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至怀化:大学六记之六：为了别离的纪念

大学六记之六：为了别离的纪念
　　　　
　　　　
　　我醒来，醒在一把铁锁内
　　也醒在一把雨伞里
　　一把铁锁并不能阻挡真正的盗贼
　　一把雨伞并不能将暴雨扛住
　　但我们永远依靠我们靠不住的事物
　　　　——西川《醒来》
　　　　
　　　　
　　一、我坐在这栋装祯精美的办公大楼里，表情沉静一如往常的每个午后。我的位子贴近墙壁，粉刷不久的墙时常有白色的灰屑飘落。有一次我工作累了，转过头来活动身体，灰尘纷纷扬扬落下，竟让我误以为那是雪花，心中陡然浮起一种遥远的感动。待看清后，我连骂自己糊涂，这个美女如云的城市怎么可能会下雪呢？可再后来我才悟到，我不该对那一瞬间的感觉给予太多的责怪，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欺骗与自我欺骗之中，多了一次欺骗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必去抱怨生活的糟糕。
　　　　
　　二、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了。这也应该算是重庆多家报社中最豪华的办公大楼。椅子不错，远比寝室的木制凳子与铁架床看起来舒适。电脑倒是很容易死机。抽屉里堆满杂乱的文件与旧报纸，零落间藏有很多辛酸的点滴，最里面躺着一根红色的平安结，一个朋友在寺庙里为我求得了，给了佛祖十元银子，说能保佑我很顺利地挣上大钱——对于我这样的穷鬼而言，再也没有哪个祝愿能比得上发财更让我心生感激了。所以我把它放进了工作的地方，在心神麻木之余开始冥想天上掉下馅饼的好事。
　　左手边是个破旧的红色电话机，经常掉线，但会在我昏昏欲睡时猛然响起，打断我的发财梦。接起来，听见一声粗糙的怒斥：“你们报纸每天登这么多烂广告，还让我们读者活吗？”我只能连声道歉，神态虔诚地让自己感动得几乎掉泪，然后是推辞，这不是我们周刊部管的事，请您打电话到广告部去，他们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挂上电话，紧跑几步向领导请示，以后对这样的质问，该做怎样方便的解释。那个总是面带倦意的中年男人摇着硕大的头颅，感叹一声：这世道。便埋头打他的游戏。只剩下我孤零零地站着，等待下一声电话铃响。
　　　　
　　三、我在这家报纸干了五个月。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能得到这样一个提前介入社会的机会——这是堂皇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有一笔不薄的收入——我很感激报社的宽和；但五个月后，我发现我更应该感激的，是我自己：我居然能在这样无聊的氛围内坚持如此长久，甚至做上主力的位置而满面坦然，还能在辞职时显得依依不舍。五个月前，我到报社来，是想用自己的观念改变这个社会，可现今，是这个社会的观念首先把我改变。我似乎不会愤怒了。社会是这样的伟大，它使一个愤青如此快速地脱胎换骨，打造成了一台熟练的微笑机器。您好，我会拖长声音说，无聊的工作——我比司汤达还要不幸，他说他这一生最痛恨两件事：工作与无聊；而我的工作就是无聊的。
　　　　
　　四、六月中旬，我做完最后一期报纸，回到学校。尽管在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寝室，但那时在校园漫步，无论如何也找不回学生的感觉；可在社会上，又没有人认为我不是学生。我的身份被置于了模糊的真空地带。我什么都不是，一种虚浮感将我笼罩。
　　记得一次明晰，是在四月的一个周末，去图书馆的路上，不经意抬头，竟发觉身边的栀子花在下午柔和的阳光下可以这样美丽。那种美至残酷，让我感到大学四年都是虚度了。正如后来，也就是最近，我惊诧于学校里还是有不少美女的，破败的图书馆也有那么多的好书没有细读过。当然，食堂的饭菜依旧是那样倒胃口，那些行政人员的嘴脸也依然激不起我赞美他们的心情。这些不必多说了，生活里总有些事情还是那么糟糕。
　　　　
　　五、三十号的火车票订好了，余下的日子便是打牌喝酒。其间还填了不少弱智的表格，用不太雅观的字回答某些非常雅观的问题：是否受过处分——无；是否受过奖励——无；是否参加过某组织——无……填完才发现，大学四年居然是一片空白，干净得一尘不染，但那种空荡感又让人不敢正视。恋爱失败，考试失败，工作失败，还是要安慰自己，敢于做一个一事无成者，像徘徊在东京喧嚣街头的四十岁的周树人。是的，这比做出成功的大事还需要毅力与勇气。所以我们仍然坚持喝酒打牌，在颓废中缓慢成长。不小心时，让啤酒沫洒在了躺在桌角的红心8上，像极了过去的日子，鲜艳中透着黯淡。
　　　　
　　六、在时光的缝隙间整理旧物，翻大三的读书笔记翻出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这个曾经和我同行的作家说；“每天早晨用一年前的旧报纸点火，在它们变成灰烬的瞬间看看上面那些乐观的标题，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可更让人沮丧的是，我们在今年的报纸依然要写下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更乐观的话，去透支未来的欢快心情。好在很多人都不需要对未来负责任的，他们大可在毕业留言簿上留下豪言壮语，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兄弟，苟富贵，无相忘。”一脸流氓无产者的不屑。
　　　　
　　七、这样的气氛之于我，委实是一种奢侈。从来没认识到时间是如此之多，扑了一面的迷惘。无奈时只得低下头，看尘土中的旧影子，陷入怀念。“一切美好都源自怀念”，一位诗人说。幸好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不然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又要落得一身臭骂。我的怀念，多半是忧伤，唯一有点美好痕迹的，都有些沉重。诸如在歌乐山中腰租房读书的苦日子，还有沙坪坝图书馆里泡过的岁月。馆址距离学校不远的路，每天中午顶着烈日步行去，晚上再踩着夕阳的尾巴归来，张弛间流失了这么多年。在那里我读到了加缪的《正义者》，读到了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读到了甘阳先生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第一辑论文，甘阳先生在他的论传统与现代的大作结尾处高声疾呼：“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当时很为他的激情所折服。可后来，我在给一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寄我的文章集子时谈论起老天：尽管“吾侪所学关天意”，而“天意从来高难问”，也只得“美人经卷葬年华”。引陈寅恪、张元干和龚自珍三人跨越了千年的诗词，一句话里竟有了说不尽的古旧落寞。在最应该激情汹涌的时刻，我写下如此低沉的话，同时想起大学四年的虚脱与甘阳先生的豪气，真的有些悲哀。
　　　　
　　八、因袭着这种灵魂的疲软，我还想起了另一桩往事。我的诗人朋友张达君，在我们都处于大二的美妙年华时，写下了《致我们的十九岁》，以小说的形式——尽管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那是一篇相当抒情的散文。可到了现今我才明白，我们原本的争论是多么可笑，文体有什么意义呢，如同我们的年龄？重要的是那长在文体与年龄背后的事物，一种荒芜到足以让我们迷失的情感。当我鼓足勇气直面它时，已经22岁了。更有意思的，是依然有人，诗人邱正伦，在一次酒会上满腔正经地对我说，22岁是人生最美好的年纪。这话由一个年过不惑却年轻得近乎可爱的诗人说出，我除了表示敬意，别无可言。
　　　　
　　九、离开重庆那天，天气热得让人感觉呼吸困难，但空气的沉闷压力阻挡不了伤感的流淌。置身于那么多送行的朋友中，我只是装着洒脱，努力不去想那些遗落在铁路两旁的往事，我知道怀旧如那生长在石头间隙里的杂草，在未来的某一日，会攀上我满是皱纹的额头。
　　一位朋友说起他的经历，同寝室的几个兄弟喝酒，一个快要走的家伙说，幼时生性孤僻，没有朋友；高中时性格改了，但太侍才放旷，仍没有朋友；大学四年，沉迷于游戏而荒废了学业，无所成就，“我唯一的收成就是你们了。”一刹那间，所有人都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