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网络播放器:黄兴孙女黄建舲：祖父一辈子做到了无我

　　黄建舲的家，在虹口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家，精巧、干净，墙壁上贴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毛笔字，那是写给6岁的孙子学习用的。

　　桌子上，摆放着黄建舲临摹的字幅。其中“爽气秋高”，正是1913年秋天，黄兴写给她父亲黄一中的话。

　　彼时，清政府已经垮台，但黄兴及其战友亲手缔造的民国却处在危险之中，倡导议会民主的宋教仁被刺杀，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黄兴被迫流亡日本。

　　在此危难关口，黄兴特将此联赠予其子，鼓励他保持勇气和正气。那一年，黄一中刚满12岁，黄家又一次搬家，从长沙搬到了上海。

　　黄兴英年早逝，黄建舲未曾见过祖父。现在，她把家中关于祖父的书，一本本找出来看。有一套宫崎滔天的日文版全集，里面都是以日记体为主的文章，记录了他和黄兴、孙中山的往事。

　　“关于祖父的书我也不能多看，看多了就忍不住会流泪。”黄建舲说。

　　“祖父和孙中山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华党”  

　　“一开始，我和外人没有两样，对自己的祖父知之甚少。”黄建舲记得，“也就是每年10月31日祖父忌日，父亲会让我们把菊花摆出来，供在祖父的画像前面，让我们姐弟鞠躬。”

　　“我们读书的年代，书中对于黄兴的描述几乎是一笔带过。”事实上，沉默的父亲对于年少的黄建舲来说，本身就像一个谜。对于家族的事情，他从来就不多言一句。

　　黄兴在黄建舲儿时的记忆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师范毕业时，黄建舲“开始朦胧地知道了一点”。那时，全国都在搞大跃进，“我的母校本来是一个中专，但当年马上就要变成大专。学生们被分成了两类，一半出去工作，一半则留校继续读大学。”

　　黄建舲被分出去参加了工作。“当时，我多么想读大学啊。我从小品学兼优，考师范同时收到了三份通知书。为什么就非不让我留校呢？”虽然只有19岁，她心里隐约清楚是“因为家庭背景”。

　　1958年，父亲黄一中被打成了右派。对于苏州老家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父亲请求上海的单位保密，因为怕我母亲受不了。”

　　黄建舲的母亲曾经因为政治运动受过刺激。“建国后搞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我母亲好强，受不了。在上海住院很长时间，后来好了，但还是不能受刺激”。

　　当时黄一中一个人在上海民政局工作，黄建舲的母亲带着六个孩子住在苏州。打成右派后，黄一中的工资被连降两级，家中生活困难，统战部每月补贴了32元。“那时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有一天，父亲谈起信仰，忽然和她讲起了祖父黄兴。“他和孙中山一样，都信奉三民主义”。

　　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和女儿谈起祖父，黄建舲记得黄一中说：“祖父在日本和孙中山可以说是一拍即和，第一次见面就很投缘。”

　　“孙中山对国外的情况很熟悉，去过日本、美国，黄兴觉得很感动。他认为孙中山见过世面，

　　对于外面的世界很了解。从那时起，无论做什么，他都把自己排在孙中山的后面。”

　　“黄兴和孙中山的主张基本一致，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华党。”父亲对黄建舲说，“1914年，袁世凯篡权后，孙中山为了拯救革命，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忧于下属不听指挥，无法从事革命行动，遂制定出一个规矩——凡入党者，都必须按手印，发誓对他效忠。黄兴对此非常反对，没有参加。”

　　此后，孙中山便写信劝黄兴病休两年、彼此不谈公事。“祖父照办了，便把军权、政权交给了孙中山。但他在美国期间还是不忘宣传革命”。当时，甚至有人找黄兴希望能组建新党，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一直以来，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越，时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法。1911年10月10日，因计划泄密，武昌起义提前爆发。湖北军政府及宋教仁等人，急催正在香港筹款的黄兴赴武昌主持大计。

　　黄兴抵达后，军政府派人骑马举着上书“黄兴到”三个字的大旗，在武汉三镇革命军控制区跑了一圈，革命军顿时人心大振，黄兴的个人声望可见一斑。

　　在这次罕见的交谈中，一向拙言的父亲对黄建舲说：“我觉得黄兴在革命上的功劳，比孙中山大。因为孙中山一直在海外，对于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

　　自此，黄兴在孙女黄建舲心中，慢慢清晰起来。几十年后，黄建舲更是专心研究起黄兴的生平来。

　　“我觉得祖父真是心胸开阔，不为私利。”黄建舲说，“在辛亥革命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祖父也坚定地拒绝了名利的诱惑”。

　　1909年，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黄兴出任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在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年轻的黄兴，对于天平天国的历史颇有兴趣、读了不少著述，影响他最大的就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他后来说：“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军中的争权夺利，黄兴最是痛恨。早年，黄兴曾经给胡汉民信中专门说到：“名不必自我成功，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但正如黄兴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各地的情况，都是乱糟糟”。最严重的是四川，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对抗并交战，各地还有很多的小政权。

　　因此，黄兴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新政府那时比清政府还要糟糕，最终将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最危险的是列强瓜分中国，俄国下手最快最狠，日本、英国则紧随其后。

　　解决危机的方法是什么呢？只有南北和平统一。为此，孙中山发表声明：“如清帝退位、实现共和。文即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3月10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使得袁世凯窃取了果实，很让后人惋惜。

　　但孙、黄不贪恋权势的做法，为当时的年轻人做出了榜样。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打江山的人，不坐江山的实例，民主的思潮第一次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黄兴的长子黄一欧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人，要去唐绍仪内阁做官是很容易的。可大家都不以做官为荣，只想学一点有用的学术，好建设民国。”

　　长子黄一欧15岁就跟随父亲革命，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中，他攻打南京，英勇无比。但南京政府成立后，黄兴坚决不让儿子当官。而是把他和大女儿黄振华，一起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事实上，黄兴的前三个孩子，都收到过父亲的笔墨。1912年秋天，黄一欧、黄振华赴美留学前，黄兴为黄一欧书写了一幅横批“笃实”。后来，又写了一幅“无我”给黄振华。

　　“笃实是给我们的家训，无我是他自己的座右铭。”黄建舲的二弟黄力文说，“祖父一辈子，百分之百做到了。”

　　最后的聚会

　　1949年10月，黄建舲对于黄家最后一次聚会记忆犹新。

　　那一年，她十岁。一天，家里来了上海的大伯黄一欧和大姑黄振华。年轻的黄家兄妹最后团聚的一幕，让黄建舲感觉“非常美好”。

　　“大人们都聚在一起说话，孩子们对于大伯开回来的那部军车特别感兴趣，在旁边不停地飞来跑去。”

　　大弟黄力工是最调皮的，伯父和姑妈要回上海， 他就一个人躲在车子里。“最后被发现，黄力工大哭，家里人只好牵就，开车把他带到了上海。”

　　时局动荡，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黄振华，力劝弟弟黄一中和他一起飞台湾。“但我家兄弟姐妹一共6个，爸爸觉得负担太重，就坚持留在了大陆。”

　　1949年是黄家选择去留的时刻。黄兴大太太廖淡如的儿子全部选择留在大陆，女儿则都远走台湾。

　　临走，黄振华金银细软一样未取，只把父亲黄兴的照片、文件装成两箱随身携带。但最后一班飞机只允许上人，行李全部被抛下。

　　黄振华急忙打电话给弟弟，黄一中闻讯赶来，算是保住了这两个箱子。“单单祖父国葬的照片就很长，大约有几十米。”黄建舲记得。然而，文革中红卫兵搜走了这两个箱子。如今“片纸无存”。

　　“可怜啊。”黄建舲眼泪打转：“黄兴去世，只有20岁岁的黄振华，在葬礼上用手不停摸着爸爸的头，那一张照片曾令全体国人肝胆俱碎”。

　　谁也未曾想到，当年一别，黄一中和黄振华再次见面，要在35年以后。

　　和兄长黄一欧紧随父亲参加革命不同，黄一中被黄兴委以了“家中小男子汉”的角色。黄一中出生于1901年6月，黄兴1903年到1904年在长沙活动时，他还只有两三岁。

　　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十一岁了。因为父亲和兄长四处奔波革命，家里的重担很早就交给了黄一中。

　　当时，黄一中虽然年幼，黄兴却完全让他当家。“祖父写信，给父亲通报自己在国外的情况，并且还和他商量老家搬家事宜，”并且承诺今后也带他出国留学。

　　1914年，黄一中和奶奶、母亲还有小妹来到日本，和黄兴团聚。不到两个月，黄兴就去了美国。在异国他乡，一家四口更需要倚仗黄一中。

　　两年后，病重的黄兴电喻黄一中，要求他在母亲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带奶奶、母亲和妹妹回国。当时廖淡如已经怀孕数月，奶奶年事已高，妹妹才两岁。15岁的黄一中硬是把这一家老小从日本带回了上海。

　　“也许是因为年少时的经历，父亲后来在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很像外国人。他要求孩子独立，我们读书、结婚等等，他一概不管，大约全是受祖父的影响。”

　　回国后不久，黄一中又返回日本读书，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是廖承志的学长，还曾帮助廖学过法文。

　　北伐战争结束后，黄一中从日本归国。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担任参事。其后，又出任过内务部统计司司长。

　　“抗战时，总说四万万同胞，这数字就是我父亲最先统计出来的。”有一次，黄建舲还专门问过，当时中国也没有户口、兵荒马乱的，这数字如何而来？“父亲告诉我，是从每年盐的消耗量倒推出来的，因为每个人每天吃盐是有限度的。”

　　“黄家的后代一定要读书”

　　虽然未曾参加战事，但黄一中身上照样有黄兴的“硬骨头”。“他看问题很准，当时大鸣大放，请知识分子提意见。父亲首先就指出三面红旗是错的。”

　　文革中，黄一中也为此受尽折磨。“每天要他写检查”，但父亲“觉得自己没错，就不承认”。

　　家里所有人都受到了牵连。黄建舲的小弟弟王力民，喜欢无线电，结果因为他总是摆弄收音机，被打成了反革命特务。

　　1959年，黄建舲的大弟弟黄力工被报考的清华大学拒录，只收到了南京动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黄力工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志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但清华没有把绣球抛给他。张家口一所解放军外语学院，也准备招收他，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了。空军来招收飞行员，体检后剩下7个人，到了南京只剩两人。又经过一轮竞争，只剩黄力工一个，但他还是没被录取。

　　黄力工不清楚自己未被录取的真实原因，但他打算放弃南京动力学院，再考一年。这时，父亲站了出来，第一次和儿子讲起了祖父黄兴。

　　在父亲的劝说下，黄力工到了南京就读，没过多久收到父亲的来信。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黄一中如此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影响了你的入学，我很抱歉。但这个政治上的问题，我没有错，只不过因为碰到了政治运动。”

　　“父亲是一个勇敢、沉着的人。”黄建舲觉得在他身上能看到祖父的影子。

　　“解放前，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有两个歹徒，假装成房客来到父亲的屋子里抢钱。两人都拿着刀，父亲毫不畏惧，赤手搏斗。为了让外界知晓，父亲故意想办法把阳台上的玻璃砸碎了。当时，有一个歹徒用刀劈到我父亲的眼睛，他昏了过去”。

　　正当歹徒翻箱倒柜之时，黄一中苏醒过来，他很镇定地拨通了电话，最终，将两个歹徒绳之以法。

　　此后，黄一中的一只眼睛被迫摘除。犹如宿命，黄兴有两个儿子，都被迫摘除了眼球。三个女儿均无后嗣。

　　“我叔叔黄乃是遗腹子，是在祖父去世后才出生的。”黄建舲说，黄乃年轻时，遭受到一次意外，致使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为了继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

　　解放初期，黄乃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1984年，大姑妈黄振华、父亲黄一中和叔叔黄乃见面了，地点是日本。当时黄振华是台湾“立法委”委员，黄一中和黄乃身份也很特殊，组织上就让他们参加了一个赴日旅行团。

　　双方选择了一个中立地见面。事实上，三人见面时，每次姑妈那边有国民党的官员陪同，父亲和叔叔这边则有共产党的官员，“所以，就祖父黄兴的事情，三个人都不能说。”

　　大家只能拉拉家常，最后还去拜访了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后人。黄兴去世，老友宫崎滔天在中国参加他的丧葬仪式，前后历时三个月。当时，有两个湖南年轻人对此很感动，专门写信给他致谢，那两人就是毛泽东和萧三。

　　这次见面，黄振华提出希望日后可以葬在大陆，黄一中就专门在苏州给姐姐买了块墓地。但“姑妈心很大”，黄建舲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祖父黄兴在一起。她说，哪怕你们给我在岳麓山山脚下找块地也行。”

　　多年前，黄振华曾经接到过黄兴的手谕“无我”。晚年时，她的确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做到了。1911年，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因为党费紧张，曾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捐款。这已是他第二次为国毁家。第一次是在1904年，为了成立华兴会，黄兴说服继母，自己带头把积累了数代的2000亩田产和占地30多亩的大庄园卖掉。

　　93岁时，黄振华把台湾的地产悉数卖光，只身前来大陆旅游。她写了一封信给黄建舲：“黄家的后代一定要读书。你们谁有本事，我就把钱资助给谁出国留学”。

　　黄建舲见信后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个姑姑，平日里特别节俭。90多岁了，在台湾也不请一个保姆”。

　　最后，家里唯一的大学生黄力文在姑姑的担保下，去美国留学。“但因为他一直学的是俄语，一年后英语也没有过关”。

　　此后，黄力文告诉姑姑，“我不想花你的钱，让我自己来吧。”半年后，他被一个公司招聘去了加拿大，后在加国终有所成。

　　黄建舲当初也想去读书，但无奈已经结婚生子。1958年，从苏州师范毕业后，她就一直当了38年的小学老师。

　　在黄兴家族第三代中，她是大姐，也看到了更多的兴衰沉浮。黄兴这一生，时而为流寇、右派，时而为元勋、功臣。他的后代也时而被捧为座上客，时而被贬为阶下囚。“不过，按照祖父的教诲，我们都能做到宠辱不惊。”

　　当初，黄振华在大陆旅游后病倒，临终由黄建舲照顾了三年。“姑姑和爸爸，经常手牵手坐在轮椅上”。

　　退休后，黄建舲来到上海，帮儿子儿媳照顾孙子。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她开始大量阅读黄兴的书籍，才去理解祖父为什么要革命？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黄建舲说：“这么多年了，黄家就这样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