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e的通话质量怎么样:2011年辛亥百年祭暨国庆絮语

2011年辛亥百年祭暨国庆絮语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祭，又是中国人唏嘘感叹、严肃反思的日子！哪怕是在国庆长假盛大、热络的旅游热潮之中！

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

一

或曰，近三十余年来的现代化转型进程，“痛苦而悲壮”；想来，1840年以来，170余年间，哪一天中国人不“悲壮而痛苦”呢？似乎，这“痛苦而悲壮”还看不到头。

先别问“何以如此”！这热络的人潮，似乎让人耳边飘来了沈從文先生的一段話:

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堕落了、衰亡了、灭亡了。这地方的一切，虽在历史中也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戳，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派人民担负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着的被逼迫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竟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这“竟好象”蕴含的不明不白，却颇能引拨人的心弦。兴许，中国的凡夫俗子、“弱势人群”，真与家国大事无干，尽管也有“不因声音小就不说话” 的人士。这“声音小也要说话”的劲头 ，或许很有点“进亦忧，退亦忧”[1]的味道，私心以为，这“进退双忧”的人物，主要是能居“庙堂之高”、侧身于“社会主流”的“强势人群”中，像范仲庵那样的“脊梁”；他们自然和那些伟大、壮丽的光辉事业，巨大的种种意义有联系；这一点，也是“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然而，“应付生存与排泄感情”，有啥讲究？想来，不过与其它动物一样，每天都必须耗散一份“太阳能”罢了！消耗太阳能，就有意思？A．愛因斯坦为人类做出重大科学贡献，应该总是依据现代科学看世界吧；且看他如何說 :

要探究个人或一切生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宏观上看来，我始终认为是荒唐的。

这爱翁的话，总会令人想起非洲大草原上，角马、斑马和羚羊的大迁徙：“痛苦而悲壮”！“悲壮而痛苦”！说这是所谓“生命的冲动”？似乎等于没回答。

然而，话题转回人类社会，正是“弱势人群”（庸众），在“痛苦而悲壮”、“悲壮而痛苦”的流程中，用他们的血肉所铸成的这类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一切，却被有心人诠释为“伟大”、“壮丽”、“光辉”、具有种种“巨大的历史、文化、道德和人性的意义”；而西方也另有一种智者的判断，大意是说：社会的每一进步，都以弱势人群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这话会让人想到“强制拆迁”之类的“悲壮与痛苦”！）；于是，中国诗人舒婷激越地呼出“伟大的罪孽”，“血腥的光荣”！

辛亥革命，一百年；鸦片战争，一百七十余年了，至今，一拨又一拨“居庙堂之高”的社会精英，华屋香舍中的富人，消逝了，或被清除、被消灭了。死了多少人！新的共和国，凤凰涅磐，真是在血与火中诞生；用鲜血染红的人民的国土上，也依然会长出新的“违法乱纪的贪官”、“为富不仁的富人”，他们同样也会登上显豁的地位；可能，这大大地“料想不到”！甚至，怨尤早知如此，何必要花大力气去折腾“新桃换旧符”！

不过，窃以为，必须群居的人类，在他们的社会里，虽然一定不能缺少近于“完善、合理”的各式道德规范、法律宪章，以及劝人博爱、行善的教规、箴言；然而，人们只可能是按自己的条件，去适应、遵守这些个规矩；于是，才会有历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人类社会，总归会出现“违法乱纪的贪官”、“为富不仁的富人”；他们是现有的一切社会的“天然成分”；否则，就不会出现那样多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兴许，到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或“共产主义”时，他们才会绝迹。

只是而今，中国的部分“贪官”、“富人”（据说数量不小），这些善于在群体生活中为自己取得好处的精英，却携带着在中国转型期中所捞到手的财宝，宁愿“去国怀乡，改换门庭，”，另谋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去了，这是不是“中国特色”？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又一道“风景线”？中国依然像解放前殖民地林立的上海滩，只是冒险家好“浑水摸鱼”的乐园，不是平安享福的天堂？……

往事伟大、光荣，慷慨、悲歌，历代各异，独具流彩，自放光辉，总是某种意义上的丰碑；却无不源于“饮食、男女；趋吉避凶”这一亘古不变的人们的本性。人们“应付生存与排泄感情”的方式，还会有差别吗？！人世间也才会是“阳光之下别无新事”真是耐人琢磨！

二

或曰，这“悲壮而痛苦”的转型期中，中国已有了新的传统；新的传统，自然是170来中国人在“悲壮而痛苦”时期中所遭遇的空前尴尬与失落的“结晶”，也会展现出，中国人在怎样使用他们的智慧。这，也耐人琢磨！

何谓传统？首先想到的，是习惯、和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已经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我们中国人，不去回顾一、二？佳节（国庆、重阳复辛亥百年）陡发少年狂，漫记数端如后：

首先，是按西方设置的评价标评定是非。五四先贤，心怀民族危亡的急迫感回国；西方文化也随之潮水般涌入中国。似乎，从此外国各学派就有了常驻中国的代表；议论中国的事务，多半以西方的观点为起点，议论的归宿，似乎也得能够回归到某西方学派的结论。真像鲁迅翁1905年所言：“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2] 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几乎就是中国人在中国摆弄西方概念、观点，评价西方思想派驻中国代表的言论！由此思维定势，有了如下的“新传统”：

“迫于西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优势地位，埋头于对自己文化政治弊病的恭自反省，对西方设置的评价标准唯谨唯从，以符合或基本符合这些评价定是非。”而且，“在西方文明冲击的大势下，这种相对落后国家的巨大损失和灾难，西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中国人无可奈何地把西方对以往历史的解说奉为正论。”进而，“即使在今日实现复兴希望之时，这种以西方标准度量中国现实的传统思想和心态，依然长守不坠，更何谈对以往的历史作一公正评价。”[3]

其次，是中国人有了“民族劣根性”，长期受到猛烈攻击。老殖民者来了，兴起一个“东亚病夫”的徽号，继承于小日本的“支那狗”之后，有了阿Q及其“精神”，再后来，中国人就有了从祖先遗传至今的“民族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像“杨梅”病毒一般，其恶之“毒”，之“下作”，几乎就不可能用人话去诠释！如今，只要怨愤在胸，任何中国人都可以指斥对方“素质”低下，乃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在作祟；甚或作时评、写论文，也以鞭笞“劣根性”为求得“深刻”的“终南捷径”。中国人在全球对话的年代，真的要顶着已经昭闻天下的这顶“劣根性”帽子，子子孙孙都背上了某种“原毒”！“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再次，“思而不学，信口胡吹”。五四先贤在世时，天下混乱，真是百废待兴！证据就是：似乎谁都可以提出一堆问题，在学术上开启一个“方向”或“领域”，然而往往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先”，却还能成为“东方一世主”。其实，正如后辈们所见，“先贤们的知识结构亦多盲点[4]”；鲁迅翁早年也就提到，当时为国事“操心”的人“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于是，一经回顾“五四”，就现出了“思而不学，信口胡吹”的“五四流风”，和学界“以小常识去解决大问题”的习惯。如今，此种严重缺陷，“蔚然成风”成为传统，扩而大之了！敢于对迅翁说三道四的人，竟然自称“不读鲁迅的书”，即是一例。

最后，养成了有背于情理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乖张心态。一般的说法是，以迅翁为代表的五四先贤，特别关注“尊个人、反庸众，张精神、反奴性”；他们鞭挞“自欺、自骗、自贱，戕害个性”的所谓“民族劣根性”；对于那些处于“奴性状态”，又“麻木不仁、不敢正视现实、直面人生”，起而响应“启蒙者”的号召，不跟着去“战斗”的庸众，这群知识精英，就抱有这种据说是“忧患之情”，由“哀而怒”，发脾气了；他们对庸众的“启蒙”，就成了对庸众的“怒而鞭挞之”了。怎么有“战斗性”，就怎么干！只要自觉有理，就可以将任何“东西”，教训、褒贬、痛骂一番！

然而，那些认同中国需要这种“启蒙”的后辈，似乎也觉得需要对“启蒙方式”做出若干说明；比如：即使“说话随意，有时偏激”，也是“可以贴近康德的话语的”。据说，中国“需要穿透麻木世界的声音”，因为“按康德的理解，启蒙是对人类的不成熟的穿越”！[5]

抬出康德的理解，能证明“随意、偏激”合理？

私心以为，试图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解说迅翁他们的“战斗精神”中，哪些难以为人释怀之处，本身就是一串严重的误解；迅翁的原话是赞颂破落贵族反叛者、诗人拜伦的：

“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坟·摩罗诗力说·五；注：衷悲，衷，短袄或短衣，紧贴于身者；衷悲，与“满怀悲哀”差不多吧！疾视，即怒视。繇，即“由”。笔者将“苟奴隶立其前”改为粗体。）

问题在于，迅翁他们的“启蒙对象”，即使具有“奴性”，但终归不是“启蒙者的奴隶”，怎好按奴隶“处置”，想骂就骂？而且，这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作为吗？谁能确定，自己的见解，或若干人的见解、共识，就一定是真理呢？意见不一，就将对方当敌人，不予宽恕，斗争到底，这算合理吗？那些有“奴性”的人，就非得“听话”，跟着“启蒙者”走？这不又是一种奴性表现吗？迅翁就奚落过那些“见风就是雨”跟着跑的人物。再说，“启蒙者”和他的对象之间，还有一点平等的关联没有？没有了平等，还说什么自由之类呢！

至为遗憾的是，而今同胞们动辄恶语、秽言相向，犹如生死较量，似已成常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振振有词地成为“理由”之一；今天的“启蒙者”们，不需再琢磨？

三

对于五四先贤，人们内心不能不饱含虔诚的敬意，也不能不尽力体谅，他们的时代给他们提出了苛刻而不合理的要求。人们经常议论的那些五四先贤，多倾力拥抱了他们的时代，献出了他们的心力，为后备于无路处，走出了一条路来，尽管布满了荆棘。

于是，后辈们面临这样一种状态：中国的事，全都要以西方理论为皈依，对内，则扫荡一切，实际上是为实现西方观点，进行“方生”与“方死”的决死斗争，相互仇恨到了极点，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对被扫荡者，一个也不宽恕，…… 迅翁早年的愿望，要将“沙化之邦”，转为“人国”，至今已逾百年，或许，按迅翁行藏，只能是空话吧。

据说，1871年之后，人们就认识到，战争因为有了科学，越来越可怕；严重影响社会结构，百姓为它付出沉重代价，但却找不到制约国家间的机制以避免战争。在欧洲为此不知所措时，美洲有了“新体验”：不将“弗吉尼亚人”、“马萨诸塞人”，代之以“美国人”，就不会有国内的和谐与和平。

如今我国在国外有了”战略伙伴“，也成为主持公道、正义及和平的中坚，“互谅互让、共赢，尊重对方主权”，对外事的这类申明，让人感动。

同是中国人，就非得恶言相向，不共戴天？现实和未来，正在考验中国人的智慧！

[1] 这是范仲庵《岳阳楼记》中的话；相关文字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乎！”。当代有人说，“忧其民”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也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

[2] 引自迅翁的《坟·文化偏至论》；如无说明，以下引文如无说明，均引于此文。

[3] 这是许多年以前，读书时抄录的一段话。在此谨向原作者致深深的敬意。

[4] 假如，要是迅翁读过弗洛伊德（1855-1938），不知他是否还会写出阿Q；要是五四先贤们了解马克斯·韦伯（ 1864-1920）面对西方“现代性的突出特点是理性化和官僚化。他对官僚化的负面作用满怀忧心”，认为：“民主还有可能吗？”，先贤们还会那样青睐西方的“民主、自由”吗？

[5] 自“比如”之后，是借用孙郁先生的文字；他的原话是：“如果按康德的理解，启蒙是对人类的不成熟的穿越，那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大概都带着稚气。他们自身也难说都成熟的。只要我们看那时说话的随意、有时的偏激，都可以感到他们并非什么圣人。”（引文见孙郁著 《走不出的门》第111页）笔者以为，五四先贤，或许都在伯仲之间；就“随意、偏激”而言，迅翁更不好“例外”，似也当列入上述“陈、胡、钱”的“序列”中。

成都，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