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胶粘剂:金一南：枪声背后：你不知道的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人民军队的起点。重提这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话题，许多读者或许会认为又要讲老故事了。然而，读过《世界军事》刊金一南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在南昌起义中，依然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谁倡导了南昌起义

    说到南昌起义，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是：谁最早提出了这次起义？

    周恩来？叶挺？贺龙？还是朱德？

    提及南昌起义，上述几个名字最易被人念起。他们是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指挥者。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或建国后的国家发展历程中，这些将帅叱咤风云，屡立功勋。但要说最早提出南昌起义的人，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关键的历史人物——李立三。

    今天，说起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年轻人中鲜有人知；年长者中，许多人也只是把他和“左倾盲动”联系在一起。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条目中有这样的记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李立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然而，李立三并不仅仅只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他还是最早提出举行南昌起义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年轻的领导者中，最先进入革命先驱孙中山视野的，有两个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便是李立三。那还是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和李立三以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发言。他们词锋激烈的雄辩，令孙中山和国民党元老们印象深刻。

    李立三的发言单刀直入，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博得了孙中山的赞许。

    李立三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止是雄辩与口才，坚决革命与性情暴烈也占一条。

    1922 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当时，他正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但家人并不知道这一切。父亲李镜蓉问李立三将来的打算，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暴跳如雷：“你这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坚定地说：“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在安源煤矿的斗争中，敌人悬赏 600 大洋刺杀他，李立三从容不迫，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应反革命暴力。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正是这个主张“暴力回应暴力”的李立三，提出了铭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南昌起义。

    时间倒回到 1927 年 7月12 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 5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同时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其中根本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了九江后，将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7 月 20 日，在与谭平山、邓中夏进行的九江会议上，李立三敏锐地分析了临时中央“南下广东”并不可行，转而提出将一些可以争取的部队尽快集中于南昌，在南昌举行起义！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

    起义的时间与地点

    “八一”南昌起义，这个名字已经标明了起义的时间与地点。但大家熟知的“1927年 8 月 1 日”和“江西南昌”，这两个起义的重要因素，并非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南昌起义由于出现叛徒而被迫提前了，但追究起历史细节来，恐怕能说清楚的人就不多了。

    还要从李立三说起。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南昌起义后，李立三和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鲍罗庭、瞿秋白和张太雷汇报。

    瞿秋白和张太雷都是人们熟悉的中共早期革命领袖，这里需要些笔墨对鲍罗庭做个出场介绍。

    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人物中，鲍罗庭是最得国民党赏识的人，他与国民党、共产党的诸多高级领导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和鲍罗庭相识后，称他是个“无与伦比的人”；蒋介石之所以能飞黄腾达、重权在握也离不开鲍罗庭的支持。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面对当时纷杂的各种事件，常人会觉得眼花缭乱，而鲍罗庭却能敏锐地分析出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并且从中判断出局势的走向。

    鲍罗庭还是个风度翩翩、极富个人魅力的人，连宋美龄也为他的风度所倾倒。后来蒋介石翻脸四处通缉鲍罗庭时，宋美龄仍然认为鲍罗庭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

    中共领袖也深受鲍罗庭影响。周恩来在广东区委工作时曾经与鲍罗庭共事，他后来表现出来的近乎完美的工作作风与人格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初鲍罗庭的影响。

    孙中山死后的几个月，鲍罗庭成了中国政局中最有权力的人物。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的意见对中共中央至关重要。鲍罗庭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听了李立三关于起义的汇报，他用沉默不表态作为回答。而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同。瞿秋白立即动身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李立三等不及中央的指示，在7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挺、贺龙部队于 7 月 28日前集中南昌，7 月 28 日晚举行暴动。如果历史照此发展，那人民军队今天头顶的就不是“八一”军徽了。

    再说中共中央。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了李立三的报告，中共中央立即展开讨论，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认为理想的暴动地点是九江南浔。又是李立三，他坚决反对把起义地点设在南浔，因为九江地区的军阀部队已经聚焦，对起义不利。同时，准备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在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李立三说服了周恩来，起义地点确定为南昌，起义时间定为1927年7月30日晚上。再次干扰了起义按时举行的是张国焘。7 月 27 日晨，张国焘抵达九江，带来了中央的最新意见。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提出“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要求重新讨论起义。

    第一个反对的还是李立三！周恩来也拍案而起！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如箭在弦，已经无法阻止。

    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于是，起义时间最后定为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

    群英荟萃的暴动

    南昌起义中，走出了一大批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将帅。1955 年授衔的将帅中，有 8 位元帅、4 位大将都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这还不算未被授予军衔的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这 8 位元帅和 4 位大将，并非都是直接参战。1927年 8 月 1 日凌晨，在南昌指挥起义作战的有3 位：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指挥部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回了两位：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

    8月10日，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陈毅从九江赶过来。起义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还有两位后来的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和徐向前。

    起义前，徐向前没能和党组织联系上。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指挥部军官宣布“：CP（共产党）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当天晚上，徐向前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结束了他在国民革命军的生涯。

    相比在南昌城头指挥作战的元帅们，叶剑英对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贡献是秘密的，以至于多年来很少为人所知。

    起义发动前，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4 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这艘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定下了起义的决心。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手下不少将领主张派兵夹击起义部队。叶剑英再次献计，建议张部跟随起义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的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觉得划算，便采用了这个建议。正是叶剑英的这个建议，使南昌起义部队得以迅速打开了南下广东的通道。

    南昌起义中还走出4位大将。

    陈赓大将，与周恩来共赴南昌组织起义，起义中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后来起义部队南下，他在贺龙的第二十军 3 师 6 团任 1 营长。

    粟裕大将，起义时为第十一军的一名班长，起义中跟随部队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许光达大将，时任第四军炮兵排长。

    张云逸大将，时任第四军 25 师参谋长，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他说服张发奎，让共产党员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这个团虽然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却在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当天，张云逸还掩护了共产党员、25 师 73团团长周士第，使起义部队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不熄的火种

    “八一”南昌起义无疑是光辉的，然而历史绝非影视作品中那样浪漫，起义部队面临了巨大的困境。

    1927 年 9 月，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主力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率领，南下广东潮汕，朱德率部留守阻敌。

    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者。他们或是共产党员，或只是旧军人，在起义失败后，脱离了起义部队。叛变与倒戈，令起义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蔡廷锴被人所知，一是因为他率领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上海力抗日寇，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但很少有人知道，1927 年的南昌起义部队中，也站着高大魁梧的蔡廷锴——任起义军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

    蔡廷锴是个作战勇猛的优秀军人，但他参加南昌起义却并不是自愿的。当起义部队南下途经贤县时，蔡廷锴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了起义军。蔡廷锴率部出走使起义部队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相比蔡廷锴的出走，欧震的阵前倒戈更加致命。

    1927 年 9 月，起义军退至广东潮汕，蒋介石麾下干将薛岳率部协同粤军第 11师陈济棠部阻击起义军。双方在汤坑展开了激战。尽管后来汤坑之战鲜有记述，但这场战斗在南昌起义的历史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义部队奋勇作战，将薛岳部 4 个团击溃，包围了薛岳的师指挥部，眼看就要全歼薛岳部。千钧一发之时，起义军叶挺部的营长欧震叛变，率部在阵前倒戈。薛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向叶挺的起义军发动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的失利，使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被彻底击碎。

    10 月 3 日的流沙会议，是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他正发高烧，郭沫若回忆说，当时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对起义战败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

    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解释，叶挺这里所谓的流寇，是指开展游击战。血性的贺龙慨叹：“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正在大家表态时，哨兵发现敌人尖兵，于是会议草草收场，众人分头撤退。混乱中，抬周恩来的担架队员也乘机溜走，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了叶挺和聂荣臻，3 人仅有的武器只是叶挺的一支小手枪。后来，3 人搭上一条小船，艰难地漂到了香港。

    起义失败了，但它留下的火种却未熄灭。保留下火种的关键人物是朱德！

    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的地位并不显赫。那时，朱德手下兵不过 500，顶多算一个营，比起叶挺、贺龙来相差甚远。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朱德的部队已损失过半，这时又传来南下部队失败的消息，部队军心涣散，各级领导纷纷离队。营长、连长更是成群结伙地拉着部队开小差，留下的人纷纷提出解散队伍，隐蔽起来。

    那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军人大会上，朱德镇定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的干部战士。在最困难、最无望而最容易动摇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他的主要助手是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和团参谋长王尔琢。

    部队被改编成一个纵队，共 800 人。这支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基础、战斗力核心。800 人中，走出朱德元帅、陈毅元帅、粟裕大将等一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流名将，南昌起义的火种由此不灭。（摘自《读报参考》09 年第 22 期）B⑧

    转自  《报刊荟萃》201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