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乐队:杜君立：太阳帝国的崛起与崩溃

杜君立：太阳帝国的崛起与崩溃

　　一

　　如果从地理上将亚洲与欧洲相比较，中国就如同法国，而日本则与不列颠极其类似；英吉利海峡的宽度仅21海里，隔绝日本与欧亚大陆的海面宽度达115海里。日本的面积只有英国的一半，因此被李鸿章鄙夷地称之为“蕞尔小国”。

　　自从大洪水之后，日本就孤绝于欧亚主流世界，直到6世纪左右引进汉字，才结束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对大陆型的中国人来说，日本始终是遥不可及的。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马可·波罗，竟然以为日本人是白种人，并且离中国非常远，“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在风帆时代之前，或者说在16世纪欧洲人来到时，日本基本属于一个边缘文明区。海洋构成天堑既阻止了来自大陆异族对日本的征服，也使日本文明与大陆文明产生极大的疏离和差异。

　　虽然日本对欧亚大陆来说无足轻重，但大陆对日本则不可或缺。对孤悬的日本来说，船运或者说海运几乎就是连接文明和世界的脐带。从早期的遣唐使开始，到了15世纪前后，日本海船的运载量已经达到了千石左右。16世纪中叶，持有幕府“朱印状”的日本商人有百名以上，其船达300余艘。一艘海船平均载重是300吨左右，而最大的已经达到了800吨。

　　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随着国际海盗势力在西太平洋崛起，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趋于严厉。这进一步激发了走私贸易的发展，形成令帝国烦恼的“倭寇”现象。明朝皇帝遂停止了一切与日本有关的贸易活动。这一反贸易政策一直萧规曹随地延续到晚清。

　　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在德川家康出生的那一年，即1542年，一艘失事的葡萄牙商船漂泊到日本的一个小渔村，这就是著名的“种子岛”事件。日本从葡萄牙人这里得到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技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跨越，使持续百年的战国时代迅速走向尾声，也使日本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

　　1592年（明神宗万历20年），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兵，发起征服朝鲜和中国的壬辰战争。在一系列海战中，日本舰队不敌李舜臣率领的朝鲜龟甲战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使陆军陷入困境。毫无悬念，这场火器时代的国际战争以露梁海战而告终，日本大败。

　　二

　　中日交恶使葡萄牙人乘隙而入，他们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中国的澳门和日本长崎这两个小渔村很快成为葡萄牙海上帝国的两颗明珠。

　　早在利玛窦使大明帝国礼部尚书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之前一个世纪，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神们父就已经从欧洲来到日本传教，并且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到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天主教徒已达15万。

　　1597年，一艘西班牙商船在日本搁浅，船长拜见了丰臣秀吉，拿出一个地球仪介绍了西班牙的海上帝国版图，第一次看见地球仪的丰臣秀吉惊讶于西班牙何至于如此庞大，得意的船长说，他们主要用基督教同化各地土著，使其归化西班牙。丰臣秀吉如梦方醒，当即处死26名天主教徒。丰臣死后，天主教迅速扩张，教徒达到70万。德川幕府为了维持专制统治的稳定，将日本带入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时代；传教士和天主教徒遭到残酷镇压和清洗，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毫不留情地赶出日本；只有专注贸易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得以在长崎港的出岛暂居，且受到严厉甚至屈辱的管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同时严禁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制造大船和对外贸易。德川幕府要使日本永远与世隔绝，一万年不变色，这样他们的统治就会永存。

　　虽然同样深受儒家文化濡染，但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而且中国社会遭遇法家制度严厉宰制，完全走向世俗化，实用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在过去多年间一直受各个不同王朝的统治，而日本则忠实于万世一系的天皇。中国的历代王朝均构筑在反叛和弑君之上”。对后发的日本来说，从未间断的天皇神权与周期性更迭的军人统治形成了一种统一文化下的多元政治，复杂断裂的地形也加强了氏族传统下的地区自治。商人阶级和武士军人阶层构成日本社会的主流势力，他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主导了日本的发展步伐和历史轨迹。相对而言，在皇权体制下的中国，商人和军人都属于被边缘化的贱民，官僚势力将帝国打造成不可挑战的铁板一块。这种差异使中国的封闭与日本的封闭完全不同，一个大陆文化的封闭，一个海洋文化的封闭。

　　“与导致中国人成为专制暴政的牺牲品的那种温顺驯良循规蹈矩的性格不同，日本民族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荣誉感”。在倭寇之前，中国几乎从未遭遇海上威胁，倭寇加剧了中国对海洋的恐惧和对贸易的排斥。相对而言，忽必烈时期的中国第一次跨海征服日本遭到惨败，丰臣秀吉的日本第一次跨海征服中国同样遭遇惨败，结束战国纷争的日本之所以选择自闭，含有铸剑为犁休养生息的意味，甚至连火器也一概禁绝。

　　天主教的滥觞对天皇神权构成挑战，这成为锁国制度最根本原因。中国几次锁国高潮都是为东南海盗之患所迫。与中华帝国相比，日本的闭关锁国制度要多一些主动。德川幕府为了表示闭关的决心，甚至将葡萄牙外交使团集体斩首，葡萄牙人只好彻底死心。

　　三

　　中国的智者老子认为，所谓理想的世界就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世易时移，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华帝国也罢，日本幕府也罢，它们的自闭并不能改变人类世界发展和开放的大趋势。

　　19世纪成为欧洲的世纪，占世界20%人口的欧洲控制了70%的世界贸易。大清天朝遭遇到鸦片和战争的羞辱后不久，风帆时代就已经落幕，海洋世界进入一个工业化的蒸汽—钢铁时代，从而引发了一场贸易革命和军事革命。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的“克莱蒙特”号轮船，在哈得逊河上逆流而上，取得了轮船航行的首次成功。“克莱蒙特”号以钢铁为新型造船材料，以蒸汽机为新的动力系统，以螺旋桨为新的推进系统，开创了造船史的新纪元。“克莱蒙特”号标志了帆船时代的结束，汽船时代的开始。1819年，美国制造的世界第一艘蒸汽驱动的邮船“萨凡纳”号，经过26天成功跨越大西洋。蒸汽时代的的来临使人类摆脱了对季风的依赖，海洋突然间缩小了一半。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也造就了美国。这个人类理想国在地球上茁壮成长，不到百年时光，它就已经羽翼丰满展翅翱翔。虽然这一切对沉迷自慰的东方世界来说如同痴人说梦，但不幸的是，这个噩梦很快就变成了它们眼前的现实。

　　公元1853年，即清咸丰三年，洪秀全进入南京建立太平天国；这一年也是日本嘉永6年。佩里率领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来到日本，史称“黑船来航”。美国的诞生意味着日本不再孤单，隔着太平洋，它有了一个新邻居，就如同隔着东海，有一个中国。然而日本并不认识这个新来的邻居。16年前，美国捕鲸船莫里森号试图在横滨靠港补给，结果遭到火力攻击，当时佩里还是布鲁克林造船厂厂长，正在监造富尔顿蒸汽战舰。这位出身名门并参加过英美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美国“蒸汽战舰之父”曾说：“我们已强大到足以征服任何国家。我不是指以武力胁迫，攻击或占领的方式，而是用我们的力量帮助或保护他们，严谨公正地，绅士般友善的对待他们，用事实和诚意令他们心服口服。如此，我们便能无往不利。”

　　1852年，佩里就任东印度舰队司令。鉴于6年前美国海军少将比德勒前往日本谈判失败，佩里再次进行“日本开国”谈判。“此次美国远征日本，并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自身取得商业上的利益，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日本开放。”为了完成这次重大的使命，佩里进行长达半年的准备工作，走访学者、查阅资料，除过菲尔莫尔总统的亲笔信，佩里还带着大量的美国工业产品，包括葡萄酒、香槟、香水、工艺品、电报机、银板式照相机、望远镜、西式军刀、半自动步枪和新式火器等。当年11月，他以密西西比号巡洋舰为旗舰，带领舰队从美国诺福克港出发。虽然这4艘蒸汽铁甲战舰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毁灭力，但他被禁止开炮。

　　佩里舰队经由加那利群岛、开普敦和新加坡，于1853年4月6日到达香港，在这里他请“汉学家”卫三畏担任他的日文翻译。卫三畏是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

　　四

　　1853年7月8日下午5时，佩里舰队经过琉球和上海，到达目的地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日本人从未见过这种冒着浓浓黑烟的蒸汽船，因而惊恐地称之为“黑船”。

　　当天夜里，信鸽就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到京都。孝明天皇唯一可做的就是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了17天，乞求神灵攘斥夷类，保佑皇祚久长。浦贺地区总督户田氏荣令手下中岛三郎传话，请佩里舰队前往长崎，这是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300多年，荷兰人在长崎默默忍受着屈辱的贸易管制，但美国不是荷兰。佩里以强硬态度要求由一高级日方官员接受美国总统的亲笔信。

　　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僵持之后，日本做出妥协。德川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同意先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待美舰队撤离后，再研究对策。

　　7月14日上午8时，在浦贺南面约3海里的久里浜的接待馆里，盛大的美国总统信函交接仪式开始，这是日本开国的历史性一刻。美方400人，其中50名官员，50名乐手；日方1500名士兵，50名官员。井户弘道代表日方接受了美国总统的正副两份亲笔国书，以及佩里本人写给德川将军的信。佩里也接受了日方的接受书：“日方不得不违背国法，在当地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佩里最后告诉日方：“我们打算明年春天四五月份来日本，希望到那时能得到你们的正式答复。”卫三畏评价道：“这是一次东方与西方的会晤，是国际交往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意味着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开始。”

　　在前往日本之前，卫三畏已经在广州生活了20多年。1860年，卫三畏成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1876年退休后回到美国，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卫三畏不仅成为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西方汉学也由此滥觞。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最了解中国的竟是外国人。随同佩里舰队，卫三畏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日本，他发现了中日之间微妙的气质殊异：

　　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成功送达菲尔莫尔总统的信后，佩里舰队离去日本。7月17日，佩里舰队经琉球返回上海。上海和香港不过是中国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海洋时代到来之后，它们成为东方最早的现代城市。因为没有平等的观念，东方世界的难题在于，战争或者贸易，二者必居其一，它再也无法一概拒绝。

　　五

　　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在佩里离开10天后便极其“识时务”地驾鹤西游，群龙无首的德川幕府暂由阿部正弘主持局面，他向各藩征求是开战还是开放。若选择开战，大清天朝就是前车之鉴，战则必败，割地赔款其取其辱，日本无论如何不想重蹈覆辙。根据大多数地方势力的意见，日本做出了伟大历史的选择，维持了“两百年太平之梦”的锁国政策寿终正寝，日本的大门不失体面地徐徐打开。这个孤绝于欧亚大陆的岛国终于融入世界主流，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走向现代宪政的国家。

　　14年前的清英战争时期，面对复仇女神号领衔的英国舰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国精英们甚至连英夷来自哪里都搞不清楚。但闭关锁国中的德川幕府却截然相反，他们通过长崎这个窗口时刻掌握着外面世界的变化。学习大唐（中国）的“唐学”已经被学习荷兰的“兰学”取代，这类似中国后来的“西学”。在长崎海军学校里，其课程设置完全与世界同步，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航海和射击等。历史学家兰德斯一向以西方主义著称，但他在《国富国穷》中却认为，即使没有欧洲的先例，日本也会自发的爆发工业革命，因为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已朝现代化方向迈进。这或许可以从一件小事上得的印证，就在佩里舰队来日的一年前，日方就已掌握了佩里来日的行期和目的。正如幕府在回复佩里的信中所说：“我们沿用这种法律或许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但却有效保证了对国家的管理控制。”

　　翌年2月21日，佩里如约再度率领由9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通过浦贺海面驶入可以望见江户市的羽田海域。谈判从3月10日开始，历时3个星期。3月31日，双方缔结了《日美神奈川条约》，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据卫三畏的记载：“在举行签字仪式时，日方特使带来了三份日文本的条约，一份荷兰文译本，还有一份中文译本。我们则带来了荷兰文和中文译本各一份，英文译本三份。”依照条款，汤森·哈里斯成为首任美国驻日领事。哈里斯凭的外交智慧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1856年两国签定《通商条约》，美国支持日本禁止鸦片贸易，日本则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随后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黑船来航成为日本彻底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伟大机遇。40年后，在当年佩里的黑船登陆处竖起一座念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纪念碑旁边是佩里公园，这里每年举行纪念日本开国的“黑船祭”。

　　六

　　黑船来航成为日本历史的分水岭。

　　前所未有的开放立即引发了地方保守势力的愤怒，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藩即“萨长集团”，发起“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和排外运动，一度日本内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867年（日本庆应3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16岁的明治天皇即位，内乱终于被平息，同时也终结了数百年的幕府体制。重归权力中心的明治颁布了《五条誓文》，进一步明确了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新日本道路。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在一群改革派大臣鼓动下改头换面，发式和服饰一律改成西式，以表示其全盘西化的决心。在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带动下，大臣们也通通剪去了长发。上行下效，日本朝野很快风靡起了西化风潮。

　　明治四年，即1871年，明治天皇派遣日本使团出访欧美，“求知识于世界”，同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司法权与行政权力分离。1889年正式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同时从小学开始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和公民教育，以“权利”和“义务”树立“公民意识”，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明治维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人们开始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我。1881年的《日本先驱报》写道：

　　我们从来不认为，日本能成为一个富庶的国家，除了气候条件之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好逸恶劳的本性，都使之难以实现。日本人是一个乐天派的民族，比较容易满足，成不了大事。

　　一个将“实用主义”奉为圭臬的太阳帝国迅速崛起，以重利轻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霸道”之路。1889年，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立宪国家。对近代中国人来说，日本最大的变化或许是结束传统的封建武士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支现代化军队，特别是海军“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天朝早已被人遗忘，在日本却成为上至天皇下至士兵的必读书。

　　明治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使幕府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体制下，各藩所辖的军舰全部“献”给了天皇新政府。在日本兵部省炮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日本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仅蒸汽铁甲舰就要装备50艘，海军经费被提升到与陆军等同的高度，达15万石。1878年，日本自产军舰“清辉”号完成了欧洲远航，博得世界好评。当时的英国《先驱论坛报》赞扬道：

　　只要看一看“清辉”号军舰，就足以推测日本国文明开化的程度。日本人用自己建造的军舰，在无一个欧洲人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远洋航海，实在令人赞叹。尤其是舰长精通自己的业务……与英国舰相比，“清辉”号毫不逊色”。

　　六

　　与中国严复的冷遇相反，日本民权运动先驱福泽谕吉扬起社会达尔文主义大旗，针对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提出“脱亚入欧论”，同时加藤弘之鼓吹军国主义，从此日本走上了“失之于欧美，取之于近邻”的扩张主义道路。在丰臣秀吉的壬辰战争整整300年之后，吊诡的历史又一次重新上演，大明换成了大清，幕府换成了天皇，失去朝鲜和制海权的不再是日本，而是清国。丰臣秀吉的梦想终于在300年后实现。从唐朝白江口海战、忽必烈两伐日本到壬辰战争，谁能控制海权，谁就握有战争的主动权。拥有制海权，进可攻退可守；失去制海权，只能被动挨打。

　　同治十三年（1874年），19岁的天朝皇帝在梅毒溃烂中奄奄一息，22岁的日本明治天皇以草创的海军大举奔袭台湾。虽然最终天朝以50万两白银赎回了台湾，但天朝藩属琉球却被日本更名冲绳。此次惨败直接刺激天朝开始建设海军，或者说，古老天朝与现代日本展开一场军备竞赛。1875年，日本海军兵临汉城，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由于围绕朝鲜问题与清国的对立激化，日本将第一假想敌国由俄国更换为清国。

　　光绪三年（1877年），美国内战英雄格兰特卸任总统后周游世界来到中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请他斡旋中日冲突。格兰特后来从日本写信给李鸿章说：“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他建议李鸿章和清政府“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17年后，格兰特的预言成为现实。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夏历甲午年，公元1894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日本陆军轻而易举就占领清国藩属朝鲜，俘获了朝鲜国王李熙。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在丰岛击沉清国运兵船“高升”号，“济远”号战舰挂起日本旗逃回。鉴于丰臣秀吉之悲剧，日本将制海权视为征服朝鲜乃至中国的重要前提，一场争夺东亚海上霸权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就此开始。

　　自从遭遇工业时代的西方世界从海上发出的威胁之后，农业时代的天朝就认为，西方世界所依仗不过是“船坚炮利”尔。先是以高达80万两白银的总预算买下了整整一支阿思本舰队，台湾一役败于日本后，再下血本，花费2000多万两白银，用了20多年时间打造起一个号称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驻英公使郭嵩焘警告说：“船坚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根本。”但郭嵩焘马上被天朝的士大夫们斥为数典忘祖的“汉奸”。令天朝惊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竟然赢得了西方世界的配合和支持，天朝水师一下子就跨入“蒸汽—钢铁时代”。

　　七

　　仅仅半个世纪前，迎击英国“复仇女神”号战列舰的天朝水师还不过都是一些小帆船和木筏，战术还停留在古老“火攻”阶段。从近身火攻到远程射击，从小木筏到巨型蒸汽铁舰，这一“大跃进”或者说“跨越式发展”，就连明治维新的日本都赞叹不已。

　　因为工业基础薄弱，清日两国海军装备基本都是从欧洲购买的最新式蒸汽铁甲战舰。从双方海军军舰总吨位来看，北洋水师为35346吨，日军舰队为40840吨，日方占优。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仅仅40年时间，日本已经不是那个日本。与天朝传统的水师体制相比，日本联合舰队完全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

　　一手建立起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对战胜日本并无信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如果说硬件方面差之毫厘的话，在战术训练、战士素质、国家精神和协调指挥等软件方面，清军与日军则是差之千里。对天朝上下来说，没有人真正地关心国家兴亡，人们只想捂紧自己的钱袋，或者去中饱私囊。帝国已经庞大到使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因此每个人都与帝国失去关联。与清国被动应付相反，日本完全是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海军“搜索清军北洋舰队而击破之，以达到控制海权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中日海上对决以极其荒诞的方式开始。李鸿章本是派北洋海军去为前往朝鲜的步兵护航，结果遭遇等候多时的日本海军。日本人并不是要阻止清军登陆朝鲜，而是要消灭北洋水师。就这样，黄梅海战以遭遇战的形式成就了一次改变东亚势力格局的大海战。

　　1894年9月17日，日军舰队提前1小时40分钟发现清国舰队。世界第一场蒸汽铁甲时代的大海战开始，北洋水师在转眼间就落花流水，经远、致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其余定远、镇远、来远、济远和靖远等舰中弹后逃回中国。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日军只动用了海军联合舰队的一半战力。日本海军以5：0获得全胜，日军大本营“决定立即占领中国辽宁省金州半岛”。不久，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连，接着攻占旅顺和威海。

　　1895年2月4日，中国人正在过年，日本海军以鱼雷艇突袭北洋水师的威海卫，定远舰遭到重创。“苟丧舰，必自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炸毁定远后自尽，北洋水师从此成为一个远去的天朝传说。

　　被称为当时“亚洲第一巨舰”定远舰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主力舰，由德国伏尔铿厂建造，1880年下水，舰长94.5米，排水量7400吨，航速14.5节。定远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战舰，其305毫米主炮空前绝后。甲午战争前，日本最流行的儿童游戏就是“打沉定远”；甲午战争后的百年间，中国海军再也没有过如此吨位的主力战舰。半个世纪后，中国海军钟汉波少校从日本索回定远和靖远两舰的铁锚，不久即被官吏们当做废铁卖给铁匠铺。

　　八

　　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只接受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的洋务运动号称“中体西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和“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的美丽话语甚嚣尘上，天朝上下都为“同光中兴”而陶醉不已。

　　天朝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比甲午战争更黑色幽默的是，水师学堂竟然设在皇家花园，就如同火器工场设在太和殿。不知是以水师学堂的名义建设颐和园，还是以颐和园的名义修建了水师学堂，无论怎样，这笔巨大的建设费用来自海军军费。直到甲午战争，这个水师学堂——颐和园的扩建工程一直未停。当年的北洋水师已经寂寞海底，好在还有昆明湖的石舫可供后人卖取门票和留影娱乐。

　　当初北洋水师初成军时，其实力远超日本海军，随着颐和园这个“水师学堂”的修建，便未再添置一舰一炮。相反，日本每年都添置最新式的战舰，天皇不惜节省宫中费用，“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甚至一天宁可只吃一餐也要建立强大海军。此举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1/4薪俸用做造舰。此消彼长，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吨位与数量、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中日海战早已判定。

　　战争赔款使天朝财政几乎破产，大量举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被外强控制。反过来，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并从此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延续至今。

　　甲午战争成为“明治维新”的一次大考，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日本维新的时间短于天朝的洋务运动，但日本在工业军事和科技水平上即迅速超出，这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

　　天朝的官办垄断企业就如同貌似威武的北洋水师一样，实际不堪一击。这场战争以《马关条约》结束，天朝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彻底失败，日本获得了琉球、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同时获得战争赔款3.4亿两白银，折合5.1亿日元，日本每年国库收入仅8000万日元。这笔巨额赔款几乎全部用于扩军，10年后果然发挥了作用。

　　这场战争使台湾正式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剪辫子禁鸦片办学校，随之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日本人治台跟治朝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日本将台湾作为帝国南扩的桥头堡，以台湾的农业生产来支持本土的工业化，因此对台湾努力建设，尤其是社会秩序、卫生教育和农业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将台湾当做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半个世纪后，中国重新收回了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化台湾。

　　九

　　北洋水师缔造者李鸿章曾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子……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在日本谈判期间，这个身心都在流血的“裱糊匠”对伊藤博文悲叹道：“我对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传统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十分羡慕。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天朝水师的崩溃与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中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传统上，中国从来不乏为民请命的志士仁人，一场“公车上书”的抗议活动立刻轰动了死水一般的天朝。在“变法自强”的旗帜下，这个以文字狱出名的国度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启蒙，民间自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除旧革新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毫无疑问，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虽然有益于国家民族，但却严重触动了皇权官吏集团的既得利益。在官僚军人势力的配合下，一场传统的宫廷政变和一场传统的阴谋屠杀就结束了关于未来和现代的一切想象，一场知识分子的“戊戌变法”成为“百日维新”的童话。

　　日本维新成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那么革命就成为中国的专利。中国知识分子远渡重洋逃亡日本，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庇护甚至鼓励。在镇压维稳成功的天朝，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狂热最终酿成国际人道灾难，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份子，日本代表现代世界对天朝展开了一场武器的批判，一个沉迷于权力和鸦片的天朝遭到全世界的鄙视和羞辱。一个腐烂的天朝成为帝国时代的最后一场盛宴，而日本是最后一个跳上甲板的幸运儿。切蛋糕的游戏开始了，天朝统治者将自己祖先当年的龙兴之地让出来作为战场，然后充当“局外中立”的看客。

　　发生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这场世界大战的双方是新崛起的日本和俄国，奖品是满洲、朝鲜以及远东的霸权。俄国海军拥有200余艘战舰，其中太平洋舰队拥有60余艘作战舰艇（19.2万多吨），日本海军有战舰约80艘（26万多吨）。作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基地，旅顺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随着旅顺陷落和俄国太平洋舰队被歼，日本获得完全的制海权。沙皇政府不得不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抽调编组成“太平洋第二舰队”和“太平洋第三舰队”，开往远东增援。这50艘战舰组成的增援舰队跨越大半个地球，日夜兼程3万公里，刚刚遭遇以逸待劳的日本海军，就一触即溃，除3艘战舰逃往海参崴之外，俄国太平洋第二第三舰队全军覆没，舰艇损失总计达27万吨，比后世的日特兰海战双方损失总和还大。相反，日方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

　　十

　　虽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军费开支达17亿日元，而且没拿到一分钱赔偿，但对蒸蒸日上的日本来说，对俄国的胜利远比10年前对中国的胜利更有历史意义。

　　1905年9月，双方签订的《朴茨矛斯条约》使亚洲再次成为亚洲人主导的亚洲，日本代替俄国入主“满洲”和朝鲜。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作为经历工业革命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它先后击败清朝中国和沙皇俄国，成为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大国。这意味着欧洲统治世界的400年“达·伽马时代”宣告结束。

　　斯塔夫理阿诺斯说：

　　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依靠“船坚炮利”一直保持着对东方世界的暴力优势，这对华夷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形成挥之不去的精神阴影。这场不幸的战争使抑郁的中国人得以借日本的杯酒，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孙中山）。一时之间，日本成为中国眼中的“理想国”和圣地，莘莘学子们向往“东洋”更甚“西洋”。战争那一年，中国留日学生不足8000人，次年就翻了一番达17860人。

　　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有一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他在上课时看了一个关于这场战争的新闻电影：日本人把一个中国人当作俄国间谍进行处决，引来一群中国人围观。“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场战争和这场电影使他放弃了学医和留学，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周树人改为鲁迅。“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作为这场世界战争的“座上客”或“东道主”，天朝已经成为一具没有生命迹象的僵尸，任由宰割和践踏。“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烽燧所至，村舍为墟，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就连日本《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也承认，东北民众“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俄国太平洋舰队的覆没使罗曼诺夫王朝面临四面楚歌，日本支持的列宁和孙中山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浪潮。对沙皇俄国和满清中国来说，朝三暮四的所谓改革维新已经为时太晚，一场颠覆一切的共和革命在所难免。

　　在日本人出洋考察35年之后，天朝的精英们第一次踏上“西天取经”，他们的第一站就是日本，君主立宪成为天朝的一个新枕头。立宪改良与共和革命展开一场限时赛跑。“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十一

　　当海洋成为人类的内湖时，天空成为新的蓝海，而飞机成工业时代的舰船。美国联合飞机公司因为生产最早横渡大西洋的飞机而著名，这种大型客机的名字就叫“快速帆船”（Clipper）。飞机与舰船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机器——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的出现改写了传统的海军理论，它宣告了“大舰巨炮”主义的破灭，海战成为一场视野以外的远距离战斗，这彻底终结了战列舰时代的鱼雷炮击模式。作为巨大的人造战争系统，航空母舰不仅主宰了海洋，同时也成为陆地和国土的延伸。作为工业时代的后起之秀，新兴的日本迅速成为航母时代的世界领袖。

　　日本浅野造船厂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全长168米，排水量7470吨，搭载21架战机，最大航速25节，1922年服役于日本海军。从黑船来航到造出“凤翔号”航母，日本仅仅用了不到70年时光。从“凤翔”号开始，短短20年时间，日本的航空母舰数量就发展到可怕的25艘。曾经“脱亚入欧”日本重新祭起“武士道”精神，义无反顾地向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协同体”迈进，太阳旗成为东亚的最灿烂图腾。航母上太阳帝国举起“团结东亚、南亚，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的大旗，以东亚领袖的气势展开一场“重组亚洲新秩序”的“圣战”。

　　在争夺太平洋制海权的战争中，珍珠港成为美国永远的耻辱，也成为日本永远的遗憾：宣战竟比战争本身晚到了30分钟。日本再一次遭遇“黑船”，美国的航母数量达到不可思议的150艘，太平洋成为日本海军的太平间。

　　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指出，暴力掠夺并不创造财富。相信战争掠夺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裕，就如同相信抢钱可以发财致富一样。战争中得到的又在战争中失去，日本又回到了筚路蓝缕的从前。历史总是这样重复上演。相隔百年之后，美国军舰又一次来到东京湾。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新一代的“佩里”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他同盟国代表与日方签订投降协议。

　　“密苏里号”上空飘扬着两面美国国旗，一面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白宫前的国旗，另一面正是当年佩里将军的旗舰“波瓦坦号”上悬挂过的国旗，它上面只有31颗星星。历史学家道尔说：“以佩里旧日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想像不出的。”国旗这个历史细节，让人们看到历史的承接与延续，任何人都无法否则过去，也不应当忘记过去，否则，历史还会再来一遍，以加强人们的记忆。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