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的品种及图片:新闻写作技巧讲座之十三新闻文本结构与意义生成

作品是很复杂的，不同主题、不同体裁的作品结构也千差万别。如就作品中信息与意义传播中介而言，文字稿是用语言手段表达出来的言语记录；非文字稿，则是由非语言符号以及相应符号规则——类似于语言符号中的语法规则——所组成。各种不同的作品其符号手段与传递方式是有差异的，新闻工作者如果想有效地组构出版物，就必须对各类作品的特点有较清楚的认识。
一、新闻文本与语言特色
一）新闻语言特色分析
我们知道，文字稿的主要符号载体就是语言文字。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观念最主要的而且常常也是最有效的符号手段之一，非语言符号手段都需要以语言符号手段为中介才能最终完成信息传播的任务。但语言的运用并不是那么简单易明的事情，使用不当会导致表述不清楚，传达不畅达。
在我们进行思维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思想中本来准确的东西，一经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却与本意相违，这就是语言表达上的错误。关于语言表达上的错误问题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培根就已注意到了。在他提出的著名的"四假象说"中，就认为语言使用上的错误会造成"市场假象"，使人形成错误的观点。培根尤其指出词语的歧义会造成语词选择得不好或不恰当，从而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意思。
"请以‘潮湿的'这样一个词为例，试看它所指称的几个事物彼此间有多少一致之处，就会看到‘潮湿的'一词乃只是这样一个符号，被人们松散地和混乱地使用着，来指称一大堆无法归结到任何一个恒常意义的活动。它可以指称一个容易把自己散布于其他物体周围的东西；也可以指称一种本身不定而且不能凝固的东西；也可以指称一种易向各方缩退的东西；又可以指称一种容易把自己分开和抛散的东西；它还可以指称一种易于流动并易被开动的东西；还可以指称一种易于贴附他物并把它浸湿的东西；也还可以指称一种易于做成液体或本系固体而易于溶化的东西。这样，当你来使用三个词的时候，如用这一个意义，则火焰可以说是潮湿的；如用另一个意义，则空气可以说不是潮湿的；如再换一个意义，则微尘可以说是潮湿的；如另换一个意义，则玻璃可以说是潮湿的。"[1]
可见，如果不将意义选择恰当，就会出现可笑的结论。洛克进一步认为，词的意义在于辞不达意所表达的观念，当人们违反语词本来意义去使用它们时，就不能准确地表达人的思想观念，也就不能形成真理性认识。具体讲，词不达意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况："（一）人口中所用的名称如果不表示他心中确定的观念，则这个目的不能达到。（二）人们在把语言中的普通名词用于各种观念上时，那些观念如果不曾表示于那种语言的普通名词，则这个目的不能达到。（三）人们如果在应用各种文字时，来回变化，一时它们表示这个观念，一时又用它表示另一观念，则这个目亦是不能达到的。"[2]
维特根斯坦把命题的有意义作为命题为真的前提条件，而一个命题要有意义，在语言上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语句中所有的词都是有意义的；二、语句中所有的词是按正确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即句子是合符逻辑句法的。换句话说，有意义的命题是合符逻辑地构成的，所以语言要表达出真理（"真命题"），就必须使命题中的符号有一定的规则和服务于一定的目的。那什么是语言的合符逻辑句法的规则呢？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某些名称的结合符合事实世界的逻辑形式，它们的结合在逻辑上是许可的，这样结合就合符逻辑法则。反之，如某些名称的结合根本没有事实世界的逻辑形式与之相合，那么这样的结合是逻辑上不可能的。总之，命题只有符合逻辑法则，它才能与事实共同具有逻辑形式。例如，表示"点"的字与表示颜色的字如红、黄、蓝等等结合在一起，这在逻辑上就是许可的。表示"声音"的字与"高"或"低"结合在一起也是合符逻辑法则的。于是，"这个点是黄的"、"这个声音是响的"——在这两个命题中，词的结合就被认为是符合逻辑句法规则的，事实上，视野中的点必定有颜色、音调必定有高度，命题的逻辑性质显示出了点或声音的内在性质。可是，"点"和"响的"、"声音"和"黄的"就根本不能结合在一起。如果说"这个点是响的"或者"这种声音是黄的"，就是误用了语言，这样的命题根本就没有叙述事实，因为"点"的逻辑性质决定了它不能有响声，"音调"也不能存在于"颜色"空间之中。因此，这样的结合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认为词与词的组合必须符合一定的逻辑规则，语言所构成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有可能是真的，反之，则不然。
确实，在语言的使用和表达上，无论是培根所指出的语词的歧义，还是洛克所指出的辞不达意，或是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句子不符合逻辑句法，都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妨碍真理（真命题）的表达，作出错误的陈述。因此不能不说，语言的误用是走向谬误的重要原因之一。语言的运用不仅仅关乎所陈述的事实清不清楚的问题，而且还决定着是否客观与是否真实的问题。语言的误用一方面可能不利于受众对事实的原貌的还原，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完全不真实的印象的产生，这些都是新闻报道应当避免的。
就新闻工作者而言，除了要了解语言的一般特征外，还应了解新闻报道的语言的特殊要求。因为新闻报道旨在传播真实而具体可信的新闻信息，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作者借助语言符号这一中介告诉受众世界发生了什么，即事实的原貌是怎样的。换言之，作者应做到在受众阅读他的作品时，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还原事实的原貌，让受众有如临其境、如所其声、如观其事的感觉，让受众重构事实原貌时非常具体。因而与其它的精神文化作品形式相比，其语言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为求得新闻作品真实具体，在用词上，新闻报道的抽象程度相对要低些。
应该说，所有的词都采用了抽象的方法，亦即省略了细节，但不同的词的抽象程度是不一样的，抽象程度越高的词与现实事物的联系越不直接。S.I.早川(S.I.Hayakawa,1964）为了说明人类思维和谈话能够进行的各个水平，曾设计了称为"抽象的阶梯"（abstraction ladder）。他说人们在各级阶梯上观看"奶牛贝茜"的途径以下：
第一级科学上知道的微观奶牛和亚微观奶牛；
第二级我们所看到的奶牛；
第三级贝茜——我们用这个名字来辨认所看到的特定对象；
第四级奶牛——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们从所看到的或听到的贝茜和所有其它奶牛身上总结出来的"奶牛"特点；
第五级牲畜——这是一个更抽象的符号，代表奶牛与猪、鸡、羊等共有的特点；
第六级农场财产——这个符号代表牲畜与农场里其它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七级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这是农场和其他可出售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八级财富——这是所拥有的财产程序，可能包括贝茜的价值，但也可能包括更大的价值。
从早川设计的这个阶梯可以看出，人们在这架梯子上爬得越高，贝茜的具体特征就越湮没在总的含义里。
我们知道"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不困难地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3]从这一意义上讲新闻报道应尽量使用抽象层次较低的语词，这才有利于受众有效地重构事实的"原貌"。
其二，为求得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在陈述时，语句应多用报告性的句子。
一般认为人们的语言陈述有三种形式，即报告(reports)、推论(inferences)和判断(judgments)包括相关的问题——偏向(slanting)。
报告是一种可以查证的叙述，它不包括推论和判断的成分，譬如说"今天北京市区的气温是最低10℃、最高18℃。"对于这一陈述内容我们是可以查证的，你只要去北京气象台查有关记录，就可以验证这一陈述的真伪。
推论则是以已知推测未知的一种叙述，有关他人的可能想法或感情方面的叙述，即是推论的例子，如据说当年赫鲁晓夫在联大开会发言时，脱下自己的鞋子在台上猛敲了三下。若你在写新闻报道时，你写道"他生气了"，这就是推论。因为赫鲁晓夫这一做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清楚(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只不过是他的下意识动作)，你说他生气了，情况可能正相反，或许他正感到得意呢。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是抓住已知的现象并加以报道。譬如"他脸发红"、"他脱下自己的鞋子在台上猛敲了三下"。这样写就变成一种报告了。同样对将来发生的情况的叙述也往往属于推论性的东西，如"钱其琛将出访日本"，这就是一种推论。但如果转换成"据国务院发言人说，钱其琛将出访日本"，便又变成是可查证的报告了。
判断则是对一件发生的事、人或物表示赞成或不赞成。比如说"××很了不起"、"那起车祸太可怕了"就是一种判断。从客观准确的角度讲，判断性的陈述因受陈述者主观色彩的影响较大，所以可靠性更低些。如下引这句话："不论是干贸易、公共关系或干营销活动，她都干得很好。她有青春的活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支持。"这句话中，作者使用得就是一种判断性的陈述，她是否都干得很好不是作者能下断定的。如果作者需要作出这样的断定的话，最好借他人之口，如写成"某某说：‘不论是干贸易、公共关系或干营销活动，她都干得很好。她有青春的活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支持。'"也就是说把判断性的句子转换成报告性的句子，作者要承担的风险就要少得多。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应当看出，本着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新闻报道要尽量少用推论和判断性的陈述，而多用报告性的报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能保证客观性。新闻工作者还必须考试另一个因素，即偏向的因素。偏向是选择对所描绘的事物有利或不利细节的方法。例如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一些反华势力曾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不同观点的新闻工作者就可能对这一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他可以选择一个大的群众数目，对示威活动作重点报道，他也可以选择小的数目，在节目中也尽量作冷处理。
二）新闻报道语言误用情况分析
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新闻报道中语言的运用情况，就会看出其在新闻报道中常见如下的语言误用的情况：
其一、死线抽象（dead-level abstracting）。即语言的运用者只在语言"抽象层次"的某一级上使用语言，忽视各种事物的复杂局面，将表达该事物的语言固定于某一不变的抽象层次上。这会导致新闻语言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习惯于长期在某一固定层次上接受符号，绝大多数人都要求语言符号抽象层次的丰富多彩。即需要有理论性较强，给人高档次知识的语言符号，又需要有直观性较强，令人赏心悦目、轻松愉快的各种符号。同一抽象层次的信息无论多么精彩，如果长期不间断地使用，也会使受众反感。正如一个人天天吃同一种食品，时间长了就要倒胃口。所以在语言符号的运用过程中，传播者应善于在不同抽象层次上灵活运用，将高层次抽象语言符号和低层次抽象语言符号结合起来，在理念层次和形态层次上同时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之能有较好传播效果。
第二，指认不当(undue identification)。指无法分清同一范畴或类型中事物之间的区别，把同一类型中的不同成员视为完全相同的个体。在传播活动中，常有人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错误，以事物的普遍性代替事物的特殊性，而各类各项事物的个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表现。这种语言符号被人接受之后形成的是一种片面性的认识，无法帮助人们根据全局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偏概全现象的产生一般是由于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同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打交道时受到了某种刺激，某种损失。在思想上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影响到了人们对同类后继事物的认识，以对自己刺激较深的个别人和事为标准来判断同类人和事，得出了绝对化的结论。如人们常能听到的"你可不能相信报上说的"、"毕业班的学生忙着找工作，没有心思读书"、"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头发长，见识短"、"深圳地区经济发达，职工的收入薪水相高，月薪起码有二三千"、"姜还是老的辣"等等，都含有这种以偏概全的意思。有些因为是在长期文化遗传的结果，这类模式化的文化符号，在传播活动中对新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都可能产生重要干扰作用。因此传者要特别注意排除这种定势性偏向的干扰，尽量保证认识过程的全面性。
第三，二元价值观评判(two-valued evaluation)。即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 thinking）或者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评价(thinking with the excluded middle)。在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上人们都常犯极端化的错误，要么是高山，要么是深谷，忽视了最广大的平原过渡带。在我国，这种现象对人们认识和传播活动的干扰最为明显。由于长期所接受的一分为二的思想观点，已经习惯于将世间万事万物整齐地划分为黑、白两色，好、坏两类，正、负两极，上、下两位，东、西两向；正确与错误不可调和，消极与积极势不两立，乐观与悲观界线分明，前进与后退无法共存。这种思想上的偏向，简化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模式，简化了用于表达意义的语言符号体系。但也使人们的思想简单化，难以适应复杂事物对人们提出的高要求。仅就传播过程来说，这些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认识和语言符号，常将人们引向死胡同。如我国许多观念自小养成了以好、坏两极标准认识艺术形象的习惯，许多人看电影、看电视都要搞清楚哪些人物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对"好人"最终得好报，"坏人"最终被制裁的故事结果感到非常满足。诚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情，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一旦有人企图表现生活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在艺术作品中出现了人们不知"好、坏"的形象，观众会常常因此而感到困惑、不解，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其实，生活是多彩的，事物的表现也是丰富的，两极之间的过渡层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用于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也不应该是简单的非此即彼。
第四，无意识投射(unconscious projection)。这是在表述事物过程中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以我为中心的现象。将自己对事物的感受、认识强加于客观事物之上，并以客观的形式加以表达。在语言表达上也是在无意识中加进了自己的主观意识、主观判断，说话者自以为是客观的、中立的，而听话者却在无意识中受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失去了传播活动的客观性。如人们在向别人介绍说"浙江大学真美"、"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天气"，这一串语言符号表面上是在客观地介绍自己家乡和某日的天气情况，事实上蕴含的意思是"我认为浙江大学真美"、"我认为今天是一个好天气"，企图改变对其他人原有的认识。又如古人有野人"献芹"、"快哉炙背"的故事，在野人的心目中芹菜是一种美味，而晒太阳则成了一种特别惬意的亨受，但这些东西对于天子来说却变成了一种粗食与难堪的行为。其实，无意识投射在各种传播活动中这种情况都广泛存在，如果面对的受传者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很可能会受其影响，并按照这种引导去认识所表述的事物。相反，如果面对的是文化素质较高的受传者，尤其是对语言符号中所包含的自我表现成份有所认识的人，会对这种自我表现表示出反感与不满，最终影响传播效果。传者要善于将自我表现、主观臆断有意识地从语言符号中排除出去，保证传播过程的真正客观性。如同样是对自己家乡的介绍，完全用不着那些赞美的语言，只要如实地述说家乡的山山水水、人情风俗，受传者自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明白了新闻语言的这些特性及在新闻报道常见中的语言误用的情况，我们就会明白。新闻工作者在审视新闻稿、在对作品加工修改时，就应注意从语言的角度认真把关，以求新闻报道更具体、更客观。
二、新闻文本的系统结构
作品并不是若干句子或色彩、线条等的偶然堆砌，而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就文字作品讲，"其中各个句子因结构及结构——逻辑的关系而相互联系着，并组成不同等级的超句子统一体"。[4]大于句子的语言系统或单位，便是所谓的"话语"乃至文章，句子在此就作为话语或文章的构成要素或子系统而存在。语话或文章作为由句子所构成的系统，有自己的结构规则。这方面的内容是"文章学"和"论语语言学"甚至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如果说句子通常陈述了一个事件的话，那么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比如说文章，就可以说是描述了事件的集合体，或"事件群"、"事件系统"。个别事件在组成事件群时，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或展开过程，事件和事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或外在的相互联系，因而是一个有序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句子在构成文章时，也要根据客观的逻辑来规定句子之间结构的逻辑，如果违反了这种逻辑，文章就会"乱了章法"，成为"一团乱麻"，从而反映或表达不出客观事件的本来进展过程。文章的逻辑反映着客观进程的逻辑，这也是符号系统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同构关系"。
语言系统的结构呈明显的"线性"特点，如日本学者池上嘉彦所言："从话语的形态来看，语言采取的是沿着时间的顺序将符号(词)排成一列的句法形式。因为同时讲出两个不同的词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这个性质被称为话语的‘线性'。即使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的发音顺序改为文字的空间顺序，其本质仍然没有变。在已经写成的文体中，文字虽然在形式上是平面排列的，但在收讯者解释时，他仍然需要照线的形式看下去，所谓的‘线性'的性质基本上没有变化。"[5]也因如此，人们在陈述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时，必须采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办法，从而导致语言的表层逻辑与事件的客观逻辑的不一致，要想保持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就必须借助特定的时间词。
作品中由一个共同主题(这里的"主题"，乃语言学的一个述语，指在这一语境——上下文——中属于已知内容的那一部分。与此相对的概念为"述语"，即指在这一表述中构成新内容的那一部分)连接起来的一些句子所组成的片段，它的意思并不是这一片段各个名子意思的总和，而是一种新质，一种新的意思。这种意思的产生于这些句子的意思和这些句子之间的联系之中。每个句子的意思融汇到整体之中，并在整体中有所改变。所以新闻工作者在修改文稿中，不可漫不经心，而应在通读几遍，弄清楚作者的基本思路，理清各句子在文章的整体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句子之间关联性后，才动手去修改。
作品本身是一个系统，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作品，其系统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消息的结构就有多种：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以及积累兴趣结构等。每一种信息内容可能都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形式，新闻工作者于此也要下功夫。
正因为如此，所以新闻工作者在分析作品时，一定要有一种系统的眼光，而不能局限于某一局部。
三、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
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符号与意义总是紧密联系的，作者写一本书或一篇新闻作品以及受众看或读一部著作，表面上都表现为符号的交流与互动，但从本质上看作者与受众的交流是通过作品（符号）所传载的精神内容——即意义（Meaning）来实现的。
在人类社会中，意义是无所不在的，"大到历史事件、自然现象、科学理论、文化产品，小到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无不具有一定的意义。"[6]意义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他人、自己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是人对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
作者撰写作品，总是有其写作目的的，或出于教育，或为了审美感，这就是作者写作的主旨。即使是新闻作品，也不单单在传播一点动态信息，更可能在于教化，并力求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所以我们说作品有不同的意义。[7]当然，作品常常具有意义的流动性。我们大抵都很熟悉鲁迅先生关于《红楼梦》的那句名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对于同一客体，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感悟，这就是作品思想意义与艺术流动性的体现。
这种情况在新闻报道中也比较多。譬如一组有关深圳开展大规模"扫黄"的报道，一些人可能拍手称道；另一些人则可能忧心忡忡，担心报道这类事可能有损于国家形象；还有一些人会"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我国"黄害"泛滥的"事实"；甚至还有人得出特区只学来资本主义的不良的东西，而好的东西没有学到这样的结论来。
作品意义的流动性是语言等符号系统传播信息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因而新闻工作者在组构新闻出版物时应仔细分析每一篇作品，看看其意义的流动性情况如何，并想方设法通过新闻工作者加工手段——譬如配以适当的编者按语、短评——引导受众从正面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新闻信息。
要注意的是，在明白作品皆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作品的意义除了显性的意义（denotation）外，所有的作品，不管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还是以非语言符号为载体的作品，常常有"话外音"、"弦外意"(connotation)。我们知道两个高能质子相撞击，就会产生出各种介子来，而介子并非原存于质子中的。对此，新的物质结构观认为，只能说是介子的因素潜存于质子中，而两个质子的撞击过程，使潜隐的可能因素转化为现实的介子。我们认为，作品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潜隐性结构：作品不仅存在显现的内涵(如质子)，而且也存在潜隐的内涵(如介子)。就像不同的句子组成的句群，其句群之意并非各组成句子意义的简单相加，作品不同的部分的组合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意义，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就应力求识别各类不同作品的显现的与潜隐的内涵，以求得文化信息、意义的传播更为准确。那么作品的"意义"、"话外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妨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这对于新闻工作者了解作品的性质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新闻与事实之间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亦正因为此，不少研究者视新闻为"一种事实"，他们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为人欲知而未知而应知的重要事实"。那是否意味着，新闻等于事实、或说新闻是事实的简单复写形式呢?我们认为，新闻与事实之间虽然"亲如手足"，但毕竟不能画等号，两者之间尚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新闻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意识的。可以说，任何新闻工作者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对象世界，而是一个各种符号组成的符号世界。一切事实，不管客观存在看上去显得多么简单，都只有藉着各种符号的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因为除了少数目击与现场新闻外，新闻工作者报道的往往是刚刚发生的事实。如果从时间之维来窥视，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在追溯一种历史事实——一种刚刚发生的历史事实。而这样的事实的再现是需要借助各种符号的。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读懂那些由采访对象所提供的能够反映事实"真相"的符号，而剔除那些带有偏见或不实之辞。譬如杭州千岛湖事件，记者在报道时，他只能从目击者提供的材料或从两条烧焦的船、死难者以及其他"事实"，在记者的眼里这些已不是简单的物理事实，它不同于科学家眼里的同一事实，而是一种文化的印迹，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像历史学家面对的一大堆考古发现的事实一样，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眼中的事实已有了一种物质事实外的"意义"。我们知道，符号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刺激的是人们的感官，而起作用的是隐藏于其后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闻事实，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符号，或者说是一种符号化了的事实。
为了占有文化世界，我们要不断地依靠新闻的触角去感受它、去反映它。但应注意的是，新闻工作通过新闻这一中介手段对世界的感受与反映，不意味着单纯的复制——像镜像一样——而是一种新的理智的综合——一种文化的缔构活动。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曾指出："人如果不具有使他的思想客观化并使之具有坚固而持久的形态的特殊能力的话，那他就不可能交流他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也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世界中。"[8]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报道也正是新闻工作者使其思想客观化的形式之一。
与卡西尔所指的历史学家相似，伟大的新闻工作者的才能也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fier)，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活力。只要回溯一下新闻报道史，就可以发现，一切伟大的新闻工作者，并不满足于报道简单的动态消息，他们总力求在报道消息的同时，分析他对于这一事实的看法，试图弄清楚这一事实背后所隐含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现代的新闻报道热衷于一个"WHY"和一个"HOW"的原故。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现实中的"新近发生的"(或者说"新近变动的")事实信息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追寻的不仅仅是整理或不仅仅去发现这个世界新近变动着的情况，他往往同时是在追寻这些变动着的情况背后隐藏着的意义；他们在追溯这一事态发生发展的历史源头，同时还在预测着这一事态对于未来的影响。像我们所知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他一生就在追寻"中国的现状怎样，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一意义范畴的东西。可以说他的新闻报道不过是追寻解决这两个问题(或更多的问题)答案的符号形式而已。
与其它的工作者一样，新闻工作者同样也要借助于一般的语词、图像、画面等基本的符号手法来思考或说话，但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他自己的内在情感，注入了自己的意志体验，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与意志的色彩。进而使他们对于那些"新近变动"的"事实"的陈述"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符号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某种形式上或在其它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意义的一切现象。换言之，符号最根本的特点是其间接性。因之，一个符号至少包含两个层面，即表示成分(能指)与被表示成分(所指)。R?巴特认为：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组成了内容方面。[9]那么，新闻报道作为一种自发的、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其能指与所指层面又如何呢?首先让我们看一则新闻报道的实例：
[新华社电]据阿通社报道，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12月18日凌晨自杀死亡。这一消息是阿尔巴亚党政领导在18日晚发布的一项公报公布的。这项公报说，谢胡是在"神经失常"时自杀的。
在这之前，阿通社在12月17日曾经发表谢胡16日在地拉那接见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的消息。
谢胡自1948年起任阿尔巴尼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4年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终年68岁。
初看这一报道，好像作者仅仅是在客观报道谢胡自杀这一信息。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报道尚有一层文面外的意义：前天还在接见外国贸易代表团的人，今天怎么就会突然神经失常呢?显然，作者是在有意引导人们作这一方面的思考——谢胡的自杀很有可能大有文章。这里，客观报道谢胡自杀的消息实际上是符号中"能指"的部分，而自杀的背后很可能大有文章，就是"所指"部分。
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集中分析新闻报道的的语外音的生成情况了。在前文中，我们已指出过，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借助各种语词、图象、画面等手段。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所组构的"图景"是一种符号的符号。报道者提供的"图景"符号是基于其它符号而起作用的。正如巴特曾所言："至于说到报刊，它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一种自发的、有意义的系统，甚至当我们以它的写作成分为限时，我们几乎仍然是完全不了解那种似乎在报刊中扮演着一种本质角色的语言现象：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第二规则系统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种系统寄生在严格意义的语言之中。"[10]新闻与巴特曾研究过的神话系统颇有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要作为第二级的符号系统发生作用。换言之，新闻报道建立之前就有多种符号链存在，而新闻报道正是建立在这些符号链上而起作用的系统。在第一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
这一模式，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基本常识：即语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一面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以及把我们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意义加以编排存档的系统。这一认识得到了语言学家萨皮尔的肯定，他曾指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成为所处社会的表达工具的那种特定语言的支配。如果设想一个人不使用语言而能基本上适应现实生活及语言不过是解决传播或反映的具体问题的辅助手段，那么这种设想纯粹是一种幻想。这些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语言习惯上的......"[11]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媒介通过新闻报道等手段，供给人们的远非纯客观之象，而实实在在是一种符号的宇宙。或者说，媒介介绍给我们的已不是一个"纯洁"的、真实的世界景观。反之，在很大程度上是报道者意识世界的一部分。[12]而前文所指的"话外音"也正是作者试图通过其作品表达的传播意图。这些话外音是否有些什么其他的企图是作为把关者的传播者应严密注视的。
[1] 培根：《新工具》，第32页
[2] 洛克：《人类理解论》，第493页。
[3]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4] A?3?米利钦著：《编辑工作原理与方法》，李文惠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5] 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3页。
[6] 张汝伦著：《意义的探究》，第3页。
[7] 新闻皆有意义是全部近代和现代新闻传播史所表明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表明着就是这么回事，但新闻稿的本身是不是应该有文中所提到的"话外音"，则是可以研究的。在本书的作者看来、如果传播渠道畅通，且真正做到了科学和民主，那么人为设置的"话外音"当是没有必要的，除非为着幽他一默以增添点文章的趣味性。但由于语言或其它符号形式往往具有意义的多重性，因而，新闻报道总难免会有双重的信息意义。
[8]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9] [法]R?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0] [法]R?巴特《符号学美学》第26页。
[11]转引自施拉姆：《传播学概论》第89页。
[12]更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拙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新闻报道》，载《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70-175页。
新闻写作技巧讲座之十四新闻故事化成因与现状
谁说新闻一定要写成倒金字塔式？谁说新闻一定要少用描述？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正在颠覆传统的新闻叙述模式。把新闻事实包装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来讲述的 “新闻故事化”潮流正在风靡传媒界。它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快感，但也使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受到考验和质疑。
所谓新闻故事化，指的是“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突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富兰克林语）。一般来说，我们所关注的“新闻故事化”是指一种“讲故事”式的新闻叙述方法，但它现在也已经从新闻生产的后期处理环节影响到新闻采集、报道策划等前端环节，甚至影响到一张报纸的编辑思想。正因如此，廓清“新闻故事化”的成因及现状尤有必要。
一、新闻故事化是基于“新闻娱乐化”的又一种调试
提到新闻的故事化就不能不先提到新闻的娱乐化。娱乐化是对严肃刻板的宣传说教方式的一种矫正，但同时它又给新闻报道带来了浅俗化的趋向，新闻故事化正是对娱乐化的矫枉过正所进行的又一次修订。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读者不仅需要以往政治色彩浓厚的信息，也需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信息，除此之外，人们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从新闻中获取休闲娱乐的享受。
国内新闻界传统的宣传说教模式难以满足这种新的受众需求。因此，以受众为中心、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新型市场化媒体开始调整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它们在内容上偏重软新闻，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这就是新闻娱乐化倾向的发端，但它在将新闻娱乐功能发扬光大的同时又使新闻报道滋生了另一种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哗众取宠效果的不良风气。受众也开始对低俗化的新闻报道感到厌倦。新闻的故事化强调报道的细节化和情节性,在顾及受众阅读快感的同时更重视挖掘新闻的社会价值。
其实在新闻发展史上，新闻故事化还早于娱乐化。新闻报道在西方发端时就就被为两类：一类是“信息模式”，另一类就是“故事模式”。普利策和赫斯特创办的《世界报》和《先驱报》两份大众化报纸就经常相互比拼新闻稿件的故事性、煽情性和新奇性，它们都要求记者将新闻事件写得尽量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但中国新闻事业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是一个从宣传逐渐向新闻本原回归的过程。新闻故事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新闻娱乐化的“二次否定”。
二、新闻故事化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新思路
故事化新闻写作与“找故事”式的新闻采集思路这两种典型的“新闻故事化”产品为受众提供了别样的阅读乐趣。
1.故事化新闻写作大大提高了新闻可读性
平面化和现场感不强是纸质媒体的缺憾，而故事化新闻写作引用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使得平面化的新闻报道变得丰满而立体，极大地丰富了新闻报道的魅力。
前段时间发生的东航飞机包头空难事件中，各媒体都充分运用了故事化新闻写作的手法。对空难的报道不像以往那样只有干巴巴的死难人数、原因调查等“硬新闻”，而是抓取空难中惊心动魄的镜头，将一起庞杂的突发事件分解成若干动人心弦的新闻故事，如《北方新报》的“事故现场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内蒙古晨报》的“目击者详述坠机经过：事故现场升起蘑菇状浓云”，新华网的“包头空难一位遇难者家属因悲伤过度猝然离世”等，这样的报道形式不仅使读者对空难有了全局的了解，也使他们通过具体细节、个体事例对空难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激起了读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可见，故事化的新闻写作更易引起读者的兴趣，拉近读者与新闻事件的距离，可以把平凡的题材变成深刻的话题，也通过极具人情味的文字增强了新闻的人本主义色彩。
2.“找故事”使新闻采编更注重新闻性
新闻的故事化倾向也体现在新闻的前期采集和后期编排环节。记者在寻找线索时会更注重重要性、贴近性、趣味性等新闻要素，偏向于挖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和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社会故事，也注重挖掘新闻背后人性化、源头化的问题。后期编排也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勾起读者的兴趣，如何将事实原貌更好体现在报纸上。整个新闻生产流程自然会相应提高质量，更注重新闻要素的完备。
故事化新闻偏向于挖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和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社会故事，如就业、升学、看病等。枯燥乏味的工作简报、不值一提的会议消息等会被这一标准拦截在新闻门槛之外。编辑对新闻的整合、版面编排等也会更多地考虑读者阅读兴趣。此外，与新闻的娱乐化不同，故事化新闻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注重挖掘新闻背后人性化、源头化的问题，因而在娱乐化的基础上提升了新闻的内涵、拓展了新闻的影响力。
在美国追捕萨达姆的报道中，《武汉晚报》、《武汉晨报》、《楚天都市报》等都设专版跟踪报道，与以往对此类国际事件的报道不同，各报所整合的稿件不仅包括常规的动态消息，还有各种追捕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如“萨达姆落网记：昔日居豪华宫殿 今时污秽地窖被捉”、“参加行动军人透露详情 萨达姆是怎样被抓的”、“萨达姆藏身处示意图 美国如何逼萨达姆开口”（参考新浪网专题整合），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新闻故事无异于一场美国好莱坞大片的演绎。新闻的现场感增强、视野拓宽，更易引起读者共鸣。
三、新闻故事化也存在隐患
新闻故事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的优点也同样带来了对新闻报道不利的因素。
1.由娱乐化衍生而来的新闻故事化也存在着使新闻流于浅薄的危险。
2002年的莫斯科人质危机事件中，不少报纸几乎都充斥着大量侧重于事件过程和细节描述的“新闻故事”：“莫斯科上演‘倩女幽魂’女人质手机传情荡气回肠”、“‘女肉弹’几乎全被歼灭 她们更残酷、更富进攻性”、“我离死亡只有3米”等等，读者在看得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同时却容易忽略国际恐怖事件背后蕴藏的社会政治危机，沦为系列故事的新闻报道对事件本质的揭示容易停留在某一阶段而难以深入。
新闻故事追求曲折情节的特点还容易引发人为安排、主观介入较多等不良后果。受众在接受频繁的感官刺激后也会产生阅读麻木甚至厌倦的情绪。
2.新闻故事化会屏蔽部分缺乏曲折情节但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
并不是任何新闻事件都适合包装成曲折动人的新闻故事，而受故事化倾向影响的新闻报道在选择新闻素材时会偏好那些具备故事元素的事件，因此一些故事情节性不强但对社会生活影响重大的事件就有被屏蔽的危险。
2001年12月，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老总怒砸奔驰车事件接连数天上了江城各大都市报的头版，从“车主不满售后服务 老牛拉奔驰‘游街’”到“奔驰车真的砸了”，这一事件倍受各报青睐，也的确吸引了许多读者。先不论车主是否有借此炒作其公司的嫌疑，各媒体对这一极端事件近乎狂热的追踪报道实际上是相中了它所包含的离奇故事情节，报道真正给汽车消费者带来了多大实惠还是个疑问。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同时发生在武汉的“全球最大冰毒案在汉侦破”等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社会事件却少人问津，媒体在新闻故事化倾向影响下所进行的“厚此薄彼”的关注对社会议题的设置进行了不恰当的引导。
3.故事化写作不能因追求情节而损害真实性
新闻故事化写作必然要追求情节的波澜起伏，但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像小说那样有着一波三折的情节，新闻尽管借鉴了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却绝不能像小说一样进行虚构。但不幸的是，这种为了追求情节而伤害新闻真实性的做法正在出现。
典型案例就是前《纽约时报》记者杰森的作假行为。杰森在为《纽约时报》采写国内新闻报道期间，不仅多次剽窃其他记者的文章，杜撰报道中的直接引语，而且谎报自己的发稿地。根据调查，他的73篇报道中居然有至少36篇存在作假和抄袭等问题。而他的目的就是“使用技巧凭空捏造感动人心的时刻”。杰森的做法不仅使他自己身败名裂，也使去年的《纽约时报》乃至美国新闻界面临了一次严重的信誉危机。
因此，对新闻故事化必须强调：任何故事都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记者只是运用讲故事的手法来表现真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