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坐标怎么看:陈云与拨乱反正（陈雪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无畏精神，对推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思想上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坚持实事求是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既造成了党的指导思想难以拨乱反正，又严重妨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进行。

这个错误方针一出现，1977年4月，首先受到尚未恢复领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邓小平又正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然而，提出“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坚持这个错误方针，在1977年8月，以全面贯彻这个错误方针为指导，召开党的十一大，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坚持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继续高举所谓“三面红旗”。

现实告诉我们，两种根本对立的指导方针，尖锐地摆在全党的面前。就在这种严峻的关头，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可以说，这是为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找出了头一个重炮，催人猛醒。陈云开宗明义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陈云强调：“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到应有的高度，深刻地告诫全党解决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当务之急。陈云还指出：“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不是满腔热情地完整地准确地解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说到底，党内一些干部在思想路线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陈云这篇论文当时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二、组织上拨乱反正，着重解决干部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党的组织的破坏最严重的莫过于干部队伍。在拨乱反正中，陈云以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抓住干部问题的正确解决，作为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切入点和关键，作出了巨大而非凡的贡献。

（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是实践冤假错案平反的杰出推动者和坚强的领导者之一，使组织路线的“拨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交了“粉碎‘四人帮’后面临“两件大事”的书面发言。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工作和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这是组织路线开始拨乱反正的第一炮，也是在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上对“两个凡是”错误的抨击。尽管中央主要领导还极力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仍不遗余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干部工作。他认为“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多么的重要。他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为不少老干部恢复工作，创造条件。如陈云向中央转交了黄克诚夫人的信，请求同意黄回京治疗眼疾，为他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所谓“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陈云又向中央转交了有关陶铸、王鹤寿问题的信，并建议先将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治病，重新审查他们的问题。他还指出，他们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这个案子涉及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他们的问题很有必要。陈云还布置有关同志搜集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准备适当时机为潘案平反。

陈云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所作的系统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事求是的切中要害的发言，站在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高度，郑重地提出了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的六条意见：（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的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过把他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批评。这篇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一石引起千层浪，与会同志纷纷表示赞成陈云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并作出决定，宣布平反“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关于陶铸的问题、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关于一些地方重大事件。此外，关于揭发康生、谢富治的严重问题。这个重大决策，表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胜利，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领导中纪委，直接主持平反了一些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冤假错案，例如刘少奇、潘汉年、瞿秋白的冤案。正如中纪委研究室撰文所指出的：“这些重要案件的正确处理，对于明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推动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实现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二）旗帜鲜明地提出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使组织路线的“反正”取得重大的成果

陈云在积极领导干部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同时，还致力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问题。他曾说：“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的死亡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下面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几人。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这番情景真切的话语，可见陈云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这件大事心急如焚。1981年5月，陈云写成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送中央。同年7月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讲话。这两篇文献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的指导性文献，使党的组织路线的“反正”取得重大成果。

陈云运用我党历史上中青年干部成长的经验，借鉴国外提拔使用中青年的做法，全面分析中青年干部的优点、缺点和弱点，有理有据地说服不同认识的同志。陈云特别提出要重视提拔40岁以下的干部，而且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人。同时，陈云鲜明地提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清除出来。

实践告诉我们，陈云关于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的重大决策的落实，使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解决干部队伍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

三、政治上拨乱反正，纠正“左”的指导思想，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我们党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陈云同志同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一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浩然正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们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纠正“左”的指导思想

陈云同志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继而纠正经济建设工作中“左”的错误，系统地总结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推动全党重新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为了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陈云特别注重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中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的大局，经济调整目的是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陈云在1978年11月26日指出：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我国目前的大局。陈云是维护这个大局实践这个大局的典范。同年12月10日，陈云再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他强调我们要坚持事求是，就要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并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精心指导经济调整工作，他强调经济调整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在这次调整中，1979—1980年着重解决农、轻、重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1980—1982年着重削减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消费，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经济局势；1983—1984年着重在深入调整中积极改革投资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陈云在历时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善于驾驭全局，精心组织和落实，全面完成调整经济的主要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陈云认为：“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