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好斗角斗士:1978年陈云“放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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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陈云“放炮”始末2008年05月08日 11:33《大东方》【大 中 小】 【打印】 相关标签: [中共] [陈云]

华国锋宣布的三项议程都是经济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陈云率先“放了一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炮弹”使会议气氛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分在东北组。东北组召集人是王恩茂、任仲夷、肖克、杨勇。陈云同志也编在这个组参加讨论。讨论的第一天,陈云同志就发了言。……

“陈云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

“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