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戒1高清在线观看: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严文明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有不少外国学者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分强调了外国史前文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乃至“南来说”、“北来说”等无视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错误倾向。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中国史前考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外来说被新发现的许多事实证明不能成立，因而为学术界所抛弃。但那时的田野工作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人们对当地史前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其他地方的史前文化所知甚少。因此在一个时期，某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发展成了所谓中原中心论，把其他地区的文化成就都看成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中原开展田野工作外，对其余广大地区也进行了许多调查发掘工作，有不少新的重要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地估计各地史前文化发展的水平、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特别是从苏秉琦先生提出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研究以来，许多考古学者一方面倾注力量对区域性考古学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又注意从宏观方面考察各地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轨迹，并力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而使我国史前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现在我们初步认识到：

　　1.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在某些边境地区同邻境的史前文化发生过一些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对双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中国史前文化的主体来说，却从来没有影响到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

　　2.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这在旧石器时代即可窥其端倪，到新石器时代就显得更加明显。不但如此，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新的分化，从而使文化面貌显得十分丰富多彩。

　　3.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地说，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文化也较为发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但文化发展是能动的，所以这种差别在不同时期也是有变动的。

　　4.由于各史前文化相互邻接，长时期相互影响和渗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共同因素，这一情况在中原及其周围文化之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就是说，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这个特点是在中国具体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本文拟先从史前文化地理背景的分析谈起。

史前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的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等，海拔约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五百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正好位于全国的核心，同邻境文化难得保持经常性的密切联系。加上北部有大片的沙漠、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作为屏障，东北有长白山、乌苏里江和鸭绿江等与苏联远东省和朝鲜为界。这些地方对于史前人类来说虽不是不可通过的，但交通毕竟有较大的困难。中国南部有横断山脉地带和十万大山等与东南亚各国为界，交通也十分不便。东部和东南部与日本、菲律宾等隔海相望，在史前时代更不可能有经常的来往。至于同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这样一些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和古代文明中心，不但相距遥远，中间还隔着大片高寒地带、高山和沙漠，无法建立起任何直接的联系。后世虽曾开辟出像丝绸之路那样的通道，但是路途漫长而多艰险，史前人类是难以克服这许多障碍的。

　　由此可见，中国本身乃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它同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这就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同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的联系只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中国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内部也不是单一的。它的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各地水文、土壤和植被等差别极大，按照综合自然区划一般要分为七八个基本的大区，每个大区还可分为若干亚区。各区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产、生活与交通条件大不相同。这种情况对于史前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他们的经济活动方向和各种文化特征的形成，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不过自然区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基本稳定的，而人类的活动和文化的发展则是能动的。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人们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利用和改造的情况也不相同。人们还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可以随环境条件的改变而自行调整经济活动的方向，还可以在不同的群体间进行物资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因此，我们要防止把自然区划简单地套用在史前文化分区的研究上，而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无论如何，中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应是造成史前文化千姿百态、谱系繁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分为早中晚三期，自始至终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别，首先是华北和华南(均从最广义的意义来说)这两个大区的差别，两区内部又还有较小的差别，从而形成互有联系

　　华北地区(泛指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和辽宁等省，甘肃、宁夏、内蒙古、山东、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有发现。其中最早的遗址，要数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阳原小长梁两处，地质年代均属更新世早期。

　　西侯度遗址发现于河湖相沉积层中。石器打制方法原始，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石片石器均为单面加工，很少有砾石石器。石器个体较大，类型不甚固定，大致可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遗址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为一百八十万年［1］。

　　小长梁石器发现于华北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多用锤击法打制，个别有用砸击法的，石片也多为单面加工。多数个体较小，类型稍比西侯度复杂，大致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石砧等，此外还有许多未经第二步加工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2］。

　　两处遗址虽都属更新世早期，但文化面貌显然不同，很可能代表两支不同的文化系统。早在1972年，贾兰坡先生就曾指出华北旧石器文化至少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河——丁村系，另一个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3］。二者各自包含一大群从早到晚的遗址。

　　西侯度很像是河——丁村系的发端，小长梁则有可能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始原。所谓匼河——丁村系又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小型石器不多，类型也简单。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包括旧石器早期的陕西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山西芮城河文化、河南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旧石器中期的山西襄汾丁村文化、河南灵宝孟村等。这个系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不甚清楚。有的著作将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遗址和已进入新石器早期的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都归入这一系统，因为这两处都是大型石器为主，而很少小石器和细石器。但这两处遗址都是石器制作场，所制石器不免要受到原料和某些条件的限制，难以反映所属文化石器工艺的全貌。两处遗址远离河——丁村系的传统分布区，反而与另一系统的遗址交织在一起，这也是耐人思索的。因而它们的归属还需商榷。

　　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又被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小石器。这种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而大型石器则相对较少。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分布甚广，包括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北部和宁夏、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南部。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有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和本溪庙后山等，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山西阳高许家窑、辽宁喀左鸽子洞和海城仙人洞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则有山西朔县峙峪、河北阳原虎头梁、内蒙古伊盟萨拉乌苏河等处。从这个系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器逐渐细化，以至到后来出现真正细石器的过程。它同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衔接也比较紧密。

　　总起来看，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两个文化系统的特征是明确的，分布上也各有疆域。但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时遗址显著增加，分布面一直扩大到东北北部和青藏高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单从石器工艺看也有很大进步，往往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小长石片，有些第二步加工已开始用压剥法。石器类型比较复杂，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刮削器又可分为圆头刮器、边刃刮器和复刃刮器等多种，其他还有尖状器、雕刻器和镞等。大型石器则有砍砸器、石锤和砺石等。这些都是普遍的倾向。原先两个石器传统的分界已经不太清晰了。

　　这种石器普遍细化的倾向，应同技术的进步和复合工具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刮削器和雕刻器都可以安柄，当然就不必做得那么大了，弓箭是新的发明，它要求箭头也是小型的；甚至某些标枪也可以在木制或骨制头部嵌上小石片来构成。这样原来的河——丁村系的大石器传统必然向小石器乃至细石器发展，原来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细小石器传统更是顺利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总的发展趋势中，当然不排除后者对前者发生较大影响的可能。这大概是两个系统的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的主要原因。

　　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也并非都已融为一个整体而没有任何分际了。例如峙峪和山西南部的下川文化就有不少差别。下川小长石片的比例比峙峪大，细石器中的锥钻亦为峙峪所不见。下川大型石器种类远比峙峪复杂，其中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和研磨盘等。从地理位置及文化特征来看，下川文化应是河——丁村系的继续发展，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峙峪文化的若干影响。其他地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有一些各自的特色，如果仔细比较，很可能划分为好几个文化区。一方面是因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影响而使统一性加强，一方面也是因文化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分化，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得到了发展。

　　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也相当广泛。按地理位置可以分为两群，一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另一群主要分布于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其中最早的要数云南元谋上那蚌遗址。该处出土了两枚人牙化石和几件石器。石器均用锤击法打制，加工粗糙，形制不规整，主要是刮削器，也有尖状器。所属地层用古地磁法测量距今约为170±10万年［4］，与华北的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十分接近。

　　华南旧石器文化既不同于华北的河——丁村系，也不同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其石器多用锤击法打制，有的地方则用锐棱砸击法，器形多不规则，类型也不如华北的确定。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期仍没有逐步细化的倾向。这些特点足以将它同华北旧石器文化划分开来。

　　在华南旧石器文化的内部也是有差别的，只是目前还难于排比出明确的谱系。日后在资料越积越多的情况下，这一点也并不是做不到的。现在我们只是能初步看出一些遗址的差别。例如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北大冶石龙头和贵州黔西观音洞就有所不同。前者以砍砸器为主，显得简单一些；后者以刮削器为主，还有砍砸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类型较多，大小悬殊。

　　直到目前，华南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仅有贵州桐梓岩灰洞等几处，发现遗物也不甚多。而晚期遗址则十分丰富，面貌亦各不相同。例如四川铜梁张二塘多大型石器，多复向加工的复刃刮削器。而同省汉源富林则多小型石器，多单面反向加工。这种以小型石器为主的遗址在华南是很特殊的。又如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遗址的石器多用锐棱砸击法，这是很特殊的一种打制方法。器类也较复杂，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两处都有很多骨器，尤以穿洞骨器为最发达。这都是与其他遗址不同的。因此，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本身应可划分为几个小区。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不同谱系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具有密切的关系。华南地区一般说很少有细小石器，但地理位置上接近华北的四川富林文化却有不少细小石器，说明两大文化区系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文化影响和交流。至于华北地区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以至于到旧石器晚期竟达到难以区分的程度。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是：

　　1.石片石器多于砾石或石核石器；

　　2.各类石器的加工往往是单面的；

　　3.石器类型始终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未曾有过以砍砸器为主的时期或文化区。

　　这三点既表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统一性的一面，也是区别于外国旧石器文化的基本内容。照理来说，旧石器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和对外地的知识都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有意识地同千百里外的人群发生关系。但人们迫于生活总会不时地进行迁徙。每次迁移的距离虽然不长，迁移方向也不大一致，但在几千甚至几万年的时间长河中，经过无数代人的不自觉的接力，人类文化就可能传播到遥远的地方，还可能与不同谱系的文化发生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旧石器文化不仅呈现出多样性，而且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统一性的缘故。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三种途径

　　距今大约一万二三千年以前，中国大地进入了全新世阶段，中国的史前文化也进入了中石器时代和早期新石器时代。

　　在黄河流域，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朝邑、大荔间的沙苑和青海共和拉乙亥等多处。这

　　在长城以北，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内蒙古海拉尔松山、满洲里札赉诺尔、察右中旗大义发泉和新疆吐鲁番七角井子等处，主要分布在固定沙丘上。

　　上述遗址的共同特征是细石器十分丰富。这种细石器的发达，是从旧石器晚期开始，由于狩猎的进步而导致复合工具普遍出现，从而使石器普遍细化的必然结果。这一进程同欧洲史前文化的发展颇有类似之处，但欧洲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的细石器是以几何形(三角形、斜长方形、梯形、半月形等)为特征的，中国细石器则多细长石叶，二者属于不同系统。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国细石器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华南仅见于个别遗址如广东南海西樵山的个别地点，所以那里的中石器时代遗存也难以辨认。但无论如何，华南也不能没有相应的文化发展阶段。过去发现的许多全新世洞穴遗址中某些未见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当有可能是中石器时代遗存。

　　由于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有了新的线索，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因而对于从旧石器时代(通过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问题也比过去明朗一些了。

　　现在看来，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体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南部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在中石器时代应多洞穴遗址，也可能有些贝丘和山岗遗址。石器同旧石器时代晚期一样仍多大型打制的，个别的局部磨光。这里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时在经济上产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人仍住山洞或河滨、海岸，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学会了制陶和养猪，但无农业；另一部分人走入河滨或平原沼地，学会种植水稻，逐步形成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特色的文化区。

　　北方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和铁岭以南的东北平原，在中石器时代已是细石器文化区。之后有一个短时期不甚清楚，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这里已存在着较发达的旱地农业、家畜饲养业和制陶业。石器有不少是磨制的，但也有大型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有些遗址细石器还相当多，暗示其脱胎于当地中石器文化的形迹。

　　东北北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在中石器时代也是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区。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气候干燥寒冷而难于发展农业，经济上不得不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有些地方也可能发展了养畜业。故石器仍然继承中石器时代的传统，以细石器为主，只是技术更加成熟进步。陶器和磨制石器虽已发生，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特征的文化区。

　　很明显，这三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和三个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不但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文化分区的传统有关，也与各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有关。

　　应当指出，三个经济文化区的划分虽然是明确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农业文化区一般同时有狩猎和养畜业，狩猎、采集文化区个别地方也有农业；稻作农业区有时也种点旱地作物，而旱地农业区个别地方也种植水稻。除此而外，各区之间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因之，三个大区的文化面貌不仅有明显的差异，也还有一定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还特别表现在具有共同的文化分期上，至少在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是如此。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近年来一系列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发现，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C14断代方法的广泛利用，使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除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的分期尚不甚清楚外，整个旱地农业文化区和稻作农业文化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新石器早期、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新石器早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

　　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青塘等洞穴遗址和广西南宁豹子头等贝丘遗址，全部都在华南地区，其他地方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应阶段的遗存。这些遗址的绝对年代，根据C14测量的许多数据并经过多方面的校正，大约为距今9500～8000
左右［5］。

　　这时的石器大多数是打制的， 且多数为单面加工，基本上还是旧石器的传统制造方法。磨制石器在各遗址中的比例不一，有些只是局部磨光，但也有通体磨光的，种类主要有穿孔器、锥形器、斧和砺石等。骨角器比较发达，有的地方还有牙器或蚌器。

　　这时已普遍出现陶器，但数量少，质地粗糙。遗址中发现的陶片一般为红褐色，颜色不均，夹粗细不等的砂粒，火候甚低，质松易碎。陶片外面多饰绳纹；仙人洞不少陶片里外都饰绳纹，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多数陶片太小，难以识辨其器种，大略能看出器种的主要是圜底罐，显得十分简单。

　　这时期的生业大概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至少洞穴遗址的居民还是如此。这些遗址中常发现各种野生哺乳动物骨骼和贝类皮壳，又有许多骨镞和骨鱼镖与之共出。贝丘遗址中不但有成片的贝壳堆积，也有野生哺乳动物骨骼；石器中最常见的是取食贝类的蛎啄，这些都是渔猎和采集经济仍较发达的证据。虽然在各类遗址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件明确的农业工具，也没有发现其他有关农业的痕迹，但不能因此认为在这一阶段仍未产生农业。因为现在所发现的多属洞穴和贝丘遗址，其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不宜于经营农业。

　　如果发现一些平原或河谷遗址，情况可能有所改变。再者，从下一阶段农业已较普遍并已达到较高水平来看，它的前面不能没有一个准备阶段。至于家畜饲养，在这时期是确已存在的，甑皮岩等遗址曾发现较多猪骨，其年龄一般偏小，当是在家养条件下达到一定大小即行宰杀的结果。此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区，一直都是以猪为主要家畜的。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遗址至今发现尚少，其分布也仅限于江南地区的话，那么到新石器早期后段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了。现在发现的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已远在一百处以上，差不多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整个低级阶梯和与中级阶梯交界的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的黄河流域，自西向东分布着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北辛文化。它们的年代大约为距今8000～7000年，个别可晚至6500年。黄河流域是我国旱地农业的发源地，我国古代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多发生在这个地方，并且把在黄河流域首先栽培的一种谷物稷(可能是黍或粟的一种)奉为农神。现在在磁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粟，在老官台文化遗址中除粟以外还发现了黍。这两种谷物的特性都是耐旱喜温，生长期短，且有一定的抗碱能力，特别适宜于在黄河流域那种黄土地带的半干旱性气候条件下生长。而且据调查在黄河流域就有这两种谷物的野生祖本野生黍和狗尾草，这类作物在这里首选被种植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武安磁山一个居址中就曾发现三百多个长方形窖穴，其中80个均有大量粮食朽灰，经灰象法分析为粟(Sateria italica)， 估算其原有储量应在10万斤以上［6］。如此发达的谷物农业当已远离发生时期的形态，可见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还应上溯到更早的时期。

　　这时的石器较前段已有较大的进步。一是磨制石器比例增大，制作较为精致；二是类型分化，专业化倾向增强。尤其是有了一整套农业工具，如翻地用的舌形石铲，收割用的石镰或石刀，以及碾磨粮食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比例，有些遗址中还有少量细石器，暗示着当地早先存在过的中石器文化到这时还遗留着一些陈迹。

　　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和北辛文化的制陶业的水平大致相同。都用手制和泥片贴模制成，火候不高，常为不纯正的灰褐色。大多不尚装饰，或为素面，或饰绳纹与其他纹饰，这些纹饰有的是制造工艺过程留下的形迹，有些则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较少装饰的意义。彩陶尚未发展起来，仅老官台文化中有某些红色宽带勉强可以看做是彩陶的萌芽。陶器种类虽因文化而异，但各文化共有的仍占较大比例。最常见的有圜底钵、圈足碗、小口壶和罐，其次则为鼎、釜、三足罐、三足钵和支脚等。虽然还是比较简单，但比前一阶段已经是进步多了。

　　黄河流域以北的海河流域和辽河流域，这时也已发展了旱地农业，而家畜饲养和狩猎的比重则稍大于黄河流域。石器中往往有大量的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相对较少。陶器形制单调，主要是筒形罐、钵和圈足碗等。一些器形和纹饰同磁山文化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近年在长江中游的大江两岸和洞庭湖滨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早期后段的遗址，其年代估计为距今8000～7000年或者略晚。这些遗址中的陶器多褐色，用泥片贴模成形，素面或饰绳纹，器种多釜、罐、钵、圈足盘和支脚，其中有些器形和纹饰接近于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可证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些陶器的胎壁中往往夹有炭化的稻壳，可见当时已知食用稻米，甚至已知种植水稻了。

　　长江下游偏南的浙江北部发现的河姆渡文化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了。其年代距今约为七千多年到六千多年以前，虽比长江中游的文化为晚，但文化面貌基本上还应算是新石器早期后段的。

　　河姆渡有非常丰富的稻谷遗存。在四百多平方米的范围内，稻谷壳和稻草一起构成一个厚约20～50厘米的堆积层，若是换算成稻谷至少也是在10万斤以上［7］。当时用做水田耕作的农具主要是骨锹，形状很像当地现代用于挖泥的铁锹。

　　长江流域在历史上曾是野生稻的重要产区，现今在江西、安徽、湖南仍不时有发现野生稻的报道。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不但年代很早，而且数量巨大，可见其前面还应有一段发展的历史。这样看来，长江流域无疑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现今发现的七千多处新石器遗址中大部分是属于晚期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而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最发达。这个阶段的绝对年代在各地虽不尽一致，但前后差别并不很大。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大约为距今7000～4600年以前，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等大约也在距今六千多年到四千五六百年。这个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到处都涌现出较大型的定居村落。

　　这个时期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的村落往往围成圆圈，房屋一般是单间的，建筑质量没有明显差别。墓地常有一定布局，流行多人集体合葬，各墓在葬具和随葬品等方面只有很微小的不同。后段在石器制造上出现了管钻法和切割法等技术，并且常常发现玉器。村落布局不甚严格，出现了分间式房屋和十分讲究的大型建筑，还有祭坛等宗教性建筑，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有的地方已出现规模很大的积石冢。

　　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彩陶的出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彩陶，马家浜文化和广东金兰寺下层文化等也有少量彩陶，此外还有一些未经定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彩陶。每个地方的彩陶由少到多和由盛到衰的全过程，都差不多是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始终的［8］。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千多年，可以说是彩陶文化兴盛发达的世纪。

　　彩陶发生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可能与陶土质地有些关系。因为从宏观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彩陶最发达的地方是黄土地带，其他地方纵有也比较少。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应与制陶技术有很大关系。在新石器早期，制陶技术还比较原始，一般没有抽风的陶窑，火候难以控制，陶质欠佳，色泽灰暗而不均匀，很难在上面画彩，即使画上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普遍出现小型窑炉。其结构几乎都是火门低、窑室高、窑壁直立而不封顶，烧窑时形成自然的抽风作用，使得炉温较高且较稳定，陶土能在这种条件下得到充分氧化而变成浅红色。加上这时对陶土的加工也有很大进步，能够做出很好的细泥陶。这种质地细腻、表面光洁的浅红色陶器，乃是勾画各种花纹的良好的素地，几乎所有的彩陶都是在这种红陶上画成的。

　　既然彩陶的发生是同一定自然条件和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的，那么只要具备这种条件就可能出现彩陶，彩陶的发生也就必然是多元的了。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相距遥远、看来不可能发生什么联系的不同的文化中心，都在差不多的文化发展水平下出现了彩陶这一有趣的事实。这个事实曾吸引许多考古学家去探索东西彩陶文化的联系和传播路线而不得要领。实际上，由于前面讲到的地理阻隔的原因，中国同中亚、南亚、西亚和东南欧等地的彩陶不但不是同源的，就是在往后的发展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重要的联系。甚至中国本土的彩陶也未见得只有一个源头。

　　龙山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的同时代遗存则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甘肃、青海有齐家文化，长江中游有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则有良渚文化。这些

　　这个时代的手工业获得了多方面的突出的成就，其中包括冶铜、缫丝、酿酒和快轮制陶等。

　　早在仰韶文化后期就已出现个别的铜器，到龙山时代便比较普遍了，但多限于小型器物如锥、凿、刀、铃和指环之类。多数器物的质地为红铜，也有用青铜或黄铜做的。制造方法有锻打和熔铸，有的遗址曾发现过炼锅的残片，有的器物上有明显的模铸痕迹。

　　这时在制陶业中已普遍采用快轮旋坯和密封饮窑等新工艺，尤以东方沿海为最。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使制造更为精美的器物成为可能。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陶高柄杯，每件重不及50克，厚不到半毫米，而且有胆有壳，雕镂精细。如此精美的器皿，不但在以前做不出来，龙山文化以后也再没有见到类似的物品。

　　龙山时代的建筑技术也有新的发展。一是采用土坯即日晒泥砖，二是用石灰涂抹地面和墙壁，三是夯筑地基和墙壁。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成就，在我国历史时期仍被广泛地应用。

　　生产的发展使得财富的积聚越来越多，贫富的差别越来越显著，人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分化。这种情况在埋葬习俗中反映得非常清楚。例如山西襄汾陶寺的七百多座墓葬中，极少数大墓每座都有一二百件随葬品，有些还有龙纹陶盘、鳄鱼皮做的鼓和大石磬等不寻常的物品，墓主人显系贵族。中等墓有木棺和一般性随葬器物，而将近90%的小墓既无木棺，又几乎没有随葬品［10］。又如江浙地区有些良渚文化的墓地是在人工筑成的土台上设置的，其中一些大墓随葬许多玉璧、玉琮等代表身分的礼仪性器物，有的墓甚至有棺有椁，而多数小墓则一无所有。

　　社会的两极分化需要有强制的力量来进行调节，还需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保证。我们看到经过改进的石箭头急剧增加，磨制很好的石矛也应时而出。到处都可以看到非正常死亡者的乱葬坑，用夯土构筑的城堡一座座地从平地升起，战争显然成了这个时期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各地都发现用猪、牛或鹿的肩胛骨做的卜骨，说明占卜已有一定制度，甚至已有专司卜事的巫师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件事情在龙山时代已初露端倪。历史很快就要跨入文明时代了。

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前面我们谈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三个经济文化区，同时存在着三个发展阶段，这本身就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结合的体现。实际上如果按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进行综合考察，还可以划分为许多较小的文化区，它们的范围虽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区常常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相联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根据古史传说，这一带曾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以后在这里形成华夏各族。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早期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到新石器晚期融合为仰韶文化，但在内部仍保持不同的地方类型。此后到铜石并用时代发展为中原龙山文化，其中亦包含许多地方类型。在河南西部的一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其后发展为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代夏族的文化，果真如此，王湾三期就当是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了。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支以后岗二期为代表，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渭河流域的一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它同后来的周文化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至少应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

　　黄土高原西头的甘肃和青海东北部地区，最早是没有陶器的拉乙亥文化，其后在仰韶文化的传入和强烈影响下产生了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时代又发展为齐家文化。后者也可分为若干地方类型。由于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中原新石器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为仰韶文化特异化的产物，故应作为一个亚区。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应是往后戎羌各族的史前文化。

　　山东丘陵及其附近的平原地区，是传说中以太昊和少昊为代表的两昊部落集团活动的区域。那里较早为北辛文化，继之而起的大汶口文化在分布范围上有相当的扩大，其中一部分西至河南，与仰韶文化发生交错分布的关系。大汶口文化以后发展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继承者是近年来发现的岳石文化，一般认为是夏代夷人的文化。假如这一说法符合历史实际，那么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就应是东夷诸族的史前文化。

　　辽河和大凌河流域较早有兴隆洼文化，继之而起的有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其后在这个地区兴起的早期青铜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般认为它与燕文化虽有距离，但也有可能是它的一个重要渊源。

　　中国南方也可分为若干文化区。长江中游即是重要的一个。根据古史传说，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区。该区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时代则发展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发展路程虽还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

　　长江下游也是一个文化区，那里较早有河姆渡文化，其后有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些都应是古越族的史前文化。至于薛家岗文化等可能是本文化区的一个亚区。

　　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而山东等地大汶口文化中的背水壶、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中的蛋壳彩陶杯等也能在中原仰韶文化的遗址中见到。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它与古史传说中各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

　　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包括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以及云南宾川白羊村、西藏昌都卡若、黑龙江新开流和昂昂溪、从内蒙古到新疆的诸细石器文化等。现在对这些文化遗存还研究得不够深入，有些有明确的边界，可以自成一个文化区，有些则还不大清楚。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

余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对早期文明发生的影响

　　让我们把前面的论述归纳一下。

　　许多事实说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特点与它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地理位置的独特和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质。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之复杂，决定了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形成相当复杂的谱系。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史前文化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大体可分为华北和华南两大谱系，而以华北地区的文化较为发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容远比以前复杂，经济活动的方向也有很大差别，逐渐形成了许多地方文化传统，使得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更加突出。但任何一个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的。因此，这时期的文化并没有因为多样性的突出而削弱了统一性的发展，只是后者在新的条件下具有某些不同于以前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某些共同因素外，还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一发展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由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在核心的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原周围各文化区都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有的甚至已孕育着某些文明的因素。如红山文化中已出现祭坛、塑像群和大型积石冢，并有猪龙等成套玉器；良渚文化中已有专门的贵族墓地，大墓有棺有椁，并有大量的玉琮、玉璧随葬。这些因素有的被中原文化吸收，成为中原早期文明的重要因素；有的在当地继续发展，在其他文化区的影响下发展起当地的早期文明。因此，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

　　第三，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的结构，而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因此，在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的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形成以后的汉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交流的规模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第四，由于中原及周围文化区联系紧密，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所以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不论哪个文化区占了主导地位，都能牢固地保持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说的是大中原地区，其实再扩大一些也还是适用的。

　　第五，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的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此为作者参加1986年6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

　　注释：

　　［1］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北京，1978年。

　　［2］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3］贾兰坡关于华北存在两个旧石器文化系统的见解首先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其后于《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和《西侯度》、《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均1978年)两部著作中再次提出并加以修正。

　　［4］袁振新等：《云南元谋人化石产地的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1978年。

　　［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C14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C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6］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7］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8］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彩陶并没有随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整个青铜时代，个别的到了早期铁器时代。

　　［9］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10］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