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千佛寺:第四部分 在动乱和拨乱反正时期

第四部分 在动乱和拨乱反正时期

（一）动乱时期

1，在1966年上半年，就有许多征兆。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陆续出炉。待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会，炮打司令部，以及《5。16通知》，林彪大谈政变的讲话广泛传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动乱接踵而至。到处一片打倒声，1967年春，更由上海引发的“夺权”遍及全国。十年动乱的祸害之巨，难以言表，集中表现为人和物的被摧残，是难以弥补的。果然有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然毛主席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成败一萧何，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大悲剧。

2，“四清”运动后，党校办过两期巩固“四清”成果的培训。因王兆铭于运动中出任严桥公社工作队长，被留在了严桥公社任党委书记，孙宏业还在市委党校学习未回来。培训组建了临时班子，包大华主持，三驾马车是王德生为组织，邱秀（女胃）为文秘，我为教务。培训结

      第四部分 在动乱和拨乱反正时期

（一）动乱时期

1，在1966年上半年，就有许多征兆。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陆续出炉。待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会，炮打司令部，以及《5。16通知》，林彪大谈政变的讲话广泛传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动乱接踵而至。到处一片打倒声，1967年春，更由上海引发的“夺权”遍及全国。十年动乱的祸害之巨，难以言表，集中表现为人和物的被摧残，是难以弥补的。果然有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然毛主席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成败一萧何，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大悲剧。

2，“四清”运动后，党校办过两期巩固“四清”成果的培训。因王兆铭于运动中出任严桥公社工作队长，被留在了严桥公社任党委书记，孙宏业还在市委党校学习未回来。培训组建了临时班子，包大华主持，三驾马车是王德生为组织，邱秀（女胃）为文秘，我为教务。培训结束，党校班子也基本上定下来了。由高行中学调来颜文郁任常务副校长。王德生，邱秀（女胃）均提拔去公社，镇任领导工作去了。我们要求把王银海留了下来搞文秘工作（未几就回去了），加上孙宏业已从市委党校学习回来，后勤还添了个仇文祥，党校似乎可以运转了，其实也没法运转，暴风雨已经来了。

3，运动刚开始时，心情是很亢奋的。想不到在我们党内真还深埋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乘着毛主席健在，及时挖出，可保人民江山长治久安。孙，王和我到处打听内部消息，以便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消息的主渠道是市委党校，我和孙都曾较长时间在市委党校学习，人头熟悉。且那里有我们当年学习的辅导老师程绮华，调在市委写作班子，时任由徐景贤为一把手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三把手（程绮华同志的遭迂也很惨，因她和她的丈夫张六吉，先后得罪了王洪文和张春桥，张六吉同志被王整死）。因此，我们对市委党校是亦步亦趋。成立造反队，批杨献珍，批几年来学习中的“向党出气”，直至外出批判王兆铭。不过，我们还属“秀才造反”，虽亦高喊“打倒”，却是动嘴不动手。看到人家动粗的，还不以为然，觉得是违反政策。

4，待等自己一向敬佩的领导人被打倒，才引起思考。一个万景亮，一个曹匡人。是我来浦东后长期相处的领导人，素所敬佩，却一个一个都被打倒了。尤其曹当时已调任奉贤县委书记，奉贤虽有两派主张，但曹新来乍到，没有足以打倒他的依据，多数派已解放并结合他进县革会班子。硬是被川沙一帮“知情人”，远征奉贤，去打倒了他。孙是我们的造反队长，他也深知曹是个好干部，却顾虑被人骂保皇派，不顾我的坚决反对，也去参加了远征。于是我贴出大字报，声言曹是好干部，声明退出造反队。由此我这“老保”在川沙县级机关出了名。也好，我可跳出运动，当我的消遥派，潜心学习起中文打字来。

5，要想置身事外，完全不问运动，是不可能的。1967年春，川沙算跟的特别紧吧，在全市率先“夺权”，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党校亦得运转，办起公社镇三结合干部学习班。我不是造反派，不能进入学习班的领导班子，就帮着干些杂务。孙向前来坐镇学习班的县革会副主任张震言建言，需要我参与学习领导，张找我谈话，要我树立正确认识，回到造反队，以便参加办班工作。我据理力争，谈话不欢而散。听说张在向学员讲话时说，“还当理论教员呢，做干部亦没资格。”过不几月，县级机关三脱离学习班，在江镇营房举办，张背着铺盖到了我们班，我想这次完了，张找我算账来了。当时凭我那些一时高兴的胡说八道，是足以让我“不得翻身的”。说亦讽刺，动员大会上，宣布张靠边站，专案审查其历史。尤其让我惊奇的是，我被宣布为专案组成员。亦是天道好还吧！我可没有害他之心。

6，不知高行中学的造反派，用了何种手段，给他们查阅到了颜文郁的人事档案。发现颜曾被捕的经历，并认定审干结论不清。孙宏业据此向县革会汇报，得到指示，让党校，宣传部联合审查。于是由孙宏业，姜国民，吴元凯，仇文祥和我五人为材料员，外出调查和内部交锋结合。查得旧档案颜于日伪时，与支部书记崔政康一起被捕，崔被杀害，颜得交保释放的记载，但无具体情节。于是我们设定以查得原始案卷作假象，配以政策攻心，果令颜慌了阵脚。在面对面的交锋时，要求稍事休息，给以考虑。接着主动交代被捕后曾领捉交通员戴午贤，得以释放的过程。要求宽大处理。经再次调查核实，戴确于此时被捕并被杀害。据此，以叛徒报批。关于颜的问题，在运动后期结案时，以无过硬证据为由，以错案被一风吹掉，我思想上是不服的。证据不足，不据以定案是对的。只是我们的审查，虽用了点策略（噱头），用了政策攻心，却无丝毫逼供信，更没对他动过一手指，完全靠说理。且自审查结束，到运动后期，长达六七年时间，其本人从未翻供。怎么会是错案呢？

7，我在张震言专案组没多久，就被开革了，没宣布什么理由。我当然知道，是我的社会关系问题，我有个舅父在台湾。从此，无论是选拔材料员，还是提干，我都背着个社会关系（当时称“海外关系”）的包袱。尤其1973年，我在杨思公社期间，召开党代会，改选党委班子。酝酿上报中我被推荐为候选人，到得县里就被拉掉了。书记怕我闹情绪，召我谈话，我说不必谈了，我早就预见这结果的。书记打算因人设事，让我当党委秘书，我谢绝了，此是后话。

8，1968夏，县级机关留下少量人员应付日常工作（称小班子），其余全集中至江镇营房（称大班子），举办三脱离学习班。这个运动阶段，称作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在这次学习班，孙宏业也被“揪”了出来，说有特务嫌疑。那个时候，“昨为座上宾，今作阶下囚”是屡见不鲜的。闹的有点人人自危。孙对我有误会，认为是我捕风捉影揭发了他。其实，我虽听说过，他的业师，与陈立夫，陈果夫是近亲，他们店里亦常有中统分子出入。然而，我和他几年合作，相知甚深，根本不会去怀疑他。

9，江镇学习班结束，适逢毛主席10。4指示发表，推广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大班子成员，顺理成章地开拔到了县林场，办起了川沙县五七干校。我们来自党群机关的为第一连，我被任命为二班长。还有两位副班长，黄振河（前部长），徐振华（四清后已被提升为宣传部副部长）都是昔年在宣传部的同事。在五七干校，远离了斗争硝烟，与天奋斗，其乐融融；与地奋斗，其乐融融。虽说进入斗批改阶段，实际上人与人的奋斗被淡化了。班与班，连与连，开展劳动竞赛，闲时大家聚在一起，唱唱歌，唱唱样板戏，下下棋。昔日领导被领导的界限被打破，一体成为五七战友。当时，大家真愿意在这世外桃源，干上一辈子了。

（二）四面向：

1，想在五七干校干一辈子，也是不现实的。国家财政怎会化一大笔钱，养着这末多闲汉，去干那养活自己也勉强的事。大班子人员要有出路，出路就是四面向。所谓四面向，无非就是离开机关，到需要人力资源的地方，或可以安插的地方去。其时，上海在南京附近吧，搞了个钢铁基地，称为9424工程（取意于党的“九大”于4月24日召开），往那里安插了一批干部。此外，就是商店等基层单位了。大班子人员陆续被安排，留在五七干校的人越来越少。五七干校被定调为取代党校，成为小班子成员学习和劳动的基地。领导班子亦定下来了，党组织称党的核心小组（其时各级党组织均尚未恢复，各机构均以指定的党员任领导，称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赵林根，是四清后提拔的组织部副部长。我被任命为核心小组成员，政宣组长。依然被留在了五七干校。

2，然而，实际上我并未在五七干校干上多少时间，先是被借往县工总司办学习班。辅导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对这个借调是有戒心的，怕被这帮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抓住什么辫子，无限上纲，会吃不了，兜着走。事实并非如此，毕竟大多来自生产第一线，都是朴实的劳动者，同王洪文，陈阿大并非一流。我也就放心地和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

3，1972年春，五七干校搬回党校洋泾原址，人员有所调整，黄振河作为老领导，被结合为赵的副手，我的政宣组长改为教务组长。组内力量有了极大充实：芮兴宝为副组长。还有许祥文，陈凤笙，姚纯余，陶亚妹等。然而，我并未等到办班，就和姚纯余一起，分别以县委蹲点组名义去了基层，姚到洋泾，我则去了杨思公社。从此开始了工作单位的“走马灯”。1972年底从蹲点变为正式调入杨思公社，任政宣组长。在杨思，工作虽无建树，而两个“半只鸡”却让我颇有回味。所谓半只鸡，乃奚姓也。在我任杨思政宣组长期间，输送了奚美娟进戏剧学院，从而为我们的戏曲事业添一分光彩；另一位是奚吉人，是杨思中学的老三届，时任公社文化站长。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办过多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恢复高考，在华东师大毕业后，便平步青云。然而我在党委改选后，却不能再在杨思公社蹲下去了，县委给杨思派来沈瑞麟负责宣传工作。我作为多余的人，于1974年春与王光云对调，至耀华中学当负责人。又由于我不善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对教工队伍内部两派的派性，显得束手无策，工作没法开展，只得要求调离。1975年秋，调入川沙县物资局汽车队。大老粗碰着大老粗，显得情趣相投。从此，我每天跟着汽车驾驶员和装卸工们，出车，提货，送货，得其所哉。

4，时光到了1976年，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伤痛。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谢世。带着胜利喜悦，进京赶考的五大书记，都告别了人生。同年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人们伤痛之余，眼见“四人帮”的猖獗，更忧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传诵着周勃安刘的故事（汉初周勃平定吕氏篡汉的故事），寄希望于尚健在的老帅们，力挽狂澜。老帅们没有辜负人民的期盼，胜利的十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们额手相庆，中国革命得以转危为安。《红楼梦》有一节螃蟹宴，有人说这是曹雪芹用以寄托对雍正暴亡的欢乐心情的，这却无考。而在1976年10月，人们以吃螃蟹（且要吃四个，一雌三雄）为乐，却是大有人在。

5，早在两年前，毛主席就已多次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可是，“四人帮”置若罔闻。王洪文还公然说，安定要有条件。就是拒不执行。他们梦寐以求要篡党夺权，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只是在等待时机。总理病危及逝世之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其上海余党通电提出，强烈要求张春桥当总理。幸有毛主席即时指定由华国峰为代总理，并于当年因悼念总理而致“天安门事件”后，立即擢任华国峰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提出“你办事，我放心”。巩固了华的地位，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          粉碎“四人帮”，国家有希望。人们要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夺回损失。我们汽车队一向是亏损单位，至是我们接洽了县建材公司，在浙江金华短途运输沙石的业务，由我带着几辆卡车，前往金华，奋战数月，终得扭亏为盈。

（三）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

1，生产，业务得到了重视，也应该说是拨乱反正吧，可是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却是阻力重重。根据党章规定，华国峰以中央第一副主席，继任党中央主席。应该说，华在粉碎“四人帮”上，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出于安定团结的需要吧，华提出了两个“凡是”-意思一切均依毛主席所定旧制行事。这就严重阻碍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别说许多冤假错案没法平反，甚至小平同志也不能出来工作，而这恰恰是当时民众迫切的心声。

2，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毛主席《实践论》的重要命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基石。然而在是非被颠倒的年代，虽然似乎是把毛主席的话，视为纶音，句句是真理，实际上却是束之高阁，我行我素。《光明日报》文章的发表，震聋发聩，石破天惊，把人们震醒过来。人们思考起了以什么判别是非。支持的，反对的，纷纷站队。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

3，1978年夏，我因病住洋泾医院一月余，时任县委副书记倪鸿福同志来汽车队，找我谈话，主要说及县委决定恢复党校，让王兆铭回去主持，意欲让我亦回党校，问我有无意见。我即欣然允诺，毕竟这是我喜爱的工作，离开党校不是我的本意。何况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党培养了我从事理论工作，在此关头我怎能置身事外呢！

4，党校重建于五七干校的基础上，领导班子有王兆铭，芮兴宝，姜国民，许祥文，姚纯余。王是常务副校长，芮，姜两位副校长分管教学和后勤。下面原来是设两个组，由许祥文和姚纯余分别兼任教研和后勤组长。此时或许是出于给我安排吧，从教研组分出教务组，许祥文为教务组长，由我为教研组长。此时的教师队伍，又有充实。除芮许两位，尚有林云镳（来自复旦，任副组长），段世魁（来自人民大学），张炽坤，费德芳（两位工农兵大学生），未几，又来一位工农兵大学生卫仁国。确是人丁兴旺，人强马壮。

5，1978年的下半年，思想战线空前活跃，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形势，波澜壮阔。欣逢盛世，我们无比兴奋，立即紧张地投入这股洪流之中。在二，三个月内，县委党校的骨干教师，几乎都是马不停蹄，分赴机关，工厂，学校和农村社队，宣讲大讨论的由来，讲解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在川沙县境内，甚至县外工厂单位，亦有来邀请我们去作宣讲的。我就曾应邀去源康祥毛巾厂等单位作过讲课。

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这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拨乱反正的会议。这同遵义会议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在我国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及时作出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更是走出了重要步伐。三中全会之后，各条战线生气勃勃。全党一致公认，邓小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还觉得胡耀邦，陈云同志在拨乱反正中，是功不可没的。其后，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家极为关注的关于毛主席的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全党全国人民，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下，迎着困难高举起改革开放旗帜前进。

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校制订了较长期的规划，要在若干年内，把应由县党校轮训的对象训练一遍，党校教学得以正常运转。教学以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着重克服由来已久的极左思想的残余。在党校内部，上下左右也是配合默契。应该说这几年工作，大家都觉得蛮称心的。其时，党校的干部状况，却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芮兴宝提任川沙副县长，调来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继任。姜国民以造反起家为由被调到基层去了。顾点龙作为工作组长进驻，王兆铭靠边了（都说是曹匡人对王实施报复，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有所逊色），顾继任党校常务副校长。姚纯余退休了，调来吴文达为组织委员。之后，顾又被调往建平中学。

8，与我相关的是调整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我要说些对他不敬的话，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说此人很狂妄，也很贪婪，和我志趣是极不相投的，分道扬镳是迟早要发生的。他原本也是浦东县的一般干部，反右倾后以调干生进了人民大学。学成归来，由公社副职，而至党委书记，调任党校副校长，且是主管教学，更是志得意满。

9，他算涂过金的，根本就瞧不起我这大老粗，以及几位工农兵大学生（张，费两位很快被调走）。开口闭口正规化，片面强调学原著。背离了党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教学思想上就出现了根本分歧。说其贪婪，凭着领导身份，不知餍足地要我额外地给他补发各种高价的教学用书（原本对新进人员，不另补发），甚至背着管理员，私自拿走成套的马列原著。最不能令我容忍的是，变着法门私设小金库，乘机损公肥私。

10，两人间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党校的教学，我就主动靠边站。县委几次三番另行给我安排工作，进修学院，县志办，最后是建平中学。什么单位我都同意，但要求在整风之后。（其时，整风在分批进行中）县委1984年开出调令，不久洋泾划入黄浦区，在顾点龙同志翻复劝说下，只得于1985年暑期后去了建平。当然我也明白，让我离开党校，他只是个导火索，最关键还是我口没遮拦，常要以中央精神解剖县里实际，摸了老虎屁股所致。说也希奇，听说这位副校长得意横行，为所欲为，终于激怒广大教工，纷纷向县委反映，在我离开一年后，也离开了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