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的泡沫：日本经济如何从巅峰跌入泥潭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15日 10:28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末日经济》
　　作者：[美] 威廉·波纳 安迪森·维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简介：失业率高企，创纪录的止赎率和破产数量使金融机构几平遭遇全球性的崩溃，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泡沫时代的错觉和荒谬、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都使美国面临总清算的边缘。本书精辟地分析了美同经济的积弊，深入探讨了美……[连载内容]
     日本经济濒临更深衰退边缘

　　像日本一样衰退

　　我正在变成日本人。我觉得我正在变成日本人，我真的这么认为。——瓦波斯，1980年

　　本书的最初灵感来自美国与日本—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

　　1971~1985年，日本股市上涨了500%。

　　10年后，也就是1981年，美国牛市开始。1981~1995年，美国股市同样上涨了500%。

　　1985年，日本经济开始起飞，此后5年内上涨了3倍。

　　1995年，美国经济开始起飞，5年内同样上涨了3倍。

　　1990年，日本经济从顶峰开始下滑。8个月后，下跌了30%左右。

　　2000年，美国股票市场从顶峰开始下滑。8个月后，下跌了大约30%(见图5–1)。

　　诡异吧？这两条平行线到此还远没有结束。

　　199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试图用公共基金来援助银行系统，但遭到公众的激烈反对。

　　16年后，美国官员发现自己面对着规模空前的信用危机，他们以规模空前的流动性注入进行应对。

　　以储蓄率为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股市在攀升，而储蓄率却下降了10%。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也发生了，只是延迟了10年。当然，发生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寓意。

　　最近我们听说了一个业余烟火技术员的故事。他相信柴油不可燃，就想在同事面前证明这一点。于是他把打火机凑近油箱里漏出来的柴油，没有任何反应。为了进一步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一再重复这个动作，手中的打火机也越来越靠近柴油。目前，他正在从全身烧伤中慢慢恢复过来。

　　本书写作时本着上述故事中旁观者的精神，对人竟可以如此愚蠢感到瞠目结舌，我们着迷于看到的奇观，并暗自庆幸自己不曾经历。

　　华盛顿的经济策划者们大概也会对此感到好奇。由于他们急于启动货币和财政刺激的双重引擎，他们也许想知道最终能促使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建议是：去日本看看吧。

　　1985年，日本股市起飞，5年内上涨了3倍。同样的情景发生在10年后的美国。

　　泡沫回音—延迟时间为1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陷入这么深的泥潭中，除了日本。“日本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这么说。但是，到底有何不同呢？

　　不一样的日本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激情的；而在90年代，很多观察家却觉得日本人是无能之辈，既不尝试改变，也无力进行调整和改组，而调整和改组正是当时日本经济迫切需要的。

　　人们普遍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日本人对储蓄的嗜好以及在花钱上的保守态度。虽然他们生活条件不错，能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但是日本人的平均储蓄额占收入的13%，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储蓄额只占收入的2%。由于消费少，日本经济似乎缺乏一根点燃经济火把的火柴，因此始终保持着潮湿冰冷的状态。

　　美联储最大的噩梦就是美国人在一夕之间变得和日本人一样了。他们不再继续以往那种超过支付能力的消费，而是开始减少支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在数周内给美国经济的火焰泼上一盆足以令其熄灭的冷水。美国经济和股市的发展依靠的是两个鲁莽的习惯：美国人的花钱方式和外国人的投资方式。只要任何一种方式出现审慎的苗头，不管多么微小，都将导致销售额、收入、股价、就业率的崩溃。一言以蔽之，如果美国人开始像日本人那样行事，那么美国经济将重蹈日本的覆辙。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国内充满怪僻和杂乱无章。日本人用一个词来形容：Nihonjinron，意思是“日本人论”。他们总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高等的。移民日本受到严格限制，日本人不太信任外人，有时甚至鄙视外人。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外出旅游，但是当他们外出旅游时，他们也倾向于集体出动—为的不过是看外国人。

　　日本人不仅认为自己优于别人，还经常通过与外国人的直接竞争来证明这一点。20世纪初，这种竞争采用了一种灾难性的方式。日本人试图以武力统治整个太平洋地区。这个计划开始时进展非常顺利。由于捷报频传，受此鼓励，日本军队一路挺进，直到他们被某个国家挡住了前进的脚步，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于是日本人一边驯服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小岛上，一边谋划着发动下一场战争。

　　日本人论的核心就是法国人所谓的“团结”，日本人称之为“和谐”。意思是所有公民都必须朝着同一个目标团结协作、携手共进。但是法国人会直言不讳地批评本国的制度和目标，而日本人只会保持缄默。

　　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众特别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影响，那么这个国家首推日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团结一致地站在日本军队后面；七八十年代，他们又像骡子似的为大工业合并而勤奋工作。即使在今天，只要某个潮流在日本流行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应当义不容辞地加入这股潮流中。想象一下一群典型的日本学生走进卢浮宫的场景：几乎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染成了橘黄色。

　　据说，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中产生批判性分析的“干性”逻辑，到了日本就变成“湿性”的了—“湿性”逻辑带来的是更强的社会凝聚力。至于个人对权力、对错、罪恶和羞耻的理解，这些本是西方社会中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启发而产生的；而在日本，这些都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辜负了集体或者没有尽责，按照日本文化的理解，人就应该为此感到耻辱。即使集体误入歧途，个人也应当不离不弃。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表现，也让大家觉得日本人和美国人就是不一样。当美国经济繁荣时，日本主要的几条大街上死气沉沉，就像耗尽的电池一样毫无生机。而当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达到非常惊人的水平时，日本却保持着接近GDP10%的财政盈余。当美国经济景气时，日本却一团糟。

　　日本经济的特色

　　到2001年，日本经济处于萧条期已经十多年了，经济衰退、疲软，经常出现负增长。日本人的困境打动了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他从人道主义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央银行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他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帮助日本人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只是，奥尼尔这种慷慨大方的立场完全脱离了现实。“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三菱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反驳说，“因而日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番话也被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

　　这是怎么回事？遭受了近10年的经济停滞，股市总市值损失了65%，日本怎么会仍然处于领先国家的行列？这怎么可能？ 实际上，即使在繁荣过后的10年后，日本的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仍然比美国要好。日本人工作时间更短，缴的税更少，而得到的社会服务却更多。他们的健康状况更好，寿命也更长。20世纪末，日本制造业工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比美国同工种的工人少4个小时。平均起来，美国人比日本人每年多工作整整两周。日本政府的税收占普通工人收入的12%。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6%。与美国工人相比，日本普通工人享有更多出国旅游的机会，而且购买的奢侈品更多。世界上2/3的高端产品都是日本人购买的。

　　不仅如此，日本曾经是、现在也是社会服务系统运行良好的一个奇迹。医疗几乎完全免费。公共交通四通八达，而且运行高效。列车进站时间一般都比计划到站时间提前18秒。埃森哲公司的一位日本合伙人称：“无论平均生活水平还是生活满意度，日本都比美国高。”的确如此，日本女性比其他任何国家女性的寿命都长，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仅次于瑞典男性，位列世界第二。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优势，现实却也令人触目惊心：21世纪一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曾自诩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好像不复存在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肯定是做错什么了，而且错得很离谱；他们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美国的经济学家一再敦促日本增加货币供应。在美国经济学家看来，通货膨胀才是关键。一旦日元开始贬值，日本消费者将逐渐转变观念，更愿意花钱，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

　　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没有发挥作用。如今，美国经济学家不请自来地提出建议，表示日本人需要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改革。他们需要勇气来解决经济难题，以冷酷无情的商业作风来处理坏账、清理不良企业，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重组整个产业。此外，日本还需要引进更有活力、效率更高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

　　美式资本主义是日本人最不想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独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它跟自由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生产资料不是由富人或自由资本家掌握，而是由大商业集团控制。大商业集团从大银行贷款，而大银行则从普通日本民众的储蓄中得到大量资金。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风险和回报以特有的日本模式被集体化了。

　　怪异的资本主义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由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观点发展而来。它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同时由于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社会朝着有利于每一个人的方向发展。在亚当·斯密看来，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上帝之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和经济就如森林和蜂窝一样，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自然现象。它们受到上帝设定的规则的限制和约束。人们通常把亚当·斯密当做世界上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伦理学家”，因为他的工作是发现规律，发现上帝维持宇宙运转的规律。

　　这与包括日本经济学家在内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大相径庭。现代经济学家不再试图找出使世界运转的原因，而是更喜欢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试图让世界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运转。由于不满足于单纯的观察，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亲自参与了经济运转，他们或抬高杠杆，或按下按钮，为的就是要让经济这台机器发出轰鸣声。

　　日本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贡献来源于它所崛起的独特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类似封建主义工业体系的环境下被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学家、商界领袖以及政府决策者还无法理解这只无形的手。他们的宗教信仰中缺乏主神，此外，他们的经济从封建主义进化成资本主义的时间也实在太短。他们的社会运转不像是个体的大杂烩，每个个体都要追求各自的目标，而更像是蚁群，每一个人都像工蚁一样，确切地知道各自的位置，大家都在为集体的利益忙忙碌碌。这是一种通力合作、高度集中的后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形式。

　　17世纪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种植园时，他们采用的是主人的姓；日本的情况也近乎如此，日本工人被冠上所供职企业的名称。工人们必须长时间工作(普通工人最长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工人们聚会或喝醉时会唱企业之歌。对于企业来说，工人并不是成本，而是农奴或家臣，企业可以在销售额下降时随时踢走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工人以生命作担保。“像水稻一样依偎在一起”是日本人的口号—的确如此，即使被焚烧，水稻也彼此依靠。

　　日本人认为，大企业将永远存在。日本以大企业为重。这些大企业之间互相持股、互相协作，很少能有小企业跳出来挑战它们，这些大企业之间也很少有重大竞争。大企业创造或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产品，经过不知疲倦的工人推敲改进，然后应用于生产—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能达到出口要求，通常是出口到美国。

　　日本这种资本主义模式相当怪异—这些大企业根本不关心利润！就跟美国泡沫时期的网络公司一样，它们认为追求利润是缺乏远见的，是“短期思维”。它们想要的是市场份额和增长率，因为它们的目标是走出去，占领整个世界！

　　日本的繁荣

　　1949年4月，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把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定为360∶1。日元变得很廉价，廉价的日元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日本成为一个工业制造大国，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低得多。由此，日本开始了长达40年的经济繁荣期，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日本还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股市和价格最高的房地产。

　　日本盛产遵纪守法的工人、孜孜不倦的模仿者和一丝不苟的商人。他们将各自的能量汇总起来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成果自然是相当可观的。比如，日本汽车业的成功就不是偶然。在此之前，美国汽车业三大巨头在这个竞争激烈、资金集中的产业中一直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要向底特律发起挑战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日本通商产业省的主要决策者坚决不同意本田和日产与美国汽车制造商同台竞技，并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然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仍然积极挺进。它们以小型车进军美国市场，摆出一副对美国汽车业三大巨头毫无威胁的姿态。当底特律沾沾自喜、故步自封时，日本却逐渐向世界证明了其卓越的汽车制造技术和销售技巧。在美国人察觉之前，美国汽车市场中的一大块蛋糕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商学院的学生不得不学习一整套全新的词汇。持续改善(Kaitzen)这一概念从日本引进，本身就代表了创新。商学院的学生们还学习了财术(zaitech)、托金基金(tokkin funds)、经连(keiretsu)和泡沫(baburu)等词语；在美国人的日常会话中，日语不断冒出，就像他们把各种酱料洒在日本料理天妇罗上一样。此外，他们还学会了吃生鱼片而不得病。

　　美国对日本的钦佩和羡慕中掺杂着恐惧、厌恶以及嫉妒。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觉察到，日本也许不只是要抢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的饭碗那么简单，他们还要把“世界最重要经济体”这一至高无上的头衔抢去。日本银行逐渐成为世界最大银行，日本的企业已经在其他几个产业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似乎只要它们瞄准了哪个产业，它们就能在这一产业中取得成功。

　　在拼命赚钱的同时，日本人也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们到处购买物业，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电影工作室、纽约的埃克森大楼和洛克菲勒中心。在法国，日本买家购买了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小教堂，打算把它拆了，包括教堂的彩色玻璃画窗在内，一块一块地运回日本。这一想法彻底激怒了法国人，于是法国很快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出口国家财产！

　　日本买家还出现在伦敦、巴黎以及纽约的各大拍卖场上。在竞拍中，他们以相当可观的价格买下了一些世界名作。日本人购买艺术品，好像他们真的喜欢这些名作一样；事实上，10年后美国大亨也是这么做的。比如，犯罪头目石井进于1985年进入股票市场。1986~1987年，由于政经界有权势的朋友给予了极大帮助，他的资产升值了50倍。他在艺术品上的开销高达750万美元。用这样一大笔钱，他买下了诸如雷诺阿、马克·夏卡尔、莫奈以及其他大师的名作。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花了大约4 000万美元购买梵高的《向日葵》。斋藤英更是一掷千金，为梵高的另一幅作品《加歇医生的肖像》花费了8 250万美元，为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花了7 800万美元。但是，森田恭通全面超越了以上各位，他总共花费了高达

　　3亿美元来购买19世纪末期的法国绘画作品。在被问及他为何偏爱法国印象派作品时，他的回答值得10年后的美国艺术收藏家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借鉴：“因为印象派作品与现代装潢更相配。” 　奇迹的泡沫

　　20世纪80年代，《日本第一》这部畅销书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潮。日本逐渐锋芒毕露，而美国却如落日西沉。未来的趋势似乎已经很明显了：日本式的有组织、集中化的资本主义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至少，日本人是这么想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激励国民与新加坡竞赛，“摆脱耻辱、大步向前、为国争光”，他这样号召。

　　面对来自日本的黄牌警告，美国各阶层喋喋不休地要求改革。“经济学上的珍珠港事件已经来临。”政客们这样形容。评论家表示，美国需要像日本一样的中央规划。顾问们建议，美国需要学习日本的管理技巧。分析家认为，美国经济需要更长期的目标。贸易保护论者说，美国需要加强进口限制。

　　让美国人头疼的是，他们不光在市场份额上输给了日本，在其他方面也似乎成了失败者。似乎日本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而美国人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错的。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个奇迹—日本成了最成功、最有活力、最自信的经济体。面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威胁，美国商人战战兢兢、哆哆嗦嗦。

　　在此背景下，世界几大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85年9月相聚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以贸易壁垒和经济制裁为要挟，美国财政部长得到了一份协议：他们将美元对主要货币特别是对日元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美国财政部长似乎相信，既然日本产品的质量比美国产品要好，那么，日元汇率越高，日本产品就会越贵。

　　如果说日本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冲击是“珍珠港事件”，那么《广场协议》就是中途岛战役了。日本对成功的渴望遭受了挫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突然变得难以售出。在美国财政部长离开会场之后的几个月内，日元就升值了足足40%—日本的出口产品比同期贵了一倍。第二年年初，日本GDP增长减半。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必须作出反应了。它能做什么呢？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在日本家喻户晓。中央银行的业务相当简单：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中央银行就想办法让货币变得更便宜、更多。事实上，日本银行就是这么做的：降息。贴现率在1986年一年中下调了4次，降至3%。同时，企业利润已经开始下降，同样的情景在10年后的美国也发生了。尽管如此，投资者对日本经济依然持乐观态度。货币仍在流通，受到降息的利好消息的刺激，股票突然间变得炙手可热，成为每家餐馆中的热门话题。

　　1987年年初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日本国有电信公司NTT(日本电报电话株式会社)上市了；另一件则是世界几大国家的财政部长又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地点在巴黎卢浮宫。

　　对于NTT的上市，只能说，它已经出现泡沫的迹象了。经济学家只要阅读一下报纸，或者抬起头往窗外看看，就会感叹：对NTT股票的需求如此旺盛，大家不得不排队填写认购表，股票采用抽奖的方式出售。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3个世纪以前法国巴黎甘康普瓦大街上的景象。很快，该股票认购超额。在两个月的认购期内，大约有1 000万人申请认购，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股价。个人投资者认为，既然是政府公开发行的股票，它们肯定是安全的。投资者都认为自己购买了日本的一小部分。他们认为，政府不会允许国有企业或者市场让人民遭受损失的。所以，他们购买NTT股票时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大家都认为日本股市有保障，格林斯潘后来向美国投资者提供了同样的保障，这个保障被美国人称为“格林斯潘卖权①”，本书后面的章节会对此进行详细阐述。美国民众都认为，这位美联储主席在任何时候都能使股市复兴，只要降低短期利率就行了。日本民众的信心或许还要更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体系；他们认为，日本及其日式集体资本主义将永远成功。

　　日本股价已经高得离谱了，在卢浮宫会议之后，更是一路走高。从《广场协议》到新的《卢浮宫协议》签订之前，美元实际上已经被压低了。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广场会议召开时的259∶1，到1987年年末已经上升至122∶1。这回，美国担心的不再是美元汇率太高，而是太低了。各国财政部长达成一致协议，这回他们要让各自的货币贬值，以便使美元升值。日元再次降息，降到战后最低点，为2.5%。

　　投资者对此欣喜异常。他们认为，更低的日元汇率将使日本企业更具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日本股市的发展。NTT的市值超过50万亿日元，约合3 760亿美元，超过了德国和中国香港股市的市值总和。

　　日本航空的市盈率超过400倍，渔业和林业公司的市盈率是319倍，而航运业的市盈率是176倍。如此高的股价，你还会认为它是合理的吗？西方投资者在疯狂的泥潭中陷得没那么深，他们不敢相信这么高的股价是合理的，他们开始抛售手中的股票。但是，就像10年后的美国一样，日本投资者、分析家和经济学家开始调动想象力，为荒谬的高股价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日本是不同的，日本更注重长期目标。”他们说。

　　“日本是技术源泉。”他们指出这一点。

　　“西方执著追求的‘干瘪的’市盈率在日本不起作用。”他们这样解释。

　　“日本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是最具有创新性、最高效、最有活力、生产力最高的社会。”他们还说，“所以理所当然，日本的股价会以不一样的标准来定。如果加上所有隐性资产(主要是估价过高的房地产)，就能计算出日本企业的真正赢利能力，那个数字会很不一般。”(是的，不一般—比别人差远了。)

　　“日本人没有其他的投资形式，只能投资股市……”

　　“日本已经进入新时代了……”

　　1998~2000年间注入华尔街泡沫中的每一缕气体，这个时候都在日本进行现场试验。几乎每一种解释都很到位，或者说没有一种解释能起作用。即使东京发生地震，似乎也能促使乐观的投资者买入更多股票。

　　不管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湿性”逻辑来解释买入价格高昂的股票和房地产这一举动的合理性，这个逻辑到第10个年头已经“泛滥成灾”了。人们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已经不管价格了—不管价格高得多么离谱。

　　自我膨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日本的资产价格暴涨。1986年3月至1990年3月期间，日本六大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倍。1987年，土地价格直线上升，增长总额超过了日本当年的总产值。日本普通家庭的股票和房地产增长收益比工资收益还要多。东京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必须申请长达100年、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按揭贷款，才能购买一套面积极小的普通住房。鉴于日本人喜好的长期思维和“湿性”逻辑，这样的现象似乎相当合理。泡沫的顶峰时期，日本房地产的总价值相当于美国所有房地产价值的4倍。据说，日本东京的皇宫及其周边地区的价格相当于整个加拿大的价值。 　这些财富都是从哪儿来的？就像10年后的美国人那样，这个时候日本人的信心变成了一大缺点。20世纪80年代末，回忆起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繁荣，他们自问：这一切纯属偶然吗？不，他们认为这是勤奋工作、自我约束的结晶，是商业、工业和投资的回报。才超越其他民族40年，日本人就觉得自己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天才的种族！10年后的美国人也是如此。

　　市场造就了这种感觉。日本人顽固地坚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就跟10年后的美国人一样，日本人开始认为，他们不仅在商业和投资上高人一等(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看清日本股票的真正价值)，在人种上他们也胜人一筹。Shinjinrui这个词是日本人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意思是“新人类”。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他们认识和理解了世界运转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以前的人类拒绝承认的。

　　“新人类”不像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一样无所畏惧，他们拼命地花钱，拼命地借钱，好像没有明天一样。他们可以花300美元到夜总会喝一小杯威士忌，也可以为一个名牌包花上1 000美元。他们花钱购买昂贵的名牌商品，以彰显“新人类”的身份，日本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上奢侈品的顶级市场，爱马仕、费雷、圣罗兰以及数十种其他奢侈品牌的专卖店在繁华的银座商业区鳞次栉比。事实上，“新人类”热衷于消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关注。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呢？1987年，日本的商业收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工资也只是稍微上涨了一点点。到底发生了什么？

　　消费狂欢

　　当然，股票持有者和房地产拥有者享受着“财富效应”带来的好处。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每次计算净资产，他们就会高兴地看到数字又变大了。减税同样也刺激了消费。

　　日本消费经济的最大推动力来自债务。日本人一向是世界一流的储蓄者，但当时的经济学家很少注意到，日本人已经由一流的储蓄者变成了顶级的借款人，债务攀升到收入的130%。人们在投资泡沫时期心情总是特别愉快，日本人心情愉悦地继续着这场信贷消费狂欢。流通中的信用卡数量增长了3倍。不久之后，原本很节俭的日本人的债务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人了。银行贷款总额也增加了，在1985~1990年间，增加了7 240亿美元。消费者信用公司，也就是“非银行业银行”的贷款，同期也增长了700%左右。

　　每一笔债务都对应着一个债权人，会计人员会这样告诉你。“每一个繁荣期，总对应着一个萧条期”。我们可以这样补充说明。有纸醉金迷的时光，就有对应的清算日。在泡沫时期，日本储蓄者给这场消费狂欢提供了资金。日本95%的国家债务来自国内。在这一时期，日本仍然保留着世界最大债权国的身份，其国外资产净额大约占到GDP的10%。

　　这种新货币和信用制度必定会产生后果。从宏观上看，这样一大笔资金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一般来说，企业支付工人工资，然后工人花钱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回到企业手中的钱就是工人的工资减去存款，而工资成本则由销售收入抵消。当工人把他们的存款和信贷都用于消费时，钱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进入企业的保险箱。由于企业并没有多支付工资，却收回了更多的钱，从宏观角度来讲，整个社会的生产利润就降到了最低水平。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它们看到的是一夜之间剧增的销售额和更高的利润，于是它们想当然地认为需求在增加，它们应当扩大生产。所以，企业建设了更多工厂，提供更多产品，并雇用更多工人。但是这种由信贷催生的新的需求无法持久。人们或许可以借款，但是借的钱终究是要还的—无论多久，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些借款都是要还的。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借了100万美元。用这100万美元，他可以买很多东西。看起来，他的生活水平在一夕之间就提高了很多。他的额外消费支出也许能让贸易商和制造商觉得应该生产并出售更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良机，贸易商和制造商可能也会借款。但是迟早有一天，这个人借不到又一个100万美元了，他需要还清之前借的那100万美元。自然而然地，灾难发生了，整个链条开始崩溃。这个人不仅无法应付他想要的高消费方式，还要将开支降低到最初的水平之下，才能还清借款。而同样用借款来满足新需求的贸易商和制造商，发现他们的销售额不仅没能达到预期水平，反而比扩大生产之前更低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但是这一天终将到来。

　　从信贷膨胀到信贷紧缩

　　动用原有储蓄和借钱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动用储蓄金(超支)”意味着你可以花这些似乎凭空冒出来的钱，这当然让人非常高兴。但问题是，你不能一直这么做。过不了多久，你的储蓄就没了。你需要重新开始存钱，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都必须这么做。这时，“超支的美德”就会变为“节约的陋习”：企业仍需要支付工人工资，但是这些钱不会再通过销售额回到它们手中了。

　　一旦动用储蓄的人和债务人觉得他们不能再这样超支下去，关键时刻就到了。大量借款、大手大脚花钱时的自信消失了。首先他们会想弄清楚他们的期望还能不能实现。他们可能会说，也许股市还将上扬，就像自己原先预期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认为，也许资产价格会稳定下来，或者还会下挫。他们可能会犹豫：“也许我应该再等等，然后再买第二辆车……或者买更大一点的公寓。”犹豫会导致销售额的下降，而销售额的下降会导致紧张不安的情绪以及混乱的局面，从而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企业裁员，加班费减少，新的扩张项目被搁置或放弃，利润下降，投资者撤出。而随着销售额和资产价格的下降，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和房地产，二者的价格越来越低。一种新的情绪笼罩着金融市场。无边的自信变成放弃、绝望甚至恐慌。清算日已经到来。

　　在经济低迷期，相较于信贷膨胀给人带来的愉悦，信贷紧缩就像警报声声，让人厌烦。信贷膨胀时，由于多出来的资金不能被工资开支抵消，市场上有大量的剩余资金；但在信贷紧缩状况下，资金正在退出市场，变成对企业毫无意义的存款。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企业会削减工资成本；而消费者，同时也是工人，能花的钱就少了。销售额下降，但至少企业成本已经降低—为的当然是保证利润率。但是一旦消费者储蓄增加，或者开始偿还贷款而不是继续借钱，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率都会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工人的收入(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工资成本)还是一样，但是开支却减少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而当企业面对下跌的销售额—为了保证利润—不得不削减工人工资时，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此时，消费者能花的钱就更少了，消费支出进一步减少。

　　物理学领域的牛顿第三定律同样也适用于经济领域。行为会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应。借款和消费产生的泡沫会因过度节约、破产和债务偿清而成为“反泡沫”，最终消失。这就是1990年1月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灭后发生的情况。

　　经济奇迹的崩溃

　　出于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担忧，日本银行决定采取措施。9年中，日本银行第一次提高了贴现率。1989年5月，日本银行把贴现率从2.5%提高至3.25%，从而导致当年的1~6月间，短期利率提高了1%。这也许暗示着它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将采取从紧的政策。

　　1989年10月11日，日本银行又一次提高了贴现率，达到3.75%。短期利率也继续上涨，当年年底达到6.25%—与10年后美国熊市开始时的短期利率相差只有25个基点。

　　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达到最高峰—38 915点。在接下来的21个月内，日经指数下跌了38.5%。在这一时期，根据日本房地产经济研究会的统计，日本的房价仍在上涨。两年后，也就是1991年，日本的房价才开始下滑—但仍比1989年年底上涨了15%。在日本的某些地方，房价的上涨幅度还要更大，比如在日本千叶市，房价上涨了90%左右。

　　我们来作一下比较。大约10年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1日，美国股市也到达了顶峰。在接下来的33个月内，标准普尔500指数下挫了45%—初始跌幅超过了日本。同一时期，美国的住房价格却仍在上涨—跟日本的情况一模一样。根据房利美的资料显示，住房价格上涨的幅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5%。

　　大家都说，1989年日本的经济和财政新闻都是正面的，虽然后来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处于日经指数下跌的边缘了，可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每年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不超过3%(10年后美国也同样如此)，失业率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从表面上来看，日本经济的态势好得不能再好了，日本取得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功—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率、资产价值的大幅度增长、贸易顺差扩大。我们还能对“日本受到上帝特别优待”这一说法有任何疑义吗？还能对日本人特别聪明有疑义吗？

　　1990年1月底，日经指数在3天之内狂泻5%。投资者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接着，2月日经指数再次下跌，在3天之内又下挫了4.3%。财经媒体还是未能引起重视，只是在报道中说股价正在下跌，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 与此同时，利率却在上涨。长期国债收益率降至7.3%。商业银行将基本放款利率提高到6.25%。日本银行仍在想方设法缩小泡沫，1990年5月20日，它将法定贴现率下调至5%。但没有效果，股价仍在下跌。

　　1990年8月2日，伊朗入侵科威特。这一事件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忧虑情绪。由于担心油价上涨，日经指数单日下挫11%。日本银行再次提高贴现率至6%。可是，股价仍在下跌。

　　失去的10年

　　接下来的10年中，日本的经济增长很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日本人的眼中看不到象征着希望的普罗米修斯火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对创新的双胞胎并没有给日本人带来任何佳音。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看来，计算机和互联网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生产力，为美国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

　　日本经济在萎缩，日本人口也在萎缩。此外，日本人口呈现出老龄化趋势：比起其他任何主要经济大国，日本国内65岁以上的老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普通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少于2.08个。按照一般观点，一个国家要保持人口不萎缩，其人口出生率不能低于2.08。但是，日本女性平均只生育1.34个孩子。因此，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个人中就有1个年龄超过65岁。

　　直至1992年夏，也就是日本经济开始衰退后的第30个月，仍然没有人相信日本经济奇迹已经陷入了困境。

　　1992年1月11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特别策划了一组专题，主题为“日本将如何从经济下滑中生还”。文章主要讨论了当年第一季度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3.3%的现象，并指出，“日本经济的减速，不能与西方社会的经济低迷相提并论。这也正是日本经济将很快复苏的原因”(见图5–2)。

　　“经济减速的受害者只限于金融和不动产行业内，高就业率支撑了消费者的信心。”《经济学人》如是解释，“很多原因造成商业投资正在减少。但消费支出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规模几乎是商业投资的3倍。日本能够避免更严重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已经开始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它的这两项政策比其他工业化经济体所能采取的政策更加合理、更加彻底。这就相当于给了政府更多的弹药，来保护自己不受经济衰退的攻击。”

　　《经济学人》错了，完全错了。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反弹。高就业率也没有为消费者信心提供支撑，消费支出开始下降。至于原本应该是合理而彻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完全无能为力。

　　1991年7月1日，日本银行采取了所有中央银行在经济暴跌时都会采取的措施—放松货币政策。贴现率从6%降至5.5%。接着一系列降息开始了，和美国在2001年1月后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到1993年9月，日本的贴现率已经降到了1.75%，为史上最低水平。尽管如此，在1993年年底前，日本经济仍在走下坡路。降息运动还没有结束，1995年4月，日本又一次下调利率，降息幅度为1%—用《金融时报》的话来说，此时日本的利率“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地接近于零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名义增长率在泡沫时期基本上徘徊于7%，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则降低到接近于零。而生产利润则在1991年下降了25%左右，1992年又下降了32%。此外，破产增多，特别是涉足房地产和基金管理的企业。

　　在房地产价值上升时，银行急于借出贷款，而此时，银行发现几乎没有人来贷款了。银行评级下降。贷款在减少，存款在增加。1993年，日本的银行冲销掉不良贷款4.3万亿日元；1994年，这个数字增加到5.7万亿日元。尽管如此，银行离彻底清除坏账还很遥远。日本银行业基本稳定下来大概还需要10年左右。2003年1月22日，日本最大的银行—瑞穗金融控股公司宣布其损失高达1.95万亿日元，不良贷款高达2万亿日元。

　　到1994年，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在上涨。人们普遍认为，消费的持续增长加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能够避免局势继续恶化。但是直到1994年年中—日本经济暴跌的4年半后—消费者物价指数才开始下降。这是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之后，世界上第一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经历消费者物价指数膨胀。

　　一旦消费者物价指数开始下降，日本就步入了其经济史上罕见的焦虑不安的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对策。“我们的财富正在溜走。”日本前财务省官员神原英姿在2002年秋天—阵痛开始后的第10个年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为什么消费者物价指数会下跌？因为消费者不再花钱，经济学家这样解释。那为什么消费者不再花钱？因为物价在下降。

　　在日本国内，消费者的支出正在减少(如果还有支出的话)，银行不再愿意向企业提供贷款，而企业也在努力削减工资，精简人员。日本消费者开始光顾二手市场。据说上流社会的人在邻居家的垃圾中翻找二手家具。坏账和不良贷款充斥银行系统，因而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资金帮助新创业公司。

　　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都试图以传统方式来摆脱困境，即发行更多货币、提供更多信贷。中央银行将贴现率调低至接近于零，并降低利率；日本政府则开始投入公共建设工程，那可是全世界建筑商梦寐以求的工程啊。

　　阿列克斯·科尔在他的《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①一书中对这种破坏表示非常遗憾：

　　日本恐怕已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国家。这对于那些仅从印刷着京都寺庙和富士山等美景的精美旅行小册子来了解日本的读者而言，可能会大吃一惊，甚至无法接受。可是对于当地居民和真正到过日本的旅行者来说，这就是现实：山坡上风貌多姿的原始天然林被砍伐，代之以杉柏构成的整齐划一的人工经济林；河流被堤坝截断，海岸也被混凝土覆盖；丘陵被夷平，成为填湾筑港大建人工岛的填料；无用的林道蜘蛛网般缠绕着山地；昔日美丽的乡村与小岛已经淹没于工业污染和废弃物的汪洋中。

　　举国上下，无论男女都在努力让日本这一片国土“旧貌换新颜”。仅一米来宽的山涧溪流也被砌入了混凝土护岸的十多米宽的人工深槽中；为了修筑山地林道，整个山坡都被热火朝天的爆破工程彻底毁坏；土木工程师不仅加固了河岸，还将河床底部用混凝土完全封闭，将整个河床彻底砌入了U型的混凝土深槽，使天然的河流人工渠道化。国土交通省河川局在全国113条主要河流上修建了水坝，使河流变向，只有3条河流逃脱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已建有2 800多座大大小小水坝的日本建设部门仍在加紧步伐，计划新修建500座水坝。

　　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正是凯恩斯建议的—花钱。在经济繁荣期和泡沫期，日本政府在财政上持保守态度，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走向艾伦·布斯(Alan Booth)所说的“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2002年，日本的预算赤字高达GDP的5%。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修建道路到混凝土海岸线、桥梁、水坝等，已经扩展到日本国土的每一寸土地。日本每一单位国土上的混凝土面积是美国的30倍。事实上，日本人对混凝土的着迷程度已经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地步：1996年，清水建设株式会社宣布，它计划在月球上建造一个酒店，并使用特殊技术将月球表面全部浇上混凝土。

　　最重要的是，这些无用的项目增加了国家债务，日本的债务从占GDP的60%上升至150%。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政府债务相当于其计税基数的15倍，几乎两倍于世界历史最高纪录—这一纪录还是英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下的。   

辜鸿铭："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14日 09:54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赵无眠辣说历史》
　　作者：赵无眠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本书简介：著名作家赵无眠对于中国历史的偏爱似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近年来他撰写了大量品评历史的文章，纵横捭阖，领异标新，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缘于此，本书收录赵无眠先生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这些文……[连载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超过日本。

　　早在 1915 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59 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地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 合、 又、 若、 打 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 约、 从 而 如 何 如 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 59 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 ：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 ：“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 ；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如果日本战胜中国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 ：“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 ：“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见《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 1924 年。)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哪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 ；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奢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 1000 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 ；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 ；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 ；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 1896 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 1906 年就有大约 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战胜中国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 15 年间，共有 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 ；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 16 本。民国成立后 15 年间，日译汉的书有 1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 ；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 ；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 ；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 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 ；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 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 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 ：“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 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 ：“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 ：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 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 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 ：“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 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 300 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 ；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 ；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 ：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国民政府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自以为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 50 年，收复后也超过 50 年。李登辉自称“22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 60%)，兴建电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件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 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 1.4倍，实现了工业化。( 杨永良 ：《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 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 ：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 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分量约占中国的 80%，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泼皮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20 世纪 20 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 ：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吸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 ；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 ：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贞不二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贞不二，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出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日本人性格中的临变不惊与两面性(图)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14日 09:58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别跟我说你懂日本》
　　作者：王东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书简介：介绍谈到日本时，我们谈些什么？！拘谨的日本人其实最搞笑；日本才是礼仪之邦；为何那么多人青睐卧轨自杀；情人旅馆是怎么回事；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为什么那么短，还能有多短？何谓“我慢”的文化……　　这里，……[连载内容]
日本浮世绘

　　日本人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实例，不妨说说地震。

　　2009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热衷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0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画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着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发现手机信号因通话量过大而阻滞，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如何。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起来。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岛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该族群的身心发展。托尼·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极其漫长，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您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恐惧掺杂着茫然，成为头脑中的一个预警装置。它带来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筹划买点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

　　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1月17日是防灾暨义工日，7月1日是国民安全日，9月1日是防灾日。日本关于防灾的各种演习、训练、宣传可谓繁多，客居的外国人有时也要被组织起来学习防灾知识。寓所楼下几十米是一座小公园，公园内有一栋铁皮屋，名为防灾仓库，里面储藏有工具、生活用品等，以备不时之需。这种铁皮屋是很多公园内的固定风景，而且有专人定期检查。许多国家假如能把防灾工作做到接近日本的程度，相信会减少极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数日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到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那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恒常警觉，该算是地震的一个副产品吧。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台大历史系高明士教授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二战后期，美国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应军方要求，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本尼迪克特那本名著《菊与刀》就是此一计划的产物。菊与刀的意象对比，也体现了一种两面性。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伦理会依照境遇变化而随之改变。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可以迅速完成从一面到另一面的转变。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赅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日媒体感慨时代变迁   中俄韩势力正不断增强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11日 10:07 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李宗泽】日本共同社8月11日文章称，俄罗斯总理视察北方领土(俄称：南千岛群岛)，中国在钓鱼岛的立场，以及韩国总统李明博前往竹岛(韩称：独岛)访问。为何日本不断被置于被动地位？虽然每个事件情况各异，但却能显露出中俄韩三国在东亚的势力不断增强，而日本的影响力则在逐渐下降。

　　韩国三星电子集团董事长李健熙近日这样描述中日韩的三国关系：“日本的力量在下降，而中国追赶上来还要一段时间。”

　　驻首尔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分析认为，韩国的自信缘于其与日本的力量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位人士表示，“日本在韩国社会的存在感确实在不断下降。时代已经变了。”

　　随着经济发展，怀有大国传统自豪感的中国也变得强势起来。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现在已降至第4位。中国一度为了优先经济关系而避免与日本产生摩擦，现在却如某中国外交官所言，中国该主张什么就主张什么。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7月3日继其总统任期以来第二次视察了北方领土的国后岛。在原油价格高腾等背景下，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进行购买力平价换算后跃居全球第6，仅次于德国。日本在俄外交中所占地位的下降与梅德韦杰夫视察国后岛一事亦不无关系。

日本“失落的十年”魅影再现 经济悲催了

www.eastmoney.com2012年11月13日 05:19王宙洁

　　时隔三个季度，日本的经济增速再现收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年的低迷期。

　　“失落的十年”魅影似乎再度显现。日本央行总裁白川方明对此表示担忧，并放言将继续推行货币宽松政策。

　　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三个季度以来再次陷入收缩。7至9月当季的GDP环比萎缩0.9%，符合市场预期；环比年率则为萎缩3.5%。

　　在分项数据中，三季度日本外部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为负0.7个百分点；国内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为负0.2个百分点；资本支出则较前季下降3.2%，降幅远高于汤森路透调查预估的下降1.7%。

　　日本东京瑞穗总合研究所资深经济分析师山本康雄表示，“出口下滑幅度看来不小，消费和资本支出也不振，这显示外部及内部需求皆疲弱。9月起经济数据大幅恶化，这意味着日本已经陷入衰退。”

　　该国国家战略兼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前原诚司12日表示，不能排除日本已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他同时预计，日本央行将采取有力宽松货币举措。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同日表示，日本三季度的GDP数据“很严峻”，“我们对待经济政策要有紧迫感。”他说。

　　作为手握货币大权的人，日本央行总裁白川方明12日称，央行将继续推行强力宽松货币政策，将日元升值会冲击日本经济的风险纳入考量。不过他也强调，仅靠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在类似日本这样利率接近零的国家，不会推升物价。

　　有海外媒体报道称，日本央行希望上月公布的廉价贷款计划，能够通过鼓励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资产来让日元贬值。日本金融审议会12日则提出了新的危机应对制度方案，允许向证券及保险公司注入公共资金。

　　受不佳GDP数据及对欧美债务问题担忧情绪的拖累，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12日收低，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并创下四周收盘低位。当日，日经225指数收跌0.9%至8676.4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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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三季度GDP收缩3.5% 通缩阴霾挥之不去

　　日本内阁府昨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第三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较上一季度下滑0.9%，为三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萎缩，折算成年化季率萎缩3.5%。

　　受糟糕数据影响，至周一收盘时，日经225指数收报8676.44，下跌0.93%，至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这也是日本股市连续第六日下跌。

　　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在内阁公布数据之后指出，三季度出口大幅下滑，最明显的是与中国贸易大幅削减，主要是受到中日关系紧张的影响，“双边关系对日本经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

　　瑞穗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资深经济学家Yasuo Yamamoto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出口下滑看起来是严重的。消费和资本开支也很疲软，显示外需和内需都很疲软。经济数据在9月份大幅恶化，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处于衰退之中。”

　　日本产业经济大臣前原诚司也承认，不能否认日本经济可能已经陷入衰退窘境。在更多经济数据出炉之后，将就日本经济现状作出最终决定。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也认为，“日本经济在第四季度仍然会是负增长，往前看，日本经济面临着的负面因素远多过积极因素，随着刺激政策作用的逐渐递减，私有部门消费会进一步下降，而因为国内外需求都比较萎靡，日本的投资也不会有起色；关键是，由于全球经济的疲弱，日本的出口不会有改善。”

　　此外，日本的核心通胀水平自9月份以来仍然在进一步下降，表明日本经济的通缩现状并没有因为日本央行的大规模购债计划所改变。

　　日本央行或再度扩大购债规模

　　原本在上月进一步增加资产购买规模之后，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央行在近期内不会再继续追加购债规模，但日本总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物价水平在9月份环比下滑0.3%，而日本政府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当时设定的目标是实现核心通胀率上升至1%。

　　“在日本通胀率持续紧缩、衰退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日本央行或许在12月19~20日的会议上会再度增加宽松，不过下周应该不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一家外资行分析师表示。

　　日本央行自2012年2月以来已经陆续4次扩大资产购买计划，今年2月、4月、9月和10月不断增加宽松措施。10月30日日本央行议息会议继续追加11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使总的购买规模增加至91万亿日元。

　　在昨日的演讲中，白川方明表示，日本央行无上限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另外，白川方明还强调，“只要核心通胀率达不到1%的水平，执行宽松政策就是重要的，物价的上涨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步。”

　　“尽管当前的金融环境已经非常宽松，但央行仍然会不遗余力强化宽松政策，以期实现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我们在衡量了各种经济行为和物价水平的指标之后，发现经济有向弱的倾向，日本央行就会决定继续强化宽松政策。”白川方明强调。(第一财经日报) 　日本负债全球第一 强势日元拉响警报

　　受到近期日本发布一系列疲弱经济数据的负面影响，国际汇市上日元汇率持续偏弱，记者发稿时报79.45兑1美元。经济学家谢国忠近日发出警告称：强势日元末日将至。

　　日本财务省于上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包括政府债券、借款和票据融资三个项目在内的政府债务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83.29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7.3万亿元)。此外，日本政府担保债务金额为45.5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8万亿元)。据日本共同社预计，2012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将高达108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5.28万亿).

　　据悉，2011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02万亿日元，根据上周五财务省发布的数据，目前日本政府负债实际已接近其上一年GDP的两倍，日本由此变成了全球负债第一大国。

　　分析人士指出，在近千万亿日元的政府债务中，占比最大的为政府债券，达803.74万亿日元，占政府债务总额的81.74%，比去年同期增长14.4万亿日元；此外，票据融资达125.37万亿日元，占政府债务总额的12.75%；向民间金融机构等借款达54.19万亿日元，占总额的5.51%，其中长期借款17.62万亿日元，短期借款36.57万亿日元。

　　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称，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原因有三：一是人口老龄化和丧失竞争力。二是错误维持日元强势。三是中日领土纷争令日本经济前景更趋不稳定。谢国忠认为，日元将无法维持在高位，日本贸易赤字可能在明年迅速扩大，到时市场可能不会再把日元当作安全的避风港。

　　谢国忠认为，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抵制成为导致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直接导火索。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自2007年以来持续跳水，近20年来日本一直深陷通缩和经济萎缩的泥潭中，贸易赤字成为结构性现象。

　　谢国忠预期，在多重打击下可能最终会导致日元经历结构性的下跌周期。他认为，日本名义GDP的增速必须快于国债增速才有可能改变其财政颓势，“实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日元贬值。”(证券时报网) 　日本负债的启示

　　日本财务省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债券的国家债务达983.29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7.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较上次公布的6月末的数据增加了71098亿日元，预计至2012财年末，国家债务总额将达1085万亿日元。根据总务省估算的日本总人口1.2753亿人计算，人均负债约771万日元。

　　日本政府总负债占GDP的比率已经超过200%，但国债市场却保持长期稳定，尤其是利率极低(几乎没有收益)，这似乎违反了经济常识。日本企业或个人前仆后继地把资金投入到国债市场，因为国债是最安全且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即使投资者想退出国债市场也找不到同等容量和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替代。这其中也包含了某种日本特有的心理结构，即封闭式的本土偏好，也或者与对国际市场缺乏信任有关，因为在泡沫破裂之前日本的海外资产投资几乎都遭遇了问题。所以，资金大部分留在国内而不是到国际市场上去投资，尽管有日元套利活动，也主要是海外机构实施。没有去处的资金最终输入到日本的国债市场，为政府赤字提供融资。

　　更为奇特的是，日本银行体系持有的政府债券占其总资产的25%，如果再加上央行、保险、企业年金等机构，共持有日本国债大约有60%之多，这就像是一道市场隔离墙，以金融机构长期持有和增持国债，确保了市场稳定。MF官员上个月对日本银行体系的稳定发出警告，日本国内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可能会在5年内从目前的四分之一升至三分之一。日本央行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正在被日本政府所左右。

　　现在还很难说日本的国债会出现危机，其财政的可持续性主要依赖于日本国内的流动性以及信心。由于老龄化严重，日本企业几乎不会扩大投资而是不断的增加储蓄，除非大规模的实施海外并购才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流动性，或者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导致水源干涸。日本财务省本周一报告称，日本7至9月财季经济萎缩0.9%。日本经济的增长性变得可疑，再加上日元坚挺，日本的企业营收和国家的经常账户都会承受压力，而且不排除继续恶化的可能。这些都会让日本国内是否继续拥有充足的流动性支持财政融资变得越来越可疑。

　　至于政府是否削减开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削减社会支出，尤其是福利，在政治上是自杀行为，因此，民主党与自民党就提高消费税方案达成了共识，但长期看，即使增税也只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只能延缓危机而不会解决危机，日本例外论可能是脆弱的。日本金融机构持有国债让债务规模看上去安全并膨胀，长期压低利率的做法也让应该淘汰的企业存活下来，从而影响了产业调整，日本经济的困境在于转型一直没有成功。(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国库撑不过本月底 “赤字国债”获准发行

www.eastmoney.com2012年11月14日 07:41黄立俊

　　于11月4日至5日在墨西哥召开的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闭幕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列举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几大风险，其中，欧洲对于相关政策执行不力以及美国财政的急剧紧缩被视为最大风险，而紧随其后的，便是日本的政府预算财源不足仍未获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财政悬崖”。

　　短期：政治对立造成政府财源枯竭

　　于上月29日开幕的日本第181次国会是场会期仅有33天的“临时国会”，但它却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尽快通过允许国债发行的《特例公债法案》(下称《法案》)，以避免日本财政出现枯竭。

　　日本曾因在二战时期大量发行“战争国债”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出于反省，日本在1947年制定的《财政法》中明确规定：除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国债”之外，国债是“基本不允许发行”的。因此，用于填充其他经费的“赤字国债”被视为“特例”，且必须每年制定相关法律，并付诸国会表决通过后才可以发行。可以说，每年的《法案》是“赤字国债”发行的“准生证”。

　　根据已订的2013财年(2013年4月1日~2014年3月31日)的日本政府预算，总额约90.3兆日元的政府支出中有约44.2兆日元要依靠国债的发行来筹集，高过税收(约42.3兆日元)。而需要由国会通过《法案》才能发行的“赤字国债”则占了国债发行总额的八成以上(约38.3兆日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国会一天不通过《法案》，就有四成的政府支出的财源没有着落。

　　然而，由于朝野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于9月8日闭幕的上一次国会即便长达229天，仍无法使《法案》获得通过而成为“废案”，这才造成了本次临时国会必须在33天时间通过《法案》的紧张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日本出现所谓“扭曲国会”现象后(即众议院占多数的执政党在参议院未过半)，连续第2年发生《法案》大幅度被拖延的情况。

　　而相比起国会议程的紧张，日本财政的现实情况更为紧迫。2013财年的政府税收和“建设国债”筹集的财源已全部支出，如果国会不能尽快通过《法案》，日本的国库将于近期“见底”，届时将有可能出现政府公务员工资停发甚至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费用停发等社会危机。虽然为避免上述危机的发生，日本财务省已对政府支出作出了放缓执行或分期执行等“抑止措施”，但根据财务省自己的测算，即便采取了上述措施，日本的国库也撑不过11月底。

　　日本财务大臣城岛光力在墨西哥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就反复“隔海”向日本国内喊话，称日本绝不能因为朝野对立的政治风险而造成经济的下行。

　　日本内阁府12日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日本今年三季度GDP环比下降0.9%(换算成年率为下降3.5%)。其中，出口额出现了5%的大幅度下降。有分析称，日本经济已经进入衰退阶段。对此，首相野田佳彦在当天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表示，不佳的经济数据表明日本的经济情势已“十分严峻”。

　　然而，仍有理由对《法案》的通过保持乐观。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民主党同主要在野党自民党和公明党已于8日达成协议，三党将合作确保《法案》在15日获得国会众参两院的通过。

　　同时，为了避免此类由政治对立引发的财政危机频繁发生，三党已经达成意向，将对今后3个财年的“赤字国债”发行进行一次性通过，也就是说直到2015年，日本国会都不需再对《法案》进行表决了。

　　中长期：经常账户将现逆差？

　　有市场人士指出，由于国债发行迟缓而导致的“财政悬崖”危机不仅反映了日本政治对立过度，更有损市场对于日本政府管控国债能力的信心。然而，比起短期的财政危机，日本财政所面临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却更为棘手。

　　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日本政府的税收于1990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开始逐年下降，而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方面却因为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而不断高涨。根据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从2009年起，日本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一直处于10%左右，为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

　　因此，为确保国家正常运营，日本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国债的发行，并最终导致2009年出现了国债发行量高过税收的严重局面。

　　长年的财政赤字已使日本政府负债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截至去年，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的GDP占比已经到229.6%，预计今年更将高达236.6%，这一数字是美国的一倍左右，甚至比意大利或西班牙等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都要严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国债价格也鲜有波动，利息也长期保持着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水平。因为与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日本国债的九成以上都是由日本的国内投资者所持有，而这一结构保持稳定的“大前提”，就是日本的经常账户长年处于盈余状态。

　　经常账户盈余，意味着国内资金足以支撑日本的生产与消费等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一旦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则意味着日本开始需要海外的资金来支撑国内的经济活动，那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剩余资金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消化日本国债，从而使日本国债得以稳定的这一体系也就不再成立了。

　　事实上，这一“大前提”目前就正面临崩溃的危险。日本财务省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2财年上半年(4月至9月)的经常账户盈余比去年同期减少41.3%，为2.7兆日元，这是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最少的一次。同时，作为经常账户组成内容之一的贸易收支，更是出现了2.6兆日元的逆差。

　　日本的经常账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年保持在10兆~20兆日元规模的盈余状态。但近年来，随着日本的贸易收支盈余逐年下降，并于2011年出现时隔31年的贸易逆差之后，有关经常账户前景的讨论也逐渐热络了起来。

　　目前，关于日本的经常账户何时出现逆差，市场上大致有“2015年以后出现”和“2020年以后出现”两种见解，但不论这一天何时到来，“日本将成为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这一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一旦日本开始依赖海外的资金来消化国债，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安全忧虑势必增加，国债的利息就有上升的可能，而本已严重依赖国债发行的日本财政状况又将进一步恶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在实际的日本国债市场上，20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史上最高水准，市场的担忧正逐渐成为事实。    

申万宏源：日本泡沫的发生演变以及大类资产表现

2016年10月13日 07:52     作者：李一民 李慧勇 李勇         

　　结论或者投资建议：

　　“广场协议”与“前川报告”改变日本经济格局，带来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也为日本经济埋下了资产泡沫的种子。随着日银为应对“黑色星期一”及“卢浮宫协议”的牵制，而不得已保持宽松，流动性冲击着本土资本市场，房市和股市在80年代末迎来了一场空前的资产泡沫。

　　泡沫前后指标数据方面。在泡沫破裂前夕，我们观察到“巴菲特指数”持续偏离100%(最高达180%)的中性点位，六大都市群的房地产综合指数严重偏离全国平均指数。另外基础货币M2增长率远超同期CPI水平，意味着大量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涌进了房地产和股市这类高风险资产。在泡沫破裂之后，日本从中速发展期“断崖式”跌落到低速发展期，GDP滑动到零点附近区间波动，通胀转通缩，失业率增高。

　　泡沫破裂后“失去的十年”中大类资产回报率方面。经过我们的分析和计算，应用日本金融从业人士普遍使用的各大类资产基准指数。我们发现，在“失落的十年”中，即使经过风险调整过后的超额回报率，债权类资产依然表现最佳。股权类资产，及房地产类资产，日本本土同海外市场表现“两极化”。另外日元本币稳定升值，但我们观察到，本币升值对债权类资产“加持”的同时，但由于东证1部的大量企业都参与国际业务，本币升值却损坏了股权类投资的估值。我们可以看到，汇率的变动对债券类资产和股权类资产产生了“非对称”的影响。

　　泡沫破裂后日本产业并购重组方面。金融行业领域，泡沫时巨额的土地担保融资，转化成了巨额的不良债权，作为一直以来日本金融体系核心的都市商业银行迎来了漫长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寒冬，更为应对BIS等新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泡沫经济过去25年，在不断合并重组之后，日本形成了以三大都市银行，即瑞穗，三井住友，三菱东京UFJ为核心的商业银行体系。房地产行业领域，泡沫破裂后市场上只分成破产的，和濒临破产的两个方阵，据我们统计，单91,92年两年破产件数就达到2323件，每年都是历史新高，而以三大财阀系房地产公司幸存下来作为切入点，我们观察到包括积水，大和在内的当今日本房地产行业龙头们，他们从91-01年是以折价兜售资产，剥离到表外的方法度日，到了01-07这一新阶段，才开始有了余力参与并购重组，据我们统计，01-05年房地产行业参与并购案在全行业均名列第一。制造业(汽车)领域，泡沫时期参与房地产泡沫的企业不在少数，比如日产自动车等。泡沫破裂后，融资成本上升，业外投资带来巨额亏损。除开丰田本田这类有雄厚背景的企业外，大部分即使是财阀系企业也不得不出卖股权以周转资金，比如福特在95年入驻马自达。

　　目录

　　1 日本经济泡沫概览

　　1.1 日本经济泡沫时期主要表现概览

　　1.1.1 日本“双子泡沫”由来概述

　　1.1.2 日本“双子泡沫”破裂开启“失去的十年”

　　1.2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时标志性事件，以及领先、一致同步、滞后指标概览

　　1.2.1 领先指标

　　1.2.2 一致同步指标

　　1.2.3 滞后指标

　　2 日本泡沫破裂后“失去的十年”大类资产表现概览

　　2.1 综述

　　2.2 债权类投资

　　2.3 股权类投资

　　2.4 房地产类投资

　　2.5 汇率

　　3 日本泡沫破裂后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并购重组情况概览

　　3.1 商业银行业及证券业

　　3.2 房地产业

　　3.3 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

　　3.4 总结

　　1 日本经济泡沫概览

　　1.1 日本经济泡沫时期主要表现概览

　　1.1.1 日本“双子泡沫”由来概述

　　我们都知道，为应付85年“广场协议”引发的日元升值萧条，在86年4月，前日银总裁前川春雄先生发布了一份涉及一系列让日本经济度过“再一次”的苦难的方案，史称“前川报告”。经过我们的分析，分为五个部分的报告中，核心在于第四部分中关于金融市场化，以及通货稳定化、国际化的阐述。而日本的金融体系正是在此时，决意从传统的“护送船团模式”过渡到西方式金融自由主义，鼓励竞争，放开种种“金融边界”，看似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的未来打开了新的窗口，但同时也埋下了暗雷。

　　受到“休克式”的金融改制冲击，传统银行业腹背受敌，资金运用的渠道越来越窄(图1)，86年流向房地产相关融资的新增贷款年增达到史无前例的32%，其中绝大部分贷款以土地为担保。经济向“虚”，CPI低位徘徊让大藏省放松了警惕，87年2月中的“卢浮宫协议”，加上87年10月19日发生的“黑色星期一”事件，为应对全球资本市场动荡的局面，日银(及背后的大藏省)连续错过了“节流”的时机，2.5%的贴现率从87年2月一直保持到89年5月，持续了2年3个月。

　　1.1.2 日本“双子泡沫”破裂开启“失去的十年”

　　大藏省为抑制过热的土地交易，从1986年开始实行了土地交易管制，但由于又不能彻底禁止土地交易，收效甚微。又同时逐步提高了土地交易税，但由于人们对于土地价值上升的预期超过了税赋增加的预期，因此也没有什么效果。

　　而日银也终于从89年5月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连续5次提升贴现率，这对90年年中股市泡沫的破裂产生了直接的效果。90年4月，大藏省开始实施“总量控制”策略，即全国的金融机构必须将每个季度的流向房房地产行业相关的融资余额增长率控制在全部贷款余额增长率以下。由于房地产相关融资一直是信用扩张的主力军，这样一来实际上直接掐断了房地产融资的源头。进入91年，土地价格开始实际下降，“土地神话”破灭，首先遇到麻烦的是那些贷款进行土地投机行为的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非银行机构，但最终的大麻烦是向这些企业输血的都市银行体系。日本开启了“失去的十年”(到今日有“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的衍生提法).

　　1.2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时标志性事件，以及领先、一致同步、滞后指标概览

　　1.2.1 领先指标

　　首先，巴菲特指标作为一种衡量股市市值与名义GDP的比率的指标，对于提前观测经济泡沫的产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比泡沫破碎前日本与美国的巴菲特指标可以发现，1980-1984年间日本与美国的股市市值与名义GDP的比率基本持平。1985年后，日本的巴菲特指标迅速增长。在1989年到达泡沫破碎前的最高值141.21%，对比同时期美国的52.92%的数据，反映出日本在“广场协议”后股市市值已经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产出。如前所述，一方面，作为出口大国，为了应对“广场协议”对日本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央行在2年内连续五次下调利率，从5%下调到2.5%。利率的下降一方面推高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吸引投资者将资产从银行存款中转移到股市中去，共同造就了日本股市的长期牛市。然而牛市背后却存在着隐患。企业可以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并投资于高回报的金融市场中，这种投机行为导致资本价值超越实体经济，产生经济泡沫。

　　其次，综合考虑泡沫破裂前后的M1、M2与CPI增长同比数据，不难发现自1985年起，宽松货币政策虽然带来了流动性，但其增加的速度却远远超过同期CPI的增长速度。以1988年第四季度为例，当季M2同比增长10.4%，M1同比增长10.3%，而CPI增长仅为1%。额外流动性的增加没有带来消费的大量增加，却纷纷进入收益率较高的房地产市场，催生了资产泡沫。此外，自1989年年初开始，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的增速差值逐渐加大，市场上流通的现金数量减少，而广义货币增速保持不变。说明在泡沫破裂前，日本出现了空前的投资热潮，反而消费需求不旺，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裂。

　　1.2.2 一致同步指标

　　1990-1991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双双大幅下跌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两个一致同步指标。日本银行于1989年提高贴现率到6%，收紧货币政策，使得大量资金撤出股票市场，造成了90年股市大幅下跌，到91年底已下跌5110点。同时，泡沫破裂前，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使得日本土地价格飞涨。特别是六大都市(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的土地价格在1985年到1991年间翻了两倍，远远高于日本其他城市和平均水平。随着大藏省“总量控制”政策的出台，日本的地价受到实际打击，六大都市地价从1991年开始迅速下滑到平均水平，并在之后的15年中保持了下降的趋势。

　　1.2.3 滞后指标

　　双子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这个阶段主要有衡量经济衰退的滞后指标。首先，日本经济增速逐渐下降至0并在其附近呈现出波动的趋势。拆分GDP的组成部分可以发现，这种波动性主要来源于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影响最大的私人住宅投资。私人住宅投资在1991年出台“总量控制”规定前主要为正的波动，房地产热受到抑制以后不仅转变为负的波动，并且振动幅度加大，体现出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很强的波动性。其次，日本受到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影响，物价出现全面而持续的下跌。CPI与PPI同比呈下降趋势，其中PPI更是连续7年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反映出泡沫破裂后日本市场需求不振，再加上广义货币减少带来的流动性问题，更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经济复苏的条件。最后，随着经济的萧条，日本的失业率在经历了85-90年稳步下降的良好趋势以后，出现了为期12年的增长期，从90年的120万人增加到02年的360万人。其中，15-24岁的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最高时曾达到12%的失业率。由于日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日本独特的再就业困难的文化，失业率小幅的上升意味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经济负担。

　　2 日本泡沫破裂后“失去的十年”大类资产表现概览

　　2.1 综述

　　我们把资产类别按照股权，债权，房地产，大宗商品，外汇分成五类，其中股权，债权，房地产再细分为日本以及日本以外发达国家两组，具体的我们参考的指数名称以及出处，简单的指数特征介绍，请参考表1.

　　这些指数是各个资产门类下最具代表性的指数，其中很多作为日本系被动型基金的基准指数(注意全是以日元计价)，而被广泛使用。我们收集到从1990年到2002年的各个指数(或资产)年收益率的数据，展现出如图9的趋势变化(由于图9表现力的局限性，具体数字请参考表2).

　　图9中灰色部分代表我们人为划分的经济衰退期(经济回暖期为留白的时期)。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首先，债权类资产以及黄金明显的“防御性”资产本质，比如日本债权类资产在1991-1993年，2001-2002依然保持了10%以上的年收益率；其次，股权类投资，大宗商品的顺周期高波动性，1999年日本股市年收益率(包含股息)达到正59.7%，而到了2000-2002年又转入年均20%的跌幅，不用说1990年一年即跌去了39.4%的价值；最后，我们也观察到房地产的“熊市”，在1991-2002年整个“失去的十年”中，呈现出缓慢而持久的“慢熊”症状；我们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货币政策方面从1997年左右呈现出踏入“流动性陷阱”的征兆。

　　而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算出各类资产年化平均收益率，以及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夏普比率，见图10,11.

　　2.2 债权类投资

　　在我们汇总的数据中来看，债权类投资在这十年中力压其他类资产，日本债权类投资更是展现出了最高的年均夏普比率，即风险较低、回报较高。

　　这十年是一个大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大滑坡，中间虽有起伏，但这些都是在小周期上的变化。当然，如果没有1997年“财政再平衡”紧缩和亚洲金融危机，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亚洲金融危机摧毁了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及拓银，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动荡(参见3.1小节).

　　我们总结了三条宏观层面的经济逻辑，来解释债权类投资为何能取得如此高的回报率。

　　其一，是持续的降息预期带来的预期的资本利得，参见图12。我们知道，进入降息周期的经济体，就会迎来固收类资产的牛市，参见表2，我们发现债权类回报率达两位数的时间段恰好同日本银行的降息周期重合。这也是最主要和重要的债权类资产回报构成。

　　其二，通缩有利于拆出资金的一方。经济衰退，通胀率萎缩，甚至陷入通缩的螺旋。这将一方面抑制拆入资金的企业进行新的融资，开展新的投资，带来经济周期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购买力水平随着时间呈现上升趋势，持有未来稳定现金流的吸引力在增加。这会增加固收类资产本息的真实回报率。

　　其三，是反复回潮的避险情绪引发的避险浪潮。并不是债权类资产表现的有多么好，完全是房地产信托和偏股类基金表现太差的缘故。日本房地产和日本股市的夏普比率皆为负，即承担单位风险，得到的是负回报率。

　　综合而言，日本从1991年股市地市“双杀”，现金流枯竭，市场信用池干涸，风险溢价的高企。我们可以预想到这会带来一个债市的繁荣期，伴随贴现率的走低所产生的资本利得效应，以及难以摆脱的通缩带来的隐形实际购买力的增强，日本债市走牛也就不难理解了。

　　2.3 股权类投资

　　日本股权类投资的全面长期的溃败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图9中的MSCI KOKUSAI Index仅仅考虑了发达经济体，图13及14展示了更清晰、更丰富的内容，加入了大量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股指以作为参考系，遗憾的是印度，韩国和俄国的时序列数据并不足够长。图13是我们更关心的国家或地区的股指，其中同道琼斯工业平均和香港恒生综指在起点的差别，和在终点的一致，从侧面印证了投资日经225不会是一个长期的好的投资选择。

　　在图15中，我们以1990年作为基期年，修正了图13中尺度不同造成的视觉误差。上证综指在这十年中比图13中表现得更好。这只是在这“失去的十年”中发展中经济体逼近日本的一个侧面。

　　2.4 房地产类投资

　　参见图9，及11，我们观察到对于房地产类投资，日本同海外相比再次如同股市一般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如图5所示，从91年见顶之后，日本房地产市场“先急后缓”的慢熊态势，直到2006年六大都市群才开始缓慢复苏。更多的分析可以参见3.2小节。

　　2.5 汇率

　　如图16所示，我们同样把1990年当作基期年，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上面三条线代表的欧美国家，虽然这张图中表现的升值幅度比较“温和”，但以兑美元汇率举例，1990年初1美元兑144日元的汇兑水平，是从80年代中期约1美元兑240日元的高峰跌落下来的，换句话说，日本对其它发达国家经济体货币的升值，从80年代中期开始，幅度非常大。其二，是最下面的两条线代表的迎头赶上的发展中经济体，即中国和韩国。这是在这“失去的十年”中发展中经济体逐步“挤进”日本过去统治的市场的另一个侧面。

　　总而言之，投资日元计价资产带来的汇兑收益将是非常可观的。但升值的日元对债权类投资，及对股权类投资的影响却是一个增强，一个减弱。

　　日元在这十年中稳定的升值预期，给日本债市和股市的预期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回报以更高的估值预期，这是由于当兑换成其它国家主要货币时，会产生一个汇兑收益，当然从图12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汇兑收益并不会太大，由于利差的存在，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游资的融资成本本来已经比日本的基准收益率高出一大截。

　　遭殃的确是日经225成分股的股权股指，由于这里边大部分企业在海外都有重大收益来源，汇兑损失难以估算。这一升一降之中，就抬高了债权类资产的预期回报率，压低了股权类资产的预期回报率。汇率变化对股权估值的影响呈现出中性，甚至在更多的时候，如当前日本经济所展现的内容类似，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股指跌。

　　3 日本泡沫破裂后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并购重组情况概览

　　

　　3.1 商业银行业及证券业

　　1980年代末期日本资产泡沫化，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崩溃，形成价格危机、银行贷款减少。泡沫化前的轻率贷款，造成银行不良债权激增，引发全面衰退，部分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以当时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及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为例，北海道拓殖银行持有大规模不动产贷款，泡沫化后不动产建设公司难以偿还，造成该行巨额损失，虽然该行试图与北海道银行达成并购协议，但最后并未成功，宣布破产；山一证券资本额达到1266亿日圆，泡沫化后经营困难，虽然争取与富士银行及其他外资银行合作，但也于失败后宣布倒闭，其他案例如太平洋银行、兵库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阪和银行等大批银行及证券公司相继退出市场，严重冲击了日本的金融市场，背后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庞大的呆账坏账问题悬而未决。倒闭风潮造成失业人口快速增加，资金流动更加困难，国际信用评等降低。

　　为了加快银行整并，1997年日本政府修改“禁止垄断法”，并调整设立控股公司的限制。1998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开始一系列的金融结构改革，其中积极引进外国金融机构介入经营濒临倒闭的日本银行，同时鼓励不良债权过高的银行进行整合，以待复苏。2001年樱花银行(原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2002年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为瑞穗银行，2006年东京三菱银行、UFJ银行合并为东京三菱UFJ银行。二战后成立的十二家都市银行，如今老品牌或已湮没在泡沫经济的冲击之下，但也都以各类不同的形式融合在新成立的银行集团当中，这三家组建成立的新银行，在当今日本金融业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2年第一劝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透过股权转移制度设立瑞穗控股公司，将分属三家银行的银行及证券公司合并，组织重整过后，成立以国内个人及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群的瑞穗银行、以集团为目标顾客群的瑞穗实业银行、以首次公开募股及并购业务为主的瑞穗证券、以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商品为服务的瑞穗信托银行，该公司总资产151兆日元，跃居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集团行列。

　　成立过后，瑞穗面临众多问题，包括处理不良债权、强化资本结构、统合业务。该行将整合程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于2000年至2002年调整业务单位、建构新经营系统的第一阶段，及2002年后确立四大主要经营业务的第二阶段，并推出多项改革措施以面对合并后产生的诸多问题，其中于“Mizuho Change & Speed-Up Program”计划降低营运成本，减少人事费用开支；于企业重组计划，合并资产管理公司及信托银行、证券纳入两家银行旗下，增进整合服务，并重整财务状况，积极处理不良债权；于企业再生计划，整合内部资源，并使公私部门更加精简，致力投入公司重点业务；于“Channel to Discovery”计划，开展全面且多元化的服务，以寻求更多获利机会。瑞穗控股公司目前为日本前三大金融集团，与东京证交所七成上市公司皆有业务往来，提供银行、信托、生命保险、损险、证券等服务。

　　2001年樱花银行、住友银行合并组成三井住友银行。

　　2002年东京三菱银行、UFJ银行合并组成东京三菱UFJ银行。

　　日本银行业务区分清楚，大型银行及地区银行所负责的客户方向不同，合并不一定是大银行兼并中小银行，两家大型银行合并也不断产生，银行整并后裁撤分行、分支机构，能够更有效的增加效率、共享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竞争需求。泡沫经济后，日本银行及证券公司透过整并，适度缓解自身存在的经营问题，并藉由扩大规模，在优势业务方面互补相助。跨业经营同样也成为重要趋势，用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提升整体竞争力。

　　3.2 房地产业

　　日本房地产泡沫在91年破裂后，无论过去规模大或小，也无论是百年老店还是新兴公司，最终留下的只剩下两种企业，即破产的企业，及濒临破产的企业。行业内并购重组在1991-2000年的“失去的十年”间根本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破产的企业不胜枚举。负债总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不动产企业的破产案例，包括Nanatomi，Maruko，Royal建设等大型的破产案例在内，1991年1156件，1192年1167件，数字不断刷新着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商业地产需求低迷，泡沫经济时投入的地产建设又不断地迎来竣工，供需关系严重失衡导致资产价值不断下跌，1992年施行的新的地价税，不断累积的数目庞大的债息，以及必须偿付的银行贷款本息，对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其中可数的幸存下来的房地产企业也可谓“苟延残喘”。

　　图20是拥有庞大财阀系关系网而幸存下来的三家财阀系背景的房地产企业，三菱地所，三井不动产，住友不动产的净利润1980-2002年的趋势图。这三家能够存活下来依靠了两点，其一是财阀系内部的互助原则，比如三菱地所在净身退出纽约洛克菲勒资产项目后(计1506亿日元净损失，14栋中心写字楼让渡给债权人12栋)，在最艰难的时刻1998年是三菱商事接手了东京丸之内的三菱商事别馆的地产项目，财阀系内部转移了约513亿日元的资金来支撑三菱地所。其二是不断折价兜售表上资产，包括房地产，股权一切还有些许价值的资产以清还巨额的债务。比如三井不动产同京城电铁培育的Oriental Land(拥有东京迪士尼乐园的经营权)在2000年不得已以IPO价值的约60%折价出售股权，为三井不动产带来了304亿日元的股权出售收益。

　　事情在95-97年出现转机，东京23区空房率触底反弹(9.8%)，但进入97年随着重要金融机构(山一，拓植)倒闭，不动产行业再次迎来洗牌，这一历史时期是以美国投行为支撑的美国资本大局“入侵”，来日本扫货的阶段。虽然这种行动可以划归到普通“并购”里，但其实这是资产购买，不用通过股东大会，有更多的灵活性。金融业有一个更犀利的描述叫做“秃鹫基金”。即以超低价购买处于极度困境中的企业的债权，及资产，以图谋求巨额回报。而被“秃鹫”盯上的只能是尸体，所以当时日本房地产行业的颓势可见一斑。1997年12月高盛，98年3月美林和大摩大举购买日本房地产。

　　日本房地产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迎来复苏，2001-2005年的5年也成为房地产行业内部并购重组、重振旗鼓的关键5年。这一时期的背景是小泉新政，以及仍处于“价值洼地”的日本房地产受到了海外游资追捧，这是相对来所给予“失去的十年”后的日本以希望的5年。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数据，在2001-2005年5年中，涉及房地产行业的并购案在所有产业中名列前茅。这背后的原因分两部分，其一是由于在头十年很多情况不济的部门，事业部被剥离掉了，但是在2001-2005年中，伴随资产价格的回升，所持有资产的事业部的身价也看涨，可谓是“先剥离再吸收”的一个“吃回头草”的故事。其二是海外游资的“抄底”。

　　3.3 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急速升值。然而，日元的快速升值，不只是美国的影响，更因为日本制造业有着的强大竞争力。日本制造业出口带来的大量外汇存底，最显著的案例为1970年代后期，以日本丰田汽车为首的制造业产品在欧美大获成功。而日货的流行，对于日本的贸易对象造成很大的影响。1984年美国贸易赤字1233亿美元，其中对日赤字最大达368亿美元，1985年甚至扩大到496亿美元；这也证明了日本汽车、家电等制造业强劲的出口实力，日本也因此赚得大量外汇存底。照理而言，大额外汇存底应导致日币升值，然而，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的各产业协会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利率，以对付日币升值对货物出口造成的冲击，日本央行也担心货币紧缩会导致景气反转，并且升值也将影响出口产业的竞争力，所以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压力以及国内考量，决定维持货币扩张性政策，抵抗币值上升，也因此导致市场上热钱过多的情况。

　　当时，市场充斥着热钱，一些银行争先恐后的将资金通过间接或是直接的方式贷给个人或企业，而企业或个人得到廉价的资金之后，又投资于房地产和股市，不仅如此，企业也因为持有过多成本低廉的资金，而急于投入市场，导致产能过剩，造成泡沫经济恶性循环的情况。然而，股市的超额利润诱惑许多大型企业也急于投注资金于营业外金融市场，丰田汽车等公司也将资金投入股市及房产，甚至业外收入曾超过主要的营业的汽车制造业收入。

　　1990年8月日本政府采取“预防性紧缩政策”，将官方贴现率提高从2.5%调整至6.0%，于是资产价格开始暴跌，泡沫破裂，金融体系受到重创进而影响到实经济，而实体经济的下滑催化了股市的暴跌，股市暴跌又加剧的实体经济的垮台，形成长时间的通货紧缩状态。2002年底，日经指数剩下9000余点，距1989年底38916点，跌幅超过70%，创下20年来新低。

　　而泡沫经济的破灭，除了重重的打击了金融产业外，对于制造业的影响也非常大，1980年代后期银行急于将资金投入市场，而累积了大量不良债权，导致相关金融机构的财务结构异常脆弱。在泡沫破裂之后，股票市场跌破40%，而房地产投资跌幅更超过46%，银行因为缺乏实体资产支持，而导致抵抗风险的能力低下，进而出现了资金周转失灵等问题，日本银行同时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企业的业外投资都随着市场的崩坏而造成极大量的亏损，导致中小金融机构的破产接连不断，甚至日本十大银行中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银行也相继倒闭。日本金融体系严重动荡，国际企业信用评级机构不断调低日本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导致日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难度加大，资金成本提高，而资金的短缺对于部分地区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日本企业所需的资金基本上都依赖于银行贷款，在流动性突然急速干涸的情况下，银行因为持有过多坏帐而加强对于企业的信用审核，企业因此无法藉由正常的融资管道获得资金，又造成违约，使得银行持续加强对于企业信用的审核，更加深资金短缺的恶性循环，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将过去的投资变现，也无法进行合理途径的融资，反而促进企业的重组，以日本汽车工业为例，1990年代末以来，经济泡沫破裂后，汽车产业便进行了大幅度的兼并重组，加大技术革新。

　　当时，日本汽车大型企业中，只有原本就拥有雄厚资金的大型财阀：丰田汽车公司和本田汽车公司，能够挺过景气风暴，维持日方资本的血统，而其他的企业，皆为弥补亏损以及周转考量，纷纷加入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到2001年10月，丰田以51.2%的股份控股大发，以50.1%的股份控股日野。福特汽车公司以33.4%的股份控股马自达。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奔驰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34%的股份控股三菱汽车公司。法国雷诺汽车公司以36.8%的股份控股日产(雷诺-日产汽车公司)，以22.5%的股份控股日产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以49%的股份控制了铃木，以20%的股份控制了五十铃，以21%的股份控制了富士重工汽车公司。这些变化大多发生于1998~2001年。举例来说，马自达在1980年代的巨额投资后，又恰逢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1995年，该公司首度出现经营性巨额亏损并曾经一度名列日本第二的亏损企业，年度亏损最高达1552亿日元，而此种亏损甚至一直持续了6年。此时，合作伙伴福特公司伸出了援助之手，提出相应的资金投入以及经营的计划，帮助马自达度过资金难关，并且取得马自达公司33.4%的股份。值得一题的是，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停止，2016年，丰田再度斥资32亿美元，完成对大发汽车(Daihatsu)最终100%股权的收购，后者自此成为丰田的全资子公司。诸多事实证明自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汽车便开始了一个兼并重组时代，且持续至今。

　　3.4 总结

　　“双子泡沫”破裂，先波及到与房地产行业以及与土地、房地产资产有大量利益的行业，而后波及到日本经济核心的商业银行体系，后又间接波及到依赖本国金融体系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把这三个行业在这十年中兼并重组(及倒闭)的大图景展现出来，或可窥探出日本后泡沫时代的行业洗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