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森奈津美 下海:变局·1911：超越法国大革命的变局

　　变局·1911：超越法国大革命的变局

　　【作者】马勇

　　中国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仿照法国大革命，提升民权，废除皇权，但是中国最后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侵犯皇族，几年之后的俄国革命都做不到中国这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1901年新政开始，一直到1911年5月8日责任内阁出台，晚清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新军的领导人，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过去很多年里，关于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已经讲得很多，但没有人讲到新军，而新军发挥的作用又是非常大的，它甚至有点像今天的突尼斯和埃及，在动荡之中军人站出来说话。我曾在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是新军》一文，谈到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新军。为什么是新军？就是因为当时的新军没有被充分国家化，而军队内部的忠诚教育也在这个时候起到反作用。

　　那么，晚清到最后出问题不是路选错了，整个改革的方向和步骤都对，最终的问题是到了最关键时候权力的分享。十三个内阁成员，九个是皇族，四个汉人，但当时，已经明显形成对立的阶级了：满族贵族是一个阶级，汉族立宪党人是一个阶级。这种状况下，摄政王对人民的解释是十分苍白的，他的推理是“立宪了，满汉平等了，没有阶级区分了，你们觉得内阁里都是贵族，那是因为你们脑子里还有阶级”，他用口号上的平等掩盖了这种先天的不平等。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垄断权力，这才是改革的真谛，晚清的改革最后就在这一步权力分享上出了问题。

　　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

　　从5月8日开始一直到9月的四个月里，朝廷一直没有解决内阁组成问题，9月9日，成都闹市发生了流血冲突。湖北新军要求政府调整铁路国有的问题，但政府认为这是地方军，没有重视。然后湖南新军响应了，紧接着太原新军，然后是江西、云南等六个省的新军宣布独立。这时清廷认为最有力量的北洋中央军还在，结果第20天的时候中央军发生叛乱，要求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国有，审判盛天怀，并提供了12条政纲，要求据此修改宪法。结果第二天清军就接受了：摄政王退位，撤销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严复当时曾表示，如果这几个决定提前一个月出台的话，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但被逼得这个时候出台，南方不同意了，辛亥革命就是这么一步步发生的。此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黄兴、宋教仁到了武昌，孙中山也在回国路上了。当南方的革命性质越来越浓，朝廷内部的改革派便逐步向“强硬派”转化，当君主立宪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反而提出要君主立宪。其实原本革命党的力量是很小的，黄花岗起义也只是最后一搏。所以说，是清政府没有珍惜改革的机会。

　　当然，最后的妥协也非常重要，革命党的妥协给未来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契机。孙中山回到国内参与南北和谈，和新军、北方及袁世凯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的构想——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如果孙中山坚持把满族人赶回东三省，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将重新书写。甚至可以说，南北妥协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建，孙中山的革命党没有“驱除鞑虏”，换来了中国新的未来。

　　清政府也有妥协，清政府按照皇族的强硬办法其实是可以打的，他们的盘算是只要能坚持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乃至三年，大清国一定还会出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照样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但清政府到最后还是隆裕皇太后做主，接受妥协，清帝退位。新军和革命党的领导人最后也都提出一个方案，皇帝退位，优待皇室。

　　尽管清政府有军队，但还是知道进退。隆裕皇太后最后在退位诏里面讲，当人民都同意走向共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反对，因为我们平时总是在讲“爱民如子”。清政府的妥协为皇朝赢得了尊严，也给中国赢得了一次机会。

　　中国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仿照法国大革命，提升民权，废除皇权，但是中国最后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侵犯皇族，几年之后的俄国革命都做不到中国这样。所以我说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战争只是在武昌打了三天，而且是军队对军队，大家都绕开平民区，都不打平民不打外国人，打仗是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很快就转入了谈判。

　　不动声色地变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是没有流血的革命，大部分是和平地、不动声色地就变了。

　　上海光复以后，革命党人深夜到江苏找到巡抚陈德全，告诉他其他省都光复了，陈德全说没问题，但是不同意半夜扰民，要第二天再说。等到天亮，当时的省会苏州街面上全部挑起了白旗，老百姓一起床就发现光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是一种职业革命，完全是在一个高层中的妥协、谈判，辛亥革命过去很久，人们都不知道中国没有皇帝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没有流多少血，那第一枪的意义在哪儿呢？其实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下层的军官和士兵闹起来的。他们冲出营房去抢军药库，抢到武器之后就往湖广总督府打，留在总督府的张彪连夜逃走。所以第一枪的象征意义要更大一些。第二天，张彪找到黎元洪成立了军政府，这就越走越正规了。后来黄兴和宋教仁从上海来到武昌，整个湖北的性质就开始变化，向革命变化。

　　黄兴到湖北以后，湖北下层士兵中的革命党人就想推举黄兴当湖北都督，把黎元洪赶下来。又过了几天，革命党又不甘寂寞，想推举一个“两湖大都督”，让黄兴来当，也被否决了。后来黄兴带了二十几个精兵离开湖北打算攻下南京，湖北就逐步被边缘化了。

　　南京的战略位置很重要，袁世凯只有谈判。从11月中旬一直谈到12月中旬，那时袁世凯已经是内阁总理，革命已经完全和皇族无关了，中国进入一个准君主立宪状态。但要成为完全的君主立宪国家，还要有议会，就在这个谈判当中，清廷的强硬派不干了，不愿意进入一个人民选举的议会。因为之前在执政院的时候，200个议员中有100个选举，另外100个是由朝廷来指定的，如果要全部选举，那些皇亲国戚就没戏了。最后的谈判就胶着在是否立宪上，立宪党人后来甩开了皇族去谈妥协，尊重皇室但不考虑皇族(皇室就是皇帝的直系)，整个皇族就都降到平民级别。

　　共和理念是辛亥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从孙中山的立场来讲，辛亥是失败了，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去实现；但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讲，又不是失败，而且没有大规模的流血，没有使中国的政治架构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很稳定地就过渡过来了。

　　作为革命的直接后果，辛亥革命带来了“民国”这样一个短暂时期，它开启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机会，这是重大的进步。

　　而直到今天，辛亥革命的遗产、任务还是我们的遗产和任务，辛亥没有得到的，我们也还会沿着这条轨道走。如果讲辛亥的意义，我觉得就是民主、共和的理念。民主、共和的理念，不管怎么样中国人都不能动摇，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趋同的发展，中国不应该强调跟别人多么不一样，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晚了六七年，但人家就踏踏实实学，倒是中国来一个“中体西用”。我们近代以来就这样，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什么也没学到。

　　我们发生的偏差，就是在晚清时候，一种光荣的孤立主义开始形成。以往中国在周边范围内所形成的大国邦交形态被改变，一种富有担当的国际正义开始被摈弃，到了1860年的中国政府就宣布逐步放弃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等到南部的屏障都逐步放弃了之后，我们光荣地、孤立地去搞自己的中原。这种光荣的孤立使得中国对外柔性的扩张结束了，这就是当时发展思路上出了问题。发展是什么？发展不是吞并、失败这些悲情字眼，而是根本上的人类文明共生。(本报记者 杨梅菊 实习记者 邬骊 采访整理)

　　中国与世界·1911：关键词

　　【作者】章开沅 马勇

　　【预言】

　　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有个高级幕僚赵烈文，他的日记现在流传下来，其中披露了一些史料。186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谈到太平天国，谈到京师的种种腐败和破败，不免忧心，忧心打败太平军也挽救不了清朝。曾国藩问赵烈文：这个情况今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赵烈文说，前朝皇帝对国家的恩泽和威望还没有完全消解，大清朝暂时还不能怎样，但50年之内可能会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是个预言家——恰好就是50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

　　【条约】

　　中国近代有四大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按照传统的解读，不平等条约是指在签订条约时，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最早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改革】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终于发现了维新这条路。1901年时，中国就在国际压力下踏上了政治改革的不归路。1903时司法独立，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没有了，法院独立，成立巡警，警察体制成立，这种改革对中国意义非常大。另外还有司法改革，让两个法律专家仿照西方法律改造大清律例，废除酷刑极刑，文明对待犯罪；教育改革，1901新教育开始，中央开始成立大学，地方省一级成立高等学堂，府一级中等学堂，县一级小学堂，科举制度被废，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就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政改方面，允许地方自治；1909年咨议局成立，咨议局可以约束行政官。

　　到了1906年以后，晚清的改革一下子就把中国拉到一个现代国家去了。

　　【皇族】

　　在走向共和的环节中，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来自皇族，曾经他们不自由，但当有了获取自由的机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又害怕分享权力。

　　皇族和满洲贵族在原来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也受到很多约束，比如不能经商，只要是享受旗人身份，就只能整天架个鸟笼子转悠，而晚清贵族从政也是一个很短的历史产物，在清朝早期和中期没有这种问题。晚清就从恭亲王开始出问题，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两个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得了大清国的权力，因为是通过非正常方式得到的，因此对其他王爷也就没有约束力，其他王爷就慢慢渗透到体制里面去了。1888年光绪皇帝亲政，才遏制住了贵族从政的思想，但是他去世后，皇族又进入了政治势力，甚至可以成为积极推动改革的力量，但是因为对君主体制下贵族境遇的未知和恐惧，导致皇族成为过度囤积权力的破坏者。而当所有的利益都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垄断了，最后伤害的只能是人民和皇帝。

　　【慈禧太后】

　　今天我们看清朝的种种尝试，可以理解为挽救自己甚至是挽救中国。但当时的内外矛盾步步激化已经严重动摇了清王朝存在的合法性。1908年是重要的一年，慈禧太后死了。慈禧不仅有实权，我们还不能过分低估她，她能在太平天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跟恭亲王力挽大局，都说明慈禧不是一个一般的宫廷妇女——但她的局限就在于她视野不开阔，外界的信息太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慈禧是有可能当核心人物的，但是1900年以后，一切都是面目全非、时过境迁了。

　　【光绪】

　　晚清的几个皇帝中，光绪皇帝是很博得社会舆论同情的。人们普遍觉得他是个好皇帝，他主张对外抵抗，是主战派，读书万卷，锐于变法，但光绪最大的问题就是软弱，他没有自己的爪牙，在宫廷政治的经营上也还不是对手。宫廷太大，光绪又太小，华北滚滚的雷声他都害怕，怕得躲到老师的怀里面，这一点似乎也能看出当时整个满族的衰败，原来马背上的满族已经不存在了，到最后都是些弱不禁风的纨绔子弟。

　　【袁世凯】

　　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我们怀疑袁世凯出山是玩两面派，拿着朝廷压南方的革命党，又拿南方的革命党压朝廷，最后弄成他“欺负孤儿寡母”，把大清王朝给灭掉了。但实际上，袁世凯出山的目的，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早的动力就是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

　　袁世凯没有离开老家的时候，就一天几个电报，要求朝廷趁着这次危机进行政治改革，把责任内阁建立起来，把国会建立起来。君主国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机是很容易化解的。后来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探讨和解的可能性。他派代表找黎元洪谈，黎元洪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朝廷要有一个承诺，不能秋后算账。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袁世凯要求朝廷的改革并不顺利。清廷内部、皇族当中有一拨强硬的人，发展成了宗社党，他们认为不能轻易地对哗变造反的人让步，坚持不改革。这就使南北僵局没有办法因朝廷推动改革而化解。

　　【驱动力】

　　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变革的驱动力，辛亥革命的最大驱动力是哪一群体，这一点至今仍未有定论，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全民革命”，问题是怎么能全得起来呢？实际上动的人不是很多。但不能否认辛亥革命驱动力量中有人民的力量，这个力量很现实，他们并不一定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或者新的政体，他们的希望还只是改朝换代，但是正如所有的群众斗争一样，这一基层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它动摇了旧的统治基础。

　　西方的研究过分地强调了绅士阶层，以耶鲁大学女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为例，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影响了整个世界。当时绅士阶层的确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作用，包括办教育、宣传宪政，都是他们在合法完成，但他们不能算是辛亥革命真正的依托，归根到底，绅士阶层最后是顺从形势顺从共和。

　　全面地说，革命力量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激进的绅士或商人，参与作战的就是会党、华侨、新军、学生等。而像以前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现在都不说了，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其实是害怕革命的，但既然革命符合其利益，他们最终会赞成，所以到了武昌起义，很多各地的绅商先后归附了共和。

　　【媒体】

　　辛亥时期的媒体对社会改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三民报》、《民呼报》等在传播革命方面的功劳非常大，《民报》、《浙江潮》这一批报纸对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影响亦不可小觑。像以《时报》为代表的当年外交报，都是在晚清时代，追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立场，不会故意和政府作对，但也不怕批评朝政。当时在国内传播的报纸，也在传播一种宪政的思想，改革之后这些媒体也都在积极传播这些东西，没有鼓吹造反革命，可以说晚清时期这些报纸的进步性是非常重要的。

　　【革命党】

　　革命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党的胸怀也很值得我们尊敬。南方革命党原来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他们眼中，清政府是反动的政府、卖国的政府。袁世凯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南方革命党一直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可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可让步，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通电，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必须做到不侮辱朝廷，否则休谈建立君主立宪国家。段祺瑞在通电中说，你们在海外逃亡十几年，你们的历史是清白的，但我们过去几十年是跟着大清国在干事，你们把我们的历史都妖魔化了。孙中山接到通电以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诏书，还有给人民发一个公开信性质的文件，这几个文件里再也没讲清廷是反动政府、是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这是一种很大的让步。(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