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
战役指挥权是部队军事主官行使军事指挥的主要标志，一般为部队正职自然拥有。我军四大野战军拥有战役指挥权的人分别是：
（1）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2）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野战军司令员；
（3）第三野战军：粟裕，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
（4）第四野战军：林彪，野战军司令员、前委书记。
粟裕作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行使司令员的战役指挥权，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同寻常的组织决定：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战役指挥权。这不仅在当时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中绝无仅有，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一时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均只有协助司令员战役指挥的权力，而无独立的全军战役指挥权。
那么，粟裕是如何被赋予华东野战军（三野）战役指挥权的呢？这要从解放战争初期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汇合及组成新的华东野战军前，华东战区陈粟之间长时间有关战略见解和战役指挥体制争论，以及实践检验正确与否的结果说起。
（一）陈粟第一次争论：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
陈毅、粟裕合作的真正开始是抗战中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分任正副司令时期。其时，陈毅拥有战役指挥权，对战役胜负负全责，但陈毅能放手让粟裕主管作战，于1940年取得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两年后去延安，而粟裕为1师师长，两人不在一个级别，所以无战役指挥体制上的分歧。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从延安到山东，于1946年1月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 11月，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此时，陈粟分属两支野战军，各自对自己领导的野战军行使战役指挥权。
1946年7 月国民党军以58个整编旅近50万的兵力对华东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打破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的作战计划，征询各战略区领导人意见。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和《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提出，由晋冀鲁豫、山东、华东3支野战军进行的南线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太行(晋冀鲁豫)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占领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线以及豫东、淮北各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占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各个要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指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第三、第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第二阶段，“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中共中央强调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页，第292页。)
电报没有直接发给粟裕所在华中局和华中军区，以及华中野战军的领导人。但为了确保这一作战计划的实施，毛泽东在1946年6 月26日中原突围作战开始的当天，即已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将上述作战计划电告华中局和华中军区领导人，同时也告知了陈毅。电报说：“（一）八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二）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三）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四）用全力策动孙良诚起义。（五）午灰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七）为应付连续作战，你们应准备动员并适当使用自己的各项后备力量，一切作长期打算。”电报还限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于7 月10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待命到淮南作战。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作战计划， 6 月27日，他以华东局的名义，命令华中野战军除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外，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队及第5 旅、第10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西移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时，正在苏中前线。他认真分析研究战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与中央相反的意见，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应留在苏中根据地内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向外线出击。
6 月27日，粟裕经过慎重考虑致电毛泽东及陈毅，提出他对华东战争局势的思考和对策。电报称：“山野、军委、华中军区：（一）中央二十六日电及华东局二十七日电敬悉。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惟在三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1.将五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十八团并路西部队共约八个团，如必要时可能从九纵抽调三个团至淮南参战，共十一个团。山东既有生力军至七分区，则九纵愈可以南下，苏中主力则以扬（州）。泰（州）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2.如第一方案不成，则谢（十）纵队必须留苏中，协同七纵方能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俟苏中顽军西调后，再适时抽调谢纵西去三分区参战。但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明。因一、六师和七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军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二）如立即执行第一方案，在七月十日以前无法完成新的进攻准备，最快需迟至七月二十日到新区集中完毕。（三）我明晨召集各师、纵首长传达中央方针，明午后由海安出发回淮安面商。上述意见，请军部即派专人送新安镇转呈军长（陈毅）。”(《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44—245页。)
因自己是冒着“抗命”中央的危险，粟裕发出此电后，感到事关重大，所以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量，争取他们的支持。粟裕向他们陈述了他所以提出建议的三点基本考虑。邓子恢等人在华中军事上，是一贯全力支持粟裕的，此时也一样赞同粟裕的主张。6 月29日，粟裕和其他领导人联名又给中央及陈毅发了一份电报。称：“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人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的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于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因此，粟等再建议：“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两解放区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一、第六师再加人蚌埠、浦口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78—79页。)
就在粟裕等人提出建议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和邓子恢、张鼎丞，继续就南线出击作战问题进行部署，并要求华东和晋冀鲁豫两大区的主力开始调动部队，准备作战，支援中原突围的李先念部。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接到来自华中前线粟裕司令部的第二份建议电报，而对粟裕第一份建议电报（6 月27日）等于作了否定的回答。但到6 月30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慎重研究了粟裕的第二个电报后，致电华中野战军：同意“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这表明经毛泽东深思熟虑，已经意识到粟裕建议的合理性。这正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伟大之处，也是他能领导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
30日，毛泽东专电陈毅，表示自己对粟裕的支持：“华中29日酉（时）电力主留在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战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而在此之前，陈毅已经拒绝粟裕修改先期作战计划的建议，并于30日以十分坚定的口气致电华中局领导人：“我们认为7 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7 月15日到7 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四旅不能调淮南。” 字里行间，表现与粟裕的作战思路完全不同。
为了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6 月30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决定推迟外线出击的时间，指出：“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 显然，中央已经倾向于粟裕的建议。
此时，国民党军进攻南线各解放区的情报纷纷传来。中央判断：“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7月4日，军委毅然决定先在内线作战，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0页。)至此，毛泽东采纳了粟裕正确的意见，改变了外线出击的战略决策，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央的决定，粟裕加紧准备进行苏中战役。
对中央决策的更改，陈毅马上表示支持，他致电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并告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电报说：“据华中消息，桂系国民党军将以两个师进攻我淮北地区，估计进攻灵壁的可能性大。我们对其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暴露我军企图。建议华中军区令第九纵队利用青纱帐设伏，能歼击桂系国民党军一部就好。”鲁南大军“此时不宜南下”，即指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暂不进行外线出击。
这次改变作战方案，毛泽东是了解陈毅与粟裕间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为了不使别人干扰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苏中战役，毛泽东于7 月13日致电南线的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重申先在内线作战的意义。电报指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指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按：指山东野战军)豫北(按：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0页。)
“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这是军委、毛泽东赋予粟裕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任务，说明苏中战役带有战略侦察和战略试战性质。
粟裕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了的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360页。)
7月13日，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第一次作战。
但陈毅又仍然坚持南下进行外线作战。7 月14日，他致电军委和毛泽东，说：“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是敌分区蚕食的诡计。苏皖现有力量难于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同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我们意见，应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南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又说，“如敌大举进攻苏皖，我军亦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作战，实大不利。故我们意见，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接原定南进计划行动。”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此时的毛泽东十分冷静，权衡两种意见，支持粟裕在苏中作战，以利先摸清敌人虚实——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进行战略侦察。7月15日，毛泽东连发两份电报。一份答复陈毅7月14日的电报，清楚地表明不同意陈毅的主张，说“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另一份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表示支持华中野战军较长时间在内线作战。电报说：“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
7月15日，苏中战役第一仗宣泰作战胜利结束。7月20日，苏中战役第二仗如南作战胜利结束。
苏中战役第一阶段战斗胜利后，粟裕与陈毅就作战方向继续进行磋商；苏中作战第二仗胜利后，国民党军继续向苏中地区增调兵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国民党军突人，华中形势日趋紧张。粟裕总结前一段实践经验，分析敌我双方当前态势，深感若打更大、更漂亮的歼灭战，手中兵力远远不够。他认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也就是苏中集中更大的兵力。因此，粟裕很希望原属华中野战军建制，但已奉陈毅命令留在淮南的主力五旅返回苏中作战。7 月25日他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中央：“当面尚有顽十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三万五千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吁胎，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就在同一天，陈毅为执行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已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路，从鲁南到达淮北。他接到粟裕的建议后，感到问题很大，粟裕不但不按要求率华野主力到淮南，反而要求已在淮南的部队去苏中！他于7月27日复电，提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7月28日，再次强调，“五旅不宜东调，因津浦线是主战线已苦兵力不足”。
此时陈毅仍然坚持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提出的集中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作战的计划，而不同意粟裕主张的继续在苏中内线作战。粟裕则在接到陈毅让他西调的电报后，为华东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认为有必要向中共中央、陈毅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再次提出五旅东调、集中兵力歼敌的建议，同时对陈毅“只有全面大打才能制服蒋分区蚕食的狡计”的论断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45—246页。)
粟裕认为 “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的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说明此时粟裕对遵循中央命令“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之外，华中野战军的战役指挥较多受制于陈毅是有想法的。
陈毅接到粟裕的电报后，显得很激动，没有过多思考自己实际已经违背中央的命令，于当天下午报告毛泽东，对粟裕等进行了指责，电报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离开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裕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敌此次进攻特点，是仗恃其数量优势，如某一路被歼灭即迅速补上，维持其前进态势。我各路迎战，必不能击中其要害，必须在主要方面进行连续的彻底的消灭，创造新解放区，并策动起义，才能击中要害，破其态势，达到保卫老解放区之目的。”“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北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可见，陈毅坚持让粟裕西进，因为他认为战略重点应在淮南。并“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的文字隐隐表示对粟裕不服从战役指挥的焦虑。
粟裕要东调，陈毅要西移，这使毛泽东也难以表明态度。处在战争初期，在没有摸清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就进行无依托的外线作战，这是不符合弱旅战胜强敌规律的。所以，毛泽东在回复陈毅的电报中称：“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7页。)但在次日（8 月2 日）给粟裕的电报中则称：“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击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毛泽东态度显然受到了陈毅的影响，他既不反对粟裕在苏中继续歼敌，但也不放弃出击淮南的计划。
粟裕也不愿在自己的立场上退步，眼看受制兵力有限，不能乘胜更多歼灭敌军，而主力五旅却在淮南无所作为，心中十分焦虑。他于 8 月5 日致电陈毅并中央，第三次建议五旅到苏中参战，集中兵力在苏中大量歼敌。粟裕在电报中提出：“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五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九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以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斗胆直陈，尚祈明示。”(《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64—165页。) 在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向上级提建议，同样的内容，只允许提出3次。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因此，粟裕采取十分郑重的态度，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
因为粟裕不断打胜仗，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符合战争实际，态度十分坚定。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虽知道粟裕建议的合理性，但还是尊重华东战略区领导人陈毅的意见。8 月6 日，他致电陈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西调，如西面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10—111页。)毛泽东明显带有劝慰的色彩。
鉴于有战机而乏兵力，8 月7 日粟裕不顾过去“事不过三”的规矩，第四次向陈毅和中央提出调“五旅”的要求。毛泽东于当天回复粟裕，提出两个作战方案让粟选择：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的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毅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八月五日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8页。)就在毛泽东发出电报后，粟裕又从前线来电，称：“五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
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毛泽东十分高兴，也不追究陈毅未同意，五旅何以东调的缘故了，并且告戒陈毅一切以消灭敌人为重，尽可能满足粟裕要部队的要求，他于8 月8 日复电粟裕并转陈毅：“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这个指示表明，军委已经确认苏中为主要作战方向，并接受了粟裕的建议。
陈毅也只好于8月8日复电，“同意以一、六师、七纵及五旅集中东(台)海(安)间待机歼敌”(《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73页。)。然而，陈毅仍然坚持集中南线三大主力外线出击计划。同日，陈毅又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并粟裕发电，指出：“粟（裕）部在苏中已打两个胜仗，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今后应迅速西调为好，苏中再打一胜仗不一定能改变局面。我三大主力在陇海。津浦获得胜利，徐州顽军可起义，可开辟新解放区，大量调动敌人，苏中局面方可保无虑。现山东、太行均须全力向南向西会师，集中主力留滞苏中与敌人分路纠缠，必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过了4 天，即8 月12日，李堡作战胜利。当时把宣泰、如南两次作战称为第一战役，把海安、李堡两次作战称为第二战役。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第二次大胜利”。同日，毛泽东为支持粟裕复电陈毅，给予耐心剖析，认为即便按陈毅的思路，华野主力到淮南，面对各种复杂情况，也未必能达到陈毅所说的“津浦获得胜利，徐州顽军可起义”的理想化结果。他说“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人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人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2页。)
8月13日，中央军委一天连发两电：一电给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宋时轮，指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60页。)一电给粟裕，再次询问：“你部以西移淮南作战为有利，还是以在苏中利用群众地形等有利条件再打一仗然后西移为有利?”(《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00页。)
8月14日，粟裕和谭震林联名回电，认为在苏中作战有多种有利条件，较去淮南作战更为有利。8月15日，毛泽东很赞同粟裕的见解，复电指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0页。)8月20日，毛泽东进一步以电报指示：“粟谭主力留在苏中作战暂时不要西移。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
8月31日，苏中战役结束，从7月13日到8月31日，华中野战军以3万多人对付国民党军12万余人，七战七捷，首创一个战役歼敌5.3万余人的记录，歼敌总数为华中野战军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神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延安总部发言人8月29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粟裕将军所部在广大民兵配合之下保卫苏中，自7月13日至8月27日七战七捷”，“这一事件对于今后的战局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中原大军之突围胜利，及苏中保卫战胜利，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9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定陶战役胜利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中央军委指出：我粟谭军从午元(7月13日)至未感(8月27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注：当时中央军委尚未接到第七次作战报告)，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敢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输，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38页。)
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连战皆捷，以雄辩的事实说明粟裕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相当高明的，充分展示了一代名将粟裕的高超指挥艺术。
与此同时，第一次独立负责大型战役指挥的陈毅在淮北战果不佳，特别是泅县战役中不顾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多数人反对，拒绝华中分局邓子恢、张鼎丞电报中“应打蒋系不打桂系来电”的建议，以及没有听从8 月3 、4日毛泽东连续来电中的劝告：“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决心要在泗县打第7 军，并致电军委并刘邓及华中野战军领导人：“我决心消灭桂系在泅县之两个团，并调动其增援部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已定午夜攻泅县不再变。”战役结果损失惨重，主力8 师向陈毅报告：“攻人城中的部队有被全歼的危险，而城外部队又无法攻进去”。
此战最终使山东野战军头等主力8师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士气严重受挫的代价。鉴于山东野战军将士们情绪很大，10月4 日，陈毅给第8 师领导写信，承担战斗失利自己决策的责任，信中说：“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干部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鉴于陈毅与粟裕争论后，两人截然不同的战果以及华东战区形势不利的形势，9 月初，中央拟派徐向前来山东指挥军事，表明中央对陈毅的战役指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疑虑，准备以当年的红军名将徐向前来加强山东军事指挥力量。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陈毅当然明白中央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故在第二天起连电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军事。但等了20多天，徐向前因病没有来。(《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第46页。)
此时，蒋介石限令薛岳15天之内攻下苏北各重镇，将华中新四军赶出华中。蒋介石派出了最强部队——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打头阵。9 月10日，国民党军整编第28、第74师向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发动猛烈地攻击。负责此次淮阴保卫战战役指挥的陈毅立即调华中野战军第5 旅、第13旅北上，连同第9 纵队，统由谭震林指挥，在淮阴以西的运河南岸阻击；令粟裕率在苏中大胜的华中野战军主力放弃围攻海安，星夜兼程北上，会同山东野战军在淮阴附近相机歼敌。然而，陈毅的部署尚未就绪，桂系第7 军已东渡运河占领泅阳，逼近淮阴。整编第74师沿运河南岸猛扑淮阴。19日拂晓，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以1 个营的兵力轻装从华中野战军第5 旅、第9 纵队间撕开缺口，突入淮阴城内。解放军守城部队于当日被迫撤出淮阴，淮阴失守。22日淮安失守。
战争现实和结局终于说服了陈毅，他同意了粟裕先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8 月13日，他致电粟谭：“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整，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01页。)
至此，陈粟间的第一次重大争论结束。两人之间关于东调、西移的争论实则是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的争论，他们间的争论以及他们在此期间各自指挥作战的实践，一定程度反映了两人大兵团运动战作战的战略思想、战役指挥能力和军事艺术。1940年黄桥战役以前，两人都没有独立指挥大兵团运动战作战的经验。红军时期，陈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属地方军区，以扩红为主责；粟裕虽为红四军参谋长、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属正规红军主力部队，但无战役指挥权。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两人都率小股红军游击队打游击，体现不出真正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只不过粟裕的实践显示出更高的游击战艺术。黄桥战役是两人第一次指挥大兵团运动战，但陈毅更多的能力体现在“拉拢二李，孤立韩德勤”的统战方面，粟裕则制定了周密、独到的作战方案，并通过实战运用体现其高超的军事艺术。
此后两年，陈毅虽代理新四军军长，但因执行中央抗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无大兵团作战指挥经历，尔后与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产生矛盾，去了延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到山东。粟裕则于1945年2—6月抗战结束前5个月中，发起3次天目山反顽战役，取得了大兵团运动战的辉煌战果，粟裕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在我军率先实现了从过去分散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转变，为以后遂行的解放战争的战略、战役任务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将士们对粟裕的打运动战、歼灭战的一套战略战术有了深刻的体会。天目山战役胜利是给正在召开的中共“七大”极好的献礼。毛泽东高兴地称赞：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在此解放战争初期，陈毅是第一次率5万余山东野战军部队独立进行大兵团运动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粟裕则是第三次进行大兵团运动战战役指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十分老练。中央规定粟裕的华中野战军“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但因为陈毅自行发展到战役指挥，安排华中野战军的具体战役行动，而粟裕为革命事业利益出发对军事行动有不肯随意附和的独到见解，因此，两人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二）陈粟第二次争论：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
华中野战军撤出两淮以后，华中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两线国民党军队对华中形成半包围态势。主战场将由解放区前部转人纵深地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海地区会师，有必要也有可能从战略上配合作战转变为战役上协同作战。
面对这种形势，当时战略决策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迅速改变战局，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9月20日，粟裕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提出了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以改变战局的建议。电报说：“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攻占睢宁、灵璧、泗县，并扫除陇海东端之曹八集、大许家等处敌人，以恢复淮北路东地区，第二步攻占津浦路，配合刘邓包围徐州。这样李延年部必然东调，我可在其运动中求得逐步歼灭他之有生力量。”(《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2页。)
鉴于两支野战军分属两地时，争论颇多，华中野战军有“不太服从”的倾向，陈毅对此无异议，而且主张两个野战军的指挥部合成一个，以便统一行动。他于9月21日发电报给中央并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同意华中分局哿(20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从当前形势看，粟裕提出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的主张是合理的，因此，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十分高兴，对朱德说：“粟裕这个同志主意多嘛，你看他又给我们出点子了。”他于9月22日和23日发出两份电报，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同时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9103年12月，第1版，第136页。)
此时，中央还没有考虑给予粟裕战役指挥权，也就是两军会合后陈毅作为司令员行使当然的战役指挥权。
毛泽东很关心两支野战军会合后的首战，对今后的战局和野战军的士气必定会有重大影响。他于9月26日发电报给粟裕、谭震林：“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你们对于当前战役意见如何?两军何时可在何地会合?你们两人是否应当早日去陈处共同计划一切?”
这时，两军已在涟水南北地区会合。两军会合以后第一仗怎样打，才有取胜把握和有利于转变战局?陈毅、粟裕之间又有了分歧。陈毅提出一个集中21个团歼击由宿迁东进之桂系第七军的方案。桂系部队既狡猾难打，而且即便打赢，也无歼灭蒋系部队的影响，显然不合适，粟裕反复考虑当前敌我态势，不同意此意见，建议应当打蒋系整编第七十四师。
9月27日，粟裕将与陈毅会商的不同结果报告毛泽东，并解释自己的方案：“我们意见，两军会合，初战必须全胜。华野全部经两淮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暂不宜与桂顽进行恶战。山野部队亦应以先打较弱之敌以提高士气为宜。如我主力与桂顽决战于沭(阳)涟(水)中间地区，则沭涟两城有被七十四军(按：即整编第七十四师)及六十九师攻占可能。因此，我们曾建议以山野一部守沭阳，使一部钳制桂顽，而集全力解决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七十四师(可能有二十八军之一部配合)，而后再依战况发展集全力歼灭六十九师或桂顽。如获全胜，也可乘胜收复两淮”。
毛泽东以高明统帅的真知灼见敏锐地判断出粟裕的见解是正确的，因此十分支持粟裕，于9月28日电示陈毅：“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0页。)
9月30日，粟裕致电毛泽东和华东局，进一步分析华东战区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势：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下的12个军(整编师)29个旅，其中12个旅集中于淮海地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合并后总兵力将达到10万人以上。他认为，我军必须在1946年冬到1947年春歼敌20个旅20万人，才能根本改变华东战局。只要在指挥上不犯错误，是可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淮海地区的作战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东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如果我在淮北把敌人打下去，逼蒋无法分向其他方向增援，这对山东、热河、东北、山西都是一个直接的援助”。。(《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3页—284页。)
粟裕在这里特别强调“只要在指挥上不犯错误，是可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很委婉地批评了陈毅的作战方案和对今后野战军司令部决策的担忧。
而毛泽东和粟裕的电报同时发出，不谋而合，对华东战局、主要打击对象和作战任务的分析判断几乎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毅与粟裕等一起商定了作战部署以及山野、华野合并后的指挥体制。10月1日，陈毅将结果上报毛泽东，提出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准备歼灭渡运河东进之敌，或西渡运河收复淮北。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称赞粟裕所在的华中分局：“两次到分局会议，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并主动表示：“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这是陈毅在与粟裕长时间的争论中，因为毛泽东完全支持粟裕以及粟裕辉煌的战果，首次主动提出今后华东野战军“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毛泽东对陈毅的转变和态度十分欣慰。10月3日电复陈毅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称：“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希望你们在淮海方面打几个好胜仗”。“目前你处与刘邓之任务是集中全力歼灭薛岳十个旅左右，即能转换战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1页。)
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决策和相应的组织决定(山野和华野两个指挥部合并，陈、粟统一指挥)，由于敌情的变化和以及陈粟之间的继续存在争论，没有马上实现。
10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得知华中野战军主力北移，并且得知山野、华野主力有进攻宿迁、截断其后路的企图，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一面由两淮东犯涟水，威胁华野后方，一面由鲁南进占峄县、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面对变化的敌情，粟裕认为，要保障坚持苏中之后路，以利今后进入淮北，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因此建议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实力，首先歼灭由两淮东犯涟水之敌，同时积极准备执行淮北作战任务。他和张鼎丞、邓子恢于10月7日连发3电给陈毅，阐明此意图，并且提出“盼军长来此间统一指挥”。电报中说，“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不要仍存两套司、政”。“为确保指挥统一、指挥协同计，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
然而，尽管陈毅曾经于9月21日给中央的电报 “同意华中分局哿(20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并为毛泽东所嘉许，但此时又主张要么华中野战军随其一起进入山东，要么两个野战军分开行动，分别向南北两面出击。陈毅于10月7日和8日电复张鼎丞、邓子恢和粟裕，在同意粟裕南移作战计划的同时，提出“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在北面照顾”。“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10月9日，陈毅独自决定山东野战军回鲁。他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华中和山东负责人，称：“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显然，陈毅的反复的根源在于主要作战方向判断上的失误和偏颇，他认为此时山东才是关键，淮海“糜烂”不要紧。
中央已于9月22、23日明确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9103年12月，第1版，第136页。)而陈毅此时违背此决定，准备让山野、华野“分任南北”，华中分局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十分激动，表示坚决反对和不满。接到陈毅10月9日电报，当天就致电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表明坚决的态度：“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又发电报给中央并告当时在涟水前线的粟裕、谭震林，说他们3人当天就去陈毅处商谈。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本着为革命利益出发的做法，无论是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还是向陈毅面陈自己的意见，完全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而且，尽管粟裕肯定不同意陈毅的主张，但当时正在涟水前线，并未参与张鼎丞等三人发电报提意见这件事。可是，有人却把这封电报诬蔑为“反陈毅”，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无中生有地指责粟裕在这份电报上签了名，成为粟裕“个人野心主义”的重要罪状之一。（《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527页。）
此时敌情又有变化。两淮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得知华野主力南下，慌忙停止进攻涟水，暂时集结于两淮附近。10月10日，粟裕与谭震林联名电告华中分局，决定停止对两淮东进之敌作战，华野主力转兵北上。第二天，粟裕致电毛泽东并陈毅和华中分局，建议集中山野、华野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威胁徐州，直逼津浦，迫使鲁南、淮海之敌回援。他认为：“目前鲁南局势骤紧，此对华中之坚持亦有极大影响。鲁南不保，华中将难于坚持。但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华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他还特别说明，这个方案完全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对鲁南极有利，唯华中要吃亏，特别是后方冬衣(均在曹甸以东地区)有损失可能”。(《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84页。)
毛泽东接到双方的报告，慎重考虑了当前的形势，认为陈毅的见解是不合适的，否决了他的主张，对粟裕等人的战略见解十分欣赏和信任，于10月13日发电报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明确指示：“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22页。)
陈毅过去在泗县偏听少数人的意见坚持打桂系，此时又十分刻意回避桂系。他认为淮北地区敌人有准备，桂系部队也在那里。接到毛泽东电示后，仍然不愿意山东野战军留在淮海地区打仗，提出一个山野、华野全军到山东去的主张。10月13日亥时(21—23时)，他致电毛泽东，称：“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有困难，战场不好。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
两支野战军领导人有关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的争论，体现了他们之间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此前的争论中，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敏锐屡次支持粟裕等人。此时的陈毅对粟裕屡屡不同意自己的主张是不满意的，尽管粟裕背后有毛泽东支持，他还是表现出一生中对毛泽东指示少有的“顶撞”，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战区两位最高军事领导陈粟之间反复的争论，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对华东战区乃至中国革命均产生严重后果。因此，10月14日8时至9时，毛泽东致电陈毅，很严厉地批评陈毅没有主见，不断反复，提醒他对各方利害反思后向中央汇报：“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人鲁，假如人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
同一时间，毛泽东致电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希望他们再认真分析一下陈毅入鲁主张和他们出击淮海主张哪个更为合理一些。显然，毛泽东希望粟裕能以更充足的战略见解说服陈毅，也更坚定自己支持的决心。电报说：“陈军长元亥电仍主张山野、华野全军去鲁南，你们意见如何?速告。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粟裕以军事战略家的真知灼见，立即认真分析在淮海作战和在鲁南作战的利弊得失，并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他认为，从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要求来看，把鲁南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固然比淮海好。但是，从战局发展趋势来看，也存在4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第一，蒋介石军队当前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果我全军即刻人鲁，敌人的进攻重点也将由华中转入山东，华中将过早地丧失，对于我长期作战不利。第二，两淮失守后，敌人已对我军形成半包围态势，如果不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下一步作战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第三，我军撤出两淮，在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果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第四，为在苏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需要主力部队再打一个胜仗。因此，在全军人鲁以前，应当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好仗。(《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06—40页。)
在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下，陈毅不得不同意粟裕等人的意见，决定山东野战军暂缓去鲁南，而首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好仗。他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联名于10月15日子时(23—1时)将此最终决定报告毛泽东。
此时，中央得悉情报，国民党军有一个引诱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到山东围歼的计划，因为粟裕等人坚持不去，决意留在淮海，使敌人计划胎死腹中，这是粟裕对华东战区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之一。
见到陈毅终于改变自己原来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十分欣慰，10月15日即回电陈毅，指出：“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25页)
两个月后，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于12月18日在淮海地区取得了两军会合后的第一次大捷——宿北大捷，实现了粟裕“在全军人鲁以前，应当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好仗”的设想，成为华东战局第一个转折的标志，以实际战果证明了两个月前陈粟之间争论中，粟裕主张的正确和毛泽东支持粟裕的英明。
这场关于战略出击方向和指挥体制的争论，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10月15日改变了9月22、23日“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9103年12月，第1版，第136页。)的决定，在粟裕任副司令员的情况下，特别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决定：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
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区陈粟之间长时间有关战略见解和战役指挥体制争论，以及实践检验正确与否的结果。从此，粟裕即担负起合并后的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以及后来正式组成的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重任,“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陈毅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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