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争霸英雄图鉴:<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1）（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48/7159-1151918148.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2）（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70/3336-1151918170.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3）（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87/9887-1151918187.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4）（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04/0687-1151918204.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5）（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20/1926-1151918220.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6）（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33/6225-1151918233.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7）（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50/7957-1151918250.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8）（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64/2941-1151918264.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9）（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77/6742-1151918277.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10）（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91/9497-1151918291.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11）（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08/9424-1151918308.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12）（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21/5304-1151918321.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13）（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36/5290-1151918336.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题记 插图（14）（图）    http://lz.book.sohu.com/data/upload-pic/47/9360-1151918347.jpg《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1）    1949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后又露出的殷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从而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激情的同时，也伴有迷失、无奈和惶恐。政治风云的剧变，颠覆性的重大社会变革，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新旧政权之间周旋，虽然此时多数国人已不再怀疑共产党人在军事上的能力，但对他们能否掌管好国家还在拭目以待。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尤其是颇具“城府”的知识阶层，与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们相比，他们显得内敛和谨慎了许多。审时度势、以静制动，历来是改朝换代之际知识分子们所特有的心态。特别是充当喉舌的文艺界，因其肩负着舆论导向作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形势下，优秀的知识界精英们成了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一时间，有的不远万里海外归来，有的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只好无奈远离。知识分子的流动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当然，无论是归来还是离去，必有其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本也无可厚非。    刚打下天下的共产党人不愧是胸襟宽广。新中国还没成立，他们就先把部分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请到北平聚会，为新中国建设献力献策。但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郭沫若也旗帜鲜明地宣布：出席大会的代表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显然，所欢迎的是那些能将政治和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文艺家们，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被新中国吸收和接纳。    1949年7月，随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针。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这个“总方针”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因当时的新中国还处在襁褓阶段，力量还显稚嫩和薄弱，加上国际上孤立、国内斗争形势复杂而微妙等因素，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还可以被当时的文艺家们所理解。历史也证明，文化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同时，过度的强调政治也必定会背离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度，是一件比“文化艺术”本身还艺术的事。    这个文艺方针的确立，让那些来自国统区或海外归来的文艺家们感到了不安。他们本来就对自己复杂的政治背景极为敏感，在这个与政治紧密挂钩的文艺方针下，他们的底气显现虚弱。而对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文艺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家们来说，则更在这股越来越汹涌的政治波浪中，感受到了更强大的压力和迷茫。随着新时代的突然降临，带给他们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创作要求，这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与那些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相比，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1949年的文艺战线，不管是来自国统区正自觉地“脱胎换骨，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著名作家萧乾语）的那些艺术家;还是来自于革命老区，在胜利的兴奋中，仍要“把握革命脉搏，继续前进”的左翼文艺代表们;无疑都试图在新政权领导下的体制中立足，为达目的，难免会以牺牲艺术的本身作为代价。    这让那些本来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的文艺家们;或是家庭出身生活背景复杂的文艺家们，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自己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的对象。于是在这种带有生命个体体温的彷徨与恐惧中，很多人开始选择逃避。    1949年，成为所有文艺家们是去是留的最终分水岭。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也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走”或“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转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国画大师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便由此展开，在决定离开的群体中，他算是备受关注和颇具争议的一位了。    1949年，张大千正好50岁，中国古话有“五十知天命”的说法。    50岁的张大千在中国当代的画坛上，可谓已达无人匹敌的宗师地位，以至三十几岁便被著名画家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四十几岁去敦煌的历练，更让其艺术达到一个新顶峰。在离开大陆海外生活的三十几年中，又因汲取西方的一些绘画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泼墨相融会，创造出中国国画的泼墨泼彩之神奇效果，而为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和笔直的，对于这些本身就有着太多传奇的艺术家们来说，更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分外耀眼的闪光点。    1949年的2月，香港已暖意融融。    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住在九龙地段的一幢公寓楼里。    此时的四川还被国民党军队把持，成都一片混乱景象，物价乱涨，各种“学潮”、“工潮”不断，让张大千痛感“西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画桌”。正好此时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遂于1948年秋天时来到香港举办画展，其间又去澳门好友蔡昌鸾家小住一阵，不觉已过去数月。    比起大陆新中国筹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香港显得平静许多，是个暂时可潜心作画的地方。香港虽然幅员不大，但因其殖民地自由港的特殊性，使之带有明显的信息网密布之特征，因此成为大小政治派系和各种势力较量胜负未决时的暂居地和避风港。这也是张大千多年来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中转地的原因。    此次的“张大千画展”展出的多是临摹敦煌的壁画。从1943年6月离开面壁钻研近三年的敦煌后，张大千先是把敦煌摹画在兰州首展，接着又在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如惊雷满地，引起强烈反响。古老璀璨的敦煌艺术经张大千的挖掘和大力弘扬，不仅震动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也使他的名气在中国画坛上达登峰造极之位。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第一次见识到敦煌艺术的香港人大为惊叹，也引起香港文化界的格外瞩目。每天到寓所里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好在张大千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不管在哪儿，身边都少不了朋友的围簇。一边作画一边摆龙门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话。《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2）    2月23日的这天早上，张大千照例早起，只是没像往常那样出去散步，而是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    外面开始下起了雨，雨量不大，丝丝缠缠的那种。张大千自言自语地说：“这雨要下得时间长哩。”    夫人徐雯波此时也已梳妆完毕。没办法，她的作息时间总是得就合着张大千，以便随时照顾他。    虽然是很成熟的打扮，还烫了发，但从徐雯波那双灵秀的眼睛里仍透出些单纯和稚气，毕竟只有22岁的年纪。她原本是张大千大女儿心瑞的同学，因崇拜张大千的画，常去张家以找心瑞为由看他作画，并一度想拜张大千为师，却不料被他婉拒。“收了学生，我就没了四太太了。”多年后张大千终于道出真相。就这样徐雯波戏剧化地从同学的好友身份变成了心瑞的长辈。    那是1946年的事儿，徐雯波当时住在成都的姑母家，平时就很喜欢画画，当得知同学张心瑞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张大千时，不禁喜出望外，马上便来求张心瑞带自己前去拜访。把张心瑞催得笑了，说：“看来你能做最虔诚和用功的学生了。”    当时张大千正因二太太黄凝素经常打麻将而不顾家所心烦，这一天见女儿领着一位娴雅的少女走进画室，一刹那间满胸的气恼仿佛消散了一大半。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沉稳气质，美而不艳、清秀脱俗。第一次见面便给张大千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张大千心情登时愉快起来，他不但当场作画给徐雯波看，还把自己的其他作品拿给她欣赏和讲解，让徐雯波欣喜得虽然不敢直接惊呼起来，但从那越来越明亮的眼神中让张大千觉察到了女孩子对他的敬慕之情。    从那以后，徐雯波便成了张府里的常客，她虽然话语不多，但却心细温柔，和她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舒服，不像很多女孩子因自恃美丽而常会流露出骄娇之态。    张大千越来越被她吸引，她也越来越不自觉地充当起了称职助手的角色。    此时二太太黄凝素不但麻将越打越凶，和另一位男人的情感也愈演愈烈，让张大千烦恼不已。虽然黄凝素提出过好几次离婚的要求，但张大千考虑到她为自己生育了那么多孩子，已一同走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便怎么也不忍心真与她分手。可她不但无心料理家庭，还给家里凭空添乱，让这种进退两难的现状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又着实让他再难以忍受下去。    一天，张大千和徐雯波正在画室里谈论书画，忽然警报拉响，日机又来空袭了。张大千连忙拉着徐雯波向屋外跑去，可张府中并没有防空洞。张大千正迟疑该去哪儿躲，徐雯波焦急地说：“去我姑母家吧，她家里有个很大的防空洞。”    于是两人快速向徐雯波的姑母家跑去，这样徐的姑母也认识了张大千。    徐的姑母知道张大千是个很有名气的大画家，很希望看到他亲笔作画，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张大千便索性在徐家设置了一张画案，不但时常过去作画，还时常帮徐家做些事情，使徐的姑母对他很有好感。    不久黄凝素便以张大千总是私入徐家为把柄，再次要求离婚，张大千深感情难再留，便只好答应了黄。同时也正式和徐雯波挑明了爱意，想要她做第四位太太。徐雯波早就深爱上了张大千，遂惊喜地应允下来。    但两人的婚事却遭到了徐雯波姑母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徐雯波满面羞红地对姑母说已怀有身孕，于是姑母只得答应了婚事。    徐雯波温柔、善解人意的性格及端秀的模样，让张大千格外喜欢，又因她喜欢画也懂些画，所以侍候张大千作画时也特别能称他的心。但徐雯波真的做了张大千的太太，方知辛苦和不容易。有时候他的创作灵感来了，深夜起身便要作画，身边的太太便只好跟着起来为他准备纸墨，并且这种情况是经常性的，几年都难得睡上几个安稳觉。所以张大千无论住在哪儿，都必须要“卧室通着画室，大睡床挨着大画桌”。    看着张大千窗前发呆，徐雯波知道他为何心神不宁。就在几天前的傍晚，一个模样干练的小伙子来到寓所，交给张大千一封信函，张大千打开后，不禁喜悦地说了句：“有贵客要来哩！”    徐雯波好奇地问：“是谁要来啊？让你这么高兴！”    张大千有些激动地说：“是何香凝何大姐，好几年没见哩！”    张大千拿着信，一边看着上面何香凝亲笔写的娟秀中透出几分刚毅的字迹，一边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接触外来思潮最快也最具国际化的大都市，也因此云集了全国的各界精英。何香凝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都是一个叫“寒之友社”的书画社团的成员。该社成员也都是当时书画界的名流，其中有于右任、李叔同、黄宾虹、叶圣陶、丰子恺、潘天寿、方介堪、郑曼青以及张大千等。    张大千那时在画坛已崭露头角，因二哥张善子的关系，结识了很多画坛高手，正是踌躇满志之时。    与张大千对政治从不过问的个性相反，二哥张善子是个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革命志士，早年还曾因参加辛亥革命被抓捕过。张大千的大哥早夭，所以张善子是张大千最挚爱的兄长，也是中国著名的绘虎大师。抗战期间，曾多次奔走国外举办画展筹集抗战资金。在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非常欣赏他的爱国精神，特在白宫设宴招待。其画作《中国怒吼了》曾引起广大军民的强烈反响。这幅画还被印成宣传画，和大批宣传品一起送到前线以鼓舞士气。    在国画画家中，用作品来宣传抗日，并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张善子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之一。    大概是志趣相投，何香凝和张善子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去时，张善子曾积极帮忙营救。    何香凝是个极不平凡的女性，她不仅是著名的国画家，还有其特殊的革命者身份。她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同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廖仲恺和蒋介石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廖仲恺惨遭党内右翼分子的杀害。何香凝一直怀疑此事是蒋介石幕后指使的，但苦于没有证据。原本渊源颇深的廖蒋两家从此产生芥蒂。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国民党中的民主力量，以促进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何香凝只能不动声色，表面上两家关系依然如故，但实际上已恩怨难解。    本存心结的何香凝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挑起内战等丑恶面目更加失望透顶，于是内战刚一打响，她便积极参与组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为新中国在北平1949年9月21日成功召开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做了大量工作。    因此，张大千是格外敬重何香凝的。此时香港虽表面平静，但来自内地的一些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却在不露声色地暗中准备着，只待祖国一声召唤，便会回去投入到建设的洪流中。张大千思忖着何香凝此时来港会面绝不是普通造访！    雨虽还下着，但贵客却应时而至。《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3）    何香凝时已72岁高龄，但却身体硬朗，尤其是目光中的坚毅与热诚，让人为之一振。    张大千握住何香凝瘦削却温暖的手，感慨地道了一声：“大姐好！”何香凝深情地看着张大千，然后笑着说：“大千，祝贺你，你的画展这么成功。”    张大千点点头，高兴地说：“是呀，只是几年没看见大姐，心里着实惦念啊！”    两人落座，随即便亲热地攀谈起来，尤其在回忆起当年上海的画坛往事和张善子的音容笑貌时，都不禁感慨万端。    何香凝伤感地说：“善子一生嫉恶如仇，时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果今日还活着，看到北平的解放，该多么高兴啊！”    张大千点头道：“是啊，我听说北平已经被共产党接收，悲鸿兄还邀我回去当北平艺术学校的教授哩！”    何香凝接过话，关切地问：“那你愿不愿意呢？”    张大千略微顿了顿，然后很直率地说：“我倒还真没想过，我以前就对悲鸿说过我不会教书，只会画画。”    何香凝笑了：“可学生们说你不仅博古通今课讲得好，而且改画改得尤其好，让他们一下子就能顿悟和理解。可你这个堂堂的张大千教授竟自己偷偷‘溜’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说到这儿两人都笑了起来，徐雯波也抿嘴乐了。    那还是1933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张大千和张善子住在风景如画的苏州网师园期间的事儿。兄弟俩一边勤奋作画，一边在各名山大川中辛苦地游历着以增加见识。过的完全是前清大画家石涛的那种“搜尽奇峰打草稿”的逍遥日子。    那几年正是张大千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技法历代之精粹的“师古”、“仿古”阶段，并因仿石涛的画已达以假乱真之地步，在中国画坛上声名大噪，令人称奇不已。    石涛是明朝画家，其山水画造诣被人奉为“海内第一人”，也是当时中国画坛最被追捧的一位画家，许多大收藏家都以收藏到石涛的作品为最大幸事。    与石涛同期的另一位极受欢迎的画家是八大山人。两人都是明朝宗室身份，也是清初著名的“四僧”之一。明朝灭亡时石涛年龄尚小，长大后隐蔽为僧以防身份泄露遭至不测。八大山人当时则已十九岁，遭遇国破家亡之痛后，一怒之下竟装哑不语，随即削发为僧，发誓绝不与清王朝合作。此后一生在悲愤和忧郁中度过，笔下所画均是残山剩水、尽显苍茫凄楚之意境，以表达“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的身世情怀。    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作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八大山的花鸟画中意境清奇幽冷，无论是构图还是用笔都已摆脱了其形式上的束缚，简洁到了让人称奇的地步，使水墨花鸟画达到了一种空前的水平，对后世画坛的影响相当深远。    与八大山人蕴含凝聚的内敛风格不同，石涛则是尽情挥洒、用墨淋漓酣畅。应该说，八大山人善于用笔，石涛则善于用墨。最初时，八大山人名气高于石涛，但乾隆以后，石涛之名则已高于八大山人了。    两人的特殊身世，使他们的画不被宫内收藏，因而得以大量散入民间。    张大千也深深迷恋上了石涛的山水世界，只要有机会看到原作便会忘我地加以临摹和学习，为此曾花巨资先后购买收藏石涛原迹达五百多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见过并收藏石涛作品最多的画家和收藏家，并且也不可能再有人会超过他了。    在临摹和悉心揣摩的过程中，他的精神似乎已和石涛融为了一体，临摹得惟妙惟肖，连当时鉴定石涛作品最权威的大鉴定家们如著名画家黄宾虹、陈半丁、罗振玉等人都无法分辨出真假，屡屡看走了眼。他也因此在当时画坛上名声大噪，甚至有人惊叹他如“腕中有鬼”。以至这些仿画在几十年后已流传到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都根本无法辨认，很多次都是张大千自己揭穿谜底，不然的话恐怕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虽然有人对他做假画存有疑义，认为他此举搅乱了中国美术史，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大千在临摹中确实领悟到了中国画的精髓所在，才得以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使画艺达鬼斧神工般精湛。因为中国画的基础奠基就是由临摹入手的。    他还根据仿石涛画的经验，深刻体会道：    “要学画，首先应从临摹入手。临摹有了深厚的根基，才能谈到创作。    “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等等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的程度，使自己对古人的技法运用自如。    “临摹前人的作品时，一定不要重复，要临到能默得出，背得熟，能以假乱真，叫人看不出是赝品。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笔墨真谛，学到前人的神髓与长处。”    而对于他毕生所推崇，与他仿佛神灵共通般的石涛作品特点，他则以简短的几句话便将几十年所累积的体验精髓道出：“石涛之画，不可有法，有法则失之泥;不可无法，无法则失之犷。无法之法，乃石涛法。石谷画圣，石涛益画中之佛也！……”    此感悟似已道出中国画之神妙高超、不可言说的绘画精神。    1936年1月，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前往网师园“三顾茅庐”，力请他去中央大学教国画。他实在推辞不掉便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坐着讲课，不能站着，站着那种演讲式的讲法他不习惯。他从来不会当众讲演的。二是要给他准备一间画室，里面摆张大画桌，还得有一张睡椅，画累了他可以躺下睡觉。三是让同学们到这个画室里上课，边画边讲。    徐悲鸿听后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真是奇人怪要求啊！好吧，只要你同意授课，这些条件都答应你。”    张大千知道怎么也推托不了，只好乖乖地去上课了，没想到这别出心裁的讲课方式却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些学生早就有关于他的各种传奇的耳闻。什么当过土匪、做过和尚、仿画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在网师园中和二哥饲养老虎、几乎去过中国的所有名山、包括异国恋情等等。《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4）    这位中国画坛上的传奇人物教起课来果然与众不同，渊博的学识，不仅只表现在绘画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化包括书法、诗文等无不精通，造诣之高，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张大千告诉学生们：“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张大千自己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不但在家里朝夕读书，就是在旅途的车中船上，也都手不释卷。他认为“一个成功而伟大的艺术家，自当具有高尚的人格，要有开朗的胸怀及丰富的常识，不能局限于一个范围内，这种修养的养成，则完全需要靠多读书才能达成，而且不局限于哪一类的书，古时伟大的艺术家，全是重气节之士，人品高了，作品的气质自然也不同于流俗，所以任何种类的书全要看”。    他的记忆力惊人，加上读书态度专心致志，因此看过书后对有价值的内容几乎过目成诵，里面诗文挥笔就来，实在是让人望尘莫及。有一次好友薛慧山托他带书，回来后到薛慧山家中送书，便把路上看完的此书内容讲给薛慧山听，让薛大为吃惊。因为此书是一本绘画以外的学术论著，但张大千却能把书中的学说思想深深领会到他的艺术见解中。    张大千认为画画并不是教出来的，光说出来不如动手示范出来的效果更好，于是他往往在学生们的画上改动几笔后，便达事半功倍和画龙点睛之作用。但最后他还是因受不了按时上课这种时间刻板的教师义务，只好偷挂教鞭，一溜了之。    何香凝的旧事重提让他自己也觉好笑，可如果还让他当教授去授课，他是说什么也不想的。    何香凝话锋一转，说：“不教也罢，就当一个职业画家，多画一些画也挺好。大千啊，国内情况想必你也听说一些，北平已经解放了，不久全国就都要解放，现在共产党正筹备召开第一届的政治协商代表大会，已有不少人从香港先回去准备了，我过不久也得回去，所以今天来你这儿，是请你画一幅画，送给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不知你肯不肯帮大姐这个忙呀？”    何香凝终于言归正传说明了来意，张大千心中一动，果然自己猜得没错，但不知求画者是谁，能劳何香凝大驾。    他当然是义不容辞，马上答应下来，然后诚恳地说：“大姐言重了，其实您今天冒雨前来我已猜到会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我，小弟哪有拒绝之理！”    何香凝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说：“我就知道你是会给大姐这个面子的！”    他们来到画室，徐雯波早已在宽大的画桌上铺好了画纸，笔墨也都预备好了。    何香凝会心地笑了，说：“看来大千是早知我来意啊！”    张大千也笑了，问：“大姐，您看画什么呢？”    何香凝说：“当然是画你拿手的荷花了！”    于是张大千爽快地提起了笔。    何香凝和徐雯波凝神看张大千挥笔作画，她们都知道在所有的花卉中，张大千最喜欢荷花。荷花的美和高洁品格，历来为世人所共识。“出淤泥而不染”让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不惜把笔墨用在荷花上，而张大千的画荷技艺之高，早已成为绘画史上有数的几位画荷大家之一。此等画荷之功真乃用心揣摩、日积月累才凝结所成。从他的学生刘力上的文章中可见一斑——    “他把荷花的千姿百态铭记在脑海之中，荷花的浴日、舞风、过雨、傲霜等种种姿态，使他在作画时，信笔挥洒即能得池塘情趣。他画荷方法很多，有时画初开的，有时画将残的，他的残荷花瓣虽已脱落，但仍画有三五花瓣于梗端，似雨后新荷被风雨侵袭，残中有俏，别有新裁。”    张大千在教导学生时，也曾说过：“中国画重在笔墨，而画荷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    可见他观赏荷花时，有多么细腻。    此刻又一幅绝妙的荷花画好了，张大千放下笔，抬起头对何香凝说：“请大姐过目一下，可否满意？”    其实何香凝从张大千画第一笔起便被他纯熟的画功所深深折服，待到画完收笔，她才长出一口气，赞叹道：“悲鸿说你是五百年来第一人，真是当之无愧啊！”    只见画上近景是两片卓然飘逸的巨型荷叶，仿佛在傲然地随风舒展，而荷影中一朵洁白的荷花正灿然而放，那种超凡脱俗的美丽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整幅画面似乎在散发着阵阵清爽的荷香，一种生机盎然、气象万千之势让人为之大振！    全画构图饱满而疏落有致，用笔气魄豪放又清新灵动，真是一幅栩栩如生的荷花图。    张大千又问：“那么题给谁呢？”    看着张大千沉稳中却透露出机智的微笑，何香凝不禁又微笑了，两人颇有点儿心照不宣的默契。何香凝沉吟着说：“就题润之先生吧。”    张大千心中立即翻滚过一波重重的浪潮，他心里虽有准备，但万没想到会是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但表面上他却依然平和，他拿起了笔，更显沉稳地说：“好吧，润、之、先、生。”他用他特有的融各派之长的“张大千体”在画的左上角题下一行字：    “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    何香凝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代这位朋友谢谢你。”    张大千连忙说：“大姐别和我客气，对您我当然得惟命是从……”    临别时已是下午接近黄昏时分，雨不知何时已停，天空一片湛蓝。    何香凝紧紧握住张大千的一只手，郑重地说：“大千，我知道你一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这一点你和家兄善子不同，如果家兄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和我一起去北平的……”    张大千的眼睛有些湿润，他一向重感情，尤其是对二哥张善子更是情深意笃。17岁的年龄之差使张善子如父如师，对张大千从小到大，直到走上艺术之路可谓殷殷教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于是他又将另一只手紧紧地扣在何香凝的手上，安慰说：“大姐不要伤感，我……”    他忽然停下，但还是把话说了下去：“我今后无论去哪儿，都会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    何香凝闻听此言不禁一怔，有些诧异地看着张大千，她已隐约感到眼前这个小她二十几岁，却身怀绝技的中年人日后定成大器，一旦走出去，纵横天下山水定能狂收笔下。只好让他去吧，她虽有些伤感和不舍，却无力也不想挽回他。    何香凝眼睛潮湿了，凝视大千许久，没再说什么，只是握张大千的两只手有些微微颤抖，似充满着期待与留恋。持续了好一会儿，这才上了汽车离开。    看着汽车渐渐驶远，张大千的心情怅惘且复杂。从个人情感来说，他非常喜欢并敬佩这些有政治信仰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却以“远离政治”为终生的做人原则，因此决定了他与部分朋友们的若即若离。《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5）    他虽然给许多政要们画过画，但前提是对方也一定要懂、至少是喜欢画，张大千一直是秉着以画会友的原则与他们交往的，基本上还是属于艺术上的相互欣赏罢了。如果这种交往回赠给他的结果会使他的艺术道路更加畅达，那么他也会十分乐意并欣然接受的。前不久他在大陆期间，徐悲鸿还特意请他帮忙，为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画了一张巨幅荷花。因为徐悲鸿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感到原有校舍太小，便一直向政府申请，请求政府另拨一处宽敞的地段重建校舍。当时李宗仁兼任北京行辕主任，算是正管。李是个开明之人且喜附风雅，对办教自然尽力帮忙，很快为北平艺专特拨了一处场地，也就是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所在地。    为感谢李宗仁，徐悲鸿亲自出面为李宗仁求画，同时自己也精心绘制了一幅奔马图一并相送。张大千的这幅荷花图高3尺、长6尺，非常精美，难怪李宗仁得到这两幅精品后高兴极了，一段时间里逢人便说他得到了两件国宝。    像这种为朋友解难、为探索艺术铺路而尽力，张大千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但与一个他并不十分了解甚至还有误解的政党打交道，给他们的领袖作画，还是让他有些心惊肉跳。有幸为新中国的“元首”作画自然是件值得荣幸的事情，可张大千在兴奋之余却又隐隐有些担忧，他预感到这幅画也许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今后的命运。    事实上，这一直觉相当准确，果然在他日后想去台湾定居时，被国民党政府以“亲共人士”为由而婉拒，“罪名”就是“曾为毛泽东献画”。人生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预料，艺术作品为所有人所喜爱，而艺术家则要承担艺术作品之外的种种莫测命运。    几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的三八节前，何香凝特意派人到张大千寓所送来了一幅她精心绘制的《梅菊图》。画作本身倒没什么，因为画梅画菊一向是何香凝所喜爱和擅长的题材，她还喜欢画松、狮子和老虎等物，皆因这些东西能体现出高雅的气节，能借以抒情明志。倒是画上写的一首七绝诗：“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故犹存傲雪心。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升沉。”是颇耐人寻味又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很直接地劝大千要审时度势，安排好自己的归宿。题款为：“大千大法家雅教，三十八年三八妇女节，香凝诗、画，命醒女书之。”    张大千注视此画良久，把画轻轻地卷了起来。    几天之后，何香凝便离开香港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时也把张大千的《荷花图》送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非常欣赏这幅画，并把它挂在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房间内珍藏。后来，又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所收录。    1949年的4月，张大千也偕徐雯波回到了成都西郊金牛坝老家。《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1）    1949年4月的成都更像一座危城，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相继解放，西南这片山水虽仍属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但形势已十分明了，共产党解放这座城市已近在咫尺；这里不过是国民党退兵的一个中转站，国民党大批的败军正从这里向台湾撤退。    张大千接到徐悲鸿从北平来的信，得知徐悲鸿继续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并将与郭沫若、翦伯赞、郑振铎等人一起，去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同时还将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信中还邀请张大千最好也能去北平，一起参与筹备工作。    张大千虽很被老友的一番诚意所打动，但眼下却又实在走不开。    他在成都西郊的金牛坝买下的一座宅院刚刚建好，起名为“税牛庵”。在庭院里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还养了几只白猿。一大家人此时分为两处居住，他和徐雯波及男弟子们住在“税牛庵”，大夫人曾正蓉和三夫人杨宛君则领女弟子们住在南部的沙河堡。    这是张大千第一次置办产业，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游历，他一直是以旅居、借居或合居的形式四处栖身。刚在画坛崭露头角的1929-1931年间，他住在浙江嘉善陈氏的“来青堂”，这里交通便利，既离上海很近，又能避开大城市里的喧嚣；1932-1937年间住在苏州的“网师园”；抗战期间则来往于北京颐和园中的“听鹂馆”、青城山上的著名道观“上清宫”；接着是近三年的敦煌莫高窟等。    张大千是个异常讲究生活环境的艺术家，所选择的住处无不清幽雅丽，精致不凡。当然也所赀不菲。    房子总算安置下来，但最要紧的仍是得考虑继续挣钱以维持家用。这也是古往今来职业画家们的生活方式：鬻画为生嘛！    恰在此时又有两个邀请办画展的请帖寄来，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台湾。    这两个地方都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尤其是印度，他在敦煌时，便一直对史学家们所持的一种观点不能认同：他们认为敦煌壁画应该属于佛教艺术，而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因此敦煌艺术应算做印度艺术的传入，敦煌壁画是模仿的印度壁画。    但张大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分析研究，则认为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但这些壁画则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而来。为此他常常和那些专家学者争论，那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亲自去印度看一看。他坚信如此伟大的敦煌艺术，就是中国历代的艺术家们的心血之作。    此次画展的邀请函是以印度国家美术学会名义发来的，但最主要的筹划者却是张大千的好友、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    虽然此时的成都局势不稳，秩序一派混乱，但张大千还是关起门来，竭力避开喧扰，集中精力开始作画，为两个画展筹备新作品。    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解放地区已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筹建工作。    1949年7月，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成立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会上，徐悲鸿当选为美协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美协副主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各方代表六百余位。    徐悲鸿再次来信邀请张大千去北平艺专当教授，并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北平艺专即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美术界的最高学府，这个月薪也是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但即使已是这样的高月薪，对张大千来说，也根本是杯水车薪罢了，远不够养活一大家人的。初建时新中国的贫瘠和困难可见一斑。对共产党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他觉得无法适应。此时的张大千已另有打算，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1949年11月，“张大千画展”如期在台北隆重举行，除少数敦煌摹画外，展品多为近期力作。这是张大千第一次来到台湾，宝岛绚丽的热带风光让他非常喜欢，并流连忘返。一边开画展，一边和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等人游览台湾名胜。    此时二百多万从大陆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家属使岛上人口剧增，几乎人满为患，给生活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危机与困难。台湾的广播、报纸等各种传媒被国民党迅速垄断，开始大造反共、防共、恐共的舆论。这让张大千的心不禁悬了起来，他担心着家人的情况，同时也在反复权衡和考虑自己的去向。可以说现在是已到了抉择时候了。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过来，与国民党许多高层政要还算有些交情并可以依靠，而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但真要委身于国民党统辖下的地盘，张大千也不情愿。如果能游离开两个政权之外，另辟一处相对自由些的“世外桃源”就好了。    11月29日，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撤回到台北，他是张大千的老朋友，在上海时和张善子、张大千同是“寒之友会”的社友，关系非同一般。此次从重庆飞回台湾，因离开得匆忙，连家人都没能带出来，局势紧张到何种地步已显而易见。随即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重庆即宣告“撤守”。    张大千闻讯急忙前去拜见，于右任见张大千此时在台北，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告诉张大千四川马上就要被共产党占领，赶快回去接家人吧。    张大千顿时心急如焚起来。12月1日，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陈诚邀请张大千吃饭。心事重重的张大千哪里有心情赴宴，加上他并不认识陈诚，于是便想回绝。但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却极力劝说他去赴宴，以了解些时局消息。    张大千只好忧心忡忡地前去赴宴，谁知竟在宴席上看见了老友溥心，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原来陈诚正是因为仰慕这两位在中国被称为“南张北溥”的两大画坛巨擘，才趁两位大师都在台湾之际，想结识一下他们。在座相陪的是台湾书画界的著名人士。这种艺术家们在一起的聚会是张大千所喜欢的。没想到陈诚还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当他在席间听说张大千只身一人在台，想回成都接家眷时，便马上答应给张大千负责来往的机票，并说：“亏得你现在说，不然过几天就来不及了。”    溥心也替老友担忧着，此时他已决定定居台湾了。    事不宜迟，张大千第二天便搭乘军机飞回了成都。    回到家后，便马上抓紧收拾东西，让他犯愁的是他这些画怎样才能多带走一些。因为印度的画展已定于1950年的年初，而现在已经12月份了。    印度的画展是老友罗家伦为他筹划的，原计划是定在1951年举办;但罗家伦想到此时国内的局势不稳，并且印度政府已在考虑承认中共政府，而他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驻印度大使，所以便力主把画展提前一年举办。张大千也觉提前为好。果然一年后印度便与新中国建交，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国民党驻印度使馆只得降旗撤回中国台湾。《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2）    分离在即，家里被一片忧伤的气氛所笼罩。    虽然张大千是个常年在外游历漂泊的人，可这次收拾行囊却让家人强烈地预感到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连一向憨讷沉静的大太太曾正蓉也忍不住几次大哭起来。而三太太杨宛君虽强忍着不哭出声来，但一双泪眼却紧随着张大千的身影移动，更让张大千心如刀绞。    他最不敢面对最牵挂的也正是这位三太太，如果再多一张机票，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她带走。可这样做徐雯波恐怕会不高兴。三张机票中，除他和徐雯波，另一张机票是带走一个小孩用的，因徐雯波素来对二太太黄凝素所生的这个三岁小女孩儿心沛特别喜爱，所以决定带走心沛。而自己亲生的一双儿女，三岁多的女儿心碧，还不足两岁的儿子心健，却都留在了大陆。    徐雯波此举至今令人费解，可能她当时还是太年轻，不谙世事，对时局还抱有希望和寄托，以为只是躲过一阵风头，随后便可以回来。但她怎么也没想到此次分离竟成为永别。多年以后，当她辗转得知女儿心碧在她走后不久便生病而死，儿子心健在“文革”中因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罪名的牵连，不堪忍辱竟卧轨自杀时，徐雯波肝肠欲断。    世间事惟一个情字难以说清，没娶徐雯波时是杨宛君时刻跟随着张大千四处游走，不离左右，甚至一直跟到敦煌吃了那么多苦。而后来张大千身边又有了徐雯波，便不再用她照顾，十几年的恩爱由浓变淡，这种爱情的过程无疑是最令每个女人悲哀和无奈的。在情感中有时候过于大度可能成全了别人，却苦了自己。更何况要求一个大画家的爱情专一简直是太难了。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而各种事物的美中，人的美则因更生动也更易打动心扉，所以爱上一个艺术家是幸与不幸，只有甘苦自知了。    张大千正式娶过四位太太，大太太曾正蓉(1901年生)是他20岁时出家100天时被二哥张善子强“抓”回老家后，由张大千的母亲曾友贞做主定的亲。曾正蓉是母亲曾氏家族里的一个女孩儿，长得白白胖胖，性格温柔和善，完全是旧式女人，对张大千一味顺从。但与张大千并无太多共同语言，又因是母亲包办的，所以感情一般，加上结婚两年，曾正蓉都未生育，因此1922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    黄凝素也是内江人，生于1909年，容貌清秀身材苗条，精明干练。她很聪明并略懂些画，因此在张大千的四哥张文修先生所撰的《张氏家谱》中记载：黄凝素“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侍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    比起大太太曾正蓉的温顺性格，黄凝素显得泼辣许多，颇有些敢想敢做的女丈夫气概。张大千的性格表面上看起来潇洒而随和，对待外人都很客气和宽容，从不摆架子。可在自己的家里却完全是一副旧式的惟我独尊的家长作风，对待子女和门生管教甚严，要求也很高，绝对是保守古风。逢年过节必要行跪拜大礼，并一直将这个古老习俗沿用到国外，所以有人称他为“今之古人”倒很贴切。黄凝素爱说爱笑爱玩儿，但有打麻将的嗜好，这让张大千很是生气。他最恨好赌之人，为此两人经常拌嘴。黄凝素有时不满张大千的暴君脾气，便时常找机会和张大千争辩理论以泄怨气。    抗战期间张大千一家为避战火，暂居青城山上清宫时，脾气急躁的黄凝素因琐事和邻居发生冲突，回到家后仍觉自己有理便不依不饶地说个没完没了。这使张大千非常恼火，一气之下便冲过去推打她，气头上的黄凝素也回击着，两人拉扯之间黄凝素拿起画桌上镇纸的铜尺敲到了张大千手上。张大千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下午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家。    山间夜里危险，几位太太都着急了起来，于是找人帮忙一起去寻找，连上清宫的道士们也惊动起来跟着。每人举起一支火把，在山间四处察看。青城山山势斜陡，夜里更难行路，亏得几十支火把照得满山通红，连树木的青色叶子也映成了紫色。几乎找了一夜，直到天色大亮，才在天狮洞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看见了闭目瞑坐、俨然已入定修身的张大千。    黄凝素立刻哭了起来，说：“老爷子何苦躲到这里哟！害得我们好找。”    张大千却镇定地说：“做啥子这样大惊小怪，你们不是嫌我脾气不好吗？我一个人躲在这里你们又要来找我。”    黄凝素只好跪了下来认错，请求张大千原谅，张大千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众人回家，算结束了一场虚惊。    但黄凝素不安分的个性还是导致她容易过激和出轨，她为张大千生育最多，操劳也最多。平日我行我素快言快语，往往这种女人都刚强有余而温柔不足。因打麻将、唠叨、耍小性子，张大千和她的争吵越来越严重。直到张大千娶了三太太杨宛君，领着杨宛君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也就没时间和她计较了。    说起张大千娶三太太杨宛君，不得不提之前发生的另一段浪漫故事。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934年一年中的事儿，这一年的春天和秋天，张大千分别认识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春天时是一位叫怀玉的艺人，秋天时则是艺名“花绣舫”的唱京韵大鼓的杨宛君。    怀玉姑娘不仅长得美，还有一双柔美的纤手。那双手最让张大千陶醉而心仪，觉得她真是个难找的仕女模特。张大千很想娶这位怀玉姑娘，但家里人却因怀玉的艺人身份坚决反对，张大千是个孝子，惟父母之命必从，只好放弃了。而后来看见杨宛君时，张大千则不由惊呼上天真是怜他，杨宛君竟也有双凝脂如玉的手，他不由看呆了。而时常在他身边研讨书画的挚友于非厂便由此写下那篇《八爷与美人》的著名文章，详细地叙述了这两件恋情的经过。    于非厂是30年代张大千在北平时的好朋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专栏作家，也是我国著名的工笔花鸟名家。他在习画上得益于张大千很多，而他的一支生花妙笔也因经常跟踪点评张大千的画，并且由于评论准确而中肯，所以和张大千非常知交。当时的北平画坛上，皇室贵胄出身的溥心是名气最大的画家，于是于非厂便第一次提出了“南张北溥”的说法，从此“南张北溥”也就传遍大江南北。    溥心生于1896年，比张大千大三岁，是前清恭忠亲王奕欣的孙子，幼年在恭王府邸度过。据说5岁时他被慈禧太后抱在膝上，把慈禧太后出的一副对子对答如流，令慈禧太后大喜，特赐给他四件珍宝，说本朝的灵情都钟于此幼童身上，日后必以文才传世。果然，溥心日后学识广博，1922年，曾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天文学和生物学两个博士学位，并因皇室显贵的出身，从小便见过宫廷里珍藏的大量艺术精品，所以起点远高于常人，加上天资聪颖，勤奋过人，终成一代著名绘画大师。    溥心是一位典型的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他的画风没有师承，完全是因见识精品太多、太广，在临摹中自己体悟学成的。    于非厂在《南张北溥》一文中把两人的个性描写得非常到位：“自有才艺的人们，他的个性特别强，所以表现他这特强的个性，除去他那特有的学问艺术之外，他的面貌……乃至于他的装束，都可以表现他那特强的个性。……张八爷（张大千排行第八）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溥心行二）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儿。不知二爷、八爷以为如何？”    文中的“南陈北崔”指的是明末大画家陈老莲与崔北海，“南汤北戴”指的是清代大画家汤贻汾与戴熙。这几位画家都是当时画坛上的杰出人物，张大千也临摹过许多他们的作品并从中受益。如今“南张北溥”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于非厂还在“八爷与美人”一文中既披露了张大千与怀玉姑娘的情事，也对张大千画仕女的高超技法加以赞誉：“他画的美人儿，少女是少女，少妇是少妇，而且少女美与少妇美，都有显然的区别。他对于女性，观察得很精密，能用妙女拈花的笔法，曲曲传出女儿的心声，这一点是他的艺术微妙，也是他在女性上曾下了一番工夫的收获。”《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3）    的确，张大千自己也曾谦虚地说过：他不敢说自己最能欣赏女人的美，他只是在观察、欣赏美丽的女人以搜求画稿时，比别人更仔细、更留心罢了。    他的仕女画之所以能雅俗共赏，成为他绘画题材中大受欢迎的一类，与他对美人的“美”刻画得淋漓尽致、神髓逸出，密不可分。    他眼中的美人标准可要比常人苛刻得太多，不仅要长得美，而且气质要“娴静娟好，有林下风度，遗世而独立之姿，一涉轻荡，便为下乘”。因此能入他画中的美女，当真是绝对美极了的。    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上妆后的脸谱及身段被张大千认为“浑身都是画稿子”。因为这种脸谱和身段凝结了唐宋以来古人们审美的全部精华。如美人的脸要“三白脸”才好看，也就是额头、鼻子和下颚是白的，这样才能衬托出脸颊的红润和健康。这种认知很符合自然美的原则，颜色的深浅会突出脸形的轮廓，中国人的轮廓大都显得扁平，而“三白脸”正好表现出了线条轮廓的对比度，当然就显得美。因此戏妆便尤其突显出这个特点来。    对于外国人认为中国女人凤眼好看的审美认识，张大千自有一番见解：“其实大家都弄错了，凤眼并不是像我们四川人所说的‘丝毛绸子上拉了一道口子’那样的细长，所谓凤眼是指女人的眼神要温柔，不要瞪大眼睛，显得一副凶相。”    可能只有大师才能如此入木三分地透过狭义上的“凤眼”形状，以眼神的种种流盼说出真正的“凤眼”含义。    五官之外便是人的身材，一个美人的高矮胖瘦该如何定下标准呢？张大千认为以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来看，并没有特别的偏爱“胖子”或“瘦子”。所谓“环肥燕瘦”的典故强调的其实是“骨肉匀停”，匀称就是美。    国画中的美人穿的都是古装，飘逸轻盈，因为古代女人的衣服有彩带、有水袖、有流畅的线条美，因此入画。而时装本身总在变，所以时装的美都是暂时的，便有过时之说，因此不容易入画。    张大千说衣服穿得一臃肿，人就不美了。所以棉袄是入不得画的。    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时，张大千和梅兰芳是相互欣赏的好友，梅兰芳曾请教大千教他如何画美人，大千当即回答：“你自己就是一个最标准的美人，你只要把你戏台上的各种样子画下来就行了，千万不用再参照别的样子了。”    梅兰芳也是个对美精益求精的人，在他的练功房里四壁都镶满了镜子，每一举手投足都力求达到最美的效果，甚至连唱时都要研究怎样才不影响嘴形的美。    除了脸和身材外，手是仅次于眼睛的传递情感最重要的工具。中国画中有“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画兽难画狗”的说法。道出画手的难度。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看到唐朝人画女人时，不论丫头、小姐还是太太，都把手画得细腻传神，绝不偷懒。    古人的治艺严谨让张大千钦佩之余更感身受鞭策，因此也练就了画手的绝活。    台湾的著名影星林黛不仅长得美丽，还生就一双纤细柔美的手，但一般人只注意到她的美丽面容而把那双美手忽略了。张大千便在画给林黛的肖像画上着意画出那只手的百转柔情来，让林黛自己都大为喜爱，还因此特地去照相馆拍了张突出手指线条的照片。可惜美人命运多舛，后来因情自杀，让远在国外的张大千很是震惊与惋惜。    张大千自己的手不太好看，手指又粗又短，皮肤也稍黑些，但就是这样一双像经常劳作人的手却画出了无数美轮美奂的作品。而跟随张大千的女人们则无一例外都有一双漂亮的纤手。杨宛君的手尤其美，令张大千心动。    张大千把和杨宛君的恋情禀告父母后，希望他们这次能够同意，父母十分清楚儿子的心迹，知道同意是早晚的事，便答应下来。因为黄凝素生育太多，孩子的拖累让她不能经常跟随张大千外出照顾其起居，而大太太曾正蓉除了料理家务还要帮着照看小孩、侍奉公婆，张大千身边的确是该有个人随身照料和应酬。于是1934年的年底，张大千又添了第三个太太。    杨宛君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心胸大度，很明事理。    娶了杨宛君后，张大千画了不少以她为模特的仕女图，张大千去哪儿游历都喜欢带着她，她的个性中很有些落落大方的男孩儿气，婚后她把两条长辫剪成短发，有时故意穿男子的长衫，与张大千并肩走，后面的人猛一看真以为是个男子呢。惹得她和张大千开心地大笑。    张大千第一次去敦煌时带着杨宛君，可过了一段时间，她却提出要回成都。张大千奇怪地问：“你不是说嫁给了我，讨饭也要跟着我吗？”杨宛君说：“我不是怕吃苦，只是你太专注那些洞窟里的壁画，根本顾不了我，四周又全是男人，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闷死了！”张大千此时恍然大悟，这才突然发现杨宛君的面庞已经苍白和瘦削，张大千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宛君，这里的确太荒凉了些，委屈你了。”于是在第二次再赴敦煌时，又带出来二太太黄凝素，两个太太一起陪伴他在敦煌的大漠中。    从敦煌回四川后，张大千与三太太杨宛君忙着安排日常生活和对外应酬，整日地出双入对、如胶似漆。    黄凝素渐渐有些失落，想找个听自己发牢骚的人都没有，便愈加在麻将桌上沉迷。直到在牌桌上认识了一个年纪比她小很多的男人，让黄凝素不可救药地陷在了不该发生的情感中。那个男人是个小职员，很务实功利的一个男人。他明白黄凝素落寞的心态，便投其所好，耐心地听她倾诉，用温柔的态度去安慰她，让黄凝素内心很是温暖。开始他是看中了黄身为大画家的太太，身份高贵，也一定有些财产。时间长了，这个男人也渐渐对她产生了感情，于是在他的鼓动下，黄凝素向张大千要了数目不小的钱财后便与张离婚了。    这件事令张大千十分痛心，毕竟是二十几年的夫妻，并且黄凝素为他生育的子女也最多、最辛苦。如果不是他常年游历在外，身边又多有红颜相伴，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后来黄凝素又为那个男人生了个孩子，但最终仍以分手了却。    可以说，几位太太都对他情深意切，让他割舍哪一个人他都会舍不得，可现实又没办法其乐融融地团聚在一起，只能怨这个世道无常，天意难违啊！    大诗人苏东坡不早就感叹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吗？    苏东坡是张大千最欣赏的一位诗人，也是张大千除了本人的自画像外画得最多的一个男性形象。在张大千的人物画里，多以画女性居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大千认为男人不如女人“美”，不如女人“入画”。在他眼里看来，这世上够得上“奇”的男人实在太少，所以他有“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之句。他自认他自己肯定该算得上一个奇男子，而另一个便是苏东坡了，所以他画得最多的男性是自己和苏东坡。他一生为自己画的自画像能有100幅以上，大概是古今中外画家中画过自己肖像最多的一位。从中可看出他自己是充分自信甚至自傲的。    可能是他本人也知道自己是个太罕见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会不由自主地“自恋”吧！    12月的成都，夜凉如水。张大千的心里也漫过一浪接着一浪的疼痛的潮水。《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4）    张大千情不自禁地来到杨宛君的卧室，只见杨宛君正呆坐在床上，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因为哀伤而显得楚楚可怜。    张大千轻轻地拿过她的手在自己掌间爱怜地摩挲着，然后故作轻松地说：“哭成这个样子做啥哩，我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三年就会回来的。”    杨宛君深深地叹口气，幽幽地说：“我是不能再照顾你了，今后就全由雯波在你身边了，你可要多保重啊！”一边说一边已流下两行热泪，张大千也不禁流下泪来。    可能经历过九死一生和曲折经历的人，是不太相信宿命的，当被命运的绳索束缚时，他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想方设法去挣脱、去反抗。    张大千在17岁那年，曾被土匪绑票在山中呆了整整100天，在那100天里有过好几次命系弦上一触即发的危机，最后又神奇般地化险为夷。这次劫难使他对人生有了速成式的成熟认识，让他痛彻心肺般领悟到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多变。而在这个无常的人生大海里，真正能驾驭的舵手也只有靠自己。    可是面对“情”字，又怎能不使英雄泪满衣襟啊！    他安慰着杨宛君说：“要不，我明天求岳军兄再要一张机票？”话一出口他自己倒先摇头了。“唉，不可能了！岳军兄已经是尽最大的力了……”    杨宛君也无奈地摇了摇头，却更加泪水不止。    张大千一时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去安慰，他只能使劲儿握了握杨宛君的手，说：“放心吧，等我安顿好，就来接你们。”    杨宛君擦了擦泪，突然十分惆怅地问：“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我嫁给你这么多年，好像一直都在随你四处漂泊，那一年你被日本人软禁在北平一年多，逃出来后我们先是去青城山，然后去敦煌，现在总算买下房子要安家了，你却又要走了……”    张大千哽咽半天，过了好一会儿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一生为画画游历漂泊于山水之间，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一个画家注定的命运……只是连累你们跟我受苦，让我心中过意不去啊！”    杨宛君深情地看着张大千，说：“不，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这是我的福分。我只能等着你来接我了，大千，你可一定要回来啊！我等着你……”    杨宛君抽泣着，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把头深深地埋在张大千的怀里，感觉到张大千的胡子正轻柔地摩挲着自己的面颊。这种温存的感觉可真好，可是却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了。她更加伤心地无法抑制，眼泪把胡子都濡湿了。她听到张大千喃喃地安慰她：“这里是我的家啊，我哪能不回来呢？……”《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求助张群飞离大陆（1）    位于市郊的成都军校里，此时早已是一片兵败如山倒的狼藉景象。这是国民党政权即将撤离大陆的最后几天，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神情严肃得有些僵硬，忙碌得几乎不会笑了。看见张大千进来，眼珠才梦醒般转动得灵活亲切了些。    张大千勉强地笑了一下算打过招呼，随即便不由愁眉紧锁了起来，开门见山地说：“岳军兄，我知道你现在公事繁忙，你的副官已把机票给我手上了，但你在机票上写的‘特准携带行李八十公斤’恐怕不够带哩。”    张群忙说：“大千，这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实在不行就得另想办法吧。”    张大千焦急地说：“那怎么办？这种时候还是得你岳军兄才有办法。我哪里有啥子办法哟！”    张群背过手在屋子里踱了好几圈，思忖了半天，才果断地说：“看来只好托别人帮你带走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张大千知道张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既已答应，肯定是心里已有谱了。这才放心地与张群告辞，赶回家里。    对于张群的慨然相帮，张大千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并且这种感激已不是语言所能详尽表达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末二张认识至今已近十年，张群已经帮过张大千很多次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张群，张大千的命运可能会另有变数，所以有人说他是张大千后半生遇到的贵人，这话毫不为过。    张群也是四川人，比张大千大10岁，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同蒋介石私交甚笃，并深为蒋所器重。曾任湖北省主席、上海市长和四川省主席等要职。他酷爱收藏，尤其喜欢石涛、八大的画。20年代后期，听说上海有个能把石涛仿得惟妙惟肖的画坛高手叫做张大千的，便托朋友向张求购一幅山水扇面，张大千何等聪明，知道此人的来历后便以石涛笔意画了一幅山水，张群甚是喜爱。之后又欲求购一幅花卉的扇面，张大千亦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索性将精心所绘明代金冬心仿笔相送。从此两人结下了书画缘。    几年后张群调任上海市长，张大千正好蛰居上海，便登门拜访了这位既为同乡又是知音的“父母官”。随着日后交往渐深，张大千便深有感触地评价张群说：“岳军先生从政，我对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为人真了不起！”    而张群对张大千的评价之高则更是出自真情实感。有一次张群在成都宴请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董寿平，另有几位国民党军政大员陪坐。席间，当一位官员恭维张群所得政绩可名垂青史时，张群却直率地说：“你过奖了，从古以来政坛上的人物辅弼领袖，除非有功于生民，如管仲、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几乎全被遗忘了。可是名画家和名写家如张大千、董寿平，如王羲之、赵孟，他们的成就使人百世难忘，我怎能与张董二君相比呢？”    张群因爱慕张大千的过人才华，故以高官身份在权限内尽力帮助张大千。张大千在几次最为棘手的人生关卡时都是靠张群出面才解的围。    张大千的另一旧友，曾跟随张群多年并在其麾下任要职的蔡孟坚，在回忆二张的文章中也写道：“岳公与大千以同乡同宗关系结识，当然远在五十年以前，但我只能自民国三十年在兰州与大千相识后(1941年张大千去敦煌时，蔡当时是兰州市市长，并多方关照)，就所知而予述及。当南京武汉弃守，政府迁渝期间，因交通关系，大千无法离开北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队押讯，岳公在政务百忙中，多方筹计，促其脱险来渝。迨大千利用上海谣传他遇害，友好举行‘大千遗作展览’机会，化装逃出北平……”    1943年5月，张大千携带敦煌的临摹作品从西北返川时，归途中又是因为有张群与何应钦的电令手谕，才免遭层层关卡检查，使临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否则后果真是不能想象。而刚刚建好的成都西郊的“税牛庵”也是张群委托自己的弟弟代为选定的。两人友情真同手足般莫逆。    翌日清晨，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张群派车来接张大千去成都郊区的新津机场。    张群把张大千安排在撤退人员专用的军机上，同时携带允许的八十公斤重量的书画行李。而张大千托张群运走的另几大包古书画，则由张群分别托请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曹圣芳和空军武官夏功权两人，当做他们自己必带的公文运走，所搭乘的飞机竟是蒋介石的专机。    这批古书画都是张大千几十年来耗尽心机用无数巨资收购得来，尽属“大风堂”名号下。“大风堂”是他和张善子所起并共用的堂号，由汉高祖刘邦的那句“大风起兮云飞扬”而得来。另外明朝有个大画家张大风，是张大千非常欣赏和喜爱的画家，巧的是他的名字中也有“大风”两个字。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是张大千好友冯若飞描述张大千书画收藏的两句话。而张大千自己则在此又加上两句：“一身是债，满架皆宝。”来说明“家有藏宝我不贫”的收藏喜好。    张大千的收藏目的与一般藏家不同，他并不是一味地为收藏而收藏，而是“玩物而不溺于物者”。每得一名画，他都会悉心研究并仔细临摹，从而在古人墨迹中吸收绘画精髓，将古人画迹作为自己“借古开今”的工具，以完成“不负古人告后人”的使命。比如张大千创作的仿道君皇帝《鹰犬图》、《听琴图》等，真正达到了收藏是为创作的目的，也因此练就一双慧眼。更为典型的是《江堤晚景》这幅画，他至少临摹过四次，仅这张画的前景林木部分，就临摹不下30次，可见其超人的勤奋功夫。    “大风堂”的藏品数量多而且精，“前前后后，总有一千件以上”。所付出的金钱代价更是不计其数，当然藏品也价值连城。这些藏品每一件都有其不平凡的来历，一向被张大千视为生命，以至“东西南北总相随”。    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过一次《大风堂藏古书画展览》，展出所收藏的170件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名贵书画，同时还出版了《大风堂书画录》，共记载介绍了196件由唐至清的历代名贵书画，一时令书画收藏界啧啧惊叹，传为佳话。    张大千既是一代书画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和大鉴定家，这一点鲜为人知。而就其收藏和鉴定的成就，拿他自己的话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    这里的墨林是明朝的大收藏家，清标是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仪周是朝鲜人，大盐商兼收藏家，虚斋是清末至民国的上海著名收藏家。这四人乃是中国最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而一向在画艺上非常自谦的张大千却认为自己的鉴赏水平能使他们“推诚、却步、敛手、降心”，真乃大家豪情，当仁不让，胜在必得呀！    1959年，台湾出版了一本《故宫名画三百种》，是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从中央、故宫两大博物院的藏品中精选出来的。出版之后非常轰动，被各方公认为是故宫从大陆迁到台湾后最精美最权威的一本收藏大书。    这本书在日本印刷，当时张大千也正好路过日本，为了先睹为快，急忙从印厂调出来一本。细细翻阅后，张大千特意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书评，对书中所选作品的准确性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有十八件作品在年代和作者情况上“小有问题”。为此，让王世杰很是不服气，并写文对张大千的鉴赏水平做了不客气的批评。但他在文章中又不得不承认：“……可是尽管如此，大千实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点，故得失亦尽可相赏。”《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求助张群飞离大陆（2）    身为收藏家，每件藏品自是来之不易，所以收藏家们也自会将藏品视为生命，走到哪里都不能不带着它们。但同时这些宝贝也会在危难之时帮他们渡过难关。也正是这批古书画，才使张大千日后漂泊海外三十年里得以安家置业，试想，如果这批宝贝真的运不出来的话，那么张大千日后会生活得怎样。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张大千漂泊的资本是张群给的。如没张群的帮助（指托运国宝出境）张大千早就回来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每逢此时，张群总是含笑不语。    总之，张大千和张群一生情同手足，这次解危便可证明。张大千晚年常说：“多亏了岳军先生的照顾，否则真不堪想象。”    而张群也时常对别人说：“有人以为大千欠我很多人情，其实不确;谁让我是他的同宗长兄。坦率说，我和大千的确情逾骨肉，我对大千的关照、喜爱，超过对自己的亲兄弟。”    这种大海般宽阔无私的胸怀归根结底是他被张大千的卓越才情所深深地折服，因而才让这段友情超越一切阻隔，愈久弥坚。    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升空了，越飞越高，也越飞越远。    张大千疲惫地坐在飞机里，脑子里乱糟糟的，思绪一片混浊。    他闭上眼睛，想让意识清晰一些，可眼前却掠过一幕一幕景象，想停也停不住。    乱世中的离别，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他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了，但似乎哪一次都没此时这样令他惧怕和担忧。    万千思绪中，他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只孤雁凌空飞翔的影子。天空是苍茫的，云层很厚重，那只孤雁虽显得单薄却仍不停歇地向前飞去，似乎要飞跃这片厚重的云层。    是的，就是那只受伤的大雁，在敦煌时，曾用凌厉的叫声挽留过他……    那还是在敦煌临摹壁画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天黄昏，他沿着河边散步。沙漠中的黄昏晚霞绮丽，既壮观又优美。河边还有一群大雁在水边休憩戏水，样子悠闲自在。张大千的情绪也被它们的怡然自得所感染，于是他饶有兴致地盯着它们在水边的芦苇里穿梭，或停下来自得地舞动翅膀。这样过了好一阵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群大雁才翩翩离去。    张大千看着大雁们飞走，也转身想离开，这时却瞥见芦苇丛里竟还蜷缩着一只大雁。咦？他好生奇怪，便轻轻向那只大雁走过去。而那只大雁竟一点儿也不躲闪他，反倒向他发出求助似的痛苦的低低哀叫。    他明白那只大雁是受伤了。    于是他走到近前轻轻抱起了大雁，像抱一个小婴孩儿似的体贴而细腻。原来大雁的一只翅膀受伤了，并且伤得还挺重，血迹斑斑点点地粘在羽毛上。    他把大雁抱回住处后，每天细心地给它涂抹云南白药，并喂它青菜和面饼，这样过了二十几天，大雁的伤不但全好了，并且比以前更健壮了。    张大千重又把它放回水边，亲眼看着那只大雁又回归到雁群中去。    他依旧每天散步，有时隔几天还会遇见雁群和那只伤雁，那只伤雁看到他会主动飞进他怀里，或在他的肩膀上伫立一会儿。    天气渐渐凉了，离张大千南归回家的日子也不远了。在敦煌的近三年的时光里，应该说是收获甚丰、满载而归了。    张大千的车队因驮载的东西太多而显得沉甸甸的，但却更显得浩浩荡荡，在归途中沉稳而坚实地行驶着。    行驶两日即将出关，远远的，天边急速掠过一只雁影，冲张大千扑面飞来。只见那只大雁异常亲热地用它的长喙啄着张大千的胡须，啄了一遍又一遍，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大雁才像恋恋不舍似地飞离张大千的怀里，向天空奋力飞去。不料在天空中盘旋一会儿后又飞扑下来，然后又再离开。这样反复几次后，才终于挥舞翅膀，哀叫一阵，向远处飞去了！    沙漠依旧苍茫辽阔，平静得似乎从未出现过任何踪影。只有张大千的心像被那只大雁的翅膀拖住，沉沉地下坠着，令他万分惆怅，百感交集。    后来当地人告诉他，大雁此举乃为“长别离”，喻示着此情一别再难重叙！    此刻坐在飞机上的张大千心里仿佛又被那双翅膀拖得下坠，痛得他如万箭钻心。    敦煌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去了。为寻艺术之梦耗资无数几乎倾家荡产，直到几十年后才还清所欠债务的敦煌之行，谁知最后竟落得个被小人诬蔑“破坏敦煌文物”导致甘肃省政府勒令“限期离开”的罪名和后果。并且背着这个罪名长达几十年，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误解着、歪曲着。    可以说，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人生乐章中最具华彩和最为激昂的重要一节，对张大千日后的艺术创作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对弘扬敦煌艺术及“敦煌学”的发展更做出了极不平凡的贡献。    至今仍有人对张大千当年是如何去的敦煌及临摹背后的真相而疑惑，甚至连张大千好友叶浅予也对此迷惑不解。因为敦煌那个地方太过遥远和太过艰苦。生活之不便连普通人都难以适应，更何况生活讲究酷爱美食的张大千了。但张大千却偏偏似朝圣艺术的信徒般愣是在敦煌扎下根来，并且一呆就是两年零七个月，此举实在是令世人有理由除了敬佩外也会有其他的质疑和担心。《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解密敦煌往事（1）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敦煌石窟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的艺术中心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至唐时已有一千多个窟龛，内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约492个，其中彩塑有2455身，壁画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还有唐宋所建的木构窟檐五座。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集绘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宏伟的艺术宝窟。每个洞窟里的壁画都从天花板到墙角，从北魏时期一直到元朝，一代一代的画法嬗变，清晰可辨，可以说简直是一部生动、详尽的中国美术史课本和一座最大的绘画博物馆。敦煌艺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张大千自己评价敦煌时曾这样说过：“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令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最早是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那里知道敦煌的，说那里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像等，并告诉张大千有机会一定去那里见识一下。那时大家还不知道敦煌有那么多更有价值、更加炫目的壁画。所以张大千向往敦煌已久。在苏州网师园居住期间，他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住前后院，几年间与叶交往成为挚友，叶也常常对张提起敦煌。他的理论是：“一个治学的人必须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发源于黄河两岸，一个人如不沿河静观，不到西北那边去走走，胸襟就不会扩大，学问也不得成功。总呆在江南是不行的。”    他神色郑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到清朝这五百年间，我国的人物画在衰退。我国人物画的顶峰是在唐朝，宋朝时还有李龙眠，到了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伯虎、仇十州等人，明朝末年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了清朝就后继无人了。所以你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唐宋六朝人的画。”    张大千就问：“我也曾听曾、李两位恩师说过这个道理，只是这唐宋六朝人的画，该去哪里找呢？”    叶恭绰沉吟半刻说：“所以我刚才劝你应把黄河走完，看看中原的伟大，那些地方一定会有许多建筑、雕塑等，会对你有益。不管你是坐车、骑马还是走路，都一定要沿着黄河走一趟，有困难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你不要以为在绘画上古人是英雄，我们就不是。只要你肯用功，你就是英雄。并不是只有天生的异人才能当英雄，你也可以做。并且我相信以你的才华将来必有不可限量甚至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听后深受鼓舞，应该说曾农髯、李瑞清、叶恭绰这三位前辈的话对他下决心去敦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对叶恭绰的为人尤其敬重，因为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一个感人的故事，让张大千深感叶恭绰的真诚和重义，并也在画坛上传为佳话。    张大千二十多岁初来上海时，曾喜欢玩一种在文人间很盛行的赌博游戏，即“诗钟博戏”，也就是打诗谜、打诗条。年轻的大千深深地迷陷其中，不仅赌输了很多钱，甚至还把家里祖传的一件碑帖——《王右军曹娥碑》给输掉了。这可是件极其珍贵的碑帖啊，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碑帖非常走俏，因此也索价颇高。这件祖传的珍品输掉后，张大千难过极了，也就突然顿悟并从此戒赌了。这件令他伤心和万分后悔的往事随着他的戒赌而渐渐被淡忘，转眼过去了十年光景。这一年张太夫人曾友贞病危，张大千日夜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偏巧有一天老人家忽然向张大千问起曹娥碑来，并说要看一看。张大千登时惊起一身冷汗，谎称把碑放在网师园里了。于是曾老太叮嘱他一定回苏州取回来让她看一眼，否则她心里惦念，会走得不安心的。    回到网师园后，他一筹莫展，二哥张善子早就为赌博输碑之事责备过他多次，此时也无计可施，只有相对叹气。正在这时叶恭绰来访。    叶恭绰以前曾先后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孙中山的大本营财政部长，但由于为人清正，不喜欢政务活动，所以40岁之后干脆弃政从文，专心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工作，闲来喜欢画画，尤其画竹很拿手。张氏昆仲能搬来网师园居住，还得益于他的帮忙哩。    叶恭绰进得门来，看见兄弟俩愁眉苦脸，似有非常苦恼的心事，不禁问其究竟。谁知听后他竟指指自己的鼻尖说：“这件事嘛，好办！因为这件宝贝就在区区这里。”    张大千一听惊喜得眼泪当即流了出来，赶紧说：“我知道誉虎（叶的字号）先生一向视文物为珍藏，是不会再卖的，小弟我只想借来让病榻上的老母看一眼就行，然后即刻归还，不知可否？”    谁知叶恭绰听后朗声说：“这是什么话，我虽一生爱好珍藏，却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丧志。既是你祖传之物，太夫人又病危之中想看一眼，我理当完璧归赵，哪有要钱之理！”随后取来曹娥碑交给张大千，把兄弟俩感动得双双跪下，叩头致谢。拿回去给太夫人看过之后，太夫人这才安然逝去。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张大千可能会更早些时间去敦煌。但去敦煌又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到兰州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货运卡车之类交通工具来行走漫漫长路，路过沙漠地带就只能骑马或骆驼风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险，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并且河西走廊这一带属马家军马步青部队管辖，不经他的许可，谁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    最后又是得助于张群的关照。张群出面命其部下鲁大昌、蔡孟坚等人帮忙，蔡孟坚时任兰州市市长，而兰州当时是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的辖区。    “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引自张大千的《我与敦煌》一文）    有趣的是，当风尘仆仆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面前时，让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马步青当时就不禁乐了，甚至很粗鲁地和张大千开起玩笑，戏称张就像是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农夫。马步青的傲慢气势登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了马步青。马步青先一见纸上的字便立刻肃然起敬起来，再一看写的那首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    马步青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当时在旁的还有蔡孟坚，这一幕给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也对大千的才华和为人终生仰慕和敬佩。《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解密敦煌往事（2）    待到进入莫高窟内一看，张大千登时惊呆，他万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的壁画，于是，原订两三个月的计划不得不延长，带的学生助手也明显不够，画具也得重新大大补充。当然最重要的是经费，必须重新筹措！但所有的困难在瑰丽璀璨的敦煌壁画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张大千一阵狂喜后，暗下决心一定留下大干一场，并在所不惜。    张大千对跟随的儿子心智感叹道：“怪不得古人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可我们的先辈们竟在这么荒凉的戈壁荒滩上修建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创造出这么令人称奇的壁画，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这里简直是个奇迹！可以想像古人们比我们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他们才是最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啊！我们要像唐僧取经一样，好好在这里向先人们学习，磨炼意志，老待在家里不吃苦是不能成大器的，更何况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师徒来还差得远哩！比起这些画壁画的古人们更差得远哩！”    由于要完全按原壁画的尺寸丝毫不差地临摹下来，所以画布必须得重新拼接缝制。这种缝制画布可不是普通的缝法，是青海寺庙里的高僧们秘不外传的一种特殊技法。    经马步青介绍，张大千赶去青海拜会马步青的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因青海省有规定，本地喇嘛是不准许出省的。经马步芳的特批，张大千从西宁的塔尔寺特聘请五位喇嘛、也是著名的藏族画师，然后返回敦煌帮助缝制画布和调配颜料。    这种缝布技艺工序繁琐精细，要用羊毛、生石膏、鹅卵石等材料熬胶，缝好之后，还要加工打磨，正面缝六次、反面磨三次，缝好之后的画布才能保证永不脱落变形。这种技法据说是从唐朝时流传下来，但现在只有这些喇嘛才会，内地早已失传。    在塔尔寺和其他寺院里，张大千还购买了数以百斤的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每斤约三十至四十银元，价格虽昂贵些，但这些矿质颜料的色泽会经年不褪。    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完毕后，艰苦卓绝地临摹工作开始了：    首先是要用蜡纸把图案勾描下来，但又不能粘到壁画上去描，以免破坏到这些壁画表面，于是只好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再由张大千去描。稿子描下来后要拓到画布上，然后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    一张小画可以几天完成，而一张大尺寸的壁画临摹下来，就得花一两个月时间。    随行的张大千之子心智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感慨地写道：“特别是临摹巨大整幅壁画的上面部分时，一手要提着煤油马灯，一手要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看着壁画，看清一点，就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点），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而当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    张大千的学生刘力上也记录道：“每日侵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卧地下，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洵足为我辈轨范。”    的确，比起学生和助手们的工作，张大千的工作和劳累强度当然更大，但即使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中，大家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因为在敦煌奇丽伟大的艺术世界里，受此“徒刑”是值得的，它会给每个人回赠以巨大的收获。    乐观的张大千很善于苦中作乐，有时会把留声机搬到洞口给大家听，以解疲乏。他是个戏迷，几乎什么戏曲都喜欢，但最爱的是京剧。为此他带来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鑫培、孟小冬等。又因敦煌地处沙漠地带，缺乏蔬菜，有时他会一边散步一边留心哪儿会生有野菜、野蘑菇。后来他在一片杨树根下居然找到了一种野生蘑菇，并在7月份这一个月中，每天都可采摘到一盘，味道还不错，给大家在枯燥的日子中增添了一些乐趣。    临离开敦煌时，张大千还特意画了一幅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送给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地图上，张大千详细地标明了这些野蘑菇的采摘路线和采摘时间，还注明哪一处的野蘑菇长得最好和最好吃，让常书鸿非常感动：“这张图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张大千留给敦煌工作人员的另一个‘宝’！”    常书鸿是在1943年夏天张大千已要离开敦煌时前来到任的，这个早年留法的油画家怀着执著的开拓精神在敦煌一扎根便是几十年，为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而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又与张大千的呼吁和努力有着直接关联。    原来张大千来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这样一座举世难觅的艺术宝窟被长期埋没在沙漠中，由于不被政府重视和保护，已导致大量瑰宝被外寇盗走和流失。如再不采取措施妥善管理的话，势必一座宝窟除了壁画无法盗走外，其他能拿走的都会因洗劫一空而变成空壳。如果不把这些壁画好好修复一下，几千年来凝结成的艺术精华也将被逐渐消退和毁灭。于是趁他的好友、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西北视察、特来敦煌看望他之际，他像一位熟练的“导游”，一边领着于右任在各个洞窟里参观，一边用他丰厚的学识向于右任讲解着敦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应该怎样着手保护的相关措施。    当于右任看到张大千艰苦的临摹工作状况和知道来此工作全是张大千自费时，不禁由衷地被感动和震撼了。一路上他不住地点着头，不住地重复着几句话：“做得好，做得好，功德无量啊！大千，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子孙万代的大好事。政府是应该出些钱修缮敦煌的。”    张大千则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多谢您的美意，我到敦煌是自愿的，临摹这些壁画和宣传它们是我作为画家的责任。现在是抗战期间，哪有伸手管政府要钱的道理。我二哥善子为了国家命运，出洋去宣传抗战;自己省吃俭用却把筹来的二十多万美金全捐给国家，最后自己却积劳成疾过世……”他的眼圈红了，停了片刻，又接着说：“右老，我个人无所求，只希望政府能把敦煌好好修缮一下，否则这样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宝窟要是再不被重视，便是愧对子孙万代了！”    于是就如何维修、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张大千向于右任细致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当务之急就是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使莫高窟先得到妥善的管理。    于右任听后非常激动，大声说：“好哇，你的建议太好了，设计得也非常周到。按你说的把管理、保护、研究和教学联系在一体，我看应该叫‘敦煌艺术学院’，你看如何？而这个院长职务我看也非你莫属了。”    张大千连忙摇头推辞，说：“右老您不是不了解我，我是四海漂泊之人，哪里能坐得住？还是另请高明罢！”    于是在张大千、于右任等一批关注敦煌的有识之士们奋力呼吁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教育部委派常书鸿出任所长。常书鸿来到敦煌后，亲眼目睹了张大千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禁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如何保护敦煌的许多问题上他都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都能达成一致，因此也和张结成好友。《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一部分 解密敦煌往事（3）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把近三年来研究调查的资料成果送给常书鸿，这些资料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要研究基础。    那么，既然张大千在敦煌的工作和为其所做的贡献如此之巨大，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感召了一大批因看过张大千的临摹壁画而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并投奔而来的艺术人才，使敦煌艺术被广泛地认知和了解;为什么几十年来他还会被很多世人误解，反倒担负了“破坏敦煌”的恶名呢？    原来古人建窟目的本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和虔诚，因此在洞窟内作画以传达供养许愿者之心声。但建窟非几日可成，而是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修建完成。因此就有人投机取巧，干脆把先人建好的洞窟据为己有，把原有壁画毁掉后，在表面涂抹上一层新的泥壁，再在其新壁上重新绘画，题上自己的名字和心愿，以达到向佛祖许愿的目的。    这样几百年、上千年过去，就形成了往往一个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张大千在一次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外层的坏泥皮早已脱落得斑驳不堪，要想看见里面的精美壁画，必得先把外层剥落。于是，在陪于右任参观时，一行人一起把外层表皮给清除掉了。对于发现画内有画和清除外层露出内里，张大千是欣喜万分，他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又做了一个贡献。    当时被张大千召去也在敦煌参与临摹工作的画家谢稚柳后来也说：“要是你当时也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是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辨，又肯定内层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打掉了，来揭出内层的精华呢？！”甚至当时刚刚成立的敦煌研究所也曾采用此法，在几个壁画残损的石窟内，剥出了数幅唐代壁画精品。    但意想不到的是，“适有外来之游客，欲求大千画未得，遂向兰州某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画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引自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    公正地说，这种做法如果发生在现在，应该说的确是毁坏了一些外层的壁画。但在当时还不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来保存和整理的情况下，只能留下这些遗憾了。    著名学者余秋雨很客观地阐释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因此，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    但让张大千惹出是非的真正原因却是因得罪小人而起，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人。原来张大千在敦煌的几年间，蒙当地各方照顾，出于感谢，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后，晚上为给求画者作画只有牺牲休息时间挑灯夜战，对所有的求画者都是尽力有求必应。有一次路过酒泉时，一位曹姓专员因嫌张大千的赠画篇幅太小，第二天竟又拿给张大千让再“多添几笔”。画上原是好好的一只小鸟伫立在一块秀丽的石头上，本是很有情致的，曹某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艺术的外行，索画不是附风雅，就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张大千没加理会。哪知曹某继续纠缠，气得张大千索性一把将画撕毁。这下可得罪了这个曹大专员，他依仗自己是时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门生，叫嚣着一定把张大千“这个画画的”赶出敦煌。    果然好几个罪名便在以后的日子中接踵而至，什么“敦煌盗宝、破坏壁画”等等。真可谓“盛名所至，谤亦随之”。张大千一腔苦心却受到如此伤害。起初他并不在乎，想着清者自清，岂能因小人谗言耽误大事，没想到很快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就亲自发来了驱逐电报，虽未直接限定张离开敦煌的日期，但口气已很不客气了：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此事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张大千的好友、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作了一首诗替张大千辩白：“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薏苡明珠”是古人专用来比喻蒙冤受屈之人的典故。    虽然1949年的3月，甘肃省参政会上已经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作出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可谷正伦等人出于私怨，竟把这个如此重要的定论严加“保密，不予公开”，使之沉入浩瀚的历史档案中，并随着1949年8月兰州的解放和甘肃省国民党参政会的解体而彻底石沉大海（后经四川学者、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先生耗费几年精力，辛苦查找出当年裁决书的原件，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之谜在几十年后终于大白天下）。    远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老泪纵流：“这张纸（指裁决书）我和大千都没见过，只是听说。他（张大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人已永远地走了……”    也许我们不能太多地责怪历史在某一时刻的如此不公正，因为还原真相需要时间，需要追求真理的人去寻觅。即使是在当代，出于当事人的卑鄙和私心让好人蒙冤的事还少吗？    别了，故土和亲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时的张大千，随着乘坐的飞机在云层中穿过，觉得自己真如同那只戈壁滩上的孤雁。    长别离、长别离——他也在轻轻喃着，但只有他自己听得见心底的低吟。《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1）    印度——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古国，以它独特的民族风韵一下子就把张大千深深地吸引了。    那神奇的印度舞蹈，腰骨和手指的动作是那么灵活那么优美，尤其再配上印度特有的服装“沙里”（音译，印度妇女所穿的裙子），真是飘飘欲仙啊。张大千惊叹于沙里这种古老的服饰，只是一块纱样的布，可搭在印度女子的肩上却能变化成如此美妙的裙子，他觉得“天衣无缝”这个词一定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服饰的。    他还喜欢看印度女人头发挽的那个发髻，从发髻上悬下一小块装饰用的金银牌，小牌子正好垂掉在额头上，轻轻晃动时的神态，配上一双会说话般的大眼睛，真是说不出的迷人。很像中国唐代盛行的装扮——梅花烙。    而印度女人这种衣袂漫飘、轻盈舞姿的确像极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怪不得那些史学家们固执地认定敦煌壁画是模仿印度壁画所来，当时苦无证据驳倒他们，现在正好趁来印度好好考察一番。    1950年春，“张大千画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如期举办。    这也是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外国举办画展。    飞离大陆后，张大千并没有急于定身台湾，因为当时的台湾被国民党政权统辖后，马上制定了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就等于彻底决绝地封锁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任何联系。    这个政策对喜欢自由出行的张大千来说自然不利，他当然不想受这种制度的强行束缚。他不愿意因此而失去再看见家人的机会，所以在台湾短暂停留后又来到气氛相对宽松自由些的香港，然后转而来到印度。    香港虽然比台湾相对自由些，可由于大批内地难民的涌入，也使这个小小海岛拥挤不堪，加上语言上流通的是粤语和英语，给张大千的生活和交往带来诸多不便。除了喜欢吃粤菜，张大千对这里并不满意，因此香港也不是他考虑的定居之地。    张大千一生行事，向以艺术为中心，以艺术为方向，并不做预先周密的安排和设计，而是兴致所到，信手拈来。完全是天马行空、惟逐艺术而居的大艺术家个性。    画展在印度举办了一个多月，取得巨大成功后，张大千偕徐雯波信心十足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印度著名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他相信自己对敦煌壁画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国人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个谜团解开，那么自己对敦煌的历史和艺术又有了新的贡献。他愿意做这样的贡献，甚至不惜代价。    阿旃陀石窟据传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历时约一千年的时间，现存有29窟。石窟艺术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其中以壁画最为世界所瞩目，也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标志。尤其是晚期的壁画比前期更臻完美，无论是构图、线条还是色调都达到了印度古绘画艺术的极致。    阿旃陀石窟里的壁画内容都是宗教题材，但也有一些现实生活题材，有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从中可反映出印度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壁画上的人物均刻画生动，有着印度深厚的美学传统和思想，不仅对印度本国的美术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也对东方佛教所传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深远影响。    应该说，它也像中国的敦煌艺术一样，是国之精华与瑰宝，同样震撼着每一个对艺术顶礼膜拜的虔诚艺徒。    张大千在石窟中流连忘返，一连待了三个多月。他认真地考察研究着，并临摹了一些重要作品。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敲，他终于得出了有力的论证，来说服那些史学家的观点：    “自己原先的见解是正确的，敦煌的艺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的绘画透视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而印度的画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画法，他们的透视法仅是单方面的;何况敦煌显示的人物、风格和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再说印度与敦煌壁画的工具，也有不同。举例来说，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帝王与后妃等，亦着中国衣冠，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楼式的中国塔。这是我赴印度印证的一大收获。”    这个收获的确是巨大的，可以说是为敦煌学揭晓了一个重大的艺术起源的谜团。    从阿旃陀石窟考察出来后，张大千和徐雯波又去了印度的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旅游。此时已是5月，天气热得出奇，他们行到了印度北境与尼泊尔交界的一个山城——大吉岭。    谁知一进入大吉岭，张大千顿感燥热退去，清爽宜人，浑身舒畅起来。于是他对徐雯波说：“暂时住在这里好了，就当避暑吧。”徐雯波此时已有孕在身，正感辛苦奔波不适，也觉此地风光秀丽，正好歇下养身。    这个大吉岭因海拔很高，约2250米，所以气候适中，成为印度著名的避暑胜地。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原是英国人种植茶叶的地区，夏季时常因多雨而凉快。能来此地避暑的人多为英国和印度的贵族们。    张大千感慨此地谓：“为东亚避暑名区，与我之庐山并雄于世，雪山在其东南，皑皑照人眉宇，偿登虎峰，所称世界之第一高山喜马拉雅之挨弗勒斯峰，可以平揖，真伟观也。”    喜爱之情，油然可见。于是租房住下，还养了几只印度猿猴。    张大千在这里每日登山赏景，回来便画画作诗，倒很有几分隐居世外桃源的味道。    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寂寞和思乡之情加重，烦恼也就接踵而至了。当地只有几十户华侨，并都没什么来往。最重要的是经济拮据，让张大千开始忧心忡忡。有一天在山上散步时还不慎摔了一跤，把一条腿给摔骨折了。养伤期间，更令他烦躁。    他总问徐雯波：“家里有信来吗？”    徐雯波嗔道：“来了信能不告诉你吗？”    张大千躺在床上叹气说：“是呀，隔得太远了。”    沉默了片刻，张大千有感而发作出了一首诗：    万重山隔衡阳远，    望断遥天雁字难。    总说平安是家信，    信来从未说平安。    哪知刚一念完，徐雯波那边就已嘤嘤哭了起来。    张大千不由又叹道：“看来此地也非久留之处啊……”    11月份的时候，因为徐雯波马上要临产，张大千便偕其来到香港待产，12月，徐雯波在香港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心印。为纪念这段印度生活之意。    1951年年初，他们又返回大吉岭，张大千把满腹的思乡之情都倾注在绘画上，又做出了好多满怀浓郁思念的好诗来。如：    穷年兀兀有霜髭，    痴画淫书老复痴。    一事自嗤还自喜，    断炊未废苦吟诗。    再如：    故山猿鹤苦相猜，    甘作江湖一废材。    亭上黄茅吹已尽，    饱风饱雨未归来。《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2）    虽因思乡思念亲人愁肠百转，但张大千仍态度鲜明地表露出绝不回大陆。因为此时大陆已开始掀起政治运动的序幕。最先是土改运动，接着是镇压肃反。土改就是给农民划分阶级，分成地主、富农和贫农三个等级。地主属于剥削阶级，当然要被消灭。张大千的亲属中就有被当成地主分子而遭到镇压的人。政治运动愈演愈烈，但老百姓的生活却越过越穷，更可怕的是，竟有无产阶级“越穷越光荣”的说法，似乎越穷才越能证明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定。    张大千虽然人不在国内，但他以往的生活方式，还是受到了谴责和批判，说他与劳动人民群众生活朴素的作风相差悬殊，比如种花养猴、好美食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这种过于讲究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显然是遭到唾弃并被视为应该改造的对象。    涉及到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也是在1951年里。中共中央发布了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和在各大专院校开展思想改造的决定。    美术界也要以服务于政治为指导方针。    “文艺整风”落实到美术学校，是针对绘画中的形式主义。    徐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徐悲鸿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师生们讲话时，已旗帜鲜明地说出“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的整风方向。在总结建国一年来所取得的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说：“以往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恶劣的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都销声匿迹，不打自倒”，“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术的朋友与之斗争了三十年不能得到的结果”。    政治风云的掀起，给美术界带来严重的危害，国画首当其冲遭到抨击，理由是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仕女等，不能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工农兵服务。    徐悲鸿和张大千都是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显著的艺术大师，也是年纪相仿的一对好友。两个人在艺术上相互欣赏和推崇，徐悲鸿曾赞张大千是“五百年来一大千”和“自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他尤其喜爱张大千的山水、花鸟画。张大千也以“画功扎实，手法奔放，善于构图，画贯中西”赞誉徐悲鸿是“最具前途和不可多得”的中国画坛大师。    1933年1月，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筹办中国画赴欧洲巡展，筹备会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叶恭绰，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为筹备会的常委，所征集到可以展现中国艺术最高水准的作品二百余幅。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共七个城市中展出，强烈地震撼了世界画坛。张大千的一幅《金荷》被法国政府选购，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苏联政府购藏。    1936年徐悲鸿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曾对张大千评价：“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反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降，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并在主持美术学院的工作期间，多次聘请张大千担任中国画教授。而张大千对徐悲鸿能够画贯中西，将油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中甚表钦佩。    但不可否认，张大千和徐悲鸿虽在艺术之路上能互为喜爱，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目标上，却有很大不同。    张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画家的活法：纵情山水，充分地创造和享受每一处的美好情致。虽对各式人物都能应付自如，并深谙处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处世之法，还是秉承中国传统的儒家修养，从不过问政治，这一点和徐悲鸿有极大不同。    徐悲鸿是个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家，时刻贴近时代的脉搏，关心时代的命运，作品主题也是紧紧围绕时代的需要而创作。作品中有较鲜明的时代寓意。而张大千在艺术表现上则绝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画完全脱离现实时代的影子，是标准的中国文人画。    中国的文人画讲究要在画好的画上面题诗，从题诗上再流露出诗的文采和书法的功夫，所谓“诗、书、画”三绝，三者缺一不可。张大千早年师承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两位先生，学得师风的同时，甚至更青出于蓝，逐步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张大千体”。而作诗则好到“他的诗，造诣之高，恐怕许多诗人都要让他三分”(著名文学家刘太希语)。    自古道文人相轻，文艺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派系斗争、人际关系之间的倾轧和各种恩怨纠葛这些问题，一直都很棘手。虽然周恩来总理当时一再呼吁美术界要加强团结，可历来的流派渊源实在太深，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徐悲鸿和一些画家之间也多少存在着这类问题。著名的旅法画家潘玉良和徐悲鸿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但因艺术观点及门派对立，一直存有很大的矛盾。因此，解放后国内虽多次邀请潘玉良回国，但都被她拒绝。她曾私下对朋友说过，只要徐悲鸿当权她就不会回去。《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3）    1953年，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悲鸿在大会期间突发脑溢血病逝。中国另一大画家刘海粟曾发表诚挚的悼文，说徐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而对于刘海粟和徐悲鸿三十年代的那场无人不知、彼此间大有仇人之见的“论战”，美术界却也从此一字不提了。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美术界威望很高，而与他曾有芥蒂的刘海粟甚至连文代会都没资格参加。徐悲鸿去世后，国内朋友再邀潘玉良回国时，潘玉良犹豫了，但不久因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当潘玉良得知刘海粟、吴冠中等画家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的消息后，便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直到1977年7月22日魂散巴黎。    随着文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画作为最传统的画种，竟被当成“糟粕”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甚至批判。主要原因是国画表现的“才子佳人”不能为人民服务，更不能像“投枪和匕首”那样适应新时代的斗争要求。时任中央美院党委书记的江丰，便持有此观点。这位来自延安的资深革命家，固执地坚持着现实主义的美术思想原则，以保卫革命文艺的阵地。因此，当时已没有人再画风景、花鸟等传统题材，因为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后来直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公开场合说了：风景画有益无害，可以画；国画家们才又接着画起来。    新中国当时最推崇的艺术大师，是俄罗斯19世纪著名写实画家列宾，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当时的中国发展都以苏联经验为模式。列宾的创作便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在中国宣传最广泛的一幅画是《纤夫》，小学课本中都有。虽然在艺术史上列宾的成就远没有凡·高、毕加索、高更等同时期画家的贡献大，但在中国当时的美术界，却给予了列宾最高地位，名气大大超过其他国外艺术大师。甚至在读的美术院校的学生，都可能不知道也不了解诸如凡·高、马蒂斯等其他国外画家。中国的绘画要表现阶级斗争，画家必须先读懂马列主义。    中国国内的这种特殊形势，势必导致中国画在国际市场上的不景气。此时张大千停滞在大吉岭“卖画卖不掉，借钱无处借”，真觉得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    1951年7月时，大吉岭又发生了一场地震，让张大千一家深感处境的困危。    同年印度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在大使馆降下中华民国国旗后，黯然撤回台湾。    张大千也只好偕家人于当年8月中旬彻底离开印度，暂到香港落脚。    在香港期间，张大千举办了一次画展，所展均是他在大吉岭期间的新作。因为“在大吉岭期间，是我画多、诗多，工作精神最旺盛的阶段，目力当时最佳，绘的也多精细工笔”，所以此次画展展示的多是传统绘画技艺，精湛之功令人赞不绝口。    办完画展后，张大千去台湾小憩，在好友台静农的陪同下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由院长庄慕陵负责接待。    此次台湾之行，张大千对藏画的熟知和鉴定让台湾的同行大为吃惊和敬佩，著名学者台静农回忆道：“每一名画到手，随看随卷，亦随时向我们说出此画的精微与源流，看画的速度，不免为之惊叹。可是有一幅署名仇十洲而他说是赝品的着色山水，他不但看得仔细，并且将其画结构，及某一山头、某一丛林、某一流水的位置与颜色，都分别注在另一纸片上。这一幅画，他在南京时仅过一目，却不同于其他名迹早已记在心中，这次来一温旧梦而已。由这一事，使我看出他平日如何用功，追索前人，虽赝品也不放过其艺术的价值。”    这次来台，更让人吃惊的是，张大千还带来三幅自己收藏的名画：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潇湘图》和五代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这三幅名画可说是国宝级珍藏，也是“大风堂”的镇山之宝。单从张大千在画上的钤印便可知它们的分量：“敌国之富”、“相随无别离”、“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球图宝，骨肉情”、“大千之宝”、“至宝是宝”等等。    此时在台湾出示这些书画珍品，似有什么暗示之意，但绣球抛出却似乎无人想接，张大千短暂停留后又返回了香港。    在此次回港期间，张大千意外地获知了一些来自大陆方面的相关信息，他的台湾“亮宝”不但立刻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密切关注，也让大陆的收藏界格外重视。因为这几幅藏品毕竟是中国的国宝级名画。    所以，关于这几幅画的背景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交代一下。    《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顾闳中是五代南唐的宫廷画家，此画是我国历代现存人物画的始祖之一。可与之媲美的只有徐悲鸿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张大千曾在神仙卷上题写两画，认为“并世所见唐画人物，惟此两卷”。而在艺术价值上，《韩熙载夜宴图》则又超过《八十七神仙卷》。    画中人物韩熙载本是后唐同光年间的进士，因其父被后唐主李嗣源所杀，所以投奔到了南唐并得到重用，累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等职。到南唐李后主时，他已算是三朝元老。由于李后主对北方人存有疑虑，所以派顾闳中前去府上刺探，然后把所见情况都画出来，以便了解韩熙载真实的生活状态。因此顾闳中在创作此画时因兼有特殊使命，所以该画上的人物在刻画上格外传神而生动。    因为古时没有照相机、摄影机之类的高科技技术，所以画家的责任便格外艰巨，甚至有类似“特务”般的政治使命。    据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记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炀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顾）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以上之。”    这段历史记载充分说明了此画的真实来历。    全画共分五段，分别是听乐、观舞、休息、调笑和散宴。每段以屏风相间隔，前后内容连续又相对独立，是中国画中典型的分段连接的长卷形式。画中许多人物至今可考，人物的服饰用具等都是真实画出，一丝不苟。    画面上卧床的韩熙载“锦帐红被，凌乱坟起，殆酒阑曲罢，偶尔解襟，无俟灭烛矣”，表现出一个曾屡建功勋的忠贞老臣如今放浪于酒色之中的颓废形象。《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4）    当然这只是韩熙载为了打消李后主疑虑故作的表相而已，以免自己因被怀疑通敌卖国而落入“颇疑北人，多以死之”的不幸下场。他当然知道顾闳中来此作画的使命，因此也格外表现出那种放浪形骸的模样。    但这历史的一幕却真实地随画卷流传下来，并且鲜活得让人如身临其境，这就是艺术作品的伟大之处和强烈魅力吧。    另两幅《江堤晚景》和《潇湘图》的作者董源是五代南唐时著名的大画家，其在画坛的地位可与书法界的王羲之相媲美。据说这也是国内仅存的两幅董源作品，是董源画作中最精湛的“无上真迹神品”。历朝收藏该画的收藏家不但传承有序，并且都是“非富即贵”之名人。包括宋徽宗、赵子昂、董其昌、和等。    因此，这几幅珍品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而此时的香港文物市场似乎有些反常般的热闹和兴隆，虽然香港因其独有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港的特殊性，因而成为各时期大批文物的中转站并不奇怪，但此时出现大批罕见的国宝级珍贵文物，这种过度“繁荣”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及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担忧。如果放任这种形势蔓延下去再不加以回收制止的话，那么不仅国家损失惨重，还会造成各方面不好的影响，倘若人心浮动，由此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失去信任和信心，那么损失之大更是难以预料。    作为一代绘画兼鉴藏大师的张大千自然早已看出端倪，并对流于市面的珍贵文物之命运深感不安。但此时他自己尚陷入经济困顿，泥和尚过河自身难保，并因拮据而正打算卖画，又哪里有钱再收购这些宝贝。加之身在海外，与大陆方面并无接洽，此时他真想像抗战时期那样，和张伯驹、徐森玉等爱国文人一起能再挽救一些国宝，哪怕是能及时转告大陆的同行也好，但此时他真感无能为力。    恰在此时，好友徐森玉的长子徐伯郊找到了张大千，这不禁让大千又惊又喜。《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李氏兄妹·一段铭心之恋（1）    在张大千一生的艺术生涯中，自然少不了有人为他打理各项事宜，这种对外联络推广作品和及时传递给他一些艺行中讯息的工作性质，很像今天的经纪人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但他们之间又不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生意关系，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确定，首先是张大千非常信任的朋友，既具备过人的专业才识，同时又得是懂得经营的行家里手。    张大千一生交友无数，分布各行各业乃至世界各地，但让他最信任和来往最密切的“经纪人”角色的朋友却很少。    曾有朋友一开始很得张大千的信任，起初合作也很愉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上的原因，友情便逐步减弱，利益开始充斥一切，最终让张大千一次次失望和痛心。当商人的狡猾与重利超越朋友间的情谊时，张大千只得与之断了交。    香港画商朱省斋和高岭梅便属于这种情况，张大千和他们相识很早，在大陆时期便往来密切，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因上述原因张大千与他们彻底断交。    其实以张大千一生的为人来看，无论是对钱还是对人对事，都是难得的通透与洒脱，若非迫不得已，是绝难和人走到断交之地步的。    张大千对朋友的慷慨和宽容是出了名的，著名篆刻家王壮为评价他为“一生最识江湖大”，还有朋友说他“很四海”。自古以来，但凡艺术家大都个性强烈，多是孤芳自赏而落得曲高和寡之地步。而张大千却能和各种人打交道，深谙俗世尘情，并能在其中穿梭自如，其聪明和理智的处世之道是很让人匪夷所思的。    这类“经纪人”角色的朋友中，李祖韩和徐伯郊可说是张大千终生的莫逆之交。    李祖韩与张大千相识很早，张大千20岁和其兄张善子刚在上海画坛立足时，便与李祖韩相识并马上成为好友。李祖韩是上海著名书画家，尤以刻竹闻名沪上，其刻技之高让同行深为敬佩。其三妹李秋君也是沪上出名的才女，尤写得一手漂亮的恽南田体书法。其山水、仕女也无不精湛。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张大千和李秋君有过一段颇让人荡气回肠的纯情之恋。这份美好的纯情之恋真可称为一种传奇之恋，足可让世间的凡尘俗子们感叹唏嘘。    李家为宁波的名门望族，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定山在他的旧著《春申旧闻》中对李祖韩、李秋君兄妹的家世和艺术造诣有过详细描述：“上海商业世家，子孙鼎盛，无逾镇海小港李氏。李氏昆仲五人，云书为长，次为薇庄，早殁，子辈尤秀发。祖韩、祖模皆负盛名于时。而祖韩及其女弟秋君，尤好书画，喜近文士。祖韩与余创中国画苑，秋君亦与余妹小翠创中国女子书画会以相抗衡……秋君为吴杏芬老人高足，山水卓然成家，颇近吴秋农、陆廉夫，画仕女则兼采张大千意法，写生作古装美人，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为之磬折不已……”    李秋君没认识张大千之前，便已被张大千的画艺所深深倾倒，在她眼里，张大千是画得最好的画家，其实，张大千才不过20岁刚出头。以后因大哥李祖韩的关系逐渐也与张大千相熟后，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那些年中张大千每到上海必住在李府，李府简直成了他在上海的家了。按李府的大家族规矩，月钱是按人头划分好了的，因张大千是李家兄妹的常客，所以各项花销均由李氏兄妹承担。固定的月钱当然是远不够花的，李秋君便主动把私房钱拿出来贴补。张大千的衣服由李秋君缝制，爱吃的菜由李秋君关照厨房买来做好，出门的车子也由李秋君细心备好，真可谓照顾得无微不至。    李秋君和张大千同岁，都是1899年出生，李秋君生日小张大千4个月。    在他们22岁这年，李秋君的二伯父李薇庄把祖韩、秋君兄妹和张大千叫到了一起，郑重其事地对张大千宣布：“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    李秋君顿时满脸绯红，羞涩中却欣喜地看着张大千的反应。而张大千闻听此言却不由诚惶诚恐起来，因为此时他已娶了两个夫人，并已有了两个孩子。虽然他对秋君早有心意，但以秋君一名门小姐身份，怎能给人做妾，那实在是太委屈了她。怪只怪相识太晚，错过了情缘。    张大千的内心如翻江倒海般痛楚，越是爱恋秋君就越舍不得让秋君受半点儿委屈。于是他只好双膝跪地，沉重地低下头，向李薇庄说明了家事。李薇庄听后不禁愕然，但也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用爱怜的目光看着秋君。当秋君听到大千已有妻子和孩子时，脸色顿时大变，但只一瞬便掩盖住失望和哀伤，镇定地保持着微笑，真是不失端庄风度的大家闺秀啊。    张大千以为秋君从此会慢慢疏远自己，但李氏兄妹待他却依旧如故。尤其是秋君，似比以前更加关照他，而且由于关系的确定，反倒照顾得磊落大方。有时小报上故意编造些他们之间的花边新闻以招徕读者，张大千看后很是愧责，觉得给秋君的清白之身带来伤害，但秋君却置之不理，反倒安慰张大千，说：“我们清清白白，朋友们都是清楚你我关系的，那些小报报的这些内容纯属无聊，也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去看的。”    李秋君此后终身未嫁，虽然不能像妻子那样时刻能在张大千身边去关心照顾他，但一颗心却早已只归属张大千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和张大千在一起，便事无巨细，像一个最贤惠的妻子那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两个人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纯情之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朋友们，李秋君也因此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虽然她和张大千“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有的只是她对张大千的“关切、爱护”和张大千对她的“敬重、感激”，但在彼此的心里，也许比真正的夫妻还要心心相印。    著名作家高阳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李秋君写得非常透彻：“除了没有名分以及燕婉之好以外，李秋君处处以张大千的嫡室自居，且亦恪尽其内助之责。李秋君‘守’的是一种变相的‘望门寡’——中国的传统，凡守‘望门寡’者，会无条件地获得亲属的尊重与优遇。李秋君的父母兄长，便是以这种眼光来看她的。”    张大千对李秋君“除了在书画上不会为她代笔之外，其他所有与书画有关的事务，秋君都可以代大千做主。”甚至“大风堂”收门生这么重要的事情，李秋君也可代表大千去处理。她可以代收门生帖，接受门生向她行叩头大礼，门生称她师娘，她也会爽快地答应。    在张大千眼里，李秋君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是他终生心里都牵挂的红颜知己。也许这种爱情已超越了尘俗之爱，高高地飞翔在彼此的艺术天空中，会在那份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灵魂境地里亲密地融合。《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李氏兄妹·一段铭心之恋（2）    所以李家兄妹和张大千的情谊已不是单纯的朋友关系那样简单，可以说是已像一家人一样。因此张大千离开大陆时，把自己在上海的所有未了事宜都托付给李家兄妹代办。李祖韩自是尽力操持，忠厚可信。好在李氏兄妹晚年因有何香凝庇护，“文革”期间才未受到大的冲击，李祖韩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上海去世。三年后李秋君也病逝于上海。张大千在海外辗转知道消息后，悲恸落泪，竟一连数日沉湎于哀伤中默默不语。从此朋友们在他面前再不敢提李秋君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让张大千铭心刻骨。甚至连徐雯波都对李秋君有种别样的敬重，虽然作为同性，她们都爱着同一个人，但李秋君能舍己成全他人的无私襟怀已超越狭隘的男女私情之界线，充分诠释了爱情的另一至高层面——情深意长却能惟心相对！    徐雯波记得1948年9月李秋君生日那天，朋友们有意让张大千也当寿星，和李秋君两人合庆50大寿。著名篆刻名家陈巨来特意刻了一枚印章：百岁千秋，把双方的名字和生日纪念都包含在其中，意义深远。那时雯波刚新婚不久，面对秋君，有种微妙的复杂感受，但李秋君却亲切大方地拽过她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大千是国宝啊！只有你才能名正言顺地照顾他、关心他，将来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所以你要格外细心，千万别让他出毛病啊！”这番话让徐雯波深受感动并牢记在心。在以后的岁月中，她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中国收藏界的父子传奇（1）    除了李家兄妹与张大千有着如此之深的渊源之外，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也同是张大千的至交好友，其中渊源同样感人至深。    徐伯郊1952年在香港见到张大千时，其公开身份除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外，同时还肩负着一项秘密的重要工作，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乃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为收购国宝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    此身份因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便公开，又因徐伯郊一直生活在香港，另一负责人郑振铎又过早地因飞机失事而故去，所以这段收购国宝的经过在国内外都鲜为人知，充满了传奇和曲折，颇有神圣的“地下工作者”的味道。其间工作就包括收购张大千所收藏的两幅世人瞩目的国之瑰宝：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这两幅稀世珍宝的去向在当时曾引起过种种猜测，最后如何被大陆所收购藏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内幕，也成为当时乃至现在的谜团。而收购这两幅古画的经手人正是徐伯郊。    为中国的文物收藏事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徐伯郊，由于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香港，加上深藏若虚的淡泊个性，使这重大事件的前前后后也随之深埋。以至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离奇的经历时，他只一句轻淡的“那是该做的事”，便了却掉许多沧桑浮云。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举重若轻的文人傲骨。    谈徐伯郊得先从他的父亲——我国古文物鉴定大师、著名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被全球文物考古界誉为“中国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学家”之一的徐森玉老人谈起。    徐森玉的母亲徐闵氏出身于浙江湖州一个世代以刊刻为业的名门望族（明万历天启年间“套邑闵刻本”曾风行天下），写得一手好字，徐森玉自幼受母亲教导，所以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加上天资过人，刚念了两年家塾便考进了著名学府白鹿洞书院，师从著名学者于式枚先生。1900年，他因听一位亲戚说学工科可以留洋深造，便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在校期间被人称做“奇才”。    当时的山西大学堂的校长、著名学者宣熙非常赏识徐森玉的才华，常找他谈古论今，因而两人成了“忘年交”。由于这位宣熙先生酷爱收藏，并对皇族清宫里的收藏及掌故有很多了解，所以每新得到一件古物，都会把徐森玉接进府中，连夜引经据典、分析考证。所以使得徐森玉的古文物考证与鉴定研究的水平得到了飞快提高。后来他曾对人说，他的许多古物知识都得益于宣家。两家交往也因此一直延续到后代。    辛亥革命后，徐森玉接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成为同事后又成为朋友，常常和鲁迅一起研究古碑拓片。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后，徐森玉被派驻到国民党政府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担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而张大千那时也因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国画指导教授，遂常和徐森玉研究古书画，两人由此结下深交。    这次清点工作让徐森玉既伤心又愤怒，原来故宫里很多珍贵的文物都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去卖掉了。有一张甚为重要的溥仪“赏溥杰单”上的许多文物珍品更不知去向。那张单子上的文物珍品可都是价值无法估算的国宝啊！直到后来徐森玉看到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才知道，那张单子上的文物都是他叫溥杰偷运出去的，准备卖掉充当他们出洋的费用。而这单子里的大部分珍品都被日本关东军劫往东北，已经流散到各地了。    直至20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期间，一些家有收藏的贵族富家眼见局势不稳，纷纷把藏品拿出换钱，一时间，上海成为南方最大的一个古文物市场。一些文物商人趁机南下抢购，还有国外的收藏家也乘虚而入，甚至美国各大学都派人到上海收购古董古玩。美国哈佛大学曾委托北平燕京大学代为收购古籍书画，所以今天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才会有如此丰富的中国善本。    面对国宝的一次次遭劫，文物专家们痛心疾首，深感自己的责任艰巨。于是几个文物专家联合起来，致电给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希望政府能出面挽救国宝。并于1939年年底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任务就是把流散到上海和香港两地的珍籍善本收买回来。这几个同志会成员除了有徐森玉外，还有当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的郑振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均是国内一流的著名学者和文物专家。因此，一场自发地轰轰烈烈的乱世国宝大抢救行动开始了。    据记载，从1940年开始短短两年间里，“同志会”就组织收购善本古籍达3800余种，数量之多几乎达到了当时北平图书馆（后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的总和，使一大批珍贵文物免遭了日寇的劫难。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国民党政府也仓皇南撤。临行前，国民党的文化部门让徐森玉赶造文物清册，将文物分出一二类等级尽可能全部运到台湾。如运力不足，实在不能全部带走，就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把一类文物全部带走。时年已七十岁的徐森玉，实在不想让这些多灾多难的国宝再一次离开故宫，竟冒险使用了掉包计，在实际装箱时，把一二类的文物对换了许多，把最珍贵的文物依旧留在了北京故宫里，而运往台湾的二类文物居然瞒过了国民党的督办大员。此举真可谓大智大勇，造福后人。    装箱完毕后，他对跟随他多年、他最为器重的弟子庄严（慕陵）说：“现在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得不一分两半，咱们师生也必须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留在北京的一半，你负责看管运走的另一半。你要替我在台湾看管好这批家当，不可有丝毫损失。我相信它们迟早会回来，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你我的责任啊！”    庄严表情凝重地点头说：“先生放心吧，人在东西在。”    这批文物运到台湾后，庄严遵照老师之言，对这批文物精心爱护、尽职尽力。他后来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更感肩头担子之重，在去世前曾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详记这批文物的故事，以告后人。《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中国收藏界的父子传奇（2）    国民党在临撤退前，曾极力动员徐森玉去台湾，先是许诺任命他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接着，又以教育部、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五个单位的名义，联合邀请他能出任。但一生为人正直的徐森玉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径厌恶之极，便坚决地拒绝了。同时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对运到台湾的文物应妥善保管，并应早日回归大陆，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秉承着这种家学渊源和乃父高风亮节之人品的徐伯郊同样是个胸怀无私、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为了保护文物，他和父亲还曾有一段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    那是在七七事变期间，北京故宫为避战火，派徐森玉负责把故宫里的一大批稀世珍宝向南迁移。文物装在几十辆卡车里，浩浩荡荡地从北平向贵州安顺地区驶去。他们计划将这批文物藏匿安顺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此时的徐森玉已是花甲之年，长途跋涉使他精疲力竭，在爬一道山梁时，头昏眼花竟一下子跌落山沟，使一条腿骨折了，但他忍痛让人搀扶着继续随车前行。半个月后到达目的地时伤腿因耽误治疗而永远地残废了，从此只得拄起了拐杖。    文物在安顺山洞里一存就是几年，可日寇的战火仍在不断向西南蔓延，无奈之下只得再次携宝转移。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具备空运能力，徐森玉和同事们只能翻山越岭、辛苦前行。逢着大路时可用汽车运行，但遇到不能过车的崎岖山路时，便只得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下来，改用小车转运。山路难行之苦他们可以咬牙坚持，可山间流寇的出没无常却最让他们时时担忧，万一这些宝贝落入盗匪手里，可就愧对子孙后代了。    徐森玉思忖着能有什么好办法让这些文物不受损伤地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后他想出用钱去试试能否疏通这些土匪。于是他派人深入草莽四处打探，最后找到了一个西南地区最大的“袍哥”（四川话，黑帮老大之意）。于是，徐森玉决定亲自冒险去会一会这位匪首，希望能花钱买份平安，让文物得以安全地运走。    当徐森玉拖着伤腿被带进了匪巢时，匪巢里颇有严阵以待的氛围。倒是徐老一副安之若素的平静神态，让匪首出乎意料。这个看上去外表平常，浑身却透出一种清高儒雅和凛然之气的长者，不由震慑了这帮一贯吆五喝六的群匪。    落座之后，彼此寒暄，但匪首就是迟迟不谈钱上的事。徐森玉只好开门见山，对匪首说：“打扰贵地，不知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匪首略略沉吟，看得出所做决定早已成竹在胸。徐森玉等待着他开价。不料匪首接下去的回答却让徐老惊诧而动容。    匪首说：“要过路嘛，可以。但有个条件，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把在银行做事的儿子留下来几天，因为我想收个有文化的人做徒弟。”    天哪，看来匪首早就先把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了，要人不要钱，这一招可真够阴狠让人揪心的！徐森玉如五雷轰顶，若把爱子徐伯郊扣押在这匪窝里当人质那真是太凶险了，凶多吉少啊！万一……徐森玉的心剧烈地跳着，他不敢再想下去，感觉眼前似有金星晃动，他的身体也似乎要跟着晃动起来。但他的脑子却又异常清醒，他的手使劲儿地按住了拐杖，那根拐杖在此时显得格外有力量，支撑着他瘦弱的已经60岁的身躯。    是保护国宝还是保护儿子？这两者都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心爱之物，割舍哪一头都得让他心如刀剜。他闭目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匪首说：“好，我答应你的条件，我立刻就发电报让他到这里来。”    这个回答倒让匪首大吃一惊。他没想到眼前这个文弱老头为了这些还不知结果会怎样的文物竟能把儿子豁出来。    徐伯郊此时正在上海市银行任职。    1936年徐伯郊从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帝国大学语言系学习日语，后又考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7年夏天回国度暑假时，想不到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迅速做出决定，不能再返回日本了，他要留在国内，尽一份国民的良知和义务。    接到父亲的电报后，徐伯郊知道情况一定是十分危急，但不管是为救国宝还是为救父亲，他都理当义不容辞。于是他火速赶到安顺，见父亲徐森玉的眼睛红红的，脸上布满了愁云。他知道是为他的安危发愁，便安慰父亲说：“您老放心，我一定会吉人天相的，他们不会轻易为难我的。”他握了握父亲的手，故做轻松地说，“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徐森玉说不出话来，重庆方面的电报已在频频催促，必须得快些上路了。他只好深情地望着儿子，点了点头。    匪首还算“光棍”，见徐伯郊已到，便给徐森玉一行开了方便。    载满珍贵文物的汽车、驮队又开始上路了，徐伯郊留在土匪窟里，也开始以自己见多识广的奇闻妙事与匪首周旋起来。他向匪首承诺，以其银行家的身份，保证日后让匪首荣华富贵，他憨厚诚恳的态度赢得了匪首的信任，为了日后能发财，几天后竟把他给放了。    一场危机解除了，两个月后，这批国宝也安然地运到了重庆。徐氏父子这种为保护文物，不惜冒生命危险的英雄壮举，也在文物界、收藏界传为佳话。《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中国收藏界的父子传奇（3）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可谓贡献卓著、鞠躬尽瘁。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专门安排时间接见了83岁高龄的徐森玉，握着徐老的手，恳切地说：“森老，您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啊。您这样高龄，理应是该让您休息了，可眼下咱们的年轻人一时还接不上，就请您老再辛苦几年吧……”    徐森玉激动地点了点头，说：“请总理放心吧，这是我的职责！”    不久，“文革”在全国爆发，这位博学精深的爱国学者，在“文革”刚一开始便被列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说他不是国宝，而是“国贼”。接着便是抄家、批斗、送进“牛棚”，遭受侮辱和折磨。此时，徐伯郊在香港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却又无奈回不去上海，真是撕心裂肺。    感人的是，即使在这样残酷的迫害下，徐森玉依旧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文人风范和傲骨，甚至在一次对他的批斗会上，与另一位陪斗者尹石公一起，在周遭一片喧嚣的批斗口号声中，两位老人却旁若无人般争论起对一首古诗的点评来。并且从开会到结束的几个小时里，两位老人挺着时不时身体还要挨些拳脚的难忍疼痛，一直争论到底，把围观的人简直都看傻了。有的人在底下偷偷说：“徐森玉大概是老糊涂了……”    这简直像一个黑色幽默中的情节，但付出的却是血肉之躯和对痛苦的无奈承受;这又像一场可怕的梦魇，只有在梦魇中还清醒的智者们知道，这是老人家的最高境界！在那种如此颠倒黑白、人鬼不辨的形势下，此举是对那场所谓的“文化革命”的最高蔑视，真正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毕竟已是近九旬的高龄，老人无法承受住这么残酷的身体折磨，终于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他因无力支撑脖子上挂着的那块沉重的铁牌而踉跄着跌倒了。眩晕中老人想伸手去抓话筒来撑起身体，不料话筒却砸到了他头上，最后他终于栽倒在地，头上鲜血直流……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含冤逝世于上海。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听说后，不禁长叹一声，含泪说道：“我们又失去了一个国宝。”    他的女婿、我国著名诗人王辛笛曾写下两首七绝来悼念这位可敬的老人：    何期营葬送斯文，山下人家山上云;    万事于翁都过了，斜阳无语对秋坟。    知在秋山第几重？全凭溪水想音容;    横塘不见凌波路，坐听枫桥晚寺钟。    徐伯郊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简直是心如刀绞，他悲愤地自言自语：“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大陆疯了吗？”    张大千得知后，特从巴西写信安慰徐伯郊，并对“文革”期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大肆砸掉烧毁无数文物这些举动痛心疾首。    远在国外，他虽不懂大陆政治运动一直不断的原委和究竟，但以一名画家与古书画收藏家的立场，对这种政治运动竟殃及到国宝文物，实在是无法理解，并对此行为深恶痛绝。    出于这种悲愤之情，他甚至在1967年题仿高克恭《巢云图》时，担心此幅旧藏的命运，激愤写下：“顷者，毛林祸国，大举毁坏文物，度此卷（高克恭原作）必堕劫火中矣。”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也写下“大陆受难弥深，七万万人民不堪矣”这样的话。    张大千从一个收藏家和画家的角度，出于对祖国及祖国文物的热爱，执言不讳地说出内心真实的感受，也许言语有偏激之处。但远在国外，身临其外无法理解这场政治运动的背景，有如此的感受并能仗义执言，这种纯粹的艺术角度价值观还是有情可原的。事实上，又有谁能对那十年浩劫留下的满目疮痍不痛恨和遗憾呢？《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周恩来总理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1）    正是因为徐张两家多年来的深厚交情，所以张大千刚从台湾“亮宝”后回到香港，徐伯郊便立即前去拜访。他想尽快把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张大千。    他断定张大千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原来，国内针对此时香港文物市场的情况特意成立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任务就是专为新中国收购国宝，尽量地减少国宝外传。而这个小组在香港的负责人恰恰就是收藏鉴宝的行家里手——徐伯郊。    果然张大千一听便高兴得一拍徐伯郊的肩膀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么多的宝贝要是都流失到国外去，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    张大千兴奋地踱着步，不禁对徐伯郊讲起了和徐森玉、张伯驹等人一起收购“东北货”时的那些往事。    “东北货”这个叫法是随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满洲国”土崩瓦解后，由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伪皇宫里的很多珍品瑰宝，落到了日本人之手，随着抗战结束，这些珍品瑰宝也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所以被当时的古董商人称之为“东北货”。这也是国宝遭受的一次大流失。    这批“东北货”散落民间，让徐森玉、张大千等一批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徐森玉与同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的张大千、徐悲鸿、张伯驹、于省吾、邓述存、启功等人，联名向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派人赴“满洲国”长春去收购回这些文物，否则国宝流入国外，损失就巨大了。    马衡立刻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报告申请，但南京政府对此事并不太在意，也就根本不予答复。这使得一批不法文物商钻了空子，纷纷前往东北抢购，有的囤积居奇，有的漫天要价或卖往国外。这些现状让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文物专家们嗟叹不已。    想当一个收藏家，首先得有钱，没有钱何谈收购？还得有精到、准确的眼光，否则真伪难辨，害人害己，除此之外还要借助机会，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既然政府不重视，故宫也没钱收购，只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于是张大千足足花了黄金1500两才得以购回那三幅精品，即《潇湘图》、《江堤晚景》和《韩熙载夜宴图》。为此，他舍弃了早就看好并已交了部分订金的一座前清旧王府。这套宅院面积十分宽绰，是三进的院落，有好几个独立的花园，还包括水池、假山、回廊等，是个相当难得的一处好宅院。但张大千觉得有这几幅画在手，胜过买十处这样的房产。    在收购“东北货”期间，张大千和老友张伯驹还有一个“让”画的小故事：    张伯驹也是我国著名的大收藏家，和张大千同是三四十年代名震南北的两位鉴定大师，两人私交甚笃，同任过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两人在收藏中都偏重于书画，但张大千在数量上稍胜一筹，而张伯驹在质量品级上则略高于张大千。张伯驹多藏宋以前的墨宝，张大千则多藏宋元以后的名迹。    当时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著名绢画《游春图》，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绢画之一。张大千对此画心仪已久，特乘飞机前去观看，但他得知张伯驹也在积极筹钱买这幅画时，便立即退出不买，以免画商抬价。后来张伯驹为买此画，也是变卖了房产，又把夫人潘素的很多首饰卖掉才得以买成。    张大千得知此画已落到张伯驹手里后，非常高兴，说：“好啊好啊，收回来就好，我和伯驹的收藏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不想把画落入外国人手里，他收我收是一样的。”在这段收购“东北货”期间，张伯驹除收购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外，还有唐代杜牧之的《赠张好好诗卷》、李白的《上阳帖》、宋朝范仲淹的《道服赞》等。    但艺术和生活之间，矛盾总是多于统一，毕竟生存乃是头等大事，更何况张大千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他不能让一家人跟他漂泊无着。所以一旦两者真的产生矛盾，就只得考虑让这些宝贝再变成金钱以维持生计大事了。    对于这些曾视若生命的心爱之物，虽渴望和它们“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但世间聚散缘因果，岂随人意，“大风堂”所藏许多珍品也都成过眼烟云。好在张大千是个明白事理的洒脱之人，对于曾经拥有又无奈流走的这些珍宝，他认为“搞艺术，收藏画是为了画画，卖画也是为了画画。学好了本事，画出了好画，还不是同样的自我失之，又自我得之嘛！”只能用“曾经我眼即我有”来自我安慰了。    在印度的这一年多时间，已使张大千经济上相当困顿，马上面临还得重觅家园这件头等大事，安家需要的这一大笔钱，除了出让这些藏画外似已没别的更好办法了。    他在台湾亮出国宝级藏画，其意已很明显，虽然台湾方面不知何故毫无反馈，但他知道嗅觉敏感的收藏界会立刻开始密切关注的。    至于台湾故宫方面的没有反馈，张大千认为可能是出于经费的原因，毕竟台湾也处于刚刚修复建设阶段，经济条件还不是很景气。但这么顶级的藏画，如国家不收，个人又收不起，万一只能卖给国外，那可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了。    张大千自然也考虑过把画卖给北京的故宫，如果北京故宫可以收购的话，那岂不是物归原主，也是这几幅心爱之画的最佳归宿！但台湾故宫如果都存在资金问题，那北京的故宫岂不更难？《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周恩来总理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2）    从心底讲，他当然是希望这几幅画能再回到故宫里，当初斥巨资收购，也是缘于一个中国公民的爱国之心，否则，也就失去收购的意义了。    而此时徐伯郊的到访，尤其是徐伯郊带来的国内已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消息，不禁让张大千又惊又喜。他没有想到刚刚成立还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能够如此重视文物工作，这不仅使他感到意外更让他欣喜感喟！    徐伯郊总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副绅士派头。    虽然他和张大千在许多方面都情趣相投，比如秉烛夜谈赏画赏诗赏古物，热爱游历热爱美食等，但惟独在穿着修饰方面与张大千的传统长袍马褂不同。徐完全是西式派头，讲究仪表。他比张大千小14岁，时年刚近不惑，正是精力大为充沛之时，举手投足间颇有大家子弟落落大方的坦荡、洒脱之气质。    难怪张大千每次见他都要赞他风流儒雅。    两人因交情甚谙，因此无话不谈。    张大千先是闲谈在台湾故宫博物馆所看到的一些古迹，然后便提到了自己所带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他直截了当地对徐伯郊说：    “我已定下明年2月份去阿根廷办画展，顺便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如果合适就在那里安家,但现在手头确实费用紧张些，所以打算把这两幅画卖掉！”    徐伯郊也开诚布公地说：“小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郑振铎先生现在担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的情况想必兄会知道一些，当年家父和他曾一起在上海挽救善本。他是个行家，所以也就非常重视收购文物的工作，小弟因在香港工作，有些便利条件，所以他让我帮忙做一些工作。这段日子兄一直在外游历，因此还没来得及请兄指教！”    张大千爽朗地笑了，说：“小弟过于谦虚了，你的能力依我看还没几个人能赶得上哩！”    徐伯郊也笑了，说：“对了，郑先生几次在信中让我替他问候您，并一直想请您回国看看。”    张大千点了点头，诚挚地说：“替我谢谢他，我虽然和他不很熟，但也知道他是个很有诚意做事的人，他当文物局长是非常适合的。我很高兴国内能这么重视文物工作，很不容易……我虽然不在国内，但也自当尽力，请小弟把我的心意转达给郑先生。”    “是啊。”徐伯郊接过话去，开始把成立小组的前后经过及成立以来所做的收购工作进展和张大千详细地讲了起来——    早在1949年的3月，郑振铎刚一回到新解放了的北平，便联合北平文化界310名著名人士，一起发表了《北平文化界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宣言》一文，并想马上成立专门小组，着手进行整理和收集散逸文物的工作。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编辑家和藏书家。抗战期间，他曾留居上海，与徐森玉等几位爱国同仁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期间的1941年年底，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郑振铎为了能继续开展工作，化名陈思训，伪装成文具店的职员，过了4年的蛰居生活。其间生活条件已很艰难，但为了节省下钱多收购一些文物，郑振铎宁肯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每天只吃面包喝白开水，也要尽量去收购文物，让他的夫人既心疼又无奈。    据说，毛泽东主席很欣赏郑振铎的爱国热情及才华，每当提到文物工作时，便对别人说：“关于我国的文物工作，可以去问郑振铎。”    此时香港市面的情况已引起不少外国有关机构、各类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密切关注，甚至已有不少人携带巨款开始往返于香港和外国之间，伺机将这些重要文物据为己有。而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们更是异常活跃，哄抬价格，为这股本应截断引导回归的洪流推波助澜。    这种情况让已时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不禁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此时对香港的收购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必须马上付诸行动，但经费的短缺却让郑振铎大为头疼。他一边在自己管辖的文物局内立即拨出一些款项，委托在香港的徐伯郊先购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珍本，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一边把这种情况详细地汇报给中共中央政府，并结合当前的现状提出自己的想法：必须迅速成立有关组织和机构，着手进行整理和收集工作，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1949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在中南海接见了郑振铎及有关人士，对他们高度尽责的工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表扬，同时对下一步将进行的工作作了重要部署：由郑振铎安排相关人士，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1951年3月21日，由文化部名义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这个小组的收购费用。同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周恩来总理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3）    国家在如此困难的建国初期，能这么重视和支持文物工作，这让郑振铎和同行们不禁深受感动，他们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经过细致地研究后，他们定下了如下的收购重点：“（1）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2）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3）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必要的，皆可暂时不收。”(引自《郑振铎书信集》)    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后，郑振铎思忖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这个人选不仅得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能够充分地信得过。    郑振铎觉得这个人选非徐伯郊莫属。    郑振铎和徐森玉本是老友，他对徐伯郊可以说是看着长大的，1948年徐伯郊在上海结婚时，他还特意赶去喝喜酒，两家渊源可谓知根知底。徐伯郊此时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着出手阔绰、广交朋友、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并且本人继承其父衣钵，有着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的鉴定知识，本身即是香港非常著名的大收藏家之一，由他担当此任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收购小组成员除了定下徐伯郊在香港挑大梁外，还另有沈镛、温康兰两人协助工作。    沈镛时任香港中国银行副经理，同时他也是该银行高级人员中唯一的中共党员，但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是保密的。他与温康兰同志负责付款等事。    参与小组工作部署和安排的还有时任文教委员会主任、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文学家茅盾、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部长彰枫、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等，他们都给予了该小组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徐伯郊迅速开展工作，完成的第一个收购任务便震撼了国内外的文物界：被称为中国历代名书法帖中无上珍宝的“三希帖”之王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被成功地收回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加上原有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三希帖”至今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因为“三希帖”在书法界的价值实在太大了，是至今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晋代法帖。    说起“三希帖”的典故真是非同寻常。此三帖乃是乾隆皇帝之珍藏，据说乾隆获得“三希帖”后欣喜若狂，认为其“千古墨妙，珠璧相连”，特把自己居住的养心殿西暖阁取名“三希堂”，并亲自书写“三希堂”记文，以示此三帖的弥足珍贵。    “三希帖”本来一直都在故宫内收藏，却不料“伯远帖”和“中秋帖”被光绪的宠妃瑾妃携出宫偷偷卖给了故宫后门外一个叫“品古斋”的小古董商，后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名葆昌，是袁世凯管理私人财务的账房，袁曾将当时全国关税收入最多的九江关监督委交给他管理）买到了手，并随即请来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森玉去他那儿鉴定。    两位专家眼看稀世珍宝落入此等人之手中却又无力购回，不禁都懊恼至极。    解放后，郭世五的儿子郭昭俊携“二希帖”来到台湾，欲高价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因索价太高没有卖成才又转到香港。在银行作为抵押时，被徐伯郊发现，这才及时报告给父亲徐森玉和郑振铎。郑立即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同时让徐伯郊在香港做郭昭俊的工作，最后以35万人民币巨款收回此宝。    1951年11月5日，周总理就购回“二希帖”一事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长马叙伦、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人亲笔写信，特意作了详细的指示：    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告薄副主任、南行长：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    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听着徐伯郊充满激情地讲述，尤其是听到“三希帖”中的“二希帖”重又回到故宫时，张大千不禁兴奋地喊了起来：“好啊，好啊，太好了！”《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周恩来总理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4）    徐伯郊笑着说：“大千兄这次从台湾过来，想必在那边的故宫里也看到了很多珍迹吧？”    张大千点点头说：“是啊，可要是两处宝贝合在一块儿就更好哩！”    徐伯郊也深深地点了下头，说：“应该能有那么一天吧！”    也就在那晚和徐伯郊谈完后，张大千毅然决定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这两幅珍宝卖给大陆。虽然他知道大陆的出价不会很高，比起台湾或国外博物馆会少很多，但他收藏的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囤积居奇去卖高价，国宝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两幅画能回到北京，那岂不是百川归海、众望所归！    就这样，这两幅绝世珍宝很快就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可谓物归原主，可喜可贺。但其中的经过，收藏界多年来却一直扑朔迷离，传言很多。其实经过很简单，这两件国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及张大千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东西，经张大千和徐伯郊“讨价还价”后，一共折价两万美元，等于是“半送半卖”给了北京故宫。    《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画送至北京故宫后，曾在香港和台湾引起过各种猜测和议论；甚至事隔多年后，有一位叫陈传席的美术史论学者就以《张大千出让名画给大陆的真实内幕》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对张大千献宝有另一番的见解。    陈传席先生当年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书画研究员，他在文章中说：“张大千是否爱国我并无研究，不能臆造是否。但从他一方‘游戏人生’的印章和‘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一句诗词中也可见些端倪……事实胜于雄辩，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名画，除了个别的几幅外大部分都卖给了美国各大博物馆，原因是北京不可能出大价钱。”    纳尔逊美术馆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博士、堪萨斯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李铸晋先生也都曾撰文称：“实际上，张大千一直想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卖给美国，但索价甚高，正在我们和张讨价还价时，美国政府因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军队接火损失惨重而大怒，下令拒绝中国的一切，也不许美国任何机构收购中国艺术品。我们不敢在本土再谈这件事了，看着好东西不能买又不甘心，所以专程派人去香港寻求机会，但最后还是让北京故宫收去了。”言外之意，如没有美国政府的干涉，国宝早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其实，作为一代宗师的张大千，人们对他“造假画”、“爱美女”等喜好一直存有争议，但这也正是一个艺术家真性情的一面，本也无可厚非。但唯独这“破坏敦煌壁画”和“倒卖国宝给洋人”两桩“罪行”为国人所难容。好在“破坏壁画”如前所述已基本澄清，但见利忘义倒卖国宝给洋人之说，半个世纪来一直有人披露指责，并国内外文字相互印证。看来也并非空穴来风。    对于这些传闻，作为经手人的徐伯郊多年来根本不置可否。他也不想去问张大千，因为张大千要真是为了钱铁了心要卖给美国，那也就不用这么低的价格卖给大陆了。即使美国方面暂时不收中国古画，以这两幅绝世名迹的价值难道还愁出不了手吗？    “张大千能把这两幅珍贵名画最终给了大陆，这是确确凿凿的爱国行为，我们又何必再去苛求其他呢？”    故宫博物院在收到张大千这两件国宝和十几件古书画后，有关部门便当即在故宫举行了“特展”，各界人士踊跃参观，一时之间轰动了国内外。    郑振铎还专为画展撰文，发表在《人民画报》上。之后不久郑振铎又在致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几天来，收到的唐、宋、元的名画真迹极多，心里万分高兴。有的是向来不曾见之于‘著录’的，但最大多数还是溥仪携出故宫的东西……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人，大可有‘左右逢源’之乐了。汰尽伪品，独显真相，这是前人所未曾有的‘幸福’。而这‘幸福’，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    其中里面有关敦煌的文物，国家文物局则拨归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极大地充实了该所库藏，对促进敦煌研究极有助益。因此，敦煌学专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曾充满感情地说：“张大千先生对于敦煌，有三大功劳：一是他把敦煌文物给介绍了出去，使全国都知道了敦煌;二是他继承和发扬光大了敦煌艺术的宝贵遗产;三是他把散失在外的一些敦煌珍贵文物，通过努力收集后又送了回来，这种行为确实是很爱国的！”    所以虽然传闻甚多，但事实胜于雄辩，张大千此举是爱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徐伯郊在促成这些国宝的回归更是功不可没。    这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工作历时五年，可谓硕果累累，大功告成，为国家抢救回数不清的珍贵文物，个中辛劳一言难尽却苦有所值。除收购了法帖至宝“二希帖”和张大千的几幅珍品藏画外，还收购回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宝礼堂宋版藏书约1088册。在运送时是由政务院专门出面命令铁道部，将这批书作为特件，派出专列由上海直达北京运回的。    据说当时有人提议用飞机运回时，郑振铎曾惊恐地连忙摇头大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万一飞机失事，这些书就完了，我们的国宝就毁了啊！”但想不到这位为国宝鞠躬尽瘁的藏书家最后竟真的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不禁让人扼腕痛惜。    有关藏书的收购，还有大收藏家陈澄中的海内孤本宋版的《荀子》、宋版的《韩昌黎先生集》40卷、《柳河东先生集》40卷等。其中《荀子》全书厚达20卷，是宋刻宋印本，质极精良。历代收藏此书的大藏书家都把它当成传世之宝，并秘不示人达数百年，就连明清时专门研究荀子的学者们都难以见到。    徐伯郊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奔走，终于劝动陈澄中把这批宋元善本共126种，全部卖给了国家。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    这批善本收购回来后的1955年5月28日，郑振铎在给朋友的信中高兴地写道：“从此，善本图书的搜集工作，除了存于台湾及美国者外，可以告一段落了。”    至此，收购小组按照当初制定的以“古画（明以前）和善本书”为收购重点的收购计划已圆满完成任务，除字画、善本外，还收购到一套古币，共计一万七千余件，是我国历代在各地发行的各种金、银、铜币，以及纸钞、纸版等。因币种全面，成为我国最完整的古币精品，也成为后来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基础藏品。《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周恩来总理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5）    对于徐伯郊在几年中的辛劳工作，郑振铎在写给徐伯郊的信中曾深情致意：    “许多时候以来，你替国家办事，迄今未支付分文，我们甚为不安。拟按月补送薪金，万乞勿却为荷。”但徐伯郊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在尽一个书生的报国本分而已。这都是我应做之事，哪里还能要国家的钱呢！”而婉拒。    徐伯郊在香港几年间为收购国宝所辛苦奔波的一切费用，如车马费、交际费、邮电费等，不但没用国家一分钱，还把自己多年来所藏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善本和几十种明版的地方志等，也以极低的价格捐售给了国家。    和张大千的境遇一样，徐伯郊因长期居住在香港及国外，所以有关他的情况和他为祖国国宝回归行动中所做的巨大贡献，国内少有人知，甚至在国内还有一些不公正的讹传。    世事本来沧桑，人心更如海般深邃难解。好在这些国宝安在，是能够安慰所有人的唯一理由。《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来去匆匆阿根廷（1）    1951年11月，张大千从台湾回到香港时，还有一件让他惊喜和意外的事：他的儿子心嘉、心一、心澄和爱侄心德竟从四川经澳门来到香港和他相聚。已经整整两年没看见家人的张大千不禁喜出望外又唏嘘不已。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要赶快觅到安居之地将家人安顿下来的决心。    恰在此时，香港教会的天主教大教主于斌向阿根廷政府申请准许他协助一百户中国天主教家庭移民阿根廷。因阿根廷是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家，所以也要求移民必须是天主教徒。阿根廷国家地处南美，土地极其丰饶，极欢迎各地移民前来建设国家，所以阿根廷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斌也是张大千的老朋友，便向张推荐可去阿根廷考察一下情况。而张大千能有此资格申请移民，则是因为他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    天主教是在清末时进入中国的，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艰难沉重，不少中国人在西方传教士所描绘的幸福天堂中，暂时得以心灵上的慰藉。张大千的父母便是怀着对生活的一种美好希望和憧憬加入天主教，成为虔诚的教徒的。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在晚年也开始信教。    张大千在四川就读的小学就是由天主教福音堂开办的教会学校。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宗教的思想还是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他的思想并影响到他对人生方向的选择。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天主教氛围很浓的家庭里，所以张大千对《圣经》中的一些经文非常熟悉，这从他日常生活中的起名、题词等便可看出一些经文的出处来。又因他从小上过教会学校，所以能接触到西方语言和西方的文化思想，这也是他日后能坦然进入西方国家生活，没有太多陌生感和恐惧感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西方天主教对他的影响，东方传统的佛教思想也使他获益匪浅。他的名字“大千”二字便是他20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江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    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以至大人们常说他俩很可能会有夫妻缘分。渐渐地两人都长大了，谢舜华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既温柔又能干，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    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    这一情感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他失魂落魄，满脑子都在回忆着和表姐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表姐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自己，让他简直是痛不欲生。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何不出家当和尚去，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    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被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取“大千”二字为法名。这两个字出自佛经《智度论》卷七，因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语。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但真正的出家人生活又怎能过得了，那些清规戒律把追求艺术的翅膀都一起绑住，仅这一点就无法让张大千再继续当和尚下去。三个月后，他自己主动回家了。因想念表姐的痛苦经过这三个多月的“青灯长卷”平静了许多，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回家后不久，母亲曾友贞便让他和大太太曾正蓉成了亲。    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美女、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等。    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阿根廷和中国关山迢递，但人在没有根底的飘零中，常会不自觉地远离喧嚣而选择一处“世外桃源”作为避身之所，似乎距离越远反倒越有安全感。尤其是他四个子侄刚从大陆过来，本意是想劝他回大陆老家，但张大千骨子里那种传统文人的孤高决定他既已踏出这一步便很难再回头了，尽管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莫名其妙。刚离开大陆时他还没有太多的体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原本简单的初衷也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尤其是再与政治挂上钩。于是他劝孩子们也别再回去，他担心回去后不好交差反倒惹出麻烦。四个孩子听从了他的话，留在了他身边。    1952年2月，张大千前往阿根廷举办画展，顺便考察一下那边的环境。    考察的结果令他十分满意，竟觉“江山风物，无不宜人，真有世外意境，生活之低，为全世界所无，避地之理想处也”。    于是5月返回香港后，张大千毫不犹豫地便偕家眷投奔阿根廷去了。    张大千是下定了“一劳永逸”的决心去安家的，所有能带的东西全部都带上了，仅行李竟有近百箱，其中仅在香港买的各类书籍就有27箱；“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四部丛刊、艺文类书籍等，真是应有尽有。”（刘太希回忆语）还有一大群的宠物，猿、猫、马、犬等。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及豪华。张大千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猿，其中的渊源也颇为神奇。    原来张大千的母亲在怀他时，有一天在家后山坡上晒太阳时不觉睡着，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鸟语花香的山谷，轻风袭来，一股芳香直沁心肺，令人心旷神怡。正在她惊喜地四处张望时，一位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老者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只见老者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似的金属大圆盘，盘子中央竟蜷着一只小小的黑猿，毛茸茸的身体，两只眼睛望着她，透出一股惊人的灵气，煞是可爱。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想要抱一抱这只可爱的黑猿，老者此时发话：“给你拿去吧，要小心抚养，记住，此物有二忌：一怕荤腥，二怕月亮。”说完老者便倏忽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惊诧间，那只可爱的黑猿竟一下子跳进她的怀里……《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来去匆匆阿根廷（2）    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惊醒了，顿觉腹中胎儿蠕动，急忙喊人扶回家中。不多时便产下一个男婴，又黑又瘦，胎毛浓密，毛茸茸的，真像一只小黑猿。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小黑猿”日后会成此大器。台湾著名记者薛慧山先生曾在文中感慨过张大千在外形上不仅一把美髯与众不同，身体上也颇与众不同哩：    “……在此不妨再泄露一个秘密：那天大千先生和我入浴之际，即脱去了衣服，彼此袒腹相见，他赤裸裸的一副异相，顿时把我看得惊骇了起来。你道是什么？大千先生浑身上下，竟那么生满了茸茸浓黑的毫毛，这是天生异禀，从来我没有见过类似的第二个人……忽然我想起世传的黑猿投胎转世的故事来。记得在九龙时，大千先生还曾驾临尖沙咀柏园来访问过我。柏园中蓄着一头长臂猿，见到张大千彼此似曾相识，双方痴痴地相对了好久。这一幕，也足以证明这位美髯公的外貌，居然连动物都着迷了。有时，大千跟我在弥敦道（香港著名的商业街道）上散步之际，有不少美貌少女都对他驻足面观，虽非掷果盈车，亦算惊才绝艳，大千却自嘲：‘她们把我当做一个奇怪的动物在瞧罢了！’……”    古书《寒玉堂论画》上有对猿的一番阐释：“古人画猿，不画猴者，猴躁而猿静。猴喜残生物，时扰行旅。猿在深山，攀藤饮水，与人无竟。此猿于君子，此猴于小人。”把猴子与猿比做小人与君子，因此古人画猿，“寓有嘉善之意”。    也因为张大千有这个传奇的出生典故，所以张大千的老师曾熙又为他起了一个“张爰”（又做瑗）的名字。    至于张大千母亲梦中的老者所言的两忌：忌荤腥和怕月亮，说来也巧，张大千直到12岁才开口吃肉，而且在作画时更有鲜为人知的忌讳，其中之一就是在他的山水画中，从来都不画月亮。在花卉作品中，除了画花朵丛叶，也很少去画虫豸之类。这一点与齐白石截然相反。对于有些画家在画完花朵之后，又添画一些蜜蜂之类他看后会忍不住摇起头来。    阿根廷的确是个美丽的国家，让初到的张大千非常开心。他在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处一个叫曼多洒的小镇上，租了一座两层的花园楼房。花园面积有两亩地大小，院内栽有松树、扁柏、樱桃、杨树和柳树，并栽有玉兰花、栀子花、月季、蔷薇、七里香等花草。所养的动物中有六只黑白猿、四只波斯玉眼雪狸、四只杂色猫、四头骏犬，不久，这四头骏犬又生下六只小狗;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张大千颇是怡然，给这座小楼起名为“昵燕楼”，同时作了一幅《移居图》寄给台湾的老朋友、监察院秘书长张目寒。上面的题诗表达出他此时愉快的心情：    且喜移家深复深，长松拂日柳垂荫。    四时山色青宜画，三叠泉声淡入梦。    客至正当新酿热，花开笑倩老妻簪。    近来稚子还多事，黯绿篇章学苦吟。    张目寒收到这幅《移居图》后，很为张大千的落脚而高兴，还特意把画拿给溥心看，而溥心欣赏过后，却生出另一番感慨来。联想到张大千从1949年出去短短三年间，先后在香港、台湾、印度大吉岭等地四处漂泊，流离失所，不禁感怀怅然。随即写下这样几句诗来：    莽莽中原乱不休，道穷桴海尚遨游。    夷歌革服非君事，何地堪容昵燕楼？    张大千在阿根廷期间，阿根廷总统贝隆及夫人特意接见了这个东方大画家，并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阿根廷定居。    可在着手办理长期居留手续时却不知何故久久批不下来，让张大千大感意外。一开始张大千以为是所托的办事人能力不行，便又换人再试，结果仍是办不下来。最后阿根廷的相关部门明确表示，不能批准张大千在阿根廷的长期居留权。此时，贝隆总统已经下台，再没有别的途径能办下手续，令张大千气恼不已。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令张大千伤心的事，他的侄子张心德跟他风尘仆仆来到阿根廷后不久，因原有心肺病复发，又突患急性盲肠炎，来不及送医院开刀，竟病逝在这个南美的异乡。    张心德是张善子的儿子，天姿聪颖并勤奋好学，在小辈中是最让张大千器重和喜爱的孩子，曾跟随张大千远赴敦煌悉心学艺，如今年纪尚轻竟病殁异乡，张大千真觉伤感至极。    阿根廷让张大千一度视为世外桃源，“南游快递平生愿，风物于人信美哉。多士衣冠倾上国，长年花木孕奇胎”的美丽地方，一年后却让张大千百感交集。早知在此居留不成，又何必劳神费力地过来，还搭上了孩子的性命。张大千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不由得在写给朋友的信上抱怨：    “此间情形为二三无识所捣乱，且报告到台湾，真大笑话。弟初到时满以为即可领得永久居留证，竟不知弄到如此地步。每一船到南美，日本人每成千移民，政府出钱出力，尽力推动，我国政府乃荒谬至此，作种种捣乱。到台湾既不易，即使能去，又如何生活？避居香港势必将吃饭钱为外人刮个净尽，倘使赤焰飞临，不为灰烬，即为利用，台湾之居心如此，不知其究有心返回大陆否？乃不肯留一些元气，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    从此信中可看出张大千身处异乡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时的无奈和恐惧，是走是留的心境矛盾且复杂。他怀疑居留证办不下来，是来自台湾方面的阻挠，至少是台湾当局对移民持有不支持的态度，不像日本移民那样政府能够大力推动。台湾方面不协助他，避居香港又怕大陆方面找他的麻烦，他甚至认为一旦回去，便“不为灰烬，即为利用”。可见张大千在当时对共产党因缺乏了解已有很深的隔阂。    此时大陆方面却非常欢迎他能够回到祖国，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便派著名学者章士钊到香港，请张大千出任北京艺术学院（即后来的中央美院）院长，张大千自然婉拒。    周恩来总理也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情况，并让徐悲鸿和叶浅予写信给张大千，劝他早日回国。当时张大千刚到印度大吉岭。    1951年，张大千的四哥张文修先生（著名中医）到北京参加全国红十字会工作会议期间，徐悲鸿、叶浅予、于非厂、郑振铎等人特地去看他，希望他能写信给大千，让大千早日回国。徐悲鸿还特意转达了周总理的意见，要是信不好投递，可通过中国的外交渠道，由驻外使馆转交。张文修非常感谢国家领导人和朋友们的关心，表示一定转告。    陈毅副总理也问过鉴赏家谢稚柳，中国画家中谁画得最好？谢稚柳回答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便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说在海外。于是陈毅便让谢稚柳写信劝张大千回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来去匆匆阿根廷（3）    谢稚柳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家和鉴定家，其兄谢玉岑是我国二十年代著名词人，素有“江南才子”之称，与张大千在上海一年一度文人聚会的“秋英会”上相识后，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十年代初，张大千的题画诗词中有不少是谢玉岑写的，并多数不署名。可惜才子谢玉岑因病早逝，时年才31岁。张大千为此难过了很久。谢稚柳比哥哥小12岁，谢玉岑去世后，张大千便十分关照谢稚柳，还特意出资让谢稚柳也来敦煌见识一下这些艺术瑰宝。    谢稚柳到达莫高窟（千佛洞）时，张大千在庙门口迎接他，一见面张大千便欣喜地向谢稚柳描述莫高窟里令人惊叹的壁画艺术。而当谢稚柳看到那些伟大的壁画时，则完全惊呆了：“我看到了什么？我以前看到的陈老莲、董源、巨然、范宽、燕文贵;看到的宋元绢本、明清画本等，和这片浩瀚的艺术大海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可以说，敦煌之行对谢稚柳在日后书画鉴赏方面的造诣，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张大千和谢稚柳已不仅仅是友情关系，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因至交谢玉岑而产生的些许亲情。    张大千虽然拒绝回中国大陆，却让在四川老家的三夫人杨宛君将自己当年在敦煌临摹的一大批珍贵画稿捐献给国家，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这些画分别被故宫博物院和四川博物馆所收藏。周恩来总理获悉此事后，曾问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张大千的那批画，付钱了没有？”有关领导回答说：“没有。”周总理当即表示：“不付钱不行，你去了解一下那批画的价值。”    于是文化部领导去问谢稚柳，谢稚柳说：“这怎么算得出来，这些画都是张大千的精品，当年他为了去敦煌，三年时间里费用之多就甭提了！”    文化部领导说：“那你估算一下呢？”    谢稚柳说：“那是根本算不出来的。”最后周总理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两万元给了张大千家人，另两万待留张大千回来后给他本人。    建国后的几年间，共产党高层始终没有停止过做海外知识分子回归的工作，周恩来总理经常批示有关部门，要利用出国机会多做些动员工作。对于张大千就更加重视，有关部门和领导曾两次委托文化界出访代表团的同志设法找到张大千，劝其早日回国效力。其中一次是在巴黎，另一次是在瑞士。    1956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巴黎时，恰逢张大千正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举办画展，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去看了画展，并设宴祝贺张大千画展获得成功。    当时参加宴会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国著名画家张仃后来回忆说，行前他们受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委托，让他们找机会做留在巴黎的华人艺术家们的回归工作。当时在法国的画家有赵无极、常玉、潘玉良和张大千等，并且这几位画家在法国乃至世界都已声名赫赫了。    张仃回忆说，在巴黎时与张大千的见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赵无极的家里，由张仃出面请张大千、常玉和潘玉良吃饭。这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摸底，想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想不想回国。结果是都没有想回国的意思，常玉和潘玉良态度还犹豫些，怕回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并且怕过不惯国内的艰苦生活。而张大千的态度则是最坚决的，丝毫不想回国。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华人开的餐馆里，代表团在这里举行一个小型的艺术家恳谈会，由文化代表团的副团长冀朝鼎先生出面主持。冀朝鼎向这些海外艺术家们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情况，代表国内有关部门欢迎他们能够回国，参加文化建设工作，张大千当时一言不发。    在瑞士的那次劝说工作是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出面做的，当时张大千夫妇来瑞士观光，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获悉此消息后，由文化参赞出面到张大千下榻的旅馆问候，并邀请张大千夫妇出席大使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结果又被张大千婉拒了。    提到回国，无论是政府出面邀请还是私交至友的期盼，张大千都以“有债务需要处理”为由表示暂不能归，并且讲明不需要国家或其他个人替他偿还。此时张大千就是不回的真正原因恐怕不外乎两点，一个是国内的经济状况，另一个就是他深为讳忌的政治原因。这可能也是很多海外艺术家留在异乡不肯回来的真正原因。    的确，建国初期的新中国，连解决四亿人民的温饱问题都很勉强，所以只能先实行供给制。收入很低，导致文物古玩市场和中国字画市场一下子萧条起来，大多数中国画画家只好改画其他画种，有的绘连环画，有的干脆放下画笔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只有像齐白石、徐悲鸿这样的大画家还能勉强以卖画为生，但画价也很低，一幅画只能卖几十元。    如果不能卖画，那么像张大千这种以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怎么生活呢？更何况他有一大家人，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一些亲戚如他的三哥三嫂、四哥、二嫂等人，都是没有收入的老人，张大千在海外安身后，还能定期给家里寄钱，他要是回国的话，恐怕就不会有这个能力养活这么多人了。    如果把海外艺术家和国内艺术家的境遇状况对比的话，不得不承认差别是相当大的。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在大时代、大动荡的背景下才会产生的个人命运。现已在法国以油画成名的华裔画家赵无极，当年是从任教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于1947年留学法国学习油画的。当年与他同去法国留学的还有国内著名画家吴冠中等人。两人同是杭州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就是今天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当时唯一一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著名的绘画大师林风眠任校长。林风眠和徐悲鸿是同时代留学法国的著名画家，是我国较早接触到西方绘画的画家。1925年冬应蔡元培之召，林风眠带着法国妻子亚丽丝回国，出任北平艺专校长，1928年又奉教育部之命赴杭州创办西湖国立艺专，也就是杭州艺专。因此在办学方向上偏重西方现代艺术，追求中西结合。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几乎可说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了。    校图书馆里的画册及刊物也以法国版本居多，并且学校还教法语。在接触西方艺术上杭专的学生可谓得天独厚，很早便知道了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这些当时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艺术大师，并且所聘老师们都是当时非常知名的画坛名家：如潘玉良、吴大羽、刘开渠、常书鸿、蔡威廉、李超士等。《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来去匆匆阿根廷（4）    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天翻地覆的，每个中国人都看见了结束战乱的曙光。远在海外的这些留学生们也在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安定、渴望重建自己千疮百孔的国家。这些中国留学生们虽看不懂当时国家的政治，也不想过问它，可在异国遭受的民族歧视与屈辱，却使他们强烈地渴望祖国能够富强起来，他们懂得只有祖国富强了，他们的脊背才能挺直。    1949年初，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共产党派陆璀和区棠亮两位同志赴巴黎开会。会议结束后，这两位女代表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会面，她们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向留学生们讲解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欢迎留学生们能日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著名画家吴冠中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在巴黎是走（指回国）还是留的真实心路历程：    “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在学生会里立即挂起了五星红旗。于是学生会与国民党的大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因我们当初来时持的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护照，国民党的大使便以押送去台湾来威胁我们，但不久使馆里的好几位工作人员便起义支援学生了。形势发展很快，在我们留学生的脑海中，也掀起了波涛，回不回国的问题像一块试金石，明里暗里测验着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三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而且说句私房话，我这个黄脸矮个儿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来展开较量，回去！艺术的事业在祖国，何况新生的祖国在召唤，回去！”    每个留学生都面临着去和留的选择，考虑生活待遇方面倒并不重要，关键是各人的专业回国后将如何得以发挥。更现实的问题，当时的国内美术界权威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绘画形式能否看得惯。    尽管对“一切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方针并不很赞同，但年仅31岁的浪漫年轻画家吴冠中还是踌躇满志地回国了。他借用凡·高的话安慰着自己：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    他坚信“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而是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无论被驱赶到祖国的哪一个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巴黎的画坛了。即使国内情况再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起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吴冠中回到国内后，他便匆匆赴京到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报到，参加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所安排的政治学习，以及听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报告。后通过老同学董希文的介绍去了中央美术学院任职。董希文是我国著名油画家，其知名作品是那幅广为流传的《开国大典》。    起初，吴冠中并不想去由徐悲鸿担任院长的美院工作，因为徐一味主张写实，与林风眠兼容甚至偏爱西方现代艺术的观点水火不容，故杭州的学生也与徐系的学生观点相悖。因之他对董希文说，徐悲鸿怎能容纳我的观点与风格。董答：“老实告诉你，徐先生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质量，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    于是吴冠中决定留在美院，月薪是七百斤小米。由此可见徐悲鸿邀请张大千来校当教授，并许以三千斤小米的月薪的确是最高待遇了。    但过了一年多，即1952年，随着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始，吴冠中回忆道：“有人说我是形式主义的堡垒，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我不知道，大概是苏联吧！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我被调出美术学院，不只因教学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有创作实践中的别扭与苦恼。连环画、宣传画、年画……我搞不好，硬着头皮搞，心情并不舒畅。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直到‘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吴冠中和所有不幸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过就是几十年，而他留在巴黎的几个老同学都早已成为画坛大家，回国观光时还被视为上宾，被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20世纪80年代初，当吴冠中再次有机会重来巴黎时，“颇有一枕黄粱之叹”！    如果当初自己也留在巴黎呢？他问自己，“大概也走在赵无极、朱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他们都曾回过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虽然吴冠中自感：“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但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们：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但几十年间的个中滋味，又怎是豪情壮语般的安慰所能轻易化解！    吴冠中现已是国内乃至世界画坛响当当的大师级画家，其作品在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及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处举办过多次展览，时间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时，他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这和张大千、赵无极20世纪50年代便已扬名世界画坛相比，整整晚了三十多年。这当中固然有年龄上的差别，但更大的差别恐怕还是来自政治和地域吧。    1956年10月，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副院长职位已任命了好几位，其中还有于非厂，但唯独院长一职迟迟没有宣布，据说等的就是张大千。    国画院筹建期间，叶浅予、谢稚柳、于非厂和张大千的学生刘力上，一起在北京老字号“恩成居”吃饭。落座后彼此相望，不禁都回想起当年和张大千在这里吃饭的情景。他们想起解放前经常在这里欢聚畅谈，只要张大千在，总会让周围的朋友开开心心、笑声不断，因为他学识渊博，机智幽默，最会摆“龙门阵”讲故事笑话。而今，时过境迁，席间只缺一人，让老友们颇觉伤感，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叶浅予提议，让于非厂以老朋友身份写一篇《忆张大千》的文章发出去，好让张大千知道朋友们是如何想念他。    两个月后，这篇文章果然登在香港的《文汇报》上。文中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近年来，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在和平的环境里，作为一个自由画家的我，正富富裕裕地生活着，毫无拘束。像我前面所谈，如张文修（张大千的四哥）、叶浅予、谢稚柳和叶遐庵（叶恭绰）先生，他们所受到的尊敬与优遇，比我更为隆重。特别忆起大千当年每次来京，必独自出资请齐白石老师吃川菜，他已是76岁的老人，作为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他被广大的人民尊崇着。《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来去匆匆阿根廷（5）    “大千有颗印章，印文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这是入情入理的话。在我们这极其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欢迎海外侨胞自由来参观的。所谓‘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句话，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是想‘见’的话。”    此文写得情真意切，诚挚动人。据说张大千看后也深为感动，并曾托一位印尼华侨给一位中央领导人捎过口信，表达自己想回国看看的心愿。那位领导人很快便把此消息转给美术界的负责人士。叶浅予也曾听过这件事。可不到半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又开始了。参予筹建北京画院的所有画家都被打成了右派，这种突变的形势让海外的艺术家实在是目瞪口呆了！    谢稚柳多年后也对张大千没回大陆曾有过精辟的看法，他说：“我也希望他回来，但我绝不劝他回来。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二是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他肯定吃不消，如什么都不当也会节外生枝。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    叶浅予说得更加明了：“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隅，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对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并且会有反感。原因很简单，他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说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许活不成。”    不想回大陆很重要的原因是怕“政治运动”，但没想到刻意回避政治的张大千，竟会因政治原因被台湾方面婉拒，因而才有他在阿根廷写给友人的信中所抱怨的那句“到台湾既不易”的话。如果说1949年刚从大陆出来时不想落脚台湾，是怕被台湾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所束缚，那么之后的几年间经过印度、香港的一番流徙后，张大千已深感身在异乡的种种不方便，因此还是动了留在台湾的念头，却想不到自己此时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把他列在了“亲共分子”之列。    张大千的好友蔡孟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    他当时受蒋介石委托特命担任驻日私人代表时，有一次回台向蒋述职，蒋竟特别指示他：“在东京，不应与亲北京的张大千往来。”    当时蔡孟坚闻听此言非常惊诧，但又不便多问，只好“诺诺而退”。    蔡孟坚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这个国民党的老牌特工，在20世纪20年代任武汉公安局局长时，曾因抓捕到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租界的领导人顾顺章而为国民党立下大功。顾顺章当时化名黎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当时的公开身份竟然是经常登台表演的魔术师，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怕暴露身份连照片都不肯轻易拍的人。因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共产党也成立了特工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他被蔡孟坚抓住后，国共两个同等重量级的特工头子展开了心理较量。蔡孟坚直言不讳地对顾说，你落到我手里，对抗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别的余地。    此时的顾顺章权衡之后竟妥协而叛变，对蔡说出了所有机密人员的名单和活动地点，此举无疑对共产党精心经营的秘密网点给予致命的打击。幸亏当时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冒死将顾叛变的消息告知了周恩来，周才幸免一劫，但所有据点却被国民党一举摧毁。蔡孟坚因破获“地下党”有功，从此备受蒋介石夫妇的器重。有如此不平凡政治背景的蔡孟坚，经蒋介石这么一说，着实为张大千捏了一把汗。    说起蔡与张大千的交情已算很深，当年张大千去敦煌时，蔡孟坚时任兰州市市长，借着老上级张群与张大千的关系，给张开了不少的方便。回过头来说，张大千以不问政治的艺术家身份竟然能结交下很多权贵政要，并成为至交，不能不说他的确有人格上的魅力。    张大千曾明确说过：“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有名、有年。有名的话别人才会珍藏你的作品;无名则罢，即使当代有人识货，把你的画挂起来，后人也不会善加珍视，等年深日久，画幅脏了旧了，又不知为何人所作，自然更不受重视。”    中国画家中，生前即享有盛名的人也许并不少，但享有像张大千这般赫赫之名并与之对应的豪华生活和排场的，恐怕还没有超过张大千的。    而这一切绝不只是单靠鬼斧神工的画技所打拼出来的。    正因有着高超的处世之道，并太过深通和游刃有余，所以也招来让人惊讶的揣测和非议。台湾著名作家高阳便对张大千有过另一种独到的阐述和看法，他说张大千有一套“过人之术”，“其用心之深之苦”，可比照《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高阳的文章，立即招致曾跟随张大千近五年时间的秘书——冯幼衡女士的强烈反驳，她以几年来的亲眼所见，激愤地反驳高阳所说之“术”，“如果是指艺术之术、学术之术、心术之术，大千先生都可以得满分，可是若把这个‘术’和王熙凤连在一起，那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因为王熙凤是个‘作风阴狠险毒’之人，这种角色，和大千先生的宅心仁厚、感情丰富、处处为人设想，唯恐伤害别人的菩萨心肠相比，岂但是云泥霄壤之别而已！    “当然，了解大千先生的朋友都承认他非常会‘做人’，也因此获得朋友们发诸内心的感佩;然而我们要研究他会‘做人’之道，必须从他的出身环境和背景去了解;断不可以世俗之心认为其中必有什么‘过人之术’……张大千居士拜在曾、李二师门下学艺，让他见识到了真正的大家风范，并学到了许多传统的规矩和礼法……大千先生所以能够在做人方面有一流的火候，这和他传奇性的际遇，以及拜了一流的名师、和一流人物交游有关，因而造就了他传奇性的人格，培养了他过人的气度，但那不是‘术’。他的伟大艺术造诣，已和他一流的为人处事心胸合而为一，是那么的自然融洽，没有丝毫斧凿的痕迹。若是现在还以他早年一些成名的传奇性故事为例，说他以‘术’成名，这种观察实在是失之主观，论断也欠公正……”    的确，张大千为人之大度、慷慨是有目共睹的，甚至不少和张大千并不相熟的朋友，也会因在初见时感受到他的热忱而深受感染。对于钱的作用，他有最明确的理解：金钱是为换心之所爱。并且，他是真正做到了“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气魄，只要是喜爱的东西，大到古书画的收藏，小到一个盆景、一棵花、一块石头，即使代价再高，也会倾囊而得。这种敢于花钱的气势着实让人咋舌。    他自己也承认，他不算是很有钱的，但他是最敢花钱的。他朋友中有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绝不会像他这么花钱。他说他们总想着细水长流，而他自己则是活一天就    要享受一天，“哪怕明天就要死”，也不想被金钱所奴役。因此他常常是“左手还未进，右手就已出了”。《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来去匆匆阿根廷（6）    正像著名画家叶浅予所说的那样：“张大千完全是靠举办画展过日子。那时候他家里妻子儿女，连同亲戚学生共有十几个人，他平常就靠借钱过日子，开个展览会，卖了画还债，还完债后又接下去借钱。”    所以，以柏杨先生这种著名学者也算智者的思考角度说张大千的“有术”，绝不单单是从简单的世俗层面的得失去评判，他想揭示的也许是更深层的含义，那应该扩展为一个艺术家，如何使自己既保持艺术上的个性，又能融洽于复杂的生存空间中。    当然，做到这种充分实现自己的艺术目的和生活目的，需要很多的综合因素。首先要以高妙绝伦的艺术为轴心，再以善良行事之根本，才能打造出一片理想中的天地。这个人世间，连普通人尚且难以避免是是非非，更何况光环如此耀眼的张大千了！    正因为蔡孟坚对张大千的性格和人品非常了解，所以他当然想问个清楚。但因当时的台湾政治局势也很紧张，他不便向有关机构打听内幕，只好一回到日本，就去张大千当时住的公寓含蓄询问。    他先是以“台湾已日渐安定，大有供艺术家施展的空间，何必羁身海外，寄人篱下呢？”开场来试探张大千的想法。    谁知蔡孟坚的“含蓄询问”立刻引出张大千的愁绪来，以他和蔡孟坚的交情，自然不会避讳什么，与蔡张弛有序的政客风度不同，张大千的回答直接而明了。    他当即提到两件事对自己回台很不利，一件是给毛泽东主席画过《荷花图》，另一件便是卖了几幅国宝级的藏画给大陆，所以“如回台湾，是非太多”。    别看张大千虽从不过问政治，但凭艺术家的惊人直觉，把《荷花图》交给何香凝后，便已隐约预感到这幅画会在日后惹些事端，所以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想靠近，这才选择远赴南美定居。    但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大陆频繁的政治运动渐渐让他反感，尤其是“文革”的爆发更让他彻底惊骇，这使他开始向台湾倾斜和靠近。但却被台湾方面所婉拒了。    蔡孟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安慰张大千，他会想办法帮忙化解此事的。    他专程从日本返回中国台湾，向蒋介石汇报完些小事后，蒋当时心情很好，对他说：“夫人在客厅请你喝茶。”    那时宋美龄正对学画深有兴趣，并已拜黄君璧、郑曼青两位画家为师。蔡孟坚一进客厅，便看见四面墙壁上都挂满了宋美龄的画作。宋饶有兴致地指点他看，并询问：“听说日本印制画册的水准一流，是否能找来几本让我看看。”    蔡孟坚突然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时，通过宋美龄把划入“黑名单”的张大千择出来，于是他故意吞吞吐吐地说：“有是有，只怕有所不便……”    宋美龄果然好奇地问：“什么有所不便呀，不就是一些画册吗？”于是蔡孟坚说：“张大千在日本刚刚出版过一套《大风堂名迹》，一共四本，印刷精美极了，很值得一看。不过，张大千现在……”    “噢——”宋美龄听到“张大千”这几个字，不禁沉吟了片刻。    她的目光盯在墙上的一幅《荷花》上，那是她仿照张大千的一幅荷花临摹的。笔法清秀，一眼就能看出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她画得很精致的眉毛轻轻拧着，美丽的大眼睛此刻因渐渐聚拢的威严而让人有些不敢凝视。    蔡孟坚的心跳加快，他在想这时提起张大千是否有些唐突。他听说过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一贯喜欢书画的宋美龄曾请教过张大千，但张大千似乎并不太买这个第一夫人的账，只是出于礼貌轻描淡写地“指教”了一下宋美龄的画作。后来宋美龄托张群请张大千画几幅妇女礼服的图样，也被张大千给婉拒了。宋美龄当然不是普通女人的胸怀和气度，她明白大艺术家的个性，通常都会有意无意地与权贵保持距离，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虽然是以卖诗文字画维生，但又要在这种鬻画的行当中，保持自己的人格和风骨，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微妙之处吧。    宋美龄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却更欣赏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这种极具傲骨的个性。对当年张大千给毛泽东赠画这件事，虽是个人行为，但上升到此人在国共两党之间所表现出的倾向性上，却不得不引起关注。加上张大千在选择人生去向时总是明显想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的确让人觉得难以捉摸。    于是宋美龄不由向蔡孟坚打听起张大千的近况来，同时也很急切地想看一看《大风堂名迹》。    蔡孟坚赶紧将家中所藏的《大风堂名迹》送给宋美龄，果然宋美龄一见大为倾心，爱不释手。不久，便电令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黄杰，以“蒋夫人”的名义邀请张大千来台做正式访问。张大千抵台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头版便刊出专访《画圣张大千》，电视台更是全程追踪报道，各类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张大千的各种奇闻逸事。历史博物馆特意举办“张大千近作展”，此展轰动异常，每天参观者都络绎不绝，因此展览不得不一延再延。有关评论点评道：“画家受到国人如此热烈地欢迎与重视，自中央政府迁台以来，还是罕见的盛事。”    连蒋介石都亲自出面接见张大千长达三个小时，这与以往接见军政要员，都不过短短数句就结束会见的情形相比，真让人大为慨叹了。张大千也很知趣，投桃报李，在蒋介石官邸当场挥毫作了大幅《荷花》外加一幅重彩《松下高士》，送给蒋介石夫妇。    于是昔日的种种微妙、难言的隔阂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化解了，为张大千日后回归台湾扫去了满天的乌云，打下牢靠的基础。那时已是1968年了，张大千此时已定居巴西，并在异国他乡打造出一座充满中国古典风格、庄重而优美的庄园——八德园。《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三部分 后　记    几年前也是源于文字结识了香港著名书画收藏家陆海天先生，意外地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几十幅真迹，一见之下，不禁瞬间倾倒、心神震撼。尤其是其中的几幅泼墨山水，艺术感染力之强，意境之辽阔幽远，真是饱了眼福。    我大大地惊奇！    惊奇这种泼墨技法的恢弘、渲染之强烈，正是中国画可观、可游、可居的境界。也惊奇陆海天先生何以有这么多张大千的画，从中看出他对张大千作品的喜爱和推崇。    以我平日对张大千的了解，首先知道他是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国画家，并且也是最负有争议的画家，争议之大可比他在画坛上的名气。如造假乱真、敦煌“破坏壁画”以及因躲避新中国的执政党而远离故土等等。甚至于他的情感世界就更引人注目：娶过四位太太，还有好几个红颜知己，特别是其中的异国之恋……真是个传奇太多的怪人。    “徐悲鸿曾说：‘五百年来一大千’，至于吗？”我调侃了一句。    谁知这位弃商从文的老兄一句话更让我惊奇瞠目：“岂止五百年，两千年也不为过。”    陆先生的兴致来了，搬出一大摞照片、书信等资料给我看，并虔诚地说：“我虽无缘与大师谋面，却很幸运结识了他晚年最信任的经纪人徐伯郊老先生。收藏业讲究一个‘缘’字，我与大师也算是‘因画得缘’吧。”    这些日记、照片、书信等物件都是徐伯郊留给陆先生的，里面有很多关于张大千不为人知的记事，让我大为惊喜，并在第一时间引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但徐伯郊的名字我却有些陌生。    陆先生接下来讲的关于徐伯郊的故事也一下子吸引了我：    建国初期，徐伯郊曾与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一起受周恩来委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回购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三希堂法帖》之《伯远帖》、《中秋帖》就是当年徐伯郊赴澳门完成收购的。这段回收国宝的往事因当时情况的特殊性而鲜为人知，在这些日记中还有郑振铎当年亲笔传达周恩来“只收国宝，不买古玩”的批示。而由张大千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江堤晚景》两幅国宝级藏画也被徐收入北京故宫。从中看出，徐与张大千的后半生密不可分，从徐的日记口述中解析张大千应该是可靠的。    其实，张大千1949年离开大陆的原委及真实的海外生活才是我最感兴趣的。这里有一个又一个令人眩迷而丰富多彩的故事让我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台湾学者傅申说张是“英雄造时势”，虽然很有分寸地道出了张大千漂泊海外造成心灵归宿上的精神苦闷，但因此所获得的生活物质上的优越，却是大陆所不能相比的。而国内学者李永翘则认为张大千“远走他乡，不辞艰辛”是用毕生精力弘扬中国绘画艺术，“是最大的爱国”。其实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和融入他所处的时代，那么他的艺术作品势必会有迥异于同时代艺术家的不朽之处。    需要特殊强调的一点是，我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包括十几种国内出版的张大千传记时，发现对他后半生在海外的生活描写甚少，并多是浅尝辄止，甚至还有过多虚构成分充斥其中。所以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力求每一个事件都有据可考。    且不论张大千当年辗转海外是无奈还是进取，还原一个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诠释读者最想知道的他真实的心路历程，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    几年来沉湎于一种忘我的写作中是艰苦的，但也很快乐，因为有主人公如此波澜起伏的多彩人生故事让我深深地感动并陶醉其中。能在文字中与大师擦肩而过，对于笔者来说，也是莫大的荣幸！    在此非常感谢香港的收藏家陆海天先生和徐伯郊的义子徐康先生，他们在我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史料；特别要感谢著名鉴赏家、书法家杨仁恺先生，以91岁的高龄为本书题写书名并答疑。同时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国岚女士和责任编辑李爽女士对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文欢    2006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