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骄阳地产客服电话:群體性事件呈現許多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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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嶸等：群體性事件呈現許多新特征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10-03 07:21:47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
于建嶸則把群體性事件分為維權事件、洩憤事件和社會騷亂事件。他認為，2011年的群體性事件正在從洩憤事件轉向社會騷亂事件，這二者的區別在於攻擊的目標不同：在潮安古巷鎮“6•6”事件和增城新塘“聚集滋事事件”中，都出現了明顯的對無關人員財物的破壞。
單光鼐強調，群體事件主要是因處理不當、激化矛盾造成的。具體來講，有三方面問題值得注意，一是“人的去世都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重要誘因；二是及時發布準確的信息，避免謠言傳播，在綏江、潮安、增城等事件中，謠言的傳播對事件發酵都起到很大作用；三是注意大比例人群的存在，即背景相同、生活經歷相似的同質群體，這些人不動則已，一動就會引發大的事件”。
馮仕政警告說：“許多人看來，群體性事件已經很嚴重，而在我看來，才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才進入起飛階段，過去的說法是需要100年時間，這個進程不可逆轉，那麼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與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態勢就不可能逆轉。”
在群體性事件平息後，官方一般會採取多種措施，阻嚇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例如，當局會對相關人員法律懲處，如2009年“石首事件”後死者家屬被“秋後算賬”；“增城事件”後，截至目前為止已有19人被抓；政府還通過獎勵戶籍積分的政策鼓勵舉報……學者們對官方在群體性事件中採取的應對舉措，多表示不以為然。
單光鼐分析說，首先要區分違法和犯罪，對於犯罪行為應該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但要考慮有無前科、是否未成年等因素；其次，對於觸犯法律的人，應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本地人外地人，都要同等對待。如果涉及到兩個群體之間的集體暴力，單方面處理一邊，容易留下後遺症，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他指出，“增城事件”中所抓的19人全部是外地人，這樣處理不能使外地人信服。
于建嶸也認為，用法律手段處置相關人員沒有錯，問題是可能出現選擇性執法。謝岳更認為，對群體性事件實行政治化的處理，“會把一個正常的、合法的民生經濟利益訴求的抗議行為定義成政治行為。這樣做，短期也許可以抑制群體性事件的升級，但從長期來看，可能引起更大規模、更持久的對立”。
而對於事件後的官員問責機制，學者們也有很多看法。於建嶸挑明了說，問責出發點有問題——多是為了馬上平息事件，缺乏公平公正的問責。問責也應當按規矩來，按相關法律法規來辦。所以，問責或者不問責可能都是對法律的藐視。
謝岳也說，問責實施的卻不多，正職官員更少被問責，最後承擔責任的多是基層官員。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越來越大的地方自主權很容易消解掉這種自上而下的問責模式的效力，使之成為一個向下踢皮球的政治遊戲。（來源：人民網2011年09月29日） 鏈接：于建嶸：社會轉型首先應解決社會不公
2011年07月08日22:26中國經濟網 于建嶸 著名學者
社會轉型是一個爭議比較大的話題，我們一般講社會轉型，首先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而今天我們講的社會轉型，是在一個特別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從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相對封閉的社會向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的轉型，威權政治向民主社會的轉型。
從這個方面理解，我們首先要探討，在這個轉型中間，我們到底承擔了什麼樣的任務。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在這個階段中，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穩定和社會安全。最近一個階段，我們國家發生了許多關於社會的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群體事件和個體極端事件。
我認為群體事件主要是分為這幾個方面，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農民、工人、市民的維權問題。這個問題是目前在社會轉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在2004年之前，農民問題主要是稅費問題，2004年取消農業稅，現在主要是土地問題。而農村的土地問題，大體上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發生的地區有所變化，農村稅費問題主要發生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這些經濟落後的地區，現在發生到廣東、浙江、江蘇、河北、山東這些經濟發達地區，從邊遠農村到城市周邊了；第二，去年以來最大的問題就是搶奪農民宅基地，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四川成都這些所謂經濟改革的實驗區；第三，環境問題，現在農村的環境問題從東部向中西部發展，原來主要是工業性的污染，現在變成了資源性的污染，而且最近一個階段，垃圾處理問題也在增加。
工人問題比較複雜，原來的工人問題集中在國有單位改制中，現在其他的問題也比較明顯，特別是勞資衝突。另外，工人的暴力化趨勢也在增加。還有雇傭勞動的問題，可能在未來一個階段之內是工人運動的主要問題。
市民的問題主要是房子拆遷。
這三類問題統一起來，我認為都可以叫維權活動。這些維權活動主要有幾個特點，首先是利益之爭，他們爭利不爭權。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國的問題主要講規則。什麼意思呢？中國工人、農民找政府的麻煩，主要是你說了給我10塊錢，為什麼只給我3塊錢，說話不算數。這個和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更多講你怎麼只給我10塊錢；其次就是防禦性大於進攻性，你不找他的麻煩，他一般不找你的麻煩；最後是合法性與非法性共存。今天農民、工人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行為，比如說包圍市政府。工人、農民、市民的這些問題，我統稱為維權，這是中國社會轉型中間最大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洩憤事件在增加。洩憤主要是發洩對當官的、有錢人的不滿，宣洩心中的憤恨。工人、農民去組織活動，他有一個利益訴求，他需要什麼是明確的。洩憤，我認為沒有明確的利益訴求，主要是一種對社會不滿的宣洩。而且這種宣洩與網絡、傳媒科技結合在一起，所以帶來了一些的確是可能所謂的不明真相也好，非常容易帶來社會爆炸性的問題，一個很小的事情突然發生就帶來了問題。這種問題的發生，需要我們非常認真地思考。
第三個問題是騷亂，騷亂和洩憤之間又不一樣。社會騷亂關鍵性的問題是攻擊的目標隨意放大，針對了一些根本無關的目標。洩憤也砸商店，但都是與這些事件本身有關的商店，而騷亂則不同，管你有沒有關，都破壞。 這些問題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到底從哪方面來解決？我認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個方面，要有社會公平。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社會不滿？就因為社會公平出現了問題。具體來說，主要是兩方面：第一是所謂的分配不公，一批弱勢群體越來越感覺到生活水平下降。第二是機會不公，實際上機會公平可能更重要，怎麼樣使底層的人有一種往上走的通道，這是目前老百姓那麼憤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最近的調查發現，老百姓對於一兩個貪官可能不是那麼恨，但是在這種不公中間，對弱勢群體利益的剝奪，你拿了我的東西，拆了我的房子，我就更恨你。這種恨通過現代科技，特別是網絡，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解決社會不公。
第二個方面，與我們國家建設密切相關，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司法地方化。現在一個地方，只要你是市委書記，要拆老百姓的房子，法院不敢立案，不敢判，判了也不敢執行。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這是司法目前最大的問題。怎麼樣使它公平、公正？我們要提出司法獨立性的問題。現在司法獨立不能提，一說司法獨立，大家馬上想到三權分立。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認識。
能不能提出一個新觀念，就是司法制衡。所以我最近提出幾個看法：第一，基層法院和檢察院、中級法院的人、才、物完全脫離地方黨政。為什麼是這兩級？因為這兩級關係到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案子一般到這兩級就差不多了；第二，在國家層面下，在各省派出巡回法庭；第三，撤銷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直接干預司法，已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第四，主審法官定期流動。做一個折衷的手段，法治建設應該先解決這個問題。折衷的東西就是司法制衡和司法獨立，在現在完全司法依附中間找一個司法制衡，用司法制衡地方黨政。
第三個方面，國家建設、政權建設。政權建設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現在最難做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的一個觀點是在國家建設層面，中央層面先放一放，從基層政權開始。雖然我們選擇地方作為突破口，但村一級沒有什麼意義，十年前我就研究村級政權，我認為村一級的選舉沒有必要琢磨來琢磨去。因為中國的村里是一個社區，你只要把利益確定了，這個東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剝奪，問題就解決了，沒有必要在一個最落後的地方推進所謂民主。鄉鎮改革的重點也不在直選之類的民主改革，因為鄉鎮不是一級完全的政府，完全可以把其變成縣級政權的派出機構。
我認為中國改革的關鍵在縣一級政府。對於縣一級政權的改革，第一，我建議縣級政權從人大開始。首先是放開人大選舉。最近，我為什麼這麼費勁去鼓動選舉？實際上這是一個機會。選舉的問題，一定要有這麼一個胸懷，因為放開選舉，實際上就是讓大家在你的規則里面來玩。現在我們國家縣一級的選舉是可以直接選舉的。其次，要使人大代表精簡。一定要使政府官員不能再當人大代表，能不能實行人大代表職業化？你沒有工作，選了人大代表了，就有一份工資，培養地方政治家。第二，我建議縣里的幹部，改變異地為官的制度，現在異地為官太麻煩，每一個人都想調動，沒有人真心實意為地方做事情。要改流歸土，官員本地化。
政治改革要穩步推進。那省一級、中央一級怎麼辦？我認為這兩級暫時可以放下，沒有關係，先把基層做好。中國社會通過10年、20年基層政權的建設，有可能使這個社會培養出比較堅實的地方基礎。執政黨要有一種胸懷，統治國家最大的目標是什麼？無非就是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實施。把基層政權做好了，通過10年、20年，將來社會轉型的時候，特別是政治轉型的時候，不至於帶來根本性的大的動蕩。
我最近對台灣的問題在進行研究，我發現台灣在社會轉型中間，首先是從縣級政權開始的，而縣級政權是議會選舉，最後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國民黨選舉中間失去了政權，有幾個下台了，但是沒有帶來政治制度和法律體制的根本性變化，也沒有發生對國民黨的大清算，而且通過選票可以拿回來。所以政權的這種轉型，這個時候需要中國的政治人物有一種高的智慧和一種大的胸懷。能夠使這個國家經過10年、20年的奮鬥，最後能夠達到這個轉型。
第四個方面，中國的社會轉型必須要有新聞自由。新聞不開放，這個國家很難有一個更好的力量去監督它的社會轉型。現在要控制也太難了，發展太快，從BBS到論壇，再到博客，然後到微博，發展太快了。這是我想的社會轉型中存在的問題和四個對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10-03 07:21:47
中評社北京10月3日訊／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呈現出新的特征與趨勢：首先，近期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的訴求明顯朝向抽象的不滿情緒發展，可能會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價值觀追求，由此可能演變為價值觀衝突。其次，網絡傳播使事件影響加大並吸引更多參與者，各利益群體的不滿情緒有蔓延和結合的趨勢，事件性質不排除發生根本變化的可能。第三，各領域深層次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在地域上表現為全國擴散。
維越不穩，群體性事件高發，令中國許多社會學者紛紛解讀，期望能找到走出困境危局的思路。《財經》記者採訪了對群體性事件保持長期關注與研究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以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理論為研究領域的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謝岳，以政治社會學、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法律社會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馮仕政。
學者們認為，目前發生的事件尚不會對現行體制產生衝擊，但是他們注意到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呈現出新的特征與趨勢，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首先，近期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的訴求明顯朝向抽象的不滿情緒發展，可能會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價值觀追求，由此可能演變為價值觀衝突。
其次，網絡傳播使事件的影響加大並吸引更多參與者，各利益群體的不滿情緒有蔓延和結合的趨勢，若引起不同階層和政治群體參與，那麼事件性質不排除發生根本變化的可能。
第三，各領域深層次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在地域上表現為全國擴散。如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勞資糾紛，而是外來農民工遲遲不能融入城市之後，被歧視和被剝奪的情緒綜合爆發，甚至本地人與外地人矛盾超越了勞資矛盾。
單光鼐認為，按照群體性事件的發展脈絡，一般分利益衝突、情緒主導衝突、價值觀衝突。早期群體性事件的訴求很簡單，但現在可能會升華到公平和正義的價值觀層面。如果衝突產生的原因是價值觀，那就超越了一般的草根階層訴求。比如2010年年底發生的錢雲會事件，其中就有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
于建嶸則把群體性事件分為維權事件、洩憤事件和社會騷亂事件。他認為，2011年的群體性事件正在從洩憤事件轉向社會騷亂事件，這二者的區別在於攻擊的目標不同：在潮安古巷鎮“6•6”事件和增城新塘“聚集滋事事件”中，都出現了明顯的對無關人員財物的破壞。
單光鼐強調，群體事件主要是因處理不當、激化矛盾造成的。具體來講，有三方面問題值得注意，一是“人的去世都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重要誘因；二是及時發布準確的信息，避免謠言傳播，在綏江、潮安、增城等事件中，謠言的傳播對事件發酵都起到很大作用；三是注意大比例人群的存在，即背景相同、生活經歷相似的同質群體，這些人不動則已，一動就會引發大的事件”。
馮仕政警告說：“許多人看來，群體性事件已經很嚴重，而在我看來，才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才進入起飛階段，過去的說法是需要100年時間，這個進程不可逆轉，那麼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與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態勢就不可能逆轉。”
在群體性事件平息後，官方一般會採取多種措施，阻嚇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例如，當局會對相關人員法律懲處，如2009年“石首事件”後死者家屬被“秋後算賬”；“增城事件”後，截至目前為止已有19人被抓；政府還通過獎勵戶籍積分的政策鼓勵舉報……學者們對官方在群體性事件中採取的應對舉措，多表示不以為然。
單光鼐分析說，首先要區分違法和犯罪，對於犯罪行為應該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但要考慮有無前科、是否未成年等因素；其次，對於觸犯法律的人，應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本地人外地人，都要同等對待。如果涉及到兩個群體之間的集體暴力，單方面處理一邊，容易留下後遺症，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他指出，“增城事件”中所抓的19人全部是外地人，這樣處理不能使外地人信服。
于建嶸也認為，用法律手段處置相關人員沒有錯，問題是可能出現選擇性執法。謝岳更認為，對群體性事件實行政治化的處理，“會把一個正常的、合法的民生經濟利益訴求的抗議行為定義成政治行為。這樣做，短期也許可以抑制群體性事件的升級，但從長期來看，可能引起更大規模、更持久的對立”。
而對於事件後的官員問責機制，學者們也有很多看法。於建嶸挑明了說，問責出發點有問題——多是為了馬上平息事件，缺乏公平公正的問責。問責也應當按規矩來，按相關法律法規來辦。所以，問責或者不問責可能都是對法律的藐視。
謝岳也說，問責實施的卻不多，正職官員更少被問責，最後承擔責任的多是基層官員。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越來越大的地方自主權很容易消解掉這種自上而下的問責模式的效力，使之成為一個向下踢皮球的政治遊戲。（來源：人民網2011年09月29日） 鏈接：于建嶸：社會轉型首先應解決社會不公
2011年07月08日22:26中國經濟網 于建嶸 著名學者
社會轉型是一個爭議比較大的話題，我們一般講社會轉型，首先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而今天我們講的社會轉型，是在一個特別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從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相對封閉的社會向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的轉型，威權政治向民主社會的轉型。
從這個方面理解，我們首先要探討，在這個轉型中間，我們到底承擔了什麼樣的任務。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在這個階段中，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穩定和社會安全。最近一個階段，我們國家發生了許多關於社會的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群體事件和個體極端事件。
我認為群體事件主要是分為這幾個方面，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農民、工人、市民的維權問題。這個問題是目前在社會轉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在2004年之前，農民問題主要是稅費問題，2004年取消農業稅，現在主要是土地問題。而農村的土地問題，大體上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發生的地區有所變化，農村稅費問題主要發生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這些經濟落後的地區，現在發生到廣東、浙江、江蘇、河北、山東這些經濟發達地區，從邊遠農村到城市周邊了；第二，去年以來最大的問題就是搶奪農民宅基地，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四川成都這些所謂經濟改革的實驗區；第三，環境問題，現在農村的環境問題從東部向中西部發展，原來主要是工業性的污染，現在變成了資源性的污染，而且最近一個階段，垃圾處理問題也在增加。
工人問題比較複雜，原來的工人問題集中在國有單位改制中，現在其他的問題也比較明顯，特別是勞資衝突。另外，工人的暴力化趨勢也在增加。還有雇傭勞動的問題，可能在未來一個階段之內是工人運動的主要問題。
市民的問題主要是房子拆遷。
這三類問題統一起來，我認為都可以叫維權活動。這些維權活動主要有幾個特點，首先是利益之爭，他們爭利不爭權。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國的問題主要講規則。什麼意思呢？中國工人、農民找政府的麻煩，主要是你說了給我10塊錢，為什麼只給我3塊錢，說話不算數。這個和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更多講你怎麼只給我10塊錢；其次就是防禦性大於進攻性，你不找他的麻煩，他一般不找你的麻煩；最後是合法性與非法性共存。今天農民、工人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行為，比如說包圍市政府。工人、農民、市民的這些問題，我統稱為維權，這是中國社會轉型中間最大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洩憤事件在增加。洩憤主要是發洩對當官的、有錢人的不滿，宣洩心中的憤恨。工人、農民去組織活動，他有一個利益訴求，他需要什麼是明確的。洩憤，我認為沒有明確的利益訴求，主要是一種對社會不滿的宣洩。而且這種宣洩與網絡、傳媒科技結合在一起，所以帶來了一些的確是可能所謂的不明真相也好，非常容易帶來社會爆炸性的問題，一個很小的事情突然發生就帶來了問題。這種問題的發生，需要我們非常認真地思考。
第三個問題是騷亂，騷亂和洩憤之間又不一樣。社會騷亂關鍵性的問題是攻擊的目標隨意放大，針對了一些根本無關的目標。洩憤也砸商店，但都是與這些事件本身有關的商店，而騷亂則不同，管你有沒有關，都破壞。 這些問題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到底從哪方面來解決？我認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個方面，要有社會公平。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社會不滿？就因為社會公平出現了問題。具體來說，主要是兩方面：第一是所謂的分配不公，一批弱勢群體越來越感覺到生活水平下降。第二是機會不公，實際上機會公平可能更重要，怎麼樣使底層的人有一種往上走的通道，這是目前老百姓那麼憤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最近的調查發現，老百姓對於一兩個貪官可能不是那麼恨，但是在這種不公中間，對弱勢群體利益的剝奪，你拿了我的東西，拆了我的房子，我就更恨你。這種恨通過現代科技，特別是網絡，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解決社會不公。
第二個方面，與我們國家建設密切相關，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司法地方化。現在一個地方，只要你是市委書記，要拆老百姓的房子，法院不敢立案，不敢判，判了也不敢執行。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這是司法目前最大的問題。怎麼樣使它公平、公正？我們要提出司法獨立性的問題。現在司法獨立不能提，一說司法獨立，大家馬上想到三權分立。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認識。
能不能提出一個新觀念，就是司法制衡。所以我最近提出幾個看法：第一，基層法院和檢察院、中級法院的人、才、物完全脫離地方黨政。為什麼是這兩級？因為這兩級關係到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案子一般到這兩級就差不多了；第二，在國家層面下，在各省派出巡回法庭；第三，撤銷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直接干預司法，已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第四，主審法官定期流動。做一個折衷的手段，法治建設應該先解決這個問題。折衷的東西就是司法制衡和司法獨立，在現在完全司法依附中間找一個司法制衡，用司法制衡地方黨政。
第三個方面，國家建設、政權建設。政權建設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現在最難做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的一個觀點是在國家建設層面，中央層面先放一放，從基層政權開始。雖然我們選擇地方作為突破口，但村一級沒有什麼意義，十年前我就研究村級政權，我認為村一級的選舉沒有必要琢磨來琢磨去。因為中國的村里是一個社區，你只要把利益確定了，這個東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剝奪，問題就解決了，沒有必要在一個最落後的地方推進所謂民主。鄉鎮改革的重點也不在直選之類的民主改革，因為鄉鎮不是一級完全的政府，完全可以把其變成縣級政權的派出機構。
我認為中國改革的關鍵在縣一級政府。對於縣一級政權的改革，第一，我建議縣級政權從人大開始。首先是放開人大選舉。最近，我為什麼這麼費勁去鼓動選舉？實際上這是一個機會。選舉的問題，一定要有這麼一個胸懷，因為放開選舉，實際上就是讓大家在你的規則里面來玩。現在我們國家縣一級的選舉是可以直接選舉的。其次，要使人大代表精簡。一定要使政府官員不能再當人大代表，能不能實行人大代表職業化？你沒有工作，選了人大代表了，就有一份工資，培養地方政治家。第二，我建議縣里的幹部，改變異地為官的制度，現在異地為官太麻煩，每一個人都想調動，沒有人真心實意為地方做事情。要改流歸土，官員本地化。
政治改革要穩步推進。那省一級、中央一級怎麼辦？我認為這兩級暫時可以放下，沒有關係，先把基層做好。中國社會通過10年、20年基層政權的建設，有可能使這個社會培養出比較堅實的地方基礎。執政黨要有一種胸懷，統治國家最大的目標是什麼？無非就是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實施。把基層政權做好了，通過10年、20年，將來社會轉型的時候，特別是政治轉型的時候，不至於帶來根本性的大的動蕩。
我最近對台灣的問題在進行研究，我發現台灣在社會轉型中間，首先是從縣級政權開始的，而縣級政權是議會選舉，最後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國民黨選舉中間失去了政權，有幾個下台了，但是沒有帶來政治制度和法律體制的根本性變化，也沒有發生對國民黨的大清算，而且通過選票可以拿回來。所以政權的這種轉型，這個時候需要中國的政治人物有一種高的智慧和一種大的胸懷。能夠使這個國家經過10年、20年的奮鬥，最後能夠達到這個轉型。
第四個方面，中國的社會轉型必須要有新聞自由。新聞不開放，這個國家很難有一個更好的力量去監督它的社會轉型。現在要控制也太難了，發展太快，從BBS到論壇，再到博客，然後到微博，發展太快了。這是我想的社會轉型中存在的問題和四個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