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命全文免费阅读:辛亥后人今何在：黄兴孙女当一辈子小学教师

　　文/李卉 编辑/戴敦峰 图/摄影/沈煜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百年。当年辛亥革命的义士们已随岁月雨打风吹去，他们的后代如今又是怎样的境遇？孙中山的外孙媳李云霞是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在她眼里，“民国第一家庭”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孙武的孙子孙吉森从工厂退休后，潜心研究关于祖父的史料，那颗提前爆炸的炸弹始终是“祖父心中的结”；黄兴的孙女黄建舲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祖父留给后代的一幅题字“爽气秋高”如今成了全家的家训。

　　孙中山外孙媳李云霞：“民国第一家庭是普通的一家人”

　　87岁的李云霞是一个快人快语的老太太。“我一听说他是孙中山的亲外孙，当时的反应就是那不要嫁了。”

　　虽然过去了60多年，她还是很清晰地记得和丈夫王弘之相识相恋的那一幕。

　　对于偶然成为民国第一家庭中的一员，她“毫无心理准备”。面对追问，李云霞说：“我根本没有见过孙中山，我只能讲，这实在也是很普通的一家人。”

　　而丈夫王弘之和生母孙婉之间因为历史原因别离60年，终其一生未能相见，更是成为一家人难解的心结。

　　“订婚时他才坦白是孙中山的外孙”

　　1943年，李云霞在上海海关工作时，遇见了同事王弘之。她还记得“当年他穿得怪怪的，一身米色西装，外配一双白皮鞋。”

　　后来，李云霞才知道王弘之当时正在为四叔戴孝。只是她未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走进他那复杂的大家庭里。

　　王弘之对李云霞倒是一见倾心。他托自己的姐妹去说项：“Miss李，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李云霞一看，这不就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小王吗？

　　她是一个爽快的山东姑娘，遂答应“处一处”。

　　战乱时节，日本人投降。“我们这些敌伪单位的人员，瞬间就失去了工作。”李云霞和王弘之，也就此失散。

　　1945年，李云霞在税务局找到工作。一天，她在去上班的路上遇见了王弘之。“原来，你也在税务上班？”两人感慨万千，重逢后经过三年的相恋，1948年决定订婚。

　　“订婚时，王弘之才向我坦白他是孙中山的外孙，母亲是孙婉。”李云霞被吓了一跳，“孙家家庭很复杂的，那我可不愿意了。”

　　王弘之见状，急忙安慰她：“其实，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优越，一切都不是你想象的。”

　　李云霞回想起来，觉得王弘之确实不大象一个来自民国大总统家庭的人。恋爱这几年，她发现王弘之很左倾，虽然手上拿的是一本《Life》杂志，但内里夹的全是进步文章。

　　有一次，王弘之甚至动员李云霞“一起逃到延安去”。两人商量妥当，和延安的人接上头， 说好从杭州坐车出发。

　　王弘之先行去了杭州，延安来人已经如约在此等待。李云霞最后一天看见母亲，心中忽然不忍，于是留了一张纸条，“我要去杭州旅游”。最终，李云霞言行中流露的古怪神色，被家中发现，遂被父母反锁起来。

　　那边王弘之苦等了一个星期，未果，只得又返回上海。

　　“这样一个人，难道真得会是孙科的外甥？蒋介石的亲戚吗？”李云霞想。

　　孙中山外孙的坎坷身世

　　后来，王弘之给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个故事里的孙中山，有不为人们所知的一面。他是严父，但也是民国中普通的一员；他和湖南王家的恩怨交锋，听起来更像一个平常人。

　　“我早先并不知道孙婉是我的母亲。”王弘之告诉李云霞，“直到20岁那年，有一天我把爸爸的书翻出来晒太阳，才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里有很多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护照照片特别惹眼——一个少妇抱着一个小孩。我看他有点像我，又有点像姐姐。”

　　纸袋里还有很多孙中山的照片和明信片，王弘之甚为疑惑，我家怎么会有他这么多的照片呢？而父亲在信封上，还写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一个广东人的女儿”。

　　王弘之把护照照片拿去，问四叔王季长：“这个人是谁？”四叔一看照片，神色有些古怪。再问四婶，也不言语。

　　就此，王弘之觉得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大秘密。回想起来，客厅里总摆着一座孙中山的塑像，这在当时很少见。如果不是国民党员，谁会放孙中山遗像？还摆在客厅正中间？王弘之觉得很怪，家里人却回答说：“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见所有人都在回避，王弘之决定等待。1940年祖母去世，二叔和四叔闹意见，准备要分家了。一天，二叔王仲钧把他叫到花园里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母亲是孙中山的小女儿孙婉。”王弘之听后，犹如晴天霹雳。

　　这之后他才渐渐知道了自己身世的来龙去脉：“爸爸王伯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孙中山。1912年父亲回国，次年又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孙中山就写了一封信说他二女儿孙婉也在美国，年纪尚小，托王伯秋照顾一下。”

　　王伯秋接到信，曾去找过孙婉。结果没碰上，就留了一个纸条。后来圣诞节，留学生一起搞活动，他们两人才相遇。

　　刚见面时，双方并不相识，只知道一个是“老大哥”，一个是“小妹”。大家让“小妹”教“老大哥”滑冰，没想到王伯秋摔伤了，卧床两周，“小妹”几乎天天来看望他，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孙婉。

　　“妈妈孙婉那时才18岁，南国少女，又受西方教育，性格大胆热情，主动与父亲交往起来。父亲对她也很有好感，但碍于老家已有妻儿，进退两难。”

　　“后来，父亲难挡母亲的热情，也为了不伤害母亲，就把已有妻儿的实情相告。谁知道母亲并没有被吓退，仍旧要与父亲在一起。父亲曾写一信，想把实情告诉孙中山，希望他能劝阻孙婉，但是孙婉不同意，把信撕了。父亲后来告诉二叔，他终身遗憾没有坚持再写第二封信，以至铸成大错。”

　　1914年7月15日，王伯秋和孙婉结婚了，他们对孙中山隐瞒了王伯秋已婚的事实。当时，孙中山正在国内领导辛亥革命，就派了儿子孙科来主持婚礼。

　　一年后，孙婉生下了女儿王纕蕙。“1918年秋天，妈妈又怀孕了，父亲想要回国看看祖母，并且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岳父大人，以取得谅解。母亲并不想马上回国，最后两人商定先去日本。”

　　1919年4月，就在从美国到日本的海轮上，孙琬生下了王弘之。因为生在船上，取名“海平”，英文名字叫Soge，“弘之”是后来的名字。”

　　一年后，孙婉带着孩子住进了上海孙科家里，并把王伯秋已经娶妻的事情告诉了孙中山。孙中山大怒，坚决反对“一夫多妻”，提出“有李(王伯秋大太太李澄湘)无孙，有孙无李”，要求王伯秋与原配离婚，才能与孙婉在一起，如果离不了，就断了和孙婉的夫妻关系。

　　王伯秋决定先回南京与家人商量。另一边，孙婉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父亲孙中山能作一些让步。

　　实际上，孙婉也很同情李氏夫人，觉得万一离不成，那就“两头大”，她主外，澄湘主内。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得到孙中山的认可。

　　作为父亲，孙中山很坚决，不许二女侍一夫，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民国已经通过了婚姻法，一夫一妻制。”孙中山警告女儿。

　　王伯秋回到南京，才知道17岁的大儿子得霍乱死了。李澄湘是旧式女子、贤妻良母，他原本就觉得难以启齿，现在更不知如何开口了。

　　王伯秋只好先跟他的母亲袁老太商量。袁老太是一个厉害的扬州女子，一听此事就定了两点原则：一是原配澄湘不能离异；二是要把两个孩子接回王家。“王家的孩子，不能流落在孙家。”

　　于是，二叔王仲钧拿着父亲的照片和信去上海接孩子，说是老太太想看看孩子。孙婉以为老太太见到孩子或会回心转意，就拜托二叔代为说情，希望王家能容纳她。

　　谁知，一双儿女从此就与母亲天各一方了。此后，无论孙婉如何去信询问，王伯秋都沉默不语。

　　因为上一辈人的固执，孙婉和王伯秋不得不分开了。

　　1921年3月，绝望的孙婉嫁给了外交官戴恩赛。受此打击，她得了一个顽疾——人一激动，头部就会颤抖、泪腺控制不住，双眼不停地流泪。

　　王弘之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曾经向养母求证。李澄湘承认：“我还去见过你母亲。”但接着，她就告诉王弘之，“孙婉已经去世了。”

　　听完王弘之的讲述，李云霞无比同情，“我知道这是丈夫一生中最大的心病。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认母这件事情一直持续了60年。”

　　60年母子天各一方

　　解放以后，王弘之留在上海。此时，姐姐王纕蕙已经远走台湾。分离之际，王弘之把父亲的照片塞给了她。“你可以拿着它，找找我们的生母？”他始终相信母亲还在人间。

　　事实上，王弘之的身世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上海的章士钊也听说王伯秋和孙婉有一个儿子留在上海，还在四处寻找他。

　　王弘之后来在上海金融学院担任教师，李云霞则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图书馆馆员。

　　在当时的年代，王弘之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写成材料，向组织上作了交待。

　　“因为这层关系，我和王弘之不知受了多少苦？”李云霞爽朗地自嘲起来：“我嫁进孙家，就是跟着倒霉。”

　　“文革期间，每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出门的时候，都要相互叮嘱。我叮嘱他要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晚上一定要平安回家。他则叮嘱我，你要活着回来。”

　　“每天，我都会被红卫兵带到单位四楼的窗边。”李云霞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你怎么还不跳楼啊？”

　　“那时候你头脑一定要清醒。”李云霞回忆这痛苦的十年：“你必须得坚信一个事实——这样疯子一样的行为，不可能长久。”

　　“到了晚上，我还要做王弘之的工作。我知道他的性格比我内向，而且他受得罪要比我多。”

　　当时，李云霞还能工作，“其实，也就是劳动改造。”而王弘之已经被剥夺了这一权利，但他每天还是要去学校报到。造反派在门口挖了一个狗洞。“人要从狗洞里钻进去，但身体却要求笔直。因为你脖子上还挂一个牌子——打倒反动派。”

　　有一次，王弘之人过去了，牌子太大过不去。“他们就来来回回折腾他。”就在最艰难的时刻，王弘之收到了王纕蕙的一封来信，说“找到妈妈了”。

　　事情非常偶然。王纕蕙在台湾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叫税道耕，大专毕业以后当上了出租车司机。

　　有一次，税道耕遇见一个客人，要去国民党总部。无意中谈到国父。那人奇怪了说：“你只是个司机，怎么会对孙家的事情这么了解？”税道耕思量再三，就和盘托出：“我就是孙家的后人啊。”

　　那人也颇为好奇，自我介绍是孙科的秘书。他关照道耕把情况写明邮寄给党部。1966年，这份报告被递了上去。最终，交由梁寒操处理。

　　梁寒操问孙科是否有一个外甥女？孙科说：“有。但因为一向没有往来，怕有人冒充。”此后，孙科派大儿子孙治平的夫人张眉，特意到香港去调查后告诉孙婉：“有个女儿在找你。”

　　孙婉感慨万千，非常希望能跟女儿见上一面。于是，母女两人开始通信。大概4年之后，约好1969年夏天在香港见面。

　　孙婉当时住在澳门，为了与女儿见面，特地在香港租了房子住下。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则负责来车站接王纕蕙。

　　因为互不相识，她们约好王纕蕙身穿紫罗兰旗袍，手拿一本杂志；戴成功则穿一身鹅黄色旗袍。50年后，王纕蕙终于和母亲相见了，两人抱头痛哭。

　　此后，王纕蕙和母亲同吃同住了三个月。“那可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后来这样告诉弟弟。

　　此时，孙婉还想和儿子王弘之见一面。但文革期间，海外关系控制得很严，王弘之只好把姐姐的信交上去，请示能否去香港？结果一直没有回音。

　　过了一阵，组织上来找他说：“王弘之，你舅舅在台湾担任‘立法院长’，现在要你去做统战工作。”

　　王弘之回答：“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一直限制我的海外关系来往，我把信交给你们，问能不能回信，都没有消息。现在却要我做统战工作了，未免太奇怪了。”

　　这人说：“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有信交上来吗？我们好像没收到。”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了信来找王弘之：“我们国家的宪法，从来不限制人民的通信自由。”王弘之无可奈何，因为此时已经错过了母亲在信中再等一个月的约定。

　　1979年，机会再次来临。戴成功来到上海告诉王弘之，一切赴港手续已经全部办妥。她问哥哥：“是不是马上就去看母亲孙婉？”

　　那时，正好是学校暑期前的大考。作为老师的王弘之，工作一向认真负责。王弘之想“也不急在这一个月，就决定过了大考再去。

　　没想到，就在见面前的一周，孙婉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了。

　　据说，87岁的孙婉得知儿子即将前来的消息后，兴奋不已，日夜不眠、口中念念有词。护士一再提醒她注意身体，并且还用药物控制。可是都不管用，她整天坐在轮椅上，叫护士推着她满房间走动，见人就说：“我的海平，要来看我了。”

　　有一天，护士发现她吐出咖啡色液体，原来是胃出血。由于年事已高，不能施行手术。不久，她就昏迷不醒、撒手人寰。临终的时候，孙婉一直在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海平，海平，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

　　“你说我是不是很背？”很多次，王弘之这样问李云霞：“我有这样的身世和家庭，而且明明可以相认，最终还是没能见到母亲。这是我的终身遗憾。”这一打击实在太大，此后半年时间里，王弘之不肯多说一句话。

　　“曾经有人和我提起，王伯秋的母亲袁老太太不是很明智。”李云霞说：“如果当初她肯接纳孙婉，她可就是和国父认了亲家。”

　　但事实上，一方面袁老太太思想陈旧，“她还觉得李澄湘这个清朝知府的女儿，才是大家闺秀。”另一方面，孙中山在这一家事上，“完全没有运用权势，去给对方施加压力。”

　　至今说起这段往事，李云霞仍是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