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2016年番号封面:西方人眼中的义和团

　　
　　有关义和团的史料，我们从清朝的官方文档、朝野士大夫的私人记录，以及流传下来的义和团揭帖、歌谣中，可以见其概貌。而从西方人角度记录的义和团运动历史，我们显然掌握得很不够。由两位美国教授编纂、顾明先生翻译的《1900：西方人的叙述》一书，精选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官兵、外侨、传教士等写下的书信和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庚子事变中的细节，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被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一段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悲凉往事，便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
　　
　　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复杂的。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给中国人带来的丧权辱国的屈辱感受，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观念和信仰的冲突，清政府一度欲借民众力量排除外患，热衷于加入充满迷信色彩的民间社团的山东、直隶一带民众遭遇天灾人祸的生计上的打击，都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于义和团的评价也不可草率，以义和团排外而轻易地一口将其否定是片面的。我们不否认义和团运动存在种种不足，还带有浓重的迷信与愚昧色彩，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对我们的国家主权步步紧逼的历史关头，广大民众以义和团为旗号，自发地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其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大义，是值得我们永世铭记的。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本从当今西方人视角编就、又由当时站在中国人对立面的西方人记录下一个个历史片断的书，所透露的思想倾向，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因此，阅读西方人笔下的那段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有另一种眼光。
　　
　　我们赞赏此书的编纂者所下的史海钩沉功夫，经过广泛搜罗，认真疏理，精选精编，通过那一篇篇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反映出八国联军与义和团作战的过程和天津、北京被围的状态，为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之珍贵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编者的历史观与一百年前的西方人对义和团的基本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读者从此书中只是看到了所谓义和团“暴民”的“暴乱”，还有“义勇军”（八国联军）的“奋勇”征讨，至于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凌和领土完整的破坏所带给中国人的国恨家仇，就都忽略不计了，只把那场显示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运动，简化为“暴乱”与“讨伐”。书中的原始记录出自当时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亲历者之手，他们对义和团的敌视、对中国人的贬损，毫不奇怪。作为今天的编者，有着与当年那些亲历者一致的观点，也就不难判断这部书的基本立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从书前面的历史背景介绍中，看到的是所谓“无法无天”的中国民众“骚扰”教会、围困外国使领馆；在大事记中，起首看到的就是联军舰队集结大沽口外海面，人们从中了解不到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只看到编者所说的民众为乱和联军戡乱。而且，在大事记里，连英国女王去世、联军士兵举行追悼仪式这类事情都有记录，而联军进北京城后的大肆掠夺（包括对圆明园的再次践踏、对紫禁城的疯狂抢劫），都只字未提。再者，这场运动过后的结果是什么，编者也未在书前书后作个交代，于是战乱后的京津城内和周围数百里的村镇所遭受的惨重破坏，尤其是后来清朝被迫与八国联军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就都在编者很有局限性的视野里，被悄然隐蔽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就对此书嗤之以鼻了呢？不然。如前所述，编者潜心挖掘史料功不可没，他用数十位亲历者的叙述疏理成义和团在华北的震撼、西摩远征军的集结、大沽口之战、天津之围、北京之围、联军攻占北京几大部分，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包括清军）与八国联军作战的基本进程。虽然我们从当年的亲历者笔下看到了大量蔑视中国人的言辞，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细节。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其一斑。
　　
　　其一，从一些亲历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中国民众对侵略者的憎恨态度，以及义和团战士在作战中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当西摩统领的联军在天津火车站准备乘车前往北京时，站长拒绝发车，一群普通民众还向侵略者扔石头，甚至去破坏铁道；侵略军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遭到义和团的顽强阻击，一位德国军官这样记述：“战斗中义和团成员展示出非凡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虽然他们只装备了剑、梭标和刀，但他们在我们的死亡火力下依然不停地前进着。”还有一位年长的英国上校感叹，自己为英国女王的军队效力多年，攻城拔寨无数，却从未遭遇过像今天这样猛烈的火力打击！
　　
　　其二，记录了战争所导致的惨状及给中国平民带来的苦难。大沽炮台废墟里中国人的残肢断首、赭色血迹，被攻陷的天津城内街巷水沟中的尖脚女尸和民房残垣下掩埋着的破碎的儿童玩具，都无声地诉说着侵略者带来的那场浩劫所造成的苦难。当北京被攻占后，联军四处烧杀抢掠，如一篇文章中说俄国人：到处都去，什么都抢，见人就开枪，无数手无无寸铁的平民倒在他们的枪口下。还有，在一个村庄里，一个联军士兵拿着枪闯入一民房，看见一位紧紧搂着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浑身哆嗦，睁着恐惧且流泪的眼睛，那将要晕厥却又紧紧护着孩子、透出“你杀了我也不要杀我的孩子”的神情，让那士兵自己都心里发颤，他后来记述道：“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可怜而心酸的场面。”
　　
　　其三，战争的残酷性，也让侵略者一次次偿到了魂飞魄散的苦果。如攻打天津城，联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位随军记者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情景：冲进城门的人潮停止了，“一股血淋淋的伤残人流退了回来。几分钟前还是整整齐齐活灵活现的日本士兵，这会儿都成了扭曲的、肮脏的一堆。” 还有，在北京的对垒中，义和团狙击手准确的枪法，让一些在使馆墙壁小小的射击孔里往外窥视的联军士兵一命呜呼，一个美国兵在看到几个同伴都这样伤亡后感叹：“这些中国人枪法太准了，他们能不用望远镜就把六发子弹中的五发穿过一个三英英寸见方的枪眼。”遭到英勇的义和团的抗击，有关联军官兵被打得脑袋开花肢残体伤、成队的人在炮火中被炸得东倒西歪的记录，也是比比皆是。
　　
　　其四，记述了联军将疯狂的抢劫合法化的恶劣行径。他们在北京狂抢了数周，把抢来的东西堆在使馆大院中，再进行内部拍卖。由于大量珍贵物品都以荒唐可笑的价格进行拍卖，于是侵略者就以一种娱乐的方式瓜分了抢来的中国人民的财物。抢劫是怎样的疯狂呢？连外国使馆官员的太太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抢，别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两个官员太太直奔和平时期她们常去闲逛的商店，比着抢，看谁拿的东西多且值钱。一位记者记述：据说取得最佳抢劫成果的是英国公使的夫人，当记者看到她的部分“成果”时，她已有八十七个装满珍宝的大木箱了，却还在感叹着“还没开始打包呢”；获得抢劫第二名的据说是美国公使馆的一位官员。上行下效，直到数周后秩序略有恢复，一些联军士兵仍用枪指着平民让他们将自己的财物主动“赠予”出来。
　　
　　其五，反映了侵略者对中国人极尽污辱之能事。他们的不少记述对中国人进行了刻薄的语言贬损和嘲讽，尤其是他们还故意愚弄中国民众。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为便于管制，给中国人颁发类似良民证的卡片。一些逃亡在外的居民归来后，申领这样的卡片时，一些联军的办事人员故意在卡片上写着：“我是一名义和团成员，让我吃些苦头吧！”“请您快踢我一脚。”“请把我的辫子揪下来。”那些不懂外文的居民佩戴着这样的卡片上街，将遭受到怎样的污辱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从书中还可以看到列强之间、陆军与海军之间、有关机构与军队之间、新闻媒体与军队之间、士兵之间的种种矛盾；看到清朝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卑躬屈膝和一些清朝官员媚外的可憎嘴脸；还可以看到聂士诚率领的军队的英勇战斗……这些都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和认知。
　　
　　当然，此书毕竟是西方人留下的记录，他们会把列强到中国来的目的说成是为了与清政府合作、履行义务、维持秩序，会把交战中中国人向租界、向使馆的开炮斥为“浩劫”和“暴行”，会把义和团的民众贬为愚蠢的怪物，会对成千成万中国民众在战争中的死难不屑一顾，会对联军中作战勇猛的人大加赞赏并誉为“英雄主义”，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对于那段历史作出更加客观的判断。

 

（附记：本文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1900：西方人的叙述》一书的出版说明，并于2010年5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