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馨广场舞队变形:南昌起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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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在１９２６年以前就有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那年因为闹学潮，在我党领导的救国义勇队和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械斗。学校的反动当局，乘机向进步力量进攻，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捕，四十一名党、团员被开除，现任铁道部长的滕代远同志，也是当时被开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行动，并没有将进步力量消灭，相反地，在学校中展开了广泛的隐蔽斗争。北伐开始，被压抑的革命情绪又沸腾起来。当时第二男师、第二女师和第二中学，合并成一个学校，在一千七百多名学生中，党、团员发展到四百多名。进步同学们自己出钱买了一些短枪，撤换了反动的校长和部分教职员。这样激烈而鲜明的斗争，自然震惊了所谓“当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进步校长被诱捕，局势一天天恶化，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布置党、团员疏散转移。在一个晚上，学校被突然开来的两营军队包围了，我与滕久忠同志一起逃出，经长沙跑到武昌。当时我们身无分文，又怕被发觉，只好挤在人群中混进车厢，藏在其他乘客的座椅之下。武汉在当时还算是革命的，没有公开反共。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进步学生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青年，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臣同志，副大队长是申朝宗同志，中队长是向浒、李鸣科等同志。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现任防空军副司令员的谭家述同志。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等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任务是培养未来的下层军事干部，学员又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故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叶挺等同志来作报告，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华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既敬仰而又畏惧。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几百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制式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作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武汉的夏天特别热，一天之中，军服几次被汗水湿透，而又几次被太阳晒干。有时甚至故意叫大家穿上夹衣，或脱掉军帽，在烈日下晒几小时。晚点名时，不听完训话不准稍息。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在街上排成队伍，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检查人员常常用白绸子在地板上擦，如果擦污了一点，就不能算清洁，还得重新擦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