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风暴到经济泥潭

——鲁品越教授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演讲

2011年10月2日   08：08－思想者·连载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鲁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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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小传

    鲁品越 1949年生，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学术研究30年，先后主持四项国家社科基金、两项教育部社科基金、多项上海市与江苏省社科项目。出版专著六部，译作二部，其中《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入选首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成果获国家与省市级奖励10余次。

    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在其名著《繁荣与萧条》中，以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为蓝本，提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两大过程交替组成：扩张过程与收缩过程，而这两大过程之间存在着两种转折点——向下转折（危机）和向上转折（复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由四个阶段的周期性重复：危机—萧条 （收缩）—复苏 （向上转折）—高涨 （扩张），再发展到下一个周期。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虚拟经济体的出现，哈伯勒所描述的这种由清晰的四个阶段组成的经济周期的模型，很可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我们发现， 2008年金融风暴使全球经济迅速进入萧条期之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期待和预言经济复苏阶段的到来，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复苏萌芽又不断被国际债务危机、主权信用降级、就业指数下降等等负面状况的洪水所淹没，而且在这些经济停滞和衰退面前，各国无论是实施宽松政策还是紧缩政策都会使经济陷入困境，因而时刻面临着未经复苏而再次陷入更深层危机的威胁。我们把这种社会宏观经济态势称为 “经济泥潭”，在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之前，全球经济的 “泥潭期”不会结束，对此我们务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量化宽松”后患无穷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拯救金融危机的常规政策是放松对货币流量的控制，通过杠杆效应影响利率从而间接增加货币流量。然而这些常规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旦利率降得很低，出现了所谓“流动性陷阱”，无论怎样的降低利率的措施都会统统失效。

    当代经济危机是由金融风暴拉开序幕的，而金融危机直接源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知道，由于其深层原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产出的货币流量，总有一部分流入到投机、储蓄等形态中，而不进入到下一轮的实体经济再生产，此称“流动性不足”。由此必然会造成实体经济萎缩，这些萎缩的部分形成了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性失业”，造成经济危机与萧条。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凯恩斯提出了扩大政府开支以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将这些减少了的货币流量以政府财政支出的形式重新注入到实体经济再生产中。这种财政政策的确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出现。然而政府扩大财政开支又会产生增加企业成本等一系列负面作用，最后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

    于是新自由主义登场，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主张市场问题由市场自身来解决。而市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金融自由化：由金融机构自身通过市场来创造流动性，以取代政府用财政机器向市场输入流动性。其最主要的途径是“资产证券化”：把缺乏流动性的能够长期营利的资产 （如房贷的债权）打包分割成一份份证券向市场发行，吸引社会大众掏钱购买证券而获得流动性资金，这些资金注入市场而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这就是“金融创新”。这种金融创新的确为经济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有力地支持了那些有前途的科技创新企业向市场融资。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这种创新逐步演变为向市场“圈钱”，使全球资金高速运转。国际资本通过反复进行的资产证券化来创造流动性以维持资本扩张，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使经济体系到处都存在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2008年9月13日，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发生了巨额资金链断裂。而局部性资金链断裂通过错综复杂的规模巨大的全球金融网络和产业网络扩张开来，同时造成全球性心理恐慌，从而使全球经济流量骤然减少，由此一方面导致虚拟经济大幅度缩水，与此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实体经济再生产流程萎缩。于是，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把全世界带入经济危机的关口。

    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拯救这种金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向市场经济体再次输入流动性，也即增加市场经济的货币流量，以补充资金链断裂所产生的资金缺口，这就是放松银根的 “宽松货币政策”。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是三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降低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买卖债券，放松银根时则买入债券以增加银行的初始货币存量）。这些措施是放松对货币流量的控制，通过杠杆效应影响利率从而间接增加货币流量。常规货币政策的核心是维持某种能够使社会经济顺利运行的利率，因为利率是控制货币流量的杠杆效应的核心。然而这些常规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旦利率降得很低，出现了所谓 “流动性陷阱”，无论怎样的降低利率的措施都会统统失效。怎么办？于是作为 “最后的手段”的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就出笼了，这就是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又译为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缩写为QE）。

    所谓“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就是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确定直接注入市场的货币总量，通俗地说即定量地增加钞票发行数量。日本中央银行在日本经济走投无路的时刻，于2001年3月19日最早实施这项政策。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美国则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使用这一政策，以拯救其面临的经济危机。美联储开启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被称为QE1），向市场投放了1.4万亿美元的储备，这使得它的负债由8800亿美元扩大至2.3万亿美元，其目的在于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而不是直接投入于实体经济。到了2010年11月3日，为了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联储又开启了第二轮量化宽松 （QE2），起始为1000亿美元，然后每次联储开会，再以1000亿美元为单位进行加减，直至失业率有明显改善为止，估计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三年左右，“宽松”的资金总额可能要达2万亿美元。如果这轮量化宽松不能达到明显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据说即将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QE3）。在美国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各国也采取各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政府都大把大把地花钱，并且努力使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与此同时使他国的外汇储备贬值，从而实现“赖账”的目的。正是这种为了对付金融危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国际资本主义危机从“金融风暴”发展到新阶段——经济泥潭。陷入这种泥潭的经济，不论采取怎样的举措，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走出泥潭亟待破局

    在当今由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休眠资本”所构成的经济结构中，不论实行怎样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真正起到使实体经济复苏的作用。只有当经济决策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重新塑造社会经济基础，或者新的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开辟了新的市场，从而打破当今僵局之后，全球经济才有走出泥潭的希望。

    这种“经济泥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虚拟经济膨胀与动荡，造成资本在“虚拟资本”与“休眠资本”之间流转，实体经济持续萎缩。当代经济体系实际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实体经济，它是直接生产人们社会物质生活的部门，是全部社会经济的基础；二是由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虚拟经济，它的功能原本是通过组织社会资金来服务实体经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投机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第三是退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而暂时处于“休眠”状态的“休眠资本”，如用于保值的黄金和其他不动产、股市里的空仓资金等等，这些休眠资本时刻准备注入虚拟经济之中进行投机增值。正是“休眠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不断转移和流动，造成了当代虚拟资本市场行情的剧烈动荡。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那些被“定量宽松政策”投入到经济体的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则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总是争先恐后地注入到获利能力快的虚拟资产，如期货、股市、黄金等等，特别是新兴国家的虚拟资产中，造成这些虚拟资产价格飞涨，制造出金融泡沫。而注入到真正的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数量相当之少，这是因为刚刚具有某种复苏势头的实体经济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投资风险大而效益少。因此，以就业率作为重要指标的实体经济仍然会处于疲软的停滞状态。美国的QE2（第二轮量化宽松）本来是要增加就业，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0年12月3日美国劳工部报告称11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长3.9万人，远低于宽松政策预期增长的14.0万人。而失业率不降反升，又增加了0.2个百分点而达到9.8%。这说明：在当今由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休眠资本”所构成的经济结构中，不论实行怎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真正起到使实体经济复苏的作用。

    然而，如果政府防止金融泡沫而对其实行紧缩政策，那些具有强烈的投机性的虚拟资本便会立刻纷纷出逃，造成资产价值大跌。然而这些出逃的资本并不是转而投向实体经济，而是转变为“休眠资本”。随着休眠资本的储量越来越大，虚拟资本市场的价值震荡就越来越剧烈。而股市等虚拟资产大跌又会产生融资困难和社会的心理恐慌，造成对实体经济发展预期的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社会实体经济进一步萎缩。于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境地：无论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都会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这就是“经济泥潭”。

    第二，竞赛性通货膨胀，最后将导致长期滞胀。在当代金融资本操纵市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投入的货币首先满足的是暴炒虚拟资产价格的需求，然后才有可能惠及实体经济来进行扩大再生产以提升就业率。但是这又会受到滞胀的威胁。随着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通过战略性贬值增加出口。各国为了保护自身出口竞争力必然被迫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于是各国之间出现了“宽松货币”的竞赛，这些宽松的货币最终必然带来整个物价体系上涨。今年以来，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前5个月批发价格平均涨幅为9.25%，已连续17个月超过8%；俄罗斯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9.6%；巴西前5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也持续走高。越南、印尼2011年通胀率也上升到13.5%和7.1%。而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如果各国不采取正确的措施，将会发生比较严重的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最后导致整个实体经济萎缩，乃至重蹈上世纪七十年代 “滞胀”的顽疾。

    第三，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由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背上了巨额债务。一旦负债超过其GDP60%的警戒线，政府就缺乏偿还能力，从而陷入到主权债务危机中，如果发展到极端，甚至会造成国家破产。金融危机之后，在各国放松银根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欧元区从希腊主权信用下调开始，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如多米诺骨牌依次惨遭调降。欧元区债务总额占GDP比率约85%左右。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截止到2011年1月，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4万亿，占GDP总额约为100%，相当于美国公民人均负债4.53万美元。最重要的是美国目前每分钟负债速度达到2.6亿美元，穆迪公司预测美国在10年内负债总额将占GDP的400%。这是个何其惊人的数字！

    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 “信用黑洞”，因为一旦某些对全球经济有一定影响的国家举债不还，必然会造成全球巨大的资金链断裂，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远比小小的雷曼兄弟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暴恶劣，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因此，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各国必然千方百计地继续投入巨额货币以挽救其面临破产的局面。这将把世界各国经济再次拖入更深的泥潭，全球经济将陷入长期萧条的状态。

    由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经济泥潭，必然会蔓延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只要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新自由主义仍然在经济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只有当经济决策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重新塑造社会经济基础，或者新的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开辟了新的市场，从而打破当今僵局之后，全球经济才有走出泥潭的希望。

    要输血更要造血

    仅靠加强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对货币流量的总量调控无法摆脱经济危机，一方面我们应设立资本流动禁区，扼制资本的投机性，另一方面引导与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到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劳动者素质、发展新兴产业的领域。这样，拯救经济危机所花费的巨额资金就转化为能够造血的生产力，从而真正“转危为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根本特征就是私人所有制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结构，通过一层层的资本权力放大器，形成了对全社会劳动成果的支配体系。这种私人权力体系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竞争状态，会导致个别资本为了追求增值而盲目生产，最后形成过剩性经济危机。而在垄断资本时代，国际性垄断性金融资本通过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而形成了对全球劳动的控制。为了维系经济扩张，垄断资本利用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权力，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吸收大量民间资金，从而减少社会购买力，最后导致高度膨胀的虚拟资本与日益枯竭的民间购买力的矛盾。这必将导致金融泡沫的破裂而产生全球性金融风暴，由此引起实体经济的萧条。

    而社会经济要从萧条走向复苏和高涨的动因，是萧条导致生产要素价格降低，一些闲置的资本就会趁机进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而恢复和扩大再生产。这些资本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产业产生拉动与影响作用，最后带领全社会的实体经济走向复苏。然而在当今虚拟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复苏势头会很快被汹涌澎湃的虚拟经济浪潮所吞没，从而使经济陷入复苏与衰退交织的经济泥潭。其具体过程是：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跌而产生的复苏萌芽，会迅速点燃虚拟经济之火，引起相关虚拟资产价格 （如石油期货、股市房市等等）暴涨。由于资本逐利本性，那些本来可能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本便转向虚拟经济的投机，因为虚拟经济的盈利能力与速度远远高于前景尚未明朗的实体经济，于是复苏萌芽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撑而被淹没，实体经济又迅速回归于萧条。这种萧条又会导致虚拟经济资产暴跌，于是投机性资本纷纷抽逃。

    如上所述，这些抽逃的资本不会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转化为 “休眠资本”，其原因是复苏苗头正被淹没，前景难测中，同时因为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要素的消耗，从而具有不可逆性，一旦投资失利将无法挽回。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虚拟资产价格震荡、而实体经济萎靡不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无法紧缩货币——因为它将导致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福利减少，从而民怨沸腾。于是又会进一步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以减少失业率。这些定量宽松的货币又会流向虚拟经济，进一步加重这种泥潭状态而难以自拔。于是，随着巨额资金不断填补到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之中，追求扩张的资本所到之处都在给自己制造运行的阻力，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出现与展开，制造出一个个相互纠结在 “宽松不能、紧缩不得”的两难困境，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社会经济泥潭”。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深层表现。

    那么，面对这种危机我们应当怎么办？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经济危机的解释，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仅仅靠加强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因为真正严格的金融监控将使众多的资产证券化无法进行，从而使社会经济陷入流动性缺乏的困境，导致经济危机早早发生。

    第二，仅仅靠对货币流量的总量调控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因为陷入社会经济泥潭已经使这种调控处于两难困境：放松银根会导致虚拟资产价格飞涨而实体经济滞胀，收紧银根又会导致社会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第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应当充分发挥我们对社会经济进行强有力的结构性干预的优越性，导控与驾驭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的逐利行为，或者被动地与社会资本博弈。这就要求一方面设立资本流动禁区，扼制资本的投机性，另一方面引导与鼓励社会资本 （包括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注入到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劳动者素质、发展新兴产业的领域，在国家财政负担允许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发展民生工程。这样一来，拯救经济危机所花费的巨额资金就转化为能够造血的生产力，从而真正 “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