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导热硅脂:荐举与科举

学习时报  谢宝富

　　把世卿世禄制除外，中国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大体可归为荐举、科举两类。其中，春秋战国荐举（含自荐）制、两汉察举制、曹操的唯才是举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大体可归荐举之列，科举则实行于隋至清末的漫长时期。

　　对荐举的反思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本满足了对人才的需要。尤其是曹操，为了广揽人才、使自己在三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在中国用人史上，堪称风华别具。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这便是中国封建王朝为何总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因。

　　而曹操之所以能在用人上别具一格，敢于宣布什么人才都要，除了生死存亡的三国竞争对人才的极度渴求以及自身不无屈辱、不无相似的出身及少时经历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其胸襟及能力。正是因为他是一位襟怀广阔、骑术十分高明的政治骑手，所以再刚烈的马，他也不怕降不住；再有本事的坏人，他也不担心管不了。否则，唯才是举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不免让人感叹，一把手的胸襟及能力是何等重要！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很快就面目全非。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在选人上充分暴露出来，时人高度的名利心及高超的钻营术，很快就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家子弟上车尚不利落，就被任命为著作郎；腹内空空如也，即可担任清显的秘书郎；甚至虽在襁褓即被冠带，乳毛未干已被封侯。

　　为什么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会不约而同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这是因为，在缺乏危机约束机制下，荐举制得以较好实行的两个前提均难以把握：一是荐举者须是既有识人慧眼又具无私品德的人。可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均无有效机制保证荐举者是这样的伯乐。二是选人的标准应尽可能公正、具体、有可操作性，以便能在程序上对荐举者有所约束。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察举制里，选人的标准本是才、德；在九品中正制里，选人的标准原为才、德、家世（即父祖官冕）。这些标准本身或许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标准之中除家世较具体外，才、德都很抽象，缺乏具体化，也很难具体化。尤其是德，常常虚得很，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品德问题上寻常人之间较难说得清谁高谁低，或者高、低到哪里去。

　　既无具体标准可循，又无制度保证荐举者须公正无私、且荐举权基本被贵族垄断，所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在诞生不久都很自然地走向了初衷的反面，成为贵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九品中正制由原本才、德、家世并重走向最终的不论才、德，只重家世，以及后来科举制里僵化的八股程式的出现，乍一看都是转变得很荒谬，荒谬得很不应该。可是一旦把它们置于当时当地的环境，一切又都似乎情有可原。既然才、德都很不好拿捏，既然传统的诗赋及时务策评阅起来主观性太过，唯有家世历历可寻、八股可使评卷臻于客观，那么以家世为唯一、以八股论是非，虽显失公正或扼杀灵性，但也多少有那么一点“合理”及必然。这似乎反复向人们道出了一个真理：治理情大于理、万绪千难的中国，历来不能不划杠杠（不划则乱），可是只要一划杠杠，却又总难免一划则死。

　　对科举的反思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至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乾隆爷固然做不了郑板桥，郑板桥也肯定当不了乾隆爷。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使一代代聪明而勤奋的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要么在有限的儒家经典上做起了无限的好文章，要么把唐诗宋词写到出神入化的高度，高得令你读后会情不自禁地增添民族自信：既然国人能把唐诗宋词写到如此神奇的高度，若把如此的聪明及勤奋用到科学等其他领域，势必会取得同样的成功（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其他领域是否有像科举选拔、塑造文人那样的好机制）。可是，科举制下，儒家经典及文学以外的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这是中国封建皇权联手中国读书人在知识领域所犯下的最大错误！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不仅未惠泽百姓，反而还大大降低了国人的生活质量，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宋明理学、心学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民主不仅源于近代科学，且直接孕育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科举不仅使中国读书人全然忽略了科学，且高度强化了国人官本位意识，使工商业者即使在工商业上前景无限，但内心深处依然功名难舍，因而纷纷“工而好儒”、“贾而好儒”，高度重视晚辈的文化教育，以期科场成名天下知。好后生都矢志科举仕途，唯有实在走不通科举仕途者才转身务工经商，这无疑是唐宋以后中国工商业难以成长壮大的关键原因之一。

　　科举把中国读书人的心牢牢拴在庙堂之上，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考试的结果无外成王败寇。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対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使国人普遍背上了沉重的名利“十字架”；使一些失意者在衣食无忧、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快乐的“小人物”的情况下，背上了无法承受的“面子”重负，迫使其不得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突破原则也要上，由是而有那么多不该发生的腐败与造假，酿成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人生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