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妈妈白条套现几个点:应对与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问题：中国探路全球治理 .........

应对与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问题：中国探路全球治理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1-06-05发表评论>>
《瞭望》文章：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兴”作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国际社会的期待看，距离目标还很遥远
到2025年，六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将占全球增长总量一半以上，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会再由单一货币主宰。日前，世界银行在发给本刊记者的一篇题为《新兴市场增长极重新定义全球经济结构》的文章中，作出了大胆的预测。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一种转变，使得经济增长中心广泛分布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产业的一股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表示，国际金融机构需要尽快适应和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但就国际社会的期待来看，距离还十分遥远。
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以前危机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次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出了问题，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的话说，“美国生病，大家跟着一起吃药。”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直是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消费他国商品的双循环模式。
管涛指出，这种货币体系纵容了美国的过度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他并不认为，此次货币危机是美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引起的。
在管涛的眼中，美国的权利义务不是对称的，“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一个形象说法是：‘我的美元，你的问题’”。他解释说，美国政策都是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的问题，很少顾及宏观经济政策溢出的影响，特别是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稳定金融采取很多扩张性政策，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影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已是共识，对于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业内提出了几种方案。
一是回归金本位。既然问题根源是美元的信用发行没有基本参照，就需要回归金本位，对货币发行进行约束。但也有专家认为，金本位此前的实践已经失败，再回到金本位不现实。
二是用非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用一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会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称，因此有人提出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超主权货币做实。
对立的观点认为，超主权货币的发行缺乏信用支撑和金融市场支持，而且存在路径依赖，美国本身也并不支持这一主张，此外，超主权货币在发行、分配上可能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三是发展区域性共同货币打破僵局。“现在欧元比较成功，但也存在问题，而其他地方货币政治意愿不是很强，想要做成遥遥无期。”管涛指出，现在看来，比较可行的现实选择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如人民币、俄罗斯卢布，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他将内容简洁地概括为：承认美元主导地位，发挥欧元作用，增加新的国际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为国际货币体系增加一个稳定的货币，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化。”戴相龙说。
《2011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发展趋势研究主管曼苏尔·戴拉米说：“在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规模及其企业和银行的快速全球化，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预言，2025年全球货币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将是一种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种货币并存的格局。
经济和金融权力转移进行时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比较引人注目之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放任自流的态度转向全面监管；另一个方面则是G20正式进入国际经济治理的视野。
在2008年11月份召开的华盛顿峰会上，中国首次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时效性原则，重点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鼓励区域金融合作，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样化。
美联储曾经奉行不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危机之后在对次贷危机原因进行总结时，监管不力成为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
“现在加强监管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实践中的进展包括：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巴塞尔协议Ⅲ、G20框架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等。”管涛介绍说。
在管涛看来，到现在为止，金融监管改革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内容包括：加强监管国际合作、限制金融机构薪酬、部分重归分业经营(沃尔克规则)、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研究金融交易税、加强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冲基金和避税天堂监管、加强金融衍生交易监管、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G20框架下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合作发挥预警作用等。
在G20成为国际金融治理主体之前，全球金融治理架构存在较大的缺陷，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G7的代表性不足，现有国际金融组织(IMF、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过低，以及IMF宏观经济监测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缺乏监管等。
现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建设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权威人士认为，这就需要充分发挥G20这一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新平台的作用；改革IMF和世界银行治理架构，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扩张IMF的可贷资金来源，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增持外汇储备的冲动；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G20的“强劲、均衡、可持续增长”框架下研究制定“一揽子参考性指南”，督促各主要国家加快结构调整，恢复经济再平衡。
世行报告也指出，经济和金融权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企业投融资和跨境购并交易的性质，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越来越多的交易源自新兴市场，南南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增加，其中大部分流入新建项目，而南北外国直接投资更有可能瞄准并购。在扩展过程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将能够进入国际证券和股票市场，以更好的条件为海外投资项目融资。
戴拉米表示，全球经济预计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总体观察，这些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利好的。
但他同时指出，现行的多边规范和制度是否足够强有力，能否承受向多极化的过渡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权力中心之间管理好全球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凸显出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对于减少经济不稳定风险的至关重要性。”他说。
以开放促改革
“为了保持增长和应对更为复杂的风险，作为新兴增长极的经济体需要改革国内体制，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部门的体制改革。中国、印尼、印度和俄罗斯都面临着体制和治理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是说。
在大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同时，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现实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南京召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非正式和学术性研讨会上，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其他国家官员都说要考虑SDR的篮子，争执的一个焦点就是是否应该把可自由兑换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作为一个条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指出，这其中存在一个矛盾，人民币加入SDR没有问题，加入的目的就是帮助SDR的改革，以后SDR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如果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也不灵活，中国需要考虑，把人民币放进去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应该是将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或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很重要的机会，而不是说放进去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同样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市场失灵，所以进行市场干预，但是有时候该相信市场的时候没有相信，所以某种程度上管制还是偏多的。”
在张健华看来，金融改革滞后有其原因，改革前期，比如1994年以前，国务院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是把金融业作为实体经济改革的支撑，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国有银行背了很多国企改革的包袱，这些包袱其实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由金融部门来承担，最后是国家消化了。
改革后期，中国政府对风险看得比较重，从监管角度来说，除了比较担心系统性风险，对于微观的小机构的风险也看得比较重。“中国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差，金融业也是风险容忍度特别低。因此搞监管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宁可管得严一点，也别出事。”张健华说。
从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来看，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大幅提高，发言权也在扩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去找改革动力。张健华认为，可供选择的路径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下一步改革的动力，这不仅仅是引进资金、引进人才、引进技术，还包括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以及引入国际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司副司长徐忠指出，国内的金融改革决定了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外承诺，包括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能力。现在之所以不敢承诺，原因在于国内改革相对来说是滞后的。
他解释，如果对内不开放的情况下就对外开放，就可能出现很多扭曲和泡沫，可能出现危机。一定程度上说，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
“因此，就我个人感觉来说，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了需要一个整体的改革的时候，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徐忠说。（记者王仁贵）
《瞭望》文章：建立全球政府的十个方向
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10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观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合法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着手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
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10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1.务实利用现有的联盟。目前所有的联盟都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最为成功的是瑞士联邦，这个国家从1848年创立联合宪法，联合了26个不同语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自治州，政府有7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公民有权申请修改宪法，研究瑞士联邦的做法对世界未来的演变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另外，欧盟也是一个例子，它从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走向单一货币的单一市场，并逐渐向预算联邦和政治联邦整合。
2.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或者对这种理由认识不清，将不会对自身有什么尊重，也不会组织起来，这时人类就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而进行无意识的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理由，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保护。
人类应该了解，联合在一起比分裂更能面对威胁，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这项工作来自于那些关心世界未来人们的行动，我把这些人称之为“超级游牧者”：协会工作者、记者、哲学家、历史学者、国际组织职员、外交官等。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将带来比市场更为强有力的力量。
3.更加警惕对待威胁。全球化使得世界公民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超级游牧者”最先意识到这些威胁并有责任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更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威胁包括环境的、气候的，能源的，这次福岛核事故就是一次让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的机会。
4.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目前最为可行，并不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调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规范并分类世界性的法规。这些法律可以在目前不做变动，应该根据出台这些法律的机构成立相关的特别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地分析研究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授予相关机构以执法的权限，对那些不遵守和无视国际法的国家和个人作出制裁或其他强制手段，目前国际刑事法庭有了一些经验。欧盟的经验也可以提供借鉴，在执法监督和制裁方面欧盟还是有权威性的。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动用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执法部队，对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采取极端手段。
5.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为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人文、生态增长，避免全球系统性风险，人类不应该只满足于用法律规范各种行为，还应该推进一系列共同项目。联合国机构目前还没有能力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世界主要强国应该务实推进具体的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少边主义的作用(少边主义实际上是多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指在多边框架下由几个主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情况在欧盟中最为明显。
6.政府理事会。通过前面所述的各种努力，我们可以推进国际组织的演化。首先是联合国组织，这种演变可能最为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体制，所有的改革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并得到联大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否则各种计划无法实现。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联合国将会彻底边缘化，无法对世界的现实作出任何影响。反之，联合国及时作出调整，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框架。
目前的联大不用进行太多的改革就可以成为世界参议院，安理会将成为世界政府。在这里仍然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成立欧盟理事会，将安理会和G20合并，成立政府理事会，成为联合国正式的决策机构。
7.持续发展公会。为保证世界长期稳定发展，避免世界系统性风险，应设立世界公会，包括300名成员，成员应具有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机构领导人、哲学家、人类学家。他们给各机构提出建议，他们的任期也是可以协商的。
8.民主联盟。为了保证政府理事会不变成独裁者，民主国家应该成立一个民主联盟，对那些独裁者进行干预，并鼓励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获取民主。
民主联盟世界上已经存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军事方面在北约的框架下，政治方面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全球范围内还有民主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民主基金会。这五个机构原本是美国用来掌控欧洲和世界的工具，现在可以用来进行别的用途，吸收五个南方民主国家作为新的成员(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尼日利亚)，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作出新的努力。在成立民主联盟之前，可以先召开一个由五个组织参与的论坛，研究每一个独裁政府的演变，帮助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向民主过渡。
9.为世界政府筹集资金。要做这些事，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筹集新的资金来源。可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税，但国家对这笔资金的贡献可能不能用来从事与资金来源国利益相悖的用途。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进行，这些资金直接缴纳给国际组织，比如国际援助组织。
10.世界泛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凭空幻想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政府，但我们可以通过人民的运动来带来这些。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某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进行全世界公民投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投票、流动投票等形式使这种全球公民的投票成为可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文∕雅克·阿塔利 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大标题为编者所加，译文由《瞭望》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应强提供)
《瞭望》文章：全球治理时代的智库角色
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智库必须预见到经常被政治和经济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视的未来问题
1948年11月，美国加州滨海城市圣莫妮卡，一家普通的公司宣告成立，首次公开招聘的人数就超过了200人，专业涵盖化学、数学、物理、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
两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这家公司制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国必将出兵朝鲜。它希望美国军方能够买下这份报告，这个“推销者”标出的价格是200万美元。五角大楼拒绝。但朝鲜战争的发展和结局证明，这份要价200万美元的报告一点也不贵。
之后，在苏联卫星发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大事件中，这家公司全都作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并由此为它积累了巨大的声誉和影响。
它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颇负盛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的成长历程和经典案例有力地体现了智库的威力，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作为独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智库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扩散。
6月下旬，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将在北京召开，全球多家智库精英将就“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这一宏观而难解的课题展开讨论，与会智者会提供什么样的对策、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峰会前夕，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迪尔克·梅斯纳对本刊记者分析，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智库必须预见到经常被政治和经济决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视的未来问题，指明构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以便为政治和经济界提供行动机会和选择。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2012年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沙祖康大使首先引用了中国的古语：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他认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新的机遇无处不在，如何趋利避害，化解挑战？思考和规划很重要。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一个成功的智库要做好三点：一是能提出前瞻性、创新性的看法和主张，能洞悉世界发展的潮流；二是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不是纸上谈兵；三是与政府、工商界和民间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根博士特别提出，智库应该为决策者提供严谨而可靠的信息。
在他看来，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了信息数量的不断暴增和信息内容的日趋复杂，在无穷无尽的口头讨论和书面报告中，好的信息可能被淹没了。对于决策者而言，如何使用一个有效的方法来组织和筛选这些信息，以及时、准确、有效地应对变化中的动态决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而智库可以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随着智库数量的持续增长，它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得到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或地区性组织的认可。
根据詹姆斯·麦根的统计，到2010年为止，全球已有6480个智库，分布于169个国家，比2009年增加了175家。北美和西欧的智库数量最多，占据了全球总数的57%左右。
这位智库观察家还发现，过去的十年，智库数量增加的同时，智库全球网络和伙伴关系发展也形成了一种新现象。“从前只是少数智库尝试授予某些机构进行跨界合作，但如今具有战略地位的全球性智库和智库网络已经呈现出全面开花的繁荣景象。”他说，“这些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和网络已经成为在国际间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有效机制，而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这些知识和信息进行国家层次的决策。”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智库而言，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发现和解释现在，而是展望和预测未来。具体到全球治理，智库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分析并提出建议，为政府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变幻莫测、日益复杂的世界，智库如何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洞观世界的走向，需要应对不断增加的挑战和困难。
迪尔克·梅斯纳就提出，对于严肃可信的智库，有三点对其发挥能力至关重要：首先，它们必须具有出众的学术研究水平并与利益组织保持距离，从而保证提出的政策建议，尽可能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其次，智库必须与决策者保持联系，以获取切合实际的信息；第三，它们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便得当处理全球化挑战。
詹姆斯·麦根对本刊记者说，为了实现有效和有意义的服务目的，智库还需及时进行适宜的政策导向性的研究，并有效地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参与进来，以便弥合两者在知识和权力上存在的鸿沟。
同时，受访专家还严肃地指出，当下所有的智库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持其独立性，以便显示“真理的力量”，或者能够不受干扰地把知识、证据和专业意见运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能在财务上、知识上和法律上获得独立性，从而有效地为公共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他说。
詹姆斯·麦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这些问题显得更加严重。他解释说，由于智库所能获得的资金支持手段极其有限，智库赖以生存的法律空间界定不够明确，因此，智库对公共政策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还比较狭窄。（参与采写：《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驻柏林记者焦宇驻联合国记者顾震球文字统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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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