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鱼的排泄器官是:辛亥革命的真相之二：孙忽悠，袁悲剧，个人崇拜，用事实取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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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真相之二：孙忽悠，袁悲剧，个人崇拜，用事实取代主义！
(2011-10-09 23: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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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中国政治经济- 像徐锡麟，满打满算就3个人，就是暗杀嘛，哪算起义呀。愣裹挟着那些学生往上冲，学生都不知道这是干嘛呢，都不知道。
研究任何东西都不能盲目先入为主，不能有一个主义，观念先行。得从具体的史料出发，到底是什么，再去解释，解释不了的时候，主义让路，不是事实让路，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真相，永远吸取不了教训，道理就是这个。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用事实来修正我们的错误的主义、观念，不是相反。研究股票也是如此。 研究股票也是如此。这个道理类似于
为什么 “言必称巴菲特”就是大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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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http://book.163.com/special/xinhai02/ ，以下是部分谈话录
辛亥给中国带来了革命焦虑症
陈丹青：你在新书（《辛亥：摇晃的中国》）开头那句话，这个蛮好。如果有人看了这本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话，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要解这个革命的符咒，我们几代人，一提起革命，这一百年来就先烈怎么样怎么样。
张鸣：革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极正面的东西，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了。
陈丹青：你这本书出来就等于告诉大家，这么一场革命是这么回事。里里外外告诉你，当时是暗杀也好，起义也好，是这么回事。而且这个结果当时可能我觉得也是很无奈了，因为你想一场变革，中国和平变革的希望就寄托在当政者比较明智，不犯大的错误。但是他犯了错误，谁能阻止他呢？谁也阻止不了。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之处。你总是在循环往复的这种尴尬的境地，刚才我们讲了，是这个文化还在，这个结构还在，所以革命整个的烈度很低，破坏不大。有立宪派整顿秩序。结构没破坏的时候，少数几个人也引导不出什么大风浪来。
陈丹青：整个社会的机能还在。
张鸣：机能还在，还比较稳定。当然我们有今天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从辛亥以后一步一步革命的结果，很多问题是革命带来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把问题归咎为我们的革命不彻底，要用更激烈的革命去解决革命带来的问题。结果越走越激进，就是这个路走过来。辛亥给你带来了一种革命的焦虑症，把革命变成了一个，后来一直到革命变成了一个非常神圣的，像你说的是一个神圣的符号，象征。谁敢不革命？你不革命都有罪，反革命就是该死了。我们过去最严重的罪过就是反革命。
陈丹青：现行反革命。
张鸣：现行反革命，反革命盗窃罪，反革命强奸罪，反革命纵火犯。
陈丹青：反革命贪污罪。先得加一个反革命。
张鸣：对。一加反革命就有问题了，这个差不多就该枪毙了，所以这个是…
陈丹青：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年李泽厚说“告别革命”，这句话还是对的。
张鸣：是对的。我觉得中国是该告别。但是问题这个东西很难告别。
陈丹青：现在就算告别了，咱们走改良，可是革命的遗患无穷，这点遗患你就理不清。
张鸣：对，这个遗产太大了，实际上我们老说传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就是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其实比什么四书五经的传统力量还要大得多。
旁问：孙激进吗？
张鸣：孙挺激进的，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旁问：怎么说？
张鸣：他是这样的，他是只要成功，我当时评价革命党就是他只要成功，他是要权力上的成功，不是要真的来把中国办好。他那时候开始搞，当然中国搞立宪的时候他觉得你搞立宪我就完了，我就没机会了。你办好了我就没机会了嘛，但是你没有机会，中国好了不是也一样嘛，他不是这么想问题。梁启超就是这么想的，你只要中国好了就行。哪怕你是西太后也行，中国办好了就可以嘛，我们就是为了中国好，不是为了我个人权位，但是孙他们就是为了个人权位，所以你立宪我就不让你立宪，阻止你立宪，你出去考察我要炸死你，暗杀你。这是他们的思路。
所以后来他被袁世凯赶走以后，他就跟日本黑龙会签条约，说我把东三省卖给你们，你只要支持我，我只要成功就可以。
后来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说他曾经一度想跟美国接洽，把中国让美国接管。
陈丹青：对。
张鸣：他就不在乎这些东西。后来跟共产dang合作，跟苏俄合作都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他明明知道是魔鬼，但是只要我能上位就可以。他的问题在这里是个人权势压倒了其他的东西，民族、文化、国家的责任感。因为他不是绅士，他完全不是绅士，就是一个一般的农民，到海外去了。
陈丹青：西仔。
旁问：假如孙再活5年、10年，你觉得现在对他的评价会是怎样的？
张鸣：他会集权，再活5年他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问题，这个人志大才疏，人称“孙大炮”嘛，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成功，他是跑到北平来跟人妥协。
陈丹青：屡战屡败。
张鸣：他到北京来是跟段祺瑞妥协、谈判的嘛。他没想到黄埔军校能搞成，他如果不死，还搞不成。就是他是一个没有行政能力的人。但是又过于会说话。
陈丹青：他有人格魅力。
张鸣：章士钊说过，说他很奇怪，我每次都觉得孙说得不对，每次跟他辩论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同意他了。但是出来以后一想，这王八蛋说得不对，但是已经晚了，已经决议了。都是这样的。
旁问：假如再过5年，会不会跟共产dang关系破裂？
张鸣：这个很难说，历史很难假设，很难讲这个问题。因为他实际上不成功就没什么破裂的问题，成功了才可以。
张鸣：一样，他们都是搞个人崇拜，而且不是那种像传统的皇帝式的个人崇拜，是一种帮会式的。
陈丹青：对。
张鸣：黑社会式的个人崇拜，很讨厌。
旁问：蒋呢？
张鸣：蒋稍微好一点。蒋的体系后来就是两块人组成的，一块就是他那种属于他的忠实地dang徒，就是想用列宁主义的方式改造国民Dang的，但是还有一帮人是比较欧化的，像蔡元培、傅斯年这批人。
旁问：在西方有没有这种个人崇拜，包括像孙、蒋这种的？
陈丹青：没有，拿破仑那儿当然有一会儿，但是也不是拿破仑自己弄出来的。所以启蒙这一块非常重要，启蒙科学、文艺复兴这真的很重要。
张鸣：西方可能就是那些邪教有，什么大概人民圣殿教之类的有这些玩意儿。
陈丹青：希特勒、斯大林是两个例子，但是你像华盛顿这样的，美国文明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未来也不太可能实现。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一帮人跑到美国，然后华盛顿得权以后他真的会让，林肯也是这样，所以开国的几个人非常重要。他就没有留下一个余地说你将来搞个人独裁、崇拜。
张鸣：在美国太难了。
陈丹青：所以所谓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制度一开始的那几个人非常重要。那几个人弄对了，此后你翻不了这个例。但是问题美国国情实在是跟欧洲，跟中国太不一样了。
中国有两个人好可惜，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汪精卫
旁问：中国为什么这么喜欢个人崇拜，根深蒂固，这种因素到底是来源于哪里？
陈丹青：包括今天比如说“意见分子”，其实他还没得势就已经有这个劲。
张鸣：对。已经开始先要求人家服从他。
陈丹青：就是你得听我的，我总是最对的。
张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国人这种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跟革命很有关系。以前其实中国人真的搞个人崇拜也很难。
陈丹青：他有皇帝在那儿。
张鸣：那是权势，他有啥个人崇拜？他有可崇拜的？人家真正服的是孔夫子，孔夫子也是一个死去的人。士大夫之间谁服谁？就是服一个你，比如我做你的弟子门生，也没有到像教主一样的个人崇拜。真正像教主这样的崇拜的，就是邪教教主这样的崇拜，那就是后来，老蒋想搞，但是到台湾他能搞成，在大陆就搞不成。
旁问：不是有一种说法，中国的传统是儒家法里？
张鸣：不是这个，是什么呢，革命以后他把皇帝革掉了，皇帝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
陈丹青：现在毛泽Dong大家还是服他，很多人还是有这个情结。
张鸣：服，现在很多老百姓还是怀念，怀念。我说你们那时候有啥？
陈丹青：他们是服强人。
其实袁世凯是想回到君主立宪上去的
陈丹青：所以袁世凯重新称帝这件事现在是没有人敢出头说这句话。
张鸣：这个我说了。
陈丹青：你说了？
张鸣：我说了，这个我写文章公开说了，就是他这个实际上并不是想象的要贪图安逸。
陈丹青：唐德刚也说过。
张鸣：对，唐德刚也说过。
陈丹青：唐德刚说两个人好可惜，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汪精卫。
张鸣：对。
陈丹青：就是在晚节上，不是他们晚节不保，而是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他不得不如此。
张鸣：唐德刚说得不太透，我是说这样的，实际上中国那个时候为什么没人能做皇帝，是需要皇帝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袁世凯就是想重塑一个权威，没人做，当然肯定就是我做了嘛。但是问题是他忽略了另外一点，第一个，这些知识分子是附应达尔文的进化论，附严复的《天演论》的，《天演论》。君主立宪是小康，而民主共和是大同。实际上这是扯淡嘛，我们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实际上是一个档次的制度。但是中国人就分成一个递进的关系，进了就不能退。其实袁世凯就是想回到君主立宪上去。
陈丹青：对。
张鸣：他就要一个君主而已，但是你知道吗，在中国人眼里意味着你这是倒退，为什么，我们进化论是说你只能进，不能退的。你退了意味着这个人都有问题了，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是从这个路线反他的。另外各地的一些军阀，这些人其实都想拢着这个权力，袁世凯想集权，我就想不让你袁世凯集权。我要公然称兵反抗你，我是反叛，因为你是总统，但是听说你要一心一意想当皇帝，我就出师有名了，你复辟，你倒退。我反复辟，反倒退，你在名义上就完了。所以只要一称帝，称帝之前全国都拥戴，包括云南，包括蔡锷，包括唐敬尧都是拥戴书都写好了的，一称帝马上翻脸。
陈丹青：师出有名。
张鸣：反你有名了。你给我一个借口，这是你给我的借口。我堂堂正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民主共和是最先进的制度，你居然要倒退，那我反你，没话说。因为近代学习西方也是一个主潮流。
陈丹青：很冤枉的事情。
张鸣：冤枉，实际上是需要一个皇帝的。
陈丹青：对.
张鸣：但是他也当不了，谁也当不了了，但是中国人在心里实际上是渴望一个权威的。
陈丹青：要是去过英国，去过荷兰，去过奥地利，去过西班牙，去过日本，这些国家就是君主立宪，完全是虚君。
张鸣：但是他需要有君主。
陈丹青：我那年到荷兰去，有一个老头喜欢中国当代艺术，我在他家看电视，他说今天有重要的事情，就是荷兰女皇从宫廷里面出来，皇家所有成员坐着马车经过大街到国会去国情咨文，一路上沿途的老百姓就是爱戴这个女皇，招手，马队穿着过去的衣服，进入以后，底下坐的全是国会议员，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开始念，念些什么呢，我不懂荷兰语，这个老头就告诉我。他说她讲的是妇女问题、就业问题，增加教育经费问题，失业问题。这个女皇讲一句，这个老头在旁边听，他说“废话”，她讲一句他说一个“废话”。全部是一个形式。就是今天这些话题不是由我们国会说出来，是由女皇说出来，但是决定这样做和不这样做，或者怎样做是底下这帮年青人，这帮议员，一帮男人，这个女皇就是照本宣科。可是有一个人照本宣科比没有一个人要好多了。
张鸣：对。
陈丹青：这个话由她可以说出来。
旁问：就是说需要一个程序公正？
张鸣：就是一个象征。
陈丹青：这就是一个符号嘛。
张鸣：一个符号、一个象征。
陈丹青：对。
张鸣：而且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尤其需要象征。你后来像他这已经是很多年了，倒无所谓了，他可以说“废话”了，当时的时候当然需要一个象征了，你这么转过来，你想想人们心理上，多少年都是皇帝的。
陈丹青：你说日本人那个时候打，这跟天皇没有太大关系，是军内的鹰派要打。但是天皇宣布开战，所以等到美国人把日本打下来以后……
张鸣：到麦克维尔面前说，头号是我的。
陈丹青：头号战犯。可是最后讨论下来，不能办他的战犯，可以办东条英机，不能办天皇。因为天皇代表日本民众，你办了天皇等于办了日本民众。怎么办呢？天皇宣布投降，大家没话讲。
张鸣：对。
陈丹青：军人对不起，自杀，老百姓都跪下来，谁肯投降？多少人死了，多少钱砸下去？可是天皇说了，行，无条件投降，这个事就好办了。有个皇帝和没有皇帝差很多。
张鸣：很多，因为你也有皇帝。像美国那儿没有皇帝。
个人崇拜不能光赖领袖一个人
旁问：君主立宪适合中国的土壤吗？
张鸣：对，你中国人就需要，要不然你就是追求一个另外更大的权威。
陈丹青：五千年的一个帝制。
张鸣：更大的帝制，更大的权威，更厉害的权威，最后毛泽Dong就换出来了，你这个事不能光赖毛泽Dong一个人，这些人确实都愿意，你心里还是呼唤一个更大的权威，包括好多知识分子也是，呼唤一个更牛的权威，你还是呼唤他，没有皇帝了还是空。
张鸣：对。
陈丹青：中国是会用强权，然后国家富了，现代化了，靠一帮强人。
旁问：就没有比君主立宪更好的吗？在西方成功的。
张鸣：什么叫更好不更好的？
旁问：更合的
张鸣：合适就好。
张鸣 革Ming 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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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Ming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我的记忆中，逢五逢十都有一个大纪念，这个革Ming已经被符号化了，这个革Ming很怪，有些事件被一层层涂抹，但是国民Dang涂了 一次、共产Dang又涂了一次，这个事件看起来很清楚，其实背面有很多事都是很暧昧的。过去大家研究一场革Ming，尤其是改朝换代，推翻王朝的革Ming也好、起义也好， 一般的惯例都认为在起义前夕这个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了，民不聊生这样的现象。过去也有一些研究，查一下辛亥前期中国的民变有多少次，调查的结果是辛亥前夕一年能够统计出来的民变也就是一万起。如果能够看一下辛亥前的中国社会史料，就会发现这个王朝所谓的末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大体上秩序良好。国家的财政能力有了翻倍、几十倍的增加。各项改革都在比较有序的进行，从司法改革、管制改革、地方自治改革，说实在的，中国的改革到迄今为止，像这样有序的很少见，这些都不是橡皮图章，是真有实权的地方议会和中央议会。他们真是持刀见红，本来资政院是200个议员，没有想到议事的时候，这些议员明显占优势，这点优势根本荡然无存，经常给王出难题，当时清政府没有学会怎么控制议会，当时和民选的议员出生是一样的，不敢在议会上胡说八道，脸面放在那里了。 所以整个在辛亥前的中国秩序是很好的。由于地方自治，由于国家政权在县一级有了加强，以前的县令基本上没有武装，但是到这个时期基本上有了武装。地方自治确实使得过去的死角得到了消灭，所以说很多民间的小案子都有人管了，从秩序上来看，辛亥前的秩序是相当好的，和辛亥之后有了鲜明的对比，辛亥之后马上就乱了。
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据我所知只有山西有一点反弹，他们有烧学堂的事，还有少数几个县有秀才上街游行，基本上1300多年的制度就这样废掉了，这么古老的中国，这样波澜的改革都可以这样进行，预测以后的改革会更加的顺利。但是，这个情况到后来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虽然说是新政时期，我们的教科书认为革Ming是主基调，革Ming派和立宪派搞了三次大论战，最后革Ming派战而胜之，我不知道是怎么算胜的。直到1911年中国的主旋律是立宪，不是革Ming。革Ming在当时搞了十次，多数都是在边远地区，朝山、五洲这样的地段，甚至是收买会长，搞了一点小乱子，充其量是雪泥鸿迹，我倒觉得革MingDang宣传的重要要比革Ming大一点，这个时候让全国的师生们都知道了，现在的统治者非我孙某人，一旦清政府犯了错误时，人们就会有这样的联想。当时的革Ming实际上都没有暗杀的效果大。像汪兆铭（精卫）这样的人属于同盟会的中间人士，跑到北京来暗杀摄政王，如果他成功了，这个暗杀要比他前面所有的起义影响都大。但是我们知道，暗杀是不可能颠覆一个王朝的。在满人政权没有犯重大错误时，革Ming是没有机会的，当满人要真立宪时，革MingDang刺杀五大臣，他们知道如果立宪成功了，孙的革Ming就没戏了，这一点孙非常清楚。
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主旋律变了呢？就是因为1908年以后，摄政王载沣是一个25岁的青年，他周围的一帮人都是这么大，他们哪怕到下面去做一个县委书记历练一下也可以，他们没有干过事，他们上来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收权，他们觉得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地方权利太大、汉族权利太大。虽然说立宪仍然在搞，但是我们知道为立宪做准备的居然变成了皇族内阁，大部分都是满人，满人大部分都是皇族。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汉人热衷于搞立宪，皇族内阁恰恰是在三次立宪请愿的过程中搞起来的，我们搞立宪就是要跟你分权的，你不但不分权，你还来了一个收权，而且不仅仅是说说皇族内阁，很多重要岗位都在收权，其实包括把袁世凯赶走也就是收权的一部分。北洋六镇正统换人，甚至说重建的中国海军几个主要的舰长都换成了满人，当时的颐和园是有一个满人的海军贵族学校，在颐和园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海军那是什么人才，居然能够当最大的西洋舰的舰长。
再一个是收取路矿权，你搞铁路国有化、你要收回，这个肯定是举国愤然，最大的问题是本来帮忙的立宪派不帮忙了，不但不帮忙，他们非常愤怒。包括各个省的一些人士都纷纷的表示不满，其实广州起义是1911年的4月，离武昌起义其实时间不长，但是为什么一个汉人官僚就能够把这个起义扑灭，是革MingDang人精心准备的一段起义扑灭了。到后来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一帮人成功的。张鸣岐就是一个立宪派。当然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几个偶然因素，我认为武昌起义也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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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起义真正的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宪派的参与，商团的士兵别看都是商铺里的学徒，就是比新招的革Ming军要强，因为他们练过，而且汤化龙就来了，不仅来了，而且欣然“从逆”，摇晃的中国。
辛亥革Ming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海峡两岸，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有些国民Dang人有忌讳的神话，共产Dang人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Ming，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
过去研究革Ming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Ming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Ming前期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的掌握的武装，用样强装备起来的“小 队子”，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由于这个人不错，据说他还会点英语，和外国记者用英语交谈，海军这里的开放程度比陆军要高一些，他是出生海军的，这个人为人不错，所以赋他为头，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顾虑，武汉这里靠着长江。海军来了之后，他居然没有这么打炮，炮是开了，东一下西一下，革MingDang人发现对我们没有伤害。汤化龙的弟弟和他们很快接上的，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的弟弟，前来镇压起义的海军大臣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又说海军保持中立，后来在萨镇冰走后，海军居然整个舰队反正，令前来镇压的北洋军很是丧气。
由于满清王朝政府的收权行为他们非常愤怒，你们这一帮小孩子居然敢干这种事情，尤其让人家愤怒，虽然让他们去造反，他们可能也无法做到，但是有人造反了，有人放火了，我们再点一把火也是可以的，实际上立宪派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当然被满人亲贵弄得很心灰意冷的袁世凯，当然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力挽狂澜，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实力，也办不到这一点，你说让他总体上取代清朝，他开始也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最佳模式是逼摄政王退位，然后让整个的皇权虚起来，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实权的资政内阁，当时的资政队也按照他的意思这样做了，除了没有皇帝之外，所有代议制民主的一切东西，在革Ming成功前夕，清政府都实现了，但是就是皇帝问题，皇帝的存留问题，其实是革Ming大事已定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袁世凯希望还有一个皇帝，当时的日本和英国，尤其是英国认为中国还是要有皇帝，革Ming派不用说了，立宪派也不靠谱，太让人失望了，而且满人在整个革Ming工作中的表现也的确是太差了，其实各地的武器都非常好，重炮机枪都在手里。我查了一下，汉人官僚没有持刀的，满人有，但是都是无奈，手里头还有兵的就自己死了，只有没戏，当时满人新军武器虽然好，但是普遍的没有训练，满人已经不屑于训练了，广州满人新军就是他们连放哨都是雇人的，抗枪都是雇人的，他们当时三千多满人大把，只有三五个人能够打中靶，没法让人说再保留一个满人皇帝，两千多人的帝制传统，老百姓很不习惯了，老百姓认为还是要有一个皇帝，满人不行了，找明朝后裔，提出来以后就觉得很荒唐，是谁呀？中国姓朱的多了，一说就有好几万人出来了，这个一看相就是很不靠谱的，后来说找一个一脉传下来的，孔子传下来的。当时中国就在这样一个尴尬时期，和平的变革是有的，但是和平变革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当家的王朝政府不犯重大错误，他犯了错误谁给他纠正？他们更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把王朝的收权错误扭回来，事实上当时是很难的，如果你不动武真的是很难，因为这个事关他的利益，你要阻止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革Ming后其实是需要一个皇帝的，革Ming以后听说没皇帝了，老百姓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可以不交国税了，第二个反应是没有王法了，所以各地的骚动就非常多。至于那些会党、土匪、盐枭更是趁机厂矿，大肆活动。他们觉得没有皇帝就感觉到不踏实，中国开始摇晃了，但是当时有一些最先进的中国人认为其实中国还必须共和，为什么呢？西方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制度，最先进的制度就是共和，中国人自从接受了进化论之后，在政治论上基本上就是政治论的思路，君主立宪小康式，民主共和是大同式，他们不认为英国体制和美国体制一样，在中国人眼里这是有一个巨大的台阶，对于中国的价值意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那些先进中国人的价值意义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采用的是美国体制，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当时大家公认美国体制是最先进的，当时一位名记者说：“中国好象是采用了最先进的制度，就像仙女的魔棒在中国点了一下，中国就会突飞猛进的发生变化”。既然已经革Ming了，我们只有选择最先进的制度。当然这个最先进的制度在孙中山交权之前又改了，因为他为了限制袁世凯，改成了半总统制，这边已经聘了美国政协会的会长，你们已经变成了法国体制还让我来当顾问。我们看到民主也好，共和也好，背后很多还是权利运作，当然袁世凯也是权利运作。袁世凯认为只要我当了，只要我拿到总统我就是皇帝，最后的结果是袁世凯当的总统让给他了，他就成了中国报界宣传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共和在中国挂牌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摘牌。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我也不认为袁世凯就一点尝试建立新共和的心没有，他问过什么叫共和？老百姓一起讨论、一起参与政治。北京胡同里这帮大妈们自己家里弄干净了，出门就不管了，只要没有人看着随地大小便，哪有公共精神，怎么搞共和啊，虽然他有这种想法，但是也不是说他没有尝试过，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失败了，袁世凯最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和有另外的一个产品，你建立不了这个秩序。他认为在总统的名义下我建立不了民主共和的秩序，底下太乱，不仅是老百姓，就是武夫们也很难控制，为了树立权威，他称帝了，没有想到之后局面就大变了，这个强人重建秩序的希望破灭了。后来的几个仍然是想建立民主秩序，他们至少对民主的秩序是尊重的，他们至少是尊重议会的，而且对民主国家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尊重人的基本言论自由，他都是尊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闹得这么厉害，军警不敢镇压，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弦，但是这个都不行，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基于共和制度上的自主权。
辛亥以后，给中国挂了一个牌，但是挂牌以后剩下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剩下的事情变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从此可以不需要有假辫子了，从此不需要走在街上听着别人叽里咕噜的说话，当时上海时报总结了几十个民国之后的变化，其实大多数都是民国之前就有的。
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就是变革的焦虑，先进的中国人肯定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你们中国不适合于搞民主共和体制，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论。但是又搞不好，于是就总是在焦虑之中。带来的问题他们会理解为说是变革不彻底，我们只能在激进这一个路径上走，大革Ming之后再革Ming，我们只能在革命的这个路径中解决问题，但是革命中很多配套的东西都没有了，过去说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启蒙在革Ming一发生时就不见了，清末的时候各个省都在办时话报，很多人都在自觉的进行启蒙工作， 但是革Ming之后就没有了，革Ming以后文明戏就被京剧复兴起来了，京剧真正复兴起来是民国时期。文明戏没有了，启蒙被很多东西压倒，救亡只是其中一个，首先是被革Ming压倒。但实际上启蒙这个东西是很需要的，可能一直到今天还需要。
尤其是先进分子的心态是越来越焦躁，这是革Ming带来的，越来越激进，似乎激进了才能解决问题。皇帝是没有了，但是比皇帝更厉害的人物被呼唤出来了，我不认为蒋介Shi也好、毛Ze东也好，当然蒋介shi虽然差一点，但是他一直在营造个人崇拜，国民Dang对蒋介石那一套崇拜话语是到了台湾才建立起来的，毛是从一开始 就建立了这一套崇拜的话语和格局，但是这个格局是谁让他变成这样的呢？自己有这个本事吗？
如果没有社会整个的呼唤，呼唤一种更强的人，没有皇帝但是可以换神王，皇帝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存在了，但是皇帝的崇拜一方面转换为一种生活形态，皇家的东西都是宝贝的，但是另一方面成为了一种强人崇拜。
我们当然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归到一场革Ming上，但是这场革Ming的确开启了中国不断革Ming的先河，这个不断革Ming给老百姓，尤其是老百姓的自由并不是什么好事。在清末新政时期，报纸犯了禁，他们还可以有报律，按律来办，被查封的报纸，主编和编辑都理直气壮，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而且判得都很轻了，但是到了袁世凯时期，记者再犯这样的事很可能就被干掉。后来稍微好一点，但是紧接着到了北洋军阀张作霖时期又开始杀记者，但是到了国民Dang时期就开始报刊检查，报纸上开天窗，到了后来连开天窗的权利都没有了，这就是在走一个下降线。
我们最早建立一个美国体制，最先进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我们会在下降线上一直往下溜，这个是需要我们今天反思的，这场革Ming过去了一百年，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这样的反思，或者说更深度的反思，仅仅是一种纪念，仅仅是庆典，中国人就白过了一百年了，谢谢诸位！
（现场速录稿，尚未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