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蓉一分五十三秒视频:义和团真是“爱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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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高考制度使教科书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圣经”，但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发现圣经的一部分正让事实埋藏在白纸黑字之外，会有怎样的困惑？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那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们，又是怎样反帝，如何爱国的？[评论]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何也？“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据《天津一月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编者翦伯赞，系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刀枪不入”的秘密
抵抗侵略的流血沙场毕竟不是做戏降神的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并非北京城内束手待毙的中国百姓。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们，不得不用中国人的血肉为八国联军铺出一条血路。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义和团自恃的“刀枪不入”进行剖析，可悲的是，这种勇敢除了来源于对侵略者的仇视、对封建迷信的顽固外，还有更羞为人道的秘密。
悍不畏死的义和团小将
时人记载：义和团“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义和团中最勇敢的都是青少年，牺牲也最多，文献记载“年长者约廿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如前注）这大概是因为青少年天性单纯，对迷信也更少怀疑，相信降神打拳可以“刀枪不入”。但神仙附体不敌洋枪枪炮乃是真理，参加义和团的大人们也在实践斗争中证明了他们非常明白这一点：“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自己先走的义和团领导
其中奥妙何在？义和团师兄们的解释是：“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诞不经在今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人多信之”，为什么呢？”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事实摆在这里，不得不服嘛。但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所以，尽管被用来做挡箭牌的青少年死伤惨重，但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义和团领袖却并未在爱国战场上牺牲，这又是为什么呢？据史料记载，“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张）德成、（曹）福田挟赀走”（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传二百五十二》）。这种让热血少年牺牲，让领导先走的惨剧，在中国历史并非个例，文章篇幅有限，在此就不遑多论了。
为尊者讳 为尊者隐
反而清朝高干死国难者比比皆是：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死大沽，黑龙江副都统凤翔死瑷珲，直隶总督裕禄率义和团战败后自杀，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率义和团战败后也自杀，直隶提督聂士成更是“肠胃洞流”，身被七伤殉国。但我们中国人向来为尊者讳，为尊者隐，张、曹虽然是临阵脱逃，但既已定性为“群众运动领袖”，那就要为“革命”避讳；这些为腐朽反动的清王朝死节的封建官僚，也只好边上凉快去了。

“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颅、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聂士成，民族英雄，时任直隶提督，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侵华作战时阵亡，据《西巡回銮始末记》。

义和团要取民族英雄项上人头
前文提到的民族英雄聂士成之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天津青年报》2004年1月7日）史料也佐证了这一说法：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据《拳匪纪略》）。
谁在反抗外来侵略？
这位义和团欲得其首级而后快的聂士成是何等样人呢？史料记载，当八国联军与中国军队在天津交战时，洋人皆谓：“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据《西巡回銮始末记》）自称爱国的义和团，为何却被洋人认为“不足虑”呢？这是因为聂士成部在天津紫竹林、东局、海光寺与联军激战逾旬时，义和团“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西巡回銮始末记》）更有甚者，1900年6月8日，雨，义和团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也适用于1900年时的天津群众。义和团初起时，天津人民踊跃支前，粮食饮水无不供应。但当看到义和团面对外国侵略者时畏缩不前、乃至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后，“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如前注）。此时，人心向背就直接体现在支前工作上：“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义和团与聂士成之死
就和其他许多民族英雄一样，聂士成也遭遇了同胞的出卖。他生前，家人就已遭义和团绑架，据时人记载，“乘其与洋兵苦战时，（团）以多人拥向其家而去。是时西师方大队援津，聂军退守甫定，闻信，急引兵追之。所谓练军者，故多直人，与匪通，见聂军追匪，急欲救之，遽哗曰：“聂军反矣！”共开枪横击之。聂出不备。遂败。”他死后，更险遭义和团分尸，反倒是敬重英雄的八国联军阻止了“爱国”义和团对这民族英雄的遗体施暴：“（聂）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据《拳变余闻》）

“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尤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梁启超：《新民说》，作者系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又一位被坑死的抗战高官
聂士成死，天津城陷，慈禧传檄诸省，征调勤王义士。有位在中法战争中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镇南关）大捷，时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只身北上。当此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朝廷官员束手无策之时，打赢过洋人的李氏犹如神兵天降。更何况，李秉衡与同义和团恨之入骨的聂士成不同，他和义和团渊源极深，不会出现索要他首级的黑色幽默。极端排外的毓贤就曾自夸，义和团就是他和“鉴帅”（李秉衡字鉴堂，曾于毓贤之前任山东巡抚）搞起来的。
“上负朝廷 下负斯民”
李秉衡在7月26日觐见慈禧，建言“能战始能和”，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在京津间阻击洋军，然后言和。慈禧闻言大喜，将京外义和团与政府军悉数拨付与李秉衡，赶往天津堵遏联军。李秉衡既奉旨，“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此时京津之间的义和团与政府军约15万之众，联军仅3万人，华军数量上仍具5比1之优势。谁想李氏虽是义和团旧识，但义和团已在天津见过真章，此时岂是凭兵法就“部勒”得了的，未见洋人军阵时喊喊“扶清灭洋”还可以，一到阵前就畏洋如虎，溃不成军。李秉衡目睹属下不战自乱，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遂于北京东郊通州张家湾吞金自杀，死前留下遗书：“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
义和团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
秉衡死，通州陷，洋军直薄北京城下。当时城内除董福祥部清军之外，义和团尚在“城内设坛到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兵力不可谓不雄。但奇怪的是，除董福祥部曾在东直门与联军交战外，八国联军破城时毫发无损，这又是为什么？史料记载，义和团“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如前注）。所以，当八国联军中第一批进城的英军从水门爬进北京时，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多月前在城内杀得哀鸿遍野的“爱国团体”义和团，而是一大群帮他们搭梯子的围观群众了。由四百多洋兵据守，被数万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了五十多天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于同日解围了。看到这里，才明白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的愤慨从何而来：“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尤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

“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的本质是原始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而八国联军侵华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义和团不仅赶不上后来的辛亥革命，并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因为它本身包含了这么多弱点，所以很快遭到了失败。”——杨松（原中宣部副部长）、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延安解放社1940年出版。

百年后重读义和团
百余年后重读义和团，普通参与者反抗侵略的精神固然可敬，他们对同胞之横暴与结局之荒诞又令人扼腕。百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也变得面目全非。应该说，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辛亥革命以前。梁启超当时就认为义和团难与革命挂钩，“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 梁启超：《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而孙中山既指出义和团的“愚蒙之质”，又认为义和团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
毛泽东谈义和团：“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列主义观点又为研究义和团提供了新的视点，但此时仍未对义和团进行全面肯定，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只是将义和团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延安时期：“排外”“灭洋”是错误的
1940年5月，杨松、邓力群合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在延安问世，对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认为义和团“排外”、“灭洋”是错误的：“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的本质是原始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而八国联军侵华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义和团不仅赶不上后来的辛亥革命，并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
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而神话义和团
对义和团运动的神话高潮，则出现于文革时期。1967年，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戚本禹著，于1967年3月30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掀起了颂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该文对义和团运动大唱颂歌，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并抛出了一个观点：“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戚文之所以要抛出这一观点，其目的就是为了借古讽今，通过歌颂义和团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文章就以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自问自答结尾：“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造反有理”影响直至今日
该文还提出，“支持义和团才是真革命”：“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果不其然，随着这篇奇文的抛出，在十年浩劫中，那些未能经历义和团运动的人亲眼见证了，“支持义和团”，搞“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反”，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就这样，义和团的“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趁文革之势在全国大肆宣传，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影响直至今日。

义和团运动距今已逾百年，但这百余年来，义和团的阴霾并未散去。陈独秀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字，仍有其现实意义：“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至于教科书上“义和团发动反帝爱国运动”之类的论断，您现在又如何看待呢？

导语： 高考制度使教科书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圣经”，但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发现圣经的一部分正让事实埋藏在白纸黑字之外，会有怎样的困惑？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那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们，又是怎样反帝，如何爱国的？[评论]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从1898年起，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国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在巨著《中国通史》中这样叙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
国学大师钱穆在以传统社会价值为立场的《国史大纲》中则从社会视角分析：“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衰，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乃转而逃此。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这些出身五湖四海的好汉，在邹容、鲁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亲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笔下，却成了“横暴恣睢”（邹容语）、“反动”（鲁迅语）、“顽固”（蔡元培语）、“陈死寂灭之气象”（李大钊语）、“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陈独秀语）等负面形象的集合体。一曰“反帝爱国”、一曰“专制黑暗”，大家们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泾渭分明？这就需要了解在那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庚子年，义和团究竟是如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

“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克林德碑》，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8年，作者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全国义和团起事后近一年只杀掉一个洋人
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注：时距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1899年夏在山东杠子李庄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已近一年）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George Nye Steiger：《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27年英文版，转引自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而庚子事变期间在华洋人的大量死亡（据统计约五百人），则出现在清朝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大贴悬赏洋人首级的告示之后，赏格明码标价，很难赖账：“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革命，不能只靠自觉。
每杀一洋人就杀百倍华人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外国教会经统计得出结论：共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根据其他材料，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则是500多人。（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而仅在直隶一省，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人以上（据《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文章《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作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更遑论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遇害者了。至于那些被义和团冠以“X毛子”、“白莲教”等名目杀害的普通中国人，更是不计其数（据陈独秀《克林德碑》，仅在北京城内，就有“死者十数万人”。）
“反帝”阶段性成果：北京城“死者十数万人”
马克思曾分析过，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陈独秀则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这样叙述了义和团对北京市民的荼毒：“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就这样，北京城内教民大部死于义和团刀下，幸存者便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

“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7年，作者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反帝”措施一：划成分 杀同胞
义和团既然只“灭”掉了一个洋人，那为何还要对同胞痛下杀手呢？这是因为比起老毛子来，还是同为中国人的二毛子、三毛子……乃至十毛子更好“灭”。义和团当时用划成分的办法把斗争对象分为“十毛”：老毛子（即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二毛子是教民；三毛子以下分别以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标准区分，“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
逢“洋”必灭 不灭者“惟洋钱而已”
这划成分的办法一旦流传开来，义和团“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又如：“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某“有洋书两箱，亦被团众用刀斫。”（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更甚者，即使不沾“洋”字，划不得成分，只要得罪了义和团也下场可期，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八旗中各旗的副长官，秩正二品）庆恒就因义和团寻仇被灭门。庆恒既是二品高官，又是主导义和团入京的载勋、载漪两王之好友，好友虽遭灭门，两王也不敢深究，只得草草以“伪义和团”销案。

拳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为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郭则澐：《庚子诗鉴》，作者系清光绪年间进士，北洋政府代国务院秘书长。

“反帝”措施二：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
在一心“灭洋”的义和团面前，平民百姓固然人头落地，清朝高官也难逃无妄之灾。当慈禧御笔亲批“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此时义和团又发现了新的斗争对象——“一龙二虎十三羊”。当然，这一榜单中仍并无一个洋人。时人记述，拳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郭则澐《庚子诗鉴》）；“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为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郭则澐《庚子诗鉴》）；拳党又倡呼种种名目：“德宗谓之一龙，礼王、庆王谓之二虎，百官谓之羊……” （柴萼《庚子纪事》） 从义和团的口号中可以看到，“一龙”指清德宗光绪皇帝，“二虎”指主导洋务运动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但凡支持他们的维新派官员，都叫做“羊”，意即除了少数保守派官员，朝廷上下无不可杀。
光绪皇帝侥幸逃生
一如既往，义和团在杀中国人时毫不手软。1900年6月25日，便有义和团六十余人与数名满洲贵族直闯瀛台屠“龙”，虽被慈禧制止，但光绪这条“龙”也是生不如死，甚至被端郡王载漪的儿子面斥为“十毛大逆”中的第二等——“二毛子”（据《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至于“二虎”，李鸿章当时被慈禧下放广州，让义和团鞭长莫及。据文献记载，李氏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义和团在北京大闹时，他在广州幸灾乐祸：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见《李鸿章年（日）谱》）。另一“虎”奕劻虽然留京，但由于多年位高权重，加之此时装聋作哑，不好杀也。真正人头落地的，便轮到“十三羊”了。
部级高官命丧刀下
“十三羊”如前文所述，所指何人说者不一，但他们和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等等一样，前几名都是固定的。前五“羊”应该是力主剿拳议和的五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7月28日被杀，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8月11日被杀。除此之外，“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逼得“京朝官纷纷南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连两位力保义和团进京的朝廷大员——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也不能幸免，家中皆被义和团洗劫。徐桐被抢之时，义和团还把这位“老道”（徐之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跪地哀求方得幸免。就这样，“入团习拳”的团民们在北京杀尽抢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义和团已把半个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接班，而继续其烧杀掳掠之余孽。


诚如斯大林的名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据”。而在庚子年间，死在义和团刀下的洋人有人统计；在义和团刀下枉死的千千万万同胞，甚至连“统计数据”都没有。义和团们在“反帝”时杀戮同胞毫不手软，在面对货真价实的外国侵略者时，又作何表现呢？下一个专题会为你解答这一教科书之外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