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离芜湖多少公里:大学六记之三：同学少年

　　
　　
　　1、同学少年之：王恒
　　
　　
　　第一次见王恒，是在他破旧而灰暗的寝室。那是2002年夏天，重庆的炎热几乎让人窒息。午后的阳光穿越凝滞的空气，照在这个刚刚睡醒的年轻人的脸上，慵懒、惘然、还有蓬勃的青春朝气所混杂出的那幅永久美妙的景象，让我在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也禁不住无限感动。光线刺眼而灼热，使得王恒不时眯起眼睛，并摇晃着硕大的脑袋。滔滔不绝的言语从他口中跳跃而出，与周遭沉静的摆设形成极大的反差，但又让人觉得是如此和谐，是“非如此不可”——至少当时作为虔心倾听者的我，是这般感受的。那个下午，我和另外两个前来冒昧拜访的朋友，置身于一种难以言明的气氛之中，接受王恒硕士的盛大的思想洗礼。正是那一场杂乱而漫无边际的对话，构成了我们永久友情的最初见证。
　　
　　王恒留给陌生人的第一印象，是平实与忠厚。姚伟曾经说王恒的相貌可以归入苏格拉底与第欧根尼的哲人谱系，这种说法极不符合实情，甚至我以为这是对王恒的污蔑——用我大学时发明的一个说法，苏格拉底与第欧根尼属于那一类长得比较抽象的家伙，而王恒要比他们实在多了。尽管在2002年初见他的时候，我们都为他那一头惊世骇俗的卷发表示过诧异或者钦佩，这个在当前中国很有后现代艺术青年表征的造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把他当成一个古典风格的沉思者来顶礼膜拜；但一年之后他走上貌似庄重的讲台，为了给台下的观众们（特别是那些美女学生们）营造一种身份的压力和魅力，只得告别浪漫的卷发与长发时节，而穿上板正而油亮的西装——所谓格式化的“为人师表”——而这个形象更与哲人相距甚远。比照王恒的言行与书写，最后我只能很无奈地写下判词：他的外貌，已为这个喜剧时代的荒谬精神所严重同化；他的肉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强大的反讽；他在以最不具哲人气质的方式来应对哲学的疯狂呼唤。
　　
　　哲学是王恒全部苦难——也是全部幸福——的源头，但我还是不愿意将这个词语与他的命运轻易牵系起来。我宁可假装媚雅，来谈谈这个人的风月。而我首先需要声明，我并不晓得王恒的爱情史是多么曲折和艰辛，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爱情史上的受伤者，夸张一点，可以说是伤痕累累。我经常见他兴高采烈地陪一些美女喝酒，并对此无比艳羡；但最终他会在与我举杯销愁的时候，用站立不稳和呕吐等身体语言暗示，他又一次遭遇挫败。对此情状的完好描绘，来自我们的一位朋友诗人张——这厮的写法是如此高妙，又有着与我相似的判断，以至我没有理由不全文引述：
　　
　　王恒空负着满腹才华，从背着厚重书包的少年成长为拥有几架诗书的青年，从当年参加数学奥赛的高中生变成了如今文章盖过同龄人的博士生，二十多年来一直形影相吊。起初是年少，他猛然惊觉身边一株桃花的盛开而怦然心动，踌躇千次之后伸出了采摘之手。王恒的手是那样的柔弱无力，桃花的娇艳让他突地觉得自惭，颤抖的手在一闪之间错过桃花的脸庞。桃花说，她只能绽放在坚实的枝条，烟云般的王恒只是花瓣旁的叶子。王恒这才意识到自己生来的欠然，虽然他比之常人，在外在上并无欠缺，可这是冥冥中确定了的‘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的无缘宿命。王恒被风驱赶着向前走，路边又是桃花，他再次冲动地伸出采摘之手，令人垂下眼帘的场景又一次重演。
　　所幸王恒内在坚韧，没有清高自怜情结，便也能自如地敦厚地对待那些无情乱放的她们。王恒的情涯之中一次次地出现这样的场景：王恒怀着致命的疼痛，淳朴地笑着，与她们像朋友一般吃饭，试图为她们夹菜却又思及自己的身份。他心内局促，外在安然地聆听她们的情绪，安慰或者鼓励，像兄长一般，像桃花之子的舅舅一般。
　　王恒的结局是，他将永生无法拥有己爱之人，唯有等待爱他之人把他收留。他只能作为权利客体的命运，使他现在仍在风中游荡。”
　　
　　诗人张的预言过于悲观，但却不无道理。在我看来，爱情只是王恒的哲学，而哲学才是他的宗教。这两者激发的冲突足以撕裂一颗强悍的心灵，可只要我们敢于正视并能认清生活的喜剧品质，它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亲密无间的隐秘盟约，从而主导这个人的幸福未来。
　　
　　对生活本相的洞察，王恒应该高出我许多。他是一个能真正做到随入俗流的人，同时又不委屈自己内心的高贵精神。他懂得享受，一如他懂得沉思的真谛；他对电影与体育运动的热爱，也不见得会逊色于列奥·施特劳斯与柏拉图的著作。在这一面，我认为他更像一个诗人，如同我四年前喜欢的台湾诗人洛夫在《漂木》中所言：
　　
　　“诗人没有历史
　　只有生存，以及
　　生存的荒谬
　　偶尔追求
　　坏女人那样的堕落
　　其专注
　　亦如追求永恒”
　　
　　——这是我最向往的境界。可是我无法抵达。
　　

 

 

　　
　　但并不能说，王恒生活在了一个和顺而完美的世界，他有他的矛盾，也即我经常提及的心魔。譬如说，他的言说与他的沉默。他是一个喜欢说话而又善于说话的人。我与他之间，他始终处于言说者的绝对位置，无论是探询严肃的政治哲学，还是在他酒醉后胡言乱语。而他又有沉默寡言的一面，只是这一面隐藏在黑暗中，他的朋友很少瞥见。在我的记忆里，就很难找到这样的场景。我和他在一起聊天或者喝酒时，他总兴奋得像个纯真的大孩子，不停息地说、放肆地笑，甚至手舞足蹈，为人师表时的道貌岸然早已荡然无存。正是这样的印象，让我在认同他“天真的归来”——他给自己的文集取的名字——的同时，又要怀疑他如何才能“在想象中开始，在想象中结束”——这是他给自己写的铭文。他是如此期盼和倚重友爱的交流，但于现实之中，或者说现代世界这个被遗弃的宏大语境之中，个体的他必然是孤苦无依的，他祈望的福祉只存在于想象的天空。想象与实存的落差，生命激情与天性、与荒诞的际遇的残酷脱离，构成了他无可回避的精神冲突。他毕竟是个现代人。
　　
　　如果说这样判定我精神上的兄长有些冒失和不敬，那么我愿意提前举出一个例子，来作为我追忆的注脚。这便是他的书写。到现在为止，令人敬重的王恒博士（2004年入读）所写的文字，应该不下数十万。但为我推崇并给我以震颤的，却不是那些谨严规范的法学论文，而是他思考的碎片和写给友人的书信。这似乎是素常的事件，可对于王恒这种有着强烈表达欲望而又十分注重书写的人，却生成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以论文为表征的公共性书写与以书信为表征的私人性书写，对他而言是决然分裂的；而当后者压制或战胜了前者，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将怎样直面喧嚣的公共生活——他的法理学专业，正迫切召唤着他在公共政治中成人？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只能在书信的窃窃私语中表达自己，最终降临到他头上的命运又将是什么？而我最为忧心的，是这两种书写中的任何一种在他身上出现溃败，他的心灵不再承受分裂的苦痛，但那个时候，书写的意义是否会猝然消逝？
　　
　　当然，他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而他从不掩饰内心的虚弱，甚至他将读书称之为自恋的行为艺术——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还有敏锐。他一直切身实践着希腊哲学的遗训：“认识你自己”。但对于这个既是庄周又是翩然飞舞的蝴蝶的人（一位朋友的话），他能否分清梦境与现实？他又将如何分清缠绕的二者？而我的忧心一如既往：分清楚的那一瞬间，是否意味着古老寓言的破碎——正如书写之意义的终结？这样的追问属于他，也属于我，正是这些可能永无止境的追问——包括对问题之可能性的追问——维系着我们的心魂。
　　
　　“我们相逢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时，好象我们从未分别。”从杜拉斯的文本中跳出的爱默生的这句话，用在我与王恒——还有更多的朋友——身上，再也切当不过。他曾对我说过，友爱是克制虚无的最好的利器。在上帝逃遁之后的虚无黑夜，我们应当感到庆幸，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友爱的温暖共同体内。尽管在漫长的追忆之中表达一个人的感激是如此不合时宜，但我还是试图向他表达我的谢意，我写下的许多浅薄的文字，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批评——或许正是如此，我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他所写下的最好的文章——那些书信，多半是写给我的。那些质朴而深刻的文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网上无意中读到了王家新写于2004年的一首诗歌，名字是《晚年的帕斯》。王家新是我们共同喜爱的中国诗人，而王恒对他的喜爱，正来自我的不遗余力的推销，正如我向他推销过里卡尔的昆德拉论，推销过竹内好的《鲁迅》，推销过夏可君和宇文所安的所有作品一样。或许冥冥中已有命数，已经注定我在追忆之时会邂逅这首诗歌——那里隐约闪烁着一束烧灼王恒与我的未来的火焰：
　　
　　去年他眼睁睁地看着
　　傍晚的一场大火
　　烧掉了他墨西哥城的家
　　烧掉了他一生的珍藏
　　那多年的手稿和未完成的诗
　　那古老的墨西哥面具
　　和毕加索的绘画
　　那祖传的家具和童年以来
　　所有的照片、信件
　　那欢乐的拱顶，肋骨似的
　　屋椽，一切的一切
　　在一场冲天而起的火中
　　化为灰烬
　　
　　那火仍在烧，在黑暗中烧
　　烧焦了从他诗中起飞的鸟的翅膀
　　烧掉了一个人的前生
　　烧掉了多年来的负担
　　也烧掉了虚无和灰烬本身
　　人生的虚妄、爱欲
　　和未了的雄心
　　都在一场晚年的火中劈啪作响
　　那救火的人
　　仍在呛人的黑暗中呼喊
　　如影子一般奔跑
　　
　　现在他自由了
　　像从一场漫长的拷打中解脱出来
　　他重又在巴黎的街头坐下
　　落叶在脚下无声地翻卷
　　而他的额头，被一道更遥远的光照亮
　　
　　最后一句——“他的额头，被一道更遥远的光照亮”——让我的回忆彻底沦陷。依然是2002年夏天的那个午后，刚刚下过雨，炽热的房间里闲坐着四个充斥着虚妄激情的年轻人，那个叫王恒的年长者耐心回答其他三人的提问，一束阳光透过破旧的玻璃，照上他的额头。而在后来的一张照片里，有一大片阳光近乎粗暴地投射过来，以致使得他的半边脸因苍白而澄明。我的想象中，这是宿命之光，永恒之光，惟有被光惠然普照，我们才不会成为诗歌中那“救火”的“影子”，我们才能成为走出洞穴的“自由”的人。伟大的赫拉克利特早就指明了我们的方向——一以此作为致王恒的献辞再好不过——“最聪明的心是一束‘干燥’的光”。
　　
　　2、同学少年之：陈立洋
　　　　
　　　　
　　好象是西美尔说的，有些人天生就是信仰者。我听到这话，总会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辽沙，另一个就是我的朋友陈立洋。将他们两人并提，并不是为了抬高后者。在我看来，阿辽沙固然纯洁得像个天使，却难以让我产生亲近之感，《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那个结尾，他一个人带着十二个孩子在做游戏——陀氏真够气魄，他居然以一个恶棍的小儿子、一个超级虚无主义者的弟弟隐喻恩临世间布道的圣子耶稣——这个说法，无疑会给基督教徒陈立洋先生的灵魂带来严峻的警醒。这个曾经忧伤的年轻人，在抓住上帝抛给他的信仰的稻草后，变得比经受过九重烈火烧灼过的钢铁还要坚韧。可以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纯正的信徒，如阿辽沙一样决绝，但他又是实实在在地活在我们身边，用他的话说，共同呼吸着上帝赐予我们的洁净的空气。当然，像我这没有神性的人，总是在抱怨重庆的空气浑浊不堪。
　　
　　他笑起来，很像一个没有受过污染的孩子。我第一次见他，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时他应是刚皈依基督不久，在某个论坛读到我的一篇谈爱与救赎的文化随笔，又见我落脚重庆，便急切地约我出来见面。当时他的腿因为踢球受伤，尚未痊愈——这个细节是睹面后才知道的——却不远数里乘车赶到距离我较近的地方。我走进那家嘈杂的麦当劳小店时，看见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正在和一个美国人聊天，一口流畅的英语让我羡慕不已，他的身旁放有拐杖。他见我进来，点头喊我的名字，一脸灿烂的笑意，让喧嚣的小店因为圣洁而宁静下来。我很惊诧于一个大男人居然可以笑得如此纯真——交往至此，这个惊异从未抹平，或许是我见识的虚假太多，反倒将这素常的生态当作罕有的奇迹了。
　　
　　那日落座便谈信仰——以后的我与他每次见面都似乎都在沿袭这个开端，只是心态愈见平和，这一面得益于我对世间苦难的体验，一面却得益于他的虔诚的感召。他是虔诚的，而我是绝望的，这一点，在如许波折后都愈发分明。而往事里，正是这两种情绪真诚地激荡，才使得那午后的时光永被铭刻在人性罪恶的骨质里。两个年轻人，在充斥着纸醉金迷的氛围里大谈信靠最终能解决什么，救赎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丝毫不顾忌邻人怪异的眼色，以及讪笑与淡漠。而那个午后阳光如炽，世界或许也被照亮了一半。我很感激与他的相逢，与他每次的畅谈，想必他也一样。我们总是能从对方的感触里瞥见自己的影子，或幽暗，或脆弱，更多的却是谦卑，还有灵魂上的勇悍。
　　
　　我们都同意对这个时代的定义，浮躁，混乱，生活观念的浅薄，对价值的犹疑不决，最后干脆是彻底回避，所以我说这是盲人和哑巴的时代，言说上失语，精神上失明。我还说这是人类审判并杀死上帝的结果，他却反驳道这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愈是艰难，愈见真信。这似乎是基督徒一贯的口吻了。然而他的确是在深重的艰辛中穿行着。不是如我那样仰着头颅，而是很谦恭的低首，他懂得如何在苦难中学会温顺。但又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不顾一切阻拦和诱惑。为了让信仰与生活合一，他毅然辞去了待遇相当优厚的工作，而搬到教会去住宿，日夜生活在神的抚慰里。后来他去了四川某些偏远的小乡村，传教布道。其间的困苦自不待言，尽管我见他时，并未发现他有消瘦颓废的迹象，甚或是更为昂扬了。还记得某些深夜，他在小村里给我发信息，一字一词间透显的，是他的体验日见精纯与深刻。这让我欣喜，同时又在无边的黑夜里质疑着自己的方向。
　　
　　我并不是要把他写成完人，何况他也不是完美的。我与他经常争执的一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宏大的问题：信仰基于文本的感受，还是生存的磨砺与反省？我一直认为，他的信仰过分地依赖于对《圣经》文本的阅读，倾听神的教诲之时，却可能远离或遗忘了来自地面的苦难呼告。而最可怕的，正是狂信所带来的与现实的虚脱感，信条成了批判现实的武器，选择的道德自由遭遇沦丧的命运——网络上有那么多的信徒们在重复着这种步履，坚毅而虚弱地前行。我仅是愿望，他不要加入那个苍白的队列。他后来的抉择，也证实了我的劝告的正确。其实我又有什么资格来规劝他呢？那个时候，我不相信绝对的疾病与绝对的拯救，我的立场是如此暧昧，连自己的路子都没有认清。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他在引导我罢了。
　　
　　那传道的生涯，他终究没有坚持下去。这没什么可被责难的，如我所言，我们总是要有去走哪条路的自由，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但我知道，他在心灵底处深深忏悔着。或许这次逃离会扭曲为他的灵魂里的一个死结，缠绕着他一世不得解脱。可我们周围的哪个人，这一生不被欲望的刺激笼罩？据说余华的小说《活着》的写作模式是存在主义的，他肯定活着是人的第一位的价值。但有批评说，余华让他笔下的老人福贵生活得过于犬儒，是在逃避苦难，或者将苦难转化为肤浅的幽默，那个老人应该去主动地担当与反抗。我一度折服于这个高贵的说法，并把它推荐给陈立洋。可到了现今我才发现，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这样命定、甚至建议他人去承担什么——立洋一定会说，上帝可以。那我还可以将《都柏林人》第十四章的故事送给他，上帝为了让某些世俗之人既追求钱财又灵魂安定，会告慰他们，没错的，这就是信仰。当然，我并没有打算借此来淡去他心中的愧疚。既然他做不了阿辽沙，我也做不了伊凡，不如就在两者之间坚定地活着。“信仰生活”，哈维尔说，——“也许”。
　　　　
　　3、同学少年之：牛浩江
　　　　
　　　　
　　说来或许惭愧，我与牛浩江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三年，却只见过一面。致使这种缺憾的，更多的原因，是在我的懈怠与疏漏。那个时段，我似乎总有做不完的琐事，心情在精神的裂变中也日渐苍老，无复半点往昔的意气与激情。依照以往的热切个性，我很可能会一时兴起，深夜乘车去他就读的重庆工学院找他通宵豪饮的，而彼时的诸多艰难境遇，却总给懦弱而麻木的我以推辞探访的借口。一再的耽误，似乎让时间之神也恼怒了，于是回忆的肉身上又多了一道伤口。其中暗藏的隐痛，在我离开重庆后，不断地挑逗刺激着我的心灵，譬如在宁波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柔和而臃懒，我很随意地在网络论坛浏览帖子，他写给我的文章蓦然闯进我疲乏的眼神，令我想起远在山城的那个文弱的影子，以及雅致的对谈。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或用一个绝望的词语，叫作，宿命。
　　
　　与浩江，应该是2004年1月相识定交，但听过这个响亮的名字，是要再往前回溯半年之久。那时我们都在为一家乏味的报纸写更乏味的青春随笔，以骗取资历与稿费——结局是很让人悲叹的，那些所谓的资历，根本登不了大雅的堂殿，而最可恨的，是稿费，不是姗姗来迟，就是在期待中消失踪影（特别是后者，是让我感觉一直愧对浩江的一桩事由，因为在后来，我提前到了这家报社工作，多次答应替他追讨以前欠发或者丢失的稿费，甚至与财务部的那些势利的嘴脸们口角起来，但还是没有落得一个让我们大家皆大欢喜的结果。）——我们就是在这种无奈的气氛中苦力挣扎，用明媚的语词编织连我们自己都无比厌恶的故事，企图达成与生活的无聊交易。我们不但在欺骗这个世界，也在欺骗自己——关于这点，在日后我与浩江的闲谈中是最经常提及的。我们都是生活的受伤者，我们都有着太多的热情，但却不知，在冷漠的氛围里，过于热情是一种最深重的疾病，而固执的我们，却因不肯尽早地放弃，最终居然无法抽身而退了。
　　
　　记得那些黯淡的岁月里，我写过一篇谈喝酒的文章，似乎是很有文人情怀的那种，顺手发在那家报纸上。而在其后的一期，我便读到另外一篇，也写酒事，立意间居然沿袭了我的风格，但明显比我更富才情。当时心中一动，作者“牛浩江”的名字从此沉于灰暗的记忆。自那以后，我与这个名字经常邂逅于那些充斥着虚浮气息的报纸上。尽管浩江写的多是青春文字，但他笔下流淌的，却是远远与生理年龄不合的心智成熟。引用一句流行的话，是与青春一起、甚至是早于青春而苍老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文字全然没有那种很受当前的青春作家们推崇的无病呻吟的忧伤，忧伤是青春的底色，这个我们都承认，但浩江表现的，更多的是哀惋——哀惋而不伤感，是因为他心中多了一层慈悲。我读他的诗歌，也是这种感受，在那些鲜血淋漓的词语背后，隐藏的是无边的宽容。比起同代人来，他是沉稳了许多，这在面容与表情上也可见端倪。
　　
　　我们最初的交往，多半是依赖于网络与手机信息的便捷，譬如我们第一次正经的联系，便是他在一家论坛给我发送消息问候致意。两个相对比较传统的青年，却是在现代的媒介工具下让友情逐次加深，这说来应是有些幽默且无奈的事情。但我们都是如此迷恋文字的表达，甚至不愿放过短暂的一声召唤，他发给我的诸多手机信息，虽然仅有几个汉字，却也余味无尽。而在现实中，我们都不是那种特别擅长言谈的家伙（也可以很自恋的说，在一个喋喋不休的时代里，我们都是大音希声的忠诚实践者）。在我看来，这正是因为我们过于理想化，过于沉迷于虚幻的书写姿态，而一旦回到世俗生活的烟尘，便会可能不知轻重地失语起来。我不知道浩江能否体味到我的感触，如那当年的孔乙己，他被一群孩童的聒噪围困，只能发出“多夫哉，不多也”的文言声音，他是彻底失声了。对于一个孤独而又祈望交流的人，这是多么辛酸的苦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他堪称同病相怜。
　　
　　浩江在骨子里，依然算得上一个古典文人，他的正襟危坐，并不能遮掩住了姿势背后的放浪形骸。他曾这样评价我：“你的激情足以焚烧整个世界和你自己，但一种骨子里对冷静和理性的痴迷使得你必须将它们压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一个文人之上的学人，二者并不互相遮蔽），但这只能增加它们的破坏性。”我相信这是足够精确的，而这个评点之于他，也是恰切适用。他目前所走的路子，隐约是在步我的后尘——我只想祝愿这不是坏事。而唯一可以承认的是，他所要直面的自我的破坏性，却要比我深重许多。长久以来，甚至直到现今，他都无法从青春的抒情陷阱中全身撤出——生理上的青春期可以很短，但心灵的青春，会是蔓延到死亡的界点。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多的朋友都不甘愿施行成年的精神割礼，而一味地推脱躲避。对于以后的浩江，如何走向心智的成年，该是最艰辛的挑战。所以在我潮湿的回忆的结尾，愿意抄下我最喜爱的叶芝的几句诗歌，送给正在苦难之河中泅渡的他：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招摇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4、同学少年之：独狼一笑
　　　　
　　　　
　　独狼兄来自福建农村。依我的印象，福建人大多老实而精明：独狼兄的长相证实了前者，他的文章证实了后者。当然，一个人太精明了不是件好事情，比如读他的那些处处闪现着灵光异彩的文章，只会让我感到自卑。也好在我这人一向自卑惯了，所以尽管是在莫大的压力下与他交往，却也不失愉悦。
　　　　
　　独狼兄是一个厚道的人，至少对朋友如此。有一次我在书话里传了个帖子，关于美女作家虹影的。当时在读虹影的诗歌的选段，很是喜欢，便于后面的回复中随意说了想要虹影的汉语诗集。没料到当天便收到独狼兄的手机信息，说他跑了两家书店，都没找到虹影的诗作。看着屏幕上的真挚汉字，我万分后悔，后悔我没有生为一个女子，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身相许。可惜我须眉横生实在难看，估计即使做最昂贵的变性手术也不能让眼高于顶的独狼兄满意，所以只是表示普通的感激，而没有把那非分的承诺说出来。
　　　　
　　独狼兄是个可爱的人，这点毋庸质疑。但一个矛盾的幽灵又徘徊在了我的心头，王国维说过：“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以此推论，难道我敬重甚至崇拜的独狼兄不可信吗？经过长久而艰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狼兄，如子班兄一样，均是非常人也。非常人便不能用常人的眼光视之。所以我可以很欣慰地宣告王老先生的论断无效：独狼兄既可爱又可信。
　　　　
　　关于独狼兄的才气，这里没必要多说了，因为那已洒满他文章里的每个角落。他的写作，是很讲究趣味的，比如那大话词人的系列，总让人从文字的吉光片羽里猜想作者的恬淡散漫——可事实却是相反，作为小资一族的独狼同学正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挪动着开始发胖的身体，不顾形象地狼吞虎咽，尽管身旁是无边的丽色，头顶是柔和的阳光。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喜欢那些与他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书写。他写父亲，写弟弟，写自己如何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写嘲讽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在这些真挚的文字里，我们能看见那个文弱的影子苦痛凌厉的一面。前些天他发信息给我，说近来读尼采读得很有快感——这话吓出我一身冷汗，因为我一直谨记着一位前辈的教诲，年轻时不要读尼采，读多了就不懂得享受生活。现在我愿意把这条教会送给独狼兄，作为庆贺他生日的礼物，虽然我们一直被生活压迫着，可毕竟，我们所能享受的，也仅有生活而已。
　　　　
　　最后说说独狼兄的鲁迅研究。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里有这样的精彩句子：“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这深切地刻画了鲁迅的徒子徒孙们的生存现状。我很难判断独狼兄是否为他们庞大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确实是靠着啃鲁迅的骨头而声名狼籍起来。《鲁迅的偷窥》、《鲁迅的下半身写作》——说不定哪天还会有《鲁迅，有了快感你就喊》《鲁迅，今夜请将我遗忘》问世。尽管我要像那些正人君子那样在正面给予独狼兄冠冕堂皇而且义正词严的批评，但事实上，我是很欣赏这种解构方法的。鲁迅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病态的绍兴男人，尖酸刻薄，斤斤计较，内心比我还要黑暗三分。敬文东将鲁迅定义为“失败的偶像”，虹影说鲁迅是个“一事无成者”——我正是这类观点的最忠实的拥趸。当然，我也是独狼兄的拥趸，却并不因为他站在了敬文东与虹影的队列。但我们也不能绕过这样令人心痛的事实：独狼兄的拥趸现在还不是太多，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他的更多的作品。于我，更期待着他的更多的“鲁迅解构”，期待着这本书能像当年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样，出现在上海妓女的随身坤包里——与口红、安全套一起相映生辉。惟有实现这样的普及，才能宣告我们的艰难的启蒙事业抵达了一个终于让我们不再伤心的路段。　　
 　　5、同学少年之：姚伟
　　　　
　　　　
　　“一个人活着不依靠力量，就像有的人唱歌不依靠嗓子”，我一直很喜欢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这样突兀的譬喻，让我感到亲近，他接着说：“这些人更让人感兴趣，他们用智慧和情感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材料。”我不知道姚伟是否算得上一个能激荡起他人兴趣或者性趣的家伙，但普鲁斯特的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是再也贴切不过了。这个比我晚了四个月来到如此乱世的年轻人，生就了文学青年的柔弱样子，在我们一干痞气十足的朋友中，总能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他正是那种不能依赖于世俗力量活下去的高人，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与这个世道的潮流合拍的东西。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正是他的智慧，而很多时候，他的智慧是因情感而生发的。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像极了忧郁的弗兰茨·卡夫卡，一样的天才和脆弱，只是在恶劣的生活里，他比卡先生运气更糟糕。这很让他的朋友们伤心。
　　　　
　　关于我与他是如何相识的，这在我为他所写的序言《与尼采与海子共舞》里，有过详尽乃至足够聒噪的记录。那里我似乎把他写成了一个纯情少年和思想杀手，那是我最大的失败，也是无可原宥的罪过。这厮在心理底处，既比我阴暗，又比我良善，而据我猜测，他的大肠也生长得比我曲折三倍，不然也写不出那么多古怪的作品。就是这样一个无端矛盾的人，时刻扰乱着我的记忆，让我在昨日的午后读他的旧文章时，又凭空想起了诸多辛酸的往事，还有那些浅薄的快乐与忧伤：我们是如何模仿朱大可老师的笔调写文章的；我们是怎样取笑一个经常将“霍布斯”与“霍布豪斯”搞混淆的教授先生的大作的；我们曾经提着一瓶叫作“诗仙太白”的劣质白酒，在隔壁的美女学校里晃荡，像两个落魄的酒鬼诗人——我们也时常奚落对方的诗歌，并把诗人这顶破败的帽子扔来扣去；2004年的新年里，我们又开始争执，到底谁煮的饺子好吃一些，尽管我们的手艺，都让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刘晨光批评不已；我们……我们是永远的，尽管已经相距千里。
　　　　
　　我与姚伟互相称呼对方为“鸟人”，这个优良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并还要欣欣向荣地延续下去——“鸟人”这个亲切的说法，来自于我们对北岛的著名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的篡改，我们都坚信，在“上帝死了”与“作者死了”之后，“人”也快要完蛋了——当时隐约知道利奥塔的“非人”提法，可不晓得具体的内情。于是他先知般地写道：“在没有人的年代里，我只愿意做一个鸟人。”此语一出，确实是惊艳四座。也鉴于我迷信地认为这句诗歌能成为百年后的经典，便要预先取得使用权，于是亲热地称呼该诗的作者为“鸟人”，以表彰他的不朽智慧。他一向是个很谦逊的人，不愿意独享荣耀，便分了一半予我，于是我们都成了对方口中的“鸟人”。这一喊就是数载，或许光阴都在声音的高亢下黯淡了。
　　　　
　　关于鸟人姚伟，最值得说的，一是他的天才的一面，一是他的短暂而幽深的爱情故事。在我身边的男性天才中，姚伟和我的同班同学王玉春应该是第一个层次上的，无论是他们的思想与才情，还是他们因为现实的苦难而生出的迷惘与绝望，都远要超逾常人的想象。这两个都曾想过以自杀了却精神宿怨的人，一个最终沉迷于网络游戏而无法自拔，似乎在那里得到了再次诞生，这是人比黄花瘦的王玉春；另一个也差点重复了前者的道路，可惜他已穷到连打游戏的钱都没有，又适时地遇见了几个热心的朋友，才算被拉出那罪恶的诱惑。而在此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分析网络游戏的大作，高明得让那些从来不想玩游戏的读者都对游戏产生了莫名的兴趣——这正是鸟人最擅长的喜剧行径。后来，我曾与姚伟分析过王玉春是否有其它的道路可以选择，结果我们无奈地发现，他这种状态，除了在游戏中找寻生命的乌托邦，似乎无从逃避。天才的命运总是如此残酷——我们做这样的哀叹时，是在某个寒冷的深夜，在歌乐山中腰我们合租的地下室里。那时的我们，也正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
　　　　
　　其后不久，我读艾兰·布鲁姆时，读到了歌德老先生的一句话：“对于天才，我们只有一种捍卫的可能，那就是爱他。”当时在激动之余，便想到苦命的姚伟，且暗自为他欣喜着。因为在我自私的理解，更愿意这里的“爱”是狭义的，那样的话，我们爱情史上的受伤者姚伟同学就有福了。可后来一想，能明白歌德这句话的女生，在我们大学，或许比找一个众口公认的美女还要困难，便不由得抱怨文化的没落。而说及姚伟的爱情，除了他哀伤的初恋之外，我应该是后几次情事的忠实见证者，正如我们都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衰败一样。其实说几次也近乎夸张，他的爱情，也太过于唯心主义，一触到僵硬的现实，遂成就了泡影一片——他没有因爱情而沦为虚无主义者，的确是一件莫大的幸事。而仔细说来，却总是那种未开始便见了冰冷的结果，或者是刚拉手即要说分手——这与我们的另一位共同的好朋友诗人张比较相似，不同的是，诗人张总喜欢宣称他的每一次爱情都是初恋，如第三次初恋这类暧昧的词组等，会时常跳跃于他的嘴角；而姚伟要隐忍许多，他仅是将伤心的痕迹从时光里祛除罢了。而在本心里，他们，以至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很真情的人，亦愿意对个人的情感承担必要的责任，哪怕再过沉重，甚至可以一个人背负两个人的罪孽，如果相爱是一种犯罪的话。在一个爱情急剧贬值的时代，我生活在这种温暖的氛围里，委实是很值得骄傲的。
 　　
　　姚伟曾将他的某些情事写进了小说，以他的好文笔，总能写的荡气回肠，让读者感叹不已——不过他的小说也只有那么几个有限的读者，这不仅是他的悲哀，也是文学的悲哀了。关于他的思想随笔已谈出了老茧，这里不妨说说他的小说。我记得初认识他，读完他写海子的雄文，便接着读他热情递上来的小说。是复印的手抄本，大气而不失精致——他的字是极好的，由起初的凌厉清俊，向着古朴的路子延去，越来越见气魄。这致使我读他的小说，是沉浸于字的美感里，而非小说的气氛。固然，他在文字渲染上也是很拿手的。但仍不够大胆，或者怪诞。比较起市场上流行的那些玩意儿，他的小说实在是太过纯洁，纯洁得近乎虚假。据他承认，他曾经有做一个小说家的念头——为了让他在世俗中活得顺畅一些，我和他的一个师弟便一致攻击他，说他的小说足够低劣，技法也很是蹩脚——我们要残酷打碎他的残念。我想他是应该能理会我们的好意，在我们认识后不久，他的天才里虚构文本的一面已彻底冰存起来。他是一个那么善良，又那么脆弱的人，我们都不愿他步上卡夫卡的后尘，一如我们都祈望他能平庸地生活着。
　　　　
　　2002年秋天，到2003年的夏天，大三时刻，我们都是在学校附侧的歌乐山中的一间地下室里打发过漫长光景的。不停息的阅读，写作，争辩，沉思，那是我们的清贫时节里所有日常安排。不满十五平方的陋室，被烂漫而感伤的我们命名“沈园”，以怀想一位诗人与一段古香的往事。沈园甚是寒冷潮湿，但推开唯一的一扇窗子，便可望见歌乐山的无边葱郁的景色——这或许是我们滞留于苦中做乐的状态最美好的借口了。尽管也正因这扇窗，害得我们经历了一次惨重的失窃，他丢了冬天的外套，我丢了银子若干。而回想起来，我们都是把这当成闹剧谈吐与调笑的，以此也可以瞥见彼时的心境，真的到了平和坦然——而在现今，这竟成了我们生命里最稀缺的东西。那一年我们都是如此贫苦，却能空碗敲箸取乐而不为生计过多忧心，等周末朋友们上山来，便忘却一切去狂饮高歌——他的酒量不行，歌唱却很是了得——青春就这样给激情以狂欢的方式稀释下去，我们的心智也蹒跚着走向成熟。那年，我们正21岁。
　　　　
　　2004年开初，也即大四的寒假里，我、姚伟、刘晨光三人提前进入了工作，在一家报纸做编辑记者。那几个月，对于我们三人，都该是青春期里最痛苦的时段（三月底，晨光因考研成功而中途退出，算是逃过了许多苦难）。因我们的固执，不能快速地蜕变而溶入现实的气流，在办公室里总要受到领导的训斥。姚伟的自尊心一向是最强的，终不如我能死皮赖脸地和世俗的规则们纠缠下去，也只得尽早撤离。他的确不适合从事新闻这个行业，尽管他不似我与晨光这等理想化，怀着要用自己的观念改变社会的雄心，可他有他的致命伤，便是不能将自身分裂开为两人——我想他更多的是不愿，因为分裂后便难以愈合。而真正做起新闻来，既要有立牌坊的口号，又要有做婊子的手段。他是不懂这些的，其实我也不懂，只比他善于装傻而已。他的早退，无论之于什么，都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仅是他要继续在穷日子里挣扎。
　　　　
　　我和晨光毕业离开重庆那天，极端闷热的午后，他只将我们送到学校旁边的汽车站。事前他和我说，他不把我们送上火车了，他怕在汽笛长鸣，控制不住离别时悲伤的情绪。他不愿将软弱的一面展示给我们，不愿我们为他的未来担心，但这仅仅是他的不愿——或者说一厢情愿——罢了。我还能记起他当时的脸色，还好，比苍白的普鲁斯特红润多了。而在内心里，他们，甚至我们，谁将更无力呢？或许我们都是那种不依靠力量活着的人。可智慧与情感又能支撑什么？我不可能去质问普鲁斯特的亡灵，即使他乐意回答，也不应是我们为苦难的生活开脱的理由。我还是愿意去想起前两年的冬季，听姚伟唱张楚的《姐姐》，唱“那个冬天雪还不下”；想起他那张比张楚还要无辜的面孔，恬淡的表情，柔和的眼神；想起“鸟人”的亲切召唤；想起他和一个朋友谈论生命的“必然”与“偶在”之时的急迫；想起他糟糕的记性，与他抱怨自己记性太差时的无奈；想起他快要过22岁的生日——又老了一岁。与时间一样，我们也如此固执。但愿固执的我们的友情，能见证时间老人的伟大，并给这个腐坏的时代以最高贵与善意的嘲笑。
　　　　
　　2004年11月6日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