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离去在感悟

                                     发表于 2009-07-12

季羡林老先生走了，以98岁的高龄。虽然早些时，为一些藏品曾与北大某些人闹得有些不愉快，但这段小插曲不会对他其实无足道哉。比起抗战时的生死存亡，文革中的种种磨难，季羡林老人并不在乎那点小事。

在钱钟书去逝之后，季羡林才真正被中国文化“俗界”重点关注。但在中国文化“雅界”，他的地位早有公论。只不过他晚年的散文及《牛棚杂记》在中国文化“俗界”倍受推崇，所以他那大师光环才格外闪耀。大师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灵魂。尽管季羡林生前一再“辞”大师头衔，但综观中国思想文化界，确实难以觅得相当的人取他而代之。

真大师在中国特别稀缺

中国在唐宋之前，并不缺少大师。其中尤以春秋战国时代最为惊人。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等等，大师群体共同塑造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同时代，世界上只有古希腊可与中国一比，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杰出大师。元明清之后，尤其清之后，中国大师基本就很难产生了。这是由于专制社会文化思想禁锢造成的。晚清到新文化运动中，伴随中国社会变革，中国出现了章太炎、严复、胡适、金岳霖、王国维、傅斯年、梁漱溟等一批大师。可随之而来的血雨腥风，中国的大师离我们远去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俗界”因为《围城》小说才发现了钱钟书，然后又因季羡林的散文发现了季大师。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是沈从文。他的名字被中国文化界刻意隐藏了几十年。但真大师的光环是无法遮蔽的。在沈从文晚年及去逝后，他的声誉日隆。他不仅写出了中国最好的现代小说，而且在历史、考古方面留下令人惊讶的文化遗产：如《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对照国外，从明清到当代，思想文化大师可谓层出不穷。笛卡儿、康德、罗素、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尼采、哥德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波普尔、佛洛伊德、凯南、海耶克、米特兰尼及狄更生、卢梭、罗曼·罗兰、哥德、马克·吐温、海明威、米兰·昆德拉等等，每一个名字都金光四射。他们不仅是本民族和本国的精神灵魂，而且还跃升为世界的全人类的精神灵魂。这些人从本土大师提升为世界大师，在整体上又比中国顶尖的思想文化大师略胜一筹。从严复、胡适、傅斯年到沈从文、钱钟书、季羡林，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更是少之又少。在北京思想文化领域，无论是“俗界”还是“雅界”都有一恶俗，即张口闭口引用“洋人”语录。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整体上中国顶尖大师整体上不及世界大师的必然结果。

思想文化上的状况，最终会折射到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现实的层面。中国开明政治实现的艰难，经济上乱象，科技领域的浮躁，教育界的杀鸡取卵，文化方面的肤浅，与思想文化大师的产生互为因果。中国至今未有本土人士因在国内的贡献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文学奖，当真可以说人家评选不公平，漠视中国的存在吗？为何中国人跑去美国能得诺贝尔大奖，而留在中国国内就没有一个人？中国文学也有这样的现象。一些跑去国外的华人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然后他们的作品传回国内大受推崇。尽管这些人尚未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已在国际文学奖中受到关注。国外很多文学名著翻译为中文，一般都能成为畅销书。相反，中国作家，很少有作品译成他国文字后变得畅销，赢得世界声誉。只有一个特例是高行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某些原因，却让一些人有些尴尬。

中国思想文化界有另一个人物也很特殊，他是金庸。金庸其实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兼作家。他主办《明报》时，以他的深邃历史视觉判断中国的发展大势，并为中国献计献策，留下一批精彩的时政评论。受意识形态所限，过去我们视《明报》为所谓“反动媒体”，内地国人对金庸这方面的了解很少。金庸最让人熟知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倚天屠龙剑》、《鹿顶记》等被影视界反复改编，令金庸的小说影响力持续不断。但在中国思想文化“雅界”，一些人坚持武侠小说是低俗而不入流的。但金庸武侠小说实际与大仲马《基度山伯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仲马能被誉为大师，金庸却不能够，似乎中国人对自己有些过于苛刻了些。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伟大之处在于其中包含他的历史视角。不仅小说的历史背景与真正的历史有相当高的吻合度，而且其中对人性、社会的思考，对社会有一定的教化意义。

中国思想文化界还有一个几乎被今天这个遗忘了的大师，他的名字叫顾准。顾准早在1974年逝世，生前在“反右”和文革中饱受磨难，但从未放弃思考与探求。在文革艰难的处境下，他写下了《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等，还有思考深刻的《顾准日记》。他被誉为中国的“思想独行侠”，“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有一次对他的批判大会上，他敢高喊：“我就是不服！”因此，不管又多艰难，他都坚持思考，敢于思考。这样的风骨在文革时代，是很少见的。“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这是顾准在文革时代留下的警语。

中国又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尽管大师特别稀缺，但我们对已有的大师认识、理解和继承都特别有限或漫不经心。且不说顾准被淡忘了，钱钟书离去没多少年，我们不也正在对他忘却吗？季羡林老先生现在走了，再过若干年，是不是也要遭致“待遇”呢？

时代也许能造就新的中国大师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拜改革开放大势所赐，一度特别活跃。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精神洗礼，想来可以从容地看待一些风云人物了。王蒙、白桦、刘心武、李泽厚、刘再复、严家其、甘阳等人，不管后来的政治见解如何，但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新启蒙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如果能在探求与思考中有新的发现，或许新一代的中国大师就有他们的名字。其实政治见解只是一时的纷争，真正长远的是超越当下时空的真知灼见。

接近于大师的中国人倒是不少，以“准大师”命名贴切不过。经过时间的梳理，我们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原来一些被无限拔高树为大师的人物，只不过处于“准大师”级别。虽然称他们为大师也未为不可，但比起真正的大师来，他们不免要在某些方面少了些许东西。鲁迅、茅盾、巴金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就鲁迅而言，他的一些思想文化成就确实很了不起，但他的褊狭彻底伤害了他。鲁迅在国内一度被神化，但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多大知名度。他的文本不足够，思想深度也不足够。鲁迅的文章历史受教材重视，是必选的，但学生一致的感受读他的文章太辛苦。如果真文学大师，这种现象几乎没有。文学大师或许会有些难懂的文字，但必然有不少能浅近进入普通民众心灵的东西。鲁迅留下的文章不少，但适合收入教科书的却很少。鲁迅的思想基本是诅咒性质的，他读中国史书，只看到“吃人”二字。这样的牢骚，其实过于粗浅。真正的大师不仅有批判，更有建树。推倒一座大厦很容易，但建造却不容易。大师与准大师的重要区别，或许就体现在此。

与鲁迅“刻薄”个性相近的一个人是李敖。李敖没有鲁迅那样的运气，被一个政客所利用在，而神化。但经过媒体的反复炒作，李敖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也被称为大师了。但鲁迅的弱点也是李敖的缺点，令这位李大师难以达到一种上人的境界。李敖十分仇视蒋介石。凭心而论，老蒋对文人还是比较宽容的。如果李敖在文革期间在大陆，恐怕是另外一番结果，绝不只坐几年牢那么简单。李敖以个人的私仇代替民族和国家的公仇，必然在一些问题发生错判。李敖很看不起的是另一个特殊人物柏杨。柏杨已在早些年仙逝了。与李敖比较，柏杨更有大师风范。但柏杨也差了那么一点。至于差在什么地方，笔者也说不清楚。这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李登辉、陈水扁搞得台湾心气浮躁之后，台湾学界也受到无形的影响。其实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心在20世纪60～70年代，恰恰由于大陆的乱局而漂移到台湾。台湾产生了龙应台、洛夫、余光中、林海音等。台湾著名思想家殷海光曾是李敖的老师，故深得“刻薄”李敖的高度评价。台湾的很多重要文化名士如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孟绝子、司马文武等人，早年均以殷海光为师。殷海光是继胡适等人之后，对台湾思想文化推动最大的人物。殷海光与蒋介石父子之间有很大矛盾，“反蒋”在他的精神世界占很大部分。殷海光因公开批蒋受到一些政治迫害，当时国民党的做法就是组织文人写文章反击他，并将他软禁了一些岁月。这令他心情很坏，最后郁郁而终。但他的言论自由并未被剥夺。其他除了胡适、殷海光等之外，对台湾思想文化影响很大的张我军、雷震等名士。台湾仅两三千万人，却产生了那么多思想文化名士。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思想文化上，其实是大陆从台湾净“输入”而没有多少“输出”。不因为别的，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方才发现，自己不仅经济落后了，而且思想文化上也实在拿不出多少东西可供“出口”。文革期间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但那没有任何意义。应当说最近这些年，大陆这边才真正体会到思想文化积淀出来的力量。

大陆思想文化的发展，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国际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发展机会。虽然一些新一代的准大师不一定直接受惠于互联网，但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之后，一些人又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获得社会大环境的激励，才思泉涌。

吴思或许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他的学术史考察，他更属于20世纪80年代。不过，他发现“潜规则”并将其公之于众，却离那个时代有了一些距离。应当说，吴思差不多就是大师了。与吴思相象的还有袁伟时、朱大可、贺卫方、朱学勤、刘亚洲、秦晖、崔卫平、陈丹青等、鄢烈山（有些人一时想不起名字）。香港大才子梁文道与他们其实也具有相同的相似性。他们既是80年代，又已经离开80年代，走进了21世纪。不管他们政治倾向如何，但大师的智慧已经在他们向上显现出来。

具有大师智慧的人现在我敢说比原来想象的要多。通过互联网、博客、平面媒体，我就见到一些特别有味道的民间学者，如吴祚来、杨恒均、李剑芒、刘军宁、吴稼祥、陶短房、一清、五岳散人、郎遥远、笑蜀、刘长锋、于洲、卫金桂、陈庆之、叶匡政、梁丁、乔志峰、刘晓原、陆燕青等（不敢再写的，我本人欣赏的名单还有三十多个）。我相信自己心仪的人中，必有人最终成为大师。我的名单中纯文学界的人不多，不是没想起来，而是因为中国文学界比起思想界，实在差了很多。这和体制可能有关。一些人虽然有才华但若与体制妥协或被体制束缚，最后还是被荒废掉了。作家如果不能在思想上有所建树，与时代共呼吸，那么，作家要成长为大师就一定是很难的。

对中国，我依然有信心。

伪大师对大师文化的消解

中国需要大师，但总有伪大师来毁坏中国的大师文化。中国最近几十年中，郭沫若是我要首先批判的一个伪大师。

郭沫若有一定的才华，但一生的投机取巧，不仅辱没了真大师，也辱没了整个思想文化界。我并不是很在乎郭沫若曾经写过一些马屁得肉麻的诗文。“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特殊时代写这样的“诗”，可以谅解。如果面对迫害与死亡暂时说些软话，不必苛求。不一定慷慨激昂就义就一定是伟大的。但是，如果一个文人为了私利攀附权贵，并打击迫害同道，那就近乎无耻了。中国很多文人曾被郭沫若排挤、打压。而郭沫若一生留下的文字，也以垃圾居多。他的所为甲骨文研究，有学者指出，主观臆造的成分很多。甲骨文我不清楚，但对诗艺有所了解，有一定的发言权。郭沫若曾经被推崇的《女神》，没有什么艺术价值。这样的人一度被称作大师，只能说大师这顶帽子太便宜了。

另一个伪大师不需要我批判，他本人已经几番自己跳出来否定了自己，这就是余秋雨先生。余秋雨的窜红，是现代流行文化炒作的结果。原本没有啥东西，但经过一番包装、炒作，便大大有名了。可如果将自己打扮成所为大师，就有些可笑了。一个人就凭一些肤浅的散文文字和被邀请为一些文化活动的评委就是文化大师了？若如此，则又是大师帽子太便宜的另一番景象。在余秋雨之前，还曾有一个著名的文化偶像，那便是汪国真。汪国真现在鲜有人提及了，但汪国真被炒红，一度变成所谓中国最了不得的诗人，些事至今仍被炒作界津津乐道。可叹汪国真的诗实在太差，不仅比舒婷、北岛、海子差远了，而且连诗歌门槛都可以说没有进去。这样的所谓诗人居然被包装成功，实在令人惊叹炒作的力量。但虚幻的东西永远难找到支撑点。肥皂泡破了，就一定也什么都不是。余秋雨被包装成著名作家，对他已经过誉了。忽然间又成“大师”，一时间真是令人错愕。可这余大师虽然拥有的肥皂泡不少，但总归要一个个破的。什么“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故居”等，经不得《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诈捐门”等事件的社会质疑。在文革中，他曾是当时红得发紫现在臭不可闻的“石一歌”写作组成员。此事坦率承认，不失为一条汉子。然而，他来个死不认账，坚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文革时期的御用文人，还刻意把自己描绘成一位文革受害者。然而，有人很快查出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一些恶心文章，如刊登在1973年第三期、1974年第一期和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上，著名余秋雨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胡适传——五四前后——》《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等。余秋雨的名字和罗思鼎（“石一歌”成员）等一起用粗黑体排在杂志上。季羡林老先生则完全不一样，他曾经不恰当地崇拜个某个人，不恰当地歌颂过一些不该歌颂的东西。前些年出一部他的人生全景书，则把曾经的糗事一并收录。其目的在于让世人看到完整的他。大师是敢正视自己一切的人，小人则总是企图掩饰自己的一切过失。

在国学领域，伪大师之争中还有一些人物，如文怀沙、于丹等人。这些人凭一些机缘出名了，但仅仅是出名而已，要称大师还远远不够。在文怀沙年龄造假一事上，我不同意李辉那种并不严谨的揭露方式，有意为文怀沙说话，看重的是他的机智和可爱的一面。真按大师标准来衡量，如果文怀沙自己以为他是一位大师，那我也要对他批评和质疑。但文怀沙说他不是什么大师，“我当然不是'国学大师’，这还用他们问。国学是什么？我不是'哲人’，我是没辙的人。”自称自己是没辙的人，令人不由得不觉得这位文化老人实在有些可爱。他究竟是多大年龄，年轻时有没奸淫作科，反而不值得计较了。于丹在电视上做讲座，讲了一阵子论语，这当然不能以此来作为晋升大师的资本。于丹对传扬中国古代文化，用浅显的话语解释《论语》、《老子》等古籍，是很有益的。但她的学识比起易中天来要差一些，有些地方讲不到位，这没有什么。反正央视节目，我们不能对之要求太高。易中天远没到大师水准，于丹更不能够。但如果于丹等人也像余秋雨一样变着戏法充当什么大师，那就同样无聊了。

让伪大师获得太多的话语权，这是中国媒体低俗化的表现。真大师在潜水，伪大师蹦蹦跳跳，社会耳闻的尽是些浮躁的声音。这对中国的教化和民众智思的提升没有益处。

★★★

我不希望季羡林走了，中国从此再没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灵魂。真大师有时会跳出世俗之外，一门心思做学问，搞研究。他们至少是不刻意求名求利的。或许他就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或许真要过好些年，才有一位大师脱颖而出，让社会认识到他存在的价值。但我更希望的是中国同时有几位乃至十几位思想文化大师共同出现在这个时代。在中国最需要重建国家灵魂的时候，有了一批大师的带动，国家就很有希望了。再进一步，就是盼望有中国的世界级大师出现。只有出现了世界级的大师，中国未来的富强才有最好的内在之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