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争霸3字体修改器:林彪手下四干将夫人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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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手下四干将夫人们的结局
林彪，原名林育蓉，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历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东北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主要军职。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是一个军事天才，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时指挥了有名的平型关战役。在解放战争的五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任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时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辽沈、平津战役，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由于谋划准确、决策果断、指挥得力，几乎是每战必胜。
林彪五岁读私塾，聪明又刻苦。幼时的林彪身材瘦小、面容清秀，柔弱得像个女孩儿，但却有一腔孤傲不群的凌云壮志，于是改名林彪，想添增一点虎气。少年时期林彪沉稳内向，善动脑筋。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十六岁。十八岁时南下广州，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军事，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开始后，林彪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连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中，林彪选择了革命道路，他随本部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随着红军的发展和编制的扩大，1930年6月，林彪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时年二十三岁。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到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林彪始终在第一线坚持指挥战争。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他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到延安后出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解放后，林彪曾称病不出，亲自手书：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携同家人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1973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当吴法宪出现在法庭上时， 其妻陈绥圻还在浙江绍兴县龙虎山林牧场劳动。
1971年10月30日，陈绥圻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经中央批准，结论为：“林彪死党，积极参加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鉴于罪行严重，属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职务， 开除党籍、军籍，交空军送浙江省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1968年5月，由叶群提名，军委办事组下达命令，将本来不是军人的陈绥圻从民航总局调到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
对于叶群的关心，陈绥圻有些受宠若惊。她亲笔给林彪、叶群写信：“您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永生难忘……”此后，在陈绥圻给林彪、叶群的信中，不断出现效忠的语言。
1970年7月，林立果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做了所谓活学活用的“讲用报告”，陈绥圻带头喊起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口号，一连喊了十七句，嗓子都喊哑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吴法宪是最怕死的。实际上他怕死的原因在于有陈绥圻和五个孩子。对妻子的爱怜和对孩子的歉疚使他要争取活下来。
1980年夏天，孩子们来探监。他得知陈绥圻已经从农场回来，而且空军党委已明确指示：“吴法宪的女儿考大学不受吴法宪影响，考得上就上。”他的二女儿吴金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三女儿吴梦璀考上了北京无线电技校。他彻底相信了党的政策，他是几个主犯中交代材料最多的一个。
陈绥圻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长达九年的改造。劳动使她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农场每月发给她五十元生活费，她很节俭，回到北京时还给孩子们带回了一点积蓄。
她是从广播中得知审判吴法宪的。当听到吴法宪还能保住性命的宣判时，她振臂高呼了三遍：“共产党万岁！”不久，吴法宪活着同她见面了。他同陈绥圻在山东济南市过上了他们向往了十来年的平常人的生活
在几名主犯的妻子中，
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的感情生活是最不幸的。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开庭的第二天下午，项辉芳向学习组汇报了自己的四点思想：
一、拥护公审林、江集团，拥护公审黄永胜；二、希望组织上在公审后尽快解决他的结论问题；三、她和孩子有些东西在黄永胜原来的住处，怕被当成黄永胜的东西没收；四、她不是黄永胜的家属，再次提出和黄永胜离婚。
这是一份较有意思的思想汇报，不是简单的划清界限、表明态度。
可以证明，项辉芳同黄永胜在感情上存在矛盾。矛盾之一是黄永胜虽已年过半百，但拈花惹草的习性仍未改掉。黄在聂帅手下工作时，因同一个地主的女儿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挨了批评后才到东北去投奔林彪。
到北京不久，项辉芳给叶群写了一封告状信，告黄永胜喜新厌旧、偷鸡摸狗、感情不专一。她没有想到信和汇报都成了后来叶群俘虏黄永胜的王牌。
项辉芳在黄永胜被羁押时还蒙在鼓里。而且在这之前，项辉芳不管与黄永胜如何吵闹，但为了攀附林、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项辉芳同黄永胜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这在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中已不是什么秘密。黄永胜被羁押后，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 1978年6月定性为林彪死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军籍，送安徽省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在漫长的审查中，她已知道了黄永胜的一切，并决计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
在军事学院的大院里，人们常见到一个憔悴孤单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领取六十元生活费，等待和盼望组织上对她的处理和定论。
后来，黄永胜被判决后，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了婚。没多久，黄永胜保外就医，因病情恶化在青岛结束了生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
经海军党委批准，对李作鹏的妻子董其采进行审查。
董其采对这一决定有点愤愤不平。当李作鹏在关押点感叹这是“城楼失火，殃及池鱼”时，她也在说自己替林彪、叶群当了替罪羊。此时他们似有一种心灵感应。
她同李作鹏俨然是天生的一对顽固分子。在人生旅途中，她同李作鹏配合得十分默契，叶群给她一个很恰当的称谓：董高参。
早在1966年初，董其采就给叶群打电话写信，说：“中央军委和总政的一些人为了保护萧劲光、苏振华，就整李作鹏。
李作鹏现在目标很大，支持他的人很少，在海军不好工作……他只有靠林总了。”
林彪、叶群很喜欢董其采和李作鹏的搭配。1968年5月，董其采在一路绿灯下，调到海军担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以帮助李作鹏策划阴谋。
在林彪几员虎将的夫人中，董其采似乎与一般人不同，她性格古怪。如果走在路上看见哪个人不顺眼，她可以上前将其训哭。如果她不高兴，她会谁也不理。这种性格使得她没有更多地参与林家诸如“选美”和生活一类的事情。但她在给叶群的信中言及“我有千言万语，只等有机会向你倾诉……只有你和林副主席最了解作鹏同志和我”，说明她也有失去个性的时候。
李作鹏接受审判时，董其采正在天津附近汉沽的农场里。她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唯一担心的是李作鹏的心脏病。
董其采在1979年7月至1981年6月的七次申诉中提出：“在长达十年对我的审查中，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已构成对我政治上的诬陷……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坚决要求给予平反……”
尽管如此无理纠缠，中央还是对其实行了宽大政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了监督劳动，开除党籍，撤销原行政职务，定为行政十四级，按退休处理。
之后，她盼望已久的同李作鹏在一起生活的愿望如愿以偿，他们被妥善安置在山西太原市的一套公寓里……
叶群认为，黄永胜的夫人是家庭妇女型，眼光不高，善于计较，不太合群；吴宪法夫人活泼能干，擅长外交，但处事属粗线条；李作鹏夫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参政主事都行，但好面子，摆架子；邱会作夫人脑子灵活，悟性较好，搞阴谋也有一套，办事很得体。因此，叶群比较喜欢邱会作夫人胡敏。
在林彪的几员“虎将”中，
邱会作好色有名，别看他瘦得像一辈子吃咸菜似的，但在寻花问柳上很有一手。“文化大革命”初，由于他生活作风腐化，被造反派当成“花花太岁”批斗，造反 派掌握的情况有根有据，这些让胡敏不会不伤心。
但是，为了顾及家庭的名声，特别是邱会作的地位，一想到这个地位给她带来的荣耀和特权，她就把打掉的牙吞下肚里。胡敏亲自给叶群打电话，请求林彪保护还沾着其他女人体香的丈夫。
待邱会作过了这一关后，她还亲自上街买了一块画匾送给林彪、叶群表示感谢。
她给叶群的诗文中，称叶群的关怀是“母爱”。“九·一三”事件前夕，叶群与胡敏频频通话。12日晚，叶群逃跑前，还问候了邱、胡夫妇，称赞他们给孙子取了一个好名字。为此，胡敏高兴得又唱又跳。次日凌晨，当她得知叶群和林彪已逃跑的消息时，像是当头挨了一棒。
1971年10月12日，即邱会作被羁押十八天后，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开始对胡敏的审查。1978年6月审查结束，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省农场监督劳动。
劳动是艰苦的，使她这个养尊处优、生活奢侈的总后勤部部长夫人极为不适。但她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家乡熟人，这给她后来同邱会作定居西安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方便。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父亲在80年代对我说过，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父亲与林彪在井冈山时代就相识了。虽然经历了林彪在长征路上关我父亲一个月的禁闭，但是父亲认为林彪并没有错。在父亲的晚年曾经几次和我谈起过林彪，由于离开“9.13”事件已经较为久远，所以评价起来比较客观。
在父亲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最为崇拜的无疑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夺取政权后也是如此。正是无比信赖毛泽东，使他对其他领导人都保持一些距离。直到后来的乱世文革，他既没有去接近红极一时的林彪，也没有敢于去探望一些受到冤屈的将领。
说到林彪，父亲其实在长征时就有一段特殊的“交往”。这段交往就是林彪关了我父亲一个月禁闭。在林彪“永远健康”到坠机温都尔汗乃至今天，他始终是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人物，尤其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林彪始终是个谜。父亲在世我多少次地向父亲询问关于林彪的事情。我曾经崇拜林彪，到后来当然是痛恨他。与我们这些不了解林彪的人不同，父亲无论在林彪得势还是林彪遗臭万年，父亲都不是太极端。
父亲是一个很能够打仗的将领，他评价军事家常常是苛刻的，但是谈到林彪，他曾经说：林彪确实是军事天才，是一个历史无法抹煞要载入世界军事史册的大军事家。他如果不是贪恋权位，本来不应该弄得身败名裂。父亲早在延安就听说过一个传说，1939年林彪到苏联治病，林彪的战功已经被苏联军界知道，斯大林也很欣赏这位才32岁的军事天才。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当时苏联虽抱有幻想，也预感到德国军队这股祸水随时会威胁苏联，所以非常担忧。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问起他周围的苏军高级将领，让他们判断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元帅和将军们七嘴八舌，都估计德军会乘胜前行，预料德国军队势头会很猛，初期难以抵挡，但是在故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被拖住，伤耗惨重。
那天林彪也在场，斯大林看了看这位年轻的中国同志，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性格一向冷峻的林彪用一句诙谐的语言回答：“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斯大林换了个提问的方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看得出来，斯大林不是玩笑，他的认真也让将军们围拢过来。
林彪向来喜怒不行于色，他仍然不慌不忙，他稳健地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我感觉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那样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德国军队会难以自拔；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出奇制胜，他会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全力攻击防线深远后方，那么，马其诺防线就会成为一个摆设，战局也会很快明朗”。
看着苏联将帅们依然不解的目光，林彪解释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中国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虽然没有当场批驳林彪，但是心中不以为然，因为这种战法不合常规，而且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远远无法和苏联相比。几个月后，希特勒这个人间恶魔、军事天才力排众议，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坚守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猝不及防，一时大乱。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和他的将帅们大吃一惊，他们佩服起林彪超乎寻常的判断与预测。
父亲说，林彪20岁就显示了打仗的才华，他的个性很强。
父亲几次念叨，像林彪有这样军事战功的人，如果不是起劲打倒那么多人，他怎么也是一位彪炳历史的传奇人物。土地革命时期，一个娃娃年纪的林彪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累迁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成为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
虽然南昌起义和9上井冈山的时候林彪级别低，可毕竟才20岁，从那时起就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被誉为“战神”。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这是共产党抗日战争取得的第一次全歼式的胜利。一夜之间，“常胜将军”的美名传遍神州。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接连指挥辽沈决战、平津决战、渡江战略追击战和解放海南岛等规模巨大的战役，从东北到南疆，林彪和他的四野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不寒而栗。当父亲评价林彪的军事才能的时候总忘不了注释――当然那是毛主席全局统帅的结果。
父亲在1973年“9.13”后对我说：“林彪为什么那么恨朱德、陈毅、贺龙？他面对面骂朱德本事不行，唆使红卫兵斗陈毅、贺龙，架空聂荣臻，其实只有知道那段历史才会搞清楚。前几年的油画把井冈山朱毛会合改成毛林会合，那有点可笑了，但是让林彪做副统帅是毛主席的部署。你记住，对毛主席的任何战略都不能怀疑！所以我从来没有非议过林彪，也没有点穿过和历史事实的不符。其实我在井冈山我还不清楚？林彪所以飚升很快，得益于他有两个很有出息的堂兄林育南、林育英，他们都是早期的革命家。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当然后来他在党内地位显赫，那的确是他的战功。林彪19岁的时候就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但无论南昌起义还是井冈山，林彪的确是个小人物，贺龙、陈毅、聂荣臻在元帅中排名靠后林彪，可是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连后来的周士第上将也是二十五师师长，可是林彪只是七连连长。而且很多人不清楚，林彪是南昌起义后一天随部队到达的。前几年把林彪捧上天，他自己也飘飘然，可是想起那些老帅当年都比他高出很多，心里也不是滋味吧。
父亲接着说：林彪当然有军事才能，南昌起义后带七连到前线作战。只有20岁的林彪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很强，果断沿着一条干水沟从敌人侧翼进攻，敌人没有料到，仓皇撤退，从此七连名声大振，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他很能打仗。二十岁，放在现在是插队学生的年龄。但是林彪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个性，有一次他带七连参加战斗，战斗非常残酷，双方死伤惨重，林彪考虑到保存自己连队的实力，便悄悄后撤。其实在我们军队的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现象，军队指挥总是不愿自己的部队遭到重创，但是如果大部队统一行动，就会因为一支部队的退缩影响大局。后来毛主席多次批评“山头主义”，这其实也是“山头主义”的表现之一。当时战场指挥是陈赓，别看陈赓后来是大将，那个时候比林彪职位高多了。陈赓看到这个情形，就冲林彪嚷嚷开了，林彪还解释。陈赓哪里有时间听，战场十万火急，陈赓说：“你再退我就枪毙了你！”这样林彪才指挥七连全线出击。
不管口号是谁提出的，文革小组的斗争已经涉及到了军方高层。当时的上将萧华被抓，使得江青与军方之间的矛盾一度激化，也激怒了林彪。
《徐向前传》记载，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萧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站出来辟谣。
陈伯达、江青等人又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说 “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彪，破坏文化大革命，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
叶剑英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剑英在退出会场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此事。
当天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萧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叶剑英气愤他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叶剑英还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
据吴法宪回忆，在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
“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当时在军内、党内的威望很高，而且随着刘少奇的失势，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热门人选。也许正因为如此，林彪有恃无恐，对江青大吼大叫。
林彪搬出了毛泽东，他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发怒的过程中，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她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赶紧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但林彪仍然不放过，他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不料江青的话使林彪更加愤怒，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正当此时，林彪的妻子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林彪终于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来了。
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吴法宪后来说：“这次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不满，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双方的斗争，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庐山会议。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以上情节，并非吴法宪本人亲身经历。以吴法宪1967年2月时的身份，他不可能身处现场。那么，这样“详尽”的、绘声绘色的事情经过，是否当事人告之吴的？吴没有特别交代。上述引文中有一处提及“叶群事后告诉我”，联系上下文意，林彪怒斥江青一事似乃叶群事后的转告。
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还说，以往媒体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
固然，萧华一事是导火索，但令林彪发怒的真正原因还是文革要搞乱军队，作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必须力保军队不乱，这是他的根基所在。江青将手伸向军队，无疑是动了林彪的地盘，林彪自然要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