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马蓉探望生病的王宝强: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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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申万里[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巡检；学官，选注
[摘要]元朝至治元年（1321）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学官为了摆脱升迁的泥潭，自愿弃文从武，一些人还在巡检任上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学官做巡检的现象是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反映了士人群体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中国制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意思插曲。
[中国图书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educational official being policeman in Yuan-dynasty
SHEN Wan-li
(History college, Wuhan Univercity,
Key Words: policeman; educational official; the promotion of the educational official
Abstract: Afterthe middle of Yuan-dynasty the government made the educational officialto be policeman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y of the promotion ofthem. This policy caused acute argum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fucianscholars for they were scholars and they were always officials of thedynasty. To the astonished of us most of the educational officials werelikely to be policeman then and many of them do very well in their newposition. This phenomenon was caused by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theeducational officials in Yuan dynasty.
巡检是中国古代一种维持社会治安的捕盗官，宋、辽、金等政权都广泛设置。马端临对宋代巡检的情况记述道：
“宋朝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皆以才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1]（卷五十九，巡检）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巡检一职，属于武官系统，以文墨见长的学官充任，似乎不太合适，中国历代恐怕也很难见到。这种近似荒唐的现象在元朝的至治元年（1321）以后大量出现了，一直持续到元朝灭亡。
元朝以学官选注巡检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业师李治安先生在《元代社区捕盗巡检司考述》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对本人颇有启发。但有关元代学官选注巡检的情况、原因、学官在巡检任内的表现、学官做巡检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和探讨，不足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元朝巡检一职，最早出现于至元七年（1270），元人刘敏中记述道：“今年（至元七年）春，朝廷案视郡县，疏远之境虑有盗生而为民害，乃例置巡检一人，给之印绶禄廪，使警督之。仍命吏部选名已在籍而未尝有过者，任其职。”[2]（卷十二，送霍巡检之无棣序）元代巡检初设时，为没有品级的流外官，至元九年（1272）元政府规定巡检“任拟三十月为一考，任回于从九品迁叙。”[3]（卷八十二，选举二）说明巡检在任职三十个月以后，可以成为从九品官员。此后，元政府提高巡检的品秩，大德十年（1306），升巡检为正九品。[3]（卷二十一，成宗本纪）
巡检最初由县级官吏子弟充任，至元七年（1270）元政府规定：“敕诸路达鲁花赤子弟荫叙充散府、诸州达鲁花赤；其散府诸州子弟，充诸县达鲁花赤；诸县子弟，充巡检。”[3]（卷七，世祖本纪四）元朝中后期，巡检的选任日益广泛。至元二十年（1283）元政府规定：宣使、各部令史、译史、通事等出职，任职在十五个月以下的，可以充巡检。[3]（卷八十三，选举三·铨法下）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规定各道廉访司书吏、通事等考满，“于钱谷官并巡检内任用。”[3]（卷八十三，选举三·铨法下）大德三年（1299）规定属于色目人的仓库司库以及各路译史、令史等，考满也可以任命巡检。[3]（卷八十四，选举四）同时，一些品官子弟的承荫，也需首先从巡检官任命，大德四年（1300）元政府就规定：“诸职官子弟荫叙……正六品子，于巡检内用。”[3]（卷八十三，选举三）以上说明，虽然巡检仅为九品官，但一些没有官品的令史、宣使、书吏、库吏需要通过做巡检任满，才能升任更高的官职，一些品官子弟也要通过巡检承荫入仕，巡检成为元代一些吏员、官宦子弟升迁的一个重要途径。
元代在县一级行政系统设立巡检司，每县设置一处，置巡检一员以统之。[3]（卷九十一，百官七）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由于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巡检司的设置就不拘此例，如在四川的绍熙军民宣抚司的四州、五县，就设立巡检司十三处，“各设官如制。”[3]（卷九十二，百官八）元朝统一以后，在江南各地亦设立巡检司，维持地方治安。元人郑玉记述道：“前至元间，江南新附，殷民未安，时多反侧，乃设巡检司，置官一人，行省版受吏一人，兵三十人以守之。”[4]（卷五，黄竹岭巡检司记）
元朝以学官任巡检，出现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此年十一月，“以教官待选者借注广海巡检。”[3]（卷二十七，英宗一）苏天爵在《送韩伯敬赴杜浦巡检序》一文中记载了以学官选注巡检的缘由：
“儒者之为学官，由县而州而路，积百五十月始入流选。其迁调之淹，需次之久，近者二十余年，远者或三十年，而其人亦老矣。朝廷知其然，略更其制，愿为巡徼官者听，南士调广海，中州士调江南。”[5]（卷六）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元朝以学官选注巡检，目的是为了解决学官升转困难的问题。同样是选注巡检，南北学官待遇却不一样，江南学官只能到条件恶劣的广海边疆，而北方学官可以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江南一带。这样一件对学官来说并非特别恩惠的决定，在当时的元政府内部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许有壬当时任吏部主事，记录了当时争论的情况：
“至治辛酉（至治元年，1321），选部以巡检则缺浮于员，始议借注，以八品借九品。而当时执政且谓巡检为流官，教授在流外，戛戛靳之。予时主事天官，力辨于堂：九品监当中州得借，孰谓八品师儒且置要荒而反不彼若乎？其议始允，选部行。”[6]（卷三十一，送陈季和序）
以儒士出身的学官，抛弃诗书，做捕盗巡检，在今天看来属于近似荒唐之举，但在当时，确实有很多学官乐意为之。元人吴澄指出：“此例一启，趋之者纷纷曾不以为怨苦。”[7]（卷三十，送廖信中序）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身为晦庵书院山长的徐起（字潜之），在山长任满后，调静江路福泉县同古镇巡检，“调命下即戒途。”[8]（卷二，送徐起潜之同古市巡检序）贺景文(字元忠，江西永新人)元统元年（1333）受荐为曲阜学正，后被任命为余姚州庙山巡检，“拜命即就道，道险远，至则过期，弗克任。”[9]（卷八，故将仕郎江浙财赋府照磨贺君墓志铭）元代学官任职巡检的很多，现举例如下：
李子贞，初为儒学学官，“方从容揖诸生，升降酬酢于俎豆间，”秩满，“随牒远方，为巡官括苍山中”。[10]（卷十七，送李子贞序）
岳自修，字德敏，常州路宜兴人，为岳飞五世孙。至治二年（1322）十月，“以教官而假巡检，”任松阳县恵洽乡巡检。[10]（卷九，松阳县恵洽巡检司记）
叶审言，金华人，初任浦江、义乌两县教谕，升衢州路明正书院山长。后任处州路缙云县官政乡巡检。[10]（卷三十三，叶审言墓志铭）
吴福孙，字子善。元贞元年（1295）任嘉兴路儒学学录，迁宁国路儒学正。至治二年（1322）借授潮州路潮阳县青洋山巡检。[10]( 卷，上海县主簿吴君墓志铭)
谢仲连，“以文学发身”，注授小鹿巡检。[11]( 卷二,送谢仲连为小鹿巡检诗序)
李守中，任鳌溪书院山长，“借注宁都州下河巡检。”[11]( 卷五,送李守中下河巡检序)
唐子华，初仕郴州敎授，改调处州路青田县柔远乡巡检。[12]（卷四，送唐子华序）
曹永，字世长，华亭县修竹乡人，初仕温州路瑞安州蒙古字学学正，秩满，升授栁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13]( 卷三，元故栁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
郑仲贤，徽州路歙县人，“由文学掾，借注巡检”。[4]( 卷三,送郑照磨之南安序)
郑千龄，字耆卿，徽州歙县衮绣乡人。年轻时游历京师，被荐举为美化书院山长，转江宁四镇巡检。[4]( 卷八,先府君休宁县尹方村阡表)
孔灏，字世广，衢州路人，任宁国路学学正，转政和县苦竹寨巡检。[8]( 卷三,故遂安县主簿孔世广墓志铭)
邵南，字道行，广平威州人。由国子监生被荐举为淮安路安东州学正。考满，授贑州路云都县印山巡检。[14]( 卷二,邵巡检墓志铭)
廖珙，字信中，临江人，初为学官，“在选十年不调，黾勉循例，受恵州属县巡检而去。”[7]( 卷三十,送廖信中序)
李见翁，抚州路崇仁县人，由象州蒙古字学学正，授栁州路栁城东泉镇巡检。[7]( 卷三十三,送李见翁巡检序)
宋允恒，字子成，徳庆路蒙古字学学正，至正六年（1346），调福缘寨巡检。[15]( 卷十三,
余俊，字子俊，松江人，曾任镇江路蒙古字学学正，后调丽水县巡检。[16]( 卷十七,司属·学职·蒙古字学),[17]( 卷七，送余子俊丽水巡检)
郭畀，镇江人，初仕饶州路鄱江书院山长，任满后，曾到杭州托关系，以求从教官中升转，没有成功。[18]后来，授青田县猎源巡检。[16]( 卷十九,人材·仕进·土著)
陈雍，字季和，“历邑郡校官，当升教授。”至治年间借授宁都巡检。[6]( 卷三十一,送陈季和序)
王文锷，字胜达，抚州路临川人，曾任高安县学教谕、吉安路龙溪书院山长，借授南海县黄鼎寨巡检。[10]( 卷三十七,乾宁军民安抚司文昌县
王介，字万石，上虞人。后至元三年（1337）受荐为临海县学教谕，至正年间升任庆元路学正，至正十六年（1356）借注蒲城县高泉巡检。[
巡检本来是武人擅长的职业，至于让儒士出身的学官，弃诗书、抄戈矛，到山林僻壤追捕盗贼，总会使人产生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一点，当时的文人、学者也有同感。儒士陈旅感慨地指出：“夫儒者平日雅雅驯驯，心神智术不越乎笔研文字之间，一旦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冦，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亦难矣！”[11]（卷五，送俞伯康巡检序）吴师道同样对儒人为巡检深表感慨，他在《送叶审言巡检序》中说：“顾使之……投简编而督兵战，辍揖逊而司警逻，舍所宜有者不可得，彼万不逮君者投可乘之机，辄侥幸而得之，此余之所为深憾而窃叹者也。”[20]（卷十四）揭傒斯在送别儒士彭仲宝任水北寨巡检时，也不满地指出：“余儒者也，释爼豆而弓刀，非素所从事也，非所从事而从事焉，去亲远且困，不可久也。以去亲远，困不可久，从事于非所从事，如旷官何？”[21]（卷九，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更有一些儒士对学官到偏僻艰苦的地区做巡检，深表同情。苏天爵在送别其友韩伯敬任杜浦巡检时，就不无同情地写道：“夫天生民而谓之士，宁无豪杰有为之才，倜傥不羁之器？顾使跋涉江湖风涛之险，触冐蛇虺瘴雾之毒，其亦可怜也哉。士之往者又岂得已也哉？”[5]（卷六，送韩伯敬赴杜浦巡检序）尽管当时舆论有这样和那样的议论，很多学官还是义无返顾踏上巡检之旅，其中原因是什么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元朝至治初年以后，学官纷纷做巡检的现象，与当时学官的处境有关。元朝中后期，学官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拥塞现象，元人袁桷说：“吏部教官格，年逾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满三十而接踵尝数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守缺近三四年，远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禄，而升于路者，非耆年则下世矣。”[22]（卷二十九，江陵儒学教授岑君墓志铭）元人程端学对元代学官壅滞的现象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转引如下：
“士之以校官进，而受一命之宠者，难矣哉。律，二十五年始得。士由乡校荐之郡，郡试其文，移宪复核，率二三年为直学，典廪饩之出纳。又二三年，上之行省若大府，行省若大府类其名，复三四年，授一（教）谕若（学）录，近者五六年，远者十数年，然后领事。三年秩满，复如之。又十数年，升（学）正若（书院山）长，（学）正三年始上都省、部，又三年始授一命为州教授。州教授三年始升之郡，郡教授三年，始入流为县主簿。士而至于州教授年且致仕矣。故得州教授者十三四，得郡教授者十二三，得县主簿者十不一二，有终身不得者焉。”[23]（卷二，送花教授秩满序）
上述史料说明元代学官升转壅滞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使学官深受其害。学官的俸禄是从地方儒学学田收入中支付的，学官在职时可以得到俸禄，三年任满后，由于升转的壅滞，需要待职数年至十数年的时间，这期间学官的生活来源断绝，生活也陷入困境。巡检虽然条件艰苦，但毕竟有一定的俸禄，可以满足学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巡检期满后，可以升任高一级的儒学教授，从而摆脱了学官升转的泥潭，在宦业上更进一步。所以，尽管巡检并不适合学官担任，很多学官还是乐意去做，这是当时学官的处境造成的。元人吴澄写道：
“近年选部患儒选之壅，凡应得儒学教授者，许注各处巡检，而其地皆岭海之乡，边鄙之境。夫以章甫缝掖之皋缓，一旦使之驱驰弓马以戢奸捕盗为事，疑若失所宜。然此例一启，趋之者纷纷曾不以为怨苦，何也？夫既不甘于淹滞，而幸其变通，则又岂敢辞劳避远哉！”[7]（卷三十，送廖信中序）
这段史料，正好反映了学官选择做巡检的原因。
其次，从元政府的角度来看，学官升转壅滞的现象，遭到了全国学官特别是江南学官的强烈反对，为解决这一问题，元政府实行了一些措施，如规定，学官升转，年龄五十五岁以上的优先选注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官的壅滞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必影响元朝统治的稳定。仁宗延祐以后，虽然统治局面基本稳定，但局部的农民起义、边疆民族叛乱的现象时有发生，延祐末年江南就爆发了蔡九五领导的农民起义。面对社会政局恶化的趋势，元政府看中了教育在稳定地方社会、化民成俗等方面的作用，试图利用学官在教育、教化方面的影响，挽救政局日益恶化的趋势。元人苏天爵说：“夫朝廷命学校之官居巡检之职，匪第资其捍御之方，盖欲责其抚字教养之事也。”[5]（卷六，送刘德刚赴三尖寨巡检序）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上，元朝统一江南之初，就开始任用儒士做巡检，以维持地方治安。如洪声甫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因平定绩溪山民之乱，“郡录其功，上之行省，……授太平路当涂县慈湖镇巡检。”[4]（卷七，故慈湖巡检洪府君墓志铭）陈龙（字义仲，南宋进士）在至元十八年（1281）率众平定祁门县王万十、王信二的叛乱，“事闻省府，版授庆元路定海县海内寨巡检。”[24]（卷八，元故将仕郎全州路清湘县主簿陈君墓碣铭）元代儒士的社会地位已经非往日可比，但儒士在地方社会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作为儒士的管理者学官，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更大，元朝统治者以学官做巡检，就是要利用学官在地方社会的影响，使其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事实上，元朝中后期巡检一职不仅仅是向学官开放，也向其它儒士开放。如临川儒士彭仲宝，因为“佐修皇朝《经世大典》于奎章阁。以恩借授衢州龙游水北寨巡检。”[21]（卷九，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栾城儒士范廉卿本来“习经术于南中儒先生，术成无所于试，乃俯就门荫，官巡检芦沥。”[25]（卷四，送芦沥巡检范生序）刘德刚则由于“历游京师，两入国子监，”至正七年（1347）春，被授为瑞安州三尖寨巡检。[5]（卷六，送刘德刚赴三尖寨巡检序）另外，元统二年（1334）程文（字以文）也以“以著书奎章阁”，被选注为休宁县黄竹岭巡检。[4]（卷五，黄竹岭巡检司记）学官以及其它儒士被选任巡检，正说明了元朝政府利用他们在教育、教化方面的优势，稳定江南广海地方社会的用心。
第三、儒士做巡检，“进则降气卑色，以侦同其上官，退则与逻卒同其甘苦于重山密林、烟火寂寥之境，”[10]（卷十七，送李子贞序）这对以诵诗读书为业的儒士来说，其艰难困苦之状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现了一些学官中途弃官的现象，如何正（字守中，分水人）在至顺年间任鳌川书院山长，转宁都下河巡检，不久就弃官。[26]（卷一百八十二）实际上，在元朝中期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元朝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巡检捕盗的任务并不重，在一些地方，巡检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比较悠闲，因此，对学官、儒士来说，这种职业也并非是绝对不可为。楼彦英在任浦江政内乡巡检时，“时当承平日久，圣化涵濡之深，虽鼠窃狗偷之伍，亦皆奔走远遁。职警逻者往往无所用其武……为之屏旗帜，弃钲鼔，日从文儒之士赋诗写竹，呼酒以为乐。”[27]（卷七，题楼彦英诗巻后）白彦昭为浦江兴贤乡巡检时，“回溪叠岭，百余里间，虽荒年饥岁，民甚因悴，一柝之惊，一陇之警，寞无闻焉。”[28]（卷十七，送白彦昭序）元人王沂有诗反映巡检的生活：
其一：作吏湖山亦自奇，君行况及落红飞。公庭白日文书少，野店青林笋蕨肥。杨柳风翻沽酒旗，桃花水涨钓鱼矶。悬知赋得江南乐，笑我缁尘染素衣。[29]（卷七，送李西溪巡检）
其二：王郎巡检赴官时，江水江花映彩旗。可但弯弓能落雁，仍闻刻烛解题诗。青烟古戍人畦菜，白日公庭吏奕棋。坐啸使君端好士，荐书应到凤凰池。[29]（卷七，送王巡检）
上述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巡检的生活，既然有“桃花水涨钓鱼矶”，“白日公庭吏奕棋”的悠闲生活，到僻远地区做巡检，读书为乐，又能挣到俸禄以养家，任满还可以升职，何乐而不为呢？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一，巡检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有如此悠闲的生活，但学官、儒士大多能够胜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元代学官也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儒生，他们之中也有人具有习武带兵的能力，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九）记载，武昌路学正程择（字义夫）就曾亲自统兵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后因功升为武昌路教授。
第四、学官做巡检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好处，就是通过做巡检，可以有机会接触江南、广海地方军政长官，获得他们的赏识，为自己的宦业开辟新的天地。元人吴澄在送别儒士寥信中为恵州巡检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东广大帅府，宣慰一道，近例取儒官为从事，才名之士尝得与于其间，公可以服勤，私可以便养，臣道、子道两得之矣。大帅多贵人巨公，必有恻然怜才而罗致幕下者，子其往哉。”[7]（卷三十，送廖信中序）吴澄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些学官在巡检任内确实被地方文武所任用，得到更多入仕的机会。如上文提到的曹永，以温州路瑞安州学正，升栁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不久，“江浙行省宰臣贤其学问，以宣使辟之。”[13]（卷三，元故栁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曹君墓志铭）郑仲贤，由文学掾，借注巡检。“既有武备矣，乃辟广东帅府掾。”[4]（卷三，元故栁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曹君墓志铭）孔灏任宁国路学正，转政和县苦竹寨巡检，不久“宪司帅阃以掾辟”。[4]（卷三，故遂安县主簿孔世广墓志铭）面对如此多的机会，正在陷入升转困境的学官一般是不会放过的，这也是学官乐意做巡检的原因之一。
三
学官或儒士做巡检，如吴师道所言是“辍揖逊而司警逻，舍所宜有者不可得，彼万不逮君者投可乘之机。”因此，想在巡检任内有所作为，恐怕不易。不过，学官在巡检任内取得较大政绩的，也确实大有人在。学官在巡检任内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社会安定是巡检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多数学官在做巡检时，基本上做到了，有的成绩还非常突出。如章齐贤为安仁县白塔镇巡检以前，“警戍之吏，往往以其暇裕，挠民诉讼，纵卒旁午。”章齐贤任职以后，“律已以亷，驭下以庄，”居官凡五年如一日。他任满离去时，“自其乡之大夫士，以至于贩夫牧子，无不诵其美而怀其安。”[30]（卷十七,送章巡检序）后至元年间，岳自修以学官为松阳县惠洽乡巡检，“按职甫及期，枹鼓不惊，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寝。”[10]（卷九，松阳县恵洽巡检司记）学官叶审言为巡检，“则能使盗息而民安。”[10]（卷三十三，叶审言墓志铭）唐子华以郴州敎授，改调处州路青田县柔远乡巡检，他的任职情况更是反映了学官任巡检的特点：
“始行，人谓子华素懦，又儒士，不习武事，多难之。子华独决然勇往，……子华既至，撤桴鼓，散兵卒，独引僮奴一人，径造大姓家，与之揖逊为礼，或持酒脯以往，谈笑为乐。因得推致腹心，久之，人知无他意，多乐便之，故终岁不闻有寇盗之患。”[12]（卷四，送唐子华序）
其次，建立巡检司官舍，完善巡检司制度。元代巡检司大多设立于偏僻之地，既很少有正式的官署，也没有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学官大多具有做官治民方面的知识，学官做巡检正好补充了元代巡检司制度在上述方面的不足，对巡检司制度的规范化起到重要作用。岳自修在任松阳县惠洽乡巡检时，“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为治所，卒伍散处墟落间，缓急呼调辄后会期，莫有以为意者。”至治二年（1322）岳自修到任后，“始买地作新廨，为屋以间数者若干，费钱若干，而其什七出于君之私囊，不足，则其吏士洎乡之大家合力以成之。门庑、堂室、器械之须，靡不具完。”[10]（卷九，松阳县恵洽巡检司记）元统二年（1334）程文以“以著书奎章阁”，被选注为休宁县黄竹岭巡检，当时“无吏舍，僦民居，”因为“治无常所，得盗贼寄系闾里。情或漏泄，案牍栖藏无所复，多散逸。前承后继，漫不之省。”程文到任后，“乃出钱为倡。”将当地一座庙宇进行改建，作为巡检司的治所。“中为莅事之堂，扁曰‘不欲’。东西各为一室，以待部使者与大府之客有事过吾境者而馆焉。又以仪制之未备也，两旁缭以修墙，列树竹木其前，因门为楼，置钲鼓其上，候测更点以警民出入。其西别为屋三间，使吏处其中，右厨左库，案牍庋焉。”[4]（卷五，黄竹岭巡检司记）鄞县小溪镇是宋代一些文人学者的隐居之地，元朝立巡检司于此。泰定元年（1324），白察罕不花为小溪镇巡检，与当地父老重建巡检司。从此，“怀牒巧讼者各屏息以避。”[22]（卷十九，鄞县小溪巡检司记） 上述例子说明了学官做巡检，对完善元代巡检司制度的贡献。
第三、审问案件。巡检作为捕盗官，当然要接触有关盗贼的案件。巡检破案不仅要靠勇力，还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和经验。学官文化程度远高于一般武人，在掌握破案的专门知识方面具备优势，所以，一些学官出身的巡检在审问案件方面表现突出。如至治二年，吴福孙以学官借授潮州路潮阳县青洋山巡检。“遐荒之地，县长贰久缺，君摄县事，获强盗之捕诛者八人，脱平民被诬于盗者若干人，而获其真盗者若干人。广东宪府有疑狱，多以委焉。”[10]（卷三十八，上海县主簿吴君墓志铭）郑千龄为江宁四镇巡检，“有合阳寺僧失财而疑其侪，侪至，以左证辄引服，先君（指郑千龄，下同。）疑之，购贼无所得，先君益疑非盗，欲纵之。侪惧刑，因自诬服。先君因指玉语之曰：吾惟此一息所欲，故入人于罪者，如皦日，因纵之。人以为纵盗，后得盗当途[涂]境上。”[4]（卷八，先府君休宁县尹方村阡表）
上述学官在巡检任内的表现，说明了他们在自己本来不熟悉的岗位上，并不是无所作为，学官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精英的一部分，有能力在任何岗位上发挥其聪明才智，元代学官（或儒士）缺少的是施展才能的机会。上述情况还表明，尽管元代学官的处境比较艰难，但很多人还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四
前面已经论述：对于学官做巡检，元人的态度反应不一，有人表示感慨，有人表示不满，有人则表示同情，但也有人表示赞同。许有壬认为，学官做巡检，“使一方盗不作，作必擒，民得以安其田里，是犹不可为政乎？”[6]（卷三十一，送陈季和序）陈旅也认为，学官“能以文学发身，受天子命游檄山海间，岂不亦荣矣哉？”[11]（卷二，送谢仲连为小鹿巡检诗序）尽管当时社会上对学官做巡检议论颇多，但它毕竟为一些学官提供了一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及发挥自己才能的机遇，因此，一般学官还是以做巡检为荣，如学官王释“以儒学官借补潮州揭阳县湖口廵检，”命下之日，“父子（其父也曾为学官）皆公服，前后置褥位，望阙谢，闾巷以为荣。”[10]（卷三十四，处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王君墓志铭）
今天看来，以学官做巡检，是元朝儒士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儒士作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阶层，其社会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虽然学官不擅长巡检的职务，但学官在巡检任内并非是无所作为，一些人还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政绩。以学官做巡检，是中国制度史上的一个小插曲，非常有趣和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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