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的组词有哪些:国人的“诺奖情结”几时休

国人的“诺奖情结”几时休？

　　金秋十月将至，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结果又会卷土重来，占据各大媒体显要的位置。在获奖名单公布之前，欧美有博彩公司会为每项诺奖的候选人开盘，吸引玩家下注预测最终谁将折桂，但谁也不知最终结果。 　　然而就在不久前，2011诺贝尔文学奖尚未揭晓，却有爆料人透露《金陵十三钗》编剧严歌苓将获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搁别的国家，这个爆料未必算得了什么，在中国必然引起轰动。原因不言自明，如同诺贝尔的科学奖项一样，截至目前，尚未有真正中国大陆籍的作家荣膺诺奖。国人的“诺奖情结”即主要源于此种事实，那么，为何部分国人要对诺奖一惊一乍的？ 

又酸又甜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虽不全面，但它仍是世界文学的高标

　　提起诺贝尔奖，有人怨念有人不屑。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世界性的最高殊荣，它是一个高度衡量器，意味着国际同行对作家作品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有部分国人认为诺奖评定是西方的标准，中国文学作品应有自己的“特色”和评定标准，何况诺奖还漏掉了许多文学大师。诺奖成了又酸又甜的葡萄。事实呢？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的确错过了许多重要作家，如大家熟知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但并不能依此否定诺奖得主的成就和诺奖的权威。错过的大师可能是因为时间和机遇问题，也可能是运气问题，但已获奖的百余作家毕竟群星闪烁，如海明威、泰戈尔、萧伯纳、马尔克斯等，他们帮助诺贝尔文学奖树立了世界文学的高标。所以，尽管诺奖虽不全面，但并不影响它享有世界文学至高荣誉这一事实。

诺奖在中国屡屡被作为“营销”手段

　　正因为诺奖的世界性影响力，而中国百年来无一正宗中国籍作家折桂，自然就成了稀缺品，而稀缺品是有很大营销价值的。爆料严歌苓获奖的始作俑者是作家张一一，据媒体报道，该爆料人已经是“傍诺奖”的常客，去年初该爆料人在某论坛发表公开信，列举5大理由建议瑞典文学院把奖项颁给自己，但之后又传出他用60万美元贿赂诺奖评委的消息。再后，该爆料人又在博客上炮轰诺贝尔奖，号召中国人集体抵制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说过要起诉诺奖评委马悦然以及诺奖评委会和瑞典文学院，但之后均无下文。
　　除了像张一一这样花样百出地炒作，诺奖得主也成了国人追捧的对象，比如最近几年的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帕慕克、略萨、莱辛等人，颇受国人的关注，他们的作品也因获奖而被引进中国，俨然成了“诺奖效应”。当然，这与张一一“傍诺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其背后，国人因诺奖悬空而产生的“诺奖情结”是不无关联的。

中国作家百年未获诺奖，但评委并非不关注中国

瑞典文学院不关注中国文学作品？

　　面对诺奖这道过不去的坎儿，中国人一方面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又对它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作家习惯于跪着看外国作家，特别是对西方作家。一些外国文学的推介者也总是喜欢‘挟洋自重’，搞得神秘兮兮，把中国作家给唬住了”。把问题归结于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学而“挟洋自重”是很容易的，毕竟评委是瑞典文学院，但评委们真的冷了中国作家吗？事实显非如此。

那些与诺奖有关的中国作家

　　鲁迅：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赫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
　　林语堂：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替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的内幕。但老舍1966年就已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结果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除了上述三位作家，巴金、王蒙、李敖、北岛等也被传被提名，但大多是子虚乌有，无法印证。不过最重要的是，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作如下评价：“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由此可见，瑞典文学院一直在关注中国，并没有因所谓东西方差异而故意忽略中文作品。

“诺奖情结”本质是民族主义与世界性的矛盾

作家关注诺奖无可厚非，但不应不择手段

　　如前所述，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冷落中国作品，日本、印度也有作家获奖，它仍是世界性的重要奖项。中国作家追求世界声誉无可厚非，毕竟写作在中国赚不了多少钱（除了郭敬明等畅销作家），声誉也是鼓励作家耕耘的积极因素。可是，如果为了诺奖而故作喧哗、恶意造谣、甚至行贿评委，就有点儿匪夷所思了。钱钟书曾断言，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没想到一语成谶，在严歌苓被造谣获诺奖、中国作家行贿诺奖评委等事件中，其它中国作家同行的形象难免会被累及。更令人担忧的是，为了赚取“荣誉”而不择手段、违反规则的幼稚做法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它和奥运金牌一样，暴露了人们只重大奖而不顾奖项用意的心理。

公众关注诺奖也无可厚非，但不应与民族主义混淆

　　作家有“诺奖情结”不稀奇，公众也跟着一年一度“痛经”就不正常了。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含义了吗？中国作家无缘诺奖，除了运气、机遇等原因外，他们的作品符合诺奖的标准吗？按照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规定，文学奖应给予“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瑞典学院又转而特别重视“地方上的文学巨匠”，从而使获奖者扩大到澳洲、非洲、拉丁美洲，同时也把一些在当地声名卓著而在世界文坛默默无闻的作家，推到了全世界读者的面前。诺奖重视的是人性思考、文化共存和人道主义，而反观我们国内的茅盾文学奖，其标准是：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从迥异的获奖评定标准不难看出，与其说是中文作品有自己的“特色”，不如说是中国作家所处的文化土壤有自己的“特色”，当中国作家背负着恶意炒作、抄袭、体制、功利等累赘时，哪有条件创作出深刻揭示人性、探索多元、倾向于人道主义的作品？归根结底，普通公众的“诺奖情结”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民族主义和诺奖的普世性混为一谈。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被用于政策的图解或中心工作的鼓吹，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由此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当我们正视这一点，并真正关注、支持文学本身的时候，“诺奖情结”也就成了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