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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司

开放分类：中国古代史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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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司始于五代，盛于两宋，金及西夏也有类似设置。元因宋金遗制，所设巡检司主要为州县所属捕盗官，另有京师、沿海、蛮夷地区的较特殊形态。在元代官署中，巡检司是品秩最低的一种。但因澎湖巡检司之设，以闻名通途，颇为世人所瞩目，而且在宋元明清巡检司系列中社区捕盗官属性最为典型。

• 1  名词解释
• 2 设置概况
• 3 巡检司职能
• 4 选用管理
• 5 与州县关系

• 1  名词解释
• 2 设置概况
• 3 巡检司职能
• 4 选用管理
• 5 与州县关系
• 6 社会地位

巡检司 - 名词解释

 巡检司为中国元朝，明朝与清代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该组织于元朝首创时，通常为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设组织，除了无行政裁量权之外，也没有常设主官管，其功能性以军事为0主。明朝依其例沿用，不过佐以行政权力。

巡检司 -设置概况

 元代巡检司分布甚广，北至辽阳行省辽阳路和甘肃行省永昌路，南至江西行省广州路，都有巡检司的设置。这些巡检司依地域和职司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州县以下负责捕盗治安的，大多数设在乡、镇、寨或“墟市”，少数又因高山峻岭所在冠之以青洋山、括苍山、黄竹岭等名。个别还设于“盐榷之司”所在地 。京师附近的东关厢、西北关厢、南关厢、卢沟桥、香河等处巡检司 ，也可包括在此类。第二类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洞蛮，如绍庆路四洞蛮夷、怀德宣抚司驴谷什用洞蛮、师壁安抚司盘顺府等处巡检司，这类巡检司有时与“蛮夷长官”并设，带有一定的镇抚和羁縻性质 。第三类是沿江沿海所设，如宿迁之北四巡检司、 澎湖巡检司、常州路小河巡检司等。这类巡检司或隶属于州县 ，但大抵因袭宋代“从道路便宜，不限境土”的原则 ，主要适用于沿江沿海及岛屿的巡逻管辖。      

关于元巡检司的最初设置时间，《元史•地理志一》平定州乐平县条载：“至元二年，省县为乡，入本州，立巡检司。七年复立。”另据《元史•世祖记二》，至元二年五月元廷曾大规模省并路府州县。乐平废县而立巡检司，应为此次省并路府州县的相关措施，同时也是迄今笔者所见元巡检司的最初设置。换言之，元巡检司设置大约始于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平定州乐平巡检司。然而，刘敏中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二十六日所撰《送霍巡检彦深之无棣序》云：“今年春，朝廷案视郡县疏远之境，虑有盗生而为民害，乃例置巡检一人，给之印绶禄廪，使警督之。仍命吏部选名在籍而未尝有过者任其职。济南所置凡数处，而彦深得无棣焉” 。

巡检所率捕盗兵卒，被称为“弓兵”或“卒伍” 。弓兵人数也有员额规定。《师山集》卷五《黄竹岭巡检司记》云：“前至元间，江南新附，……乃设巡检司，置官一人，行省版受。吏一人，兵三十人，以守之”。此“兵三十人”，估计是世祖朝巡检司所辖弓兵的规定数额。在“额设” 弓兵之外，不少巡检司还使用“泼皮无名弓手提控人”，“动计三、五十”。有些“寨兵豪猾”往往违仵长官而“不用命”，使之“帖然化服”并非易事 。按照大德七年（1303年）的制度，州县巡检司“每处量给”三副弓箭，以供捕盗御贼。弓兵十人合用一副弓箭的装备，看来很不充足。但比起大德七年以前“捕盗官兵犹空手而拒刀剑，无衣甲而御箭簇”的情形 ，似有所改观。人们不应忘记：元王朝严禁汉人携带兵器。通常，路总管府仅配备弓箭十副，散府州七副，县五副。相对而言，巡检司三副弓箭之装备，并不算少。

由于远离州县城邑，“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区海聚，幽昧旷绝之境”，巡检司多半没有固定公廨，不得不“即寓舍以为治所”。麾下的弓兵“卒伍”，则“散处墟落间”，“缓急呼调，辄后会期”，给巡检司的正常职能带来一些不便。于是，庆元路慈溪县鸣鹤巡检范文忠“捐私钱购民地立官署”；处州路松阳县惠洽乡巡检亦“买地作新廨，为屋以间数者若干，费钱若干，而其什七出于君（岳自修）之私囊，不足则吏士洎乡之大家合力以成之” 。大多数巡检司无固定公廨和少数公廨筹集私费兴建的事实表明：巡检司在地方官府中的卑下和不受重视。

巡检司 -巡检司职能

危素说：“州判官、县尉、巡检之设，职捕盗也。官甚卑，职为甚要，巡检尤卑。盗之始获，多自巡检司始。其治所当荒山绝海，去大府必远。 巡检司主要

 “以求盗为职”，“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盗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 。在私盐犯出没的江河湖海沿岸，巡检司又偏重于“警逻”私盐，“追亡摘伏” 。东南沿海一带的巡检司还负责巡查海岸，缉拿走私或奉檄泛海运粮 。巡检司捕盗，一是应百姓告发；二是奉上司檄文。民间“凡有强窃盗贼生发，劫夺民财，致伤人命，事主不能拒敌，必须报告巡检宫” 。此为百姓告发。南海县黄鼎砦巡检王文锷“到官两月，盗起邻境，奉帅阃檄率弓兵民义泛海直抵其巢穴” 。此为奉上司檄文。许多巡检勤于职守，捕盗有成。如慈溪县鸣鹤巡检范文忠“申明法令而去其烦苛”，“有盗杀一僧而取其衣盂之资以去，山溪幽阻，盗无迹可寻”，范巡检“设计捕得之，人以为神” ；潮阳县青洋山巡检吴福孙“获强盗之捕诛者八人，脱平民被诬为盗者若干人，而获其真盗者若干人” ；大都路西北关厢巡检阿荣也因捕获偷盗万寿山广寒殿器物者而升官 。然而，也有部分巡检尸位素餐，玩忽职守。如龙兴路乌山巡检贾义获悉程仓官和丁上舍被贼劫杀，不及时赴现场“看踏踪迹”，“粘踪追捕”，“以致贼人走透” ；锦州桃花岛巡检扈永泰接到曹大用被劫杀的“承告”，“不即依时捉贼”，却令事主焚烧尸体，匿事不申。曹大用弟曹成“自获行劫正贼”，“再行陈告”，又被压抑不得申官，“意欲弥缝己罪”。这也是当时“捕盗官兵禁防无法，制御不严” 的一种表现。

巡检还负责对所捕盗贼的预审工作。史称，成宗朝泅州天长县铜城巡检司曾对平民袁虎子“拷讯”，逼其招伏杀人罪 ，即是此类预审。静江路古县富禄巡检司向本县牒申军人王贾驴、杨聚打死何福庆案，英宗朝潮州路潮阳县青洋山巡检吴福孙“脱平民被诬为盗者若于人” ，估计都是实施预审后的举措。预审过程中，巡检司非法使用刑具的也不乏见。如前述铜城巡检司曾“用狱具非法拷讯”袁虎子，还“法外”施以“三铜钱用火烧红放于两腿烧烙”等“炮烙酷惨”之刑。此类刑具虽经河南江北道奉使宣抚呈报中书刑部，予以严格“拘禁”，并重申禁止巡检官“独员鞫勘”，但因巡检司多“地里寫远”，朝廷禁令是否能原原本本地执行，颇值得怀疑。

位于少数民族区域的巡检司，其镇抚或羁縻职司比较特殊。如熊昶之任南康南安巡检，“其地蛮獠间处，纵之则玩，激之则变，狃货而甘杀。至者不能无所取，旋以取败”。熊巡检“平心顺理”耐心劝谕，“久而益信，听命令，出赋税，终三年如良民” 。显然，这些地区的巡检司职司主要不是捕盗，而是包括安抚、行政号令、征税等广泛内容。 

此外，元代州县护送使者官员，赴京贡物及解送盗贼犯罪等，也在巡检司职责范围之内。如奔牛巡检司“当驿路之冲，凡朝廷使命之出，东南方物之贡，与夫省宪百司往来络绎，罔不役巡兵护送之。稍缓，则怒骂鞭扑”。巡兵不敷时，个别巡检甚至“以身代巡兵之役”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云：“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巡尉司”或为州县之内县尉司与巡检司的合称。解送盗贼犯罪乃是巡检司捕盗职事的延伸，而迎送宪司官估计是来自上司的临时差遣。江西万安县滩头巡检张元礼“从征”番禺叛獠萧八和“解马赴京师”，也属于临时差遣 。

巡检司在执行公务时的扰民也相当严重。《元典章》一件公文说：“大德三年四月，江西行省二月九日钦奉诏书内一款，节该……今各处捕盗司、巡检司除额设司吏、弓手外，又行将引泼皮无名弓手提控人等将带空头文引，与里正主首局干人等捏合事端，私受白状。及有被盗之家，多以事主不行告发为词，差人看踏贼踪，带领无名子弟，动计三、五十，执把军器，勾扰平民，监锁吊打，抢夺财物，破家丧产，民甚苦之” 。

巡检虽然位卑禄薄，但在乡野士人心目中，他们的责任并不轻，形象并不低。元末郭珏《代赠峡江王巡检诗》曰：“将军仗节镇巴邱，虎豹深藏山水幽。草露洲长朝试马，柳风细波晚回舟。岳飞曾作千夫长，李广终期万户侯。且访南邻读书客，论诗说剑自风流” 。

巡检司 -选用管理

元代巡检的选用，以大德十年（1306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大德十年以前，州县所属巡检司尚属流外职，通常由中书省及行省劄付任命，或称“版授” 。其人选主要来自吏员升用和荫叙。

吏员升为巡检的规则详细而周密，省、院、台及六部等衙门令史、宣使、泽史、通事均可在一定任期后铨注巡检。如宣使、各部令史“十五月以下拟充巡检”；台院、大司农司译史令史“十月以下巡检”；宣使“十五月以上巡检”；万亿四库、左右八作司、富宁、宝源等库司库“考满巡检内任用”；都提举万亿宝源色目司库“拟于巡检内任用”；诸路宝钞都提举司蒙古必阇赤六十月以上“拟于巡检内叙用”；大都运司通事“九十月考满”，任为巡检：廉访司通事、译史九十月任巡检 。令人费解的是，笔者见到的各衙门吏员升任巡检的实例，仅有榷茶司吏员熊昶之任期满后“奏名于吏部，调南康南安巡检”一件 。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解释：第一，升任巡检的各衙门吏员出身低微，史传中很难留下他们的事迹；第二，迄大德十年，巡检尚属流外职，又是地处要荒、专司捕盗和升迁渺茫的苦差，一般内外衙门吏员不愿充任。时至英宗朝仍然视之为畏途，“各衙门通译史奏差人内委用，其考满应注者百无一二 ”。这二者或许是大德十年以前吏员升任巡检实例稀少的基本原因。

大德四年（1300年），中书省议定：“诸职官子孙荫叙……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用” 。元代正六品流官，包括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诸路判官、上州同知等职务者，其本身人数较多，汉人比例也比较大。子孙荫叙是朝廷恩泽所及，无须任何劳绩和考试。因此，相对而言，来自荫叙的巡检人数颇多。如浦江县兴贤乡巡检白彦昭“藉世禄之资，初筮得之”；芦沥巡检范廉卿也是门荫得官的 。至治元年（1321年）监察御史指责：“县尉巡检……近年以来，多系荫授子弟，年皆幼冲，既不闲习弓马，焉知警捕方略” ，也披露了巡检多来自荫叙的情形。 

此外，为了解决边远地区巡检无人问津的难题，各行省或以劄付临时委任部分“无根脚”白身平民担任巡检。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耕于海滨”的杨世隆“以捕盗功”被江西行省署为广州路香山县寨巡检 。偶尔还出现宣慰使等以巡检一职授予归降盗贼的。元后期又有入粟补为巡检者 。
大德十年始，针对“到选的九品人员多缺少”和巡检一职缺多员少的状况，元廷一方面将巡检品秩升为九品，同时又开始实行“内外合设的巡检于九品人内委付”的新制 。这项新制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再次得到重申和强调，以解决巡检多来自荫叙而“不闲习弓马”及各衙门吏员不愿充当巡检，致使“员缺不能相就，有碍铨选”等问题 。于是，巡检选用就由原先的两途径扩大为吏员升用、荫叙和到选九品人员三条途径。

巡检缺多员少，难以满足州县捕盗需求的问题，仍未能完全解决。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又采用了以教官借授巡检的新制。关于此项新制的议定，许有壬云：“至治辛酉，选部以巡检则缺浮于员，始议借注，以八品借九品。而当时执政且谓巡检为流官，教授在流外，戛戛靳之。予时主事天官，力辩于堂：‘九品监当中州，得借，孰谓八品师儒，且置要荒，而反不彼若乎？’其议始允” 。据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所定条格，儒学教授“府州一任准正九，再历路教一任准从八” ，故许有壬所言“教授” 和“八品师儒”，应指路儒学教授。因“教授员浮于缺数倍”，已“历邑郡校官，当升教授”者，虽具有从八品的资格，但担任路儒学教授之前身在“流外”，而未能“释褐”，难免“有皓首不调之叹” 。吏部主事许有壬“力辩于堂”，促成的教官借授巡检的新制，既解决了教官“员浮于缺数倍”的困厄，又为巡检的选用另辟一途。元人陈旅所言：“国朝念儒者淹积选曹，有终身不得一命者，而远方游儌之官恒缺，于是，以当为州郡教官而齿未暮者充焉” 。讲的也是待选教授借注巡检事。而后，教官籍借注之途充任巡检的，为数甚夥。如“乐川贺元忠为曲阜学正，既满，选曹以新例授浙东余姚县庙山巡检”；吉安龙溪书院山长王文锷“以累考上铨部，借授广之南海县黄鼎砦巡检”；“不以官卑禄薄为嫌”的“吴学正”赵茂元，“急于亲养”，“调官京师，乃取闽中一巡儌以去” 。它如吴福孙、俞伯康、李子贞、陈季和、李守中等，也是由教官借授巡检之职，谋求“释褐”的。还有蒙古字学学正转任巡检的 。

教官充巡检，弃文就武，投笔从戎，乃是元代相当多的儒士藉以步人仕途，苟且升进的闹剧，的确令人啼笑皆非。“夫儒者，平日雅雅训训，心神智术不越乎笔研文字之间，一旦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寇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亦难” 。黄溍闻好友李子贞以儒学教官借授括苍山巡检，而发出“为士而不得守其职业”的“太息” ，正是多数儒士无可奈何的反响。然而，教官转任巡检之职，有时也能用礼义教化变易当地“喜譁讦” 陋俗 。

对儒学教官改充巡检，元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吴澄和危素的意见比较公允，比较切合实际。
吴澄说：“舟不可以梯山，车不可以航川，此器之各适一用者。人则不然。夫岂拘拘于一而不能相通也哉？近年，选部患儒选之雍，凡应得儒学教授者，注各处巡检。而其第皆岭海之乡，边鄙之境。夫以章甫缝掖之皋，一旦驱驰弓马，以戢奸捕盗为事，疑若失所宜。然此例一启，趋之者纷纷，曾不以为怨苦。夫不甘于淹滞而幸其变通，则又岂敢辞劳避远哉？ ” 吴澄从“通儒”的高度，看待元廷关于儒学教官改调巡检的“变通”，这又折射出一代儒师蒙元政权统治强烈的生存适应性和逆来顺受。 

 
     
元末傅若金还赋诗以记儒学教官改调巡检事：“儒官乘障气飘飘，章贡南边路遥遥。纵使人烟连百粤，也胜风俗混三苗。春行近市盃随手，夜逻前山箭在腰。直以诗书化疆御，不劳铜柱入云枋” 。傅若金诗中对儒学教官借授巡检的评价，同样是赞扬多于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多数官职多实行种族参用或分职制，巡检一职却是绝大多数由汉人、南人担任。这显然是因为巡检职卑差苦，蒙古人和色目人不屑一顾。换言之，巡检一职几乎是清一色的汉人和南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官职分配的民族不平等。 

 巡检的任满迁调，比较复杂。大德十年（1306年）以前，均属于“流外职”，其迁调因原受中书省劄付或行省劄付而略有差别。原受中书省劄付的巡检，“六十月，升从九品”； 原受行省劄付的“须历一百二十月，方许出职迁转” 。大德十年以后，新任巡检多以正从九品待选官中任用，其迁调估计是依外任流官规则执行。敕牒所授巡检到职后，行省劄付委任者要及时交代，另委他职。其“考满者，咨省定夺；未及考满者，行省于钱谷官等职内委用，通理日月，依旧迁转；不及一考，如系告荫并提控案牍例应转充者，于杂职内委用，考满各理本等月日，依例升转” 。原受行省劄付的巡检，其迁调仍然十分迟缓。如广州路香山县寨巡检杨世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由江西行省署职，二十八年后（延祐三年）杨本人已卒，才由“吏部奏调广海一官，中书省以敕命之” 。据说，元后期巡检等官“三年宦成”，“将以日月代”的情况并不乏见 。对于英宗朝后以教官借授巡检者，朝廷往往“宁使之激厉以效用，不使之空老于草野而止也”，故迁调他职的为数不少 。如括苍山巡检李子贞“改调婺郡文学”，南海县黄鼎砦巡检王文锷“寻调攸州儒学教授” 。在这个意义上，教官借授巡检不仅解决了巡检缺多员少和教官“释褐”的双重难题，而且为儒学教官升为正九品、从八品的路州教授提供了“跳板”。
州县所属巡检的俸禄，仅为钞十两，比从九品的县尉少二两。其职田，腹里二顷，江南一顷 。此数额估计是指大德十年（1306年）以前。柳贯说：“朝廷树官，联张治县……其制纤悉备矣。虽乡亭游徼逐捕小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禄于水衡” 。所云也大抵符合巡检“流外职”阶段无品秩而享俸禄的情况。大德十年以后，巡检升为九品，其俸禄当有相应的提高。

 
元前期，巡检因系“流外之职”，没有专门的“公服”。大德八年（1304年），应大名路濮阳县中卜州镇巡检翁古歹的请求，经中书省批准，巡检可参照提控案牍、都吏目等流外官制造“公服”，以给“致敬“之仪 。

与其他捕盗官一样，巡检司也有“失过盗贼、违限不获及赏钱”等规则，朝廷按照上述规则和巡检捕盗实际业绩，予以奖惩 。另，有的巡检转娶舅母为妻，，或被监察御史劾以“风化有伤”，朝廷既按“官民婚“律文，给予“除名不叙”的罪罚 。

巡检司 -与州县关系

 巡检与州县的关系，也有一定的特色。从职司看，巡检和县尉类似，都协助县尹捕盗。即所谓捕盗“县令之所不暇及，而巡检实主之” 。在《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上《本朝统属官制》中，建康路竹篠、龙都二巡检司还特别标记为上元县“所管”，以示它与州县的隶属关系。按照朝廷定制，州县所隶巡检司并不象县尉那样“常治其邑中”，而是远离州县治所。如休宁县黄竹岭巡检司原距县城一百六十里，后移至七十里处江潭 。巡检一般“不与管民官一同画字勾当”，不过问州县庶政，专一捕盗 。但在“遐荒之地，县长贰久缺”的场合下，巡检或可以暂时“摄县事” 。州县官对所属巡检司能够行使节制、号令、指挥等权力。永新知州赵良胜命令巡检司“移镇”“夺攘尤甚”的彭源一带，而使“盗风为止” ；南丰州知州王著告戒所辖巡检“毋曲苟”邻州南城县尉入境诬捕良民 ，即是较突出的事例。黄溍说：巡检“进则降气卑色以侦伺其上官” 。此处‘上官”，主要指州县长贰，故黄溍语亦可充巡检受州县官统属节制的佐证。另外，巡检司捕获盗贼和受理凶杀案件预审完毕，须即时牒申县衙，听候县官继续鞫向，县长贰究竟如何处理，巡检司往往难以干涉。成宗朝，静江路古县将富禄巡检司原申何福庆被军人王买驴、杨聚打死的牒文，改换为磕死，以庇护凶手 ，就颇能说明问题。  

 巡检捕盗，还要受廉访司官的监察。顺帝至元年间，河南行省随州应山县发生民户被劫案件，巡检拘捕五人为盗贼，经审讯具狱结案，且引用“获盗五人者得官”的“国制”，向上司邀官赏。山南道廉访司佥事宋褧怀疑此案有问题，重新审理，果然五人都是诬良为盗。于是，巡检被治罪免官 。^[1]

巡检司 -社会地位

 元巡检司在宋以降捕盗官中的地位。元巡检司承袭宋金维持地方治安的模式，并加以普遍推行，专司捕盗的州县以下巡检司占了绝大多数。明清州县关津要害处所设巡检司，其从九品秩、缉捕盗贼、盘洁奸伪职事等 ，又与元州县所属巡检司如出一辙。明清巡检司虽然能上溯到五代两宋，但对元巡检司制的袭用和继承似乎更直接。显而易见，在宋元明清巡检司的发展历程中，元巡检司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宋代巡检虽然开创了地方捕盗官的“万世良法”，但其率兵御边和维持内地的巡检设置，尚带有不分州县界至，没有区域大小之限，辖区差别很大，因地而异，因事命宫，职能极不统一等特色 。因此其基层捕盗官性质并不占多大比重。明清巡检司一般设在关津要害之地，而非关津要害就未必设置了。与两宋、明清相比，普遍设于“荒郊林莽，山区海聚”之境的元州县所属巡检司，其基层捕盗官性质更为典型、更为显著。在古代捕盗官行列中，元巡检司称得上是比较重要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