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蓉政治庇护: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特赦的决策过程及其经验启示

特赦国民党战犯始末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俘获和逮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国家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根据这个标准，当时列为战犯的有926 人。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犯有严重罪行，有的罪大恶极，但毛泽东早有指示，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而是把他们关押起来进行改造。
　　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是一项艰苦细微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既然为将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期转不过弯来。为加强对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战犯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现代史，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思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与此同时，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安排他们到京近参加生产劳动，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采取这些改造措施，对战犯政治思想上的脱胎换骨起了很大作用。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学生，深受蒋介石器贡二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 年12 月17 日，毛主席以我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司令部名义写的《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没有使他觉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1950 年11 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带上了沉重的脚镣。此时，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就在棉裤里藏了印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管理人员在掌握了他的思想动向之后，循循善诱地做他的正面教育工作，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蟠然悔悟，主动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从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了千古罪人。”
　　态度强硬的黄维蟠然悔悟，更体现了党对国民党战犯实行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黄维原是国民党12 兵团司令员。10 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进而接任陈诚精心栽培的第18 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他被俘后，是战犯中表现最差的一个。在学习中，他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犯了新的罪行后他又拒绝写检查。一次，出于激愤，学习组长董益三等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示弱，顿时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管教人员公正查处，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也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但他又走上另一条歧途：以为改造政策不能解决他的前途，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幻想发明出黄维永动机来立功赎罪。管理人员始终对他抱有希望，耐心引导教育，体贴他的疾苦，终于感化了他。在痛疾顽症长期缠身的日子里，他在监狱病倒了4 年多，政府想方设法为他治疗，竟然将他的顽症治好，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在长期养病的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对过去从不愿学的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也开始有了兴趣。病愈出院后，黄维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得一命归西。” 　　

１９５６年党中央开始考虑战犯特赦问题 　　

       1956 年1 月30 日，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国各族各界人士“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为中国起草的一份报告中最早提出了战犯特赦问题：“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党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周恩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必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cu H5f}oc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 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了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
　　4 月25 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讲：“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什么时候释放战犯比较合适？对这个问题，毛主席也作了一番思考。在5 月2 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时特赦第一批战犯

　　过了3 年之后，1959 年9 月14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做出了《 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共同商量要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信中说：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璐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延到了绝境，论界真是死有余辜。10 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步恢复了人性，明辫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界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 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对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产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杜会主义道路，永远跟肴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海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10 月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了特赦通知书。首批特赦的战犯共33 人，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镰、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郑庭岌、周振强、卢俊泉等10 名高级将领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这10人集中安排在北京祟文门内旅馆，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周恩来为特赦战犯当红娘
　　　　
　　共产党人不光是讲革命性，同时也讲人情味。首批特赦战犯从监狱出来后的第10 天，周总理便邀请杜聿明等10 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末代皇帝溥仪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在陈毅、习仲勋两位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周总理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当年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的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 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扩情说：“我那时已30 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杜聿明，这位早年的黄埔军校学生惭愧地低下了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宽慰他：“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博仪坐在一旁沉默不语，周恩来便和他谈起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当年在北平读书时，我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各位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大家，用上大家的力量 。周总理告诉大家，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
　　讲到接眷属问题时，郑庭岌心里很难受。他告诉总理，我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 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庭岌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时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 年，他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岌离婚。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来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一年之后，1960 年10 月19 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请黄埔同学聚会时，他一见到郑庭岌，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 年3 月，郑庭岌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岌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文革后期毛泽东下令特赦全部战犯 g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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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5 月19 日，周恩来收到了公安部送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战犯死亡人数日趋增多的报告，他很快作了批示：“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释放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月31 日，公安部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召集了辽宁、山东、陕西、北京4 个战犯管理所负责人，以及有教育战犯任务的河北、山西、广东、四川省公安机关负贵人参加的座谈会。从此，因“文革”干扰而停滞了5 年的教育改造和特赦战犯工作重新启动起来。 "Y 5 :{Kj
　　1974 年12 月，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遗特务。周恩来立即着手落实这一指示。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才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尽管周恩来看了名单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还是有13 人要继续关押，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对于特赦释放人员的安置 问题，中央有关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意见，其中安置在农村的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15 元至20 元。当毛泽东看到这些报告后，首先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气魄太小了---- 15 元太少！13 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他明确指示：“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毛泽东指示得很具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疗，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 年啦！”周恩来也当面勉励被释战犯：“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yt , Ky8y1
至此，关押的战犯先后分7 批全部释放。 E ; '{qp
获得新生的这554 名原国民党战犯，晚年各得其所，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其中不少人被安排为各级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还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政府参事。也有少数人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贡献力量。还有人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对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60 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请杜聿明作陪。这位德国元帅问杜聿明：“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着陈毅元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总理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人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元帅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 ，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 73]t5=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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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１０名战犯去台湾 :J x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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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特赦国内全部战犯，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 名战犯中，有10 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更引起了轰动。这10 人是： ;. =0""-IF
　　原国民党第51 军中将军长王秉钺； -U LgVGYKK
　　原国民党第25 军中将军长陈士章； )"{}L. gC6
　　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 (Nd)$ Oq[4
　　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周养浩； rf 'A+q
　　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 iYw 1{U
　　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 T/% Y_.NtU
　　原国民党150 师上校团长杨南邨； tux ` -F
　　原国民党281 师上校团长赵一雪； ] ]}i Sw'
　　原国民党68 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 0 a@tP skV
　　原国民党青年军204 师上校团长张海商。 Hv :~)h$
　　在这10 名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中，除蔡省三外，其余9 人都有直系亲属在台湾。考虑到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和隔绝，担心此举会对台湾当局造成猜忌与冲击，遂经中央审慎研究，临时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有关10 人回台事宜。此项工作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直接领导。 l> B M} hS
　　1975 年4 月12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钺等一行10 人离京赴台饯行。童小鹏副部长向他们重申中央的有关政策：“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4月14 日，他们跨过罗湖桥进入了香港后，100 多名记者跟随采访。美联社就此评论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出的一个新的姿态。”然而，台湾当局对此却怕得要命，重病在身的蒋介石闻讯后惊叫了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果然，他一命呜呼。刚刚上任的蒋经国，对此事的处理左右为难，只好往下来拖。当10 名去台人员到达香港之初，蒋经国让谷正纲等在前台敷衍，接着便让特工进驻香港，全力组织反共舆论，多方私下接触他们，让其离开中国旅行社安排的酒店，“摆脱中共控制”，进行离间分化，终于将张铁石诱骗到国民党特工开设的酒店，将其路费全部骗走，他在台湾的家属因受特务恐吓而不敢为他担保，致使张铁石完全绝望而自杀。其余9 人也因去台受阻，只好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