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著名的边塞诗:与罗荣桓元帅交往的故事

      与罗荣桓元帅交往的故事          作者：萧峰    文章来源：老兵网   
　　
    萧锋简历(1916年——1991年)　　原名萧忠渭，字凌川。江西省泰和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参加万安农民暴动。1928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泰和紫瑶山游击队小队长，泰和游击队大队长，万泰独立团团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 5师骑兵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三团政治委员，四分区野战五团政治委员，团长兼政委，分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警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七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28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特种纵队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解放军装甲兵第一坦克训练基地司令员，第三坦克学校校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　　萧锋同志征战22个春秋，参加了国内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他参加和指挥过1365次大小战斗。英勇顽强，身先士卒，6次身负重伤，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他有胆有识，多谋善断，率部打了许多硬仗、恶仗，是一员以刚毅勇猛著称的虎将，具有出众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的治军用兵经验，被部队官兵赞誉为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战将。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少将军衔。
1980年3月31日，萧锋写于北京西山
2007年8月，南溪 柏林修改整理
    罗荣桓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是十大元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中，他始终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光辉思想，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罗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一军团出色的红军政治指挥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位能文能武的战将，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四野中唯一能与林彪配合默切的好搭档，解放后是开拓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位好主任。他是我们终生追忆的典范，是全军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我曾与罗帅有过多次交往，他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对“左”倾路线的一贯抵制，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独到的建树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忠于共产党，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极强的原则性，伟大的人格魅力，都使我们难以忘怀。　　一、“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　　1934年1月14日，我结束了11个月的中央第一期党校的学习，奉命调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做青年干事工作。总政治部设在红都瑞金的白屋子驻地，当时，总政治部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二次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会议，报到没两天，又接到参加第二次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知，我即是代表又是工作人员。组织科周碧泉同志让我看材料，准备让我给李弼庭部长写讲话稿，我深知自己肚里的墨水有限，又没有工作经验，但我刚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只能硬着头皮干。　　这天，一早我看了一大堆材料，脑袋都大了，头昏沉沉的。我想：在苏区时，就听说罗荣桓在总政治部工作，能文能武，是我仰慕的红军高级将领，要能得到他的帮助该多好，我径直下楼到西南角屋，见门框上一个白木牌子上写着“武装动员部长住室”。　　我高兴地推开门，进到屋里，向伏在桌子上办公的罗部长行个军礼，吼着嗓门：“罗部长好，我来报到了！”　　罗部长高兴地招呼我坐下说话。他详细问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情况，而后问我来总政治部有什么想法。我毫不掩饰，一一如实地向罗部长汇报：“部长，我这工农分子，没喝过多少墨水，也从来没有做过机关工作，说实话，真不如到宜黄、乐安当少共县委书记好！”　　罗部长笑呵呵地听我放炮。　　见他不言声，我支支唔唔说道：“而且，来到这里我谁也不相认……”　　“不认识没关系，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你一个山沟子里的娃子，怎么就能当红军的少共书记？”罗部长慢条斯理地开导我。　　我红着脸，不出声了。罗部长顿了顿，见我有所领悟，便仔细介绍了总政治部的情况。他讲：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管红军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管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王稼祥是从苏联回来的，贺昌副主任是山西人，在北方局工作过，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很钻研。肖尚荣同志是秘书长，是位青年人，活泼，遵守纪律，有文化水平的实干家。总政治部是团结全军，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工农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咽喉。是具体执行红军政策的领导机关。至于我这个部，共有6名干部。是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双重领导。每年全区动员扩军，军委总司令部下达计划，就跟随往下深入各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各方面力量，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　　接着，罗部长说，组织部李部长是一个有文化，党性很强，很有工作能力的好部长，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坚定地点点头。不知不觉我们聊到了快晌午了，他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地开导我，使我茅塞顿开。罗部长请我一起吃饭。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菜，让我的警卫员去捉几条鱼来给你吃，你看白屋子塘前好多稻田小水坑里小鱼、泥鳅、黄鳝、青蛙、虾米很多。我离开了红四军到总政工作，这里的生活较在部队里差多了。”　　一提到捉鱼，我来了精神，我说：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当裁缝铺徒弟时，经常给我的陈师傅、师母去田里抓鱼摸青蛙。要是捉到用辣子炒，那才香呢！“啊！你敢吃辣椒？！”，“鱼虾没有辣椒可难吃咧！”我说。我补充一句：“你可别给我去汇报，不吃辣椒、不抽烟、不喝酒是做青年工作的纪律，一旦被组织发现要挨批斗的。”他听后，哈哈一笑，对当时“左”的一套他很反感，正是“左”倾路线的推行，他才从红四军政委位置上被排挤到总政治部当个没有实权的动员部长，他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你放心！我才不当这个坏人呢！”　　我们拿了铁锹、娄子、搓子，端了脸盆，真是像捉鱼网虾的鱼农似的。来到了小河沟边。　　罗部长脱了草鞋下水，指挥大家先把水沟围起来，再淘干水后，一边捉，一边谈笑。他说：“我们湖南人捉鱼摸虾可有办法罗。”说者，只见他脚底下夹住一条大鲫鱼往岸上一甩，足有半斤重，活蹦乱跳。罗部长兴高采烈地说：“这条鱼可够吃一顿，再捉点吧！”我们又把一个水沟围起来，掏干水捉活的。大家你捉一条、我捞一网，一会儿的功夫，就捉了好几斤鱼和虾。看看手表，快到十一点半钟了。大家洗了脚，穿上鞋子，提着鱼虾，回到白屋子招待所。好多部长看到活鱼活蹦乱跳，有好几斤，都很高兴。
吃罢中午饭，我感觉比吃一斤猪肉还过瘾。在总政治部的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一有空就去禾田里捉鱼网虾，打打牙祭，改善下日渐糟糕的伙食。罗部长像大哥哥一样从政治上帮助我，从生活上关心爱护我，使我终生受益。  　　二、“打AB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　　一提起打“AB”团（注），我这个江西籍的老红军就心惊胆颤，就像一场恶梦。我调到总政治部作组织干事，那时，虽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的坚决制止，“肃反”扩大化有所缓解，但打“AB”的流毒仍未肃清。1934年1月26日，我作为总政治部人员，按照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指示，参加一个调查团，主要任务是调查处理红军北路三个医院的打AB团事件的情况。　　我们一行人来到刘总参谋长办公室。他站在地图前，用指挥棒指向地图：“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瑞金北边红军的固村医院，……石公波为团长，陈志芳、萧忠渭为副团长，一共8名同志，组成检查团。一是调查研究，弄清楚医院打‘AB’团的情况；二是代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去慰问部队伤病员，动员伤愈的同志回前线，为时半个月。慰问检查情况随时向总参谋部汇报。”　　半个月过去后，任务完成了，调查团人员各自归队。　　这一天午后，我回到白屋子住所，抓紧时间，先向组织部李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吃罢午饭，我顾不得休息，跑到罗部长办公室。我向罗部长逐一报告了北线三个医院的情况：详细地把周村医院借“肃AB团”，随意撤了医务主任职务；江西医院第二所支部发生两起腐化行为，却大惊小怪，做出错误结论。幸亏检查团发现的早，没造成坏的政治影响和恶果……。　　晚饭后，罗部长叫我和他一起到南边小河沟吊田鸡吃。我锁了门，跟罗部长沿田间小道走去。　　“你怎么看这次检查医院工作情况？”罗部长直截了当地问。　　我说：“检查了三个医院，两个医院犯了错误。我是副团长要负责任。”　　罗部长说：“犯了什么错误？”　　我细将周村和“江西军区医院”做错两件事，事先没请示刘总参谋长，贺副主任，准备检讨材料。　　罗部长讲：“你们这样做就不对头！1930年秋冬“富田”事件还没教训？打AB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你们到医院要依靠那里党的组织，先多做调查，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　　“你们就是不能如实地查清情况，牛主任究竟是个什么人？真的是AB团？你要抓住这个人的本质，进行内部揭批。要找出为什么对两个战士动手术，会死在手术台上？是麻药不足，还是真害他！还是手术技术不行，出现事故？”　　我说：“牛树堂技术还是可以，他是从卫生员提升为医务主任，做过不少手术，挽救了不少革命战士、干部的生命。巧了，前不久，他一周内动手术死了两个人。查了前后因果关系，手术没有毛病。但人死了，简单叫事故是不够。我认为主要还是责任心不强。他原打算春节请假回家，看老婆、孩子和父母，手术台上精力不集中。”　　罗部长说：“那你们应区别对待，是心情不安还是精力不集中？手术台失手，这应该是责任心不强，不能都说成是AB团捣乱。”，又说：“检查团的陈志芳是谁？兵站部医务处长！我认为主要责任在石公波团长，你们两位副团长也有一定责任。越是上级下去的人，言行上越要小心！”　　我们边说边走到小水坑边，拿出吊田鸡的竹签子和瓦瓶一放，不久我就吊到两个大田鸡，每个有半斤重，这比鲤鱼好吃多了。太阳快落山时，罗部长也吊上一只田鸡。　　罗部长对我们的批评，使我认识到，检查团的处理是犯了“左”倾错误，吊田鸡的快乐抵不住我心情的沉重，我闷头钓鱼，不再说话。　　罗部长见我垂头丧气，故意转移话题：“走吧！回去煎炒，还是要辣椒，打打牙祭去！”抓鱼累了，他和警卫员坐在一块小土堆上，看着北边那栋独立小屋李德住的地方，随口说：“他怎么吃？他是从德国来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吃小灶，每天要有面包，猪、牛、羊肉、蔬菜，因嫌伙食不好，他还经常骂娘，可难伺候啊！”　　“他可比罗部长强！”　　“那不能比呀！”罗部长开起了玩笑。　　罗部长知道一个人犯了错误时心情一定挺难过。罗部长开导地说：“你当时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石公波团长硬要坚持把他打成AB团分子，你身为副团长，那你没有什么责任，但要吸取教训。”一会儿他又转了话题说：“组织部7位同志，李弼庭部长可是个巧手，到组织部没有多久，对各军团的干部、各苏区红军的干部了如指掌。周恒同志对部队情况也熟悉，还有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有文化、有理想、有能力。你们那7个同志都有部队经验，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针对我没有机关工作经验，思想压力很大的顾虑，罗部长耐心地说：“不要着急，经验是实际斗争得来的，没有自然经验摆在架上。我原在红四军当政治委员，也没有到过总政，也不知道怎样做武装动员部长。重要的是学习。你总结一下经验，改进下思想方法，事情总是会做好的。要多实践，有了实践，还得学点文件，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罗部长一席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我刚才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顿时也就烟消云散了。　　注：根据史料记载，关于“AB”团名称，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并不是后来所认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1月组成后，便成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中，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组织核心。　　1927年4月2日，共产党员方志敏、袁玉冰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傅惠忠等领导下，在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时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同志的支持下，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扑获了反革命分子30多人，即著名的“四.二”事件，届时作为省党部中国民党的右派秘密团体AB团，也在组织上被摧垮了。其组织的寿命仅三个月，以后由于派系斗争，AB团组织始终没有重新建立。他的漏网分子可能存在，有的可能会进行反革命活动，由此可见江西苏区在肃反中把这个子虚乌有的组织看成十分严重的问题，显然是严重的扩大化了。事实上正是这样，1930年冬到1935年长征结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搞“肃反”，打“AB”、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在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这三个地区就杀了四、五万人，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不下十万人。从根据地的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　　三、罗副主任教我怎样当好总支书记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军在懋功城会师。我由于爬雪山时，喝了雪水发疟疾，病了几天。20日，奉军团首长命令，我被调到红一军团直属队任总支部书记。23日，我离开红一师政治部。周胜南、陈宏同志一直送了我半里多路，我们依依不舍，相拥而别。　　来到懋功县城，我见到一军团政治部罗荣桓副主任。我担心自己水平低，害怕到大机关工作。朱瑞主任说：“那好！我就选你这水平不高的人做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你先找组织干事李志芳同志联系，报个到。”　　接着，他转身问政治部的黄力同志：“直属队有多少人？”　　黄力答：“1454人，党员854名，团员没有统计。”我又有些为难情绪。　　在朱瑞办公室里的罗副主任看出我面有难色，鼓励地说：“怕什么？革命事业是靠干出来的，谁没当过儿童团员？在组织和战友的帮助下，你不会的事，总会学到。你不是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过嘛！军团直属队的工作还没有总政那么大，只要积极钻研，水到会渠成的。你先到司、政、供给部都跑一趟，认认门。不要随便答复问题，首先调查各科、处情况。”他对我在总政治部哪个检查团对医院的错误处理记忆忧新，因此，还特别叮嘱我。　　晚上，部队到八角乡宿营。号房子的时候，因为房子不够，要同四方面军的同志合住。罗副主任讲：“有苦同受，有福同享。”　　朱瑞主任说：“今天还谈不上什么福，在苦难中，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要过两河口，过笔架雪山。西面、北面尽是白雪皑皑。要把直属队动员起来，不要怕困难，鼓足勇气，坚决北进。”
部队行军到两河口。罗副主任说：“中央在这里开会，你们看聂荣臻和林彪的骡子不在右侧树林吃草吗？不要出声，不要休息，快速通过！”　　部队离开两河口，晚上赶到黄草坪。这个村子只有七、八十户人家。我们和红四方面军医院、红十团部队、机关人员都拥挤在一起。十团腾出房子，给军团首长住。罗副主任和军团政治部的同志挤在走廊露营。　　6月28日，部队翻过笔架雪山。同夹金山相似，笔架山时雪时雨，忽而风雪交加。六、七月天，还要穿棉大衣。在江西，你要讲，你爬过雪山，人家会说是吹牛。　　爬一半雪山时，罗副主任找到我：“你能找点烟，这鬼地方土豪也没有打，卓克基街连看门人都找不到。”　　“我来想办法。”　　部队到达毛尔盖，不时听见山上藏民在喊叫“呀罗！呀罗！”（即杀汉人的意思。）吓得通讯员、电话员不敢离队。罗副主任交代：要很注意藏民工作，不要住喇嘛庙，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藏民，联合起来反蒋抗日。　　午后，直属队动员筹粮。在一个地窑里，有个战士发现了4条香烟。我高兴的把烟交给供给部刘部长，他说：“给邓小平部长和罗荣桓副主任抽！”　　罗副主任拿到烟，问明来路。“原来这里住了胡宗南的一个营，也许是国民党逃跑时丢下的。”战士解释道。　　7月11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团政工干部一共不超过25名。朱瑞主任传达了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要继续北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北进粉碎一切阻拦反蒋抗日的障碍，在运动战中，消灭蒋介石有生力量。准备在甘肃南部安脚，以创造川陕甘宁苏区。　　罗副主任补充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草地，绕道走，很费劲，看来只得过草地。决心必须坚定，红军要北上，任何犹豫不定会错过什么机会。我们要打出松潘区，在甘南展开战斗。”　　左权参谋长宣布军委北进组织计划：分左右两路军。左路以朱德、张国涛率红五、九军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经哈拉玛（红原）、瓦切、唐克、若尔盖、热河、甘南、临谭、新城、乌鼠山。右路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政治委员率一、三军团、三十军、九军掩护党中央。红一军团是前锋。经毛尔盖沿拉唐河、德纳合、班佑、巴西、单藏、腊子口、哈达铺集结。必须准备7天的粮食，每人带15斤，只能多不能少！　　7月30日，军团突然下令停止过草地，回到毛尔盖，再到松潘、芦花一线整训备粮。部队在黑水河西岸。吃罢早饭，罗副主任、邓小平宣传部长，谭政组织部长、陈曼远、刘源破坏部长，刘晓民运部长、刘道生组织部副部长，肖向荣秘书长、黄力处长分别活动。 　　罗副主任找到我，问我直属队的情况。我将直属队机关、连队情况一一做了汇报。罗副主任说：“要加强对21分队的领导。炮兵连，骂人现象严重。那要不得嘛，我们都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可吵骂，干部要端正态度！”我又汇报说：“在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大家普遍反映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们，把掉队人员收编到他们部队里边去，还骂我们是‘叫花子’军队，真是欺人太甚！”罗气愤地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管是国民党的围堵大军，不管是雪山、草地，还是张国涛的明的、暗的阻饶，决不会挡住红军北上，走上抗日反蒋的胜利之路！”接着用手狠狠一挥说：“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的！”　　我们在筹备二次过草地时，工兵连为中央纵队做出突出贡献，他们挖地窑有办法，当时挖出了很多胡宗南部队逃走时丢下的腊肉，几十斤盐，4000斤青稞麦。警卫连搜山时，也收获不少食品物资。这样，部队过草地，我们的粮食不成问题了。　　罗副主任叮嘱我，说：“你要仔细去检查检查，供给部不能光发米袋，有了粮食怎么背呀！还要告诉各连队、机关的伙食单位、青稞麦怎样做法，要能吃下才行。”　　经过6天的艰苦跋涉，我们趟过了草地，到达卡坝等地。部队积极筹措粮食，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9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周副主席等来到一军团司令部。当时，我正在警卫排了解党支部思想动态。　　在隔壁屋里，我听到毛主席洪亮的湖南口音：“你们辛苦了，部队辛苦了！” 　　接着，听到周副主席很生气地说：“幸亏叶剑英把电报偷送给毛主席，我们才免遭厄运。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连夜靠近三军团，今天到一军团来。”　　罗副主任表示，一军团一定拥护党中央顺利北上，不管前头有多大困难，反蒋抗日，必定实现。　　毛主席说：“张闻天总书记、周副主席都劝说服张国涛北上。我连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也让给他，他还嫌小，就是要独裁，想吞掉一方面军，想当党中央主席，这野心太大了！向党向人民要大权，多么可鄙！他利用开会，扣留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五、九军团在松潘区等了3个月，不然红军哪会有这么多减员？倘若7月底第一次过草地，那时红军兵强马壮，6天草地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毛主席说：“张国涛骂我们是机会主义，由他去骂吧！历史会证明，看谁是机会主义，张国涛这是在分裂党，分裂红军！我们要迅速北上，脱离松潘区。我们一、三军团连同中央纵队不到一万人，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9月22日，在哈达铺南大沟，部队打了几家土豪，将浮财分给穷苦老百姓。当日午后4时前，把猪肉分给各连队，还留出一些，待召开干部大会给开会的干部做红烧肉，打牙祭。没收的一些活鸡分给那些体弱有病的首长，炒个辣子鸡吃吃。把烟分给烟瘾大的罗副主任、邓小平等中央、军团领导。　　一天下午，我吩咐炊事班杀了两只鸡，我同罗副主任的警卫员一起动手炒辣椒鸡，还有红烧肉，搞了几个菜，找了几瓶黄酒，便围坐在罗副主任睡觉的坑上吃饭。七、八位部长得知后，也都过来噌嘴吃。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们吃着，吃着，有人说，怎么屁股下越坐越热。大家爬起来，手摸屁股。我警惕的提着驳壳枪，脸色温怒地问房东刘大爷，刘大爷吓的多哆嗦嗦说不清话，还是大娘见多识广，沉着解释说这是火炕，炒鸡时把炕烧热了。我这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火炕，我们这些山沟沟里出来的南方娃子，差点闹出一场误会。　　不知谁大声说：“怎么搞的，部队到达哈达铺，直属队、机关，干部战士跑了25名！” 　　罗副主任说：“咳！昨天在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讲过，失利是考验，胜利也是考验。在草地吓住了，无处逃，打出松潘区，形势好转，有吃、有穿、有油、有盐。为什么还跑？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也有孬种，也有随大流的，也有拖过来的。”　　大家边吃边聊。一位部长，手上拿一只香烟，一面吃鸡，一面吸烟，嘴里还念叨：“哈达铺是好地方，在松潘区连草叶都找不着！”　　记得部队进入稀无人烟的草地。第4天，进到班佑以南70多里的地方。红一军团直属队接四团后，住求吉南哇3695原始森林西边。我带领收容队，住在军团第二梯队二师的未尾。　　下午6时多，罗副主任坐在一棵大树墩子下，头上有一块大雨布斜挂着挡挡雨。他瞧着远方的白云、草地，左手拿个木棍，向前指去：“你们看，不知中国地方多么辽阔！眼前是雾气缭绕，远处是白雪皑皑，真是好景色啊！……哪是南面，哪是北边？我们现在呆的是什么地方？这可得弄清楚了。这里可是分水岭呀！水从这里向北流就是黄河，水往南流就是长江。泉水喷出很高，等将来让地质学家去考察吧！……”　　进入草地以来，直属队4天掉队已达190多人，好多部、科长都病倒在路上。听说保卫局还关了不少人，有说走不动就要处理。由于我们把粮食分给了其它部队，各单位粮食也成了问题，工兵连、警卫连、保卫局、供给部稍好些。有的病号把粮食给丢了，只得挨饿。军团司令部支部陈世渠科长、王集成、曾明涛抓得紧些，粮食还能吃三天。陈科长告，实在不够，就挖野草、采磨菇充饥了。但是，最缺的还是医院和药品。 　　针对以上问题，罗副主任作了四条指示：第一，要设法互相调济粮食，尽可能保证大家能过完这最后的一天半草地；第二，一军团的部队对掉队的友军，尽可能给些粮食，将其送回，红军部队，不能折台，要团结；第三，要加强机关、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起到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时候，就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要万众一心，坚定信心，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周、朱首长。就是缺吃，这是顶艰苦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咬紧牙关，爬也要爬出草地。要发扬阶级友爱，你帮我，我帮你，有药拿药，必要时用子弹药治拉肚子，机关的骡马要驮伤病员，要保证有病的部长们能够骑骡马走出草地，不到万不得已，不杀牲口，政治干部要以身作则，做部队的模范。住宿露营后，要重视警戒防止反动藏民骑兵袭击。第四，确实走不动的伤病员，万一走不了，绝不能随便乱处理掉。　　这四条指示，我记到日记里，它成为我们直属队和全军的行动准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精神支柱，这些内容不仅在草地适用，打出松潘区后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