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

在古今中外文学的大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否存在，不如讨论这一思想在现代世界和现代视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否具有自身的体系，不如思考这一传统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境域之中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我们将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与现代的）视为一整套体系，并以之作为参照系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传承与变异中原本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存在，是一种历史传统，只是当我们借用西方文学思想的话语（如本体论、创作论、形式论、鉴赏论等等）时，往往无法恰当地解说它的内涵，甚至无法满意地勾勒它的轮廓。因此，面对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我们时时感到惶恐和困惑：我们能感性地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存在，却无法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一旦我们想要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它要么就像水银一样从我们的手指间无声无息地悄悄溜走，要么就如橡皮块一样被我们随心所欲地拿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许正如苏东坡所感叹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中国学人生于斯，长于斯，反而对中国文学传统难以言说，或者信口胡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步入20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困境，而是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医药，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藏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数千年来屡试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病症。可是，20世纪以来，当人们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体系中之后，中医药就似乎不那么灵光了，至少是不能“独立行医”了。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医兼治”之术，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 
 　　于是，“画眉深浅入时无”，成为中国传统文明扣击现代文明之门时经常发出的疑问。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应对现代社会的严峻挑战，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适应现代社会，发掘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用性”：一种选择是坚守传统立场，发扬文学传统在文化传承中的“自足性”。章太炎在谈到传统学术研究时说：“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与王鸣鹤书》）也许有感于20世纪初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严重困境，章太炎更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自足性”，而我则宁可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双重选择。我同意魏源所说的：“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默觚·治篇五》）我认为，只有积极地适应现代社会，才能有效地改善古代文学研究的外部生态环境，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寻找更多、更好的契机；而只有积极地坚守传统立场，才能有效地激发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生存能力，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强、更盛的活力。换句话说，古代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凭借一整套生生不息的传统学术资源和传统学术规范，去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确立自身精神价值，传播潜在文化意义的。 
 　　一方面，“传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学研究自立于学术之林、自立于社会之中的根基。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能脱胎换骨。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正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珍视。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讲学，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亲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对每一处古希腊或古罗马遗址的珍爱，对每一尊历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的保护，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叹。中国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损毁而现在仍在继续损毁的文化遗产是难以计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对“传统”的珍视。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墙的拆毁，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扩建，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对眼下二环路沿线建筑的大规模拆建，人们已显得“心平气和”了。损毁了的文化遗产是永远不可能重新修复的，哪怕是一部古籍，毁了一本，天地间就将少了一本。新修的北京大观园、武汉黄鹤楼等所谓“古迹”，固然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斩断“传统”，必须永葆“传统”，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当然，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古代文学也不能置身世外，漠然处之。在“技”的层面，古代文学研究无疑需要接受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洗礼。例如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等研究的深入发展，的确大大改变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手段、研究工具，为古代文学研究开拓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崭新天地。而我更为看重的是在“道”的层面，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积淀着中国人的智慧，昭示着中国人的心灵，它应该也完全可以为重塑中国人的形象贡献宝贵的文化资源。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陆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古今对话，是传统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有自身独立精神文化传统。“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断的红丝”，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不是简单地汲取古代文学思想的精华，也不是简单地继承古代文学思想或宏扬古代文学思想，而是能动地选择和激活古代文学思想，从而积极地参与现代文学理念的建构，并且不断地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