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世界法师100级法杖: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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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造字方法——“六书”本义
（摘自拙著《汉语的音义起源·自序》）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但具体是指哪六书，其含义是什么？没有说。但可以肯定是指汉语的造字法则，可惜战国时代的战乱纷纷，特别是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其本义已不可知。汉字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造的，遂成千古之谜。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解六书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算是已知的最早解释。
许慎在《说文》中进一步明确为：“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以后基本上以此为定论。
汉字是形音义一体的，但《说文》似乎割裂了它们，以至于所解的“六书”，显得十分牵强。为了使显得合理，《段注》将其进行了补充；现根据其注解进行分析：
《段注》以为“指事之别于象形者，形谓一物，事晐众物。指事不可以会意殽，合两文为会意，独体为指事。”意即指事为独体字，且不是指具体某物的字。《说文》举例为“上、下”，可甲骨文的“上下”实际上就不是独体字，而是用一长一短的两横表示某一平面的上面或下面。
《段注》以为“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独体如日月水火是也；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从目而以象其形，箕从竹而以 象其形……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軵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意即象形分独体与合体。其实象形字应为整体象形，不应该有独体与合体的区别，《段注》的所谓合体，其实是后来的画蛇添足，按形声的法则添上去的，不能算象形字了，其所举“箕”就是这样；但“眉”还是象形，没有“目”，是看不出眉毛的样子的。
《段注》以为“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意即形声字是义旁+声旁的合体字。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声旁都跟义相关，都算是“合体主义”；否则，“江河”有什么区别呢？“江”从“工”，音从“鸿”，指大雁的以此为界，南来而北往；“河”从“可”，音从“鹅”，指天鹅生活在黄河流域；雁鹅本属于一类，都是大型水鸟，离不开河流，故“江河“以其叫声为声。
《段注》以为“会者，合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意即义符+义符的合体。因此，“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看起来好象没有问题，但“武”实际上是“戈”所“止”，“止”是脚趾，指到、走，意即加以兵器。所以会意也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同时，字的读音从哪里来的呢？它跟义有什么关系？
对于转注，《段注》没有注解，根据《说文》自己的解释，当如“考、老”一般，义本相同，但读音不同，便用同一部首将其归类起来。实际上，“考老”不过是同音同义而异形而已。
对于假借，《段注》以为“讬者，寄也。谓依傍同声而寄于此，则凡事物之无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辗转而为之。是谓假借。”意即同义复合，同音通假。实际上，“令”发命令的人；“长”，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它们的意义本相近，完全可以通用，不存在假借的问题。
可见，《说文》对六书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段注》自然也没法将其讲明白。但《说文》所讲的“六书”名词应该不是凭空杜撰，错在只是把它们理解为字的构造法则。
纵观汉字，“六书”法则的体现，在于形音义上：
首先在字形上，所有的汉字都可以谓之为象形。但某一具体物，可以用一体象形来表现；而更多的事理，本没有具体的形，所以便无直接的形可象，于是便采取比拟的办法，用其它有形的字来组合，具体的为“指事”；抽象的为“会意”。因此，在字形的构造上，实只有这三种。
但文字毕竟不是图画，文字要求简单易写；因此，汉字的象形往往只取某一特征，如以“匕（翅膀）”象鸟、“角”象牛。可有翅膀的不只是鸟，还有飞虫；而且即使都指鸟，可鸟的种类有那么多。有角的也不只牛，还有羊、鹿等。这可谓为“一象多物。”相应的，由于只取某一特征为象，取鸟翅膀指鸟，取鸟啄自然也是指鸟；同时，即使是整体象形，还有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导致差异，如“象、襄”都是大象的整体象形，可由于视觉上的一前一后的区别，导致字形迥异；这可谓之为“一物多象。”在辨析汉字字形时，必须注意这两点。
其次在读音上。形音一体的，可谓之为“形声”，形即声的意思；这些字主要是指那些独体象形并能发声的物体，诸如“牛羊马犬象”等字，它们是汉语的音义之源。如果说真正要模拟出原始汉语的发音，应该就是这些音源字所指物的发声。
而大部分字所指的事物是没有具体的可作代表性的声音的，于是便根据其形状、意义等，与有声汉字的相关性来进行假借。如“上”，本是抽象性的，无声可言，便抓住其由低到高的概念，借鸿雁高飞的特征而借其为音；“牙”，虽是具体物，却不会自发声音，便抓住其形状象鸭嘴而借鸭为声。
因此，汉语的读音，受音源物的制约性较大。那些发音比较单纯的物体，如燕子，其叫声变化不大，因此其字族的读音也就比较单纯；而那些发音有变化的，如鸡，雏鸡、成鸡、公鸡、母鸡的叫声都不一样，因此其字族的读音也就比较复杂。另外，不同的物体，所发出的声音相似，这是最容易混淆的；加上汉字的单音化，更使本来有区别的声音模仿起来也会相似；如牛、羊、猫、狗、鹿等，其叫声本有不同，但模拟出来的就难以分辨，导致“iu、ao、ou”的混同性很强。所以，要准确地判断某一汉字的音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要因此建立精确的汉语音义体系，没有人为的规定性也是做不到的。
由于语言声源的这种模糊性和多元性，即使是同一语言，也就必然会导致各地的方言差异；而如果所生活的环境不同，所模拟的音源物也就会不同，这就必然会导致即使同是原始社会，虽然各地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样，而所形成的语言也会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间的差异性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导致汉字的一字多音的根本原因。
至于借音，就存在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借音的方式主要为“因形借音”和“因义借音”。形既存在“一物多象”，义即存在一字多义，自然所借音也就不同；何况所能借的音源体系，本多交叉混同，自然影响借音的多元化。如蜘蛛，因其是无声的，只能靠假借，如“蟙、蟿、蟢、蠿、蜱、蚿、蛛、蠨、蛧”都是指蜘蛛，分别取其吐丝、结网、高悬、驻中等特征而借音于隹、燕、蜂、牛、虎等。
再就是在意义上。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产生的意义也就不同；而时代的变迁，新的事物被不断发现和创造，需要用相应的语言文字来表现，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用已有的语言文字来指称；因此，同一汉字，所表达的意义也就多样，如老虎，老虎的毛色为黄色，用以指颜色为黄色的物体；老虎凶猛异常，用以指发狂；老虎是百兽之王，用以指首领等；起初表达的意义简单，本用象形字“王、黄”就可以了，但随着语言的要求准确，便只好添加其他义符来细化，加“犬”为“狂”，加“石”为“磺（矿）”，加“白”为“皇”等。这可称之为转注。
字根性的汉字其实不到三百个，其它汉字都属于这类转注字。受字形、读音的制约，也为了方便于记忆，单音字进一步发展成为复合词，从而使汉语保持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如上所述，所谓“六书”，的确是汉语的基本法则，但不只是在字的构造上，而是体现在形音义三个方面。
因此，这些法则体现在具体某字上时，则至少有两种，如“牛”，本是牛的象形，音即本来发声，属“象形+形声”；“好”，“女、子”合起来指生育之事，取小孩出生时的哭声为音，属“指事+形声”。
但象“匡”这类字则较麻烦，而且这类字是汉字的主体，在《说文》中被称为形声字，即“匚”为形，表义；“王”为声，无义。可实际上“王”是表义的，由虎皮的颜色会意指矿藏。所以，按前例说它就很难做到妥当，从字形上来说，说其象形，它又是合体字；说它是指事，“匚”又的确是象形。从读音上来说，说它是假借，“王”却又是形声；说它是形声，“匚”又是不表声的。因此，它属于汉字因多义而孳乳的新字，属于“会意+形声”。而“框”，则是在“匡”的基础上的转注，则属于“转注+形声”。
为了方便，以区别于《说文》所说的约定俗成的“六书”，我认为还复为班固的“六书”要恰当一些，即“象形、象事，象声、假借，象意、转注”。
汉语的发展可以依次描述为：
“象形+象声”，如“牛羊”，字音即所指物的发声，是最原始的字根，是汉语的音义元素；“象形+假借”，如“日月”，字所指物本无声，因义而借鸡（鸡鸣日出）鹅（月色月状如鹅）的叫声为字的读音，是汉字语音化的基础。
“象事+象声”，如“好（孩子生下时的哭声）”；“象事+假借”，如“明”；“象意”的字既表抽象事物，自然是无声可象，只能是假借，属“象意+假借”，如“上下”，是汉语成熟化的标志。
读音在所注字根中的字，如“涯框”，音从“厓”从“匡”，可拆为“水厓、木匡”，才是“转注”。而如“件”，借燕为音，当为“象事+假借”；如“卡”，借鸭为音，当为“象意+假借”；拆开后已非原义，故不能算转注。“转注”是汉语精确化、简练化的需要，从而派生出无穷无尽的新字。为了书写和识记的方便，这一法则发展到极致后（三到四个字的组合），被复合词所代替，《说文》所谓的形声字大都属于次类。
因此，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应该是跟人类文明的进程相辅相成的，它不应该是几千年的问题，而是跟人类的进化一样古老。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而说的内容就是当时的现实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食物、危险、繁殖；人应该起初就是能够自由活动双手的两脚动物，因此能够将要说的内容按象形的法则摹写下来，这就是文字。因此，最初的语言，应该都是象形和摹声的，其内容就包含在文字和声音中，是形音义一体的，没有谁先谁后之分。这也是世界上的初始语言看起来都颇为相似的根本原因；汉语是唯一成熟的没有消亡过的原生态语言，所以一直保持着语言本身的面貌；但其他几大古文明语言，都消亡了，只保留声符，造成形音义的脱节。所以，要研究语言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汉语。要弄清汉语的音义起源，不能不推翻《说文解字》以来对“六书”的认识，重新弄清“六书”的本义。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作 者】白兆麟
【作者简介】白兆麟(1937-)，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关 键 词】六书/构形/假借/转注/形声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3)02-0062-05
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有一桩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十一种“构形模式”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有益的思想，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就能够深入理解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与演化，理清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完善符合汉字实际的文字学理论，确立当前汉字简化的原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带要说的是，本文意在理性辨析，不在文字考证，加之排版困难，所以举例时不出现古文字，而以能说明问题的楷字为例。
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三、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1、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2、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3、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等。
4、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四、“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收稿日期：200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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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拙著《汉语的音义起源·自序》）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但具体是指哪六书，其含义是什么？没有说。但可以肯定是指汉语的造字法则，可惜战国时代的战乱纷纷，特别是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其本义已不可知。汉字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造的，遂成千古之谜。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解六书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算是已知的最早解释。
许慎在《说文》中进一步明确为：“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以后基本上以此为定论。
汉字是形音义一体的，但《说文》似乎割裂了它们，以至于所解的“六书”，显得十分牵强。为了使显得合理，《段注》将其进行了补充；现根据其注解进行分析：
《段注》以为“指事之别于象形者，形谓一物，事晐众物。指事不可以会意殽，合两文为会意，独体为指事。”意即指事为独体字，且不是指具体某物的字。《说文》举例为“上、下”，可甲骨文的“上下”实际上就不是独体字，而是用一长一短的两横表示某一平面的上面或下面。
《段注》以为“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独体如日月水火是也；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从目而以象其形，箕从竹而以 象其形……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軵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意即象形分独体与合体。其实象形字应为整体象形，不应该有独体与合体的区别，《段注》的所谓合体，其实是后来的画蛇添足，按形声的法则添上去的，不能算象形字了，其所举“箕”就是这样；但“眉”还是象形，没有“目”，是看不出眉毛的样子的。
《段注》以为“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意即形声字是义旁+声旁的合体字。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声旁都跟义相关，都算是“合体主义”；否则，“江河”有什么区别呢？“江”从“工”，音从“鸿”，指大雁的以此为界，南来而北往；“河”从“可”，音从“鹅”，指天鹅生活在黄河流域；雁鹅本属于一类，都是大型水鸟，离不开河流，故“江河“以其叫声为声。
《段注》以为“会者，合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意即义符+义符的合体。因此，“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看起来好象没有问题，但“武”实际上是“戈”所“止”，“止”是脚趾，指到、走，意即加以兵器。所以会意也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同时，字的读音从哪里来的呢？它跟义有什么关系？
对于转注，《段注》没有注解，根据《说文》自己的解释，当如“考、老”一般，义本相同，但读音不同，便用同一部首将其归类起来。实际上，“考老”不过是同音同义而异形而已。
对于假借，《段注》以为“讬者，寄也。谓依傍同声而寄于此，则凡事物之无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辗转而为之。是谓假借。”意即同义复合，同音通假。实际上，“令”发命令的人；“长”，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它们的意义本相近，完全可以通用，不存在假借的问题。
可见，《说文》对六书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段注》自然也没法将其讲明白。但《说文》所讲的“六书”名词应该不是凭空杜撰，错在只是把它们理解为字的构造法则。
纵观汉字，“六书”法则的体现，在于形音义上：
首先在字形上，所有的汉字都可以谓之为象形。但某一具体物，可以用一体象形来表现；而更多的事理，本没有具体的形，所以便无直接的形可象，于是便采取比拟的办法，用其它有形的字来组合，具体的为“指事”；抽象的为“会意”。因此，在字形的构造上，实只有这三种。
但文字毕竟不是图画，文字要求简单易写；因此，汉字的象形往往只取某一特征，如以“匕（翅膀）”象鸟、“角”象牛。可有翅膀的不只是鸟，还有飞虫；而且即使都指鸟，可鸟的种类有那么多。有角的也不只牛，还有羊、鹿等。这可谓为“一象多物。”相应的，由于只取某一特征为象，取鸟翅膀指鸟，取鸟啄自然也是指鸟；同时，即使是整体象形，还有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导致差异，如“象、襄”都是大象的整体象形，可由于视觉上的一前一后的区别，导致字形迥异；这可谓之为“一物多象。”在辨析汉字字形时，必须注意这两点。
其次在读音上。形音一体的，可谓之为“形声”，形即声的意思；这些字主要是指那些独体象形并能发声的物体，诸如“牛羊马犬象”等字，它们是汉语的音义之源。如果说真正要模拟出原始汉语的发音，应该就是这些音源字所指物的发声。
而大部分字所指的事物是没有具体的可作代表性的声音的，于是便根据其形状、意义等，与有声汉字的相关性来进行假借。如“上”，本是抽象性的，无声可言，便抓住其由低到高的概念，借鸿雁高飞的特征而借其为音；“牙”，虽是具体物，却不会自发声音，便抓住其形状象鸭嘴而借鸭为声。
因此，汉语的读音，受音源物的制约性较大。那些发音比较单纯的物体，如燕子，其叫声变化不大，因此其字族的读音也就比较单纯；而那些发音有变化的，如鸡，雏鸡、成鸡、公鸡、母鸡的叫声都不一样，因此其字族的读音也就比较复杂。另外，不同的物体，所发出的声音相似，这是最容易混淆的；加上汉字的单音化，更使本来有区别的声音模仿起来也会相似；如牛、羊、猫、狗、鹿等，其叫声本有不同，但模拟出来的就难以分辨，导致“iu、ao、ou”的混同性很强。所以，要准确地判断某一汉字的音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要因此建立精确的汉语音义体系，没有人为的规定性也是做不到的。
由于语言声源的这种模糊性和多元性，即使是同一语言，也就必然会导致各地的方言差异；而如果所生活的环境不同，所模拟的音源物也就会不同，这就必然会导致即使同是原始社会，虽然各地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样，而所形成的语言也会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间的差异性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导致汉字的一字多音的根本原因。
至于借音，就存在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借音的方式主要为“因形借音”和“因义借音”。形既存在“一物多象”，义即存在一字多义，自然所借音也就不同；何况所能借的音源体系，本多交叉混同，自然影响借音的多元化。如蜘蛛，因其是无声的，只能靠假借，如“蟙、蟿、蟢、蠿、蜱、蚿、蛛、蠨、蛧”都是指蜘蛛，分别取其吐丝、结网、高悬、驻中等特征而借音于隹、燕、蜂、牛、虎等。
再就是在意义上。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产生的意义也就不同；而时代的变迁，新的事物被不断发现和创造，需要用相应的语言文字来表现，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用已有的语言文字来指称；因此，同一汉字，所表达的意义也就多样，如老虎，老虎的毛色为黄色，用以指颜色为黄色的物体；老虎凶猛异常，用以指发狂；老虎是百兽之王，用以指首领等；起初表达的意义简单，本用象形字“王、黄”就可以了，但随着语言的要求准确，便只好添加其他义符来细化，加“犬”为“狂”，加“石”为“磺（矿）”，加“白”为“皇”等。这可称之为转注。
字根性的汉字其实不到三百个，其它汉字都属于这类转注字。受字形、读音的制约，也为了方便于记忆，单音字进一步发展成为复合词，从而使汉语保持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如上所述，所谓“六书”，的确是汉语的基本法则，但不只是在字的构造上，而是体现在形音义三个方面。
因此，这些法则体现在具体某字上时，则至少有两种，如“牛”，本是牛的象形，音即本来发声，属“象形+形声”；“好”，“女、子”合起来指生育之事，取小孩出生时的哭声为音，属“指事+形声”。
但象“匡”这类字则较麻烦，而且这类字是汉字的主体，在《说文》中被称为形声字，即“匚”为形，表义；“王”为声，无义。可实际上“王”是表义的，由虎皮的颜色会意指矿藏。所以，按前例说它就很难做到妥当，从字形上来说，说其象形，它又是合体字；说它是指事，“匚”又的确是象形。从读音上来说，说它是假借，“王”却又是形声；说它是形声，“匚”又是不表声的。因此，它属于汉字因多义而孳乳的新字，属于“会意+形声”。而“框”，则是在“匡”的基础上的转注，则属于“转注+形声”。
为了方便，以区别于《说文》所说的约定俗成的“六书”，我认为还复为班固的“六书”要恰当一些，即“象形、象事，象声、假借，象意、转注”。
汉语的发展可以依次描述为：
“象形+象声”，如“牛羊”，字音即所指物的发声，是最原始的字根，是汉语的音义元素；“象形+假借”，如“日月”，字所指物本无声，因义而借鸡（鸡鸣日出）鹅（月色月状如鹅）的叫声为字的读音，是汉字语音化的基础。
“象事+象声”，如“好（孩子生下时的哭声）”；“象事+假借”，如“明”；“象意”的字既表抽象事物，自然是无声可象，只能是假借，属“象意+假借”，如“上下”，是汉语成熟化的标志。
读音在所注字根中的字，如“涯框”，音从“厓”从“匡”，可拆为“水厓、木匡”，才是“转注”。而如“件”，借燕为音，当为“象事+假借”；如“卡”，借鸭为音，当为“象意+假借”；拆开后已非原义，故不能算转注。“转注”是汉语精确化、简练化的需要，从而派生出无穷无尽的新字。为了书写和识记的方便，这一法则发展到极致后（三到四个字的组合），被复合词所代替，《说文》所谓的形声字大都属于次类。
因此，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应该是跟人类文明的进程相辅相成的，它不应该是几千年的问题，而是跟人类的进化一样古老。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而说的内容就是当时的现实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食物、危险、繁殖；人应该起初就是能够自由活动双手的两脚动物，因此能够将要说的内容按象形的法则摹写下来，这就是文字。因此，最初的语言，应该都是象形和摹声的，其内容就包含在文字和声音中，是形音义一体的，没有谁先谁后之分。这也是世界上的初始语言看起来都颇为相似的根本原因；汉语是唯一成熟的没有消亡过的原生态语言，所以一直保持着语言本身的面貌；但其他几大古文明语言，都消亡了，只保留声符，造成形音义的脱节。所以，要研究语言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汉语。要弄清汉语的音义起源，不能不推翻《说文解字》以来对“六书”的认识，重新弄清“六书”的本义。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作 者】白兆麟
【作者简介】白兆麟(1937-)，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关 键 词】六书/构形/假借/转注/形声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3)02-0062-05
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有一桩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十一种“构形模式”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有益的思想，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就能够深入理解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与演化，理清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完善符合汉字实际的文字学理论，确立当前汉字简化的原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带要说的是，本文意在理性辨析，不在文字考证，加之排版困难，所以举例时不出现古文字，而以能说明问题的楷字为例。
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三、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1、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2、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3、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等。
4、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四、“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收稿日期：200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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