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人力资源师:南昌起义前后的贺龙同志

南昌起义前后的贺龙同志
 
　　南昌起义前后，我在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军部特务营第一连当连长。我们第一连的任务，是警卫军部，行军的时候，跟随着贺龙同志。这里记述的，是我了解的南昌起义前后贺龙同志的一些片断。　　在武昌群众大会上　　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武昌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本来是为唐生智任第四集团军总指挥，张发奎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贺龙同志任第二十军军长的就职举行的。但是，唐生智根本没有到场，张发奎到场讲了话，他口头上讲要革命，但实际上人们早已觉察，他从思想上、政治上都投靠汪精卫了。贺龙同志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非常刚毅坚定地说：“我一定坚持革命到底！”贺龙同志的一生，完全证明了他钢铁般的誓言！　　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每个人都感到征兆不妙，我们连全副武装参加了大会，准备随时对付反革命发动事变。　　在这紧张的日子里，有几次吃过晚饭后，我看见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在军部(武昌后补街)大楼楼顶的平台上，并肩来回踱着，他们各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有时在交谈，有时在沉思。他俩对革命的前途问题，在共同思考着，研究着……。　　七月六日左右，有好多工农武装编到二十军来了。他们来，一是因为在本地不能立脚，二是党内部分坚持革命、反对右倾投降的领导干部，为了壮大贺龙同志的部队而派来的。所以，这些队伍来是完全秘密的。对此，贺龙同志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编到我这里来。”　　为了顿整和加强我连，贺龙同志把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老排长都撤换了，并且还调来了副连长唐天际同志，新的二排排长吴溉之同志。他俩都是中共党员。他们来后，对巩固部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我也有很多帮助。　　石灰窑军官大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张发奎指挥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名义上是东征讨蒋，实际上是汪精卫、张发奎阴谋在东征途中把贺龙、叶挺所率的部队全部消灭。　　七月十日，我随军部离开武昌，在鄂城大约住了一两天，随即到黄石港石灰窑。军部驻在当时的袁记水泥厂办公楼。　　七月十七日晚上，贺龙同志在军部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大会，这是全军参加革命的最有意义的大会之一，是全军走向革命的伟大转折。　　在这次大会上，贺龙同志愤怒地宣布了一个消息：“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同共产党分裂了。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的反动口号下，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在这危急关头，武汉和两湖的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都在准备着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拚个死活……。”说到这里，贺龙更加义愤填膺，他慷慨激昂地继续说：“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　　“要革命！”大家回答。　　贺龙接着说：“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们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回答。　　贺龙又说：“第二条路，就是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贺龙接着说：“这两条路大家都说不行。我看大家的意见是对的。这两条路我们绝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　　说到这里，贺龙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坚定地说：“我贺龙不管如何困难和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绝不会走这样的路。”接着，他提出了第三条路。他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1”　　贺龙在讲话时，反复地强调，要求全体军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一定要站在工农革命人民一边，坚持革命，坚决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贺龙对大家说：“愿意跟我一道继续干革命的，更要一条心，拥护共产党。不愿意跟我继续干的，可以离开，但绝不允许拉队伍走……。”　　这次大会是军政治部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周逸群同志主持的。贺龙讲话后，周逸群同志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号召全军官兵都要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准备同屠杀共产党人、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次大会，贺龙在全军干部面前，明确地表示了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态度，为以后全军参加南昌起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参加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贺龙同志率领部队到达南昌，立即参加领导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同志。周恩来同志对贺龙同志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跟着共产党走，参加武装起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表示钦佩，并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计划告诉了贺龙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同志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同志对贺龙同志这种坚定的态度极为满意，并代表前委任命贺龙同志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同志以激动的心情接受了党的重托，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八月一日凌晨，周恩来同志下达战斗命令，贺龙同志接到命令后，迅速向部队下达，起义军各级领导即奔赴各个战斗岗位指挥战斗。贺龙同志坚守岗位，英勇地指挥部队向朱培德第五路军指挥部发起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攻克了敌总指挥部，消灭了朱培德的精锐部队警备团。南昌起义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全部消灭了驻南昌的敌军。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联合起来，命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讨伐起义军。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预定计划，立即撤离南昌，挥师南进。部队到广昌后，分两路前进：第十一军为右路纵队，第二十军为左路纵队，约定八月十八日在壬田会合入瑞金。八月十九日，部队进占瑞金县城，获悉敌屯重兵于会昌，前委决定先破会昌之敌，八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开始总攻，下午四点占领了会昌。　　从瑞金到汕头　　从瑞金出发到长汀之前，还开过一次二十军驻在瑞金部队的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正式宣布了前委决定：廖乾吾同志为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了二十军第一、二、三师的政治部主任为方维夏、陈恭、徐特立等三同志。贺龙同志接着宣布：由于壬田、会昌两战，伤员有好几百人，如果直取梅县，不便运送伤员；又由于闽西空虚，特别是水路便利，因此前委决定由闽入粤。　　九月八日，我连随军部从瑞金出发，经过赣闽交界处的“万峰亭”，当晚宿营福建边界处的古城。　　九月九日到长汀，次日休整。十一日拂晓前向上杭出发，十二日到上杭。在上杭休息两、三天，乘船向广东前进。我连随军部大约在九月十八日到达广东的大埔县，次日又乘船到三河坝。一上岸，看见刘力劳营长带了几个战士正沿河向一只敌汽船追击，时已夕阳西下，未能追到。接着，我碰见朱德同志，他命令我迅速占领三河坝侧面的高山山头。晚上，朱德还要留我在山上防卫。第二天拂晓，朱德才让我回到贺龙那里。见到贺龙，我向他汇报昨晚奉朱德命令在山上担任前哨任务的情况，贺龙说：“我已知道，很好。”我深深感到，贺龙和朱德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多么令人感动，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之后，我随贺龙到潮州、汕头，参加了汤坑之战。　　汤坑之战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敌我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敌军兵力约一万四、五千人，集中于丰顺县属的汤坑一带，居高临下，以逸待劳。　　我全军上下士气高昂，但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我军部署在三河坝、潮州、汕头一线，南北相距有三百余里。三河坝和潮州两点都不得不采取守势。主力集中在揭阳一带，攻击汤坑的兵力总共不到六千人，特别是路途遥远，通讯联络困难，实际上总指挥部一到汕头，就和三河坝失掉联系。另外，我军对汤坑敌情不明，侦察员报告汤坑敌人只有一千余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临敌军围攻我潮汕，给我军造成很大威胁。前委决定，我主力应给汤坑之敌以歼灭性打击。　　九月二十六日，贺部一、二两师和叶部二十四师都集中到揭阳西北面的新圩、白石一带。　　二十七日，我主力即向汤坑攻击前进。　　二十八日拂晓，我营奉命随贺龙到前线总指挥所附近待命。总指挥所设在潭岭山山上，山高五十五米，正北面约三里就是瞭望。刘伯承、叶挺、彭湃等负责同志都和贺龙在一起。　　贺龙到指挥所后，就命司号长吹冲锋号。于是各师、团、营、连相继吹起冲锋号，漫山遍野号声震天，枪声响彻云霄。我主力部队都分别向湘田、汾水坳、瞭望三点发起冲锋，敌人马上反　　在汾水坳和瞭望岽，特别是在辽望岽，我军处于仰攻地位，敌人则居高临下。因此，双方伤亡都多。　　经过二十八日一昼夜的激战，情况渐趋严重。二十九日，贺龙已没有预备队。那天晚上，在他的指挥下，还组织了一个突击队，夜袭敌人，企图突破敌人的火线。但敌众我寡，又未能成功。鉴于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两夜的鏖战，我军伤亡很大。在前线的几位前委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将部队迅速转移到潮州，与第三师及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汇合，或者转移到海陆丰去，并要贺龙立刻到汕头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同时决定，以贺锦斋同志率领的第一师为后卫，抗击敌军可能的追击。　　汤坑战役，贺、叶两部的指战员都表现得无比英勇，不怕牺牲。这次战斗，贺、叶两军共计伤亡三千人，剩下的指战员仅两千多人。九月三十日，我十一军和二十军有秩序有计划地撤出战场。　　当天拂晓，我连突然奉命撤回到潭岭山。刘营长命令我立刻率第一连赶到揭阳向贺龙报到。我们马上出发，到揭阳后找到了贺龙。午饭后，我连即随贺龙乘汽船去汕头。到汕头时，天已完全黑了。　　贺龙一到汕头，周恩来同志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听取贺龙汇报，讨论办法。前委根据前线失利的情况，又根据张太雷同志传达的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旗帜，要把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去的中央指示，决定放弃汕头，所有在汕头的机关、部队立刻向海陆丰转移。　　我连到汕头后，吃完晚饭，便奉命防守汕头火车站。　　返回总指挥部时，已过半夜，紧接着随贺老总乘上汽船，向炮台转移。前委和革委会机关所有人员，都同时搭上汽船转移。　　流沙会议和陆丰失败　　十月三日午饭后，在流沙的一座教堂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四、五个小时。当时，刘力劳同志率我连守候在会场外，一步未离。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会场的安全，会议结束后护送贺龙到宿营地云落。　　关于流沙会议的内容，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直到一九三○年元旦后，我到四川涪陵找到刘力劳同志，他才告诉我：流沙会议主要是改变路线，即丢掉国民党革委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其次是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善后处理问题。把剩下的部队编成两个师。汤坑、潮汕撤下来的队伍编一个师，师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贺龙、叶挺立刻离开部队到香港、上海去，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三河坝的队伍编一个师，师长由朱德同志担任。至于非武装人员，愿意留者留，不愿留者就地分散，分别由农会会员担任向导，送出海口，再转香港、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会议到下午四、五时才散。会后，贺龙带着刘营长和我连离开流沙，向云落前进。到距多年山约一里多路的地方，敌人集中火力向我连射击。这时，贺龙带着马弁从右侧沟里向后方转移，我连还击敌人，叶部也在还击敌人。　　天已经黑了，叶部向后转移，刘营长就率我连一、三两排转移。在转移中，我军被敌人冲散了，我身边只有六人，后来碰上叶部，就随他们行动。　　八日半夜，我在陆丰城找到一师师部，见到贺锦斋师长。我问他贺龙的消息，他也不知道。　　我和贺龙同志在流沙分别后，整整十一年没有见面，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底，他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我才和他重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地拥抱着我，并长时间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感到无比温暖，不知道说什么好。　　贺龙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和为党为人民建立的功勋，将永远被人民歌颂。　　（黄霖　包凌云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回忆贺龙》（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