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手绘陶瓷花瓶:美国的粮食霸权与中国的粮食安全危机

 粮食霸权本质上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性地缘政治现象，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面对美国的粮食霸权，我国的粮食安全已经纵深尽失，彻底暴露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和农业产业化资本集团面前。重建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需以全新的战略思维来理解粮食的功能，并全方位地设计我国粮食安全的全球战略。
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粮食霸权
美国的粮食霸权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上面的全球地缘政治现象，即自1970年代以来长期依赖美元霸权收益进行巨额财政补贴，培养和依靠高度组织化、科技化、规模化、石油化和全球垄断化的农业产业化集团，在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的配合下，打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名义进行粮食交易的政治经济现象。
基辛格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这实质上是美利坚金融帝国称霸全球的地缘政治总纲领。基辛格在任期间，粮食外交也走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地位。
美国粮食霸权在全球实践的结果是，美国在石油、粮食与美元三者之间都建立了双向支持关系，从而重构了美利坚帝国霸权的黄金三角。这正在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并表现在：第一，世界粮食市场建立在美国货币霸权、科技、生产和销售和服务等全方位的从土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垄断的基础之上；第二，粮食能源化，能源粮食化，粮食等价于能源。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通过美元向世界征收铸币锐，进而补贴美国的农业生产和免费获取石油，然后再通过粮食来生产汽油。美元霸权、粮食霸权与石油霸权完美融合，美国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帝国。
美国运用粮食霸权的基本原则是，先将发展中国推向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之中，消耗其有限的水、耕地资源，弱化其农业竞争力，并控制和垄断其粮食安全，进而坐收一国粮食安全风险的地缘政治收益。
中国粮食安全的四大困境
中国是美国粮食霸权与全球战略的主要对象。二十多年来，我国在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长期缺乏对美国全球战略和粮食霸权的深入认识，放松了对粮食安全的警惕，造成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正面临四大困境：
第一，美元霸权绑架国内粮食安全，我国在应对美国的粮食战争中已经不战先败。
美元霸权的本质是以美国财政赤字为本位的美元作为世界的储备货币，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可以几乎无代价地通过铸币税而占有美元计价的一切资源与产品，尤其是石油等资源品，之后，再将美元霸权收益巨额补贴到其先天性的占有规模优势、科技优势和组织优势的大农场农业中，可以试想，没有哪个国家的农业可与美国相匹敌。
我国的外汇美元结算决定同样面临这一困境。如果不改变美元在全球的储备货币地位，突破美元霸权，即使中国能够千方百计保持国内的粮食安全，甚至在局部市场的对美的粮食博弈中赢得优势，但是，其所创造的国内稳定收益和国际外交红利，依然会在国内外汇制度美元结算的制度安排下，通过以美元纸币计价的贸易盈余的形式回流到美国。这样，我国的外汇结算制度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失血大动脉，即使我们再怎么强身健体，休养生息，都不可能在大动脉失血的情况下长时间生存。
第二，长期激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过度消耗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严重恶化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保障。
19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激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更是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其结果必然是工业和房地产与农业争地争水。
在耕地方面，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生存，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银行征占耕地成为耕地资源减少的最根本因素。仅2000-2007年，我国每年的建设用地平均在319.5万亩以上，占有耕地2560万亩左右。实际上，而我国的城镇化和房地产扩张从2005年进入新一轮高潮，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我国大规模救市计划和保增长的硬指标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中部农区都疯狂进行城镇和工业区扩张……笔者认为，我国耕地面积早已突破18亿亩红线，成为这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在水资源方面，首先，我国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比重由于1980年代的85%下降到目前的65%左右，仅“十五”期间，我国农田受旱面积年均达3. 85亿亩，平均每年因旱减产粮食350亿kg。由于单位房地产面积是单位农地面积用水的20多倍，房地产业的激进扩张必然与农业争水。其次，北方流域部分地区已经从相对短缺变为绝对短缺，严重缺水的华北地区因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京津唐地区海水倒灌现象严重。最后，水污染正在严重地影响农业用水。我国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的年排放总量从1980年的239亿m3增加到2006年的731亿m3。2006年，在全国14万km河流中，水质4类和劣于4类的河长占总评价河长的41.7%，劣5类河长占21.8%。
第三，长期以来错误导向的“三农”问题政策，导致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面临瓦解，国内粮食安全的基石正在消失。
八十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国长期执行市场化甚至私有化导向的“三农问题”政策，导致农地政策从三十年不变到永久不变，再到物权法体现出来用益物权的性质，农地已经与私有化仅一纸之隔，地权结构被彻底瓦解和固化；同时，税改之后，虽然干群矛盾缓解，但乡村组织却继续按市场化方向，实施了以弱化治权为实质内容的改革，造成乡村组织失去治理基层的资源、权力与责任，国家政权全面退出乡村社会。农地的近私有化和乡村组织退出导致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面临瓦解，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危机。
我国的小农村社制度是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农产品和制度再生产结构。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小农依靠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的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和村社内部的互助合作体系，即以低成本的管理协调替代资本投入机制，来提供村社生活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公共品，追求过密化增长，而非资本农业的平均利润率。这是我国农业相较于美国农业比较优势的根本所在。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之后，农业生产成本成倍增加，全国农村面临治理性干旱。如笔者及所在团队对湖北荆门和洪湖、安徽长丰、河南信阳、湖南岳阳等近十个省市的调查显示，在南方稻作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造成农民稻田用水费用增长2-3倍，由每亩30-50元普遍增长到120元以上；同时，乡村组织由于治权弱化不能处理任何村内纠纷，在2009年底以来天气异常的情况下，国内随陷入全国性的治理性干旱……农业生产成本日益攀升，我国农业天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
错误导向的农村改革，使小农长期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与高度组织化、垄断化的国内外资本孤军奋战，使弱小的国内资本与美国财政部和垄断化的农业产业化集团竞争。结果是，虽然我国农业生产生成长期低于美国，但美国农产品在大量财政补贴之下长期对中国倾销，大豆已是前车之鉴，棉花与玉米不过是在我们自愿接受的不平等的WTO贸易体系下自动步其后尘而已。
农业经济学界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实践的经典结论证明，由于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过高，政府和市场都无法与分散小农进行有效对接，因此，组织化——政府承担组织成本的组织化——才是缓解和避免农村衰败、农业危机的唯一出路。
第四，我国粮食安全对美粮食霸权依赖正快速增长，粮食主权加速美国化。2003年，我国开始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此后净进口快速增加，2008年，我国粮食净进口约3500万吨，占当年世界粮食贸易总量2.4亿吨约15%，其中对美进口大豆约3700万吨，占绝对比重。当年农产品进出口逆差由2007年的43.7亿美元急剧上升至181.5亿美元，增加3倍多，创历史新高。
2010年1～7月，我国农产品累计进出口贸易逆差130.5亿美元，扩大61.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棉花进口171.2万吨，同比增97.6%，进口额30.3亿美元，同比扩大1.7倍；玉米进口28.2万吨，同比扩大56倍。有关专家担心，玉米与棉花或可能重演大豆惨剧。而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农业贸易展望报告显示，2011财年，中国将从美国购买150亿美元农产品，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农产品第二大进口国，而2009年中国还只是排名第四。
美国通过粮食霸权、石油霸权与美元霸权的综合运用，已经彻底垄断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市场。如果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油价将向200美元/桶迈进，同时，世界粮食价格将在成本推动下上涨一倍，造成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再通过石油、粮食价格（主要是大豆、玉米）传递到国内，明年我国猪肉价格可能到30元/斤，粮食价格上涨30%～50%，CPI可能在25%左右甚至更高，其后果无疑是中国经济硬着陆。伊朗已经与朝鲜一样，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
以上表明，我国粮食安全不仅战略纵深尽失，而且战略腹地也正在暴露于美国的粮食霸权、金融核弹和地缘政治面前。结论很明确，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实际上已经无力维系自身的粮食安全。应对美国粮食霸权，应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以全新的战略思维来理解和设计我国经济安全的粮食与农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