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旅游公司简介:埃及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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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变局

2011-02-15 22:46:00 来源: 法治周末(北京) 

        2011年1月29日,埃及首都开罗,民众继续在街头示威。埃及卫生部发言人当日下午说,过去4天以来的抗议和骚乱已经导致至少51人死亡,1100人受伤。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在总统穆巴拉克的要求下,以总理纳齐夫为首的埃及政府当天已集体辞职。2月11日,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

        抗议浪潮席卷中东,看起来超稳定的政权一朝崩溃,统治埃及30年的铁腕人物穆巴拉克被迫交出权杖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 刘中民

        2010年2月11日,在经历了18天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之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穆巴拉克已辞去总统职务,交由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管国家事务。与此同时,媒体传来穆巴拉克携家属已飞往阿联酋和埃及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等多种传闻。后经沙姆沙伊赫当地官员确认,穆巴拉克已抵达沙姆沙伊赫。

        至此,尽管埃及仍处在扑朔迷离的变局之中,但现年八十多岁的穆巴拉克结束近三十年的执政生涯,埃及由此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却已成定局。

        2月13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宣布解散协商会议和人民议会、即上议院和下议院,中止现行宪法,6个月后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首都开罗解放广场当天恢复通车,绝大部分示威者返回家中,市内秩序逐渐恢复。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历来是中东和非洲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中心,是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在中东事务乃至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0年前,萨达特总统遇刺,埃及陷入内忧外患。正是穆巴拉克临危受命,领导埃及对内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对外推行温和外交,重返阿拉伯世界,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但是,长期以稳健著称的穆巴拉克政权缘何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经18天民众抗议而瓦解?埃及政治变局的前景如何?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柏林墙倒塌”相提并论的埃及变局,对中东政治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又将产生何种冲击和影响?这一切无疑都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

 

穆巴拉克在非洲事务、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1981年10月6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赎罪与迁徙”组织在国庆阅兵典礼上刺杀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其原因在于,萨达特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调整,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经济上,萨达特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尤其是腐败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政治上,萨达特实行民主改革,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为曾遭到纳赛尔镇压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组织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在外交上,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直至1980年埃以建交,遭致国内反对派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对。

 

        因此,作为副总统接替萨达特并在随后的大选中正式当选总统的穆巴拉克,无疑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压力与挑战。在穆巴拉克执政后的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他吸取了萨达特的教训,对埃及内政与外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调整。

        在政治上,他稳健地推进民主化进程,实行保障言论自由、推行多党制、加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等措施;在外交上,他接近阿拉伯国家,改变因戴维营协议造成的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不利地位;在经济上,他针对纳赛尔时代的“封闭型经济”和萨达特时期的“大开放型经济”的利弊,采取了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经济政策;在对待伊斯兰势力方面,他视不同组织的不同情况,有区别地交替使用宽容与分化瓦解、安抚与镇压的斗争策略,逐步削弱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影响。因此,穆巴拉克的内外政策较好地处理了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危机,稳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埃及政局再度陷入动荡。其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此间长达近十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埃及多次发生工人罢工事件;第二,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海湾战争的刺激下,埃及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活动频繁。但是,无论是工人罢工,还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挑战,都未能动摇穆巴拉克政权的地位。由于穆巴拉克政府加强经济改革,强化对伊斯兰组织控制等措施的实行,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埃及政局总体趋于稳定,尤其是长期困扰埃及政治稳定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在政府的打压下因内部分化而遭到严重削弱。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埃及的活跃外交引人注目。穆巴拉克一贯奉行和平、友好和不结盟政策,积极致力于提升埃及在阿拉伯国家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并在非洲事务、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际事务中,穆巴拉克主张在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各国应在尊重国家主权,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民主、尊重人权;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穆巴拉克尽管继续执掌埃及政权,但缺乏活力的内政与外交无疑使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尽显暮气。

 

僵化政治渐失人心

 

政治僵化,经济衰退以及国际地位的持续下降,导致穆巴拉克时代走向终结


  埃及政治体制僵化,腐败盛行等弊端日趋严重。尽管埃及在2005年的大选前,通过修宪改变以往“只能有一名被议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有资格参加最终选举”的严格规定,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但由于没有改变1980年宪法关于总统可以连选连任的关键条款,使得穆巴拉克继1981年、1987年、1993年、1999年之后,于2005年第5次毫无悬念地当选埃及总统,反对党的候选人几乎形同虚设。

 

        2005年大选中,在拥有7000万人的埃及,登记选民总数为3180多万,但投票率为23%。因此,尽管穆巴拉克获得了88.57%的选票,但如果以投票率计算,事实上只有640多万埃及选民支持穆巴拉克。埃及民众对现政权的厌倦以及人心思变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加之腐败之风盛行,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底层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经济上的乏善可陈是穆巴拉克政权在新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在2005年埃及大选前,埃及金融市场持续衰退,国内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据埃及中央统计局报告,当时埃及的失业率为9.9%,失业人口为199.7万,大约1400万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政府近年来一直推行私有化政策,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此外,穆巴拉克家族的巨额财富也饱受诟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测,埃及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170亿美元,而据西方学者统计,穆巴拉克家族的财富,却已高达40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

        在外交上,穆巴拉克主政下的埃及虽无大的失误,但长期以来充当美国盟友、在中东和平等问题影响力下降,乃至地区领导地位和国际地位不断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一方面埃及一直充当美国盟友,在反恐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并接受了美国大批经济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致力于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使埃及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由于埃及从上世纪80年代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基于自身利益淡出阿以冲突,并与以色列保持相对合作,使其饱受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仇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普通民众也深表不满。近年来,埃及数次主持巴勒斯坦内部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的谈判,但都是无果而终。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纳赛尔时代相比,其国际地位也是江河日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立的20国集团中,中东的两个席位为沙特和土耳其所占据,埃及作为传统的中东地区大国,无缘20国集团,无疑是埃及国际地位严重下降的重要标志之一。

        还是在3年前,笔者曾接触过一位在上海某高校留学的埃及留学生,当谈及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蓬勃发展时,这位埃及小伙子非常沮丧地说,“当其他新兴大国纷纷崛起之际,埃及却在沉睡”。埃及民众对埃及政治保守,经济发展乏力,国际地位严重下降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总之,政治僵化,经济衰退以及国际地位的持续下降,都构成了此前埃及民众借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机向穆巴拉克政权发起冲击,并最终导致穆巴拉克时代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

 

埃及政治变数


  毫无疑问,在大选来临前,埃及的政治格局将进行剧烈的分化组合,但目前并无任何力量占据绝对的优势

 

        近20天来,埃及的政治巨变一直是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未来埃及的政治走向依然扑朔迷离,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影响更是充满变数,难以估计。

        对于埃及政局的未来,几天前的德国《图片报》曾预言,目前埃及有三种可能的未来:一、穆巴拉克进行民主改革,以维持现政权;二、穆巴拉克辞职并出走,反对派巴拉迪上台;三、也是最为危险的可能,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埃及,导致中东和平彻底失去根基。但是,事态的发展表明,除穆巴拉克辞职并出走成为现实外,其他预言均属猜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月12日的讲话中强调,埃及的变化与“柏林墙倒塌”同等重要,但当论及埃及的未来时,他只是模糊地称埃及的民主必将实现,埃及人民必将找到问题的答案。

        当前,许多西方媒体都自然地将此次埃及变革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相提并论,并对穆斯林兄弟会借此主导埃及政治充满忧虑。但是,就目前的事实来看,穆斯林兄弟会在此次埃及变革中发挥的作用远不能与当年以霍梅尼为领导的宗教阶层相提并论。事实上,此次以埃及青年为主流的抗议示威活动,尽管已实现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初衷,但是这场革命是一场缺乏领导核心的革命。无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原主席巴拉迪,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都不是独立的领导者。

        穆斯林兄弟会一直保持低调,至今仍称无意染指政权,足见其举棋不定的观望态度,唯恐局势翻盘使自己成为牺牲品,这充分说明其缺乏主导埃及未来的政治自信和驾驭能力;而巴拉迪由于长期任职国际原子能机构,其政治地盘和人脉关系在国内的影响均不可高估。

        另外,素来有“埃及政权稳定之锚”的军方于2月11日发表声明,承诺将总统穆巴拉克的权力移交给苏莱曼,承诺今年将进行自由公正的总统选举。当前,在穆巴拉克权力移交过程中,军方究竟是穆巴拉克背后的支持者,还是迫使穆巴拉克辞职的“逼宫者”,国际媒体有多种猜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在未来的埃及政治发展中,军方天平向何方倾斜,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毫无疑问,在大选来临前,埃及的政治格局将进行剧烈的分化组合,但目前并无任何力量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有以下几个因素无疑将对埃及的政治发展产生影响。

        第一,穆巴拉克势力能否东山再起。目前,尽管穆巴拉克本身已经辞职,但是军方承诺向他钦点的副总统苏莱曼移交权力。因此,苏莱曼能否领导长期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卷土重来,仍值得观察。

        第二,穆斯林兄弟会能否走上政治前台。在此次的埃及变革中,穆斯林兄弟会保持了总体低调,但其社会影响不容低估。作为一个有着83年历史的老牌宗教反对派组织,其主流组织近年来表现温和,在2005年的埃及议会选举中就曾有较优异的表现。近年来,它以清真寺和各种社会救助与慈善机构为主体,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基层网络,通过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建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它在大学校园、各种专业团体和知识分子中的渗透,使其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第三,军方的作用。在未来,军方最大的作用在于在埃及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的角逐中,军队将作何选择。就埃及的历史经验而言,从1952年纳赛尔发动“自由军官革命”以来,军队一直是埃及世俗化的强力保障。穆斯林兄弟会虽对执掌政权充满渴望,但仍对跃居前台心存顾忌而“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所以保持低调,是由于在与埃及政权的长期较量中多次吃亏,穆斯林兄弟会无疑仍对军方心存忌惮。

        第四,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是影响埃及未来政治走向的最大外部因素。但就美国在此次埃及变革中摇摆不定的态度来看,美国也并无成熟的对埃战略。基于自身地位的衰落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的牵制,既想坐收“民主”红利,彰显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但又不想卷入过深,避免由此再背上更多的包袱,是美国面临的两难选择。但极力避免穆斯林兄弟会掌权无疑是美国政策的固定选项。沙特和以色列等美国盟友以及为埃及“革命”欢呼的伊朗也将围绕埃及的政治走向展开激烈争夺。

 

“伊斯兰革命”的阴影

 

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中东国家体制中的民主因素无疑将大幅增加


  从埃及变革的地区影响和国际影响来看,其巨大的影响力无疑仍处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之中,但以下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由民众示威游行导致的埃及变革,无疑将继续使源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民主浪潮扩展。继埃及穆巴拉克辞职之后,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的民众反政府抗议浪潮持续高涨;约旦以及沙特等君主制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影响持续扩大。西方正在期待和推动突尼斯、埃及的变革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在中东,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的共和制国家,乃至处于政治重建中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政治变革将成为大势所趋。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中东国家体制中的民主因素无疑将大幅增加,国家政权更迭和国家领导人任职的法律程序将得到加强,尤其是共和制国家领导人事实上的任职终身制将走向末路。

        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在经历前后的摇摆不定之后,美国选择了抛弃政治盟友穆巴拉克的策略,这当然有顺应埃及局势变化的大势所趋的考量,但也有彰显和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的长期的战略考量。埃及变革无疑将促使美国继续推进“民主改造”中东的战略,进一步扩大美国价值观在中东的影响,这是埃及变革对美国中东战略有利因素的一面。但是,美国无疑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比如,如何挽回抛弃穆巴拉克对沙特等中东盟友的消极影响;如何安抚严重不安的以色列;如何避免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埃及以及真主党主导黎巴嫩;如何遏制伊朗日益扩大的影响,都是美国必须面对的新挑战。当然更有此前已经非常棘手的伊拉克、阿富汗问题以及巴以和平、伊朗核问题等难题。

 

        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首先是对以色列的冲击。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变革将对以的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继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之后,埃以关系再遭破坏乃至美以关系遭到冲击将使以色列更加孤立。其次是伊朗作用的增强。埃及变革被伊朗视为“伊斯兰革命”的重演,加之真主党在黎巴嫩影响的增强,有可能促使伊朗借机加紧“输出革命”,并以此平衡美国和西方在核问题上的压力。再次,中东和平进程将更加边缘化。埃及作为传统的中东和平调节者的作用将进一步下降,以色列安全环境的恶化有可能促使其在巴以和平问题上提高要价并以此牵制美国,伊朗将有可能通过真主党和哈马斯持续施加影响,美国有可能因将主要精力转向中东政治变革而忽视巴以和平,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本已举步维艰的巴以和平进程更加艰难。最后,中东的伊斯兰复兴有可能借此次“民主化”浪潮掀起新的高潮。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影响的扩大,有可能对中东的伊斯兰组织产生示范效应,并有可能使使伊斯兰复兴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挫折后出现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