的，这种“诛心之法”表现在《中庸章句．序》中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按照邓晓芒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邓晓芒著，《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我们今日仍然有那些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种种巧立名目的“为人民服务”，就是现代版的伪善。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一切好与坏，君子与小人之间并不没有什么绝对的可靠的标准，一切皆为权宜之策而已。因为中国毕竟没有康德式的先验式的批判。没有永恒不变的星空与存留于内心而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在西方人只具有道德的可能性，而决不具有道理的现实性。这就决定了西方文化的低调平实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世间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唯有权贵们的权力标准是永世不变的。所谓中庸的真谛与标准，也不过是取决于权贵手中的权力。在这里不可能产生什么超出世俗的权力的标准。如果一旦掌握了权力，那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是必然的。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无不按照“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标准行世。而且越是专制社会，就越是按照这个标准处世。

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对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作用力也是深表怀疑的。在《孟子》结束时，孟子是发出这样的感叹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说到底一个人是不可能靠了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道德说教来达到高深的修养功夫的。一个道德人只能意识到自己的一切世俗表现，其本质上的虚假性，才能不强迫自己排除任何私心杂念以取得君子资格，而在于承认自己内心的不真诚并为之愧疚。按中国式的修养功夫，只能是“欲炼神功，必先自宫”，所以，中国的道德文化背景下的成功者就必然是“引刀自宫”者。要得到皇权的荫庇及重用，就要先得做太监自宫。在此种游戏规则下，虚伪就与病态及残暴这样美妙地结合在一起了。由此可见，中国的乡愿文化是各种文化的大荟萃。无论哪种文化，都只不过是：消除百姓的小乡愿，而成全大盗的大乡愿；铲除百姓的小利，以成全暴君的大欲。不知中国国学派们对此种历史与现实又有什么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