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股市需要共识

www.stockstar.com 2011-9-13 15:01:55　金学伟　大众证券报两市齐创新低 “国家队”再次精准抄底 揭秘重仓股叶荣添：迎超级反击！基金经理5次加仓1股（速查）[字体：大 中 小] 收藏 订阅 RSS 分享 打印 [网友评论0条]     对发展中股市来说,指数与市值的并列研究,对大势的战略性把握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因为1、股价走势是由供求决定的,而股票市值代表了供的一方,它的变动对价格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指数涨跌是市值变动的结果。如果基期市值1万亿,现在市值1.05万亿,那么在没有新增股上市情况下,指数就比基期上涨5%;如有0.1万亿的新增股上市,指数就跌4.5%。因此,在不断有新增股上市情况下,指数变动与市值变动并不完全同步,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1993年下半年起,我每天都会记录并绘制流通市值,一直保持到有了各种数据库之后。

　　市值牛市,指数熊市,这在过去20年里曾多次出现。最典型的是:1993年2月15日,上证指数收盘1536点,当天流通市值356亿。到1994年7月,指数跌到333点,跌幅高达78.32%,流通市值却增加到412亿元,上涨了15.7%。而最高峰的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市值增幅甚至超过100%,接近800亿元。

　　近两年的情况有点类似。2009年8月,上证指数最高3478点,当日流通市值11.97万亿,已超过6124点时的8.9万亿和5522点时的10.02万亿。其后大盘高位震荡,流通市值却以每月新增1万亿的速度不断攀升,直到去年4月3181点时的15.98万亿,终于支撑不住,大盘一路下跌至2319点。

　　从2319点反弹到去年10月末的2978点,流通市值达到17.57万亿,再度刷新历史纪录。其后几个交易日,大盘上冲到3186点,仅比3月末上涨6%,流通市值却一下子增加了3万亿,达到20.65万亿,升幅17.53%。大盘再次经受不住流通市值的巨幅增加,跌至2700点。

　　有趣的是,去年10月末,市场对指数的一致预期是3500点。假如没有新增股票,这3500点确实在11月份时见到了,因为3500点与10月末的2978点相比,上升17.53%,而3186点时的市值与3月收盘相比,上涨幅锻是17.53%。而后的下跌,跌到2700点一线,跌去就是这新增的3万亿市值。市场具有的上升动能总是先作用于市值,再反映到指数。在新增股不断增加情况下,指数的牛市必然会被市值的牛市所取代!从这一角度说,不是市场预期错了,而是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研究了错误的对象。

　　反之,在一轮熊市中,如果下跌的仅仅是指数,流通市值没有实质性下降,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大盘根本就没调整。因为熊市本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如果由股价下跌而减少的市值,又被新增的股票填满,那么跌掉的仅仅是价格,而不是供给。虽然价格(价值)吸引投资,但供求决定价格,市场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将股价推上去。只有市值也出现了实质性下降,“价值吸引投资”和“供求状况相对改善”这二股合力才会同时起作用,并促使股价回升。

　　1994年7月的325点行情,是在流通市值结束不断攀升,连续下降5个月,降幅达到50%后出现的。2010年7月的2319点行情,是在流通市值结束不断攀升,连续下降3个月,降幅达到21%以后出现的。以此看3067点后的调整,我们就可看到:尽管期间指数跌幅超过了20%,但流通市值仍在19万亿一线,没有出现实质性下降。而股市的资金存量则从年初的1.3万亿,下降到近8000亿左右。供求关系上,供的一方没有实质性下降,而求的一方却大幅减少,股市供求关系不断趋向恶化。

　　沪深股市流通市值首次突破百亿级是1992年5月,突破千亿级是1994年9月,突破万亿级是2000年,每一个10倍级数的增长都带来了大幅震荡和长时间调整。因此,2007年我在某高校讲课,当学员问我大盘牛市会在哪个点位结束时,我说流通市值到达10万亿就结束。而后的重大调整就是在10万亿后出现的。

　　从千亿级到万亿级,再到10万亿级,历时都在7年左右。由于10万亿的基数已够庞大,因此,我曾提出过一个假设,10万亿后的递增规则将由10倍级转为1倍级,即从10万亿到20万亿,再到40万亿……每增长一个级数就会出现一轮类似的震荡调整。而现在,我们仅仅用了3年多时间,就达到了20万亿级,这样的速度有点太快了。

　　在所有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供求关系是当前中国股市的主要矛盾,与此相比,世界经济形势、国内宏观数据、外围市场影响等全是次要问题。由于货币供应以及对股票需求的增加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某种“外在规定性”和“自然规律性”,因此,在供求关系上,供给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减少供给,成为拯救中国股市的唯一途径。

　　对供求关系严峻性,我从去年3186点行情结束后,一直强调到现在。原因就在我国的基本决策模式是“基于共识”。这种决策模式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数千年形成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传统,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化与东方化表现。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得越早,重视得越早,形成共识的时间也就越早,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早。否则,即使证监会认识到了,也无济于事。毕竟,无论是增加需求还是减少供给,都不是一件小事,它需要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共识。

　　(作者为我国最早的证券分析评论家之一,资深技术派专家,金证导航技术暨运营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